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第六章

我無法忍受只能呆坐在辦公桌前。我必須找點事情來讓自己分心，不然就會完全失去冷靜。 有人侵入我辦公室的電腦，而埃伯格又要求在一小時又四十五分鐘之內見到我。他不可能只是邀請我去喝茶。 我到處查看證據收集的進展。通常我會去樓上各個檢驗室拿證據，有時只是去看看我的案子的進展——就像個盡責的醫生巡視病人一樣。但此時此刻，這次例行公事卻像是一趟暗藏危機又絕望的旅程。 司法科學局像個蜂窩，一間間小房間裡塞滿了各種檢驗設備，和身穿白袍，戴著塑料護目鏡的人。 當我經過他們敞開的門口時，有幾個檢驗專家對我點頭微笑，但大多數人都沒抬頭，他們太專注於手上的工作，對路過的人毫無所悉。而我在想艾比·特恩布爾和其他我不喜歡的記者。

是不是某個野心勃勃的記者侵入了我們的電腦盜取數據？ 這等事情發生多久了？ 黑色桌面上凌亂散佈的量杯、試管和酒精燈將我拉回現實，我赫然發現自己不知不覺中轉進了血清實驗室。擠在玻璃櫥裡的是一袋袋證據與一瓶瓶化學藥品。房間中央則是一張長桌，上面堆著從洛麗·彼得森床上剝下來的被套與床單。 “你來得正好。”貝蒂跟我打招呼，“如果你想得胃潰瘍，現在正是時候。” “不，謝了。” “嗯，我早得了。”她加上一句，“你怎麼可能免疫呢？” 貝蒂有一頭鐵灰色的頭髮，快退休了，她五官輪廓鮮明，淡褐色的眼裡看不出任何表情，也或許有些羞澀敏感，看你願不願花時間去了解她而定。我第一次遇見她就喜歡她。這位首席血清專家做事非常精細，洞察力敏銳得猶如手術刀。她私下里熱衷賞鳥，而且彈得一手好鋼琴。她一直沒結婚，也從沒因此後悔過。她讓我想起我在天主教會學校讀書時最喜歡的瑪莎修女。

她長袍的袖口高高捲到肘彎，雙手戴了手套。她工作的桌面上有排裝了棉花棒的試管、一個採證袋、裡面裝了顯微鏡玻片的硬紙檔案夾，和收了洛麗·彼得森頭髮樣本的信封。檔案夾、信封與試管上面貼了由電腦打印的標籤。這個程序是我最先想到用的，也是瑪格麗特另一項程序設計的成果。 我模糊地記起最近一次在學術會議裡聽到的閒話。芝加哥市長突然死亡後的幾個星期中，試圖入侵法醫部門電腦的事件居然多達九十起。很多人都認為侵入者是那些想追出驗屍報告與毒物檢驗結果的記者。 誰？到底是誰侵入了我的電腦？為什麼？ “他進展得相當順利。”貝蒂在說著什麼。 “很抱歉……”我不好意思地微笑。 她又說了一遍：“我今早同格拉斯蒙醫生談過。他一直在檢驗前兩個案子的樣本，兩三天后就會有結果。”

“後面兩個的樣本你送去了嗎？” “剛送去。”她旋開一個棕色的小瓶瓶蓋，“柏·弗蘭德親自送去。” “柏·弗蘭德？”我插口問道。 “又叫友善警官，我們這裡都這樣叫他。他也是個榮譽童子軍。讓我看看，開車去紐約大概要六小時，他在傍晚時分應該會送到那裡的檢驗室。我想他們是抽籤決定的。” 我一臉不解地看著她：“抽籤？” 埃伯格想做什麼？或許他想了解DNA檢驗是怎麼一回事。現在每個人都對這個感興趣。 “那些警察，”貝蒂說，“會去紐約或別的地方。有些人從沒去過。” “對他們大多數人來說，去一次就足夠了。”我漫不經心地回答，“等他們試過變換車道或找停車位，就會想回來了。” 但如果他對DNA檢驗或其他事有問題，他可以發電子郵件送個備忘錄過來。通常埃伯格都會這麼做，事實上，這是他的一貫作風。

“嗯，不只如此，我們的柏從小生長在田納西，不論去哪裡，他都非得帶著那玩意兒一起走。” “希望他這次去紐約沒有帶。”我嘴上應付著，但其實心不在焉。 “嗯，”她繼續道，“他的隊長叫他不要帶，告訴他北佬那兒有關槍支的法律和這裡不一樣。柏來拿樣本時一瞼微笑，一面笑，一面拍著他夾克下的手槍皮套。原來他帶了把約翰·韋恩拿過的那種連發左輪手槍，槍管有六英寸長。這些傢伙和他們的槍，多麼奇怪，真是無聊……” 我的腦海中浮現出一些在新聞中出現的小孩，他們侵入大公司與銀行的電腦。 我家書房辦公桌的電話後有一台調製解調器，我藉此從家里聯到這裡的電腦。我絕對禁止別人碰它。露西了解如果她嘗試取得我辦公室的資料，將會有嚴重的後果。除此之外，她什麼都可以動。雖然我如此承諾，內心其實仍有些抗拒。由於獨住的緣故，我不免對自己的東西有強烈的領地感。

我想起露西發現藏在沙發墊下的晚報，也記起她問我洛麗·彼得森謀殺案時臉上的神情，以及我桌子上的那塊軟木板釘了我屬下辦公室和住宅的電話號碼表，其中包括瑪格麗特的分機號碼。 我發現貝蒂有好一陣子沒說話了。她奇怪地看著我。 “你還好嗎？凱。” “很抱歉。”我又說了一次，並嘆了一口氣。 她沉默了一會兒後同情地說：“還沒找到嫌疑人，我也覺得很煩。” “似乎很難不去想它。”雖然嘴裡這麼說，但在過去一小時內我幾乎沒有想到它。我確實是該付出全副精力，我暗暗自責。 “嗯，我不想說這種話，不過除非我們手上有嫌犯，否則DNA檢驗根本不值一文。” “除非我們到達更深入的階段，所有基因數據都像指紋記錄一樣儲存在一個中央數據庫內。”我喃喃低語。

“只要有美國公民自由協會存在，這種數據庫就建立不起來。” 今天有人說過一句令人振奮的話嗎？我的頭開始陣痛。 “奇怪。”她往一張白色濾紙的小圈上滴磷酸萘，“你想，總該有人看過他。他又不是隱形人，更不會一道光似的射入那些女人的屋子。他以前一定在哪裡看到她們，認定目標之後又尾隨她們回家。照我看，如果他在公園或購物中心之類的地方遊蕩，總該有人注意到他。” “可能有人看到，只是我們不知道，提供消息的人倒是很踴躍，”我加了一句，“聽說警方公佈的熱線電話從早到晚響個不斷，但據我所知，到目前為止，談不上有什麼進展。” “只是白忙一場。” “不錯。”貝蒂一邊說一邊不停手地工作。這個階段的檢驗相當簡單。她從試管裡拿出我送來檢驗的樣本，用水潤濕再以濾紙擦過。她一小堆一小堆地處理，先滴磷酸萘，然後再加一點稱為快藍B鹽的化學物質，如果有精液存在，幾秒鐘之內擦拭過樣本的濾紙就會變為紫色。

我望著那一排濾紙上的圈圈，幾乎所有的都變成紫色。 “雜種。”我說。 “而且技術很差。”她開始描述我正在看的東西，“這是從她大腿背而取得的樣本，”她用手指著，“立刻就顯出紫色。從肛門與陰戶取得的就沒有這樣快。不過這是自然的。她自己的體液會影響到檢驗。除此之外，在口腔也有同樣的紫色反應。” “這個雜種。”我再次小聲咒罵。 “不過你從食道取得的樣本並沒有顯出紫色。很顯然，大部分精液都留在身體外面。這種狀況與我在布蘭達、佩蒂與塞西爾身上發現的幾乎一致。” 布蘭達是第一個被勒死的，佩蒂是第二個，塞西爾是第三個。當貝蒂提到那些被勒死的女人時，她的口氣像在談熟人，讓我為之一驚，但很奇怪，她們確實已變成我們家庭的一分子。在她們生前我們從沒有機會碰面，但現在我們對她們又太過熟悉。

貝蒂把滴管轉回那個棕色小瓶，我走到桌旁的偏光顯微鏡前，眼睛對準接目鏡，開始調整焦距。我看到一些多包的纖維，平的，像絲帶般，每隔一段不規則的距離會有些捲曲。這些纖維既不是動物的毛，也不是人造絲。 “這是我從刀上收集來的嗎？”我幾乎不想提這問題。 “不錯，是棉料。別被你看到的粉紅，綠色和白色騙倒。染過的纖維通常由多種顏色組合而成，不是肉眼可以分辨的。” 從洛麗·彼得森身上割下來的睡袍是棉布做的，顏色是淡黃。 我調整焦距。 “我想這不至於是從棉紙或類似的東西上來的吧。洛麗似乎用那把刀來拆信。” “絕不可能，凱。我已經查過她睡袍的樣本，它與你從刀鋒上採來的纖維一致。” 這是鑑定證人的說話方式——這樣是一致的，有充足理由相信那樣。洛麗的睡袍被她丈夫的刀割開，就等馬里諾看到檢驗室的報告吧，我暗想。該死的！

貝蒂繼續說：“我也可以就在這裡告訴你，你現在看到的這種纖維與在她身上發現的，以及在警察認為凶手侵入的那扇窗上所發現的都不同。那些是深色——黑色，深藍帶點紅，一種聚酯與棉的混紡。” 案發當晚我看到馬特·彼得森穿了件白色襯衫。我想是棉織的，幾乎不可能有黑色、紅色或深藍色的纖維。他還穿了件牛仔褲，而幾乎所有牛仔布都是棉布。 他不可能留下貝蒂剛才提到的那種纖維，除非在警察到達之前，他換過衣服。 “沒錯，嘿，彼得森又不笨。”我幾乎可以聽到馬里諸如此說，“自從韋恩·威廉斯的案子發生後，半個世界都知道纖維可以用來定罪。” 我邁出檢驗室，沿走廊來到盡頭，左轉進入工具痕跡與槍砲實驗室，這裡的檯面上堆著滿滿的各式手槍，來复槍、彎刀、霰彈槍與烏茲衝鋒槍，全被標為證據，等待上法庭的日子。手槍與霰彈槍的彈匣四處擱置，後面角落裡有一個裝滿水的鍍鋅鋼筒，專門用來試槍，水面上還悠閒地漂浮著一隻橡皮鴨子。

從軍法機構刑事調查處退伍的弗蘭克一頭白髮，身形精瘦結實，正彎腰在看比測顯微鏡。我進來時他重新點上煙斗，他的話並沒有任何我想听的。 從洛麗·彼得森家窗戶割下的紗窗沒有提供任何線索。窗網是合成質料，所以看不出來是哪種工具割的，甚至看不出切割的方向。我們無法確認紗窗是從屋內還是屋外被割開的，因為塑料與金屬不一樣，塑料不會有彎痕。 內外之分非常重要，這是我很想知道的事。如果紗窗是從屋內被人割開，那就不必再猜了，兇手並沒有侵入房子，而是從房子裡出來。在此情況下，馬里諾對那個丈夫的懷疑很可能是正確的。 “我可以告訴你的，”弗蘭克吐出一個個氣味濃烈的煙圈，“是刀法乾淨，刀片之類很銳利的工具。” “可能與割開她睡袍的工具一樣嗎？” 他漫不經心地摘下眼鏡，拿出條手帕擦拭。 “某種利器割開她的睡袍，但我不能說這與割紗窗的是同樣的工具。我甚至不能給你特定的類別，凱。可能是錐子，也可能是軍刀，或是一把剪刀。” 那條被割斷的電線和野外求生刀則是另一回事。 根據顯微鏡檢測的比較結果，弗蘭克有充分理由相信是馬特·彼得森的刀子割斷了電線。刀刃切物後留下的工具痕跡與在電線被割斷處的痕跡一致。我很不悅地又想到了馬里諾。如果這把野外求生刀不是藏在馬特·彼得森的衣櫃抽屜裡，而是放在外面，就在床邊，這點間接證據就沒什麼大不了的了。 我仍堅信自己的假設。那個兇手看到洛麗桌上的這把刀，然後決定要用它。但他事後為什麼要藏起來？而且如果這把刀割了洛麗的睡袍，又割了電線，那就同我設想的發生順序不符。 我假設兇手進入洛麗的臥室時已經攜帶了凶器，也就是他用來割紗窗的刀或其他利器。如果是這樣，為什麼他不用同一把刀來割她的睡袍或電線，怎麼會用起那把野外求生刀？當他進入她的臥室時，是不是立刻就發現了那把刀？ 不可能。桌子並不在床邊，而且他剛進去時臥室一片漆黑，他不可能看到那把刀。 直到開燈後他才可能看到，那時洛麗應該已經被制伏了，兇手的刀子就在她的咽喉上。為什麼他還會去拿桌上的求生刀？實在很不合理。 除非有事打斷了他。 發生了什麼干擾他的事，因此改變了他殺人的一貫程序，或者有突發事件讓他決定改變。 弗蘭克與我進行著各種揣測。 “這是假設兇手不是她丈夫。”弗蘭克說。 “不錯，假設兇手是陌生人，他自有一套殺人程序和殺人動機。但他與洛麗在一起時，有事發生，攪了局。” “她做了什麼……” “或說了什麼。”我回答，然後提出我的想法，“她可能說了讓他暫時停手的話。” “說不定。”他一臉懷疑，“她是有可能使他停了一段時間，而且時間長得足以讓他看見桌上的刀，甚至想到使用那把刀。但據我看，比較可能發生的情況，是當她回家時，他早等在她屋子裡，也已經發現了桌上的刀。” “不，我不這麼認為。” “為什麼不？” “因為在她遇害前，她已經在家好一會兒了。” 我已經想過很多次了。 洛麗從醫院開車回家，打開前門進屋後再從裡面鎖住。她走進廚房，把背包放在桌上，然後吃了一些點心。從腸胃的檢驗結果來看，她遇害前不久吃過幾片奶酪餅乾，那些食物幾乎還沒開始消化。在她遭到攻擊時，那種恐懼會全面關閉她的消化系統，這是身體自然的防禦機制。消化系統關閉後，血液流向四肢，使人或野獸可以準備戰鬥或逃走。只是她不可能反擊，也無處可逃。 吃完點心，她從廚房走到臥室。警方發現她習慣在睡前吃口服避孕藥。星期五的藥丸不在藥盒裡，她吃了藥，之後可能刷牙、洗臉，然後換上睡衣，再把衣服整整齊齊地掛在椅子上。我認為不久後兇手攻擊她時，她已經躺在床上了。他可能躲在樹下暗處監視她的屋子，等到燈關了、她睡著之後才動手。或者他根據過去偷窺她的經驗，知道她什麼時間回家，什麼時間睡覺。 我想起她的床罩。床罩已經掀開，似乎她曾在床上睡過，而且我們沒有在房子裡找到任何掙扎的證據。 我還想到另一件事。 馬特·彼得森提到的氣味，那種帶著汗味又有些腥甜的氣味。 如果兇手有特別濃重的體味，那麼他所到之處必定會留下氣味。如果他早早藏在屋子裡，洛麗回家時，那股氣味應該已經飄散在臥室中。 她是個醫生。 氣味常表示疾病或毒物。醫學訓練使我們對氣味很敏感，我常從現場血液的氣味就可以判定被害人在死前是否喝過酒。如果血或腸胃內食物的氣味像杏仁，可能有氰化物存在。若病人呼出的氣味像濕葉子，那他可能得了肺炎。 洛麗·彼得森是醫生，就像我一樣。 如果她一走進臥室就聞到那股異味，她一定不會脫下衣服或去做別的事，而是找出氣味的來源。 凱戈尼不會像我這麼焦慮。我與我的前任從未謀面，但有時我覺得他陰魂不散。他擁有我從來沒有的權力，卻沒有任何弱點。在一個缺乏騎士精神的世界裡，他是一個沒有騎士精神的騎士，他招搖他的地位就像在盔甲上戴了羽飾，人人都看得到他的威風。我想有一部分的我暗暗羨慕他。 他的死很突然。當時他走過客廳地毯去開電視看足球決賽，就此倒地身亡。在一個星期一的清晨，他自己成了開刀的對象。除了檢查他的病理學家外，驗屍間嚴禁別人進入。足足有三個月，沒有人敢動他的辦公室，所有擺設就同他離開時一模一樣，我猜只有羅絲把雪茄煙的煙蒂倒出了煙灰缸。 我搬到里士滿後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他的辦公室拆得只剩個殼子，清除各種遺跡，包括拿下他那張懸掛在寬闊大桌後方牆上並打著燈光的肖像，畫中的他身穿正式長袍，一副鐵漢模樣。他還有滿滿一書架各種令人毛骨悚然的紀念物，那種一般人以為法庭病理學家一定會收集，但其實不然的東西。我把他的肖像與那些紀念品一股腦兒捐給了弗吉尼亞醫學院。 他的辦公室現在是我的了，經過一番整頓，如今光線明亮，地上鋪著皇家藍的地毯，牆上掛著英國的風景畫與其他文明世界的畫像。我只有幾樣紀念品，唯一一樣帶點悚栗風格的是一個遇害小男孩的陶臉塑像，他的身份至今仍是個謎。我在他脖子下綁了件毛衣，高高地放在一個檔案櫃上。他在上方以那雙塑料眼睛監視著門口，在悲哀的沉默中等待有人叫出他的姓名。 我在這里工作時一直保持低姿態，讓人感覺舒服，但又公事公辦。我善意保持一種無色單調的作風。雖然我帶著幾分傲意地認為，與其被視為傳奇人物，不如堅持專業風範，但內心深處不免對這樣的想法感到懷疑。 我仍舊可以感到凱戈尼的存在。 人們不斷說起他的故事，而且時間越久，說得越神。他在驗屍時幾乎從不戴手套，而且有人看過他居然能邊工作邊吃午飯。他如何同警察一起去打獵，和法官相約去烤肉，上一任局長又如何被他震住，對他如何畢恭畢敬。 相形之下我就差多了，而我也知道人們還是會不斷比較。我唯一受邀請的打獵與烤肉活動發生在法庭上與會議中，我是炮轟的對象，燒烤的火在我的腳下升起。如果艾文·埃伯格上任局長第一年的行徑可以作準，接下來的三年就會像地獄。他隨意侵犯我的領域，監察我的工作。每個星期我都接到他語氣傲慢的電子郵件，向我要統計資料，要我回答為什麼其他罪案在減少，偏偏兇殺案不斷增加，好像弗吉尼亞州殺人案件的發生是我的錯。 但他以前從未召開臨時會議。 以往他若有事要討論，不是送個備忘錄，就是派助手來。無疑，他絕對不會拍拍我的肩膀，稱讚我的工作成績。 我漫無目標地膘過桌上一沓沓的東西，想找些東西加強武裝，例如帶些卷宗、記事本、墊紙板之類的。不知為何，想到空手過去便會讓我有種好像沒穿衣服的感覺。我掏空了檢驗袍口袋裡一天來收集到的那些雜七雜八的東西，放進一包煙，也就是埃伯格所謂的“癌症棒子”，然後走進黃昏的餘暉。 他統轄著街對面蒙諾大樓的第二十四層。除了鴿子偶爾飛上屋頂之外，沒有人比他更高。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他下方的樓層工作。我沒有見過他的辦公室，因為從未獲得邀請。 電梯門開啟後就是一間寬敞的接待室，一個U形的桌子矗立在整片小麥色的地毯上，站在桌後的接待小姐紅發齊胸，看起來不過二十歲。當她視線離開電腦，抬起頭給我一個訓練有素的熱烈微笑時，我幾乎期待她會問我是不是訂了房間，要不要服務生來拿行李。 我告訴她姓名，但她完全不像認出我的樣子。 “我同局長四點鐘有約。”我加了一句。 她查過他的行程表，表情愉快地說：“請坐，斯卡佩塔女士，埃伯格先生很快就會接見你。” 我在乳白色的皮沙發椅上坐下，望向擺著雜誌與絲花的鋥亮咖啡桌。上面沒有煙灰缸，一個也沒有，不但如此，有兩個地方還貼著“請勿吸煙”的標誌。 時間一分一分慢慢爬過。 紅發接待小姐用吸管啜著礦泉水，專心致志地打字。其間她想到問我要不要喝飲料，我微笑表示不必，她的手指再度跳躍著急速敲擊鍵盤，電腦嗶嗶作響。不知什麼地方出了錯，她嘆了口氣，好像她的會計師剛剛報告了壞消息。 我口袋裡的香煙像個硬塊，我很想找個洗手間去抽煙。 四點半時她的電話鈴晌了。掛了電話後，她以那副空洞、愉悅的聲調宣布：“你可以進去了，斯卡佩塔女士。” 我像被剝奪職權似的滿腹不悅，聽到“斯卡佩塔女士”後應聲而起。 局長辦公室門的銅鎖輕輕一轉就開啟，立刻有三個男人起立致意——原本我只預計會見到一個人。跟埃伯格在一起的還有諾曼·坦納與比爾·鮑爾斯，當鮑爾斯和我握手時，我直瞪著他的眼睛，直到他尷尬地轉移視線。 我覺得受到了傷害，又有點生氣。為什麼他不告訴我他也會來這裡？為什麼自從我們在洛麗·彼得森家照面之後，他沒有再找我？ 埃伯格對我點了點頭，其實倒比較像在表示他的不以為然。他加了一句“謝謝你來”，熱烈的程度同一個無聊得半死的交通法官差不多。 他眼神閃爍，個子矮小，之前在加州首府薩克拉門托任職。他在那裡學了一套西海岸做派，掩飾了原來的北卡羅來納州出身。他的父親是農民，他對此顯然並不引以為榮。他喜歡系一條有銀夾子的窄領帶，幾乎永遠搭配一件條紋西裝，右手無名指則戴了一個偌大的銀底鑲藍綠寶石戒指。他的眼睛呈朦朧的灰色，很像冰，頭上骨頭突出，活像要衝破薄薄的皮膚。他幾乎完全禿了。 一把象牙色的椅子從牆邊拖出，好像是留給我的，皮椅吱吱作響。埃伯格坐在他的桌後。他的桌子我聞名已久，只是從未見過。那是一張雕琢精美的超大型紫檀木桌子，非常古老，非常有中國味道。 他腦後的大片窗戶提供了遼闊的市景，遠處的詹姆斯河像閃爍的絲帶，南區則像塊縫滿補丁的破布。他啪啦一聲打開面前的一個黑色鴕鳥皮公文包，拿出一本黃色記事簿，上面密密麻麻地遍布他張牙舞爪的筆跡。他已經寫好了今天打算討論的事項。他做任何事都少不了記事卡。 “我想你已經註意到大眾對最近的勒殺案非常不安。”他對我說。 “我很了解。” “比爾、諾曼與我昨天下午有個……怎麼說呢，緊急高層會議。有好些事要討論，不只是星期六晚報與星期天早報的內容，斯卡佩塔醫生。你可能也知道，因為第四樁悲劇，那年輕的外科醫生遭謀殺，有消息走漏給新聞界。” 我不知道這件事，但並不驚奇。 “不消說一定有很多人想採訪你，”埃伯格平淡地繼續說，“我們必須及早控制，不然肯定會有一場混戰。這是我們三個人討論的事情之一。” “如果你可以控制謀殺案不發生，”我跟他一樣平淡地說，“一定能得諾貝爾獎。” “當然，這是第一優先要做的事。”鮑爾斯解開深色西裝上衣，往後靠向椅背，說，“我們要警方不分晝夜全力偵查，凱。但我們都同意目前有件事必須先加以控制——防止消息洩露給新聞界。那些新聞只會把大眾嚇個半死，讓兇手知道我們要採取什麼行動。” “我再同意不過。”我的防衛心像拉起來的吊橋，而我立刻對自己接下來說的話感到後悔，“你可以放心，除了我們必須提供的資料如死因、死法之外，我的辦公室沒有發表任何言論。” 我在回答一個他們還沒提出的控訴，我的法律本能立刻責怪我這種愚蠢的行為。如果他們要怪罪我言行不慎，我應該逼他們出牌，至少要逼埃伯格出手，要他提出這種過分的詢問。但現在我先置自己於不利地位，好像是我有錯，讓他們有理由來逼迫我。 “嗯，”埃伯格不帶一絲友善意味的灰色眼睛短暫地在我身上停留，他說，“你正好提到了一個我覺得我們應該好好審視的問題。” “我沒有提到任何問題，”我輕描淡寫地說，“我必須聲明，我只是提出一項事實。” 此時有人輕輕敲門，那個紅發接待小姐端著咖啡進來，整個房間立即陷入無聲狀態。她似乎完全沒有註意到那凝重的靜默，對我們細心招呼，唯恐不周，對鮑爾斯更是殷勤。他可能不是這城市有過的最好的州檢察官，但絕對是最英俊的——他是那種少見的金發男子，歲月的流逝對他們異常寬容。他既沒有掉頭髮，也沒有失去原來的體型，只有眼角的細紋透露出他已年近四十。 她走了之後，鮑爾斯開始發言，但他的話不像有特定的對象：“我們都知道有時警察有口風不嚴的問題。諾曼與我都同警方談過了，但似乎沒人知道到底是從哪裡走漏了消息。” 我勉強壓抑住怒氣。他們在期待什麼？某個警察把消息給了艾比·特恩布爾，然後這傢伙出來自動認罪：“不錯，很抱歉，是我說的。” 埃伯格翻了一頁。 “自從第一樁謀殺案後，報紙提到'醫學方面的消息來源'共提了十七次，斯卡佩塔醫生。我對此有點不放心。顯然那些最聳動的細節，如勒死被害人的套索、強奸的證據、兇手如何進入、屍體在哪裡被發現，和DNA測驗正在進行中等都出於這個醫學方面的消息來源。”他的眼珠翻上來看著我，“這些細節正確嗎？” “不完全是。有多處不盡相同。” “譬如？” 我不想告訴他，我不想同他討論這些案子。但如果他想，他有權要我提供數據。我是他的下屬，他的地位僅次於州長。 “比如，”我回答，“第一個案子，新聞報導說布蘭達·史代普的脖子被綁上黃褐色的布條，事實上，那是一雙絲襪。” 埃伯格寫了下來。 “還有什麼？” “塞西爾·泰勒的案子，新聞報導說她的臉在流血，被單上也全是血，這至少是誇大其詞。她沒有傷口，沒有那一類的傷。只有一點體液從口鼻處流出。這是檢驗時的自然現象。” “這些細節，”埃伯格一邊寫一邊問，“在法醫的初步調查報告裡都提到過嗎？” 我必須吸口氣讓自己平靜下來。他的想法越來越清楚了。在法醫的初步調查報告中，輪值法醫只是把現場所見和警察告訴他的事記錄下來。這些細節並不永遠正確，因為現場通常一團混亂，而且也還沒有驗屍。此外，那些醫生並不同於法庭病理學家。他們有自己的診所，他們其實就像義工，只收了區區五十元，但可能得在半夜被迫起床，或因為車禍、自殺或兇殺的案子而使得周末泡湯。這些人提供了公共服務，他們是義勇軍，他們主要的任務是決定是否有驗屍必要，記下所有的事，拍一大堆照片。就算我的一個法醫錯把一雙絲襪當成布帶，也算不了什麼。我手下的法醫不會向記者通風報信。 埃伯格再次追問：“關於那條黃褐色布帶和帶血的床單，我想知道到底在法醫的初步調查報告裡有沒有提到？” “如果你要問是否像新聞報導裡描述的，”我肯定地回答，“答案是沒有。” 坦納開玩笑道：“我們都知道那些記者的行徑，他們拿到一顆芥末籽，就有辦法把它變成高山。” “聽著，”我環顧那三個男人，“如果你們以為我手下的法醫走漏細節，我可以明白地告訴你們，太離譜了，沒這回事。我熟悉承辦前兩個案子的法醫。他們在里士滿工作多年，一向無懈可擊。我自己去了第三與第四個案子。消息不是從我的辦公室走漏的。任何在現場出現過的人都有可能洩露這些細節，比如那些急救人員。” 埃伯格換了個坐姿，皮椅輕輕地發出吱吱聲。 “我查過了。有三組急救人員去過，但沒有一個到過所有現場。” 我平心靜氣地說：“匿名的來源通常是多種來源的混合。所謂的醫學方面的來源可能出於一個醫護人員，加上某個警察說的話，又加上記者無意間聽到的話，或是在被害人居所外看到的事。” “沒錯。”埃伯格點點頭，“我們並不真的相信是從法醫那裡走漏的消息，至少不是故意走漏……” “故意？”我忍不住插進去，“你的意思是我的辦公室有可能無意之中走漏消息？”我正打算反擊說這樣的說法有多無稽，但突然之間，我說不出話來。 我從脖子根開始紅起，我想起來了。我辦公室的數據庫，有外人侵襲了我的數據庫。難道這是埃伯格找我來的原因？但他怎麼可能會知道？ 埃伯格繼續說下去，好像根本沒有聽到我說的話。 “人們都喜歡說話，職員喜歡說閒話，他們告訴家人、朋友，大多數情況下他們並沒有任何惡意。但你永遠不知道那些話會傳到哪裡——說不定到了一個記者的桌上。這種事常常發生。我們很客觀地在調查這個情況，每種可能都得考慮。我們必須如此。你一定了解，某些走漏的消息可能對案子的調查造成嚴重傷害。” 坦納直言不諱地說：“市長對這類新聞非常不悅。高兇殺率已經對里士滿造成重大打擊，像這種驚心動魄的連環殺人案是我們最不樂意見到的。那些新蓋的旅館需要有人來這裡觀光或開大型會議。人們不想到一個得擔心身家性命的地方。” “這是當然，”我冷冷地回答，“但也沒有人想看到當局對這些謀殺案最關切之處是兇殺案會不會造成不便、引起困窘，或因此影響觀光收益。” “凱，”鮑爾斯平靜地說道，“沒有人有這種無稽的想法。” “當然沒有，”埃伯格很快加了一句，“但我們必鬚麵對現實，這事其實暗潮洶湧。如果我們不小心謹慎，恐怕將面臨大爆發。” “爆發？為了什麼？”我警覺地問，不自禁地望向鮑爾斯。 他臉上肌肉緊繃，眼神極力壓抑情緒，不情願地說：“最後一樁謀殺案就像火藥桶。人們還沒有開始談論某些關於洛麗·彼得森的事，謝天謝地，記者還不知道那些事。但這只是時間問題，總有人會發現。如果我們不在幕後及早妥善處置，目前的情形很可能引發風暴。” 坦納接過話頭，他的燈型長臉異常陰鬱。 “里士滿政府可能會遭指控。”他看了埃伯格一眼，埃伯格對他點了點頭，表示他可以繼續。 “發生了一件很不幸的事。星期六清晨洛麗·彼得森從醫院回家後顯然報過警，我們從輪值的調度員那裡得知，十二點四十九分，九一一接線生接到一個電話。電腦屏幕上出現了彼得森家的數據，但電話立刻掛斷了。” 鮑爾斯對我說：“你可能還記得現場的情景，床旁有電話，電話線被人從牆上扯下。我們的猜測是，兇手進入房子時彼得森醫生醒了過來，她抓起電話撥九一一，但隨即遭到兇手製止。她家的地址已出現在電腦屏幕上，但沒說任何話就斷線了。像這類的九一一電話都會轉給巡警，百分之九十的情況是惡作劇，小孩子玩電話的結果。但我們永遠不能確定到底發生了什麼，不知道是否打電話的人心髒病突發，或中風有生命危險。所以按規定接線生對這種情形應優先處理，然後調度員立刻通知在街上的警力，之後會有警察趕到那一家去，至少去查一下有沒有發生問題。但那次他們沒有這樣做。那個接線生把彼得森的電話列為第四優先，現在他已被暫時停職。” 坦納插進來：“那天晚上街上出了很多事，無線電通訊非常頻繁。電話多，個別案子的優先級必然降得比平常低。問題是，一旦優先級決定了，就不會再改變。調度員根據他屏幕上的號碼行事，除非開始著手處理，否則他不會知道案子的性質。如果已經積壓了很多第一、第二、第三優先的案子，他會先處理這些，而列入第四優先的案子可就有得等了。” “無疑，那個接線生搞砸了，”埃伯格淡淡地說，“但我想這種情形可以理解。” 我坐著僵硬到不能呼吸。 鮑爾斯繼續用同樣單調的聲音說：“大約四十五分鐘後，終於有輛巡邏車經過彼得森家。那個警察說他用探照燈照房子的正面，裡面一片漆黑，根據他的說法，看起來沒有任何問題。然後他接到一個處理家庭糾紛的呼叫，就開車離開了。不久，彼得森先生回到家，發現了他太太的屍體。” 他們還在說話、解釋。他們說到在豪爾海灘和布魯克林發生的兇殺案，由於警方沒有及時趕到而造成死亡。 “在華盛頓特區和紐約市，法庭都裁決過政府沒有義務為未能防範罪案發生而負責。” “不論警察是否採取了行動，都不能改變結果。” “但這不重要。就算我們被指控後打贏了官司，傳出這樣的惡名，我們還是輸了。” 我幾乎一句話也沒聽進去，恐怖的景像一幕幕地在我腦中飛馳而過。那個被切斷的九一一電話讓我了解發生了什麼。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 從急診室下班後，洛麗·彼得森疲憊不堪，加上丈夫告訴她會比平常晚回家，所以就先上床睡覺。她可能只打算睡一會兒，等他回家再起床——就像以前我當住院醫生時，常常等東尼從喬治城法學院回家一樣。她聽到房子裡有聲音而醒來，可能是兇手躡手躡腳從走廊走過來的聲音。她覺得很奇怪，就叫丈夫的名字。 沒人回答。 在那黑暗靜默的片刻，時間似乎無限漫長，她發現有人在房裡，但不是馬特。 她驚恐起來，連忙打開床邊的燈，撥打電話。 她只撥了九一一，甚至還來不及呼喊救命，兇手便猛撲過來，把電話線從牆上扯下。 說不定他從她手裡搶下電話聽筒，或者對她大吼，而她在懇求他。他被打斷，暫時忘了提防。 他陷入暴怒，可能出手打她，或許就在這時打斷了她的肋骨。正當她痛苦得顫抖之際，他發狂般環顧四周，電燈還亮著，他可以看到臥室裡的每件東西，包括她桌上的求生刀。 這起謀殺原本能因外力介入而消弭。 如果她的電話能列為第一優先，如果調度員立刻廣播，警察在幾分鐘之內就會抵達。他會注意到臥室的燈還是亮的……兇手很難在黑暗里切斷電線，捆綁被害人。那個警察可能下車，甚至會聽到聲音。別的不說，如果他有時間照亮房子的後面，一定會注意到被人拿下的紗窗，野餐凳和打開的窗戶。兇手殺人進行的那套“儀式”需要點時間，在他殺死她之前，警察或許能及時撞進屋子。 我口乾舌燥，喝了幾口咖啡才開口說道：“有多少人知道？” 鮑爾斯回答：“沒有人在講這個，凱。甚至馬里諾警官也不知道，至少他不像知道。分派這個案子時他沒在執勤。有個警察到了現場後，他才在家中接到消息。這件事已經在警局里傳開了，但知道這件事的警察都奉命不許同其他人討論。” 我明白他的意思。誰若多嘴就會被派去管交通，或留在辦公室裡坐冷板凳。 “我們告訴你這個不幸消息的唯一理由，”埃伯格小心翼翼地找尋適當的字眼，“是你必須有充分的背景資料，相信你能理解為什麼我們非得採取下面的步驟。” 我僵直地坐著，一眼不眨地緊盯著他。他終於要攤牌、說出重點了。 “昨晚我與斯皮羅·弗特西斯醫生談過，這位法庭心理學家與我們分享了他的心得。我也同聯邦調查局內對這類兇手的人格有特別研究的專家討論過，他們指出，新聞報導會使局勢惡化。這類兇手容易受到新聞的刺激，看到有關自己的新聞報導就會變得更加亢奮，促使他採取更多行動。” “我們不能干涉新聞自由，”我直率地提醒他，“我們不能控制記者報導的內容。” “我們可以。”埃伯格望向窗外，“如果我們少提供一些消息，他們就沒什麼可寫。不幸的是我們提供了太多。”他停了一下。 “至少有人提供了太多。” 我不確定埃伯格的目的是什麼，但他攻擊的目標絕對直指向我。 他繼續道：“我們討論過的駭人聽聞的細節——那些走漏的消息，都變成了鉅細靡遺的新聞報導，成為巨幅標題。根據專家弗特西斯醫生的意見，這些渲染的報導令兇手興奮，帶給他極大的壓力，很可能因此促使他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再度下手。謀殺的慾望再度上升，激發他再去找一個被害人，不然無法舒解這種壓力。你知道，塞西爾·泰勒的被殺與洛麗·彼得森之間只不過隔了一個星期——” “你同本頓·韋斯利討論過這個嗎？”我插了一句。 “沒這必要。我與他在匡提科的聯邦調查局行為科學處的同事舒斯林談過了，他在這方面很有名，出版過很多著作。” 謝天謝地。如果幾小時前我就知道這件事，卻沒告訴坐在我會議室裡的韋斯利，那我一定感到不安。我想他會像我一樣憤怒。局長自行插足調查，繞過我、韋斯利和馬里諾，把這些案子抓在自己手裡。 “這些經由閒話或走漏消息造成的聳動新聞，”埃伯格繼續說，“以及由於九一一處置不當，市政府要負法律責任的可能性，都使得我們必須嚴陣以待，斯卡佩塔醫生。從現在開始，與警方有關的消息，將經過諾曼或比爾發布，你的辦公室不能發表任何新聞，除非是由我來發布。我這樣說夠清楚了吧？” 我的辦公室從沒惹過任何麻煩，他又不是不知道。我們從未招惹媒體注意，我發布新聞時一向非常小心。 如果記者得知原來應由我的辦公室發布的消息，如今將由局長來處理，他們會怎麼想？其他人又會怎麼想？在弗吉尼亞州四十二年的法醫體制裡，這種事從來沒有發生過。要我閉口會讓別人以為我不值得信任，所以不再有權責。 我環顧四周，但沒有人直視我。鮑爾斯緊閉嘴唇，視若無睹地研究他的咖啡杯。他拒絕給我一個安慰性的微笑。 埃伯格再度參閱他的筆記。 “最糟糕的是艾比·特恩布爾，這不是第一次了。她不是因為閒坐在那里而得獎的。”他轉向我，“你們認識嗎？” “她很少越過我秘書那一關。” “嗯。”他隨手翻到另一頁。 “她很危險，”坦納自行發言，“《時報》是全國最大的連鎖報之一，他們有自己的通訊網。” “嗯，無疑，特恩布爾小姐對我們傷害最大。其他記者只是重複她的發現，在廣播中把舊聞踢來踢去。”鮑爾斯緩慢地說出意見，“我們要找的，是她從哪裡搜到那些消息。除你之外，凱，還有哪些人能碰那些檔案？” “檔案副本會送給檢察官和警方。”我平鋪直敘地說——他與坦納就是檢察官和警方。 “被害人的家屬呢？” “目前他們的家屬並未要求看檔案，如果他們要求，我會把他們轉到你的辦公室。” “保險公司呢？” “如果他們提出要求。但從第二個案子開始，我要我的辦事員除了你的辦公室和警方之外，少送資料出去。這些報告是臨時性的。我盡量拖延，不讓它們流傳出去。” 坦納問：“還有別人嗎？製作人口動態統計的？你必須把所有初步驗屍記錄和解剖數據送給他們，他們通常會往主機上存入這些數據，對不對？” 我嚇了一跳，沒有立刻回答。坦納事先絕對做過功課，他沒有理由會知道這種日常內部作業程序。 “我們辦公電腦化後，就不再送書面報告給人口動態統計。”我說，“他們還是會拿到我們的資料，那是當他們開始寫年度報告時——” 坦納打斷了我，他接下來說的話就像一把對准我的槍。 “嗯，那就要看你的電腦了。”他開始隨手旋轉杯裡的咖啡，“我猜你嚴格限制了對數據庫的取用。” “這是我的下一個問題。”埃伯格低聲說道。 時機壞得不能再壞。 我真希望瑪格麗特沒有告訴我有人侵入了我的電腦。 我陷入恐慌，搜腸刮肚地想該說些什麼。如果這些數據沒有走漏，兇手也許能早一點就擒，這個有天分的年輕醫生可能還會留在人間嗎？這無名的“醫學方面的消息來源”會不會不是活人，而是我辦公室的電腦？ 我想這是我這輩子最難堪的時刻。我不得不承認：“雖然我們非常小心，看起來仍有人侵入了我們的數據庫。今天我們發現有人在查洛麗·彼得森案子的證據，但並未成功，因為她的數據還沒輸入電腦。” 好一陣子沒有人發言。 我點起一根煙。埃伯格憤怒地瞪著它，然後說：“但前三個案子已經在裡面了。” “是。” “你確定不是你的屬下，或是你某個市區的副手查的數據？” “我有足夠理由相信不是。” 再度沉默。然後他問：“不論是誰侵入的，他可不可能已經乾過了？” “我不能確定是否發生過。我們常常把電腦設在響應模式，所以瑪格麗特與我可以在家打入。我們不知道外人如何得知我們的密碼。” “你怎麼發現有人侵入的？”坦納看起來很迷惑，“你今天才發現。如果以前發生過，你應該已經發現了。” “我的電腦專家之所以會發現是因為剛巧電腦設在回顯，屏幕上有指令。不然我們永遠也不會知道。” 埃伯格眼光一閃，瞼變成憤怒的紅色。他隨手拿起一把景泰藍裁紙刀，拇指沿著不利的刀鋒抹過，似乎抹了很久。 “好，”他決定，“我想我們最好去看看你的電腦，弄清楚入侵者可能看過什麼樣的數據。這不一定就與報紙上的有關，我確定我們會有這樣的發現。斯卡佩塔醫生，我也想多了解這四件勒殺案。我常被問到很多問題，我需要知道我們的情況到底如何。” 我無助地坐在那裡，束手無策。埃伯格在侵犯我的權力範圍，把我辦公室敏感隱私的業務公開給官僚細察。一想到他一件件研讀這些案子，想到他瞪著那些被害女子的相片，我就憤怒得發抖。 “你可以過街去看這些案子，但不可以復印，或是把數據帶出我的辦公室。”我冷冷地說，“當然，這是為了安全著想。” “我們現在就去。”他環視兩側，“比爾、諾曼？” 這三個男人站起身，我們魚貫而出。埃伯格告訴那個接待小姐，今天他不會再回辦公室，她的視線若有所盼地跟著鮑爾斯出了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