星期一早晨,馬丁·貝克自言自語地出現在維斯保加。他穿過走廊時,一個辦事員驚訝地註視著他。
整個週末他都覺得很舒服,雖然只有一個人過。事實上他已經想不起上一次這麼樂觀是什麼時候的事。一九六八年的那個夏季還不算太壞。
他衝破斯維瓦那個上鎖的房間的同時,也衝破了自己的牢籠。
他將那些從倉庫帳冊上抄下來的摘要攤開來,在一些大人物的名字旁邊加上檢查標記。然後他開始打電話。
保險公司有一件最要緊的工作:要賺最多的錢,所以他們會讓他們的人員拉長耳朵探聽消息。為了同樣的理由,他們井然有序地保存好他們的所有的文件,以防一個驚慌的瘋子來敲詐他們,妨礙他們賺取利潤。時下這種瘋狂的行為已經變得非常不近人情。他們的回答往往是:“不可能的,我們沒有時間。”
他其實可以用其他的方法對付他們,就像他星期五傍晚對付實驗室裡那個技師一樣;另外一個方式就是裝腔作勢,給他們更大的壓力,這對一個看來像是某個部門的官僚而言這通常會有用。身為警察,你很難叫其他的警察快一點,但是對其他的人,這種要挾非常好用。
“不可能的,我們沒有時間。這很緊急嗎?”
“的確非常緊急!你一定要幫我弄好。”
“你直屬的上司是誰?”
總會有諸如此類的問題。
答案一個個地冒了出來,而他一一將它們記下來:補償給付、案件結案、被保險人死亡。
馬丁·貝克不斷打電話、記筆記,那些帳冊的旁邊已經寫滿了東西,而他當然並沒有得到什麼答案。
在他打第八個電話的時候,他突發奇想地說:
“公司收到保險金之後,那些毀壞的商品都怎麼處理?”
“我們當然要檢查一下,如果還可以使用的,我們就廉價賣給員工。”
對,沒錯!而這也算是一筆不小的利潤,當然。
突然他記起自己在這方面也有些經驗。大約二十幾年以前,就在他結婚後不久,他的日子非常難過。在英嘉——成就這段婚姻的主因——出生前,他的妻子曾經在保險公司工作,在那裡她常常可以買到很多折價的肉湯罐頭,味道不是一般的差,罐子也常在運送的時候被敲得歪七扭八的。他們有時候連續好幾個月都靠那些罐頭維生;從那時起,他就開始不喜歡喝肉湯。也許卡爾·斯維瓦或是一些專家已經嚐過那些難喝的液體,而且發現它不適合人類。
馬丁·貝克還沒撥第九個電話,突然電話就響了起來。是有人找他要東西,當然那不可能是……
“餵,我是貝克。”
“餵,我是亞姆。”
“哈囉,真高興你打電話來。”
“是啊,不過你那裡似乎很忙。不管這些了,我只是想幫你最後一個忙。”
“最後一個忙?”
“在你升為委員之前。我知道你已經找到彈殼了。”
“你看到了嗎?”
“你以為我打電話來是做什麼的?”亞姆不悅地說。 “我們可沒有時間打電話閒聊。”
他一定知道些什麼,馬丁·貝克想,如果亞姆打電話來,那一定是有什麼重要的事,不然通常你只能收到他寫的條子。馬丁大聲地說:
“你真是好心。”
“你說的沒錯。”亞姆同意他的話。 “是這樣的,你拿來的那個彈殼已經磨損得相當嚴重,很難從上面發現什麼。”
“我了解。”
“我才不相信你了解。我猜你想要知道它是否與自殺用的那顆子彈吻合?”
“沒錯。”
一陣靜默。
“沒錯,”馬丁·貝克說。 “我想知道的就是這個。”
“它們非常吻合。”亞姆說。
“真的?”
“我已經告訴你了,絕對沒錯,我們可不是隨便猜猜而已。”
“對不起。”
“我想你沒有找到那把槍吧?”
“沒有,我不知道它在哪裡。”
“就這麼巧,”亞姆冷淡地說,“它現在就放在我的書桌上。”
在昆斯荷曼街特別小組的巢穴裡,正是一片愁雲慘霧。
布多沙·奧森匆匆趕到國家警察局去請示。國家警察局長告訴他們不准將消息外傳,而奧森非常急切地想弄清楚是什麼事情不能外傳。
庫爾保、隆、拉森三個人都沉默地坐著,他們的坐姿讓人想起羅丹的“思考者”。
有人敲了敲門,而幾乎同時,馬丁·貝克已經站在房間裡了。
“嗨!”他說。
“嗨!”庫爾保說。
隆點點頭,而拉森則沒有反應。
“你們看起來似乎不太高興。”
庫爾保看著他的老朋友說:
“無事不登三寶殿啊!什麼風把你吹來的?沒有人會自願一到這裡來。”
“的確,除非有人給了我錯誤的信息。你們這裡有個痞子叫莫里森的。”
“是啊,”隆說,“韓斯街那個案子的兇手。”
“你找他做什麼?”庫爾保質疑地說。
“只是想和他見個面。”
“幹嘛?”
“想和他談談——我想他應該會吐出些東西。”
“這我就不太確定了。”庫爾保說。 “他是個大嘴巴,但是沒有用在正道上。”
“他不承認嗎?”
“可想而知他不會。但是依照目前我們手上的證據,他是跑不掉了。我們已經在他住的房子裡找到他作案時戴的面具,還有凶器;而且我們也證明那是他的。”
“哦?”
“槍上的編號被磨掉了;而金屬上的磨痕與他住處的研磨機所磨出來的痕跡,在顯微鏡下的結果非常吻合。罪證確鑿!但是他還是一直否認。”
“對啊,而且證人也指認了他。”隆說。
“這樣……”
庫爾保開了口,但是並沒有馬上接下去。他在電話上按了按,並對話筒大聲下了幾個命令。
“他們現在就帶他下來。”
“我可以在哪里和他談談呢?”
“用我的房間。”隆說。
“好好問問那個白痴吧,”拉森說,“他是我們僅有的了。”
不到五分鐘,莫里森就出現了,還和另一個警察銬在一起。
“這似乎是多餘的,”馬丁·貝克說。 “我們只是談談話罷了,打開手銬然後到外面等一下。”
警衛打開了手銬,莫里森緊張地撫著他的右手腕。
“請坐。”馬丁·貝克說。
他們在書桌旁相對而坐。
馬丁·貝克以前沒有見過莫里森,但是他注意到這個男人似乎情緒非常激動,也非常緊張,一副快要崩潰的樣子。這並不令他感到驚訝。
也許他們曾經給他一頓好打,也許沒有。有時候,那些殺人犯被捕之後精神狀況都不太穩定,而且會失去理性。
“我是替死鬼而已。”莫里森尖聲說。 “那些警察或者別人在我家佈置了一些偽證。那家銀行被搶的時候我根本不在城裡,可是連我自己的律師都不相信我,我能怎麼辦?”
“你是瑞典裔的美國人嗎?”
“不是。你為什麼這樣問?”
“你說'佈置',這不是瑞典的用語。”
“噢,要不然你要怎麼說呢?那些警察衝進你家而且放了一頂假髮、太陽眼鏡、還有槍,天知道還有什麼別的!然後他們假裝當場人贓俱獲?我發誓我從來沒搶過銀行。但是連我的律師都說我沒有翻身的機會,你還要我說什麼?承認我殺了人?一個完全不相干的人?我快要發狂了。”
馬丁·貝克把手伸到書桌底下按了一下按鈕。隆的書桌是新的,上面狡猾地裝配了內藏式的錄音機。
“事實上,”馬丁·貝克說,“我和那些事毫無關係。”
“是嗎?”
“是,毫無關聯。”
“那你想要幹嘛?”
“談點別的。”
“還能有什麼?”
“一個我想你非常熟悉的往事。從一九六六年三月開始的,一箱西班牙利口酒。”
“什麼?”
“事實上我已經查過所有的文件。你合法進口了一箱利口酒,說那是要給客戶的,而且付了錢,付了所有的錢,包括裝箱。對嗎?”
莫里森沒有回答他。馬丁·貝克抬頭看見那個傢伙正張著口,滿臉震驚。
“我已經蒐集到所有的資料了。”馬丁·貝克重複道。 “所以我假定它是正確的。”
“是的,”莫里森終於說話:“你說的沒錯。”
“可是你根本沒收到什麼訂單。如果我猜得沒錯的話,那個箱子在轉運的時候不小心打破了。”
“是的,雖然我並不認為那是件意外。”
“對,你說的對。我相信那個倉庫管理員,叫斯維瓦吧,是故意打破的。”
“你說得真對,事情就這樣。”
“嗯,”馬丁·貝克說,“我想你對這些事也厭煩了,也許你不想談這個老故事?”
過了很久,莫里森才說:
“可以啊,為什麼不可以呢?說些我真的做過的事可能比較好些,要不然我會發瘋。”
“那就如你所願吧!”馬丁·貝克說。 “現在,依我看來,那些瓶子裡裝的不是利口酒。”
“目前為止你還是對的。”
“裡面到底裝的是什麼並不重要。”
“如果你有興趣我可以告訴你。那些瓶子是在西班牙裝箱的,雖然看起來像是酒,可是其實是製造嗎啡的原料。那個時候那是非常普遍的東西,運這些東西的利潤很不錯。”
“是的,但是就我所知,走私這種不當的東西——因為它是不當的——是很重的罪。”
“你說得對。”
莫里森說,他的態度就好像那時候也這麼認為似的。
“然後,我有理由相信你被這個斯維瓦勒索。”
莫里森沒有說話。馬丁·貝克聳聳肩說:
“我已經說過,你可以不回答。”
莫里森又開始有些緊張,他慢慢地改變了坐姿,但是他的手沒有移動。
他們一定是對他造成相當大的心理壓力,馬丁·貝克這樣想,而且有些驚訝。他知道庫爾保用的方法,而且知道它們大都很人道的。
“我會回答你,”莫里森說。 “不要停,這些事實可以讓我回到現實。”
“你每個月付斯維瓦七百五十元。”
“他想要一千,我說五百,七百五十是妥協後的價錢。”
“為什麼你不直截了當地告訴我全部的實情,”馬丁·貝克說。 “還是你有什麼事不清楚,我們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你真的這樣想?”莫里森說,他的臉抽動了一下,喃喃自語地說:“可能嗎?”
“真的。”馬丁·貝克說。
“你也以為我是神經病嗎?”莫里森突然問他。
“沒有。為什麼我應該這麼認為?”
“每個人似乎都以為我發瘋了,連我自己都快相信是這樣了。”
“只要告訴我真相,”馬丁·貝克說。 “一切當然都會有解釋。所以……斯維瓦壓榨你。”
“他是個吸血鬼,”莫里森說。 “那時候我不能被捉到。我以前被關過,還有一些沒有定罪的案底,而且被監視。當然你應該知道這些的。”
馬丁·貝克沒說什麼,其實他還沒有仔細查過莫里森的犯罪記錄。
“唉,”莫里森說,“一個月七百五十元也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一年九千嘛,光那個箱子裡的東西就比那多多了。”他想了一下,然後驚愕地說:“我搞不懂,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在我們這個社會裡,大多數的事情都會建檔。”馬丁·貝克和藹可親地說。
“但是那些混球每個禮拜都會打破一大堆箱子。”莫里森說。
“沒錯,可是你是惟一沒有要求任何賠償的人。”
“這是真的,我還必須求他們不要來,要不然那些保險鑑定員會來東看西看的。一個斯維瓦就已經夠了。”
“我了解。而你繼續付他錢。”
“大概一年吧,我想不理他了,但是只要我遲幾天匯錢,那個老傢伙就來恐嚇我,而我做的事都是不能見人的。”
“你可以告斯維瓦勒索。”
“是啊,然後自己進去蹲幾年牢。不,我只能做一件事——付錢。那個混蛋放棄了他的工作,把我當成他的退休基金。”
“而最後你受夠了?”
“是的,”莫里森緊張地擰著手帕。 “我只告訴你,”他說,“你應該不知道我付了多少錢給他吧?”
“我知道,五萬四千元。”
“你似乎知道所有的事。”莫里森說。 “餵,你能不能接替那些瘋子來辦這件銀行搶案啊?”
“這也許有點困難。”馬丁·貝克說。 “可是你也不是乖乖地就付錢吧,是嗎?你偶爾也嚇嚇他吧?”
“你怎麼知道?大概一年前,我開始計算這些年來付給那個賊的錢。去年冬季我去找過他。”
“真的?”
“我在城里和他見面,並且告訴他不要再這樣了。但是那個老頑固只是說,如果我不准時付錢,後果自己負責。”
“他會怎麼樣?”
“他會立刻衝進警察局。當然利口酒那件事已經是陳年往事,可是我其他的事就逃不過警察的眼睛了。我在從事的也不是什麼合法的事,何況我發現很難解釋為什麼要一直付他錢。”
“無論如何,斯維瓦告訴你一些事好讓你平靜下來,不是嗎?他說他快死了。”
莫里森沉默地坐了好長一會兒。
“斯維瓦告訴過你這些事嗎?還是你從檔案上看到的?”
“都不是。”
“那你是會讀心術還是什麼的囉?”
馬丁·貝克搖搖頭。
“那你怎麼會知道每個細節?他說他得了癌症,而且可能活不過六個月;無論如何,我猜他被嚇倒了。而我想,反正六年都過了,六個月一下也就過了。”
“你最後一次和他說話是什麼時候?”
“是在二月,他在哭,而且在抱怨。你大概以為我和他有點親戚關係。他說他正要去醫院——去'死穴',他這樣說的,其實是放射科診所。他似乎完蛋了,一切都要過去了,我自己這樣想著。”
“但是你打電話去醫院查問?”
“是的,他不在那裡,他們說他是到南區的一家診所。然後我開始懷疑事情有些蹊蹺。”
“我曉得,所以你打給那裡的醫生,說斯維瓦是你的叔父。”
“今天好像不是我來告訴你什麼事情的,不是嗎?到現在為止,我說的任何事情你都已經知道了。”
“哦,不是的……”
“什麼不了解?”
“例如,你用了什麼名字?”
“斯維瓦,當然,要說是那個混蛋的侄子,我一定得說我叫斯維瓦。你沒想到嗎?”莫里森既興奮又驚訝地看著馬丁·貝克。
“不,事實上我沒想過,你看吧!”
某種感情在他們之間開始萌生。
“我找到的那個醫生說老傢伙很健康,而且再活個二十年也不成問題。我算了算……”他沉默了下來。
馬丁·貝克很快地算了一下說:
“這意味著十八萬多。”
“對,沒錯。我投降了,你比我聰明多了。那一天我又付了三月份的錢,這樣存款單才會在他回家的時候就寄到。同時……噢,你知道我還做了什麼嗎?”
“你決定這是最後一次付錢給他。”
“說對了。我聽到他星期六還要去醫院,所以在他一走進商店去買貓食的時候,我抓住他,而且告訴他一切都要結束了。但是他還是一樣頑強,說如果下個月十二號他沒有收到銀行的通知單的話,我會知道有什麼結果。不過他被我嚇壞了。你應該知道他後來怎麼了?”
“他搬家了。”
“當然你也知道這事……以及我後來做的事吧?”
“是的。”
沉默了一會兒,馬丁·貝克感到錄音機好像完全沒有聲音了。在兩人會面以前,他曾經檢查它是否還能用,而且換上新的帶子。現在他必須想一個策略。
馬丁·貝克說:
“沒錯,我也知道這些,剛才說過了。大致來說,我們這次的談話可以告一個段落。”
莫里森看起來很明顯有些不安。
“等一會兒。”他說。 “你真的了解嗎?”
“是啊!”
“你了解,我卻不了解。他媽的,我甚至不知道那個老傢伙是生是死,這才是真正恐怖的地方。”
“恐怖的地方?”
“是呀,從那時起一切都……是的,都不對勁了,你可以這樣說。再過兩個星期,我就要因為一件莫須有的罪被判極刑了,而這裡的人都他媽的沒有一點羞恥心。”
“你是斯馬蘭人。”
“是啊,你到現在才知道?”
“對啊!”
“真奇怪,你不是什麼都知道?好吧,後來我做了什麼?”
“首先你查出斯維瓦的新住處在哪兒。”
“對,非常簡單。我跟踪他幾天,注意他出去的時間等等。他不常出門,而且他窗戶的簾子總是拉起來的,就算晚上出去也是一樣。我也查過那個了……”
“查過”,這是個通用的說法,每個人都常用到的,從小孩子開始,然後幾乎每個瑞典人都會說了;有時候連馬丁·貝克都在用,雖然他總是試著盡量說純粹的瑞典話。
“你覺得自己真的嚇倒斯維瓦了,而如果情況沒有好轉,你會殺了他。”
“我沒有想到那麼多。不過要殺他很難,所以我想出一個簡單的方法。當然你已經知道我說的方法了?”
“你想在他打開或關上窗戶的時候開槍殺他。”
“你很聰明嘛!你知道,那是惟一看得到他的時間。而且我發現一個很好的地點,很明顯你知道在哪裡。”
馬丁·貝克點頭。
“我說嘛!如果你不想進到屋子裡,只有一個地方可以做到:就是另一頭街上公園裡的斜坡。斯維瓦每天晚上九點鐘就會來打開他的窗戶,到了十點就會來關上。所以我在那裡對那個老傢伙開槍。”
“哪一天?”
“十七號,星期一——我原本應該去銀行的,以前都是這樣——晚上十點。再來就是恐怖的地方了。你不相信我?該死,我沒辦法證明。不過先讓我確定一下,你知道我是用什麼武器嗎?”
“知道,點四五的自動手槍——駱馬9A型。”
莫里森用手抱頭說:
“你真的是厲害,我原本還以為你不可能知道,可是你查出來了,真是厲害。”
“為了開槍的時候不被別人注意到,你還在上面加了消音器。”
莫里森點點頭,他非常吃驚。
“我猜是你自己裝上去的,一般型的,只能用一次。”
“對,對,說得沒錯!”莫里森說。 “說得沒錯,沒錯,沒錯!現在請你告訴我後來發生的事。”
“你先說,”馬丁·貝克說,“我再來補充。”
“噢。我到了那裡,開我自己的汽車去的。天很暗,四下無人,屋子裡有燈光,窗戶是開著的,窗簾是放下來的。我在斜坡上找了一個位置。過了幾分鐘之後我看了看手錶:九點五十八分。一切都和我想像的一模一樣,該死的老頭推開窗簾,出現在窗戶邊上,我猜他以為自己還能將窗戶關上呢。一切發生的時候我都還不是很確定要不要這樣做,我想你知道。”
“你還沒下定決心是要殺了斯維瓦,還是開一槍警告他一下。”
“這是真的。”莫里森沮喪地說。 “你也知道,這是真的。畢竟這些事只有我自己知道,除了這裡就沒有別人知道。”他用指關節敲著自己的額頭。
“但是在那一瞬間,你下了決心。”
“是啊,看到他站在那裡,我想殺了他是一勞永逸的方法,所以我開槍了。”
他沉默了。
“發生了什麼事?”
“唉,之後發生了什麼?我不知道。我大概不可能失手吧?雖然剛開始我是這麼想。他消失了,而且我看到窗戶好像被關上,一切都發生得太快了,窗簾也放下來。一切看起來都和平常一樣。”
“然後你怎麼樣?”
“我開車回家。我還能做別的嗎?然後每天我都看報紙,不過好像都沒有相關的消息。一切都令人不解——我當時是這樣想的。不過那和我現在想的不一樣。”
“你開槍的時候斯維瓦站在哪裡?”
“他靠著窗邊,而且他的右手舉起來。他應該是一手握拳抓住窗鉤,而另一隻手扶著牆。”
“你從哪裡來的槍?”
“我有一些朋友從國外買回一些武器,有輸出執照的。我替他們安排將槍枝帶進來,後來想想自己有把槍也不錯,所以我又向他們買了一把手槍。我對槍不太在行,只是覺得帶著它看起來很成風。”
“你確定打中斯維瓦了嗎?”
“當然。世事是令人難以想像的,但是其後的事就不是我能控制的了。我覺得很奇怪,為什麼沒有人去關心他?我曾經開車經過那兒,從窗戶觀察裡面的動靜,而它總是關著,窗簾也還是拉下的。所以我開始懷疑我到底有沒有打中他。不過此後最怪異的事發生了,哦,天哪,什麼亂七八糟的,沒有一件事我了解!現在突然有個你出現在這裡,而且知道一切的事。”
“我想有一些事我可以解釋。”馬丁·貝克說。
“我可以問你一些問題嗎,算是交換?”
“當然,你問吧!”
“我想先知道,我擊中那個混蛋了嗎?”
“是的,你當場殺了他。”
“那好。我剛開始還以為他人在這裡,就坐在隔壁的房間裡讀報紙,還笑到肚子痛。”
“所以,”馬丁·貝克嚴肅地說,“你已經犯下了謀殺罪。”
“我想是吧!”莫里森漫不經心地說,“我的那些兄弟們也是這麼說的,尤其是我的律師。”
“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為什麼沒有一個人關心他的死?報紙上連一行字都沒有。”
“斯維瓦一直到很久以後才被發現。剛開始從現場觀察我們還以為他是自殺的。”
“自殺?”
“是的,有時某些警察也是很粗心的。子彈直接從前面打進去,這是可以理解的,因為他當時是俯身向前的;而且那個房間從內部被鎖住,窗戶也是。”
“他一定是在跌倒的時候拉到的,所以鉤子才會掉到扣環裡面。”
“我也是這麼想的,大概是這樣吧!被這麼大口徑的子彈擊中,人通常會後退好幾碼,就算斯維瓦抓得不是很緊,窗子用力關上的時候,鉤子也可能自己就掉了進去。我看過類似的事,而且就是最近。”馬丁·貝克對自己笑了笑;“所以整件事都弄清楚了。”他說。
“弄清楚了?你怎麼知道我開槍之前在想什麼?”
“這個嘛,”馬丁·貝克說,“純粹是猜測。你還要問什麼嗎?”
莫里森驚愕地註視著他。
“還要問什麼?你是在捉弄我嗎?”
“絕對不是的。”
“那你可不可以解釋這些:那天晚上我開車回家,把槍放在一個舊袋子裡,還裝了石頭,裝得滿滿的,然後他媽的用吃奶的力氣搖了一陣後,再把它放在一個安全的地方。我已把滅音器拿掉,把它敲扁。它是只能用一次,但我不是自己裝的;就像你說的,它是和自動手槍一起買的。第二天早上我開車到車站,再坐火車到索德塔。在路上我走進一棟不起眼的房子裡,把滅音器丟進垃圾滑道裡。我甚至想不起是哪一棟房子。在索德塔我上了我自己的遊艇——我一直放在那兒——我開著遊艇在那個晚上回到斯德哥爾摩。第二天我拿著那個裝著自動手槍的袋子上船,開到海上,到維克斯島,而且在半路上把袋子丟到海裡,在海道上最深的地方。”
馬丁·貝克皺著眉頭。
“我確定自己只有做這些。”莫里森激動地說。 “我離開的時候沒有人能闖進我的屋子,我沒有給任何人鑰匙。而且我要幹掉斯維瓦之前,只告訴幾個認識我、且知道我住哪兒的人我要去西班牙。”
“是嗎?”
“可是媽的,你就坐在那裡,還知道一切。你知道關於自動手槍的事,而它很明顯已經沉在海洋的最深處了;你也知道有關滅音器的事。你能不能好心一點,幫我解釋這一切。”
馬丁·貝克思考了一下,然後他說:
“你一定有些地方說錯了。”
“錯了?我不是已經全都告訴你了嗎?媽的,我知道自己做了些什麼,不是嗎?還是……”莫里森開始奸笑,而後他突然停了下來說:“你只是在騙我!你別想騙我在法庭上重複這些話。”
那個男人又控制不住地笑了起來。
馬丁·貝克站起身把門打開,揮手叫值勤的警衛進來。他說:
“我問完了,暫時。”
莫里森被帶出去,還不停地笑著,聽起來讓人不太愉快。
馬丁·貝克打開書桌的抽屜,把錄音帶其餘的部分卷完,然後拿出來,走到特別小組的辦公室。隆和庫爾保還在那裡。
“怎麼樣,”庫爾保說,“你喜歡莫里森嗎?”
“不怎麼樣,但是他殺了人。”
“這次他又殺了誰?”
“斯維瓦。”
“真的嗎?”
“如假包換。”
“哦,錄音帶。”隆說。 “是從我的錄音機上錄下來的嗎?”
“是的。”
“那對你沒有什麼用,它壞掉了。”
“可是我試過。”
“是啊,剛開始兩分鐘還能用,之後你就只能聽到吱吱叫的聲音,明天工人才會來修理。”
“哦。”馬丁·貝克看著錄音帶說;“沒有關係,莫里森還是逃不掉,而且還有現場的證據。我們已經確定他和殺人用的武器有關聯,就像先前庫爾保說的。亞姆告訴過你還有一個消音器嗎?”
“有,”庫爾保邊說邊打哈欠。 “可是在銀行他沒有用。你看起來怎麼那麼奇怪?”
“關於莫里森還有些事很奇怪。”馬丁·貝克說。 “有些事我還是弄不懂。”
“你還要求什麼?”庫爾保說。 “完全洞察人性嗎?你要寫犯罪學的專題嗎?”
“再見,”馬丁·貝克說,之後他就離開。
“嗯,”隆說,“他當上委員之後會有充分的時間去研究的。”
莫里森被帶到斯德哥爾摩地方法院,被控謀殺、一般殺人、武裝搶劫、販賣毒品和其他的案件。
對這些指控他辯稱自己無罪,對每個問題他都回答說他什麼都不知道,警察是拿他來做替罪的羔羊,而且佈置了所有的證據。
布多沙·奧森的姿態擺得很高,被告發現自己一次又一次的被逼入絕境,在審理的過程中,檢察官甚至將一般殺人罪改判成二級謀殺。
只開庭三天,法官就定下判決:莫里森因為槍殺那個健身協會主任及韓斯街銀行的搶劫案被判終身監禁。其他的案子也被判有罪,包括被指控為莫斯壯和莫倫的同謀。
另一方面,他被控謀殺卡爾·愛德溫·斯維瓦的罪則沒有成立。因為他的辯護律師——雖然剛開始時有了先人為主的想法,有些感情用事,但後來突然清醒——對當時那種情況下蒐集的證據大加韃伐。此外他還傳了自己請的專家,對彈道的比對過程提出懷疑,聲稱彈殼已經遭到嚴重的毀損,根本不能說一定是從莫里森的自動手槍裡發射出來的。
馬丁·貝克也出庭作證,但是他所說的事充滿了漏洞,而且是建立在一些荒謬的假設上。
從所謂正義的角度來看,那並沒有什麼差異,莫里森被判一個或是兩個謀殺罪,對結果都沒有影響。在瑞典,無期徒刑是法官所能裁定的最嚴酷的刑罰。
莫里森帶著一種詭異的笑容聽他的判決。在審判的過程中,他一直有些奇怪的舉動。
當法官問被告是否了解對他的判決的時候,莫里森搖了搖頭。
“基本上這表示你已經被判定搶了韓斯街的銀行和殺了葛登先生——那個健身協會主任——這兩項罪名。另外法院已經宣告你謀殺卡爾·愛德溫·斯維瓦的指控無罪。整體來說,你已經被判終身監禁,而且在終結書送出和上訴之後就會被送進監獄。”
當警衛把他帶走的時候,莫里森笑了起來。注意到這件事的人都覺得他既不後悔,也不尊重法律或法院,是個極端麻木不仁的罪犯。
莫妮塔正坐在旅館大廳裡一個綠意盎然的角落,她的膝上放著一本成人教育課程的意大利文法書。
在下面花園中的小竹林裡,莫娜正和她的新玩伴玩耍,他們就坐在林中稀疏的陽光下。而莫妮塔聽著他們愉悅、快活的聲音,非常驚訝孩子們即使不了解彼此所說的語言,也能輕易地溝通。莫娜已經學會好幾個單字,而且莫妮塔也確信她的女兒學這個饒舌的外國語言一定會比她快。事實上她已經快要放棄了。
在這家旅館,她用一點英語和少數幾句德語就可以過得去了,但是她想和旅館人員之外的人談話,這就是為什麼她開始學意大利話的原因。意大利話似乎比斯洛芬尼亞語好學,而且他們現在就在意大利的邊界附近,所以她希望她將來會用得上。
天氣出奇地熱,雖然她是坐在樹陰下,而且十五分鐘前才洗完今天早上的第四次澡,但是這種氣溫還是讓她覺得昏昏欲睡。她合上書,把它放進椅子旁邊的手提包裡。
在旅館花園外面的街道和人行道上,輕裝便服的觀光客人來回穿梭著,其中有許多是瑞典人,似乎太多了點,莫妮塔想。要在人群中區別那些小鎮裡的居民非常容易,他們走動的時候非常自然,而且知道自己要到哪兒。他們之中有許多人還搬著不同的東西:裝著蛋或水果的籃子、從碼頭麵包店運來的黑麵包、釣魚用的捕網或是他們自己的孩子。過了一會兒,一個男人頭上頂著剛屠宰的豬走過去。大部分的老人都穿著黑色的衣服。
她叫了莫娜一聲,莫娜跑過來,她的新朋友跟在她後面。
“我想我們應該去散散步。”莫妮塔說。 “只要走到羅沙塔的房子那兒再回來。你要去嗎?”
“我一定要去嗎?”莫娜說。
“不,當然不是。如果你想留在這裡玩也可以,我一會兒就會回來。”
莫妮塔開始向旅館後面的山丘出發。
羅沙塔的房子建在山腰上,從旅館散步到那兒大約要十五分鐘。雖然羅沙塔已經在五年前去世了,但是大家還是這麼稱呼它。現在這棟房子歸她三個兒子所有,他們在城裡也都有自己的房子。
莫妮塔剛到這裡的第一個星期,就和他們兄弟中最年長的一個認識了。他在港口附近經營一家酒館,而他的女兒也是莫娜最喜歡的玩伴。雖然莫妮塔現在已經認識了他們家裡所有的成員,但是她只能和那個男的聊上幾句,因為他曾做過船員,可以說流利的英語。這麼快就能在鎮裡交到朋友讓她覺得很欣慰,但是最令她高興的,是她已經安排好在那個秋天租下羅沙塔的房子。現在住在那裡的美國人只呆完這個夏天,之後他們就要回家去了;而既然到明年夏天之前那棟房子還沒有說好要給其他的人住,那個冬季她和莫娜就可以住在那兒。
羅沙塔的房子外牆是白色的,非常寬敞,也很舒服,位於一片大花園中,而且視野遼闊,從這裡的山上可以俯瞰港口和海灣。
有的時候莫妮塔會在花園裡停留片刻,坐下來和那個美國人聊天。他以前是一名軍官,退休後就住在這棟房子裡寫他的回憶錄。
莫妮塔走上斜坡的時候,又回想起那些將她帶到這裡來的過程。過去這三個星期來她不知道想過多少次,而且每次想起這些都令她感到驚訝,驚訝於一旦她決定要做,一切都進行得如此之快,而且如此地簡單。她也無法忘懷為了完成這項工作,她曾經殺過人。但是無疑地,隨著時間過去,她逐漸忘卻那個無心、但是必要的一擊——那一聲槍聲在她失眠的夜晚,還是會不斷在她耳邊迴響。
在菲利普·莫里森家廚房水槽的櫥子裡發現槍,是一切的開始。事實上當她站在廚房裡,手中握著那把自動手槍的時候,她就已經下定決心了。之後她花了二個半月制定行動的計劃,並且樹立她的信心。那十個星期裡,她腦中想的只有這件事。
最後她行動的時候,還考慮過每種可能的情況,包括她還在銀行里面的時候會發生的情況。
她沒有考慮到的是,可能自己會受到驚嚇。而這正是當時所發生的事。她對槍是一無所知,而且她本來只是計劃拿槍來嚇人的,所以她根本沒有真正仔細檢查過它。它會突然擊發,就那樣擊發,是她始料未及的。
看到那個男人向她撲來,她下意識地扣下扳機,她是在完全沒有準備的情況下開槍的。看到他倒下,也意識到她做了什麼,把她嚇得幾乎失去控制。她很驚訝自己還能想到一定要照計劃行事;雖然如此,她的內心其實已經被嚇呆了。
坐地鐵回家之後,她把袋子和錢都藏在莫娜的衣服堆裡。那是她前一天就弄好的。
但是在那之後她開始像個無頭蒼蠅一樣到處亂跑;她換過衣服和涼鞋;她搭計程車到阿姆菲德斯街。這不是她最初計劃的一部分,但是忽然她覺得莫里森必須對她殺人這個罪行負大半的責任,所以她故意把槍放回原來她發現的地方。
但是當她再一次站在他的廚房的時候,她意識到這個想法是很不妥當的,她感到非常驚慌而逃跑。到了地下室,她注意到門是開的,她剛要打開門,把那個袋子丟到垃圾堆裡的時候,聽到一些聲音,她知道那是收垃圾的人來清理那些垃圾桶。所以她又跑進通道的另一頭去,在那裡有一間類似儲藏室的地方,她將袋子藏在角落上的一個木箱裡面。等到那些收垃圾的人用力將門關上之後才出來,然後快速離開那棟大樓。
她第二天早晨就離開了瑞典。
莫妮塔一直夢想著到威尼斯。而在她搶了銀行後不到二十四個小時,她發現自己已經到了那兒,和莫娜。她們只停留了兩天,因為旅館實在很難找,而那裡的熱是很悶的,再加上運河發出的惡臭,幾乎讓人無法忍受。她想她們可以等旅遊旺季結束之後再來。
之後她們搭乘火車到的港,再轉到南斯拉夫的一個小鎮,伊斯特里亞鎮,也就是他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在旅館的衣櫥裡放著一個尼龍大袋子,裡面放了八萬七千元的瑞典紙幣,她想過好幾次應該把它放到比較安全的地方。哪一天應該到的港去,找家銀行把錢存進去。
那個美國人不在,於是莫妮塔走到花園裡靠著一棵樹坐下,她請那一定是棵松樹。
她把腿縮起來,下巴頂著膝蓋,眼睛注視著亞得里亞海。
今天的天氣異常地清明,她可以看到海平面,還有一些白色的汽艇正要進港。
現在是正午,烈日照著下面的岩石和白色的海岸,藍色閃耀的海灣看似在向她招手。不一會兒,她就要奔向那裡去游泳。
在警察總署大樓最陳舊的一個角落的一個房間裡,警察署長召督察長莫姆去那兒。陽光正投射在他那覆盆子般的紅色地毯上,形成一個歪斜的菱形,而且從緊閉的窗戶外傳來地鐵工程微弱的噪音。他們正在討論馬丁·貝克。
“其實你所處的地位比較適合對他的表現做評論,不僅是在他請病假的這段時間,對他來上班的這兩個星期也是。”署長說。 “你覺得他如何?”
“那要看你指的是什麼了。”莫姆說。 “你是指他的健康狀況嗎?”
“醫生才能判斷他身體狀況的好壞,就我了解,他已經完全復原了。我指的是你覺得他的心理狀況可不可以。”
督察長莫姆用手撫著他那已經梳得非常整齊的頭髮。
“嗯,”他說。 “這很難說……”
房間裡一陣沉默,署長在等他繼續說下去,他略為不耐煩地說:
“我不是在問你他精神方面詳細的分析結果,我只是要你告訴我,你對他的表現有什麼印象。”
“我也並不常和他見面啊,長官。”莫姆迴避說。
“可是你和他接觸的機會比我多。”署長語意甚堅地說。 “他還是老樣子嗎?”
“你是說和他受傷之前比嗎?不,也許不一樣了。不過,當然,他這段時間都在休養,也沒有工作,也許要花一些時間他才能恢復往日的雄風。”
“你認為他變得怎麼樣了?”
莫姆以一種不確定的眼神看了他的老闆一眼,然後說:
“嗯,沒有變得更好就是了。當然他還是有些奇怪,也不容易被看透;而當然,他還是時常喜歡把事情攬到自己頭上。”
警察署長傾身過去,皺著眉頭說:
“你認為這樣嗎?好吧,我想是真的,但是現在看來他的工作成效還是不錯的。你是在暗示,他獨斷的作風更明顯了嗎?”
“其實,長官,我也不知道,畢竟他回來工作也不過幾個星期而已啊!”
“我的印像是他總是心不在焉的。”署長說,“他的衝勁好像沒有了,只要看最近他調查保斯街發現死屍的那件案子就知道了。”
“是的,”莫姆說。 “他辦得亂七八糟的。”
“而且不是普通的亂。還不只這樣呢,這整件事變得更讓人摸不著頭緒了,我們只能慶幸新聞界沒有對這個案子產生興趣。看來還不算太晚,可以把這個案子公開了,希望這不會為我們帶來困擾,尤其是對貝克。”
“我不知道我應該說些什麼。”莫姆說。 “一些調查的結果似乎只是想像出來的,就像那些未經證實的指控……唉,真不知道該怎麼辦。”
署長站了起來,走到窗戶旁邊看著對面阿內街的市政大樓。過了幾分鐘後他坐回椅子裡,雙手放在桌上,用指甲刮著桌面。他說:
“關於貝克的事我想了許多,而且你也了解,不只是我一人對早先決定升他為委員的事感到煩心。”
他停頓了一下,莫姆專心地等著他接下去。
“現在,這是我看這件事的角度,”署長繼續道。 “貝克處理這個史寇事件的方式……”
“斯維瓦,”莫姆插口說。 “他的名字是斯維瓦。”
“什麼?啊!是,是的,是斯維瓦。貝克的行為似乎顯示他還不太能適應,你認為呢?”
“就某些方面來說,他似乎有些胡言亂語,我認為。”莫姆說。
“哦,我們希望情況沒有你想像的那麼糟糕,但是從心理學的角度來說他不太平衡。而我的看法是我們應該觀望一陣子,看看這是不是永久性的,或只是他生病過後短暫的反應。”
署長舉起他的手,離桌面大約一寸,然後再放下。
“換言之,”他說,“在這種情況下,我認為讓他升職是有些冒險的。最好是讓他留在目前的位子,然後我們再看看事情的發展如何。畢竟他的升職只是提議,都還沒有上報委員會,所以我提議我們將整件事擱置,暫時不要再討論下去。我手上還有其他適當的人選可以擔任這個職務,而貝克也不會知道他的名字曾經被提出來討論過,所以沒有什麼損失。我們這樣做可以嗎?”
“可以的,長官。”莫姆說。 “我相信這是個明智的決定。”
警察署長再一次站起來走向門口,然後替莫姆開門;而莫姆馬上從椅子上跳起來。
“我也這麼認為,”警察署長一邊說一邊關上門,“一個最明智的決定。”
幾個小時之後,升職被駁回的謠言傳到馬丁·貝克的耳中。這是僅有的一次,他同意警察署長的意見。
毫無疑問的,警察署長做了一個少見的明智決定。
菲利普·費思佛·莫里森正在他的牢房裡踱步。他發現坐著不動對他來說是不可能的;他的腦筋也是,沒有一刻能靜得下來。但是日子久了它們還是變得單純了,現在它們只局限在幾個小問題上。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又為什麼會這樣?
這兩個問題他都找不出答案。
監視他的警衛將他看到的情形告訴監獄中的精神病醫師,過了一個星期他們會再告訴牧師。
莫里森繼續尋求解釋。而給別人一個解釋是牧師的專長,也許他能夠幫得上忙。
現在那個囚犯正靜靜地躺在黑暗中,他無法入眠。
他想:
到底他媽的發生了什麼事?
又為什麼會這樣?
一定有人知道。
誰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