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4章 第十四章

當晚我回家準備衣物，拿出保險櫃裡的護照。我一邊神經質地整理行李，一邊等待傳呼機響起。費爾丁一小時前找我，想知道最新情況。舊岬的屍體還在歹徒手上，我們根本不知道究竟還有多少工作人員被困在發電廠裡。 在屋外警車的護衛下，我整夜睡得不安穩，早上五點，鬧鐘準時喚醒了我。一個半小時後，我到達亨利哥郡的巨富航空站，這里通常是富翁們停直升機或私人飛機的機場，其中的一架噴氣式飛機正在等著我。韋斯利和我禮貌但拘謹地互相問候，我簡直不敢相信我們即將一起漂洋過海。不過，在他們建議我去倫敦以前，韋斯利已依計劃提前造訪過大使館，而塞申斯少將對我們的事並不知情。無論如何，我有機會仔細審視超出我掌控能力的這種關係了。

“我不知道是否該相信你的動機。”噴氣式飛機如一輛裝著機翼的賽車般起飛時，我對韋斯利說，“還有這個，”我左右張望，“調查局什麼時候開始用噴氣式飛機了，這也是五角大樓的安排嗎？” “必要時什麼設施都可以用。”他說，“聯邦電力公司會提供所有資源協助我們解除這場危機，飛機是他們的。” 白色噴氣式飛機內部的胡桃木鑲板與青綠色皮椅相當雅緻，但噪音很大，我們無法輕聲交談。 “你使用他們的資源難道一點也不擔心？”我問。 “他們和我們一樣對目前的局勢很惱火。就我們所知，聯邦電力公司確實出了一兩個害群之馬，但其他人是無辜的。事實上，公司及其員工都是受害者。” 他注視著前方駕駛艙裡兩名體形健碩、身著制服的飛行員。 “飛行員是人質救援小組的人，”他補充道，“起飛前我們檢查過這架飛機上的所有螺帽和螺栓。所以別擔心，況且，還有我與你同行。”他凝視著我，“我再說一遍，一切都在掌控之中，燙手山芋已交給了人質救援小組。等到需要與恐怖分子對話，至少可以辨識出他們身份的時候，我才接手。我認為他們撐不了多久。”

“你為什麼這麼肯定？”我倒了咖啡。 他從我手中接過咖啡，我們的手指輕輕相擦。 “因為他們忙得不可開交，他們急需那些燃料組件，但每天能拿走的數量有限。” “他們關上反應爐了嗎？” “據電力公司的人說，恐怖分子控制發電廠後立刻關閉了反應爐。他們目的明確，迅速展開行動。” “他們有二十個人。” “這只是他們聲稱進入模擬控制室的人數。我們無法確定現在裡面究竟有多少人。” “這個行事日程，是什麼時候排定的？” “電力公司說十二月初時他們將時間定在二月底。” “但他們提前行動了。”從最近發生的事來看，這也在意料之中。 “沒錯，”他說，“就在艾丁遇害的前兩天，日程突然更動。”

“看來他們是冒險行事，本頓。” “也許他們決定孤注一擲，沒時間再準備了。”他說，“對我們而言，這有好有壞。” “人質的事該作何解釋？以你的經驗判斷，他們為什麼會放走那些人？” “我不了解他們。”他望著窗外，臉龐在柔和的側光下顯得更加剛毅。 “老天，”我說，“要是他們把燃料拿出來，我們面臨的就是全國性的災難了。那些燃料組件有好幾噸重，而且放射性極強，人一旦接近馬上就會死亡。他們要怎麼將燃料組件運出舊岬？” “發電廠四周環水，可用於冷卻反應爐。我們在詹姆斯河上游看到了一艘駁船，應該是他們的。” 我記得馬里諾曾說過那些駁船用來裝載大型板條箱到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農場，便問：“我們能打那艘駁船的主意嗎？”

“不，我們不能動那些駁船、潛水艇，目前為止一切都維持原狀，按兵不動，除非救出所有人質。”他啜了一口咖啡。地平線逐漸變成淡金色。 “最理想的情況是，他們達到目的就離開，不再殺害任何人。”我說，雖然我並不認為事情會這麼簡單。 “不，最理想的情況是我們能就地鎮壓他們的行動。”他看著我說，“我們不能讓滿載髙放射性物質的駁船通過弗吉尼亞河川甚或出海。到那時我們該怎麼辦？恐嚇，還是擊沉它？況且，我猜他們會一路挾持人質，”他遲疑片刻，“而且最後不留活口。” 我抑制不住地想像那些可憐的人質每一下呼吸，神經細胞都會隨之驚跳。我熟知人因恐懼產生的生理和心理反應，那些畫面在腦中騰躍，我深受煎熬。一想到那些自稱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傢伙，我的憎厭就難以言喻，不禁握緊拳頭。

韋斯利看到我泛白的指關節，以為我害怕這趟飛行。 “再過幾分鐘就好了，”他說，“已經開始下降了。” 我們降落在肯尼迪機場，一輛機場巴士在鋪著瀝青的飛機跑道上等候。兩名穿制服的強健男子負責駕駛，我沒問韋斯利他們是誰，因為我已猜到。其中一人送我們進入英國航空公司的航站樓，聯邦調查局或五角大樓已跟他們協商好，讓他們留出下班飛往倫敦的協和班機上的兩個座位。櫃檯處，我們隱秘地出示身份證，告訴工作人員我們沒有攜帶武器。奉命來保護我們安全的探員一直跟我們走到候機樓，我再度留意他時，他正假裝瀏覽一疊厚厚的外文報紙。 韋斯利和我在視野寬闊的落地窗前找位子坐下，看著窗外柏油路上一架超音速客機如巨大的蒼鷺，正從附在機身側面的粗管吸食油料。無論如何我都覺得協和式客機不太像商務客機，倒更像火箭，但顯然大部分乘客對其外觀不感興趣。他們開始享用酥皮派和水果，有的則啜飲剛調好的血腥瑪麗。

韋斯利和我幾乎沒怎麼交談，不時掃視周遭的人，我們像印像中的所有間諜或逃亡者一樣高舉著報紙。我留意到與我們舉止相近的人中有一名中東男子，他那雙眼睛讓我想起法庭上的約珥·漢德，那天意外發現他竟是個魅力十足、氣質出眾的男人。倘若他此刻坐在我旁邊，而我對他一無所知，一定會認為他比我們更適合這種場合。 “你還好吧？”韋斯利放下報紙。 “我不確定。”我有點緊張，“告訴我我們現在是否落單了，你的朋友還在這裡嗎？” 他眼含笑意。 “我不覺得這有什麼好笑。” “你以為我們附近有特工或探員？” “我知道了，那個走向我們的穿西裝男人是為英國航空公司服務的特工。” “這麼說吧，凱，除非我們落單，否則我不會刻意告訴你。”

我們對視了好一會兒。我們從未一起出過國，而現在並非舊情復燃的好時機。他穿著幾近黑色的深藍色西裝，內襯常穿的白襯衫和款式保守的領帶。我的打扮同樣低調端莊。我們都戴著墨鏡，也許看起來更像律師事務所的同事。我留意室內其他女人，才意識到一個事實——我從來不像是誰的妻子。 《泰晤士報》在他手中折起時窸窣作響，他瞟了一眼手錶。 “該登機了。”當二號班機的廣播再度響起時，他站了起來。 協和式客機能容納一百名乘客，客艙走道兩側各兩個座位，陳設是色調柔和的灰色地毯和皮椅，窗戶小得無法看到外面。乘務員全是英國人，禮貌周到。他們才不在乎我們是聯邦調查局、海軍或中央情報局的人，唯一關心的是我們想喝什麼。我點了威士忌。

“會不會早了點？”韋斯利說。 “以倫敦的時間來說並不算早。”我告訴他，“當地時間晚五個小時。” “謝謝，我會把表調好的。”他冷冷地說，彷彿這輩子從沒出過國，“我要啤酒。”他對乘務員說。 “現在正在跨時區，喝一杯有什麼不對？”我難以克制自己尖銳的語氣。 他轉向我，與我對視。 “你在生氣。” “這就是你之所以成為犯罪心理分析專家的原因，你善於觀察他人。” 他不動聲地環顧四周。我們坐在艙壁後方，走道另一邊的位子空著，而我也根本不在乎坐後面的是誰。 “我們可以理性地談談嗎？”他輕聲問。 “你教教我怎麼理性，本頓，你每次都在事後才肯談。” “我不知道你指哪件事。我們一定是哪裡沒溝通好。”

“大家都知道你分居了，除了我。”我說，“露西告訴了我這件事，而她是從其他探員那裡聽來的。流言沸沸揚揚，說我是破壞你們婚姻的第三者。” “天哪，希望你不是因這些流言覺得委屈。” “一點也沒有。” “我不告訴你，是不想受你影響。”他說。 我們低聲交談，身體前傾，肩膀靠在一起。儘管氣氛凝重，我還是能感覺到他的每一個動作和身體的溫暖，聞得到他羊毛外套和古龍水的味道。 “我對婚姻作出的任何決定都與你無關。”酒送來後他繼續說，“我知道你一定可以理解。” 我的身體不習慣在這個時間接受威士忌，醉意來得又快又猛，我一下子放鬆下來，閉上眼睛。機身後傾，有節奏地震動著，然後轟然沖向高空。剎那間世界下沉，空無一物，僅剩一道模糊的地平線，這就是我能看到的窗外的全部景象。引擎聲依舊嘈雜，我們得靠近才能繼續交談。 “我知道我對你的感情，”韋斯利說，“知道很久了。”

“你不該這麼做，”我說，“你無權這麼做。” “那你呢？你有權利做你想做的事嗎，凱？還是因為當時我是房間裡唯一的人？” “至少我沒結婚，當時也沒交往對象。”我說，“不，我不該這樣。” 韋斯利繼續喝啤酒，開胃小菜和魚子醬都無法引起我們的食慾，而這僅僅是美食遊戲的第一輪。我們久久陷入沉默，和艙內所有人一樣翻閱雜誌或期刊。搭乘協和式客機的乘客鮮有交談，我決定也做一次乏味的富豪或名流。 “我想最好解決一下我們之間的問題。”韋斯利開口，靠近正在吃蘆筍的我。 “什麼事？”我放下叉子。我慣用左手吃東西，而他又坐在我左邊。 “你知道的，關於哪些是我們該做的，哪些是不該做的。” 他無意中觸碰到我的胸部，手臂隨即僵在那裡，似乎我們之前說的都沒有意義了。 “好。”我說。 “好？”他感到好奇，“這是什麼意思？” “同意你剛才說的，”我有些緊張地移開身體，“解決我們之間的問題。” “我們就這麼做。”他表示同意。 “一言為定。”我說，但不清楚我們究竟達成了何種協議，“還有，如果你離了婚，而我們還想在一起，就從頭開始。” “就是這樣，這是最理想的決定。” “在這段時間裡，我們是工作搭檔和好朋友。” “正合我意。”他說。 六點半，我們坐在蘇格蘭場警察駕駛的路虎警車後座上沿公園大道飛馳，兩人都一言不發地看著黑暗中掠過的燈火，我有些辨不清方向，但興致高漲。海德公園如一片黑色汪洋，曲折小徑燈光隱現。 下榻之處距多爾切斯特酒店很近，今晚酒店附近圍滿了巴基斯坦人，群情激憤地抗議他們來訪的總理。防暴警察和警犬在一旁待命，但我們的司機似乎不以為意。 “裡面有門衛。”他在一棟新蓋的高樓前停下車，“你們進去以後出示證件，他就會帶你們去房間。需要幫忙搬行李嗎？” 韋斯利打開車門。 “謝謝，我們自己就行。” 我們下了車，走進一個小小的接待區，一名機警的老先生坐在光可鑑人的桌子後對我們親切微笑。 “我正在等你們。”他說。 他上前接過我們的行李。 “請跟我乘電梯上樓。” 我們進電梯升至五樓，被帶入一套窗戶很大的三人間套房，房間裡裝飾著色彩鮮豔的織物和非洲藝術品。我的房間佈置得相當舒適，有大得足以讓人溺水的傳統英式浴缸和鏈條沖水馬桶。鋪著土耳其地毯的硬木地板上是成套的維多利亞式家具。我走到窗邊拉起百葉窗，關燈，凝望著窗外川流不息的車輛和公園裡隨風搖擺的幽暗樹林。 韋斯利的房間在過道盡頭，我完全沒發現他進來了，直到他開口說話。 “凱？”他佇立在門前，冰塊撞擊發出脆響，“有人送來一瓶特級蘇格蘭威士忌，請我們好好享用。” 他走進房裡，將一杯波紋晃動的酒放在窗台上。 “你想灌醉我嗎？” “用不著。” 他站在我身邊。我們喝酒，凝望彼此，緊緊靠在一起。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綿綿低語，然後他撫弄我的頭髮，親吻我的耳朵和嘴唇。我也撫摸著他。我們親吻彼此，愛撫彼此，如此深愛對方，無法自拔。 “我好想你。”他在我耳邊低語，衣衫已解。 我們盡情歡愛，情不自禁。這是唯一的理由，沒有誰對誰錯。分離的日子太過難熬，我們整晚渴求彼此，纏綿不休。我沉沉睡到清晨自然醒，發現他已不在床上，就像做了一場夢。我蜷在鴨絨被下，昨晚的景像如抒情詩般緩緩浮現於腦海。光影在我眼瞼上舞動，我的身體似乎也跟著搖擺。我又變成了小女孩，重溫父親病逝前未諳世事的那段美好時光。 我一直忘不了父親。我對男人的戀慕一再不幸重演，或許正是因他太早離我而去。就像在跳一支只需隨節拍移動的舞，我最後發現自己大部分私生活都在空無一人的房間靜靜度過。我這才明白露西像我，我們都善於隱藏自己，將苦楚深埋心底。 梳洗穿戴完畢，我走入過道，看到韋斯利正在客廳望著雲層密布的窗外喝咖啡，他也已穿戴整齊，未顯一絲疲態。 “喝咖啡吧，”他說，“要我幫你倒嗎？” “謝謝，我自己來。”我走進廚房，“你起床很久了嗎？” “沒多久。” 他煮的咖啡很濃，我這才意識到他家居方面的很多細節我都不了解。我知道我們生活方式很像，但從未與他一起烹飪、度假或進行任何運動。我走進客廳，把杯碟擱在窗台上，眺望公園。 “你好嗎？”他凝視著我的眼睛。 “很好，你呢？” “你看起來不太好。” “你又犯職業病了。” “你似乎沒睡好，我沒別的意思。” “我根本沒睡，這都得怪你。” 他笑道：“是因為我還是時差？” “調時差是個很糟糕的理由，韋斯利探員。” 車輛高聲疾駛，不時夾雜著英國警報器特有的噪音。天光乍泄的清冷早晨，人行道上的人們步履匆匆，還有人在慢跑。韋斯利站起身。 “我們得走了。”他蹭著我的頸背，又親吻著，“我們得吃點東西，這將是漫長的一天。” “本頓，我痛恨這種生活。”我話未說完，他已關上了門。 沿公園大道行經多爾切斯特酒店，我們看到幾個巴基斯坦人還站在那裡。我們走向蒙特街，在南奧德利找到一家已開門營業的小餐廳“瑞丘克斯”。店裡供應法式酥皮點心和一盒盒藝術品般的巧克力。顧客都著裝正式，坐在小桌邊看報紙。我喝了杯新鮮柳橙汁，覺得很餓。菲律賓女服務員有點迷惑為什麼韋斯利只點吐司，我卻要了培根、雞蛋加番煎和蘑菇。 “你們一起吃嗎？”她問。 “不用，謝謝。”我對她微徽一笑。 。 不到十點鐘，我們從南奧德利前往格羅夫納廣場的美國大使館。大使館是棟宏偉的花崗岩建築，一隻青銅雄鷹突兀地矗立在屋頂。安全措施十分嚴密，隨處可見面無表情的警衛。我們出示護照和各種證件，照片則被收走了。最後，我們被護送到二樓會見聯邦調查局派駐英國的法定資深特派員查克·奧爾森。他穿黑色西裝，個子矮胖，像韋斯利那樣的銀白色頭髮修整得清爽利落。等在他辦公室前辦簽證和綠卡的人排成長龍。 “很高興你們來。”他與我們握手，“請坐，要來杯咖啡嗎？” 韋斯利和我坐在沙發上，旁邊的辦公桌上除記事本和活頁夾以外空無一物。奧爾森背後的方形軟木板上釘著的塗鴉應該是他孩子的作品，軟木板上方掛著一個巨大的司法部標誌。如果沒有那幾面書架和各種獎章獎狀，這間屬於工作狂的簡陋辦公室便不曾留下任何工作或私人生活的印記。 “查克，”韋斯利說，“我想你已知道斯卡佩塔醫生是我們的司法病理學家顧問，她來這裡是為處理幾個弗吉尼亞州的案子。” “上帝保佑！”奧爾森說，要是英國和歐洲各地發生核能災害，我理當被派去為罹難者驗屍。 “麻煩你跟她解釋一下目前的狀況。”韋斯利說。 “當然。”奧爾森先生對我說，“英國三分之一的電力來自核能發電，我們擔心發生類似的恐怖分子襲擊事件，事實上，那批人現在可能準備隨時行動。” “但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大本營在弗吉尼亞州，”我說，“難道他們是國際性組織？” “他們其實另有目的。”他說，“真正需要钚的不是他們。” “這個全世界都知道。”我說。 “結果，事情爆發了，”韋斯利說，“就在舊岬。” “你肯定知道，”奧爾森接著說，“有些人長久以來費盡心思想擁有核武器，但受到百般阻撓，結果就找上了弗吉尼亞州的新猶太復國主義者，這是他們在當地唯一能夠利用的極端主義團體。” “你如何確定這一點呢？”我問。 韋斯利回答：“我們曾追踪約珥·漢德的電話記錄，過去兩年來他們聯繫相當頻繁。” “可你並不知道那些人在倫敦從事某些地下活動。”我說。 “我們怕的是根本無從防備。倫敦是歐洲、美國與中東三地的踏腳板，也是非常重要的金融中心。他們從美國偷火，並不代表美國就是他們的最終目標。” “偷火？” “借用普羅米修斯的神話，火就是我們對钚的暗稱。” “我明白了。”我說，“你這番話讓人聽得心驚肉跳，說吧，我能做什麼。” “我們要探究幕後主使者的心態，包括發動這起事件的目的和未來的走向。”奧爾森說，“當務之急是摸清這些恐怖分子的想法，而這是韋斯利的責任，你的任務則是蒐集資料。我知道你有個同事在倫敦，也許他能提供一些有用信息。” “希望如此。”我說，“我打算跟他談談。” “安全有保障嗎？”韋斯利問，“是否要派人保護她？” 奧爾森神色古怪地盯著我，彷彿看透了我的緊張，而我成了某件東西或即將登場的拳擊手。 “不用，”他說，“我認為她在這裡絕對安全，除非你有其他顧慮。” “我不敢肯定，”韋斯利也看著我，“也許還是派人跟著她更好。” “不用了，沒人知道我在倫敦。”我說，“而且馬特醫生相當頑固，威逼利誘對他都沒用。要是有人跟著我，他一定不會透露任何口風，那我這趟就白來了。” “好吧，”韋斯利勉為其難地說，“隨時讓我們知道你在哪兒。還有我們得在四點前見面，飛機那時起飛。” “如果有事我就會通知你，”我說，“你們一直待在這裡嗎？” “如果不在，秘書會告訴你去哪裡找我們。”奧爾森說。 我下樓到大廳，噴泉大聲飛濺，林肯銅像高高聳立在一面掛著歷屆總統肖像的牆前。警衛盡職地檢查護照和訪客，我在他們冷峻的注視下通過後，仍能感覺到他們跟隨的目光。早晨街道濕冷，我攔了輛出租車，告訴司機距離並不算遠的伊頓廣場外上流住宅區的一個地址。 老馬特太太住在伊伯里街的三層樓多棟聯建住宅區。她房子那斑駁木瓦屋頂上的煙囪漆成紅色，格外搶眼。窗台上的花盆種滿黃水仙、番紅花和常春藤。我爬上二樓敲門，應門的不是潮水鎮的法醫。一位端莊的婦女看著我，我同樣困惑。 “對不起，”我對她說，“我猜這裡已經被原來的屋主賣掉了。” “我們一直住在這裡。”她語氣堅決。 “我是來找菲利普·馬特的，”我接著說，“一定是我弄錯了……” “哦，菲利普是我哥哥，”她親切地笑道，“他上班剛走，你正好錯過了。” “上班？”我說。 “對呀，他通常都這時出門，避開交通髙峰，雖然我不認為真有這個必要。”她猶豫了一下，意識到該提防面前的不速之客，“要我告訴他誰來找他嗎？” “我是凱·斯卡佩塔醫生，”我說，“我找他有急事。” “啊，”她很驚喜，“我聽他提過，他對你贊不絕口呢。要是知道你來了他一定非常髙興。什麼風把你吹來的？” “有機會來的話，我絕不會錯過。你能告訴我到哪裡才找得到他嗎？”我追問。 “當然，在豪斯佛瑞路上的威斯敏斯特公共太平間。”她猶豫片刻，有點納悶，“我以為他告訴過你。” “是的，”我笑道，“我為他感到很高興。” 我不確定自己在說什麼，但她看起來很開心。 “別告訴他我來過，”我接著說，“我想給他一個驚喜。” “太棒了，他準會大吃一驚。” 我重新攔了輛出租車，心想她應該是真誠的。無論馬特回英國工作基於何種理由，我都不由得興奮起來。 “您要去法醫辦公室嗎？”司機問我，“就在那裡。”他指向一棟漂亮的磚砌建築上開著的窗戶。 “不，我要去驗屍間。”我說。 “哦，就在這裡了，您走著進去可能比我載您進去更好。”他嘶啞地笑道。 出租車停靠在一棟依倫敦標準看略顯寒酸的建築前，我掏出車錢。磚造樓房裝飾著花崗岩，頂樓圍著造型特異的護牆，周遭環繞造型華麗的鐵鎊色鍛鐵圍籬。入口名牌上的日期顯示，這個驗屍間已有一百年的歷史。我不由想到這一百年間司法醫學的發展何等艱辛，要不是有這些前人的努力，有些案件的破案證據永遠無法找到。 接待處很小，但體貼地提供了與辦公大樓一樣的會客室。敞開的門後有一道長廊，空無一人。這時，一位年輕女子捧著本厚厚的書從房間裡出來，我朝她走去。 “對不起，”她嚇了一跳，“你不能進來。” “我找馬特醫生。”我說。 她穿著寬鬆的長裙，外套毛衣，說話有蘇格蘭口音。 “我該如何轉告是誰找他？”她禮貌地問。 我向她出示了證件。 “太好了，他一定很期待見到你。” “我看未必。”我說。 “哦？”她改用另一隻手抱書，不懂我的意思。 “我們在美國時一起工作，”我說，“我想給他一個驚喜，所以可否請你告訴我他在哪裡，我自己去找他。” “他應該在驗屍室。穿過這扇門，”她抬抬下巴，“就是主停屍間，更衣室在左邊，你需要的東西都在裡面。然後左轉經過另幾扇門後，右邊一間就是。我說清楚了嗎？”她微笑。 “謝謝你。”我說。 我在更衣室換上手套和麵覃，為避免衣服沾上味道，在手術袍上鬆鬆地綁個結。經過一間貼滿瓷磚擺著六張不銹鋼輪床的房間和冷凍室的一道白牆，看到一律穿藍袍的醫生們正在忙碌。顯然今天案子很多，我經過時根本沒人注意到我。走廊深處，我的代理首席法醫正穿著高統橡膠靴，站在腳凳上解剖一具已經腐爛的屍體。屍體應該在水里泡了很久。屍臭味非常嗆鼻，我關上身後的門。 “馬特醫生！”我說。 他轉身，起初沒認出我是誰，或者沒弄清狀況。他驚訝地說：“斯卡佩塔醫生？天哪，你看我這一身血淋淋的。”他塊頭很大，笨重地從腳凳上下來，“真是太意外了，我簡直不知該說什麼！”他不知所措，眼神裡流露出懼色。 “我也很意外。”我冷冷地說。 “我想也是。走吧，味道太恐怖了，我們別在這裡談。昨天下午在泰晤士河發現的。應該死於他殺，還沒證實。我們去休息室。”他緊張地說。 菲利普·馬特是位風度翩翩的老紳士，白髮豐盈，眼睛炯炯有神，沒人不喜歡他。他帶我到一個角落去沖洗，我們剝除手套和口罩，對手腳消毒，將所有換下的東西統統塞進一個塑料筒，接著來到緊鄰停車場的休息室。像倫敦所有事物一樣，連房間裡沉澱的煙味似乎也有一段悠久的歷史。 “要來點什麼提提神嗎？”他拿出一盒Players香煙，“我知道你在戒菸，就不請你抽了。” “我什麼都不要，只要你的答案。”我說。 他劃火柴的手微微顫抖。 。 “馬特醫生，你到底在這裡做什麼？”我開門見山，“你回倫敦，難道不是因為家人過世？” “沒錯，碰巧是這樣。” “碰巧？”我說，“此話怎講？” “斯卡佩塔醫生，我正千方百計找藉口離開，剛好母親忽然過世，所以我就選在這時候走。” “也就是說，你不打算再回去了。”我說，感覺很受傷。 “真的很抱歉，但我不會回去了，絕不。”他從容地彈掉煙灰。 “你離開時至少該向我說一聲，我好找人接替你的職務，我給你打了很多次電話。” “我不告訴你，也不回你電話，是因為不想讓他們知道。” “他們？”這個詞彷彿懸在空中，“你指誰，馬特醫生？” 他平靜地吞雲吐霧，岔腿站著，皮帶上方隆起一圈肚皮。 “我不知道他們的身份，但他們清楚地知道我們是誰，這讓我覺得不安。我可以告訴你這一切是如何開始的。十月十三日——不知你是否還記得那個案子。” 我對他所說的案件毫無頭緒。 “由海軍方面執行解剖，因為案件發生在他們位於諾福克的廢船廠。” “有個人意外在乾涸的船塢被壓死了？”我隱約記得這事。 “就是這個案子。” “你說得對，這是海軍的案子，不是我們的。”我急於想听他接下來的話，“告訴我，那件事是怎麼跟我們扯上關係的？” “由於救生隊的失誤，”他說，“他們本應把屍體送到朴茨茅斯海軍醫院，卻錯送到了我辦公室，而丹尼並不知情。他開始抽血，做一些書面工作之類的事，其間他在死者的私人物品裡發現了非同尋常的東西。” 馬特還不知道丹尼的事。 “死者隨身背著一個帆布背包。”他繼續說，“救生隊的人僅把那個背包放在屍體上，用布蓋起來。要是他們沒這麼做，我們也就不會知道這件事了。” “什麼事？” “事後我才發現，死者包裡的書是本邪書，也是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聖經》。那本書恐怖至極，詳述了酷刑、謀殺這類事，它讓我非常不安。” “是不是叫作《漢德之書》？” “沒錯，”他眼睛一亮，“就是它。” “黑色皮革精裝？” “沒錯。奇怪的是，書皮上的名字並非死者的，而是叫夏皮洛什麼的。” “達文·夏皮洛。” “對，”他說，“看來你已經知道這件事了。” “我知道這本書，但不知道它為什麼會出現在這名死者的私人物品裡，顯然他不叫達文·夏皮洛。” 他搓著臉回想。 “我記得他叫凱雷。” “可能他就是殺達文·夏皮洛的兇手。”我說，“所以他得到了那本書。” 馬特對這件事毫不知情。 “當我發現我們停屍間誤接了海軍的案子，就要丹尼把屍體送回朴茨茅斯海軍醫院，當然也包括這個可憐人的遺物。” “可丹尼拿了這本書。”我說。 “我猜是的。”他傾身在咖啡桌上的煙灰缸裡把煙捻熄。 “他為什麼這麼做？” “我無意間走進他辦公室時看到這本書，便質問他書怎麼會在他手上。他的解釋是，書皮上的名字是另一個人的，所以他懷疑這本書並非在現場被發現，背包可能也是別人的。”他稍作遲疑，“他還年輕，我想他只是正義感使然，犯了一個無傷大雅的錯誤。” “我想知道，”我說，“這段時間裡有記者打電話到辦公室嗎？比如，有人要求對在廢船廠被壓死的人作更進一步的了解嗎？” “是的，艾丁先生出現了。我會記得他，是因為他相當急切地想知道詳情，這讓我很為難。據我所知，他沒有披露這件事。” “丹尼和艾丁談過嗎？” 馬特開始回想。 “我見他們聊過，丹尼向他提到那本書。” “他可能把書交給艾丁，讓艾丁去寫有關新猶太復國主義者的報導嗎？” “我真的不清楚，之後我再沒見過那本書，就以為丹尼已把書還給海軍了。我挺想念這個小伙子的，順便一問，他現在怎麼樣？他的膝蓋情況如何？你知道嗎，我叫他'跳腳蝦'。”他大笑。 我沒有回答，也沒有笑。 “告訴我，接下來又發生了什麼，你害怕什麼？” “相當詭異的事。有人打電話來，不說話就掛斷，我還覺得自己被人跟踪。我停屍間的管理員——你記得嗎，無緣無故忽然請辭。有一天我在停車場發現我車子的擋風玻璃上到處是血，化驗結果是牛血。” “我想你也同羅切探員打過照面了。”我說。 “很遺憾，我對這個人沒有一點好感。” “他想向你打聽消息嗎？” “他來過，當然目的不是看驗屍過程，他對這個沒有一點興趣。” “那他想知道什麼？” “我們剛才提到由海軍方面接手的案子，他是來詢問那件事。” “他提到那件私人物品了嗎？不小心與屍體一起送進停屍間的帆布背包？” 馬特回想著。 “你在考驗我嚴重退化的記憶力。我記得他好像問到帆布背包，我讓他去找丹尼。” “顯然丹尼沒有把東西交給他，”我說，“至少沒把那本書給他，因為書已回到我們手上。” 我沒告訴他事情經過，不想讓他難過。 “那本血腥暴力的書對某些人來說肯定相當重要。”他若有所思。 他又開始抽煙。我稍微停頓，接著說：“那時你為什麼不告訴我？你為什麼寧願忽然消失也對這件事絕口不提？” “坦白說，我不想把你牽扯進來。這件事從頭到尾都十分荒謬，”他忽然住嘴，表情顯示出他意識到自己離開弗吉尼亞後發生了更糟的事。 “斯卡佩塔醫生，我已經不年輕了，只想平靜地工作到退休。” 我沒再為難他，我能理解他的所作所為。坦白說，我非但不怪他，反而慶幸他離開了，也許正因如此他才逃過一劫。諷刺的是，他提供的信息全都無關緊要。他沒有任何理由會遭謀害，而丹尼的死也沒有任何理由。 我想起那如血一般鮮紅的運動支架、樹葉、沾在亮麗長發上的污物，將實情一五一十地告訴了馬特。我想起丹尼燦爛的笑容，也永遠無法忘記他從坡地咖啡店帶走的那個白色小紙袋，那裡有條狗狂吠了一整晚。我腦海中不斷浮現他幫忙解剖艾丁的屍體時眼中那抹哀傷和恐懼，我現在才恍然大悟，原來他早已料到。結果，兩個年輕人都不慎引導對方踏進死亡的陷阱。 “天哪，可憐的孩子。”馬特只說了這句話。他用手帕遮住眼睛，我離開時他失聲痛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