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2章 第三十一章
我在廚房裡設定好烤箱預熱溫度，開始製作意大利面。我把磨碎的奶酪和乳清乾酪混合，把它和肉醬層層鋪在深盤裡的面皮之間。安娜在棗子裡填塞奶油奶酪，又裝了一大碗咸核桃。馬里諾、露西和麥戈文則忙著倒啤酒、葡萄酒，調製各種節日飲品。馬里諾用摩閃調著血腥瑪莉。
他情緒異常，似乎打算不醉不歸。那份T檔案是個黑洞，仍然放在手提袋裡，不無嘲諷地待在聖誕樹下。馬里諾知道檔案的內容，但我沒開口問，她們也一樣。露西拿出製作巧克力脆餅、花生奶油派、酸橙派等甜點的材料，一副準備擺筵席的架勢。麥戈文打開一瓶特級香貝坦勃艮第葡萄酒，安娜開始擺餐具。那份檔案悄悄地牽動著每個人的心，彷彿我們是暗中商量好了，至少等酒足飯飽後再開始討論死亡。
“還有誰要血腥瑪莉？”馬里諾大聲問。他在廚房裡晃蕩著，插不上手。 “嘿，醫生，我來調一壺清涼果汁如何？”他說著從冰箱裡抓出好幾瓶V8辣葉蔬菜汁，打開瓶蓋。我懷疑馬里諾來之前已不知喝了多少酒，想到安全駕駛的問題不禁氣惱起來。再說了，他把檔案放在聖誕樹下就夠讓我惱了，因為這很像沒格調的惡作劇。這是在暗示什麼？給我的聖誕禮物？還是他魯鈍到根本不及考慮，就隨手把那個裝有檔案的手提袋塞在聖誕樹下了？他從我身旁擠過去，將切半的檸檬壓進果汁機，把果皮丟進水槽。
“好吧，看樣子沒人肯幫我，我只好自己動手，”他抱怨道。 “嘿！”他的嗓門大得隔幾個房間都聽得見，“有人要去買辣根嗎？”
安娜看了我一眼。氣氛逐漸凝重，廚房裡突然變得暗淡冰冷。我的怒火蠢動著，隨時能朝馬里諾發洩，只是強忍著罷了。今天是聖誕節，我不斷告訴自己，是聖誕節。馬里諾抓過一把長木匙一邊攪拌著大壺血腥瑪莉混合飲料，一邊往裡倒大量的摩閃威士忌。
“嚇人，”露西搖頭說，“用灰雁伏特加比較好吧。”
“我死也不喝法國伏特加。”他咔咔攪拌著木匙，把它在壺口一敲，“法國葡萄酒、法國伏特加，那意大利的東西呢？”他用誇張的紐約意大利腔調說，“我們的芳——鄰呢？”
“你調的那鬼東西跟意大利扯不上半點關係，”露西說著從冰箱裡拿出一罐啤酒，“那個你自己負責喝完。明天早上姨媽會捎你去上班，只不過你會躺在屍袋裡。”
馬里諾喝了一杯那嗆人的飲料。 “我倒是想起來，”不知他是在對誰說，“等我死了，不准她動我。”好像我不在場似的，“就這麼說定了。”他又倒了一杯。這時其餘人都停下手頭的動作，看著他。 “這問題媽的困擾了我整整十年。”灌下一大口，“該死的，這東西真帶勁，我可不想讓她把我放在那些不銹鋼台子上翻來翻去，像切割市場裡的魚一樣。嘿，我已經跟那些女孩講好了，”他指的是我辦公室裡的女職員，“不准把我的照片傳來傳去。別以為我不知道她們搞的什麼鬼，專愛討論那玩意兒的大小。”他說著又灌下半杯，拿手背抹著嘴角，“我親耳聽見的，尤其是那個摳雷達。”他拿克莉塔的名字開玩笑。
他又想倒酒。我伸手阻止他，怒不可遏。 “夠了。你是中了什麼邪？竟敢喝醉了跑來這裡，還喝個不停。去睡一下醒醒酒吧，馬里諾，我想安娜應該能替你弄一張空床。你這樣子不能開車，我們現在都不想理你。”
他又舉起酒杯，用挑釁、嘲弄的眼神瞪著我。 “至少我很誠實，”他反駁說，“你們這些人就是在假裝開心，因為今天是聖誕節。聖誕節又怎樣？露西迫於革職的壓力主動辭職，因為她是個愛出風頭的同性戀。”
“別說了，馬里諾。”露西警告他。
“麥戈文也辭了工作，她心裡打什麼主意我可清楚得很。”他用大拇指朝她一指，暗示她和露西是同一類人，“安娜呢，這會兒就要離開她的家，因為你住在這裡，涉嫌謀殺並將離職。媽的這可不是我在瞎說，就看州長能不能把你留住了。私人調查顧問。是啊。”他口齒含糊，臉漲成朱紅色，在廚房裡搖擺著來回走。 “這就是節日。結果呢，剩下誰？我，就我一個。”他把酒杯往操作台上一摔，走向客廳，中途把牆上一幅畫撞歪了。
“我的天哪。”麥戈文徐徐吐了口氣。
“渾蛋大老粗。”露西說。
“那份檔案，”安娜望著他的背影，“都是因為那份檔案他才這樣。”
馬里諾醉倒在客廳沙發上，不省人事。他一動不動，只有鼾聲提醒我們他還活著，並對屋內的動靜沒了知覺。意大利面已經烤好了，留在烤箱裡保溫。酸橙派也在冰箱裡冷藏著。安娜已經前往希爾頓海德島了。八小時車程。她不理會我的勸告。我費盡唇舌要她留下，可是她覺得自己該離開。下午三點左右，禮物還堆在聖誕樹下。我和露西、麥戈文已經在餐桌旁坐了幾個小時，餐具移到了一邊，那份檔案攤開在我們面前。
本頓一向注重細節。每樣物品他都用透明塑料袋裝著，部分信件上有紫色污痕，表示已經用水合茚三酮進行了指紋鑑定。郵戳是曼哈頓的，區號均只寫著一〇〇，因而無從得知具體區域。而一般情況下這應該是一組五位數，三位數則表示這些信沒有經過家庭或辦公室郵資機處理，也不是從偏僻地區寄出的。
T檔案封面有一個內容索引表，總共列了六十三個項目，時間從一九九六年春天（大約在他寫那封準備死後交給我的信的半年前）到一九九八年秋（就在嘉莉·格雷滕逃離柯比療養中心的幾天前）。第一項是一號展示品，貼了標籤，像是準備出示給陪審團的證物。那是一封一九九六年五月十五日從紐約寄出的信，沒有署名，上面的字體花哨難辨，用WordPerfcrfect軟件處理後打印而成，露西說叫“勒索”字體。
接著是五封類似的信，每隔幾星期一封，說的都是這個醜人俱樂部和本頓成為最新會員的事。普通信紙，同樣的“勒索”字體，沒有署名，區號都是紐約的。寄信者顯然是同一人。此人相當聰明，只不過在第六封信裡犯了個錯誤，對內行人而言是相當明顯的錯誤。我因此很詫異本頓為何沒察覺。在白色信封背面印有一塊筆跡，只要把信封轉到一定的角度對著光線就會發現。我從手提包裡拿出一雙橡膠手套，邊戴邊去廚房找手電筒。安娜在烤箱旁邊的操作台上放著一個。我回到客廳，從塑料袋裡抽出那個信封，捏著它的一角，拿手電筒斜斜照著紙張，上面隱隱浮現“郵局局長”幾個字的印痕。我立刻明白寄信者在玩什麼把戲。
“富蘭克林·D。”我認出更多字跡來，“紐約有個富蘭克林·D·羅斯福郵政分局嗎？這封信應該是從紐約寄出的。”
“有啊，就在我住的小區附近。”麥戈文睜大眼睛說。她湊近我，仔細看著。
“我處理過一些試圖製造不在場證明的案例，”我說著用手電筒以各種角度照射著信紙，“最常用的手段就是讓人以為事發時他遠離現場。最容易的方法是寄一封信，在接近案發的時間從遙遠地點的郵局寄出，以此證明他不具備犯案條件，因為他不可能同時出現在兩個地方。”
“第三大道，”麥戈文說，“富蘭克林·D·羅斯福郵局就在那一帶。”
“這上面還有街道地址的部分信息，有些字被信封封口遮住了。九什麼的。三……大。沒錯，第三大道。寫好收信人地址，附上足夠的郵資，然後放進另一個信封，寄給你希望讓人以為的信件始發地的郵局局長。因為郵局局長有義務幫你寄送信件，而且會蓋上這個城市的郵戳。這傢伙就是這麼做的，他在外信封寫地址的時候，把字跡印在內信封上了。”
露西也走到我背後貼近了看。 “蘇珊·普雷斯也住在那附近。”她說。
不止這樣，更奇怪的是，這封信的寄出時間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正是蘇珊·普雷斯遇害那天。
懂嗎？
我想像本頓收到這些噁心變態信件時的情景，想像他待在我住處的房間裡，面對開著的筆記本電腦，連接上調製解調器，公文包和咖啡放在手邊。他在便籤紙上寫道，他判斷那是“勒索”字體，並且分析其中的含義。付出代價以獲得釋放。贖回。從罪惡中解放。我看著他的筆跡。也許就在他讀著這封信，在字典裡翻找“勒索”的解釋時，我正從走廊走進書房，或者正在廚房裡，而他卻一個字也沒提。露西解釋說這是因為本頓不想加重我的負擔，況且讓我知道了也不會有什麼幫助。我一樣無能為力，她補充道。
“仙人掌、百合、鬱金香，”麥戈文翻著檔案內頁，“看來在匡提科有人匿名送他花束。”
我開始翻看幾十張只寫著“無聲電話”和日期時間的紙條。這些電話都是直接打到他在行為科學研究小組辦公室的專線，來電顯示器上無一不顯示著“無法獲悉”，表示很可能是用手機打的。本頓只註明，這些電話掛斷之前都有線路停頓的現象。麥戈文指出這些花的訂購點是列剋星敦大道上的一家花店，本頓也打電話去查過。露西立刻打到查號台詢問，得知這家花店還在營業。
“這裡有張紙條記著付費信息。”我簡直不忍看本頓那小而亂的筆跡。 “郵購，花是郵購的。現金，他還寫了'現金'。所以此人是用郵寄現金和訂購函的方式買的花。”我翻回前面的索引表，發現從五十一到五十五項都是花店收到的訂單。我翻開這幾頁。 “機打表格，沒有簽名。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鬱金香，指定送到本頓在匡提科的辦公室。一小束二十五美元的仙人掌，等等，信封上蓋的都是紐約的郵戳。”
“老伎倆，”露西說，“寄給紐約郵局局長。問題是，真正的始發地究竟是哪裡？”
我們無從得知。至於外面那些信封，郵局辦事員肯定一打開就丟進垃圾桶了。就算找到了，上面很可能沒註明寄信地址，頂多有個郵戳。
“這家花店大概以為他只是個不愛用信用卡的怪顧客吧，”麥戈文說，“或者在搞外遇。”
“或者是個囚犯。”我不由得想起嘉莉·格雷滕。我能夠想像她從柯比療養中心寄出信件。信封套信封，外層寫著某郵局局長收，避免醫院人員看出真正的收信人，花店和本頓。選擇紐約的郵局也很合理，因為她可以在電話簿上查到紐約各個郵政分局。以我對嘉莉的了解，她絕不會在意暴露寄信城市，她只是不想驚動醫護人員。她同時也是罕有的精於操控利用他人的女人，做事必有其緣由。本頓是在分析她的心理，她又何嘗不如此對待本頓。
“如果是嘉莉，”麥戈文臉色凝重地說，“我們就不得不認真考慮她和尚多內以及他所犯下的那些案子之間的關聯了。”
“一定是她，”我氣憤地往後推開椅子，“她也知道那封寄出戳的日期和蘇珊·普雷斯遇害的日期相同的信會讓本頓火冒三丈。他也果真把兩者聯繫在一起了。”
“還挑了一家在蘇珊·普雷斯住處附近的郵局。”露西說。
我們就這麼作著種種揣測和假設，直到傍晚才終於決定開始吃聖誕晚餐。我們叫醒了馬里諾，一邊告訴他我們的發現並繼續討論，一邊吃淋了甜紅醋和冷壓縮橄欖油的蔬菜、甜蔥和番茄。馬里諾好像餓了幾天似的，囫圇吞嚥著意大利面。經過一番辯論和推理，一個問題無可避免地擺在面前：倘若嘉莉·格雷滕就是寫信恐嚇本頓的人，並且和尚多內家族有牽扯，那麼本頓的死也許不再是一粧單純的變態殺人事件？他的遇害其實是一樁組織性犯罪，只不過經過偽裝顯得狂亂而毫無意義，並像帶上了私人恩怨的色彩，由嘉莉這個冷血槍手去執行？
“換句話說，”馬里諾含著滿嘴食物，說，“他的死跟你被控訴，這兩件事是一樣的？”
餐桌上忽然一片沉默。沒人理解他的意思，但我很快便懂了。 “你是說兇手真正的動機是要他的命，但是藉著製造連環殺人案來掩飾它？”
他聳了聳肩膀。 “就像他們要控訴你謀殺布雷，卻讓那看起來像是狼人幹的。”
“所以國際刑警才會這麼積極，這麼緊張。”露西下了結論。
馬里諾將高級法國葡萄酒當佳得樂運動飲料似的大口灌下。 “是啊，國際刑警。也許本頓不知怎的被那個犯罪家族給纏上了，於是——”
“因為尚多內的緣故。”我接口說。思路頓時變得清晰無比，我想我的推測或許距離真相不遠了。
這個聖誕節有個不速之客，傑米·博格，整個下午她佔滿了我的腦袋。我不斷想起我們在會議室見面那天，她最初向我問起的事情。有沒有人針對尚多內在里士滿的犯案作過犯罪心理分析？她如此急切，顯然認識到這一分析的重要性。可見她必定也已請人對蘇珊·普雷斯案作了分析，而我越來越覺得本頓很可能了解那件案子。
我離開餐桌。 “請一定要在家。”我大聲地說。我在手提包裡翻找她的名片，心中一股莫名的絕望逐漸高漲。名片上寫著她的私人電話號碼。我去安娜的廚房打電話，避免別人聽到。萬一我的推測錯誤，頂多自嘲一番；萬一對了，那麼她實在應該更坦誠地對我才是。該死，她真該死。
“餵？”女性的聲音。
“博格小姐嗎？”我說。
“等一下。”那人大叫，“媽！找你的！”
等博格拿起話筒，我說：“你還有多少事瞞著我？看來我知道的真是有限。”
“唉，吉爾。”她一定是指剛才接聽電話的女孩，“她們是格雷格和前妻的孩子，兩個十幾歲的娃娃。我準備把她們賣給今天第一個投標者。我可以付錢，只要有人肯帶走。”
“不要，你才不會呢！”吉爾在她背後大笑著說。
“我找個安靜點的角落，”博格說著在那個住著她和丈夫以及兩個孩子的家裡移了個地方。這狀況她從沒向我提過，即使我們聊了那麼久。我忍不住心生不滿。 “怎麼了，凱？”
“你認識本頓嗎？”我直截了當地問她。
沒有回應。
“你在嗎？”我說。
“我在。”她的聲調變得平靜嚴肅起來，“我在想怎麼回答你比較妥當——”
“說真話就是了。拜託。”
“我對你一向不說假話。”她說。
“吹吧。我聽多了，你們想操控別人的時候什麼話都說得出來。謊稱裝有測謊儀，或者要拿誠實血清注射，以逼人招供。還有一種情況叫做蓄意隱瞞，也是說謊。我要知道全部真相。說吧，本頓和蘇珊·普雷斯案是不是有關聯？”
“有，”博格回答，“答案是肯定的，凱。”
“說吧，博格小姐。我花了整個下午查看他遇害前接到的恐嚇信跟一些奇奇怪怪的東西。那些信都是在蘇珊住處附近的郵局蓋的郵戳。”
猶豫。 “我和本頓見過幾次，我的辦公室很需要行為科學研究小組提供協助，至少那時是如此。現在我們已經有自己的法醫精神病醫生了，在紐約這裡。我的意思是說，過去幾年我和本頓合作辦理過不少案件。聽說蘇珊被謀殺，我一趕到現場就立刻打了電話請他過去。我們檢查了她的公寓，就像我和你一起檢查里士滿的幾個犯罪現場那樣。”
“他有沒有跟你提過他接獲恐嚇電話、信件以及其他可疑物品的事，還有，這個寄信人和謀殺蘇珊·普雷斯的兇手之間很可能有某種關聯？”
“原來如此。”她這麼回應。
“原來如此？什麼意思？”
“原來你已經知道了，”她回答，“問題是，你怎麼知道的？”
我告訴她那份檔案的事。我對她說本頓可能曾把那些信拿去做過指紋鑑定。我很好奇是誰做的，在哪裡做的，結果又怎樣。她說她不清楚，又說我們應該把可能獲得的指紋輸入自動化指紋比對系統進行分析。 “信封上有郵票，”我說，“他沒取下；要是預備做DNA分析的話，他應該會撕下來才對。”
近幾年來，由於PCR技術的發展，DNA鑑定變得便利精準得多。我們可以對貼郵票的人的唾液進行DNA分析。我不確定那時候嘉莉是否知道，舔郵票也會透露自己的身份。但我知道，要是當初本頓把這些信拿給我看，我一定會建議他把郵票拿去做DNA鑑定。或許我們會有所斬獲，或許他就不會死了。
“當時很多人，包括部分執法人員在內，都還沒聽聞這種技術，”博格還在談郵票的事，“現在的警察卻好像只會從咖啡杯、擦過汗的毛巾、舒潔餐巾紙和煙蒂下手。真有意思。”
我靈光一閃。她這話讓我想起英國的一個老案子。根據伯明翰的全英DNA檔案庫比對結果，有個人被當作偷竊嫌疑人起訴。他的律師要求重新鑑定在犯罪現場發現的DNA，這回用了十個基因座（即基因在染色體上的位置），而不是以往習慣採用的六個。基因座，或者說等位基因，是指在基因圖譜上的DNA序列。有些等位基因比較相似，因此它們的差異越大，參考的位置越多，比對的結果也就越精確。這並不是說比對雙方能夠完全一致，而是一種統計學上的機率，以此判斷嫌疑人是否就是兇手。在英國的這個案例中，經過附加基因座的再次比對之後，這名嫌疑人被證明清白。這種誤配的發生機率只有三千七百萬分之一，卻也不可避免。
“蘇珊案的DNA鑑定中，有沒有採用STR比對？”
STR是最新的DNA分析技術，指利用PCR技術擴增DNA序列，然後觀察當中極具特性的名為“短串聯重複序列”的重複鹼基對。目前的STR分析技術基本上需要至少十三個DNA探針或基因座作為比對基準，以求達到高度精準。
“我知道我們的化驗室相當先進，”博格說，“聚合酶鍊式反應技術已經應用了很多年。”
“現在的化驗室大都採用PCR技術，取代了傳統的RFLP技術。PCR技術非常可靠，不過很耗時。”我說，“一九九七年，用於比對的DNA探針或基因座的數量很大程度上影響著比對結果。在最初的篩檢採樣中，這一數量不會是十、十三或十五，因為很昂貴。比如拿蘇珊·普雷斯案來說，如果只做了四個基因座的比對，那麼結果很可能會產生誤差。但願紐約法醫辦公室的冷藏室裡還保存著篩取檢體。”
“什麼樣的誤差？”
“比如我們檢驗的是手足、兄弟的DNA，其中一個留下精液，另一個留下的是頭髮和唾液。”
“可是你們分析過托馬斯的DNA了，對吧？和讓-巴蒂斯特的很像，但並不一樣吧？”很難相信，博格激動起來了。
“幾天前我們也進行了比對，用了十三個而不是四或六個基因座，”我說，“結果發現相同的等位基因很多，但也有一些不同的。總之，用越多的基因座進行比對，才越可能獲得差異。對封閉的族群來說尤其如此。想想看，尚多內家族，那群人已經在聖路易島居住了幾百年，大概算是個封閉的族群吧。說不定親族通婚，甚至近親——表兄妹通婚，這或許也是造成讓-巴蒂斯特·尚多內先天畸形的原因之一。近親通婚越頻繁，子女出現基因缺陷的機率也越高。”
“我們必須把蘇珊案的精液採樣送去重新化驗。”博格下結論道。
“既然他已經被起訴，你那裡的化驗室遲早都要做的，”我說，“不過也許你可以督促他們盡快進行。”
“老天，可別到頭來發現是別人的精液。”她頹喪地說，“要是重新化驗後發現DNA竟然不相符，那豈不糟糕。我的案子就要推翻重來了。”
她說得沒錯，有這種可能。要是蘇珊屍體內殘留精液的DNA和尚多內的DNA不符，即使優秀如博格，也很難說服陪審團相信尚多內是兇手。
“我會請馬里諾把那些信封上的郵票和潛在指紋送去里士滿的化驗室。”她說，“對了，凱，我得要求你，除非有人在場，否則不要翻看那份檔案。別再看任何東西。你最好也別自己移送任何證物給化驗室。”
“這我了解。”我又想起自己正涉嫌犯下謀殺案。
“這樣對你比較好。”她補充道。
“博格小姐，既然你知道那些信件的存在，也了解本頓的處境，那麼當他被謀殺的時候你有什麼想法呢？”
“除了震驚和難過以外嗎？我覺得他是被那個恐嚇他的人所殺。沒錯，這就是我的第一反應。但當兇手的身份終於明朗伏法，繼續追究似乎沒有必要了。”
“那麼，假設是嘉莉·格雷滕寫了那些恐嚇信——其中有一封是在蘇珊遇害那天寄出的。”
一陣沉默。
“我認為我們必須認真考慮這當中是否有關聯。”這點我非常堅持，“蘇珊很可能是尚多內在這城市殺害的第一個人。本頓也許四處刺探而觸及了他的犯罪家族的禁忌。尚多內初到美國，在紐約殺害蘇珊的時候，嘉莉還活著並且也在紐約。”
“這麼說，本頓也許是他們真正的目標？”博格懷疑地說。
“很可能，”我回答，“我了解本頓和他的思維模式。別的不談，他若不是懷疑那些恐嚇信牽涉到嘉莉及其同伙的犯罪行為——殺人、割下人的臉皮，等等，為什麼會把T檔案隨身帶到費城去？把他們變醜。本頓收到的那些信裡明白寫著他很快就要變醜了，他果然——”
“我需要那份檔案的備份。”博格打斷我的話。從口氣聽來，她顯然想立刻掛斷電話。 “我家裡有傳真機。”她說著把號碼給了我。
我走進安娜的書房，花了半小時影印檔案裡的所有資料，因為這些套著塑料袋的信件無法直接用傳真機傳送。我回到客廳，看見馬里諾喝完了勃艮第葡萄酒，又倒在沙發上昏睡。露西和麥戈文坐在壁爐前談話，言語也因酒精的作用而狂野起來。聖誕節逐漸遠離我們，直到十點半我們才總算有空打開禮物。馬里諾扮演聖誕老人，搖搖晃晃地派發著禮物，努力營造節日氛圍。然而他的低落情緒更顯低落，我的幽默也一樣牽強。十一點座機響了，是博格。
“Quid pro quo？”她直截了道地說，指的是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五日那封信的內容，“不熟諳法律知識的人會用這個拉丁語詞嗎？我突發奇想，不知道我們是否有辦法取得羅奇·卡加諾的DNA？最好先別認定寄信人是嘉莉，任何線索都不能放過。她只是一種可能。”
我回到樹下拆禮物，心神不寧。我擠出微笑和感恩的表情，卻瞞不了任何人。露西送我一塊百年靈B52不銹鋼手錶，馬里諾送我一整年的木柴折價券，還說會親自送來而且幫我堆好。露西很喜歡我送的那條刻有“旋風女孩”字樣的項鍊，馬里諾也很欣賞我和露西合送的皮夾克。安娜應該會很高興看到我買給她的藝術玻璃花瓶，可惜此刻她正在第九十五號州際公路上。每個人都利索地拆著禮物，因為許多疑問仍然懸在那裡。我們收拾著凌亂的緞帶和撕開的包裝紙時，我告訴馬里諾想私下和他談談。我們進了廚房。他這一整天都帶著醉意，看得出來大概是在刻意維持這一狀態，而這不是沒有原因。
“你不能再這樣喝下去，”我說著倒了兩杯水，“一點好處都沒有。”
“一向沒好處，永遠不會有好處，”他抹著臉，“心情一糟，做什麼都沒差別。現在就沒有一樣好事。”他說，注視著我朦朧、泛紅的雙眼，好像就快哭了。
“你有沒有可能取得羅奇的DNA？”我問得直接。
他好像挨了一拳似的往回一縮。 “博格剛才在電話裡對你說了什麼？就這個？她找你談羅奇的事？”
“她正在看檔案。”我回答，“那人應該和我們或本頓有關係，而且和組織性犯罪有牽扯，我很自然地想到了羅奇。”我又告訴他，博格已透露本頓曾經參與蘇珊·普雷斯一案的調查。
“但早在蘇珊遇害以前他就收到那些怪東西了，”他說，“為什麼那人在他還沒到處刺探案情前就百般騷擾？懷疑羅奇的原因何在？我想你們談的就是這個吧，懷疑那些東西是羅奇寄的？”
我沒有答案。我也不確定。
“我想你只好從桃麗斯和我身上取DNA了，因為我手頭沒有羅奇的東西，連頭髮都沒有。可以這麼做，對吧？只要有雙親的DNA，就可以比對唾液什麼的。”
“我們可以得到一個你們的家系圖。總之，暫時不能排除郵票上所沾唾液來自你兒子的可能性。”
“行。”他吐了口氣，“你真想這麼做的話就做吧。安娜不在，我可以抽煙嗎？”
“最好別。”我說，“那羅奇的指紋呢？”
“得了吧。況且我也不認為本頓採到了指紋。我是說，他拿那些信封去做了指紋鑑定，可是似乎沒有下文，還有，我知道你不想听，醫生，不過你最好想清楚你這麼做究竟是為了什麼。別窮追猛打了，因為你就是想找那寄東西的人或和本頓被殺有關的人算賬。不值得。尤其你懷疑的還是嘉莉，她都死了，就讓她爛吧。”
“值得，”我說，“如果真能知道寄東西的人是誰，我就覺得很值得。”
“唉。他說終極轄區將是他生命的終點，看來真是這樣。”馬里諾沉思著，“我們組成了終極轄區，這會兒又在辦他的案子。有點意思。”
“他把檔案帶到費城去，你想他會不會是希望你或者我發現它？”
“萬一他出了事的時候？”
我點頭。
“或許吧，”他說，“他一直擔心自己日子不多了，因此希望萬一真的出事時我們能發現這份檔案。而且奇怪得很，他在裡面交代得不多，像是擔心它可能會落入別人手里而洩露太多信息。你不覺得奇怪嗎？裡面連個人名都沒有。他應該對什麼人有所懷疑，但卻提都沒提。”
“檔案確實很神秘。”我表示贊同。
“那麼他究竟害怕被誰看到？警方？因為他知道萬一自己出事，警方一定會搜查他的物品。他們也真這麼做了。費城的警方清查了他下榻房間裡的所有東西，然後轉交給我。他也知道你遲早會看到這些東西，露西也會。”
“我覺得關鍵就在於他無法確定誰會看到這份檔案。因此他非常謹慎。本頓的謹慎是出了名的。”
“還有，”馬里諾又說，“他去那裡是要協助菸酒槍械管制局。所以說，他應該也考慮過檔案或許會被管制局的人發現，對吧？露西是管制局的人，麥戈文也是，她還負責處理嘉莉及其同夥為掩飾他們割頭皮的劣行而縱火的案件現場，對吧？”馬里諾瞇起眼睛。 “塔利也是管制局的，也許我們也該設法獲取他的DNA，那個混賬小子。真可惜。”他又露出那種表情了。我想他永遠不會原諒我和傑伊·塔利發生關係的事。 “無意冒犯，說不定你有他的DNA。在巴黎那會兒，也許你哪裡忘了洗乾淨？”
“閉嘴，馬里諾。”我輕聲說。
“我酒醒了。”他說著起身走向酒櫃。這回換成波本。他倒了杯布克爾波本威士忌後回到桌前。 “要是結果發現這一切都是塔利搞的鬼，豈不是太精彩了？搞不好他找你去巴黎，就是想從你這裡探聽本頓究竟知道多少。因為你猜怎麼著？說不定本頓在蘇珊案發生以後到處刺探，並且越來越接近真相，發現了塔利唯恐被人揭露的醜陋面目。”
“你們兩個在談什麼？”露西說。我沒聽見她進廚房。
“有工作要派給你。”馬里諾腫著眼皮瞄了她一眼，大口喝著波本酒，“你和蒂恩何不調查一下那個塔利，看他究竟有多齷齪。因為我打心眼裡覺得這傢伙不單純。還有，”他轉身對我說，“有件事你或許還不知道，他也是負責把尚多內押送到紐約的人員之一。很有意思吧？他旁聽博格的錄像訪談。他在車上和尚多內共處了六小時。嘿，說不定他們已經變成哥們儿了，或者他們本來就是。”
露西凝視著窗外，兩手插在口袋裡，顯然對馬里諾很不滿。他渾身冒汗，態度惡劣，站都站不穩，一會兒憤慨激昂，一會兒又像洩了氣似的。
“你們知道我最無法忍受的是什麼嗎？”馬里諾不肯罷休，“那些縱容他的壞警察。因為沒人膽敢追查他的底細。沒人想動他，因為他開口閉口都是外國話，念過哈佛，是個大人物、幸運兒——”
“你都不懂自己在說什麼。”露西對馬里諾說，恰巧麥戈文也進了廚房，“你弄錯了。傑伊脫不了乾系，懷疑他的也不止你一個。”
“嚴重懷疑。”麥戈文附和道。
馬里諾閉了嘴，往操作台上一靠。
“我可以把我們目前知道的告訴你。”露西對我說。她細聲細氣，猶豫不決，因為她也沒把握我對傑伊究竟是什麼感覺。 “我很不想說，因為一切都還沒有證實。不過目前看來情況不太妙。”她試探地望著我。
“很好，”我對她說，“說來聽聽。”
“對，洗耳恭聽。”馬里諾說。
“我蒐集了不少相關檔案資料，他沒有犯罪或被起訴的記錄，也沒有財產抵押或被判刑等等的記錄。倒不是說我們期待他是性暴力犯、不顧家庭的父親、失踪人口或逃犯什麼的。此外，調查局、中情局，甚至菸酒槍械管制局本身的檔案系統裡也都沒有他的相關記錄。直到搜索房地產記錄時我才有了發現。首先，他在紐約有一套公寓，裡面的住戶是經過他嚴格挑選的朋友，包括一些執法機構的高官。”她對我和馬里諾說，“價值三百多萬，擺滿古董，就在中央公園。傑伊曾經吹噓那套公寓是他的，但卻登記在一家公司名下。”
“這並不稀奇。有錢人常以公司名義登記房產，一方面能保護隱私，同時也可以避免讓自己的不動產捲入法律糾紛。”我指出。
“我知道。不過這家公司不是傑伊的，”露西說，“除非他真的富到擁有一家航空貨運公司。”
“很詭異吧？”麥戈文說，“想想尚多內家族從事的那些違法運輸業務，他們之間未必沒有牽連。不過現在說這個還太早。”
“沒什麼好意外的。”馬里諾咕噥著，眼睛都亮了，“我還記得他那副哈佛公子哥的派頭，對吧，醫生？你應該還記得，當時我還奇怪我們怎麼突然上了李爾直升機，接著又搭協和式飛機到了法國。我知道國際刑警負擔不起這種費用。”
“他不該吹噓那套公寓是他的，”露西又說，“他顯然跟所有渾球一樣有個相同的死穴：狂妄自大。”她看著我，“他想讓你對他刮目相看，所以帶你搭協和式超音速飛機，還說機票是由航空公司免費提供給執法人員的。事實上航空公司並不提供這種優惠。關於機票的來源及事情原委我們也作了追踪調查。”
“我的疑問是，”麥戈文接口說，“那套公寓會不會是尚多內家族的財產？想想吧，要接近這個家族不知得打通多少關卡。”
“誰知道，說不定那整棟公寓都是尚多內家族的財產，”馬里諾說，“說不定半個曼哈頓都是他們的。”
“那家公司的高層呢？”我問，“有什麼值得注意的名字沒有？”
“名單我們拿到了，但還沒發現異常，”露西回答，“整理那些數據很耗時間。我們正在核查相關人物和事件，等等。”
“麥切·巴博薩和羅素·馬托斯又是怎麼被扯進來的？”我問，“或者這根本和他們不相干？因為有人拿走了一把我屋子的鑰匙，把它放在巴博薩的口袋裡。會不會是傑伊？”
馬里諾吸著鼻子，灌下一大口波本。 “我認為就是這樣的，”他爽快地說，“還順走了你的尖頭鎚。想不出還能是誰幹的，當時所有進你屋子的人我都了解。除非是賴特干的，但他那麼膽小，而且我還真不覺得他是個卑鄙小人。”
事實上，傑伊的身影已經不知多少次浮現於我們腦海。我們知道當時他在我屋裡，知道他對我很不諒解，我們對他的性格也多少存有疑慮。但如果那把鑰匙是他放的，或者從我那裡偷走後交給誰，也就表示他和巴博薩案甚至馬托斯案有涉。 “傑伊目前在哪裡？有人知道嗎？”我環顧著他們。
“幾天前他在紐約，週三那天。昨天下午我們又在詹姆斯城看到了他。現在就不知道了。”馬里諾回答說。
“還有兩件事或許你也該知道，”露西又對我說，“其中一件非常奇怪，但來龍去脈我還沒完全掌握。調查銀行信用時，我發現有兩個傑伊·塔利，他們的地址和社會保險卡號碼都不一樣。一個的社會保險卡號碼是一九六〇年到一九六一年之間在鳳凰城核發的，此人不可能是傑伊，除非傑伊四五十歲了。但他才多大？比我大不了多少吧？另一個的核發日期是在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之間，這人顯然是在一九三五年《社會保障法》通過後不久便取得了卡號。天知道，這位傑伊·塔利當初取得卡號的時候多大，現在怎麼也有七十多歲了吧。他經常搬家，使用郵局信箱而非一般家庭地址，並且時常換車，有時候一年換幾輛。”
“塔利有沒有告訴過你他的出生地？”馬里諾問我。
“他說在巴黎度過的童年，然後全家搬到了洛杉磯。”我回答，“他說這話的時候你也在場啊，在國際刑警總部的餐廳裡。”
“兩個傑伊·塔利都沒有在洛杉磯的居住記錄。”露西說。
“說到國際刑警，”馬里諾說，“他們在僱用他之前難道沒調查背景嗎？”
“或許調查過，但不夠深入。”露西回答，“他是菸酒槍械管制局探員，會被斷定是清白的。”
“中間名呢？”馬里諾問，“知道嗎？”
“他沒有中間名。管制局的人事檔案裡沒有。”麥戈文苦笑著說，“那位在史前時代就獲取了社會保險卡號碼的傑伊·塔利也沒有。這很奇特，因為一般人都有中間名。他在國際刑警總部的檔案裡的確寫著他出生在巴黎，直到六歲才離開。那之後他搬到紐約和他的法籍父親及美籍母親同住，但檔案裡卻並沒有提到洛杉磯。他在提交給管制局的求職書上寫著念過哈佛大學，但經調查我們發現哈佛從來沒有收過叫傑伊·塔利的學生。”
“老天，”馬里諾大叫，“這些人受理求職書的時候都不知道去求證嗎？他們就這麼輕信？你說是哈佛畢業生、得過羅德獎學金，或者是奧運撐竿跳選手，你就會被雇用，配上徽章和槍？”
“無論如何，我不會透露風聲，以免內務部盯上他。”麥戈文說，“我們必須警惕，防止有人通風報信。難保他在國際刑警總部沒有自己人。”
馬里諾抬起手臂伸懶腰，咔嚓地轉著脖子。 “我又餓了。”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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