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5章 第三十四章

塔利拿起多層文件夾，從中抽出好幾份厚厚的文件放在我面前的咖啡桌上。 “我們已經全部翻譯成英語了，”他說，“所有解剖工作都是在巴黎法醫學院進行的。” 我開始翻閱。每個受害者都遭到難以想像的毒打，驗屍照片和報告顯示皮膚上有多處淤傷，裂傷部位的皮膚邊緣呈撕扯狀。我認為造成這種傷口的工具和施加於金蘭的並不屬於同一類型。 “受害者頭骨遭到的重擊，是類似斧頭的工具造成的。”我翻著文件說，“我猜還沒找到凶器吧？” “沒有。”塔利說。 面部肌肉組織全毀，硬腦膜下出血，血液滲透腦部甚至滲入胸腔。受害者的年齡從二十一到五十二不等，每個人身上都有多處咬痕。 “左頂骨有多處粉碎性骨折，這種凹陷性骨折使骨頭內壁壓迫到下層的腦部，”我翻閱著一份份驗屍報告出聲念道，“兩側硬腦膜下血腫。伴隨蛛網膜下腔出血的腦組織壞死……蛋殼狀骨折……右額骨骨折沿中線直達右頂骨……血凝狀態顯示傷口形成後至少還存活了六分鐘……”我抬頭說道，“狂暴，過度殺戮，狂亂的過度殺戮。”

“性犯罪？”塔利注視著我說。 “每件案子不都是這樣？”馬里諾問。 每個受害者都半裸著，衣服被剝下或撕開到腰部，全都赤裸著雙腳。 “奇怪的是，兇手似乎對她們的臀部和性器官不感興趣。”我說。 “這人似乎有戀乳癖。”米羅淡然說道。 “乳房是母親的象徵，”我說，“如果他整個幼年時期都不曾離開家庭，患有這種症狀也就不足為奇。” “搶劫的部分怎麼解釋？”馬里諾問。 “不確定所有案子都是這樣，但至少部分如此。只有錢財遭竊。沒有線索可供追踪，例如可以典當的首飾之類。”塔利答道。 馬里諾彈著煙盒，這是每當他迫切想抽煙時的習慣動作。 “請便。”米羅對他說。 “也許他曾在別處犯案？在里士滿以外的地方犯下與金蘭謀殺案類似的案子。”我說。

“金蘭謀殺案是他幹的，這點可以確定，”馬里諾說，“從犯案手法來看不可能是別人。” “我們不確定他到底殺害了多少人，”塔利說，“或者是否曾在其他地方殺人。” 米羅接著說：“倘若真有關聯，我們的軟件可以在兩分鐘內完成比對。但或許還有其他我們尚未發現的案子。我們有一百七十七個會員國，斯卡佩塔醫生，而有些國家並不經常找我們協助。” “這只是一種可能，”塔利說，“但我認為這傢伙並不會經常在各國間遊歷，尤其是他基於某種生理障礙而必須長期待在家裡。我猜他在犯案期間很可能還住在家中。” “這些案件的發生時間很接近嗎？還是他蜇伏一段不短的時間後才再次犯案？”馬里諾問。 “我們所知道的最後兩起案子都發生在十月，接著是最後一次謀殺未遂，也就是說，他在五週內犯下三起案子。”塔利說，“這更加印證了我們的懷疑，他失控了，發狂了，於是決定逃離。”

“也許他希望能改過自新，不再殺人。”米羅說。 “不太可能。”馬里諾說。 “報告中沒有提到有任何證物被送到實驗室，”我感到一股寒意從某個陰暗的源頭滲出，“我不明白，難道這些案子都沒有證物需要送交化驗？體液採樣、頭髮、纖維或者折斷的指甲之類？” 米羅看了眼手錶。 “甚至指紋？”我難以置信地問。米羅從坐椅中起身。 “塔利探員，是否可以請你帶我們的客人去餐廳用午餐？”他說，“我恐怕無法奉陪了。”他說著送我們離開那間壯觀的辦公室。 “再次感謝你們趕來，”他對我和馬里諾說，“我明白你們的工作剛開始，但願能盡快讓這可怕的事件塵埃落定。至少讓兇手就此罷手。” 他的秘書按了通話鍵。

“阿爾文副秘書長，你在嗎？”她對電話那頭的人說，“你現在方便過來開會嗎？” 米羅朝她點點頭回到辦公室，輕輕關上了門。 “你讓我們大老遠趕來，絕不只是要我們看這些文件。”在塔利的帶領下通過迷宮似的走廊時，我對他說。 “讓我帶你們看樣東西。”他說。 他帶領我們繞過一處拐角，來到一條掛滿死者肖像的走廊。 “尚待驗明身份的屍體，”塔利說，“黑色通告。” 這些照片全都是粗顆粒的黑白照，包括指紋和其他生理特徵。所有資料都同時以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和阿拉伯語呈現。這些無名受害者大多數死狀淒慘。 “認出你的案主了嗎？”塔利指著近期新增的照片說。 所幸，我負責的那位身份不明的死者的面孔不在其中，但取而代之的是不太樂觀的齒列記錄、指紋和文字資料。

“除了這些照片，國際刑警基本上是沒有公文往來的機構。”塔利邊解釋邊帶我們走向電梯，“書面文件全部掃描歸檔，保存一段時間後便全部銷毀。” 他按了電梯按鈕。 “希望千年蟲不會找上你們。”馬里諾說。 塔利笑了笑。 自助餐廳外，幾副盔甲和一隻兇猛的黃銅老鷹眈眈注視著所有來客。餐桌間擠滿數百個身穿套裝的男女警察，他們從世界各地聚集於此打擊各種組織性犯罪，從美國的信用卡偷竊偽造案到涉及可卡因走私的銀行賬號調查。塔利和我選了烤雞和色拉，馬里諾則拿了烤肋排。 我們在角落的餐桌旁坐下。 “秘書長通常不會直接過問這類案件，”塔利對我們說，“由此可見，這起案子多麼事關重大。” “我們真該覺得受寵若驚了。”馬里諾說。

塔利切了塊雞肉，沒有把餐叉換手。歐洲人的習慣。 “我不希望我們因過度期待這具無名屍體是托馬斯·尚多內而模糊了焦點。”塔利繼續說。 “是啊，你從你們的超級電腦裡調出黑色通告一看，結果怎麼著？那渾蛋根本沒死，而那個狼人只不過是本地的某個變態殺人狂。這兩人根本沒有半點關係，”馬里諾說，“也許國際刑警組織會因此損失不少會費，是嗎？” “馬里諾隊長，這與會費無關。”塔利神色凝重地說，“我知道你在職業生涯中處理過很多棘手的案件，你非常清楚偵破案件是件多麼耗時費力的工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任務，我們必須把這傢伙的靠山挖出來，把這幫人徹底摧毀。” 他沒吃完便把餐盤推開，從外套的內袋掏出一包煙。

“這是生活在歐洲的好處之一，”他微笑著說，“對個人健康有害但並不違背社會公德。” “我想問你，”馬里諾說，“如果這與會費無關，那所有這些花費都是誰支付的？李爾噴氣式飛機、協和客機、豪華酒店，以及奔馳出租車？” “這裡的許多出租車都是奔馳。” “我們在國內都只坐舊雪佛蘭或福特，”馬里諾挖苦道，“你知道，支持國貨。” “國際刑警並沒有提供李爾噴氣式飛機和豪華酒店的習慣。”塔利說。 “那是誰出的錢？” “這些你可以去問羅德參議員，”塔利答道，“但我要提醒你，組織性犯罪的根本動機和目的就是金錢，這些錢大都來自守法的商人和企業，他們同樣希望能把這些犯罪集團徹底掃蕩乾淨。”

馬里諾繃著臉。 “我只能說，一家世界五百強大企業遭竊的電子設備甚或槍械炸藥動輒價值數百萬，要他們買幾張協和客機的機票並不算什麼過分的要求。” “這麼說是微軟公司之類的企業在付錢了？”馬里諾追問。 塔利的耐性在受到極大考驗。他沒做聲。 “我在問你問題。我要知道我的機票到底是誰付的錢，我要知道是誰他媽的亂翻我的行李。是國際刑警的探員吧？”馬里諾窮追不捨。 “國際刑警沒有探員，只有聯繫人，負責與菸酒槍械管制局、聯邦調查局、郵政部門和警察局等執法機關進行聯繫溝通。” “哦，這就像是說中央情報局不會竊聽一樣。” “拜託，馬里諾。”我說。 “我要知道是誰翻了我的行李，”馬里諾漲紅了臉，“這件事真他媽的惹火我了，我忍耐得夠久了。”

“看得出來，”塔利說，“也許你應該向巴黎警察局報案。不過我想，就算這的確是他們所為，也是出於對你的好意，比如，以防萬一你帶了槍支之類的過來。” 馬里諾沒有回應，只是把剩餘的肋排一掃而光。 “不會吧？”我難以置信地問他。 “如果不是經常出國旅遊，很可能會犯這類錯誤。”塔利補充道，“尤其是習慣佩著槍到處跑的美國警察，往往不明白在這裡這麼做會導致嚴重後果。” 馬里諾依然不語。 “我想他們只是為了避免給兩位造成不便。”塔利彈著煙灰補充。 “好吧，好吧。”馬里諾咕噥著。 “斯卡佩塔醫生，”塔利接著說，“你熟悉我們這裡的司法制度嗎？” “相當熟悉，而且很高興弗吉尼亞沒有這樣的製度。”

“法官是終身製的。法庭病理醫生由法官指派，證物是否該被送交實驗室，甚至死亡方式也都是由法官認定的。”塔利解釋說。 “就像我們的驗屍官制度，”我說，“一旦牽扯到政治和選舉——” “權力，”塔利打斷我，“導致腐化。政治與犯罪調查永遠都不該產生關係。” “但事實就是如此，一向如此，塔利探員，即使是在這裡，在你的組織裡，或許也沒有什麼分別。”我說。 “你是說國際刑警？”他似乎覺得相當不可思議，“也許聽起來有些虛偽，但國際刑警實在缺乏這麼做的動機。我們不居功自傲，不需要宣傳、車輛、槍械或製服，也不需要維護自己的管轄權。我們的預算少得驚人。大多數人甚至不知道這個機構的存在。” “你一直在說'我們'，好像你是他們中的一員，”馬里諾說，“這就讓我糊塗了。前一分鐘你還是菸酒槍械管制局的人，現在就忽然變成秘密松鼠了。” 塔利揚起眉毛，吐出一口煙霧。 “秘密松鼠？” “你究竟是怎麼加入這個機構的？”馬里諾不肯罷休。 “我父親是法國人，母親是美國人。我的童年基本上是在巴黎度過的，後來全家移居到了洛杉磯。” “然後呢？” “讀法律學校，不喜歡，結果加入菸酒槍械管制局。” “多久了？”馬里諾繼續盤問。 “擔任探員大約五年了。” “是嗎？這期間有多少時間待在這裡？”馬里諾的問題越來越不客氣。 “大約兩年。” “這倒有趣。在外面跑了三年，然後就被調到這裡喝紅酒，在這座大玻璃城堡里和大人物們周旋。” “我運氣一向很好，”塔利話中帶刺，“你說得沒錯。我想精通四國語言和頻繁的旅行經驗的確讓我佔了點便宜。我還在哈佛攻讀過計算機和國際關係研究。” “我要去洗手間。”馬里諾忽然起身。 “是哈佛的部分讓他不怎麼愉快的。”他離開後我對塔利說。 “我並意激怒他。”塔利說。 “當然。” “唉，這下我在你眼中的形像一定全毀了。” “通常他不會這麼失態，”我繼續說，“只因新來的副局長強迫他重新穿上製服，還把他停職，千方百計想毀了他。” “這位先生叫什麼名字？”塔利問。 “是位女士，”我答道，“有時候女人比男人更加冷酷可怕，這是我的經驗之談，因為她們更容易感覺受到威脅，更加缺乏安全感。女人本應互相扶持的，而不是互相傾軋。” “你不像這種人。”他打量著我說。 “鉤心鬥角實在太浪費時間了。” 他一時沒回應。 “你會發現我為人處事非常直接，塔利探員，因為我沒什麼需要隱瞞。我盡職盡責。必要時我會回擊，甚至不惜正面衝突。我會從戰略上還擊對手，但一定會仁至義盡，因為我沒興趣看到任何人痛苦。我和布雷副局長不一樣，她喜歡中傷別人，然後坐在一旁欣賞，看著對方在痛苦中掙扎，緩緩倒下。” “黛安·布雷。原來是她，”塔利說，“裹著緊身衣的蛇蠍。” “你認識她？”我詫異地問。 “她終於離開華盛頓去禍害別的警察局了。我被派往這里之前曾在調查局總部短暫待過一段時間。她總是越俎代庖，干涉我們的工作，甚至讓自己的手下代行。你知道，我們，調查局和特情局的人。不是說大家合作有什麼不對，但這不是她的真正用意。她只是想搭上那些政治掮客，而且似乎相當成功。” “我不想再浪費時間談論她了，”我說，“她已經耗去我太多精力。” “你要甜點嗎？” “為什麼巴黎這幾起案子都沒有證物送檢？”我繞回原來的話題。 “咖啡？” “我需要答案，塔利探員。” “叫我傑伊。” “為什麼要把我找來？” 他猶豫起來，瞟了一眼門口，似乎擔心某人的突然出現。我猜他擔心的是馬里諾。 “倘若正如我們推測，這名兇手確實是狼人，那麼他的家族肯定不會樂意見到他殘殺、毆打、啃咬女人的惡行被媒體披露。事實上，”他略作停頓，定睛注視著我，“這一家人恨不得世人不知道他們有這麼個兒子，這是他們諱莫如深的骯髒的秘密。” “既然這樣你怎麼知道有這個人？” “他的母親生了兩個兒子。沒有記錄顯示其中一人已經死亡。” “沒有任何記錄？”我問。 “沒有文字記錄。當然還有其他方法可以查證。警方花了數百小時查訪做筆錄，特別是對聖路易島的居民。有一件事，除了托馬斯幼年時的同學指證之外，幾乎成了當地的一則傳說——有個男子偶爾會在天色昏暗的晚上或清晨沿著島上的沙灘漫步。” “這個神秘人物只是散步，還是也下水游泳？”我想起集裝箱裡男屍所穿衣服裡層的淡水矽藻。 塔利詫異地瞥了我一眼。 “你會提起這點實在很有趣。沒錯，有些報告指出，有人曾經在聖路易島的塞納河沿岸看到一名白人男子裸泳。天氣非常寒冷，天色昏暗。” “你相信這些傳說？”我問。 “相信與否都不是我分內的工作。” “這是什麼意思？” “我的工作是負責溝通協調，集結人員，讓他們並肩合作，不論他們是誰或來自哪裡。我們是世界上唯一承擔這種職責的機構。我不是來當警探的。” 他停頓許久，灼灼目光似可探入我心中某個不願讓人察覺的角落。 “我不會假裝自己是犯罪心理分析專家，凱。”他說。 他知道本頓的事。他當然知道。 “我沒有受過這方面的訓練，當然也缺乏相關經驗，”他補充說，“因此我不會試圖描繪兇手的種種特徵。我對他的長相、走路的姿態或說話的方式沒有感應。只知道他說法語，或許也說別國語言。他的受害人中有個意大利人，”他繼續說，“她不會說英語。這讓人不得不懷疑他進入她家後很可能是用意大利語和她交談的。” 塔利往後靠向椅背，伸手去拿水杯。 “托馬斯有大量時間自學，”塔利說，“很講究穿著，因為許多人說這傢伙對跑車、名牌服裝和珠寶首飾相當酷愛。也許他那躲在地窖裡的可憐哥哥一直在接收他的二手衣物。” “那個身份不明的男子的牛仔褲腰部相當肥大。”我忽然想起。 “托馬斯的腰圍應當變化相當大，他非常在意自己的外表，一直努力健身。誰知道呢？”塔利聳了聳肩說，“至少有件事可以肯定，如果他的哥哥真是個怪胎，應該不怎麼會上街買衣服吧。” “你真的相信這個人每次殺了人就跑回家，他的家人還替他把衣服洗乾淨，甚至一再袒護他？” “一直有人在保護他，”塔利強調，“這也是巴黎這幾起案子一到停屍間門口就再沒下文的原因。除了你見過的那些文件，我們便沒有其他任何信息了。” “你是說法官？” “總之是某個大權在握的人，有太多可能性。” “你是怎麼獲得驗屍報告的？” “通過正常渠道，”他答道，“我們要求巴黎警方提供。你看過的那些就是他們給的。沒有證物被送去實驗室檢驗，凱。沒有嫌疑人，沒有審判，什麼都沒有。我們只知道這個家族已不堪忍受這個精神異常的兒子。他不只令他們難堪，也是一顆定時炸彈。” “為什麼證明狼人就是尚多內家族精神異常的兒子能夠幫你捕獲—六五集團？” “首先，我們希望狼人能多少透露點什麼。畢竟他犯下連環殺人案，尤其是在弗吉尼亞那樁……當然，我們也會運用一些手段。更何況——”他微笑著說，“一旦握有尚多內先生的兩個兒子涉案的明證，我們就有充分理由搜索他們位於聖路易島那棟有著三百年曆史的美麗豪宅，還有辦公室、運貨提單等物品。” “假設我們能抓到狼人的話。”我說。 “非抓到不可。” 他與我目光相接，久久沒有移開視線。 “凱，我們需要你來證明這名兇手就是托馬斯的哥哥。” 他把煙盒遞給我，我沒有碰觸。 “可以說，你是我們僅存的希望，”他補充道，“再沒有比這更好的機會了。” “一旦涉入其中，馬里諾和我很可能面臨極大的危險。”我說。 “警方不能跑進停屍間進行盤問，”他說，“連便衣警察都辦不到，更別提國際刑警了。” “為什麼？為什麼巴黎的警察不能進停屍間？” “因為負責這些案子的法醫不肯與他們談，她不信任任何人。其實這也不能怪她，但她似乎對你相當信任。” 我沒做聲。 “露西和喬的遭遇應該給了你充分的動機。” “這樣說很不公平。” “非常公平，凱。這些傢伙就是這麼心狠手辣。他們差點轟掉你外甥女的腦袋，差點毀了她。這對你來說可一點都不抽象，不是嗎？” “對我來說暴力從來都不抽象。”冷汗從我身體的兩側滑落。 “可如果遭遇不幸的是你心愛的人，事情就大不相同了，不是嗎？” “別自作聰明。” “不管是否抽象，當暴力降臨在你的親人身上，你才會真切感受到它那冷酷尖利的爪牙。”塔利步步緊逼，“別讓那群人渣再去傷害別人。你有一筆債得償還。幸好露西逃過了一劫。” “我本應該在家陪她。”我說。 “你來這裡對她的幫助更大，也對喬幫助更大。” “我不需要你來告訴我怎麼做對我外甥女或她的朋友最好，或者對我自己。” “對我們這些探員來說，露西是非常優秀的同事。對我們而言，她不是你的外甥女。” “我應該為此感到欣慰。” “的確。” 他的目光落到我頸部以下的部位，如微風一般輕輕拂動，隨即又緊盯住我的雙手。 “老天，好結實的一雙手。”他說著握住我的一隻手，“集裝箱裡的屍體，還有金蘭，都是你的案子，凱，”他觀察著我的手指和掌心，“你清楚每個細節，知曉每個疑點，知道該從哪些線索入手。如果你能順便拜訪這位女法醫就再好不過了。” “女法醫？”我抽出手，心想不知誰把這一幕看在了眼底。 “史雯女士，露絲·史雯。法國法醫學院院長兼首席法醫。你們曾經見過面。” “我當然聽說過她，但我們沒見過。” “一九八八年在日內瓦。她是瑞士人。你見過她時她還未婚，本姓杜曼。” 他觀察著我的表情，看我是否記了起來。我依然沒有印象。 “你們屬於同一個小組，討論嬰兒猝死綜合徵。” “你怎麼會知道這些？” “就寫在你的簡歷裡。”他笑著說。 “我的簡歷裡絕不可能提到她。”我充滿戒備地否認。 他死死盯著我，令我無從迴避，又無法思考。 “去拜訪她好嗎？”他問，“既然你到了巴黎，就順便去探訪一下老友，也是情理之裡的事。況且她願意跟你談，這才是我們請你來此的目的。” “謝謝你現在才告訴我。”我說，沒來由地產生一股憎惡。 “也許你無能為力，也許她的確什麼都不知道，無法提供新的線索協助我們解決難題。但我們相信不致如此。她非常聰慧、嚴謹，在努力對抗一個並非永遠站在正義一方的體制。也許你對此感同身受？” “你以為自己是誰？”我說，“你以為可以用一個電話就把我千里迢迢召喚到這裡，又要我冒著被犯罪集團盯上的風險順便去趟巴黎的停屍間？” 他沒說話，眼睛眨也不眨。陽光從他身邊的窗戶瀉入，把他的眼瞳映成虎眼般的琥珀色。 “我才不管你是國際刑警還是倫敦警方還是英國女王，”我說，“你這是讓我、史雯醫生和馬里諾都身陷險境！” “馬里諾不必去停屍間。” “這請你親自告訴他。” “他陪你去只會讓她產生疑慮，尤其他是這麼個謙謙君子。”塔利語帶嘲諷地說，“我認為史雯醫生不會喜歡他。” “如果發現了證物呢？” 他沒回答，而我清楚答案。 “你這是要求我變造證物。你想要我偷竊證物，不是嗎？我不知道你們這裡怎麼稱呼，但在美國這可是重罪。” “根據新修訂的刑法，這叫毀損或偽造證物。這是我們這裡的罪名，要處以三十萬法郎罰金和三年有期徒刑。另外或許還得加上褻瀆死者的罪名，如果有人窮追猛打，還得另處十萬罰金外加一年有期徒刑。” 我推開椅子。 “聽著，”我冷冷地說道，“在我的職業生涯中，還從來沒有哪個聯邦探員敢跑來要求我觸犯法律。” “我沒要求你觸犯法律。這是你和史雯醫生兩人之間的事。” 我站起來，不想再聽。 “也許你沒讀過法學院，但我讀過，”我說，“你懂得引述刑法條文，但我懂得它們的含義。” 他一動不動。熱血湧上頭頂，除了滿眼刺目的陽光，我什麼都看不見。 “我一向服膺於法律、科學和醫學守則，半輩子了。”我繼續說，“至於你，塔利探員，你這半生所做的唯一一件事，就是享受你在常春藤聯盟的青春期。” “你所做的將無損於你的安全或聲譽。”塔利冷靜地說，對我刻薄的言語充耳不聞。 “明天一早我和馬里諾就動身飛回美國。” “請你坐下。” “原來你認識黛安·布雷？原來這就是她的壓軸好戲？把我扔進法國監獄？”我說。 “請你坐下。”他又說。 我不情願地再次坐下。 “如果你因答應了史雯醫生的要求而惹上了麻煩，我們一定會進行調停，”他說，“就像替馬里諾行李箱裡攜帶的東西向警方進行解釋那樣。” “我應該相信嗎？”我難以置信地說，“當法國警方帶著機槍在機場將我捕獲時，我只要說，別緊張，我是在替國際刑警執行秘密任務？” “我們只是想安排你和史雯醫生見個面。” “胡扯！你們的做法我清楚得很。一旦我惹上麻煩，你們就會像全世界所有秘密機構一樣，推說不認識我。” “我絕不會說這種話。” 他凝視著我。我忽覺屋裡悶熱難耐，只想透透氣。 “凱，我們永遠不會這麼說。羅德參議員也不會這麼說。請相信我。” “很遺憾，我不相信。” “你想什麼時候回巴黎？” 我必須清理一下思緒。他讓我氣惱又焦躁。 “傍晚有一班火車，”他提醒我說，“但如果你願意多留一晚，我知道杜巴夫街上有一家很棒的小旅館，叫玫瑰塔，你一定會喜歡的。” “不必了，謝謝。”我說。 他嘆了口氣，在餐桌邊起身收拾我們的餐盤。 “馬里諾呢？”我忽然意識到他已離開了很久。 “我也在想這個，”穿過餐廳時塔利說，“我覺得他不怎麼喜歡我。” “這是你今天最高明的一項推論。”我說。 “我覺得他不太喜歡其他男人關注你。” 我一時不知該如何回應。 他把餐盤放在架子上。 “你給她打個電話好嗎？”塔利仍不放棄，“拜託了，好嗎？” 他筆直地站在自助餐廳中央，輕觸著我的肩膀，幾近孩子氣地央求道。 “但願史雯醫生懂英語。”我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