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第三十五章

史雯醫生接聽了我的電話，毫不遲疑地認出了我。這印證了塔利所說，她的確在等我的電話，而且期待和我見面。 “明天下午我得上課，”她用生硬的英語說道，聽起來似乎很長時間不曾練習了，“不過你可以上午過來，我八點到辦公室。” “我八點十五分過去，你來得及準備嗎？” “當然。你在巴黎這段時間有什麼需要我幫忙嗎？”她的音量不禁讓我擔心會被其他人聽到。 “我對法國法醫制度的運作很感興趣。”我順水推舟。 “有時候運作得併不理想，”她答道，“我們的辦公室就在里昂站附近，靠近哈貝碼頭站。如果你自己開車，可以把車停在後門，就是供屍體進入的門。當然也可以從前門進來。” 正在查看電話留言的塔利抬起頭來。

“謝了。”我掛斷電話時他說。 “你覺得馬里諾會去哪裡？”我越來越感到不安。馬里諾單獨行動時一定又會惹上麻煩。 “他可去的地方太多了。”塔利答道。 到達樓下大廳時，我們發現馬里諾正悶頭坐在一棵棕櫚盆栽旁。看來他似乎在穿過太多道門後迷了路，於是就坐電梯下到了一樓，也沒要求警衛協助。 我已經很久沒見過他這般任性的模樣了。回巴黎的途中他更是乖戾暴躁，我忍無可忍地換了座位背對著他，先閉上眼睛打了個盹，又去餐車買了罐百事可樂，沒有問他是否需要。我還買了香煙，也沒與他分享。 走進酒店大廳時，我終於投降了。 “你想喝一杯嗎？”我說。 “我想回房間。” “你到底怎麼了？” “我倒想問問你是怎麼了。”他立刻反駁。

“馬里諾，我實在不明白你在說什麼。我們去吧台休息一下，想想接下來該怎麼處理莫名捲入的這筆糊塗賬。” “接著我要做的就是回房間。還有，這筆糊塗賬跟我沒有半點關係。” 我讓他單獨進了電梯，望著他頑固的面孔消失在關閉的銅門後。接著我沿鋪著地毯的蜿蜒樓梯拾級而上，同時發現抽煙已對我的健康造成了多麼壞的影響。我鎖上房門，不期然映入眼簾的某樣東西讓冰冷的恐懼緊緊擭住了我的心。我走向傳真機，望著費城首席法醫范斯·哈斯頓發來的傳真，無力地跌坐在床沿上，全身僵麻。 整個城市燈火通明，金萬利酒廠的巨大招牌高懸在空中，底下的和平咖啡館人潮熙攘。我撕下傳真，兩手顫抖，像得了重病似的脈搏狂跳。我從小冰箱裡拿出三瓶蘇格蘭威士忌，一口氣全倒在杯中，沒有加冰。我不在乎第二天是否會頭痛欲裂，反正這已無法避免。哈斯頓醫生的傳真附了簡短的前言。

我讀著最原始的法醫調查報告，讀著對本頓的屍體——在焚毀的商店一角發現的那具殘骸——的描述，像是患了緊張性精神症般任由時間在毫無知覺中流逝。那些字句有如風中的塵埃從眼前飄過。焦屍的手腕和雙手只剩碎骨，頭骨層層剝落，胸腹的肌肉也完全被燒焦。 頭部的槍傷在頭骨留下一處直徑半英寸的彈孔，頭骨裂縫呈斜角。子彈從右耳後方射入，傷口呈放射狀，撞擊並且阻塞在右顳骨岩部。 上顎骨中央有一條細微的裂縫，我一向喜歡他門牙之間的這條小細縫。這讓他的笑容更加親切可愛，因為他的其他方面都無可挑剔。此外他的牙齒堪稱完美，因為他那追求完美的新英格蘭家庭讓他戴了牙套。 ……身上日曬留下的泳褲印痕。他獨自去了希爾頓海德島，因為我被召喚到了犯罪現場。真希望我當時作出相反的決定，陪他一起去。真希望我當時拒絕跑去那一連串可怖兇殺案的現場，而結果證明他是那一連串兇案的最後一名受害者。

所有這些內容都不像是偽造的，不可能是偽造的。只有我和他知道他的左膝有一道兩英寸的疤痕，那是他在北卡羅來納的黑山——我們第一次做愛的地方——被玻璃割傷的。那道疤痕彷彿是這段婚外情的烙印，奇怪的是，屋頂的隔熱材料正好落在上面，將其保存下來。 這道瘡痕一直是罪孽的象徵，如今更讓他的死成為對我最嚴酷的懲罰。報告中所述種種我都見過。一幕幕影像的衝擊讓我癱軟在地，失聲痛哭，不斷喃喃念著他的名字。 不知過了多久我才意識到有人敲門。 “誰？”我嘶啞著嗓子問。 “你怎麼了？”馬里諾在門外大嚷。 我虛弱地爬起，給他開門，險些失去平衡。 “我敲了起碼有五分鐘……”他說，“他媽的到底出了什麼事？”

我轉身走到窗口。 “醫生，怎麼了？到底怎麼回事？”他的聲音透著恐懼，“出了什麼事？” 他向我走來，雙手按住我的肩膀。相識多年來，這是他第一次這麼做。 “告訴我，床上那一大堆解剖圖表是什麼東西。露西沒事吧？” “別管我。”我說。 “你得先告訴我到底怎麼回事！” “走開。” 他抽開雙手，我肩頭頓覺一陣涼意。隔閡在我們之間漸漸產生。我聽見他走到房間那頭，拿起傳真紙。一陣沉默。 “你在幹什麼？想把自己逼瘋嗎？你為什麼要看這種東西？”他的聲音傳來，隨著痛楚和驚恐的加劇越來越響，“為什麼？你瘋了嗎？” 我轉身向他衝去，抓起傳真紙摔到他的臉上。解剖圖表、毒物檢測報告、殘留物報告、死亡證明、腳趾掛牌、齒列記錄、胃部殘留物報告的複印件像枯死的落葉飄散在地板上。

“因為你硬是要說那些，”我向他吼道，“你硬是要用那張該死的大嘴巴說他沒死！現在終於確定了，對吧？你自己看個夠吧，馬里諾。” 我坐在床上，兩手揉著眼睛和鼻子。 “看清楚，以後再也別提這件事，”我說，“再也別跟我說那些該死的話，再也別說什麼他還活著。你敢這麼做就試試看。” 電話響起。他衝過去接聽。 “什麼？”他脫口而出，“哦，是嗎？”他停頓片刻，“他們說得沒錯。我們這裡正他媽的亂成一團，你們敢派警衛上來，我就叫他們立刻滾回去，因為我是個警察，而且正他媽的一肚子火！” 他砰地放下電話，坐在我身旁的床沿上，紅了眼眶。 “現在該怎麼辦，醫生？我們該怎麼辦呢，嗯？” “他要我們聚在一起共進晚餐，就是要我們像這樣爭吵、哭泣、彼此憎恨，”我喃喃道，眼淚滾落臉頰，“他知道我們會互相指責，朝對方發脾氣，因為我們沒有其他發洩情緒的方式。”

“是啊，他分析了我們的心理，”馬里諾說，“我想他分析得沒錯，好像早就知道事情會發展成這樣，知道我們會有什麼反應。” “他了解我，”我說，“啊，老天，他真的了解我。他知道我比任何人都不善於處理這種事。我不哭，我不能哭！父親去世時我就沒哭，因為一哭就有感覺，而感覺這種東西實在沉重得難以承受。我在努力讓自己的心變得枯竭，就像咔啦作響的干豆莢，將所有情感擠壓成堅硬的小小一團……我撐不住了，馬里諾。我熬不下去了，也許被革職了反而更好，或者乾脆辭職。” “不會的。”他說。 見我沒有回應，他點了根煙，在房裡來回踱步。 “要吃點晚餐什麼的嗎？” “我只想睡一覺。”我說。 “暫時離開這個房間也許會讓你好受一點。”

“不，馬里諾。” 我吃了安眠藥讓自己陷入昏睡，第二天清晨頭昏腦漲地強迫自己起床。在浴室鏡子裡我看見一雙浮腫疲倦的眼睛，趕緊用冷水潑臉並換了衣服，在七點半時叫了輛出租車，這次沒有國際刑警的幫忙。 法醫學院這棟三層紅磚和斑駁石灰石建築位於巴黎東區，和塞納河之間僅僅隔著高速公路。這個早晨，河水呈美麗的蜂蜜色。出租車司機讓我在前門下車。我走過一個長滿櫻草花、三色堇、雛菊、野花和老樹的美麗小花園。一對年輕的戀人坐在石凳上擁吻，一個遛狗散步的老人似乎對不遠處的學院鐵柵窗戶和黑色鐵門滲出的死亡氣息渾然不覺。 露絲·史雯一向以管理這個不尋常的機構聞名。不少女接待員負責招呼訪客，來客一進大門便立刻有人上前親切地問候、帶路。此時，一位女接待員向我走來，帶領我通過一條瓷磚走廊。許多調查員正坐在兩旁的藍色椅子上等候，我從他們的交談中約略得知，似乎有個人在前天晚上跳樓喪生。

我跟隨這位安靜的接待員經過一座玻璃污舊的小教堂。教堂裡擺著一具打開的白色棺木，一對夫婦正趴在棺木里的男孩身上哭泣。這里處理屍體的方式和我們不太相同。在美國不會有時間和經費去安排接待員、教堂和告別儀式，每天都不斷有槍擊案的死者被送來，沒有人會替這些死者奔走呼號。 史雯醫生正在驗屍間里工作。這個房間的門牌就懸掛在電動門上方。一進入房間，我立刻感到焦慮不安。我不該來這裡的。我根本不知道該談什麼。露絲·史雯正把一片肺臟樣本放在秤上，綠色長袍上濺滿了血跡，連眼鏡也未能倖免。我知道這位死者應該就是跳樓的那位，他的面孔一團髒污，兩腳張開，脛骨向上刺入大腿。 “請等我一分鐘。”史雯醫生對我說。 同時進行檢驗的還有另外兩起案件，醫生們身著白袍，黑板上寫著名字和案件編號。斯特萊克電鋸正在切割頭骨，水槽裡的水嘩啦奔流。史雯醫生動作敏捷且精力充沛，面容姣好，身材健壯，年齡比我略長。我記得在日內瓦那場研討會上她並不多話。

史雯醫生用屍布蓋住尚未完成解剖的死者，摘下手套，大步向我走來，一邊從背後把袍子解開。 “你好嗎？”她說。 “不好說。”我說。 也許我的回答讓她感到奇怪，但她沒有表現出來。 “請跟我來，在我清洗時我們說說話，然後喝杯咖啡。” 她帶我進入一間小更衣室，把手套扔進洗衣籃。我們都用消毒肥皂洗了手，她把臉也用力擦洗一番，然後用藍色粗布毛巾擦乾。 “史雯醫生，”我說，“我這次前來不是為了聯絡感情，也不是為了參觀你們的法醫體制如何運作。這點我們都很清楚。” “當然，”她注視著我答道，“我不太擅長應付訪客。”她微微一笑：“沒錯，我們在日內瓦見過面，但並沒有深入交往。真的很可惜。那裡的女性本來就不多。” 我們一邊談話一邊穿過一條長廊。 “你打來電話時我就明白了，因為是我把你找來的。”她補充道。 “你這麼說讓我相當惶恐，”我說，“好像怕我不夠緊張似的。” “我們有著一致的追求。如果掉換一下角色，我也會來拜訪你的，你知道嗎？我會說，我們不能讓這種情形繼續下去，我們不能讓更多女人這樣慘死。現在他甚至跑到美國，跑到里士滿行凶。他是頭野獸，這個狼人。” 我們走進她的辦公室。那裡沒有窗戶，所有角落都堆滿文件、期刊、報紙和備忘錄。她拿起電話撥了分機，要人送咖啡進來。 “請盡量放鬆一點。我把東西挪開些，可實在沒地方擺了。” 我拉了把椅子坐到她的辦公桌前。 “我在日內瓦時感覺格格不入，”她說著關上房門，思緒顯然回到了那段記憶，“部分因為法國的製度。這裡的法醫病理醫生是完全孤立的，這一點一直沒有改變過，很可能在我有生之年都不會發生絲毫改變。我們不能向任何人透露工作上的事，有時這也並非壞事，因為我喜歡獨立工作。” 她點了根香煙。 “我負責檢查傷口，案情則由警方書寫，只要他們願意。如果案件重大，我就直接找法官討論，結果也許能如我所願，也許不能。有時我會提出疑問，但沒有實驗室會進行證物檢驗，你明白嗎？” “這麼看來，”我說，“你的工作就是找出死因。” 她點點頭。 “每個案子都一樣，我只是依法官授權確認死因，僅此而已。” “你並不參與調查。” “不是你採用的方式，也不是我喜歡的方式。”她說著吐出一陣煙霧，“要知道，法國式正義的問題在於，法官是不受約束的。我只能向那位指派我的法官直接呈報，而只有司法部長有權把某個法官的案子移交給其他法官。所以一旦出了問題，我根本無能為力。法官可以任意處置我的報告。如果我說某件案子是謀殺，而他不同意，我也毫無辦法。這不是我的職責。法律規定如此。” “他可以隨意修改你的報告？”我詫異地問。 “當然。我完全是孤軍奮戰。我猜你也一樣吧。” 我不願去想自己有多麼孤單。 “我非常清楚，要是有人知道我們現在所談的話題，後果一定不妙，尤其對你——”我剛開口她便抬手製止了我。房門開了，那位為我帶路的年輕女子端來了咖啡、奶精和糖。史雯醫生向她道謝並且說了些我聽不懂的法語。女子點了點頭，然後靜靜離開，順手關上了房門。 “我請她替我擋掉所有電話。”史雯醫生解釋道，“我必須事先讓你明白，指派我的那位法官是一位我非常尊敬的先生，可他遭受了一些壓力，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來自比司法部長更有權勢的人。我也不知道事情的真相。這幾起案子全都沒有實驗室參與，所以才派你前來。” “派我前來？我以為是你把我找來的。” “你的咖啡要加什麼？”史雯醫生問。 “誰告訴你我是被派來的？” “當然，你是被派來分享我的秘密的，而我也非常樂意與你分享。要加糖和奶精嗎？” “黑咖啡。” “里士滿那名女子遇害時，有人告訴我，只要我願意和你談，他們就派你過來。” “這麼說，並不是你主動要求我來的？” “我不可能提出這種請求，因為我從不認為這種請求會獲得許可。” 我想起私人飛機、協和客機和其他一切。 “能給我一根煙嗎？”我說。 “抱歉沒有問你。我不知道你也抽煙。” “我不抽，這只是過渡時期。大概持續一年了。一般情況下我不抽煙。你知道是誰派我來的嗎？” “某個影響力足夠大、能將你立刻派往此地的人。除此之外我一無所知。” 我想到了羅德參議員。 “狼人犯下的案子把我累壞了，已經有八名女子遇害了。”她說著垂下眼瞼，眼神茫然而充滿痛楚。 “我能做些什麼呢，史雯醫生？” “沒有證據顯示她們遭到強暴，”她說，“也沒有雞姦現象。我採集了咬痕部位的唾液。這些齒痕非常奇怪，沒有臼齒的痕跡，咬合面與細小牙齒之間都有很大空隙。我還採集了一些毛髮之類的物證。我們從第—個案子說起吧，怪事就是從這裡開始的。依照正常程序，法官指示我把所有證物交給實驗室。可幾星期、幾個月過去，依然沒有任何結果反饋給我。從此我學乖了，凡是兇嫌為狼人的案子，我再也不作任何要求。” 她沉默半晌，思緒飛到了別處。 “請千萬當心，斯卡佩塔醫生。他會找上你的，就像當初找上我一樣。我稱得上是倖存者。” 我驚愕得無法言語。 “我丈夫是圓頂餐廳的主廚，通常晚上都不在家，幸好老天眷顧，幾週前這怪物找上我家時我丈夫正好生病在家休息。那天下著大雨，他說他的車出了點問題，想藉用一下電話報警。我的第一個反應自然是提供幫助，還想看看他有沒有受傷，非常替他擔心。這是我的弱點，”她繼續說，“我想每個醫生都多少有點救世主情結吧，你有這種感覺嗎？我們相信自己能夠解決一切困難，無論對方是什麼人。現在回想起來，他正是看準了這點。他沒有任何可疑之處，也知道我會讓他進門。我確實準備請他進門了，可保羅聽見了聲音，說他想知道誰在外面。那個人立刻跑掉了，我沒能看清他的長相。當時屋裡的燈壞了，因為他把燈泡拿了下來，而這是我後來才知道的。” “你報警了嗎？” “只告訴了一個我信任的警探。” “為什麼？” “小心點總是沒錯。” “你怎麼知道他就是那個兇手？” 她啜著咖啡。咖啡早已涼了，她又替我們分別添了些熱的。 “我感覺得到。我記得當時聞到了某種潮濕的動物的氣味，現在想來，也許是我的想像。我感覺得到那種邪惡，感覺得到他眼中的色欲，而且他始終不肯露出臉孔。我一直沒看清他的臉，只在開門時藉著一點光線瞥見了他的眼睛。” “什麼樣的動物氣味？”我問。 “跟人體的氣味不一樣。是一種臭味，就像一條很久沒洗澡的狗的氣味。我記得是這樣的。可一切發生得太快，我現在也不敢確定了。第二天我就收到他的字條。在這裡，我拿給你看。” 她起身打開一個金屬檔案櫃的抽屜。文件夾緊緊地塞在裡面，她費了好大勁兒才抽了出來。文件夾沒貼標籤，裡面是一張沾血的褐色小紙片，裝在透明的塑料證物袋裡。 “Pas la police。Va va，va va。Pas de probleme，tout va bien。Le Loup-Garou，”她念道，“意思是說，別報警。沒事。沒問題，一切都好。狼人。” 熟悉的手寫字體非常工整，帶著些稚氣。 “這張紙很像是從購物袋上撕下來的，”她說，“我無法證明這是他寫的，可是除了他還會有誰？我也不知道這上面的血是誰的，你知道，我無法進行任何測試。只有我丈夫知道我收到這東西。” “為什麼是你？”我問，“他為什麼會找上你？” “我只能猜測，或許因為他在犯罪現場見過我。他喜歡旁觀。作案後就躲在暗處，看著我們這些人在現場忙碌。他非常聰明非常機靈。我甚至認為他非常清楚他殺害的那些人被送到這裡來後我們會如何處理。”我將紙片映著燈光細看，試圖找出是否有書寫時墊在下面的物體留下的印痕，但一無所獲。 “我看到這張紙條時，忽然覺得司法敗壞好像只是家常便飯，完全不值一提。”史雯醫生說，“狼人知道，把這張字條交給警方或實驗室完全是做無用功。他在提醒我，甚至警告我，別自尋煩惱，奇怪的是，我感覺他也在告訴我，他就此罷手了。” “這我可不敢肯定。”我說。 “他似乎很需要朋友。這只孤單的野獸需要朋友。我想他在想像中也許把我當成了朋友，因為我見過他卻僥倖活了下來。但誰能猜得透像他那種人的心呢？” 她離開辦公桌，打開另一個檔案櫃的抽屜，取出一個普通鞋盒，撕下膠帶，打開盒蓋。裡頭是八個有孔小紙盒和一大疊小型牛皮紙信封，每個信封上都貼著案件編號和日期標籤。 “很可惜那些咬痕都沒有製造印模，”她說，“可如果這麼做，我必須去找牙醫，而這不可能獲得准許。但我用棉棒蘸取了體液採樣，也許會有點幫助，也許不會。” “在金蘭謀殺案中，他試圖除去咬痕，”我對她說，“因此我們無法製造印模，就算拍照存證也沒什麼用處。” “這我並不驚訝。他知道現在沒人可以保護他了。他已經——該怎麼說，侵入你的地盤？我得告訴你，利用他的齒模逮到他其實一點都不難，因為他長著奇怪的尖牙，十分稀疏，類似動物的牙齒。” 我專注聆聽著。 “我在所有屍體上都採集到了毛髮，”她接著說，“類似貓毛。我在想他會不會養了安哥拉貓之類的寵物。” 我俯身向前。 “類似貓毛？”我說，“你保存了嗎？” 她撕開一個信封，從辦公室抽屜裡拿出一把鑷子伸進信封，拉出幾根毛髮放在吸墨台上。毛髮細軟，幾乎要飄起來。 “看見了吧？長度相同，九到十厘米，淡金色。非常纖細，就像嬰兒的頭髮。” “史雯醫生，這不是貓毛，是人類的毛髮。在集裝箱裡那具無名男屍的衣服上發現了這種毛髮，在金蘭的屍體上同樣發現了。” 她瞪大了眼睛。 “你送檢的第一個案子的證物裡，也包括這些毛髮嗎？”我問。 “是啊。” “沒有任何回音？” “據我所知，實驗室一直沒有檢測我送去的東西。” “哦，我敢說他們一定做了測試，”我說，“我敢說他們一定知道這些毛髮屬於人類，因為據長度判斷不可能是嬰兒頭髮。他們也知道那些咬痕意味著什麼，說不定都有了DNA測試結果。” “果真如此的話我們也可以得到DNA測試結果，用我給你看的這些棉棒採樣去做。”她顯得興奮而又不安。 我不在乎。這已經不重要了。 “當然了，那些毛髮可能派不上多大用處，”她喃喃道，“毛茸茸的，沒有色素沉著。每一根都非常相似，不是嗎……” 我不知她在說些什麼，一心只想著卡斯帕爾·豪澤爾的故事。他在地牢裡度過生命中的最初十六年，只因為巴登的查爾斯王子要確保他不會和自己爭奪王位繼承權。 “……我想沒有髮根很難取得DNA……”史雯醫生說。 十六歲時他被人發現倒在路邊，身上插著一封信，蒼白得像條洞穴魚，野獸似的不懂言語。人們把他當成怪物。沒有別人的引導，他甚至寫不出自己的名字。 “初學寫字的人的筆跡，呆板、方正。”我大聲說道，“一個受到嚴密監護的人，從沒接觸過外人，沒進過學校，全靠家庭教育，甚至自學。” 史雯醫生不再出聲。 “只有家庭能從一個人出生時就把他隱藏起來。只有一個擁有權勢的大家族能夠繞過法律系統，讓他們的畸形兒連續殺戮而不受制裁，以免令家族難堪，引起不必要的關注。” 史雯醫生靜靜聆聽著。我的每句話都極大顛覆了她歷來相信的一切，同時在她心中引發了更大的恐懼。 “尚多內家族非常明白這些毛髮、奇特的齒痕代表的意義，”我說，“他也清楚。他當然清楚，而且懷疑你也知道，儘管實驗室什麼都沒向你透露，史雯醫生。我認為他去找你是因為你在那些受害人的屍體上發現了他的真面目。你看見了他最為恥辱的一面，或者說他以為你看見了。” “恥辱……” “我覺得他留下那張字條，不是為了向你保證不會再次作案，”我繼續說，“而是在嘲諷你，告訴你他可以為所欲為且享有絕對的豁免權。他一定會一犯再犯，絕對不會失手。” “可他似乎已經離開這裡了。”史雯醫生說。 “很顯然，他的計劃因某種原因被迫中斷了。” “還有，他以為我看見了他恥辱的一面？我一直沒有仔細看過他啊。” “我們可以從他對那些受害者施加的暴行中看出。那些毛髮不是他的頭髮，”我說，“而是從他身上掉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