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是說您認識峰脅先生？”
剛一坐下來，據井便開口說道。看來他這人是個實幹主義者，似乎正是為了提出這個問題，他才願意與吉敷這個屬於檢察方的危險人物交談的。
“他是我的上司。”吉敷答道。
不可思議的是，吉敷感到光是這樣說心裡就有些不大痛快。或許是這種說法讓他有種惡棍小弟的感覺，實在無法接受。
“您剛才說，之前您已經和恩田夫婦談過了？”
吉敷點了點頭。
“那麼您應該很清楚，我們目前正處在苦戰之中，必須拿出一件無以撼動的新證據來。但實際上，這樣的東西根本就不存在。不過對方手裡也沒有新證據，情況和我們完全相同。他們只有恩田先生的自供書。如果從一審時就據理力爭的話，這件案子是否成立都未可知。”
據井的話聽起來有些缺乏條理。他的眼睛並沒有看著吉敷，而是一直盯著吉敷身後的牆壁，說話時還在不停地撩起額前的頭髮。然而他的態度卻給人一種鍥而不合的感覺，像個執著的熱血律師，從而漸漸贏得了吉敷的好感。
“所以呢，哪怕只是很小的證物，只要有，我就能設法讓這案子通過申請，開庭重審。因為對方手裡什麼都沒有，說起來，對方實際上就是法院的面子罷了。”說完，他第一次看了一眼吉敷的臉，“這件冤案其實就是那位峰脅先生一手造成的，這一點我想您應該很清楚。”
據井的目光打探著吉敷內心的想法。
只聽吉敷說道：“雖然在我的立場上不應該這樣說，但事實的確如此。”
恩田應該更加努力抗爭的，據井也是，想要解救恩田，應該更早些——至少從控訴審時開始——插手案件，或者徹底推翻目擊者的證詞。支撐恩田有罪的證據，主要是當事人的自我供述，以及檢察官提出的所謂目擊者證詞。現在才來蒐集反擊的素材，實在是太遲了。如果打從一開始就更認真地參與訴訟的話，如今自己也不必插手了。
雖然峰脅的確是個人渣，但要把所有的責任都往他頭上推也有些太殘酷了。也正是因為他是那樣一個人，才能在搜查一課幹出些成績。要是缺少了他那種連自己腦袋在哪兒都會忘記的猛勁兒，刑警也難發揮其職權了。儘管心裡堆積著小山一般的話想講，吉敷卻還是沉默不語。
“如果能讓峰脅先生在法庭上作證，講述一下昭和三十三年，在姬安署裡取得恩田先生自供時的情況的話，我們就能獲勝了。”
據井一臉認真地說著，可話才聽到一半，吉敷便在心裡笑了起來。這可真是典型的對案件搜查一無所知的精英人物的想法。刑警可不是一份學學法律，只要通過了考試就能勝任的簡單腦力工作。那是這個世界上最糟糕的垃圾工作。骯髒、猥褻，同時還伴有危險。那種危險並不是指會失去生命，如果只是會被人一槍打死的危險的話，一課裡估計沒有哪個人會害怕。曾經有刑警被人用刀子刺進眼睛、刺穿腦袋，痛苦掙扎了一個月之後才死。也有半邊肺部被徹底壓碎，至今依舊痛苦活著的人；有這輩子注定要在輪椅上度過的人，也有因全身燒傷，為後遺症所困擾的人。這就是犯罪搜查官，做這行的人怕的是不死，而是不光自己躺在病床上遭受折磨，還給身邊的人帶來極大的麻煩。
這種危險裡不光有金錢的誘惑、受傷的風險，同時還有女人的誘惑。有時刑警們會覺得這個世界已骯髒到不能再骯髒的地步。什麼正義感，全他媽的見鬼去吧。只要在這一行里吃上三年飯就會明白，那些天真的玩意兒通通不管用。峰脅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世界裡走過了他人生三分之二的。想讓他出庭作證，無異於拿著百貨公司的購物券，去向上野動物園裡的大猩猩推銷東西。完全是雞同鴨講，弄錯了對象。
“要讓峰脅出面，那是不可能的。”吉敷說道。
他回想起主任在咖啡館裡與恩田繁子發生衝突的場面。如今他已弄清了整件事的來龍去脈，估計當初讓繁子去找峰脅交涉的人就是這位據井律師。凡事商量著辦嘛……會說出這種話的人，根本就不知道刑警們生活在一個怎樣的世界裡。恩田也一樣。而對手是一個在這種世界裡生活的人，這邊就應當更加耐心地去戰鬥，不能輕易認輸。
“不可能嗎？”據井確認道。
“除非把他弄瘋，情況或許會不同。與此相較，還不如去找伊達屋的老闆，他的目擊證詞如何？他一會兒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一會兒又說沒看到，證詞顛來倒去，前後矛盾。現在他說看到還是沒看到？”
“伊達屋那條線不行。他上週去世了。”
“去世了？”吉敷失聲叫道。
“是的，去世了。”
“那麼，他最後的證詞……不對，應該是調查報告，是怎麼寫的？究竟看到過還是沒看到？”
“說是看到過，不過估計法院也不會採信他的證詞。正如你所說，顛來倒去，前後矛盾，完全沒有半點可信度。我們也曾懇求過他，如果他還活著應該會同意。但反過來說，這算是我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讓法庭不要採信伊達屋的證詞。”
“已經是你們所能盡的最大努力了嗎？”
“是的。”
怎麼會這樣？吉敷心想。沾血外套不行，現場的沾血指紋也不行，而曾經說案發當日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的目擊證人，也在留下“看到過”的證詞後身亡。除此之外，被告還留有一份自供。一審二審時都伏法認罪，未就事實部分展開過爭辯，卻在終審時翻供。審請會被駁回完全是理所當然的事。現在這樣，怎麼可能通過重審申請審查？
“你們打算怎麼打這場官司？”吉敷問道，內心一陣焦躁。他們的想法真是天真，恩田這邊的陣營裡，每一個人的想法都太天真。像玩家家酒一樣去打官司，怎麼可能有半點勝算？
“我說過的，我們準備找峰脅先生……”
“峰脅那邊想都別想！”吉敷不由得拔高了嗓門，“別看那傢伙如今已經是個老頭兒了，卻強硬得像石頭。除非你們打算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否則想都別想，而就算你們真的把他的一條胳臂擰下來了，他也未必會說實話。”
據井默然不語。
“他還曾因抓獲恩田受過表彰。這樣一來，他就更不可能說出當時的實情了。再說，這種事關係到警方的整體威信，警局也會設法阻止他作證的。威脅他一個人都是白費心機，警察可比法院更要面子。”
據井點頭。
“一審和二審時，沒有圍繞犯罪事實展開過任何爭辯嗎？”
“沒有。”
“不是有證人作證說案發當日，曾看到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是的。”
“有沒有找到能夠證明這一證詞的目擊者？”
“沒找到。報告上也沒提到過。”
“你們有沒有調查過？”
“恩田先生說當時有兩個小孩曾經看到過那一幕。”
“這我知道。我問的是你們有沒有去調查過那兩個孩子？”
“沒有。畢竟那已經是四十年前的事了。”
話是這麼說，但吉敷身為刑警，總覺得這種事至少該稍微打聽一下。只要前進，就一定會有所斬獲。如果從一開始就撒手放棄，肯定會一無所獲。吉敷不想埋怨律師，他知道律師的工作很忙。而且律師的費用都是一次性收取的，實際的工作量由各人自行裁量。也就是說，工作越熱心積極，平均下來每小時獲得的酬金反而越少。如果不必四處奔走，只用看看資料，在法庭上辯論一番就能搞定的話，他們就能同時處理多起案子。從結果上來說，收入就會大大提升。他們也要養活妻兒老小，支付事務所的房租，吉敷知道這很不容易。可如果換作他們來當刑警，估計絕大多數案件都會無疾而終。
“沒有任何人能證明當時恩田在北上川邊殺雞嗎？”
“沒有。”
“就只有他太太嗎？”
“他太太雖然這麼說過，但不管是一審還是控訴審，她都沒在法庭上作過證。”
這麼說倒也沒錯，當時的辯論焦點是精神鑑定，作為妻子是不可能說出那種話來的。如此看來，查閱公審報告果然是毫無意義的舉動，上邊沒有半點量刑材料。
“前方的路可真說不上光明啊。”吉敷直言不諱。
“恩田幸吉明明是清白的，卻沒有任何可以證明的證據。”
“話雖如此，對方的情況也一樣。”
不，情況完全不同。對方手裡有恩田的口供，這邊也得拿出能與此抗衡的東西來才行。正因如此，雖然明知困難，律師卻依舊想去懇求峰脅，這樣的想法不難理解，但吉敷還是覺得應該另做打算。
“就目前的情況來看，對方的處境與我們並不相同，敵人已領先我們半步。如此下去，我方是毫無半點勝算的。我記得還有另外一通目擊證詞，說曾在現場附近看到過恩田幸吉。”
“啊，那是小孩說的，沒什麼可信度。”
“但後來不是作為證據採信了嗎？”
“話是如此，可那是兩個孩子說的。而且一審出庭時沒有說，控訴審時才第一次說曾經看到過。是檢察官提出的證人。”
“那一審為什麼要傳喚他們出庭呢？”
“因為他們是河合民夫及其女兒弘子屍體的第一發現者。”
“哦，是這樣啊。”
“是的，法庭原本是把他們作為案件第一發現者傳喚的。案發當日，兄弟倆正巧在姬安山里玩耍，偶然發現了河合民夫與弘子父女的屍體，便徒步下山報了警。一審出庭的時候，他們只說了發現屍體的情況，除此之外沒多說什麼。可到了控訴審的時候，他們突然又說曾經看到過兇手恩田的身影。”
“原來如此，是補充說明啊。”
這是常有的事。一旦遇到證據不足的情況，檢察方會這樣進行補充。
“當時那兩個孩子幾歲？”
“我記得一個十歲，一個七歲。請稍等片刻。”
據井站起身來，走到屏風後面的房間——那應該是他的個人辦公室。
沒過多久，據井拿著一本有黑色硬皮封面、看起來像賬本似的資料夾走了回來。
“哥哥生於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年），弟弟生於昭和二十六年（一九五一年），由此推算，案發時兩人確實分別是十一歲和七歲。哥哥的名字叫藤倉一郎，弟弟叫次郎。”
“什麼？”吉敷不由得失聲叫了出來，向前探出身去，“是藤倉一郎和次郎兄弟倆？這是真的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