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如同一直在對吉敷一個人傾訴。不過如此認為的也只有吉敷一個，女人或許根本沒有察覺到他的存在。吉敷一直靜靜地坐在女人右後方的長凳上聆聽，自己是否進入了她的視野都讓人懷疑。在她的意識裡，應該是在向沒有半個人影的空氣講述吧。
“案子的重審申請終於開庭了，但我們手裡缺乏新的證據。要讓重審的請求通過，就必須拿出一些說服力更強、更加無法撼動的新證據來。然而到目前為止，我們手中依舊只有伊達夫婦提供的證詞。如今伊達夫婦年事已高，法庭能否全盤採信他們的證詞這一點都值得懷疑。人老了難免會犯糊塗，說的話有時甚至會前後矛盾，只要警方稍稍威脅一下，他們就有可能更改證詞的內容。
“但是，如果我們能在重審申請中獲勝，讓法院對案件重新展開審訊，就等於是贏了。因為重新開庭審理這一決定就意味著對方承認了自己的錯誤。然而，我們手裡什麼都沒有，遺留在現場的指紋之類的證據又被隱匿於塵土之中，不見天日。我丈夫的外套、家裡的菜刀，還有被認定為凶器的刀子，這些東西全都沒再出現過。如此一來，我丈夫就很有可能會因為莫須有的罪名而被殺掉。實際上，眼下針對我丈夫的死刑隨時都有可能執行。以前也曾出現過在提出重審要求的過程中，被告被執行死刑的實例。因此，我現在的請求……”
說到這裡，女人突然停住了，並好長時間都沒再接著說下去。吉敷不禁納悶，她這究竟是怎麼了？看樣子，她並非是因為心中感慨良多而哽咽難言，因為她之前說話時的語調是那麼地平靜。女人沉默不語的呆站了足足五分鐘之久。吉敷看著她，只見她晃晃悠悠地後退了幾步，一屁股坐在放著手提包的長凳上。後退的時候，她一直沒有看身後。
或許是說累了吧，她一直坐在長凳上，久久不曾挪動，完全陷入呆滯狀態。剛開始，吉敷還在懷疑她的腦袋是否有些不大對勁兒，但事實上並非如此。她的話雖然讓人聽得一頭霧水，但從道理上來講完全能說得通。而且她對那些專業審判用語的理解都非常準確。
這樣一個正常人獨自跑到日比谷公園裡對著空氣演說，她到底想幹什麼？
“你的請求是什麼？”吉敷稍稍提高了些嗓門，問道。
女子猛地把臉轉向右後方，盯著吉敷看了好一會兒。半晌，她衝吉敷輕輕地點了點頭，臉上卻不見絲毫笑意。
吉敷也以點頭回應。她應該認出了吉敷，沒有一下子就認出來，並不是因為忘記了，而是眼睛不好的緣故吧。
吉敷心中暗忖，猜想對方或許會反問自己是否聽到了她的演說，但女人一句話都沒有說。彷彿嗓子用到了極限，只得沉默不語。如此一來，就只能由吉敷主動發問了。
“想為你丈夫伸冤，是這麼回事吧？”
話雖這麼說，但其實吉敷並不相信這是件冤案。雖然女人的執著令人感動，但盲目相信親人是蒙冤受屈的例子實在太多。儘管事實上真有冤情的例子也並非完全沒有，卻並不算多。至少吉敷是這麼認為的。如果對每一個被捕重犯親屬的話都信以為真，隨隨便便答應他們的要求，那麼犯下重案、量刑較嚴的人就都會高聲喊冤，社會秩序將變得混亂不堪。
“是的。”女人點了點頭。
“你能在法庭上證明他的清白嗎？”吉敷問道。
“能。”女人立即回答。
“你打算怎麼做？”
“曾說在案發當天看到過我丈夫的伊達夫婦已經同意出庭作證，證明自己當年曾受警方威脅，而在法庭上撒了謊。”
這話在吉敷聽來是如此地刺耳。的確，有些警察會採用這種卑劣的手段，但並非時時如此。聽到這樣的事，那些喜好打抱不平的人或許會立刻拍案而起，說這些全是警方捏造的事實；可如果事後得知抓獲的人的確就是罪犯，他們又會馬上擺出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所謂的罪犯，是不可能一邊和你喝茶閒聊，一邊對自己的罪行供認不諱的。
“那些警察究竟抓著什麼把柄，能要挾那對夫婦做如此惡劣的偽證呢？”
“伊達夫婦經營著一家兼營住宿和餐飲的小旅館，名叫'伊達屋'。早年曾組織一些年輕姑娘在店裡賣淫。”
“你這麼說有證據嗎？”
“這件事當地人都知道。”
“這可不夠。你得拿到曾在那裡賣淫的女子的口供，或者曾在那裡消費過的男人的證詞，亦或是能夠證明確實存在賣淫行為的其他證據，比如賬簿之類的東西。”
“都是許多年前的事了，那些東西早就找不到了。”
“許多年前？具體是什麼時候？”
“案子是昭和三十三年發生的。”
“審判的時候，賬簿之類的東西都沒在法庭上出現過嗎？”
“嗯，沒有。一審的時候，伊達夫婦還沒出庭作證呢。”
“也就是說，目擊證人是二審時才出現的？”
“是的。不過當時我還不知道伊達夫婦是在撒謊。不，我知道他們是在撒謊，但還沒弄清警察到底是用什麼方法威脅伊達夫婦的。”
吉敷覺得言之有理。
“當時律師怎麼說？”
“當時那名律師姓本井，原來曾是檢察官，因此他的思想和檢察官一模一樣，完全不相信被告說的任何一句話。”
“不是說有些律師一聽到冤假錯案就血脈賁張嗎？”
“那是現在，如今的律師中的確存在這樣的人。而當時的風潮正相反，認為一旦和冤假錯案扯上關係，這名律師就一輩子抬不起頭來，還會被同行排擠、疏遠。所以，本井律師並不想讓我丈夫的案子成為一件冤案。我聽說他曾對我丈夫說；如果他在法庭上說上訴書裡有假的話，這件案子他就再也不管了。”
吉敷不知該說些什麼好。莫非當年的司法界當真有那麼一股風潮？還是說，所有這一切都是這個女人精心編造的謊言？在這一點上，吉敷還沒有足以判斷真偽的證據。
“那麼，你丈夫當時是否認罪了呢？”
“認罪了。”
吉敷不禁嘆了口氣：“認罪了啊？那這樣一來——”
“那是被嚴刑拷打逼出來的。是不得已的選擇。當時我丈夫身患重病，他們卻還接連幾天對他拳打腳踢……”
“《刑事訴訟法》有規定，警察是不能輕易對犯人進行拷問的。嫌疑人擁有保持沉默的權力，同時還可以把律師找來。”
“那是新的《刑事訴訟法》，舊的《刑事訴訟法》裡沒有這條規定。”女人說道。
“可你丈夫的案子不是昭和三十三年發生的嗎？昭和二十幾年的時候，全國就已經改用新訴訟法了啊。”
“刑警當時根本沒有告訴我們這些事。別說什麼新的舊的了，我和我丈夫就連什麼是《刑事訴訟法》都不知道。不光這些，記得當時他們就連逮捕令和搜查令都沒讓我們看過，簡直就是非法拘捕。”
“如果情況當真如此的話，那確實可以算是非法拘捕。不過到了法院之後，他們就拿出逮捕令了吧？”
“他們手上沒有半點證據，根本就拿不到逮捕令。可惜我們當時連'逮捕'是啥意思都搞不清。大半夜的突然被他們從床上拽起來，我丈夫嚇得魂不守舍，一句話都說不出來。”
或許她說得沒錯，這世上真的存在膽敢無視《刑事訴訟法》、強行逮捕、審問的刑警。不過至少吉敷自己從未做過這種事。
“到了警局之後情況更糟。那天外邊下著大雪，他們半夜把人拖進警局就不管了。過了一會兒，一群人過來對他又推又打，還一直吼個不停。”
“不會是在警局外面的大廳裡吧？”
“不，在姬安警署內的審訊室裡。”
“屋裡沒有暖爐嗎？”
“有暖爐，但放在刑警們那邊。爐子上還燒著酒呢。”
“怎麼連這種事你都知道？”
“那些警察，每個人都在喝酒，醉眼矇矓的，不時發出下流的笑聲，彷彿把拷打逼問我丈夫當做一件開心事似的。其間他們連一句'你有權保持沉默'或'你可以去找律師'之類的話都沒說過。當時新的《刑事訴訟法》剛出台沒多久，他們就佯裝不知，依舊沿襲舊時警察的習慣。”
“這一點我倒是可以理解。不過，逮捕拘留了嫌疑人之後，警方必須在四十八小時之內明確其罪行。你丈夫是不是被捕之後就立刻認罪了？”
“沒有，不過他們先給他隨便安了個罪名，說他涉嫌盜竊附近酒館裡酒客的錢，要慢慢展開調查。”
“你丈夫案發時在做什麼？有不在場證明嗎？”
“當時他在北上川河邊。”
“從幾點到幾點？”
“整個下午都在那裡，一直待到傍晚五點半左右。”
“案件具體是什麼時候發生的？”
“傍晚四點到五點之間。”
“那時候天應該還亮著吧？”
“嗯，不過那地方在山里，四周荒無人煙。”
“具體是哪年哪月哪一天？”
“昭和三十三年的十二月九日。”
“昭和三十三年十二月九日……是件什麼案子啊？”
“一戶住在山里、以伐木為生的人家全部被殺。”
“一共死了幾個人？”
“大大小小總共三口。一對夫婦和一個還很年幼的女孩。”
“三個人！那可不是件小案子。被害者叫什麼名字？”
“姓河合。男的叫河合民夫，他的妻子叫阿歲，女兒叫弘子。我丈夫生性膽小懦弱，根本做不出那種事。”
“河合民夫一家三口被殺慘案？這名字我以前似乎在哪兒聽過……案子是在哪裡發生的？”
“盛岡。”
“什麼？盛岡？”吉敷大吃一驚，向前探出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