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第四章
背地裡，大家為州檢察官布弗德·賴特取了許多綽號：好人賴特（性格軟弱）、痞子賴特（怕事）、勇士賴特（其實相反）。賴特永遠四平八穩，儼然是他那以馬聞名的故鄉卡洛林縣所培育出來的弗吉尼亞紳士。沒人愛他，沒人恨他，大家對他既無畏懼又缺乏敬意。他是個沒什麼脾氣的人，無論案件如何殘忍，我都不曾見他有過激烈反應。更糟的是，當我在法庭上陳述驗屍細節時，他卻會大驚小怪，而那些陳述只是為了論證所運用的法律觀點，不是為了再現慘不忍睹的現場。
他迴避停屍間，於是在法醫學和醫學方面的修養便顯不足。事實上，他是我所認識的資深檢察官中唯一不重視法定死亡原因的。換句話說，他容許法庭上使用文件報告取代法醫作證，實在是荒謬。依我看，這完全稱得上“瀆職”。沒有法醫出庭作證，也即代表屍檢情況並未呈堂，陪審團便無從想像受害者的慘狀及其遭受致命殘害的過程。調查報告中的醫學文字根本無法傳達恐懼或痛苦，因此亟欲確定死亡原因的往往是辯方而非檢方。
“布弗德，你好。”我說著伸出手。他看了眼我的石青和繃帶，往下是沒係好的鞋帶，襯衫下擺都露在外面。他只見過我身穿套裝的職業打扮，於是眉頭緊皺，一副悲憫的表情，好像他是上帝精選出來統治劣等生物的尊貴人種。像他這樣的守舊貴族充斥於弗吉尼亞的上流社會，他們善於偽飾心中的優越感和自負，裝出身負重擔的委屈模樣，彷彿他們如此這般有多艱難。
“你好嗎？這才是重點。”他說著在漂亮的拱頂橢圓形客廳坐下，窗外可見河流美景。
“實在不知道該怎麼說，布弗德。”我選了張搖椅，“每次聽人這麼一問，我的腦袋就死機。”安娜一定是生了爐火便迴避了。我不安起來，總覺得她的缺席較之她客氣的沉默更值得玩味。
“不是什麼客套話，我真的很難想像你是怎麼熬過來的。”賴特操著甜膩緩慢的弗吉尼亞腔調說，“很抱歉這種時候過來打擾你，凱。不過發生了一些狀況，突發狀況。這房子挺不賴，對吧？”他環顧四周。 “是舊房子，還是她自己建的？”
我不知道，也不在乎。
“你們兩人想必頗有交情。”他又說。
我不清楚他只是在閒聊還是有意試探。 “我們是老朋友。”
“我知道她很為你著想。我的意思是，”他繼續說，“就目前來看，你恐怕很難找到更妥善的依靠了。”
這說法讓我討厭，像在暗示我是躺在醫院裡離不了人的病號。我把這感覺說了出來。
“哦，原來如此。”他掃視著淺玫瑰色牆壁上的油畫，以及藝術玻璃、雕像和歐式家具，“這麼說你們之間不存在工作關係？從來沒有？”
“算不上正式的，”我煩躁起來，“我從沒預約看診。”
“她沒開過藥給你嗎？”他溫和地追問。
“我記得沒有。”
“啊，真不敢相信聖誕節快到了。”賴特嘆了口氣，視線從窗外的河流收回到我身上。
借用露西的說法，他的穿著真是傻透了：厚重的巴伐利亞式綠色羊毛長褲，褲腳塞進寬底毛里的橡膠長靴，巴寶莉風格的格子羊毛衣，鈕扣一路扣到下巴，讓他看起來像是身處蘇格蘭猶豫著該去爬山還是打高爾夫。
“好啦，”他說，“言歸正傳。幾個鐘頭前馬里諾打電話給我，尚多內的案子出現了意外的進展。”
我頓時感到一種遭背叛的刺痛。馬里諾什麼都沒告訴我，連電話問候都省了。
“我會盡可能向你說明情況。”賴特蹺起腿，雙手拘謹地擱在腿上，纖細的婚戒和弗吉尼亞大學紀念戒在燈光下閃爍，“凱，相信你也清楚，你家發生的事以及隨之而來的尚多內的新聞已經鬧得滿城風雨。真的是滿城風雨。你應該已經充分掌握現況，也能夠理解我將要說的事情的重要性。”
恐懼真是種奇妙的情緒，我一直頗費心思地研究，並且經常對人講述一個最佳實例：你猛地超車並差點撞上前面的車子時，那車裡的駕駛員的反應。驚慌陡然變成激憤，他開始按喇叭、連比帶畫地咒罵，或者像最近常發生的那樣給你一槍，此刻我正絲毫不差地經歷著這一過程，先是驚駭然後憤怒。 “我並沒有密切注意那些報導，自然無法理解你所說的重要性。”我回答說，“我的隱私遭受侵犯，還有什麼好理解的？”
“金蘭案和黛安·布雷案引起極大關注，可是遠遠不及這次。謀殺對象可是你。”他說，“你大概還沒看今天的《華盛頓郵報》吧。”
我激動地瞪著他。
“頭版刊登了他被送往東區醫院前躺在擔架上的照片，毛茸茸的肩膀從床單下露出來，活像隻長毛狗，當然，臉被繃帶蓋住了，不過還是能看出他長得有多醜。至於那些小報，你應該可以想像，大標題淨是狼人現身里士滿、美女與野獸之類。”他憎惡地說，彷彿這類誇張的報導是猥褻淫穢的，我則成了喚起他和妻子親熱的不堪景象的罪人。我能想像他穿著襪子做愛的情景。我想他可能認為性是一種羞恥，是他崇高的自我用來檢視他人道德的基本準則。據說在公共洗手間，他總是避免當著人使用小便池或馬桶。他還有洗手強迫症。他端坐在那裡說著尚多內的入侵造成我的隱私受侵害，我腦中則飛快閃過這些念頭。
“我房子的照片是不是也刊登出來了？”我必須知道這一點，“昨晚我離家時有幾個攝影記者守在那裡。”
“我只知道今天早上有幾架直升機在那裡盤旋。別人告訴我的。”他回答。這讓我頓時懷疑他又去了我的住處，親眼看見了這個場景。 “航拍，”他望著窗外的飄雪，“我想這天氣對他們多少有些妨礙。有好幾輛車在警衛大門口被堵，包括媒體和一些好奇的民眾。你上澤納醫生這裡住倒是好事。事情的發展真是有意思。”他停頓片刻，再次扭頭盯著河面。一群加拿大雁盤旋著，彷彿在等著高塔里傳來號令。 “照理說，我應該建議你等這案子開庭後再回——”
“開庭後？”我打斷他。
“我是說，如果案子是由本地法庭審理的話。”他開始透露另一個信息，我自然想到這必定和審理地點的更改有關。
“你是說這案子可能會交給別的法院審理？”我稍加解讀，“還有，'照理說'又是什麼意思？”
“我正要解釋。馬里諾接到曼哈頓檢察官辦公室的一個電話。”
“今天早上嗎？這就是案情的進展？”我極其困惑，“怎麼扯上紐約了？”
“幾小時前的事。”他繼續說，“性犯罪調查處的頭兒，一個名叫傑米·博格的女人——名字夠古怪的。你大概聽說過這人吧，說不定彼此還認識呢。”
“沒見過面，”我回答，“但聽說過。”
“兩年前的十二月五日，星期五，在紐約，”賴特繼續說，“有人發現一名二十八歲黑人女性的屍體，就在上東區第二大道和第七十七街一帶的公寓裡。她是一名電視氣象播報員，哦，財經台的。不知道你聽說過這案子沒有？”
我不情願地搜索著記憶。
“那天早上她沒去攝影棚，打電話到她家也沒人接。這位受害者——”賴特從後褲兜掏出一個袖珍皮面記事本翻看，“名叫蘇珊·普雷斯。屍體躺在臥室床邊的地毯上，腰部以上的衣服被撕爛，臉部和頭部遭到重擊，就像墜機事故中的遇難者。”他說著抬起頭看我，“這句是轉述，'墜機'這比喻是博格對馬里諾說的。你以前是怎麼形容的？記不記得有個案子，一群醉酒青少年駕著輛小卡車飆車，其中一個把半個身體探向車窗外，結果不幸撞上—棵樹？”
“扁陷，”我聽著，懶懶地回答，“臉部由於劇烈撞擊而凹陷，比如墜機或高空墜落的案例中臉部先著地的情形。你說兩年前？”我的思緒開始飛馳，“怎麼可能？”
“血腥的細節我就不多說了。”他繼續翻看筆記，“重點是她身上有許多咬痕，雙手雙腿都有，血跡上還黏附著奇怪的淺色長毛，起初被當作了動物毛髮，安哥拉長毛貓之類的。”他抬頭看我，“你在發呆。”
我們一直都認為尚多內抵達美國的第一站是里士滿。支持這個假設的唯一理由是，我們認定他經年蟄居於他那巴黎家族豪宅的地窖，像鐘樓怪人那般。我們還認定他是從比利時安特衛普港乘船而來，這艘船上還載了他弟弟的屍體。難道這點也錯了？我向賴特提出疑問。
“你應該清楚國際刑警的推論。”他說。
“他們認為他利用化名上了'天狼星號'。”我開始回想，“十二月初那艘貨輪在里士滿一靠岸，就有個叫帕斯卡的人下了船前往機場，據稱是應家族急召要回法國。”我複述著上周杰伊·塔利在里昂國際刑警總部所做的簡報內容，“可是沒有任何人目睹他上飛機，他們便推測帕斯卡就是尚多內，他哪兒都沒去，一直藏在里士滿伺機犯案。依你的說法，他在美國進出自如，我們根本無從知道他什麼時候來過、待了多久，那什麼說法都靠不住了。”
“的確，很多推論勢必得推翻。我說這話可沒有針對國際刑警或哪個人的意思。”賴特再次蹺起腿，不知為何一臉愉悅。
“這個叫帕斯卡的，有誰見過他嗎？”
賴特並不清楚，但他猜測無論帕斯卡是誰——假設此人真的存在——必然只是尚多內犯罪家族的一個小卒。 “又一個用化名的傢伙，也許是集裝箱裡那名死者，也就是尚多內的弟弟托馬斯·尚多內的同夥。至於托馬斯參與家族事業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博格得知尚多內落網的消息和他的犯罪記錄，就打電話過來了？”我說。
“沒錯，尤其關注他的作案模式。她說蘇珊·普雷斯案一直煩擾著她。她急於進行DNA比對，至於精液採樣和分析報告顯然早在兩年前便有了。”
“這麼說蘇珊案的精液採樣已經做了化驗。”我思索著，暗暗驚訝。就我所知，化驗室工作量繁重、財力單薄，除非有嫌疑人的樣本可供比對，否則通常不會進行DNA分析，在缺乏可供篩檢的龐大數據庫的情況下尤其如此，而一九九七年紐約的數據庫尚未建立。 “當初他們是否鎖定了某個嫌疑人？”我問。
“我想他們心裡多少有個底。”賴特回答，“我只知道他們握有分析報告，我們得立刻將尚多內的DNA採樣送到紐約的法醫辦公室去，事實上它已經上路了。簡言之，我們必須在本地法院傳喚尚多內之前確認兩份DNA是否吻合。所幸我們有優勢，他傷了眼睛，還得住院療養一陣。”他說，好像我跟這事毫無關聯似的，“這有點像你常提及的黃金時間，人受到重創後進行救治的最佳時機。這幾天就是我們的黃金時間，我們必須盡快完成DNA比對，確認尚多內是否為兩年前在紐約犯案的那個傢伙。”
賴特有個惱人的習慣，總喜歡重複我說過的話，彷彿只要談點逸事就能讓他變成消息靈通的人士。 “咬痕呢？”我問，“有沒有相關報告？尚多內的齒列很特殊。”
“你知道，凱，”他說，“我手頭的信息實在有限。”
此言不虛。我只想讓他說真話，說出來找我的真正原因。 “要是DNA比對結果證明就是尚多內呢？你說必須在本地法院傳喚他以前確定，為什麼？”這些問題只是客套話，答案其實我已知道，“你不希望他在本地被起訴，而是想把他送到紐約去，讓他先在那裡受審。”
他迴避我的目光。
“為什麼要這麼做，布弗德？”我繼續追問，愈加肯定這是他此行的目的，“好落得輕鬆？好把他送去萊克斯島，擺脫他？這怎麼還本地受害者一個公道？我們就把話挑明吧，布弗德，如果他在紐約以一級謀殺罪名被判刑，你就不會再起訴他，對吧？”
他用一貫的真摯眼神望著我。 “你的鄰居一向都很尊重你。”他這話讓我大吃一驚。
“一向？”我像被潑了冷水似的心生警覺。 “現在不是了？”
“我只想告訴你，我非常理解你的感受。以你和那些女性受害人的悲慘遭遇而論，他就算死一百次都不足——”
“這混賬侵犯了我卻就這麼逃脫？”我急躁地打斷他，心底非常痛楚，被排拒的痛楚，被棄絕的痛楚，“照你這麼說，他對那些無辜女性所做的一切也就這麼一筆勾銷，是嗎？”
“紐約有死刑。”他說。
“天哪。”我嫌惡地大叫，狠狠瞪著他，眼神就像我小時候用來取火燃燒紙張和枯葉的放大鏡的聚光焦點那般熾烈，“他們什麼時候判過？”他很清楚答案，曼哈頓從來就沒人被判過死刑。
“就算在弗吉尼亞，也沒人敢保證一定會判死刑，”賴特言之鑿鑿，“畢竟被告並非美國公民，而且患有怪病，還是畸形什麼的。他會不會說英語，都還不確定呢。”
“他敲我的門時說的肯定是英語。”
“不管怎樣，他很可能以精神異常為由脫罪。”
“這就取決於檢察官的辯護技巧了，布弗德。”
賴特眨眨眼，緊咬牙關，這一反應很像好萊塢電影裡的蹩腳會計師——衣服釦子通通扣上，戴著小邊框眼鏡——忽然聞到刺鼻怪味時的表情。
“你和博格談過了嗎？”我問他，“應該談過了吧。你不可能擅自作此決定，你們必然已達成協議。”
“我們有過一番討論。我也承受著壓力，凱。說真的，你得多多體諒才是。別的不說，他是法國人，你能想像一旦我們決定處決一個法國公民，那邊的政府會如何反應嗎？”
“天哪，”我脫口而出，“整件事的重點不在死刑，而在於讓犯罪者受罰。你知道我對死刑的態度，布弗德。隨著年齡增長，我越發反對死刑。但他必須為他在弗吉尼亞犯下的罪行付出代價。”
賴特一言不發，凝視著窗外。
“這麼說，你和博格達成協議：如果DNA比對結果一致，尚多內就交由曼哈頓處理。”我總結道。
“想想看，如果審判地點一定要變更，那變更為紐約可以說是最好的結果。”賴特又那樣看著我。 “況且你清楚得很，鑑於媒體壓力，這案子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在里士滿審理。說不定我們得全部轉移到某個偏僻的地方法庭，你願意在那兒連續煎熬幾星期甚至幾個月？”
“言之有理。”我起身拿火鉗捅柴火，熱氣撲面，火星有如大群受驚的椋鳥沿著煙囪往上飛竄。 “上天如何忍見生靈受苦。”我用右手臂猛力捅著，像是想把火焰置於死地，然後滿臉通紅地坐回搖椅，一時間很想哭。我太了解創傷後的壓力綜合徵是怎麼回事，清楚自己正受其折磨。我成了驚弓之鳥，又焦灼不堪。剛才打開的一個本地古典音樂電台播放著帕赫貝爾的樂曲，令我莫名地陷入哀傷，埋頭哭起來。我太清楚這些症狀了。我猛吞口水，試圖平靜下來。賴特默默看著我，神情中流露出貴族特有的憂傷疲憊，像是正在追憶某場激戰的李將軍。
“我該怎麼辦？”我說，“繼續過我的生活，就當從來沒接觸過這些慘絕人寰的案子，從來不曾替受害者驗屍，從未遭到他的入侵、受到生命威脅？要是他改在紐約受審，布弗德，我又成了什麼？”
“這得問博格小姐。”他回答說。
“俎上肉。”這是我常用的字眼，專指那些沒能得到法律保護的受害者。若按賴特所說，我即將成為俎上肉——在紐約，尚多內不會因在里士滿對我所做的一切遭起訴；更荒謬的是，他無須為在此地犯下的所有罪行付出相應代價。 “你這麼做等於把這城市送入狼口。”我對他說。
看他的眼神就知道，他明白我話中有話，明白里士滿已飽受尚多內這頭狼的蹂躪。從在法國展開殺戮以來，他一直遵循同一個作案模式：在現場留紙條，上簽“Le Loup-Garou”，即“狼人”。如今，為這城市所有受害者討公道的任務即將落到他人頭上，而更糟的是，或許根本無公道可言。那麼犯罪者何懼之有？還有什麼罪行不會發生？
“如果法國政府決定引渡他，”我逼問賴特，“而紐約又答應了呢？”
“我們可以羅列出一長串'如果'，一直討論到太陽從西邊出來為止。”他說。
我瞪著他，難掩憎惡。
“要保持客觀，凱，”賴特說著又露出他那做作的難過神情，“別把這案子變成你的個人戰場。我們的目的是讓這混賬停止犯罪，至於由誰來實現並不重要。”
我站了起來。 “當然重要，怎麼不重要？！”我對他說，“你真是個懦夫，布弗德。”我說著轉身離開客廳。
幾分鐘後，我在臥室裡透過緊閉的房門聽見安娜送賴特出門。顯然他和她談了一會兒，不知道他怎麼說我的。我坐在床沿茫然無措，這輩子從不曾感覺如此孤單、恐懼。不久走廊里傳來安娜的腳步聲，我才稍稍鬆了口氣。她輕叩房門。
“請進。”我顫著聲音說。
她站在門口望著我，我感覺自己像個柔弱無助又傻氣的孩子。 “我罵了賴特，”我對她說，“雖然說的是實話。我不該叫他懦夫。”
“他認為你目前情緒不太穩定，”她說，“他很關心你。還有，以我們家鄉的說法，他實在是ein Mann ohne Ruckgrat，意思是沒骨氣的男人。”她說著淡淡一笑。
“安娜，我並非情緒不穩定。”
“有溫暖的爐火可以享受，何必在這裡挨凍呢？”她說。
她想和我長談。 “好吧，”我妥協了，“你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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