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第八章
工作時即使再忙亂再煩，我依然心存感激。我知道我所帶領的法醫系統，就算不是全世界最好的，也屬全國最優秀的。我同時還兼任國內第一所法醫專校，弗吉尼亞法醫科學及醫學研究院的院長。在一棟難得的先進大樓裡，我可以完成所有工作。
這棟佔地十三萬平方英尺、耗資三千萬的建築名為“近代生物技術”，是生物科學研究園區的核心所在。這個園區經過多年對老舊百貨公司和廢棄大樓的逐步翻新而終於成形，它那磚牆玻璃外觀為里士滿的風貌平添一抹優雅，而生物技術也讓這個從北方的侵略者發射最後一發槍彈以來又長期飽受摧殘的城市重新充滿活力。
八十年代我初來里士滿時，它還是個兇殺案發生率長年排全國第一的城市。許多企業紛紛遷往鄰近城鎮，入夜後街上人影難覓。不過這已成為過去，現今的里士滿正逐漸蛻變為科學和文明之城，老實說我以前可沒敢這麼奢望。我坦承，一開始我實在恨透了這個城市，至於原因，則遠非馬里諾對我的排斥或者我對邁阿密的懷念這麼簡單。
我相信每個城市都有性格，這取決於居住其中並對其實施治理的人的能量。黑暗時期的里士滿人是那麼頑固、目光短淺，他們以受創的自尊緊守著逝去的光榮歷史不放。如今它的治理者正是昔日受人支配、甚至奴役的那群人。這裡一度充斥著瘋狂的排外氣氛，我這樣的外來人頗受歧視與隔閡。多年來我在此地探查到的舊傷和輕蔑之跡就如同我在屍體上驗出的傷痕那樣真實。夏季，我便感受到一股深沉的哀傷在沼澤上和無邊無際的松樹林間迴盪，沿著河流漂游，纏繞著殘酷戰爭所遺留的磚樁、鑄造廠和戰俘集中營的傷口。我心生憐憫，不再懷疑里士滿。而今晨，我悲傷漸增，內心糾結，覺得是它不相信我了。
窗外，市區天際線上映著深入雲霄的建築剪影，雪花紛揚，天空朦朧一片，我出神地望著。辦公室的電話響個不停，走廊上人影穿梭。我擔心州政府和市政府今天會停止辦公，但願我回來的第一天不會發生這種事。
“羅絲？”我呼喚在隔壁辦公室裡的秘書，“你看氣象預告了嗎？”
“下雪。”她的聲音飄了回來。
“看得出來。他們今天沒休息吧？”我伸手端起咖啡，暗自驚嘆這場讓整個城市凍結的白色風暴。就整個州而言，冬天的美麗雪景通常只出現在夏洛茨維爾以西、弗雷德里克斯堡以北的地區，里士滿則不在其中，究其原因，據說是冷空氣一抵詹姆斯河便立刻升溫，雪花於是變成冰冷的雨水橫掃過來，勢比格蘭特率領的軍隊。
“大約會有八英寸的積雪量。傍晚雪可能會逐漸變小，最低氣溫只有零下五六度。”羅絲大概正在上網查詢最新氣象消息，“未來幾天最高氣溫也都在冰點以下。看來今年會有個白色聖誕了，很棒吧。”
“羅絲，你聖誕節有什麼打算？”
“就那樣啦。”她的聲音又飄了過來。
我瞄了眼成堆的案件檔案和死亡證明書，推開電話留言條、郵件和辦公室備忘錄。辦公桌的桌面都看不見了，我無處下手。 “八英寸？會不會發布全國性的緊急通告？”我問，“我們得查一下除了學校還有什麼機構會臨時放假。我的日程裡還有什麼沒被取消的事嗎？”
羅絲放棄吼叫，走進我的辦公室來。她身穿一套灰色褲裝，內搭白色套頭毛衣，一頭灰髮綰了個法國髻，看上去精幹利落。她翻開那本從不離身的大日程簿，手指在上面滑過，視線透過厚厚的鏡片隨之移動。 “重點是，還不到八點呢，就送進來六件案子了。”她說，“你還得上法庭作證，不過我預感會取消。”
“哪個案子？”
“我看看。梅奧·布朗。我怎麼不記得了。”
“掘屍案。”我記得，“是粧毒殺事件，相當駭人。”相關檔案正躺在我桌上的某個角落，我忍著脖頸和肩膀的酸痛開始翻尋。布弗德·賴特上回就是為此大駕光臨，結果只是白白浪費時間，並徒增出庭時的困擾。枉我花了四個鐘頭向他解釋，經過防腐處理後，屍體原本的毒物濃度便被稀釋，並且目前也沒有有效的辦法能夠測定此類組織切片的衰變率。我向他說明了毒物檢測報告的內容，協助他為出庭對抗辯方的毒物稀釋說法作準備。我給他惡補相關知識：由於防腐液取代了血液，毒物濃度便被稀釋，因此如果死者體內的可待因含量處於致死用藥量的低劑量水平，那麼在防腐處理前用藥量必然要高。我不厭其煩地解釋，他只需要強調這點，因為辯方一定會把海洛因和可待因混為一談，混淆視聽。
當時我們倆就坐在我那間私人會議室的橢圓形會議桌旁，桌上堆滿文件。每當感到困惑、受挫或單純只是不悅時，賴特就猛發牢騷。抽出一份報告，緊皺眉頭，再把報告放回去，同時像鯨魚噴水柱那樣喋喋不休。 “簡直是天書嘛，”他念叨著，“6-單乙酰嗎啡是檢測海洛因的代謝指標，這東西沒被檢測出來也並不表示海洛因就不存在，但如果這東西被檢測出來就表示海洛因一定存在，你是要我這麼跟陪審團解釋？還得解釋可待因的藥性？”我說這是我的主張，可惜也恰恰是他最不願採用的意見。聚焦於稀釋論點——作防腐處理前的屍體，所含毒物濃度一定更高——我再三提醒他這點。嗎啡是海洛因的代謝物，也是可待因的代謝物，但是可待因在血液中代謝之後，產生的嗎啡含量極低。我們無法給出一個論斷，只能說雖然驗出的並非海洛因的代謝指標，但發現了相當劑量的可待因和嗎啡，這表示死者生前曾經服用藥物，不管是自願或被迫。我翻來覆去地強調：由於防腐處理的關係，之前的毒物含量必定比檢測出的要多，但這是否能證明死者的妻子用泰諾三號之類的止痛藥毒害他？不能。可別落入6-單乙酰嗎啡的泥沼裡了。
我回過神來，坐在辦公桌前，氣呼呼地整理已紮成堆的案子，同時痛苦地回想著我替賴特准備另一起案子的繁複過程，當時我還答應會像以往那樣隨時支持他。很不幸的是，他似乎沒有一點感激之情。我只是俎上肉，弗吉尼亞州所有尚多內的受害者全都是俎上肉。我就是咽不下這口氣，甚至對傑米·博格也不滿起來。 “和法院確認一下。”我對羅絲說，“對了，弗吉尼亞醫學院今天早上就會讓他出院了，”我迴避著讓-巴蒂斯特·尚多內的名字，“準備應付媒體的電話轟炸吧。”
“新聞報導了這位紐約檢察官進城的消息，”羅絲翻著我的日程簿，頭也不抬，“要是她被雪困住豈不很有意思？”
我站起來，脫掉實驗袍，將它披在椅背上。 “她沒來電話吧？”
“她沒打來這裡，沒找過你。”這是在暗示她知道博格找過傑克或我的某個手下。我能自如地專注於工作，並善於委婉地轉移別人試圖窺探我內心禁地的企圖。 “為提高工作效率，”我搶在羅絲向我投來關愛的目光之前開口，“把全體職員會議取消。我們必須趁天氣變得更壞以前把這批屍體送出去。”
羅絲擔任我的秘書已經有十年之久，她是我的職場保姆，比任何人都了解我，卻不會濫用職權勉強我去做什麼事。對傑米·博格的好奇在她的腦袋裡嘶嘶作響。我看得出她眼裡疑問重重，可是她沒問。她了解我對於將本地案件交由紐約法院審理一事有何感受，也知道我不想談論它。 “鐘醫生和費爾丁醫生應該在停屍間了，”她說，“福布斯醫生還沒來。”
我忽然想到，就算今天法庭風雪無阻地照審梅奧·布朗一案，賴特也未必會打電話給我。他頂多只會將我的報告列入證詞，然後找個毒物檢測專家出庭作證。他絕不會在我辱罵他是懦夫之後再和我面對面，我罵的還是事實，而他自己多少也心知肚明。說不定以後他會盡可能躲著我，我在走廊裡邊走邊思索，這令人不快的念頭衍生出另一個徵兆，到底是兇是吉呢？
我推開盥洗室的門，經過一長列更衣間，從鋪著牆板和地毯的溫和世界來到一個有生物危害、對知覺極具衝擊力的冷酷空間。進去前必須脫去鞋子和外衣，將它們儲存在淺綠色的密封櫃裡。我在驗屍室入口附近常備一雙耐克運動鞋，它注定不會踏上活人的領地，到不能穿了我就把它焚毀。我笨拙地將套裝上衣、寬鬆長褲和白色絲襯衫掛在衣架上，感覺左手肘陣陣刺痛。我艱難地穿上有著抗菌前護片、袖子、密封縫邊和夾領——小豎領——的Mega防護衣，穿戴好鞋套、手術帽和口罩。最後一道體液保護是防護面罩，保護眼睛免受攜帶肝炎或艾滋病病毒的血液飛濺感染。
不銹鋼自動門開啟，我踏上驗屍室經無菌處理的覆環氧樹脂褐色乙烯基防腐地板，腳下窸窣作響。身穿藍衣的醫生們在五張閃亮的不銹鋼工作台前忙碌，這些台子全部安裝著不銹鋼水槽，水流和水管吸水聲不斷。 X光燈箱有如一條黑白畫廊，展示著器官形狀、不透明骨頭輪廓，以及外觀酷似飛行器上的鬆脫金屬片、威力足以擊碎物體甚至取人性命的白色槍彈碎片。保險櫃裡用夾子固定垂掛著許多塗抹過血液的DNA樣本卡，它們放置在金屬罩下風乾時看起來就像一大片日本國旗。角落裡的閉路監視屏上顯示一輛前來收運屍體的殯儀車正停在大樓車庫入口，引擎隆隆作響。這就是我的劇院，我的舞台。熟悉的事物、聲音連同大多數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病態氣味湧上前來迎接我，我頓時大大鬆了口氣。醫生們朝我點頭道早安，我的精神為之一振。我總算重回崗位——回來了。
天花板高懸的狹長空間裡飄散著帶有煙熏味的酸臭，我一眼便瞧見了一張已被推了出來、覆著佈單的輪床。上面躺著一具修長赤裸的焦黑屍體。那個淒冷孤單的男子默默等待著。他在等待我，我將是聽他傾吐心事的最後一個人。他腳趾的掛牌上用記號筆寫著“約翰·多”，字跡潦草，連“伊”字都省了。我從橡膠手套盒裡抽了一雙戴上，好在它連罩著防水長袖的石膏也能一併套進。我沒有用吊腕帶，打算盡量用右手工作。在這個慣用右手的世界裡慣用左手多有不便，卻並非毫無優點。像我們這種左撇子大多兩手均靈便，起碼都堪使喚。然而酸痛的骨折傷口不斷提醒我，再怎麼講怎麼敬業，我的世界業已改變。
我繞著案主走了一圈，俯身湊近觀察。他的右手臂上仍插著一支注射筒，二級燒傷的上身佈滿膿泡，膿泡的邊緣呈鮮紅色。皮膚上淨是煤煙痕跡，鼻孔和眼眶裡尤其厚重。他是在告訴我，起火時他還活著，吸進了不少濃煙；他仍然有血壓，足以將體液壓入水泡形成鮮紅色邊緣。火災及注射筒當然意味著自殺的可能，可他右大腿根有一處紅腫似柑橘的挫傷。我摸了一下，發現它硬得像石頭，顯然是不久前才有的。怎麼形成的呢？注射筒插在右手臂，他若是自行注射，便應該是慣用左手之人。可他右臂肌肉比左臂要發達，這便表明他慣用右手。還有，他為什麼赤身裸體的？
“身份還無法確認嗎？”我提高嗓門問費爾丁。
“沒有進一步的消息。”他往解剖刀上裝新刀片，“警方應該快來人了。”
“他被發現的時候就是赤裸的？”
“是。”
我隔著手套撫摸死者沾滿煤灰的濃發，辨別他真正的髮色。這個得等到我替他清洗完後才能確定，不過他身體和陰部的毛髮都是深色的。他的臉刮得很乾淨，顴骨高隆，鼻子尖削，下巴方正。額頭和下巴嚴重燒傷，若需替他拍照供作身份確認之用，恐怕得先用上殯儀館的化妝品。他體格健壯，手臂筆直地伸展在體側，手指微微彎曲。屍斑，即血液在重力依賴區集中所造成的斑點，也已形成，使他兩腿及臀部的外側呈現暗紅色，而死後和牆或地面接觸的地方則泛著灰白。我把他的身子側過來，檢查後背，發現肩胛骨的位置有幾條平行的擦傷，是被拖行的痕跡。肩胛骨之間和後頸部下方各有一處燒傷，其中一處黏著塊疑似塑料的細長碎片，大約兩英寸長，白底加藍色小字，類似食品包裝紙的背面。我用鑷子把碎片夾起，高舉在手術燈下觀察。它的材質很像是軟薄的塑料，常被用作糖果或餅乾包裝紙的那種，上面有“本產品”、“東9-4”等字樣，還有一個免費電話專線號碼和不完整的網址。我把碎片放進證物袋。
“傑克？”我邊喊他過來，邊拿起一疊空白表格和驗屍圖表夾在筆記板上。
“想不到你真打著石膏來上班。”他穿過驗屍室向我走來，一身短袖工作服，飽滿的二頭肌露在外面。我的這位副手勤於健身是出了名的，然而再多舉重練習或每餐一杯美而力高蛋白粉似乎都阻止不了他脫髮。很奇怪，最近幾週他那頭淡褐色頭髮不知為何開始換毛似的往下掉，黏在衣服上然後隨風飄落。
他皺著眉看死者掛牌上的名字。 “運送屍體的那傢伙一定是亞洲人，還約翰·多呢。”
“負責的警探是哪一位？”我問。
“斯坦菲爾德，不認識。你可別讓手套破洞，否則接下來幾週你都帶有生物危險了。”他指的是我橡膠手套下的石膏，“說真的，萬一真那樣你會怎麼做？”
“切開換新的。”
“這麼說，這裡應該準備些一次性石膏模才對。”
“反正我本來就很想把它拿掉。我看不懂這傢伙的燒傷痕跡，”我對他說，“我們知道屍體距離大火有多遠嗎？”
“和床舖大約有十英尺距離。據稱那張床是唯一燃燒的家具，而且只是部分燃燒。他光溜溜地坐在地板上，背靠著牆壁。”
“我在想，為什麼只有上半身燒傷。”我指著幾處銀幣大小、零散分佈的傷痕，“手臂、胸部。左肩也有一處，還有臉上這些，背部也有。既然他背靠著牆，背部不應該燒傷。也許是被拖過的痕跡？”
“根據我的了解，消防小組趕到後，把屍體拖往了停車場。有一點可以確定，起火的時候他必然已經失去意識或無法行動，”傑克說，“否則，誰會呆坐著等火燒上身、吸濃煙呢？尤其還是在聖誕節。”他的神色透著類似宿醉後的疲倦，我不禁懷疑他昨晚或許不太好過，也許是又和妻子鬧翻了。 “大家都玩自殺。那個女人也是。”他指著一號工作台上的屍體。鐘醫生正站在活梯上忙著拍照。 “陳屍在廚房地板上，抱著枕頭和毯子。鄰居聽見一聲槍響，她母親第一個發現屍體，還有一張紙條。再看看二號台，”傑克轉頭過去，“車禍至死，州警察局懷疑是自殺。撞上了一棵樹，非常嚴重。”
“這人的衣服送進來了嗎？”
“嗯。”
“立刻給她的腳部照X光，然後讓化驗室檢查鞋底，看她撞上樹時踩了剎車還是油門。”我在驗屍圖表的局部塗上陰影，代表有煤煙。
“另外一個是用藥過量的糖尿病患者，”傑克繼續羅列今早的案主清單，“屍體在院子裡被發現的，不確定死因是毒品、酒精還是受凍。”
“也許三者皆是。”
“沒錯。我明白你說的燒傷疑問是什麼意思了。”他湊近細看，眼睛眨個不停。我這才想起他戴了隱形眼鏡。 “奇怪的是，這些傷口的大小和形狀幾乎一樣。需要我幫忙處理嗎？”
“謝了，我自己來。你還好吧？”我抬頭看他。
他眼神露出疲憊，漂亮的娃娃臉上淨是不自然。 “也許我們可以找個時間喝咖啡，”他說，“就這幾天吧。我有很多事情想問你。”
我拍拍他的肩膀，示意他我沒事。 “好得不得了，傑克。”我加了句。
我開始為約翰·多伊的屍體進行物證復原檢驗。這套煩瑣的檢驗包括用棉花棒採集屍體七竅的體液，用剪刀剪指甲，拔取頭髮、體毛及陰部毛髮。對於有理由懷疑並非自然原因致死的一切案件，我們都會進行如是檢驗，而且我通常不會馬虎對付赤裸的屍體，除非有充分理由可以解釋案主死時為何沒穿衣服，譬如正在洗澡或動手術，我不會為顧全死者的尊嚴而省略這道程序，我無法這樣做，因為最關鍵的證據往往深埋在最幽暗細小的孔隙裡，潛藏在指甲和頭髮中。在冒犯這名男子的最私密部位的過程中，我發現了他肛門處有舊裂傷，嘴角有挫傷，舌頭和口腔內側黏著纖維。
我用放大鏡照遍他全身，屍體揭露的故事愈來愈蹊蹺，手肘和膝蓋上有輕微擦傷，而且沾著泥巴和纖維，我拿便利貼在上面輕壓一下後放進密封塑料袋。他雙手手腕突起的骨頭周圍有斷續且髮乾的紅褐色擦傷和細碎破皮。我抽了髂靜脈血和眼球的玻璃體液裝進試管，用小升降梯送往三樓的毒物化驗室進行酒精和一氧化碳定性定量分析，十點半，我正在翻檢Y形切口內的器官組織時，一個高大的中年男子朝我走了過來。他的寬臉疲態盡現，手上緊抓著一隻購物袋大小的褐色紙袋，袋口折起並貼著紅色證物密封條，謹慎地和我的工作台保持一定距離。我腦中一閃，想起家裡澳洲紅木餐桌上那隻裝著我私人衣物的紙袋。
“你是斯坦菲爾德警探吧。”我夾起一小塊皮膚，用解剖刀一點點將它從肋骨上剝離。
“早上好。”他看著屍體，頓了一下，“不過他可能不太好吧。”
斯坦菲爾德那身人字紋套裝外沒有罩任何防護衣物，他也沒戴手套或鞋套。他看了一眼我臃腫的左臂，沒問我怎麼回事，顯然早就知道了。我遭遇的一切早已見報，而我是堅決不看報的。安娜曾經說我是膽小鬼，這當然不是精神病醫生該用的字眼，她也絕非當真如是看待我。她的言下之意是“否認”。我不在乎。我拒絕碰任何報紙，我不想看、不想听任何關於我的新聞。
“抱歉來晚了，路況實在太差，而且恐怕會越來越糟，女士，”斯坦菲爾德說，“希望你的車加了防滑鏈。我的沒有，結果困在半路，我叫了拖車又加裝鍊子，所以這麼晚才到。有什麼發現嗎？”
“CO含量是百分之七十二。”CO即一氧化碳的英文縮寫，“看到他的血有多紅了吧，一氧化碳含量過高的表現。”我從工具架上拿起肋骨剪，“酒精定量分析結果為零。”
“所以可以肯定他是死於火災囉？”
“他的手臂上插著注射筒，但一氧化碳中毒才是致死原因，不過還無法確定。”我從手術推車裡拿起肋骨剪，“他的肛門有裂傷，也就證明有同性戀行為。手腕上有死前遭到捆綁的痕跡，並且嘴巴似乎被塞住了。”我指著那兩個部位的擦傷。斯坦菲爾德睜大了眼睛。 “手腕上的傷口還沒結疤，”我繼續說，“換句話說，不是舊傷。而嘴裡殘留著纖維，因此幾乎可以斷定臨死時他曾被堵住嘴巴。”我把放大鏡移到死者的前臂內側內凹處，也就是手肘窩上，讓斯坦菲爾德看上面的兩個小血點。 “新近的注射點，”我解釋說，“有意思的是，他身上並沒有任何顯示他曾經濫用藥物的舊針孔。我會採下肝臟切片進行周邊組織症狀群檢查，看膽囊和動、靜脈是否有慢性發炎現象，同時看看毒物分析結果。”
“說不定他有艾滋病。”這是斯坦菲爾德警探的第一反應。
“我們會替他做HIV篩檢。”我回答。
我移除死者肋骨的三角形胸骨，斯坦菲爾德再次後退一步。輪到勞拉·特克爾上場了。她是我向彼得斯堡李堡軍事基地的墓地登記單位借調來的助手，體貼熱心，時常從工作台邊忽然冒出來向我敬禮。被大家暱稱為“特克”的她總喜歡稱呼我“首席”，也許對她來說“首席”的地位比醫生要高吧。
“我可以切頭蓋骨了嗎，首席？”她說這話用的是肯定語氣。特克跟我們藉調過的所有女軍人一樣，強悍、積極，讓男人相形見絀，事實上兩相接觸時大驚小怪的往往是男人。 “鐘醫生手頭那位女士，”特克說著拿起斯特萊克電鋸插頭接上頭頂的電線卷，“生前立了遺囑，還寫好了自己的訃告，她將保險文件等裝在活頁夾裡，連同結婚戒指一起放在餐桌上，一切準備停當後才躺在毛毯上朝自己的腦門開了一槍。很難想像吧，好慘。”
“真的很慘。”我挖出一團微微發亮的器官，放在切板上，“進這里之前要做好保護措施，”我對斯坦菲爾德說，“有沒有人告訴過你可以在儲物櫃那裡換衣服？”
他盯著我沾上了鮮血的袖口和手術袍前擺。 “女士，如果可以的話，我想向你說明一下我們目前掌握的信息，”他說，“我們可以坐下來談嗎？我還得趁天氣惡化以前趕回去。要快，再過一會兒恐怕哪裡都去不成了。”
特克拿起解剖刀，沿著兩耳間的弧線在後腦上劃出一條口子，然後翻開頭皮，將它往前拉，整張臉皮便扯了下來，像是外翻的襪子，露出來的拱形頭蓋骨閃著白光。我仔細觀察著。沒有血腫，也沒有凹痕或碎裂跡象。電鋸的呼呼聲像是鋸子和牙鑽的混合聲。我拉下手套丟進裝生物危害廢棄物的專用紅桶，然後示意斯坦菲爾德跟著我走向驗屍工作站對面牆邊那一整排長操作台，拉了椅子坐下。
“不瞞你說，女士”斯坦菲爾德緩緩搖著頭說，“這案子我們實在無從著手。目前我只能告訴你，這男人——”他指的是工作台上的死者，“昨天下午三點投宿在詹姆斯堡汽車旅館和露營地。”
“那是在哪兒？”
“五號公路西向路上，距離威廉瑪莉學院不到十分鐘的車程。”
“你和那裡的老闆談過了吧？”
“是的，和前台的那位女士。”他打開一個馬尼拉紙大信封，抽出一疊寶麗來照片，“她叫貝芙·基芬。”他說了名字的寫法，然後從外套內兜里掏出近視眼鏡，兩手微顫地翻著一本便條簿，“她說那個年輕男人走進旅館，訂下一六〇七優惠。”
“抱歉，你說什麼？”我說著停下做著筆記的手。
“週一到週五，五個晚上的住宿費為一百六十美元七十美分，一六〇七；正常情況下每晚四十六美元。就旅館條件來說這價格相當高，我覺得。可是你也知道，外出旅行者的錢好騙。”
“一六〇七？詹姆斯城建立那年？”此時提起詹姆斯城有點奇怪，因為昨晚和安娜談起本頓時我才提過。
斯坦菲爾德用力點頭。 “沒錯，詹姆斯城，建立於一六〇七年。這是優惠套餐，他們是這麼說的，優惠日的優惠價。可依我看，女士，這家旅館一點都不老實，真的，女士。簡直像個豬窩。”
“有過犯罪記錄嗎？”
“噢，那倒沒有。據我所知沒有，從沒有過。”
“只是惡劣而已。”
“對，只是惡劣。”他猛點頭，斯坦菲爾德警探說話時經常再三強調，彷彿教過反應遲鈍的兒童似的。他把那疊照片排列在操作台上。我垂頭看著。 “你拍的？”我猜測。
“是的，女士，是我拍的。”
他所攝取的場景果然符合他的作風——強調重點，包括門牌號十四、敞開房門後的房間景象、燒毀的床鋪、焦黑的窗簾和牆壁，全都清晰可見。房裡有一個抽屜櫃，門口狹窄的空間裡立著根掛衣架。我發現床上除了部分著過火的被子和白色床單外別無他物。我問斯坦菲爾德有沒有把床單提交化驗室做觸媒測試。他回答說床上什麼都沒有，沒什麼好化驗的，除了床墊的焦屑已經被他裝在密封鋁漆罐裡了。 “依照程序。”他說。這是警探新手才會有的說法，不過他也奇怪為何不見床罩。
“他登記入住的時候床罩在嗎？”我問。
“基芬太太說她沒有陪他去房間，但很肯定床舖是整理好的，因為上個房客退房後是她親自進去打掃的。”他回答。還不是太沒見識。
“行李呢？”我接著問，“受害者有行李嗎？”
“沒發現。”
“消防隊是什麼時候到的？”
“他們是下午五點二十分接獲報案的。”
“誰報的？”我做著筆記。
“一個過路人。他一看見黑煙就用自己的車載電話報了警。根據基芬太太的說法，目前是淡季。她說昨天有四分之三的房間沒人住，因為聖誕節就快到了，加上天氣因素，等等。你看這張床就知道了，火根本沒燒起來。”他用粗大的手指點著照片上的幾個地方，“第一輛消防車趕到時火很可能已經自動熄滅。用滅火器就足夠，水龍帶都沒派上用場。這對我們而言倒是好事。這是他的衣服。”
他讓我看的這張照片中，房門敞開，地板上有一堆深色衣物。我看出那是長褲、T卹、外套和鞋。接著是房間內部的照片。水槽上有一個紫銅色塑料冰桶、包有玻璃紙的塑料杯和一小塊尚未拆封的肥皂。斯坦菲爾德從衣袋裡掏出一把小刀，打開刀刃，將他帶來的那個紙袋的封條割開。 “他的衣服，”他解釋說，“或者該說，我覺得是他的。”
“稍等。”我說著站起來，拿了塊乾淨的布蓋在輪床上，然後戴上一副乾淨手套。我問他在現場是否發現了皮夾或其他私人物品。他回答沒有。拉出衣物時我聞到一股尿味。我十分謹慎，避免讓任何潛在的證物掉落，仔細檢查著滲有尿液的黑色內褲和黑色阿瑪尼羊絨長褲。
“他尿濕了褲子。”我對斯坦菲爾德說。
他只搖搖頭聳聳肩，眼神帶著狐疑和些許恐懼。這實在令人不解，不過我已經有把握。這名男子是獨自入住的，後來又出現了另一號人物。我想受害者或許是因為驚恐至極以致膀胱失禁。 “前台那位女士，基芬太太，對他入住時穿的衣服有沒有什麼印象？是不是就是這身？”我將口袋翻出來查看，沒什麼異樣。
“我沒問她。”斯坦菲爾德回答，“口袋是空的，這倒是奇怪。”
“現場沒人翻過口袋吧？”
“這個嘛，老實說，衣服不是我整理的，是一名警官把它們裝進袋子的，不過我敢說，沒人搜過口袋，至少沒發現任何私人物品，不然我一定會知道，並一起帶過來。”他說。
“你可不可以立刻打個電話給基芬太太，問她是否記得他入住時穿著什麼衣服？”我禮貌地要求斯坦菲爾德盡他的職責，“還有開的什麼車？知道他怎麼到旅館的嗎？”
“目前為止沒發現他有車。”
“從穿著看他不太像個住便宜旅館的人，斯坦菲爾德警探。”我在衣物圖解表上畫著長褲。
他的黑色外套、黑色T恤和腰帶、皮鞋和襪子都是高檔名牌貨，這讓我想起讓-巴蒂斯特·尚多內。這個月初托馬斯·尚多內的腐屍在里士滿港口被發現，他身上的名牌服飾沾滿了讓-巴蒂斯特那嬰兒毛髮般細柔的奇特體毛。我向斯坦菲爾德說明這兩人衣服的相似之處，接著又解釋，我們推測讓-巴蒂斯特謀殺了他的弟弟托馬斯，下手的地點或許是比利時的安特衛普港，然後和他掉換了衣服，將屍體藏在準備運往里士滿的集裝箱裡。
“是因為你發現了奇怪的毛髮嗎？就是報上報導的那些？”斯坦菲爾德試著理解即使是資深警探都難以想像的繁複案情。
“這是其中一個因素，另外我們通過顯微觀察，發現衣服上的矽藻——一種藻類——和尚多內家所在的巴黎圣路易島附近的矽藻吻合。”我解釋道。斯坦菲爾德聽得一頭霧水。 “我想說的是，斯坦菲爾德警探，這名男子，”我指的是讓-巴蒂斯特·尚多內，“有著一種非常罕見的先天性缺陷。據說他常在塞納河裡洗澡，相信這麼做能治愈他的病。我們確定他弟弟身上的衣服原本是他的，懂嗎？”我抽出皮腰帶，細看上面那處磨損最厲害的環扣凹痕。
“老實告訴你吧，”斯坦菲爾德回答說，“最近報上除了這個怪案子跟這個狼人的事，幾乎沒有別的新聞了。我是說，女士，打開電視或翻開報紙，看到的全是這則新聞。我想你大概也知道。還有，你遭遇那樣的不幸，我真的覺得很遺憾。老實說，我不懂你怎麼還能繼續工作，還能正常過日子。老天！”他搖了搖頭說，“我老婆說要是換作她，那人根本不用做什麼，她就立馬心髒病發作死了。”
我猛地感覺到他對我心存懷疑——懷疑此刻我是否理智，是否正在傾訴，我是否讓現在自己經歷的一切都感染上了讓-巴蒂斯特·尚多內的氣息。我將筆記板上畫好的衣物圖解表和約翰·多伊的資料放在一起。斯坦菲爾德在一旁翻著便條簿打電話。他用手指塞住一隻耳朵，眼睛眯縫起來，好像被特克用電鋸切頭骨的聲音弄疼了一般。我聽不清他在說什麼。不久他掛了電話，走了回來，同時他的尋呼機響起。
“有好消息，也有壞消息。”他宣布說，“基芬太太記得他穿著高檔深色套裝。問題是，她也記得他手上拿著鑰匙，昂貴的新型汽車配備的那種遙控鑰匙。”
“可我們沒發現汽車。”我說。
“沒錯，沒發現，也沒有鑰匙。”他說，“看來是有人幫他上路的。你想會不會是有人讓他服毒，然後企圖焚屍滅跡？”
“我認為我們最好把它當作正經的兇殺案看待，”我點出再明顯不過的事實，“我們得先採集他的指紋，看能不能在自動指紋辨識系統中里找到匹配的數據。”
自動指紋辨識系統擁有州際共享的指紋數據庫，可以將掃描進計算機裡的指紋與其數據庫中的指紋進行比對。倘若這名死者在國內存有犯罪記錄，或者由於其他原因被錄指紋收入此庫，案件的破獲就容易多了。我戴上另一雙乾淨手套，小心翼翼地將橡膠套上包裹著我左手掌和拇指的石膏。採集死者的指紋時需要一種類似湯匙的簡單工具，像縱向對切後的中空彎曲金屬管，一端的狹長口子上固定著一小片呈一定弧度的白紙，適應死者已失去彈性的手指。每片紙上採一枚指紋，隨後下一張紙自動推進。這工作誰都能勝任，可當我告訴斯坦菲爾德金屬匙放在哪裡時，他眉頭一皺，好像我說的是外國話。我問他有沒有給死屍採過指紋，他坦承沒有。
“稍候。”我說著走過去打電話到指紋檢驗室，沒人接。我試著讓總機轉接，結果發現所有人都在這壞天氣休假了，於是我從抽屜裡拿出金屬匙和墨水。等特克將死者的雙手擦拭乾淨後，我開始採指紋，將他的手指一根根往彎曲的紙片上按。 “如果你們不反對，我可以做一件事，”我對斯坦菲爾德說，“就是請里士滿警方把他的指紋拿去比對，看有什麼結果。”看著我抬起死者的拇指貼在金屬匙上，斯坦菲爾德一臉不舒服，顯然痛恨停屍間，巴不得儘早脫身。 “目前檢驗室幫不上忙，但又必須盡快查出這傢伙的身份，”我解釋，“萬一他和國際刑事案件有牽扯，也好把他的指紋等數據提供給國際刑警組織。”
“好吧。”斯坦菲爾德又點了點頭，低頭瞄著手錶。
“你和國際刑警組織接觸過嗎？”我問他。
“沒有，女士。他們是搞間諜工作的，對吧？”
我呼叫馬里諾，看他是否有空。四十五分鐘後他趕到了，斯坦菲爾德早已離開，特克正忙著整理約翰·多伊體腔內一個塑料袋裡被解剖的器官，她得把這個塑料袋在死者體腔內放好再縫合Y形切口。
“喲，特克，”馬里諾跨過敞開的自動金屬門，朝她打了聲招呼，“又是剩菜冷飯？”
她抬頭看了眼馬里諾，眉毛一挑，揚起嘴角微笑。馬里諾喜歡特克已經到了一有機會就口不擇言的地步。特克絲毫沒有她名字所暗示的陽剛味。她身材嬌小，臉蛋乾淨漂亮，五官柔和，一頭金色長發紮成高高的馬尾。她把粗笨的白色上蠟麻線穿過十二號手術縫針的針眼。馬里諾在一旁繼續奚落她。 “告訴你，”他說，“萬一我挨了一刀，絕不會來找你幫我縫傷口，特克。”她笑了笑，將那根帶弧度的大縫針扎進死者的皮膚，引著縫線穿過去。
馬里諾彎下身盯著瞧，眼睛紅腫。嘴上是俏皮話，心情其實很惡劣。 “你昨晚忘了睡覺嗎？”我問他。
“可以這麼說。說來話長。”他想敷衍我，就只顧看著特克，心神不寧的樣子可謂罕見。我脫去手術袍，摘下防護面罩、口罩和手術帽。 “不知道你們把這組指紋拿去比對，多久會有結果。”我對他說。純粹談公事的口吻，不帶私人感情。他有什麼瞞著我，而且他那少年般幼稚誇張的行為也相當令我惱火。 “這裡的情況很棘手，馬里諾。”
他的注意力轉向我，忽然正經起來。 “我邊抽煙邊聽你講，可以吧？”他看著我說。這是他幾天以來第一次直視我。
這整棟樓都禁煙，不過並未能禁止某些高層管理者在辦公室裡點煙，只要同事不舉發就沒問題。至於停屍間裡，則無一人可破規矩。我倒不是怕讓案主們吸二手煙，只是這裡的工作人員絕不能讓手與嘴有任何接觸。不准吃喝或吸煙，也不鼓勵嚼口香糖、糖或潤喉糖。我們唯一的吸煙區在大樓車庫入口處的汽水販賣機附近那隻直立煙灰桶旁，那裡有兩把椅子。在這個季節那裡可不是溫暖舒適的所在，不過還算隱秘。這樁發生在詹姆斯城的案子並不屬馬里諾的轄區，但我還是把衣服的事告訴了他。 “只是我的直覺。”最後我說。
他把煙灰彈向煙灰桶，兩腿十分不雅地在塑料椅前方打開。我們呼出來的氣息凍成了白霧。
“哦，的確不太對勁，”他回答，“不過說不定只是巧合，醫生。還有，尚多內一家子都不好惹。目前我們還不確定這場戲會怎麼演下去。他們的怪胎兒子犯了謀殺罪被關起來，所有鎂光燈也跟著投向他那個身為犯罪集團教父的父親和其他家人。這些人可是無惡不作的渾蛋，真的是。相信我，他們的猙獰面目剛開始顯露。”他說得隱晦，“我對這類犯罪組織沒好感，醫生，沒一絲好感。我們苦幹實幹，他們呢，什麼利益都能撈一把。”他說著憤慨起來，“媽的，說不定現在還在撈，差別只在於更加無法無天了。我不知道這傢伙跑到詹姆斯城這一帶做什麼，但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是來旅遊的。而且距離尚多內所在的醫院只有六十英里。肯定有見不得人的事。”
“馬里諾，我們馬上知會國際刑警吧。”我說。
向國際刑警組織提交案犯名單屬警方的職權。馬里諾必須先聯繫國際刑警組織在州警察局的聯絡人，由此人將案子轉交國際刑警組合位於華盛頓的美國中央局。我們將要求他們針對這名死者發布國際協尋通告，同時利用里昂總部龐大的罪犯資料檔案庫進行搜尋。各種通告都標有顏色。紅色表示需立即逮捕，必要時加以引渡；藍色表示被通緝者為犯罪嫌疑人；綠色針對潛在罪犯，例如兒童性侵害或偷窺攝影慣犯；黃色是協尋失踪人口；黑色涉及疑似逃犯的死者，要求識別其身份，潛在逃亡者也可用紅色標示。這案子是我今年的第二個黑色通告，離上一個僅幾週，當時托馬斯·尚多內的屍體剛在里士滿港的集裝箱中被發現。
“好，我們就把檔案照片、指紋和驗屍報告提交給國際刑警組織，”馬里諾謹記在心，“一離開這裡我就去做，只要別得罪了斯坦菲爾德就行。”馬里諾說得像是在擔心，其實他才不管是否會侵犯斯坦菲爾德的管轄權，只是不想碰這麼棘手的事。
“他很蠢，馬里諾。”
“也是警界之恥，詹姆斯城真是有個好警察！”馬里諾回答，“問題是，斯坦菲爾德的姐夫是馬修·丁威迪議員。斯坦菲爾德向來享有特別待遇，處理過的兇殺案大概不比小熊維尼多。但我猜他會緊抓這案子不放，而呆威迪——我取的暱稱——肯定也向局長美言過了。”
“盡力而為吧。”我對馬里諾說。
他又點了根煙，目光在車庫人口游移，他腦袋裡在想些什麼我清楚得很。我的煙癮又犯了，真是痛苦。每次重新沾上煙癮，我都很後悔。我總是想再吸一根就好，但總是一根接著一根。馬里諾和我分享著一份古怪的安靜。我終於忍不住提起尚多內案，以及週日賴特去找我的事。
“你會對我說實話吧？”我輕聲說，“我知道他今天早上出院，我想你也在場吧，而且跟博格碰了面。”
他慢吞吞地吸著煙。 “是啊，醫生，我也在場。媽的簡直是動物園，”他的聲音隨著煙霧飄散，“連歐洲的媒體都來了。”他瞄了我一眼，似乎沒打算透露太多，我深受打擊。 “要是你問我，我會說像他這樣的人都該關到百慕大三角之類的地方去，不准任何人和他說話或拍照，”馬里諾說，“這樣本不對，可對他除外。單那長相就夠讓人受的了，說不定還會惹麻煩，砸壞媒體的昂貴攝影機什麼的。他像個盲人似的被牽著走出來，身上的鐵鍊都能拴住一艘戰艦了。眼睛還蒙著繃帶，裝出一副痛苦樣，騙誰啊。”
“你和他說話了嗎？”這才是我真正想知道的。
“我又不是主角。”他答得怪異，茫然地盯著車庫入口，牙關緊咬，“據說他可能還得做眼角膜移植。媽的！全世界不知道有多少人沒錢買眼鏡，這人渣卻想換新的眼角膜！指不定納稅人還得負擔這手術費用。照料他臭皮囊的那些醫生和護士的薪水還不是由我們支付？”他緩緩站起來，欲言又止的樣子，“我和露西約好一會兒一起喝啤酒，她說有重大消息要告訴我。”
“那就讓她自己告訴你吧。”我說。
他斜眼打量著我。 “你打算吊我胃口，嗯？”
我說吊人胃口的是他。
“暗示一下都不行嗎？我是說，那是好消息還是壞消息？可別告訴我她懷孕了。”他嘲弄地說著給我讓路，然後一起離開。
回到驗屍室。特克正在清洗，用海綿擦拭著驗屍台。水花飛濺，金屬架鏗鏘作響。她一瞥見我，立刻扯著嗓門說羅絲找了我好久。我撥電話。 “法院沒上班，”羅絲說，“但賴特辦公室的人說賴特會把你的報告列為證詞，所以不必擔心。”
“好個意外。”安娜是怎麼形容他的？ Ein Mann什麼的。沒骨氣的男人。
“還有，銀行來電，一個叫格林伍德的男人請你回電。”秘書把號碼報給了我。
銀行一找我，我就慌亂上一陣。不是投資縮水，就是計算機故障等五花八門的事由導致我的賬戶透支。我撥通個人理財部格林伍德先生的電話。 “非常抱歉，”他平靜地說，“剛才是我們工作的疏忽。完全是誤會，斯卡佩塔醫生。很抱歉給您帶來不便。”
“這麼說沒人要找我。沒出問題？”我糊塗了。我和格林伍德來往多年，此時他卻像不認識我似的。
“是業務疏忽，”他的語氣依舊冷漠，“再次向您道歉。祝您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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