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3章 第三十二章

安娜家的客房面對著河流。過去幾天，我在窗前佈置了一張臨時書桌：搬了一張小桌子，在上面蓋上一塊布以免刮傷光滑的表面，然後從書房裡拿來一把蘋果綠的英式皮革旋轉椅。起初我很困擾，因為忘了把筆記本電腦帶來，不過我馬上發現使用鋼筆和紙張，任由思緒流過指尖轉化成泛光的墨跡，能獲得意外的寬慰。我的字很難看，或許得歸咎於我長期所從事的職業。某些工作日我得簽名或寫名字縮寫多達五百次，此外經常戴著沾血的手套潦草地記錄驗屍結果和檢測數據也多少造成了影響。 我在安娜家逐漸養成一種習慣：每天早晨溜進廚房倒上一杯咖啡——預設在五點半就開始煮的——然後回到房間把門關上，坐在那方幽暗的窗戶前開始寫東西。第一個早晨寫的是我在法醫學院開設的下一個死亡調查班的課程規劃。只是當第一道曙光照亮河水的時候，惡性交通事故、窒息、法醫放射學的概念全部遠離了我的腦海。

這天早晨我照例忠實地觀賞著這幕演出。六點半黑暗轉成一片炭灰，幾分鐘之內光禿禿的梧桐和橡樹的輪廓已隱隱浮現，接著眼前的暗沉一片變得水陸分明。多數時候河水都比空氣溫暖，霧氣在詹姆斯河上翻騰。此刻看來那河流更是如冥河一般，幾乎可以瞧見一個如幽靈般衣衫襤褸的瘦削男子以竿撐船，從迷霧薄紗中飄過。將近八點，時有動物打破寧靜。這一陣它們已成為我極大的慰藉。我愛上了那些群聚在安娜屋前埠頭上聒噪不止的加拿大雁。松鼠在樹頂忙上忙下，尾巴似暗灰色煙團般高捲著。野鳥在窗前流連，盯著我，彷彿好奇我在窺探些什麼。鹿從河對岸的蕭瑟樹林中奔過。紅尾鷹向地面俯衝。 我和白頭雕也有短暫而珍貴的邂逅。它們那巨大的羽翼、白色的腦袋和尾羽非常醒目。我見到它們很寬心，因為它們總是獨自翱翔於高空，不像其他鳥類那樣疲於奔忙。它們來問盤旋，偶爾停歇於樹枝卻從不久留。就像詩人愛默生，我不禁癡想，它們是否也正傳送給我什麼信息呢？大自然是慈悲的，但近來我生活的其餘部分卻並非如此。

一月十七日星期一，我依然被放逐在安娜的房子裡。至少我是這麼看待自己的處境的。時間悠緩地流逝，幾乎停滯了，就像窗外的那條河。我的生命之流正朝某個未知的方向轉彎，再也沒有回頭的可能。聖誕假期來了又去，我手上的石膏也已換成了愛司繃帶和夾板。我租了輛車，因為我的那輛奔馳被警方扣押以作進一步調查，停放在賀爾街和商業街之間的保管場。那裡並沒有警察全天候巡邏，也沒有警犬看守。就在新年前夕，有人敲破我的車窗玻璃，偷走了裡面的雙頻無線電、AM-FM收音機和CD唱盤，天知道還拿走了什麼。證據足夠多了，我對馬里諾說。 尚多內案的調查有了新的進展。不出我所料，一九九七年蘇珊·普雷斯案的精液DNA鑑定中只用了四個基因座進行比對。直到現在，紐約的法醫辦公室在作初期鑑定時仍然如此，因為那是他們內部執行的檢測，較為經濟。他們將冷藏篩取檢體拿出來再次進行比對，使用了十五個基因座，結果真的不相符。精液檢體的所有人並不是讓-巴蒂斯特·尚多內，也不是他的弟弟托馬斯。可是相似的等位基因數量非常多，DNA圖譜又極為相近，我們只能假設他們可能還有一位兄弟，蘇珊身上的精液系此人所有。我們全都傻了眼，博格為此傷透腦筋。 “DNA告訴了我們事實，也愚弄了我們一把。”博格在電話那頭對我說。尚多內的齒列特徵符合屍體上的咬痕，他還留下了唾液和毛髮，可是他並沒有在蘇珊·普雷斯死亡前和她交媾。這樣的證據或許還站不住腳，必須由紐約的大陪審團決定這是否足以構成起訴條件。當博格告訴我這些的時候，我只覺得諷刺。要起訴我怎麼就沒有罪證不足的問題，只憑著傳言、臆測的動機，加上我用尖頭鎚和烤肉醬做實驗的事實？

幾週過去，我靜候法院傳票的到來。昨天終於等到了。那位法院助理出現在我的辦公室時一如往常情緒高昂，我猜他並不知道在此案中我是被告而不是專家證人。在接受大陪審團的問詢之前，我還必須先到約翰·馬歇爾法院大樓三〇二號法庭去作證。大陪審團聽證會則是定在二月一日週二下午兩點舉行。 七點剛過，我站在衣櫥前翻著成排的襯衫和套裝，思考著今天該做的事。傑克·費爾丁已經告訴我，辦公室今天接獲了六具屍體，兩個法醫同事要到法院作證。另外，我和米歇爾州長約了十點開個電話會議。我挑了一身黑底藍色細條紋的套裝和一件法式袖口的藍襯衫，然後晃到廚房又喝了杯咖啡，吃了碗露西帶來的高蛋白麥片。她送來的這脆硬無比的健康食品差點讓我咬斷了牙齒，我忍不住苦笑，外甥女堅持要我像火鳳凰那樣超然於生活的泥沼。我洗了餐盤，換上衣服，正要出門時尋呼機突然響起，上面顯示的是馬里諾的電話號碼，後面接著“911”。

停在安娜車道上的車是最近我生活上的一點小改變——租來的。這輛深藍色福特探路者的內部有股陳年煙臭味，除非我聽馬里諾的勸放入一個空氣清香劑，否則這氣味永遠不會消散。我把手機連上電源轉換器後給馬里諾回電。 “你在哪裡？”他開口就問。 “正要開車離開車道。”我打開暖氣，前院的鐵柵門開啟。早上我沒有取報紙，這會兒馬里諾非要我看看不可，說我顯然還沒看，否則早就打電話給他了。 “來不及了，”我對，說，“我已經開上切諾基路了。”我語氣強硬，好像一個逞能的孩子，挑釁對方給自己一拳，“你就說吧，報上寫了什麼？”我心想大概是大陪審團的調查外洩給媒體了。果不其然。車子沿著切諾基路行駛，空氣依然潮濕，住宅屋頂的雪堆懶懶地滑落。

“首席法醫涉嫌殺人，手段兇殘。”馬里諾念著報紙頭條標題，“還登了你的照片。看樣子大概是那個惡婆娘在你家門前拍的，在雪地上滑了一跤的那個，記得吧？你剛下車的鏡頭。我的卡車倒是挺好看的，你的樣子不太——” “告訴我上面是怎麼寫的。”我打斷他。 我驅車行駛在彎曲的切諾基路上，聽著他念那篇報導的重點內容。里士滿的大陪審團正針對我涉嫌謀殺警察局副局長黛安·布雷的事件展開調查。案情相當聳人聽聞，讓本地執法機構都暈頭轉向。不具名消息來源指出，州檢察官布弗德·賴特雖拒絕評論，但在獲知已有證人出面指證以及警方提供了確鑿證據之後，沉痛地表示將積極展開調查。不具名消息來源進一步指出，我對布雷懷恨在心，因為她認為我無法勝任弗吉尼亞州首席法醫一職，正設法要我離職；被謀殺前她曾經告訴周圍的人，我多次當面向她挑釁，對她恐嚇威脅；還有，有跡象顯示極可能是我蓄意模仿殘忍的金蘭案犯下此案，等等。

正值交通高峰時段，車子駛到了胡格諾橋。我要馬里諾暫停，我受夠了。 “還多著呢。”他說。 “絕對的。” “他們一定是趁著假期加班趕稿，扯了這麼一大堆關於你和你的背景的東西。”我聽見紙張翻動的聲音，“連本頓和他的死都被搬出來，還有露西。有一小篇邊欄文章介紹你的生平，學業背景，康奈爾、喬治城、霍普金斯。內頁還有一些照片，其中一張拍的是你和我在犯罪現場。該死，是布雷的。” “寫了露西什麼？”我問。 馬里諾正沉浸於上報的滋味中，沉醉於瀏覽和我一起入鏡的大幅照片。 “我從來沒見過這種事。”又翻過幾頁，“簡直沒完沒了呢，醫生，已經有五大欄了。報社的記者一定全員出動跑這則新聞了。還有一張你房子的航拍照——”

“寫了露西什麼？”我聲音提高了些許，“他們是怎麼說露西的？” “該死，還有一張拍的是你和布雷在金蘭遇害現場外面的停車場，那家便利商店外。你們兩個都是勢不兩立的樣子——” “馬里諾！”我大喝一聲。我只能這樣，因為還得專心開車。 “好了，夠了！” 他安靜下來，過了一會兒說：“對不起，醫生。天哪，我知道你不好受，但我打電話給你時還以為只上了頭版，現在才看清楚。除非某個名人猝死，不然這種大篇幅報導還真是少見。” 淚水刺痛了我的雙眼。我沒指出他這話有多麼諷刺。我真的感覺自己像是死了似的。 “我看看他們寫了露西什麼，”馬里諾說，“還不就是那些。她是你的外甥女，不過一直被你當女兒看待，嗯，上弗吉尼亞大學念的法律，酒醉駕車出車禍，是個同性戀，會開直升機，待過調查局、菸酒槍械管制局，等等等等。還有，差點在你的前院槍殺了尚多內。媽的，這才是重點吧。”馬里諾氣憤了。平日里他老愛挑露西的毛病，卻無法容忍別人也這麼對她。 “沒提到她請了公務假，以及你目前住在安娜家。至少那些混賬沒全挖出來。”

車子駛近西卡瑞街。 “你在哪裡？”我問。 “警察局總部。正要去你的辦公室。你肯定會受到列隊歡迎，”他指的是媒體，“所以最好有個人陪著，而且我有事情要和你談。我們來玩個小把戲吧，醫生。我先到你的辦公室去，把車停好。你別走後門那兒的第四街，換走前面的傑克遜街，到達後就直奔大樓，車子我會幫你停好。聽說大樓停車場那兒已經聚集了三十多個記者、攝影師，就等著你出現。” 我正想接受他的提議，但念頭又一轉。不，我說，我不想躲避，不想高舉著檔案夾或拉起外套擋住鏡頭，活像個大魔頭。我絕對不會那麼做。我告訴馬里諾會在辦公室和他碰面，但會照例在後門停車並正常應付媒體，因為我的固執勁又上來了，再者我想不出平平常常地上班，坦誠地說出事實，也就是黛安·布雷非我所殺這個事實，會有什麼壞處。我都沒想過要傷她，儘管我討厭她，對她深惡痛絕。

第九街亮起紅燈，我停車，穿上套裝上衣，對著後視鏡稍作整理。我擦了點口紅，用手指順了下頭髮，然後打開收音機，豎起耳朵準備聽第一段新聞。我預料本地電台會在節目中不斷穿插實時新聞，告訴民眾我是新世紀的頭號醜聞人物。 “……這麼說吧，吉姆，要說誰最有能耐製造一樁完美的謀殺案——” “那還用說嗎！你知道，我曾經採訪過她……” 我轉台、再轉台，聽到的內容無一不是對我的嘲諷、貶低及議論，因為有人向媒體洩漏了所有司法程序致力於維護的個人最神聖的隱私。不知道是誰違反了緘默法則。讓我傷感的是，好幾個名字浮現在我的腦海。賴特有嫌疑，他就我的電話記錄或銀行記錄詢問過的人也都有嫌疑。但我心中還有一個懷疑對象-一傑伊·塔利，我敢說他一定也收到了法院傳票。我打起精神將車子拐進停車場，一眼便看見電視和電台採訪車沿著第四街排開，幾十個人帶著攝影機、話筒和記錄本等著我。

沒有一個記者註意到我開的深藍色探路者，因為他們沒想到是這輛車。我這才發現自己失策了。我已經開了幾天租來的車，直到現在才想到，或許有人會問及原因。我把車開到前門的專屬停車位，那群人立馬察覺到了，如追逐巨獸的獵人般朝我擁來。我努力振作回歸本來的角色：我是處事不驚、無所畏懼的首席法醫；我沒有犯錯。我下了車，從容地從後座拿出公文包和一疊檔案，裹著層層伸縮繃帶的手臂微微抽痛。照相機響作一片，無數話筒伸到我面前，如一把把扣上扳機瞄準標靶的槍。 “斯卡佩塔醫生？你能不能說明一下……” “斯卡佩塔醫生……” “你是什麼時候知道大陪審團正對你展開調查的？” “你和黛安·布雷不和，這是真的嗎……” “你的車呢？” “能否證實一下，目前你的確已被逐出自家房子，連自己的車都不能開了嗎？” “你打算辭職嗎？” 我站在人行道上面對著他們，保持沉默，等他們安靜。發現我有意接受采訪，他們紛紛露出驚訝的表情，隨後迅速恢復冷靜。我認出了不少面孔，但記不得名字。這些媒體幕後工作人員的名字我一個也不熟悉。我提醒自己他們只是在履行職責，我沒有理由遷怒他們。對，沒必要遷怒。任他們再怎麼粗暴、冷酷、不友好、帶偏見，我也絕不能遷怒。 “我沒有準備任何聲明。”我說。 “黛安·布霤遇害那晚你在哪裡……” “拜託，各位，”我打斷他們，“我和你們一樣，也是最近才知道有陪審團正在調查她的案子，我請求你們尊重司法調查的機密性，我無法和你們討論這些，請你們諒解。” “但你有沒有……” “你的車子被警方扣留了，所以才開別的車，是這樣嗎？” 我走向辦公大樓，種種疑問和指控如霰彈般劃破清晨的寧靜，我無話可說。我是首席法醫，行得正坐得端，沒做不可告人之事。有個記者我倒是認出來了。我怎麼忘得了這個身材高大、滿頭白髮、五官分明，名叫華盛頓·喬治的非裔美國人？他穿著長款皮大衣，在我掙扎著打開大樓玻璃門的時候緊貼在我背後。 “我只問一個問題，可以嗎？”他說，“你記得我嗎？我要問的不是這個。”他笑了笑，“我是華盛頓·喬治，法新社記者。” “我記得你。” “我來幫你。”他替我把門打開，我們進入辦公樓大廳。保安盯著我看，我知道那眼神意味著什麼。我的昭彰惡名已經反映在別人的眼睛裡，我心裡不禁一沉。 “早上好，傑夫。”走過前台時我向他打招呼。 他點了下頭。 我拿出門卡，刷開通向辦公室的電動門。華盛頓·喬治仍然跟著我，說有件事我應該知道，可是我沒仔細聽。等候區坐著一個女人，縮在椅子裡，在光滑的花崗石地面和玻璃牆面之間顯得那麼哀傷渺小。待在這地方實在不是什麼愉快的事，我每次看見這種情形心裡總難免一陣酸楚。 “有人招呼你嗎？”我問她。 她穿著黑裙和護士鞋，上身裹著深色雨衣。她緊抓著皮包，怕被偷走似的。 “我在等人。”她啞著嗓子說。 “你在等誰？” “我也不知道。”她聲音結巴，眼裡泛著淚光，然後開始哽咽，鼻子抽搐著，“我的孩子。你覺得我見得到他嗎？我不知道你們這裡會怎麼處置他。”她顫抖著下巴，用手背擦去眼淚，“我真的很想看看他。” 我看了費爾丁留給我的關於今天案件的說明，得知那個男孩疑似上吊死亡。姓什麼？懷特？我問她。她點了點頭。班尼，她告訴我他的名字。我問她是不是懷特太太，她又點了點頭，然後解釋說幾年前再婚後她和小兒子改姓了懷特。我要她跟我走，她放聲大哭起來，我想探尋個究竟。不管華盛頓·喬治想告訴我什麼，他也只能等一等了。 “這件事你一定迫切地想知道。”他說。 “好吧，好吧。跟我進來，我盡快回來就是了。”我說著刷開另一道密碼門鎖，帶她進入辦公室。克莉塔正把檔案數據輸入電腦，她看見我立刻臉紅起來。 “早上好。”她努力裝出一貫的輕鬆愉快，可眼神卻也是那樣，一種讓我越來越厭惡並害怕見到的眼神。可以想見我的這些助理一大早都在談論些什麼。我分明看見克莉塔桌上放著份折疊好的報紙，還用毛衣蓋上了。克莉塔經過這個假期又長胖了，還多了黑眼圈。每個人都在為我難過。 “班尼·懷特是誰負責的？”我問她。 “應該是費爾丁醫生。”她望著懷特太太，趕緊從工作區走出來，“我替你掛一下外套，好嗎？要喝點咖啡嗎？” 我要克莉塔帶懷特太太去我的會議室，讓華盛頓·喬治到醫學圖書室等我。接著我去找秘書羅絲。我一見她就寬心不少，煩惱也忘了。她沒把它掛在臉上，沒對我做出那種表情——神秘、好奇又尷尬。羅絲還是羅絲。硬要說有什麼改變的話，大概是最近的災禍讓她變得更緊張了。她看了我一眼，搖著頭。 “我噁心得就快吐血了，”我走到她的辦公室門口時她說，“這輩子我還沒見過這麼荒謬無聊的事。”她拿起報紙朝我甩了甩，好像我是只惡狗。 “別為這種事心煩，斯卡佩塔醫生。”但願事情真這麼簡單。 “那個該死的布弗德·賴特，真是膽小得要死。他不敢當著你的面直接告訴你，對吧？所以你得看報紙才知道？”她又抖抖報紙。 “羅絲，傑克在停屍間嗎？”我問。 “老天，正在處理那個可憐孩子的屍體。”羅絲暫時忘了我的事，滿腹憎惡轉成了憐憫，“老天啊，你看見他了嗎？” “我剛到——” “長得像唱詩班的孩子。金發藍眼，漂亮極了。老天，如果他是我的孩子……” 我把手指放在嘴唇上示意她別再說了，因為我聽見克莉塔帶著男孩的母親從走廊經過。我用嘴形告訴她那是“他的媽媽”，她立刻安靜下來，看著我的眼睛。今天早上她煩躁不安、緊張異常。她一身肅穆的黑色，頭髮束在腦後，讓我想起格蘭特·伍德的油畫《美式哥特》。 “我沒事。”我平靜地對她說。 “我不信。”她說著濕了眼眶，埋頭整理文件以掩飾焦慮。 整個辦公室的士氣都被讓-巴蒂斯特·尚多內打垮了。每個認識我、信賴我的人全都失魂落魄。他們對我的信任打了折扣，同時暗暗為自己的工作和未來焦急。這讓我想起我學生時代最艱難的一段時期，那時我十二歲，和露西一樣智力早熟，也是班上年齡最小的。那年十二月二十三日我父親去世。他拖到聖誕節前兩天才走，這當中的唯一好處是鄰居們大都已放假，在家烹煮食物。依照優良的意大利天主教傳統，我父親走得十分熱鬧，接連幾天我們家中充滿食物、美酒、笑聲、淚水和歌聲。 新年過後回到學校，我更加熱衷挑戰自己的智力。考試得高分不再能令我滿足，我渴盼獲得重視，極力取悅別人，還央求修女派事情給我做，任何事情都好。結果每天放學後我都在我們那所教區學校裡晃蕩：在台階上拍黑板擦，幫老師批改作業，整理佈告欄。我使用剪刀和訂書機很熟練，修女每次需要剪貼字母、數字再拼成字句或表格時總是會來找我。 馬莎是我數學班的同學，就坐在我前面，從沒和我說過話。她時常表情冷淡卻心懷好奇地回頭看我，想偷瞄我合上的作業簿和試卷上方的紅色分數。一次很有難度的代數測驗之後，我發現特麗薩修女看我的眼神很冷峻，她一直等到我清理黑板擦的時候。我蹲在教室外面的石階上用力拍擊黑板擦，陣陣粉筆灰在冬日的陽光下飄舞。我抬頭，她還皺著眉頭站在那裡，身穿修女袍，像只戴著十字項鍊的巨大南極企鵝。有人向她報告說我在測驗中作弊。儘管沒透露誰撒的謊，我明白一定是馬莎。我證明清白的唯一方法就是再考一次滿分。 在那之後特麗薩修女時時注意著我，我眼睛再也不敢亂瞄。有一天教室裡只剩我和修女，我在清理垃圾桶，她說我必須時常禱告，這樣上帝才會赦免我的罪，說我應該感謝天主賜予我天賦，祈求他導引我走上正途，因為我做了壞事總能脫逃。上帝無所不知，特麗薩修女又說。我愚弄不了上帝。我抗辯說我很誠實，沒有愚弄上帝，她可以向上帝求證。然後我哭了起來。 “我沒有作弊，”我啜泣著說，“我要找爸爸。” 上霍普金斯大學醫學院的第一年，我給特麗薩修女寫了封信，重提那件不公正的往事。當年我受到污衊，修女卻沒有出面主持正義，甚至從此對我懷著不信任，我至今對此感到困擾、憤憤不平，重申了我的清白。 二十年後的此刻，我站在羅絲的辦公室裡，想起和傑米·博格初次見面時她對我說的話：傷害才開始。不幸被她言中。 “今天下班前，”我告訴秘書，“我有話要對大家說。請你通知他們，羅絲。視工作情況定個時間。我得先去看一下班尼·懷特。請好好照料他的母親，我很快就去找她。” 我沿著走廊走過休息室，在醫學圖書室找到華盛頓·喬治。 “我只能待—會兒。”我心不在焉地說。 他正在書櫃前瀏覽，手中的筆記簿像一把隨時會用上的槍。 “我聽到一則傳言，”他說，“如果你知道，懇請證實一下；如果你不知道，那我更該告訴你。布弗德·賴特不會擔任大陪審團聽證會的檢察官。” “我沒聽說這件事。”我說，同時壓抑著惱怒，因為媒體往往比我消息靈通。 “不過我們合作偵辦過不少案子，”我補充說，“他不想親自處理這案子，我也能夠理解。” “我也這麼想。據我了解，有個特別檢察官奉命接手。這正是我要說的重點。你聽說了嗎？”他觀察著我的表情。 “沒有。”我也望過去，試圖讀出一絲能夠讓我避免遭受猛烈抨擊的好兆頭。 “沒人對你說過傑米·博格已經被指派擔任聽證會的檢察官了嗎，斯卡佩塔醫生？”他灼灼地註視著我說，“據我所知，這正是她從紐約趕來的原因之一。這陣子你和她深入討論金蘭案、布雷案等案件，但有可靠的消息來源指出這完全是圈套。她是臥底，應該這麼說吧。這圈套是賴特早在你家據稱被尚多內闖入以前就設計好了的。事實上，博格參與此事已經有好幾週了。” 我唯一能想到的回應是：“據稱？”我無比震驚。 “唉，”華盛頓·喬治說，“從你的反應看來，你顯然還不知道這事。” “我想，你大概無法透露你的可靠消息來源是誰吧。”我說。 “不能。”他微微一笑，不知為何有些靦腆，“這麼說，你無法證實了？” “當然沒辦法。”我說，努力保持鎮定。 “這樣吧，我會繼續追踪。不過我希望你能知道我很欣賞你，而且你一直待我很友善。”他又說。但我一個字也聽不進去，滿腦子只想著博格和我共處了那麼多時刻——在她車裡，在我家，在布雷住處，而她從頭到尾都在蒐集可以用來在大陪審團聽證會上攻擊我的材料。老天，難怪她對我的事那麼了解。說不定她早已看過我的電話記錄、銀行對賬單和信用報告，甚至找所有認識我的人談過。 “華盛頓，”我說，“我得去看一個死了孩子的可憐母親，不能繼續和你談了。”我說著走開，不在乎這麼做是否失禮。 我來到更衣室，穿上實驗袍和鞋套。驗屍室裡一片嘈雜，所有工作台都佔滿了。傑克·費爾丁身上血跡斑斑，他已經剖開懷特太太兒子的遺體，正將十四號注射針頭插入他的大動脈抽血。我朝他的工作台走過去時，他給了我驚惶的一瞥。今天早報的新聞全寫在他的臉上了。 “等一下，”趁他不及發問，我抬起手阻止他，“他的母親在我的辦公室。” “該死，”費爾丁說，“對這個荒唐扭曲的世界，我只能說媽的真該死。” “她想看看他。”我從輪床上的袋子裡拿出一塊布來擦男孩那漂亮精緻的臉龐。他的頭髮呈棕黃色，除了臉部充血以外，皮膚是玫瑰奶茶那般的顏色。嘴唇上方長著茸毛，胯間的恥毛也剛冒出。他體內的荷爾蒙正開始騷動，準備帶他邁入成人生活，然而他卻無緣享受。一條深色的細狹溝槽沿著他的脖子繞了一圈後爬上右耳，也就是繩結的位置。除此之外，他年輕結實的身體沒有絲毫暴力痕跡，沒有任何可解釋他為何不想活下去的跡象。自殺案往往十分難以索解。和一般認知正相反，自殺的人事實上很少留下遺言。他們很少談論自己內在的感受，他們的遺體能透露的也非常有限。 “目前了解多少？”我問他。 “只知道聖誕節過後他回到學校行為就開始有些異常。”傑克拿起水管沖洗屍體的胸腔，直到那裡光潔如鬱金香花瓣。 “老爸幾年前得肺癌死了。”水聲嘩啦。 “那個該死的斯坦菲爾德，天哪，他那裡是怎麼了？有優待活動嗎？媽的四周之內送來三個。”傑克沖洗著內臟器官，它們在切板上呈現暗沉的色澤，準備迎接最後的劫難。 “媽的，那傢伙老是陰魂不散的。”傑克從工具推車上抓過一把手術刀，“總之，這孩子昨天做完禮拜之後回到家，在樹叢裡上吊了。” 傑克·費爾丁越頻繁地使用“媽的”，表示他越生氣。此刻他已氣憤到了極點。 “斯坦菲爾德怎麼了？”我悻悻然問，“我以為他辭職了。” “要是這樣就好了。那傢伙是個白痴。他打電話通報了這案子，然後你猜怎麼著？他跑到現場去了。那孩子吊在樹上，他給放了下來。” 我有種奇怪的預感。 “從繩結的地方割斷的。” 果然沒錯。 “他應該拍了照片吧。” “在那裡。”他朝驗屍室另一端的台子指了指。 我不得不看那些令人心痛的照片。看來班尼從教堂回家後連衣服都沒換，就直接跑到樹林裡，把一根尼龍繩拋到樹枝上，一頭打了個圈，另一頭穿過去後再打了一個簡單的活結，脖子往裡一套。照片裡的他穿著深藍色套裝和白襯衫，地上有一個紅藍條紋的扣式領結，不知是被繩結擠掉了還是他事先摘下來了。他膝蓋彎曲，兩手懸在體側，頭低垂著，典型的自縊姿勢。我所處理的此類案件中，當事人兩腳離地完全懸空的並不多。關鍵是讓頸部血管受到足夠的壓迫，造成腦部有氧血液供給不足。事實上，阻塞頸靜脈只需施加四點四磅壓力，阻塞頸動脈再多上一倍。腦袋卡在繩結上所造成的壓力便足夠。知覺很快就會失去，死亡幾分鐘內就會降臨。 “這樣吧，”我對傑克說，“拿幾塊防水布蓋上，把他的身體遮好，以免血液滲出。讓他母親看他一眼，然後你再進行後續工作。” 他深吸了一口氣，把手術刀丟回工具架。 “我這就找她去，看能不能再問出些什麼。準備好了就通知羅絲。謝了，傑克。”我注視著他，“我們只能等會兒再聊了？一直沒機會一起喝咖啡，連聲聖誕快樂都沒說過。” 我在私人會議室找到懷特太太。她已經不哭了，但還沉浸在悲涼中，出神地瞪著前方。我走進去關上門，她看著我，目光渙散。我說我去看過班尼了，現在要帶她也去探視一下。她立刻又熱淚盈眶。她問他死前是否受了極大痛苦。我告訴她，他應該很快就昏迷了過去。她問他是不是窒息而死。我回答說目前還有許多疑點，不過他不太像是呼吸道阻塞致死的。 班尼或許是死於缺氧性腦損傷，但是我更懷疑是頸部血管遭到緊勒而導致血管迷走神經反應。也就是說，心跳減緩而後死亡。我說他是跪著的，她說也許他在祈求天父帶他走。也許吧，我回答。他很可能是在禱告。我盡力安慰懷特太太。她說有個獵人到樹林裡尋找他先前射殺的鹿，結果發現了她兒子的屍體。班尼應該才死不久，因為他離開教堂後就失踪了，時間大約是十二點半。警方是在五點左右上門來通知她的，說有個獵人在兩點發現了班尼的屍體。因此他沒有在外面獨自閒晃太久，她反复地說。令人欣慰的是，他的外衣口袋裡放著本《新約聖經》，上面有他的名字和地址。警方據此才知道他的身份，然後找到了他的家人。 “懷特太太，”我說，“班尼最近有哪裡不對勁嗎？昨天早上在教堂是什麼情形？你有沒有察覺到什麼蛛絲馬跡？” “他最近很鬱悶。”她的情緒平穩了些，聽口氣好像班尼就坐在外面的會客室裡等她，“下個月他就滿十二歲了，你也知道這種年齡的孩子是怎麼回事。” “你所謂的鬱悶是什麼意思？” “他常常一個人關在房間裡，戴著耳機聽音樂。最近變得伶牙俐嘴的，以前不是這樣的。我是擔心過，”她哽咽起來，眼睛一眨一眨，彷彿突然記起她身在何處以及來這裡的原因，“但我不懂他為什麼非這麼做不可！”淚水簌簌地流下，“我知道他和教堂裡的幾個男孩處得不太好。他們老是取笑他，叫他漂亮弟弟。” “昨天有人取笑他嗎？”我問。 “很有可能。他們一起上主日學校。有一些傳言，你知道的，關於那附近發生的兇殺案。”她又停頓，以免偏離正軌去討論一個陌生而怪異的話題。 “聖誕節前發生的那兩樁案子嗎？” “是啊。有人說他們受了詛咒，因為一般人不會這樣，你知道，那種死法。” “詛咒？誰說他們是受了詛咒？” “都在傳。很多謠言。”她深吸一口氣，繼續說，“那裡離詹姆斯城很近。老早就盛行一種傳言，說有人看見約翰·史密斯船長和波卡洪塔斯公主的鬼魂什麼的。這兩個人被謀殺的地點又跟那裡、跟詹姆斯島那麼接近，有人說他們是……你知道的，說他們是怪物。所以他們才會被人殺死吧，我想。至少我是這樣聽說的。” “你和班尼談過這些嗎？”我的心直往下沉。 “談過幾次。每個人都在談論他們的事，就是那兩個被虐待然後燒死的人。大家都關門落鎖。我得說，真的很恐怖。所以我也和班尼聊了這件事。老實說，那些案子發生以後他的心情更加陰鬱了，也許這就是他心煩的事。”她沉默下來，凝視著桌面。她不確定談論自己兒子的時候該用什麼時態。 “這是一點，另外還有其他男孩說他漂亮。班尼厭惡別人這麼說他，我也不怪他。我時常告訴他說，等你長大以後變成個英俊的男人，找你的女孩不排隊才怪，到時候他們可是要羨慕死了。”她說著淡淡一笑，接著又哭起來，“他對這事非常敏感。你也知道，孩子們開玩笑是什麼狀況。” “他昨天是不是又受了侮辱？”我試探地問，“你覺得會不會是那些男孩提起所謂族群仇殺或同性戀的話題，或者暗示——” “嗯，”她激動地說，“沒錯，什麼怪物和惡人受到天譴之類的。《聖經》裡交代得非常清楚。'神任憑他們逞著心裡的情慾行污穢的事'。”她引述道。 “那有沒有可能，班尼是在擔心性方面的事呢，懷特太太？”我溫和但堅定地問，“對這個年齡段的孩子來說這很常見，性別認同困擾之類的。尤其在這種年頭。世界越來越複雜，比以前複雜太多。”這時電話響了。 “請等一下。” 是傑克，說我們可以過去了。 “還有，馬里諾來找你，說有重要消息要告訴你。” “讓他直接過來找我。”我掛了電話。 “班尼的確問過我，那些人遭遇那麼恐怖的事是不是因為他們是……他用了'男同性戀'這詞，”懷特太太說，“我說那很可能是上帝對他們的懲罰。” “他聽了有什麼反應？”我問。 “我記得他好像什麼都沒說。”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 “大概三個星期前吧。就在第二具屍體被發現後不久，那陣子新聞不斷報導說他們是遭到了族群仇殺。” 我不知道斯坦菲爾德是否明白，他把調查情況洩露給他那該死的姐夫所造成的傷害有多大。穿過走廊時，懷特太太念叨著，內心的憂慮隨著步伐而攀升。我領她走到辦公室前台，通過一道門前往小觀察室，裡面擺有沙發和桌子，牆上掛著寧靜英國鄉村的繪畫。桌椅對面是一整面玻璃牆，用布簾遮著。牆的那邊是冷藏室。 “你坐一下，盡量放輕鬆。”我輕按懷特太太的肩膀。 她端坐在沙發邊緣，害怕得渾身緊繃，兩眼緊盯著拉上的布簾，十指緊扣著擱在膝蓋上。我打開布簾。班尼一身藍色，藍布直蓋到他的下巴，遮住了繩索留下的勒痕。濕漉漉的頭髮往後梳，雙眼緊閉。他的母親坐在沙發上一動不動，彷彿沒了呼吸。她目光茫然，像是充滿疑惑，眉頭緊皺。 “他的臉怎麼會那麼紅？”她幾乎是在指責。 “繩索讓血液無法流回到心臟，”我解釋道，“因此臉充血了。” 她起身走到玻璃牆前。 “我的孩子，”她低語，“我親愛的孩子。你已經到了天堂。在天國的基督懷裡。他的頭髮濕濕的，好像剛受洗，你們一定替他洗過澡了。我真的很想知道，他是不是死得很痛苦。” 我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回答。我想像著他把繩結緊勒住脖子，頭部受到的衝擊必定極其強烈。他正親手結束自己的生命，意識清晰得足以感受到痛苦。是的，他死得很痛苦。 “結束得很快，”我只能這麼說，“他沒有痛苦太久，懷特太太。” 她雙手掩面，啜泣起來。我拉上布簾，帶她離開觀察室。 “你們接著會怎麼做？”她木然地跟在我後面。 “我們會繼續檢查，進行一些化驗工作，看能有什麼發現。” 她點點頭。 “你要不要坐一下？要喝點什麼嗎？” “不了，我想回家去。” “我對你兒子的事感到非常遺憾，懷特太太，真的不知該如何表達我的難過。如果你有什麼問題，儘管打電話給我，倘若我不在，也會有別人幫你。這陣子肯定會很難熬，而且有不少煩瑣的事等著你去辦。需要我們幫忙的話，請隨時打電話來。” 她在走廊上停步，抓住我的手，熱切地看著我的眼睛。 “你確定他不是被害死的？我們怎麼能肯定他是自殺的呢？” “目前還沒有證據顯示他是被人殺害的，”我安撫她說，“不過我們會盡力調查。案子還沒了結，有些化驗工作得花好幾個星期。” “他不能在這裡待那麼久！” “不會的，再過幾個小時他就可以離開了。殯儀館會來接他。” 我們回到辦公室前台。我陪她走出玻璃門到了大廳，她猶豫著，似乎不太確定接著該怎麼辦。 “謝謝你，”她說，“你真好心。” 受人感謝，這並不經常。我沉著一顆心回到辦公室，差點和馬里諾撞了個滿懷。他就站在門口等我，手上拿著文件，一臉興奮。 “你絕不會相信有這種事。”他說。 “事到如今，還有什麼不能信的。”我板著臉說，隨即往堆滿文件的辦公桌後那把大皮椅裡一癱，嘆了口氣。我料想馬里諾是來告訴我傑米·博格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的事。 “如果跟博格有關，我已經知道了，”我說，“有個法新社的記者告訴我她已經被指派來定我的罪。我不確定這究竟是好是壞。管他呢，我甚至不確定自己到底在不在乎。” 馬里諾困惑地說：“真的？是她？她能嗎？她通過了弗吉尼亞州的律師考試了嗎？” “不需要，”我回答，“她可以經過pro hac vice，”“特准”的意思。我接著解釋，法庭可以應大陪審團的要求，准許外州的律師參與某件案子，即使此人並未持有本州的律師執照。 “那麼賴特呢？”馬里諾問，“他不就沒事做了嗎？” “必須有個本州檢察官辦公室的人和她共同審查。我猜他應該會擔任次席，而把質詢的工作丟給她。” “詹姆斯堡汽車旅館一案的調查中有個離奇的發現。”他開始說他的重要消息，“范德一直忙著鑑定在旅館房間裡採到的指紋，結果你絕對料不到。”他又強調，“猜猜是誰的指紋？黛安·布雷的，我沒騙你。就在一進房間的電燈開關上有個潛在指紋——布雷的潛在指紋。當然，我們也發現死掉那傢伙的指紋，除此還有貝芙·基芬的，別的就沒有了，例如《聖經》上面，沒有馬托斯的，只有她的。這點也很有意思，看來把《聖經》翻到那頁的人就是基芬本人了。” “《傳道書》”我說。 “對。翻開的頁面上有一枚基芬的潛在指紋，但她卻說沒碰過。我打電話確認，她還是堅持說沒有。我懷疑她大概也涉案了，尤其現在我們又知道布雷進過那傢伙被殺的房間。布雷到那家旅館做什麼？你有什麼看法？” “也許是她認識的毒販帶她去的，”我說，“我想不到別的。她不會投宿在那種汽車旅館，這是可以肯定的。” “沒錯，”馬里諾手指作槍狀，朝我一指，“而基芬的丈夫和巴博薩又在同一家卡車運輸公司工作，對吧？但我們還沒找到那家公司姓基芬的司機或員工的記錄，甚至根本沒有他的線索，這點實在匪夷所思。據調查，奧佛蘭公司涉嫌毒品和槍械走私，對吧？如果最終證明露營地發現的毛髮是尚多內的，那就有意思了。他的家族可能也有牽涉？這也許正是他來里士滿的初衷，為了家族的事業，而虐殺女人只是他忍不住犯的老毛病。” “這倒也可以解釋馬托斯為什麼會出現在這裡。”我補充說。 “當然。說不定他和尚多內是哥們儿，又或許家族裡有人派馬托斯來弗吉尼亞堵截尚多內，中止他的任務，防止他把家族的勾當洩露出去。” 推理似乎沒完沒了。 “無法解釋的是，馬托斯為何被謀殺，是誰下的手？還有，巴博薩為何也遇難？”我指出。 “是個問題。不過我感覺答案就快浮現了，”馬里諾說，“而且我總覺得，只要我們追查下去，就會發現塔利和這一切難脫干係。也許他是全案的關鍵。” “他和布雷早在華盛頓就認識了，”我說，“而且他長年居住在尚多內家族老巢所在的城市。” “他一直都能自由進出尚多內的犯罪現場，”馬里諾補充說，“前幾天我還看見了那渾蛋。我在路口停車等紅燈，看見旁邊停著輛黑色本田大摩托車。起初我沒認出他來，因為他戴著安全帽和墨鏡，把臉全遮起來了。可是他一直盯著我的卡車看，我敢說一定是塔利。他立馬就轉過頭去了，那混賬。” 羅絲通知我州長來了電話，準備進行十點鐘的電話會議。我示意馬里諾把辦公室的門關上，然後拿起聽筒等米歇爾上線。現實再度湧至，我又回到我的困境和劈頭蓋臉的媒體襲擊當中。我想我已經知曉州長心裡的盤算。 “凱？”邁克·米歇爾語氣十分嚴肅，“我看了早上的報紙，很遺憾。” “我也不太開心。”我對他說。 “我支持你，而且會繼續支持下去。”他說，也許是為了讓我對之後的談話有個心理準備，總之絕不會是好事。我沒吭聲。我懷疑他知道博格的事，也許還和她被指派為特別檢察官有關。我沒主動提，沒這必要。 “我認為以目前的狀況，”他繼續說，“你最好暫停一下職務，等事情結束了再說。凱，這並不表示我相信那些報導。”這也並不是說他相信我是無辜的，“只不過你處在風口浪尖，繼續領導法醫辦公室有失明智。” “你想炒我魷魚嗎，邁克？”我直截了當地問他。 “不，不是的，”他立刻問答，語氣變得溫和了，“咱們先過了大陪審團那關再說。我依舊相信你，也沒忘記你說要單幹的事。先把這件事解決了再說吧。”他強調說。 “當然，聽你的，”我以得體的敬重口吻對他說，“不過老實說，若是拋下手頭處理了一半的案子不顧，並不符合民眾的利益。” “凱，不會的，”他又成了政客，“只是擱置兩週罷了，等聽證會還你清白之後就恢復了。” “天哪，”我說，“非得這樣不可啊。” “我相信一定會的。” 我掛了電話，看著馬里諾。 “就這樣了，”我開始把東西塞進公文包，“但願不會我前腳走出辦公室他們後腳就把鎖換掉。” “說真的，他又能怎麼樣呢？你認真想一想，醫生，他能怎麼樣？”馬里諾縮回他的宿命論裡。 “我只是想知道究竟是誰把消息透露給媒體的。”我合上公文包，把鎖扣上。 “你接到法院傳票了嗎，馬里諾？”我又問他，“我真不知道該相信誰才好。要是接到了，你最好告訴我。” “你知道我不會瞞你。”他神情凝重地說，“別讓那幫混賬把你打敗了，醫生，千萬別認輸。” 我拿起公文包，打開辦公室的門。 “我說什麼也不會認輸，要做的事多著呢。” 他的表情像是在問：例如什麼？州長才命令我什麼都別倣。 “邁克是個好人，”馬里諾說，“別逼他，別讓他有理由把你革職。你何不去度幾天假？去紐約看露西。她不是打算去紐約嗎？她和蒂恩？先離開一陣子，等舉行聽證會的時候再回來。真的，免得我一天到晚替你擔心。我很不放心你單獨住在安娜家。” 我深吸一口氣，努力壓抑內心的憤慨和傷感。馬里諾說得對，我沒有理由拿州長出氣，把事情弄得更僵。我現在只想盡快離開這裡。此外，安娜連個音訊都沒有，也讓我十分憂心。我就快哭了，但不想在辦公室裡落淚。我別過頭去，馬里諾卻已經察覺到了。 “餵，”他說，“你難受是應該的，別不好意思。這一切真的太離譜了，醫生。” 我穿過走廊，從女盥洗室往停屍間走。特克正在縫合班尼·懷特的遺體，傑克則坐在流理台邊填寫表格。我拉了把椅子在副手身邊坐下，替他摘下幾根沾在工作服上的頭髮。 “你不能再掉頭髮了，”我極力隱藏情緒，“你得告訴我為什麼你的頭髮掉個不停。”我幾星期前就想問傑克這問題了，只是這陣子根本無暇顧及他。 “看報紙就知道了，”他說著放下筆，“我怎麼就會拼命掉頭髮。”他神色凝重地說。 我點頭表示懂得他的意思。不出我所料，傑克早就知道我會麻煩纏身。也許賴特幾星期前就和他接觸並且刺探過，就像他對安娜那樣。我向杰克求證，他承認了。他說他最近就像行屍走肉，說他痛恨政客和行政工作，根本不想接我的班，無論如何都不會接。 “我只是沾你的光，”他說，“一向都是如此，斯卡佩塔醫生。他們或許以為我擔任首席也是理所當然。我會做什麼呢？我不知道。”他說著耙了下頭髮，又掉了幾根，“我只希望一切能回復常態。” “真的，我也希望能這樣。”我說。這時電話響起，特克去接聽。 “對了，”傑克說，“我們這裡常接到怪電話。我告訴過你嗎？” “上次我們接過一個，”我回答，“有人自稱是本頓。” “變態。”他憎惡地說。 “我也只接過這麼一個。”我補充說。 “斯卡佩塔醫生？”特克大喊，“你方便接電話嗎？是保羅。” 我過去接聽。 “近來怎樣，保羅？”對方是保羅·蒙蒂，州法醫化驗室主任。 “首先我要你知道，我們樓裡的所有同事都在為你抱不平，凱。”他說，“真是瞎扯。看到報上的新聞，我差點沒把咖啡吐出來。不過我們的工作還是照常。”他指的是證物鑑定工作。所有證物的鑑定原本該秉持公平原則，按先來後到的順序進行，沒有哪個受害人享有優先權。不過有一點就像警方辦案一樣，是約定俗成的：先處理自己人的案子。這是不爭的事實。 “鑑定結果很有意思，我想親自送去給你，”保羅·蒙蒂又說，“露營地發現的那些毛髮，你懷疑是尚多內的，DNA檢測結果果然如此。更有趣的是，我們對纖維也作了比對，發現那兒的棉布床單纖維和黛安·布雷房間床墊上採得的纖維是一樣的。” 劇情逐漸明朗。尚多內殺害黛安·布雷之後將她的床單帶走，逃到了露營地。之後他可能用過床單，也可能只是把它丟在那裡。可是無論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尚多內曾經出現在詹姆斯堡汽車旅館。目前保羅似乎沒別的可告知。 “馬桶裡的牙線呢？”我問保羅，“在馬托斯遇害的那個房間發現的？” “還不清楚。得到的DNA既不是尚多內的，也不是布雷或者幾個慣犯的。”他說，“也許是前一個房客的？也許根本不相干。” 我回到操作台邊。傑克重提怪電話的事，說最近來得很頻繁。 “有一個是我接的，一個男的說要找你，說他是本頓，然後就掛斷了。”傑克說，“另外一個是特克接的。那傢伙要她轉告你他來過電話，說會晚一個小時去吃晚餐，也自稱是本頓，然後掛了。本來就夠煩的了，還添上這些，難怪我的頭越來越禿。” “你怎麼沒告訴我？”我拿起輪床上那疊班尼·懷特還穿著衣服時照的寶麗來照片。 “我想你煩心事已經夠多了。我應該告訴你的，我錯了。” 這個穿著主日學校服裝的男孩躺在金屬輪床上，裹著拉鍊敞開的屍袋，這情景顯得無比突兀。我發現他的長褲短了點，襪子也不成雙，一藍一黑，心情愈加沉重。 “有什麼發現嗎？”關於我的煩惱，我已談論得太多。看著班尼的照片，想起他母親在觀察室的神態，我的煩惱又算什麼。 “噢，有個地方很令我不解。”傑克說，“據說他從教堂出來後並沒有進家門。他下了車就直接往穀倉去了，說去找他的瑞士刀——刀大概放在他的釣魚工具箱裡，幾天前他釣魚回來忘了把它拿出來。他並沒有進屋去。換句話說，週日那天這小傢伙沒有吃晚餐，但他的胃袋卻裝得滿滿的。” “看得出他吃了些什麼嗎？”我問。 “爆米花和熱狗。我打電話到他家，和他繼父談了。我問他班尼那天有沒有在教堂吃東西，他說沒有。他繼父也不清楚他胃裡的食物是哪兒來的。”傑克說。 “這就奇怪了。”我說，“這麼說他從教堂回家，進樹林上吊自殺，中途還在別的地方吃了爆米花和熱狗。”我起身離開操作台，“這似乎有點蹊蹺。” “如果沒有胃裡的這些食物，我會說這純粹是起自殺事件。”傑克仍舊坐著，抬頭望著我，“我要殺了斯坦菲爾德那傢伙，他竟然把繩結割斷了。蠢貨一個。” “也許我們該到班尼上吊的地方去瞧瞧，”我說，“到現場去。” “他們住在詹姆斯城的一座農場裡，”傑克說，“就在河邊。那片樹林就在農場邊，離家不到一英里。” “走吧，”我說，“露西應該可以送我們一程。” 從紐約飛機庫到里士滿海羅飛行基地的航程是兩小時，露西樂得趁機炫耀一下她新公司的交通工具。行程很簡單，她駕駛直升機來接我和傑克，送我們到農場，然後我們三人到班尼·懷特的自殺現場去探查，另外我還想看看他的房間。之後先送傑克回里士滿，接著我和露西一起飛往紐約，我將在那裡待到舉行大陪審團聽證會的那天為止。這都是明天上午的事。至於斯坦菲爾德警探，他表示沒有興趣和我們同行。 “幹嗎？”這是他的第一反應，“你們去那裡做什麼？” 我差點提起胃袋殘留食物這一反常現象，想問他可曾觀察到什麼疑點。但我忍住了，不知為何沒說出口。 “請你說一下該怎麼走。”我對他說。 他描述了班尼·懷特家的地點，就在第五號公路旁，很容易辨認，因為交叉路口有一家小雜貨店，只要在那里左轉就行。路標是有了，可是對走空中路線恐怕沒什麼幫助。最後我總算又探知，那座農場和詹姆斯城郊渡口相距不到一英里。也就在這時我才了解到，班尼·懷特家離詹姆斯堡汽車旅館和露營地非常近。 “是啊，”我提起這點時斯坦菲爾德說，“他和另外那兩人的陳屍地點很接近。那兩件案子讓他很難過，他母親說的。” “農場距離汽車旅館有多遠？”我問。 “農場就在河的對岸，並不大。” “斯坦菲爾德警探，班尼有沒有可能認識貝芙·基芬太太的兩個兒子？我知道班尼也喜歡釣魚。”我腦中浮現麥切·巴博薩住處那根靠在樓梯窗口的釣竿。 “我也聽說他原本要去拿釣魚箱裡的瑞士刀，不過我認為他並沒有那麼做。在我看來，那隻是他藉機離開的託辭。”斯坦菲爾德回答。 “知道他那根繩子是哪裡來的嗎？”我不理會他的臆測。 “他的繼父說穀倉裡什麼繩子都有。”斯坦菲爾德說，“說是穀倉，其實只是堆放雜物的地方，我問過。知道嗎，我有種感覺，班尼很可能見過巴博薩，在釣魚的時候。我們知道巴博薩對孩子很友善，這麼推測也算有理有據。他媽媽也說了，那孩子常做噩夢，為凶殺案心煩。害怕得要死，她這麼形容。你們只要直接往河邊走，就會看見農場邊上有個穀倉，它的左側就是樹林。沿著一條長滿雜草的小徑走大約五十英尺就是他上吊的地方，那裡有個獵鹿台，很容易找的。我沒有爬到獵鹿台上割斷繩子，只割斷了繞在他脖子上的繩結，所以它應該還在那裡，那根繩子應該還在那裡。” 我強忍著對斯坦菲爾德瀆職的反感。我沒再多問，也沒暗示他應該去做他最害怕的事：辭職。我打電話給懷特太太，告訴她我們的計劃。她聲音微弱傷感，無法理解直升機降落在農場的事。 “我們需要一塊空地，平坦的草地，不能有電話線或者太多樹木。”我解釋說。 “我們這兒沒有飛機跑道。”她一再重複。 最後她讓丈夫來聽電話。他叫馬庫斯。他說他們的住宅和第五號公路之間有一片大豆田，那裡還有一座漆成深綠色的貯糧塔。那一帶沒有別的貯糧塔，至少沒有深綠色的，他補充說。飛機可以在那裡降落。 這天剰餘的時間很漫長。我一直在辦公室里處理公務，然後趁助理們下班前把他們集合起來。我解釋我這陣子遇上的麻煩，並且保證他們絕不會有失業之虞。我也強調我沒做錯什麼，有自信洗刷不白之冤。我沒說我已辭職，他們夠心煩了，不需要再火上添油。我沒把辦公室裡的東西打包，出去時只提著公文包，彷彿一切如常，明早依然會和他們見面。 晚上九點，我坐在安娜家的廚房裡，挖著一大塊切達奶酪，小啜著一杯葡萄酒，試圖放鬆心情，擺脫陰鬱，結果卻發現食物難以下嚥。我體重在減輕，也不知輕了多少。反正一點胃口都沒有，而且養成了一個壞習慣，不時跑到屋外抽煙。我每隔半小時左右呼叫一次馬里諾，卻始終聯繫不上。我想的全是T檔案，自從聖誕節那天我看過它之後，它便在我腦中縈繞不去。午夜時分，電話鈴響了。我以為馬里諾總算回電了。 “斯卡佩塔。”我拿起電話。 “我是傑米。”博格強有力的聲音傳送過來。 我愣在那裡。但我很快記起來，博格向來毫不避諱和她打算起訴的對象談話，而且不管時間早晚。 “我和馬里諾通過電話，”她開口便說，“所以我知道你已了解我的處境。或者應該說，我們的處境。老實說，你不該擔心的，凱。我不打算告訴你該怎麼應對，不過這麼說吧，面對陪審團你用對我說話的方式就是了。總之盡量別擔心。” “'擔心'二字不足以形容我的感受。”我說。 “我打電話主要是告訴你一些消息。我們在那些郵票上取得了DNA，就是T檔案信件上貼的那些。”她說，讓我又有種腦袋被入侵的感覺。我猛然想到，當前里士滿化驗室直接受她領導了。 “郵票上的唾液是黛安·布雷的，凱。至少郵票是她貼的，我推測信也是她寫的，而且謹慎地沒留下任何指紋。某些信件上發現了本頓的指紋，大概是拆信封時留下的。我想他也知道自己留下了指紋，但不懂他為何沒交代。不知道本頓有沒有向你提過布雷，他們會不會早就相熟了呢？” “我記得沒提過。”我說。我的思緒一片混亂，難以相信博格所言。 “他們認識也是正常的，”博格又說，“布雷在華盛頓特區住過，和本頓所在的匡提科相距不過幾英里。我也不知道，不過我很驚訝她會寄那種信給本頓，此外據我猜測，她讓信件蓋上紐約的郵戳，是想讓本頓以為那些信是嘉莉·格雷滕寫的。” “本頓確實是這麼推測的。”我說。 “這麼一來，我們又不得不懷疑黛安·布雷是否可能——只是可能——和本頓的死有所牽連。”博格說出了重點。 我一個閃念，心想她又在捉弄我了。她希望怎樣？我又吐出什麼足以讓自己被定罪的話來？布雷是自尋死路，或說死有餘辜？但對此我又不確定，也許這只是我的妄想而非事實。博格也許只是說出她的想法，沒有別的意思。 “我想她大概也沒向你提過本頓。”博格說。 “沒有印象，”我回答，“不記得她提過。” “我不懂的是尚多內的行為，”博格又說，“如果說讓-巴蒂斯特·尚多內認識布雷——就假設他們有商業往來吧——那麼為什麼要殺她，而且手法那麼殘酷？這點有違常理，不符合邏輯。你認為呢？” “你在問我布雷的相關事情之前，或許應該先宣讀我的法律權利，”我說，“否則就請你保留到聽證會那天再問我。” “你並沒有被逮捕。”她回答。虧她說得出來，還帶著笑意，像在開玩笑似的。 “我不需要宣讀你的權利。”接著她嚴肅地說：“我不是在和你說笑，凱，我這是在請求你幫忙。說真的，你應該慶幸聽證會那天負責問詢證人的是我而不是賴特。” “聽證會原本就是多餘的。任何人都不該出席。這不是為我自己考慮。”我說。 “有兩個關鍵點我們必須釐清，”她絲毫不為所動，繼續說，“蘇珊·普雷斯案的精液採樣並非為尚多內所有，加上這個和黛安·布雷有關的新發現，我認為——只是我的直覺——尚多內並不認識黛安·布雷，他們沒有私交，毫無瓜葛。我認為他殺害的都不是他的熟人。他暗中觀察、跟踪、幻想。順便一提，本頓針對蘇珊案進行犯罪心理分析的時候也持同樣的觀點。” “他是否認為謀殺她的和留下精液的是同一個人？”我問。 “他始終認為犯案的只有一個人。”博格回答，“里士滿的幾件案子發生之前，我們一直把目標鎖定在露米餐廳那個穿著體面的英俊男子身上，從沒想過會跟一個有著遺傳疾病、自稱狼人的傢伙有關。” 累了一整天之後似乎該倒頭就睡著，但我翻來覆去難以入眠，不斷拿起鬧鐘看。時間如冰川一般不知不覺地重重滑過。我夢見我在家裡，身邊有一隻漂亮的拉布拉多黃毛小母狗，長而低垂的耳朵，巨大的腳掌，迷人的面孔。它讓我想起紐約有名的施瓦茲玩具店裡的岡德毛絨玩偶，露西小時候我常去那裡買禮物給她。在夢中，在我半睡半醒的當兒編織的哀傷幻境裡，我在和小狗玩耍，逗弄著它，它則舔著我，一個勁地搖尾巴。接著我莫名地再度走進我的屋子，裡面又黑又冷，似乎沒人住，一片死寂。我呼喚著小狗（我記不得它的名字了），焦急地跑遍每個房間。然後我醒來，發現自己在安娜的客房裡，啜泣、叫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