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朝大海的聖地亞哥，在加利福尼亞耀眼陽光的照射下，顯得熠熠生輝。至少，在我這個剛看過蒂華納那種艷俗風景的人看來，這裡的風景是很清新的。這個港口城市給人一種爽快的感覺。
說起聖地亞哥，人們往往會想起那裡的海洋公園，裡面有由六個舞台構成的海豚表演場及數十個展覽館。而擁有八百種、三千四百頭動物的聖地亞哥動物園也是非常有名的。此外還有高級療養地拉·荷亞，那裡住著很多藝術家。這些都是聖地亞哥寶貴的觀光資源。
此外，這裡是早在一五四二年就被發現的地區，是加利福尼亞州最早的白人定居區，也就是該州的發祥地。所以，在這座美麗的城市中，隨處都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沉澱。後來，這裡還逐漸發展成了美國太平洋艦隊的主要基地，現在港口內還停泊著很多航空母艦和巡洋艦。
這裡位於洛杉磯以南約二百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從日本人的感覺來講，大約是從東京到松本（長野縣）、掛川（靜岡縣）或者是郡山（福島縣）那麼長的距離。
聖地亞哥的人口大約有一百一十萬，絕不是個小城市，但是這裡的商業區卻和洛杉磯完全不同，道路和建築物都像圍棋棋盤上的格子一樣排列得井然有序，給人一種非常緊湊、非常整潔的感覺。
在這佈局小巧而整齊的城市中，我走訪了很多金銀珠寶業者，但是無論我怎樣努力，都得不到任何關於“喬”的線索。
我甚至還去了聖地亞哥邊上的老城區和教會遺址，同時還委託調查組的其他成員在洛杉磯採訪那裡的金銀珠寶業者。但是怎麼都找不到知道“喬”去向的人，也沒有發現他以前在這裡生活時留下的痕跡。
就在我要放棄追踪時，突然有一名在洛杉磯的調查組成員給我帶來了這樣一則情報：據說“喬”非常喜歡海，在洛杉磯時就擁有一艘小型遊艇。所以很有可能在聖地亞哥時也曾有過船。
在聖地亞哥海灣內有很多港口，於是我對管理這些港口的事務所一一進行了採訪。我查閱了以前的船舶登記簿，終於發現在靠近海洋公園的遊艇港停泊的一艘中型遊艇，其前主人就是“喬”。
我按照港灣事務所的船舶所有者登記簿，找到了和“喬”有釣魚、航海等共同愛好的“海上夥伴”，並對他們進行了採訪。據他們說，“喬”在大約六年前在聖地亞哥海灣邊買了別墅作為住宅和辦公室。並且在美國的洛杉磯和夏威夷等地區以及中南美洲、墨西哥等地販賣寶石。
有一名原美軍高級軍官，當時和“喬”關係很好，他是這樣對我說的：“我對他的生意知道得不多，但他在經濟上好像很寬裕，從來不用為錢發愁。他非常喜歡海上運動，尤其喜歡駕駛遊艇出海釣旗魚和金槍魚。我也曾經和他一起去過好幾次。他是那麼喜歡大海，以至於有一段時間甚至在船上生活。大約在四年以前，由於生意失敗，才不得不賣掉了遊艇，離開了這裡。從那以後，我就再也沒有見過他。”
也就是說，“喬”早在四年以前就已經離開了聖地亞哥。但這並沒有使我感到沮喪。因為這正好證實了我的想法：“老大”之所以會把“喬”的所在地告訴我，是因為他非常確信我根本不可能找到“喬”。
但是，我卻從那些“喬”昔日朋友的口中得到兩條重要的情報。
第一條情報是，據好幾個以前和“喬”一起釣魚的人說，“喬”曾經說：“我以前幹過驚天動地的大事。”
雖然“喬”沒有講做了什麼事，但是據說他說這話時非常驕傲，眼中也閃閃發光。
另一條情報是說，“喬”曾經一邊哭，一邊對前面所說的那位原美軍高級軍官說過：“我曾經背叛過自己非常要好的朋友，所以現在想起來心裡還隱隱作痛。”
“喬”當時沒有講事情的詳細經過，但據說他的背叛，導致了他朋友的死，所以他對此事非常悔恨。
此外，那人還證實說：當時“喬”曾經給他看過一個用子彈加工成的挂件，那是用來紀念他那死去的朋友的。
另外，那人還回憶說，“喬”雖然駕駛汽車，但是絕對不願意騎摩托車。
他回憶說：“大概是在五年前的夏末，在我的別墅聚會時，客人當中就有'喬'。我記不得是什麼原因了，只記得當時'喬'在聚會開到一半時，有點事要出去，所以我對他說：'路上很堵，你騎我的摩托車去吧。''喬'聽了這話以後，用非常嚴厲的口氣回答說：'我不想騎摩托車。'一定是我的話引起了他的不快回憶。反正他說那話時怒氣沖衝的，所以我到現在還記得。”
結果，在聖地亞哥雖然發現了一點“喬”的踪跡，但是還是沒有搞清楚他的去向。
回洛杉磯的路上，已經是夕陽西下了，太平洋被染得通紅。我一邊從車窗內眺望著這一切，一邊回憶起一句話，這是我在“喬”的遊艇所停泊的港灣的事務所採訪時，聽那裡的一名老職員說的：“那個人，一有什麼事，就肯定會坐在港口的防波堤上，凝視著大海。”
“喬”所凝望的，說不定就是位於遙遠的太平洋彼岸的故鄉——日本。
三億日元成了七點八億日元？
回到洛杉磯以後，我集中了調查組的全體成員，對“老大”的證詞進行了全面的取證調查。
在前面的採訪中，“老大”已經明確說明，他於九一年在洛杉磯的商業區設立了金銀珠寶銷售公司。但不久，由於和“喬”在經營方針上發生很大的矛盾，兩人不久便分道揚鑣了。
為了調查這一情況，我們找到了當時該公司的職員和客戶，向他們詢問了當時的具體情況。結果我們發現，他們兩個人的矛盾比“老大”所說的還要嚴重。
從該公司創建時起，“老大”就被自己的事業心所驅使，不斷擴大公司的經營範圍，對此，“喬”感到非常危險，為此兩人經常大聲爭吵，有時非常激烈，甚至會吵著吵著就打起來。
據目睹或聽到過爭吵的該公司職員說，在爭吵過程中，“喬”曾經數次像下面這樣指責過“老大”。
“你要在生意上投入多少錢才會罷休？雖然追求夢想不是什麼壞事，但是我還是希望你能夠冷靜地對待現實情況。再這樣下去的話，剩下的兩億日元也會很快耗盡的。
“你不要再利用我的人際關係網了。他們也會厭煩的，而且周圍的人已經開始懷疑他們了。本來如果不是我和他們商量好的話，錢根本就不會到手。你不要忘了，我們現在的成功，都是以他們的幫助和夥伴的犧牲為基礎的。無論你再怎麼求我，我都不會再幫你了。”
對此，據說“老大”一般是忍氣吞聲，好言撫慰。但是有時也會非常激動，大聲說“錢是兩個人的，我有使用其中一半的權利”、“如果停止追求夢想的話，做那件事不就毫無意義了嗎？”之類的話。
向我講述上面這些內容的，是該公司原來的一名職員，他回憶當時的情況後，又說道：“兩人變得一激動，總經理（老大）和副總經理（喬）會分別用日語和英語大吼大叫。因此我還曾經擔心兩個人不能很好地交流。我還記得公司職員都很擔心公司會破產倒閉，但聽他們兩個說出'兩億日元'這個數字後，才鬆了一口氣，心想：'公司應該還不會完蛋'。”
從這個職員的話來看，“老大”和“喬”當時應該是各自擁有一億日元左右的資金。仔細考慮一下，就會發現這是他們兩個人剛來美國沒多久，還沒有賺什麼錢時的事情。
此外，“老大”在接受采訪、談到那家倒閉的玩具批發公司時，曾經說過：“我和喬兩人各自在那生意上投入了六十萬美元以上的資金。”
那麼，我們可以認為，兩個人已經用掉了一百二十萬美元，也就是一億六千多萬日元。
由於該玩具公司另外一個合夥人的出資情況以及該公司的負債總額不明，所以我們無法知道準確數字，但是，至少可以確定，“老大”和“喬”帶到美國的錢的數目至少也有三億日元左右。
此外，從上面所說的兩人爭吵場面來看，“老大”雖然歲數較大，又是總經理，但是好像非常依賴於“喬”的人際關係網（應該是和美軍人員關係吧）以及資金。在兩人中，“喬”一直處於上風。特別是“喬”曾經說過：“本來如果不是我和他們商量好的話，錢根本就不會到手。”讓人覺得他就是在暗示三億日元搶劫案。應該說這是一句“意味深長的話”。
而“老大”所說的“做那件事不就毫無意義了嗎？”應該也是指三億日元搶劫案。 “喬”所說的“夥伴的犧牲”，則有可能就是指“小六”的死。
“老大”在接受我的採訪時曾經說“以前的存款，加上賣掉川越市的土地得到的錢，一共是八千萬日元。這就是我投入生意的那六十萬美元的來源”。
但是我通過調查日本方面寄來的資料，發現他這段話非常可疑。根據日本國土廳八七年四月公佈的土地價格，川越市住宅用地的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十五萬兩千三百日元。 “老大”家的土地面積大約是二百五十平方米，所以應該只值大約三千八百萬日元。
也許有些人會說：“土地的實際價格可能會更高。”
但實際上，八七年，川越市地價上升率僅為百分之一點一，查閱當時的報紙也可發現，雖然當時東京市內的地價暴漲，但其波及範圍也只有東京市內的二十三個區，以及武藏野市（119.9%），三鷹市（89.8%）等三多摩地區和埼玉縣的和光市（10.0%）附近。而在川越市，當時尚未興起建設住宅的高潮。
“老大”的家位於川越市郊外，當時在他家周圍，只有種植著芋頭和茶樹的旱地以及雜木林。而且據“老大”說，賣土地時有很多複雜的情況，那麼實際的出售價格甚至可能比政府公佈的價格更低。
那麼，還有四千五百萬投資於玩具公司的資金是從哪裡來的呢？ “老大”曾經換過那麼多工作，所以應該不會有太多存款……
此外，“老大”還曾經說：“趁日元升值的機會，將手中的日元兌換成了美元。”
查閱當時的報紙可以發現，確實，在八七年，由於美國的貿易赤字擴大，所以各國的投資者對美元信心不足，導致日元不斷升值。
以東京外匯市場比價為例，一月十九日，比價還是一美元兌換一百四十九日元，可四月二十七日，日元已經升值至一美元兌換一百三十七點二五日元。而到了十月十九日，紐約股市經歷了被稱為“黑色星期一”的一天，股價急劇下滑。此後，到十二月，日元繼續升值，比價為一美元兌換一百二十三點八七日元。
我在這裡就假設罪犯就是趁日元不斷升值這一混亂時期，將三億日元兌換成美元，然後帶到了美國。
按照三億日元搶劫案發生的六八年的日元匯率（1美元=360日元），三億日元應該相當於八十三萬多美元。而當匯率變成1美元兌換137日元時，三億日元就相當於二百一十九萬美元。
當然，這只是單純的數字計算，並沒有將貨幣價值等因素考慮在內。
罪犯能夠想到將這些在日本國內很難使用的錢兌換成美元，拿到美國去用，應該說是一個非常聰明的做法。
我認為，罪犯一定是通過上述手法，使用了那搶來的三億日元現金。
就這樣，在取材調查工作不斷深入的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老大”在接受采訪時所說的話中幾處自相矛盾的地方。而在這些地方都必須向“老大”再確認一次。
我想盡辦法，第二次，不，實際上應該是第三次向他提出了採訪請求。但是“老大”以很忙為理由，始終拒絕採訪，最後甚至連電話也不接了。
調查工作就在這最後的一步卡住了，這令我非常遺憾。於是，我只能從起點出發，重新做起。
我把一個成員留在洛杉磯，然後懷著沉重的心情，很不甘心地離開了美國。
我的眼前，真可謂是“一片混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