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群群漆黑的怪鳥，一邊突然發出震耳欲聾的咆哮聲，一邊騰空而起。
它們旁若無人地飛翔著。每次從人們頭上急速掠過時，都會捲起一陣陣大風，從而產生巨大的風壓，讓人感到空氣甚至是大地都在劇烈顫抖。
另一方面，當你每次抬頭仰望天空時，都會看到怪鳥那自由伸展的翅膀，在太陽的照射下，發出耀眼而奇異的光芒，甚至將地上的喧鬧和這座城市特有的緊張感也包容了起來，使人不由對那虛幻的世界浮想聯翩。
福生市是一座奇特的城市。
城市的東半部為美軍橫田基地所佔據。一九九九年四月，石原慎太郎在統一地方選舉中獲勝，就任東京都知事時，曾發表講話要求美方歸還這塊土地，因此當時該基地曾受到各界的廣泛矚目。
該基地原來是舊日本陸軍的軍用機場，二戰結束後由美軍接管，改建成了現在的基地。雖然現在的規模已經沒有原來那麼大了，但每年仍然有許多大型運輸機和噴氣式戰鬥機發出巨大的轟鳴聲在這個巨大的要塞起飛和降落，其年均起降架次在兩萬架以上。在基地內的主要道路上，美軍卡車橫衝直撞，讓人充分感受到這裡就是美軍亞洲防禦圈的據點，不，應該說是通往戰場的入口。
而在這座城市的另一邊，則完全是另一種景象：街頭英文招牌鱗次櫛比，充滿異國情調的商品充斥著大街小巷。滿街都是膚色、頭髮顏色各不相同、表情非常愉快的外國男女。這景象使人陷入了錯覺，感到自己好像是來到了一塊遙遠的樂土。
而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情景，就是這里居民的真實生活，而這情景也支撐著整個城市的經濟。現如今在日本國內，英語甚至是俄語或韓語等被廣泛使用的地區已不罕見，但是福生市卻不一樣，它和沖繩縣的嘉手納町以及神奈川縣的橫須賀市一樣，從半個世紀前開始就是這樣一種“日本國內的異邦城市”。
到現在為止，本書都在回顧三億日元搶劫案的梗概和疑點，其中有一點卻一直沒有搞清，那就是罪犯到底把搶得的三億日元藏在了哪裡。
有很多人包括調查人員、老警員以及記者在內對三億日元搶劫案罪犯提出過假設，但是除了一些小說中的假想、推理以外，誰也沒能解釋清楚罪犯老巢的位置以及藏錢的地方。
不管罪犯是一個還是多個，至少有一點可以肯定，那就是罪犯在案件風頭過去之前，必須找一個安全的地方保管搶來的三億日元。而且從時間上來看，藏錢的地方應該離案發現場不是很遠。
那麼，在案發現場周圍，到底有沒有這種“合適的地點”呢？
警方當時曾經對三億日元的行踪作了非常嚴格的調查，僅在三多摩地區就反復進行了多次地毯式搜查。據一名警方人員說，甚至還採取過這樣的行動：警方組織了約兩千人的警力，包圍了多摩陵園，對其中所有的墳墓進行檢查。而其起因只是由於有人懷疑罪犯有可能將錢藏在了墓地內。
警方當時的搜索是如此嚴格，因此罪犯不太可能將錢藏在公寓或倉庫之類的地方。
當然，如果罪犯將錢大肆揮霍或存入銀行的話，就更會引起警方的注意。此外，罪犯也不太可能將錢埋在山里或某處空地，因為當時正開始掀起住宅區熱潮，各地都紛紛開始興建住宅區，而且也正值道路和高爾夫球場建設的高峰時期，埋藏的錢隨時有可能被人發現。罪犯當時一定也曾為這個問題費過不少腦筋。那種時候，美軍基地那巨大的影子便會從大腦中閃過，雖然只是一瞬間，卻深深地印在了罪犯的腦海裡，不能忘卻。
在三億日元搶劫案案發當時，對警方來說，有兩個地方是所謂的“禁區”。
第一個是大學。
一九六八年，日本經濟持續高速增長，3C時代（3C是指小轎車、空調、彩色電視機的英文第一個字母）來到了。同時在這一年日本的GNP（國民生產總值）也躍居世界第二位，僅次於美國。人們的心情也因此而變得難以平靜，是“躁動不安的一年”。同時也就是在這個被稱為“昭和元祿”的時期，出現了許多演員出身的議員。 “破廉恥”、“地下電影”、“幻覺劑”等詞也在這一年成了流行語。
另一方面，這一年“全共鬥”這一組織成立，同時以東京大學和日本大學為首的各大學紛紛發生騷亂。此外該年一月發生對美軍企業號航空母艦進入佐世保港的抗議活動，二月份發生成田機場阻止集會，六月份發生橫須賀線炸彈爆炸事件，十月份發生新宿騷亂事件等等。數量多得不勝枚舉，可以說，這一年是瘋狂而混亂的一年。而對東京大學安田講堂封鎖的解除和神田拉丁區的出現，則是次年一月的事。
一名原來負責公共安全的人士是這樣對我說的：“在那個時期，便衣警員不要說是進入大學校園了，只要稍稍靠近大學一點，就會被裡面的學生扔石頭，甚至被吊起來套在布袋裡毆打。”因此，當時公共安全部門確實曾經以三億日元搶劫案為藉口，對三多摩地區的學生公寓進行過非常徹底的地毯式搜查。
實際上，在三億日元搶劫案的犯罪現場周圍，有諸如東京學藝大學和東京農工大學等許多大學的校園。由於案件是在白天發生的，因此有不少警員認為：罪犯可能是大學生或激進分子。
雖然公共安全部門很想對一些大學生進行調查，但是在特蒐本部內部，卻很少有人支持這樣做。可以認為，事實上警方是在考慮到上述時代背景之後，對此類調查行動有點顧慮，因此變得縮手縮腳，不知所措。
此外，還有一個警方顧慮更深的地方，那就是駐日美軍基地。
在三億日元搶劫案案發現場周圍，除了在這一章開頭所說的橫田基地以外，還有很多像立川基地（案發九年後的七七年五月歸還給日本）那樣的大型美軍基地。第一現場距離橫田基地只有十四公里都不到，而立川基地則更近，就在第一現場西北部約七公里處。因此，這些基地也就非常自然地成為了特蒐本部注意的目標。
可是，我在反复閱讀了調查資料以後發現，在資料中警方對大學校園的調查多少還作了一些描述，但對派人進入美軍基地進行過調查這件事則隻字未提。
最為極端的例子，就是對安裝在“白色警用摩托車”上的“ER-303型”擴音喇叭的調查。我在上一章已經講過，橫田基地內就有此種型號的擴音喇叭。特蒐本部在得知這一消息以後，當然就向美軍方面詢問了此事。美方的回答是這樣的：“我們確實使用過你們所詢問的那種型號的擴音喇叭，但現在已經不用了，該喇叭已經處理掉了，現在不在基地內。”
特蒐本部在得到這一回答後，就放棄了追查。
讓我們根據調查報告書，詳細描述一下對這個擴音喇叭的調查經過吧。
美軍在收到日本警方的調查合作要求後，便在自己的基地內進行了單方面獨立調查。結果雖然沒有發現擴音喇叭，但找到了喇叭的包裝箱。從箱子裡的質量保證書判斷，其放大器的號碼應該不是“8B·1902”。因此特蒐本部放棄了調查行動。
可是，反過來說，我們只要讀一下這則報告就可以明白，日本警方的調查人員根本沒有進入過橫田基地內部，甚至沒有親眼見過美軍所說的那個空的包裝箱。
我不由產生了這麼一個簡單的疑問：在各種材料堆積如山的美軍基地內，已經被處理掉的擴音喇叭的空箱子和質量保證書有可能還完好地保留著嗎？即便是保留著，那放大器的號碼果真不一樣嗎？
就算我們假設美軍是在認真調查以後作出這個回答的。可是在那麼大的一個基地內，擴音喇叭應該有好幾隻，不可能這麼湊巧，偶然發現的一個空箱子就是警方正在尋找的擴音喇叭的包裝箱。
美軍方面到底有沒有做過認真調查呢？就算他們在基地內找到這只擴音喇叭，他們會不會如實向特蒐本部報告呢？我在思考這一疑點的時候，好像看到了特蒐本部，不，是日本警察所擁有的權力的真實狀況。他們因為畏懼美軍基地這一巨大的“禁區”，因而在調查中變得畏首畏尾，無計可施，最後只好放棄了努力。雖然特蒐本部始終在追查的多摩電工丟失的那隻擴音喇叭也很重要，但我始終有一種預感，橫田基地的那隻擴音喇叭才是我們要尋找的“真正的目標”。
有很多人寫過以三億日元搶劫案為題材的作品，可是，在這些作品當中，提到過這個美軍基地的，據我所知，只有已故推理小說作家松本清張的短篇小說《三億日元搶劫案》（收錄於新潮文庫的小說集《水的肌膚》中）。而且在那篇小說中，也只是出現了下面這短短的一節：“我推測，罪犯當時將美軍位於立川的空軍基地作為老巢使用……”
當然，這篇短篇小說只是虛構的，並不能作為依據。
而且該小說中的推測也十分抽象，“美軍基地屬於治外法權地區，不易引起警方注意，沒有比這裡更安全的老巢了。”
三億日元搶劫案發生當時，國際形勢方面，越南戰爭進入白熱化狀態，前蘇聯軍隊對捷克斯洛伐克發動了進攻，日本國內的美軍基地也沉浸在一種緊張而慌亂的氣氛中。
因此，在福生市和立川市這些“基地城市”中也瀰漫著一種不安的氣氛。像“喬”那樣的不良少年們，也由於這種緊張感和迷茫而聚集在一起，變得精神激昂，在這種壓抑的環境裡橫行不法。
我在前面曾經寫道，本案的罪犯曾經巧妙地利用過當時正在大規模興建的公共住宅區這個“盲點”。此外，聰明的罪犯還鑽了警方和金融機關在東京郊外組織鬆懈這些空子，並利用了當時正在到來的小轎車社會這一“時代的盲點”。從這幾點來看，三億日元搶劫案是那個時代的象徵，不，更準確地說應該是走在了當時時代發展的前面。
正因為此，我才認為罪犯是巧妙地利用駐日美軍基地進行了犯罪活動。為了證實這一猜測，我曾經數次前往橫田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