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晚兩點——也就是星期日凌晨——我坐在辦公室我的桌邊，哈欠連天。沃爾夫坐在桌子後面，正在看我給他打出來的時間表。我自己也有一份。此時正值匯報間歇，他之所以叫暫停，是要在腦子裡梳理一下事件的前前後後。那份時間表是這樣的：
六點零五分 伯頓夫人到家。家裡在場的人：伯頓、女兒、鮑恩、 女傭、廚師
六點二十分 鮑恩離開
六點二十五分 女兒離開
六點三十分 朵拉·蔡平到
七點二十分 朵拉離開
七點三十分 保羅·蔡平到
七點三十三分 伯頓遭槍擊
七點五十分 弗雷德·德金打電話
我看著我的那份，打著哈欠。弗里茨給我熱的燉松鼠肉早已下肚，我還喝了兩杯黑麥威士忌。弗里茨做燉松鼠肉用的黑糊糊的調味汁，使牛奶喝起來就像放壞的橄欖汁。我向沃爾夫匯報了幾點重要細節，沒說是怎麼搞到的。沃爾夫向希巴德解釋說，偵探和魔術師一樣，首要的任務且需常記在心的就是保持職業神秘感，於是希巴德上床睡覺去了。那個電話引發的進展已經改變了當時正在洗澡的希巴德的世界。他沒怎麼吃好，儘管不必照顧牙齒上貼的金葉。他曾執意要給五六十個人打電話，首先是他侄女，靠著那些關於承諾之尊嚴的高談闊論才遏制住了他的衝動。這事還不算完，沃爾夫讓弗里茨切斷了希巴德屋內的電話線。現在他在樓上，也許睡了，也許在圍著承諾之尊嚴繞他的心理學圈圈。我繼續向沃爾夫匯報，連個麵包渣都沒漏掉。還作了些討論。
我把我的那份時間表扔在桌上，又打了個哈欠。終於，沃爾夫說：
“你要明白，阿奇，我想我們大可不必費周折查找殺害伯頓大夫的兇手，只管繼續我們的工作。我認為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只要人們在作決定前，先理智地想一想。唉，這世上像我們這樣的明白人只有三四個，我們還寧願袖手旁觀。我們的劣勢在於成功不取決於事實，而取決於我們的客戶舉手錶決。光是乾出名堂還不行，還要讓我們的客戶舉手錶決認定我們的確幹出了名堂。既然這種安排不可變更，我們也就必須弄清楚是誰殺了伯頓大夫，這樣當無法靠曉之以理影響表決時，就可動之以情。你明白吧？”
我說：“我很困。當我要等到半夜才能吃晚飯，又是吃燉松鼠肉時……”
沃爾夫點點頭。 “是的，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我比瘋子好不了多少。還有件事。從我們的立場來看，伯頓案最糟糕的就是對蔡平的影響。他不能來這兒取他的盒子或者為其它目的到這兒來了。這就有必要通過莫利先生去見他了。他們會把他關在哪個監獄？”
“我想是在中央大街。有三四處可以關他，最有可能的是'墓地'。”
沃爾夫嘆了口氣。 “討厭的喧嘩。得有兩英里多，將近三英里的路程吧。我最後一次離開這房子是在九月初，因為有幸與艾伯特·愛因斯坦同桌共進晚餐，回家時就趕上了雨。記得吧？”
“記得。我怎麼會忘呢？雨下得那麼大，路都濕了。”
“嘲笑我。討厭……啊，好吧，既是職責所在，我不會假裝善心大發，也不會事到臨頭還抱怨不已。既然被控謀殺者不能保釋，既然我必須和蔡平先生談一談，去中央大街走一遭看來在所難免，但我們要先搞清楚是誰殺了伯頓大夫。”
“還有別忘了，也許天亮之前，那瘸子就會向克拉默承認是他幹的，把一切都倒出來。”
“阿奇，”沃爾夫對我晃了晃食指，“如果你堅持……算了。克努特國王說過這話。我不過是學舌，扯淡，我還沒對你說清嗎？現在流行說一切皆有可能。其實，可能的事很少，少得可憐。蔡平先生殺死了伯頓大夫就不在其中。我們是在做一個項目。我不指望你能清除腦子裡所有的謬論，這些熟悉的小蟲子會爬進你的腦室，但我真的希望你不要讓它們干擾我們必須採取的行動。很晚了，兩點多了，該睡了。我已經說明什麼可以做，什麼不可以做。晚安，睡個好覺。”
我站起身，打個哈欠，困得都沒脾氣了，只是機械地說：“好的，老闆。”就上樓睡覺了。
星期日早晨，我起得挺晚。那天我被派了三件事，第一件事早起也沒用，所以我兩次醒來看了看表，又接著睡了。終於，九點半左右我滾下床，洗個澡，擦把臉。系襯衫釦子時，我發覺我在吹口哨，便停下來想為什麼這麼高興，也許是因為保羅·蔡平被關在了鐵柵後，看不到街對面房前的陽光，我卻盡收眼底，甚是得意。不吹了。我是要為這個人的自由而戰，怎麼能有此念頭。
這是十一月的星期日早晨，我朝樓下喊，告訴弗里茨我已經洗好澡，一探頭我就知道是怎麼回事：他在沙鍋裡抹了黃油，加四勺奶油、三隻生雞蛋、四根蘭伯特香腸、鹽、辣椒、辣椒粉、香蔥，放到爐裡。去廚房前，我先去了趟辦公室。安德魯·希巴德在那兒看早報。他說他沒怎麼睡，已經吃過早飯，還說真希望能穿自己的衣服。我告訴他沃爾夫在頂樓陪他的蘭花，如果他想看蘭花，歡迎前往。他決定去看看。我打電話給中央大街，他們說克拉默探長還沒到，也不能肯定他什麼時候能到。於是我去廚房，慢慢享受沙鍋及其附屬品。當然，兩份報紙都在頭版報導了伯頓大夫遇害的消息。我仔細讀著報導，很愜意。
然後我去車庫取車，朝市中心開去。
我到時，克拉默在辦公室，沒讓我等。他在抽一支大雪茄，心滿意足的樣子。我坐下，聽他和兩名偵探討論如何說服哈勒姆的某位市民不要在雜貨店收銀員的腦殼上做解剖實驗。那兩名偵探走後，我沖他笑了笑。他沒對我笑，猛然把椅子轉過來，問我想幹什麼。我告訴他我什麼都不想幹，只想謝謝他昨晚讓我在伯頓大夫家旁觀。
他說：“是呀，我出來時你已經走了。覺得很無聊嗎？”
“的確無聊，什麼線索都找不到。”
“是呀，”但他還是沒笑，“這種案子很棘手，什麼都對不上。我們只有殺人犯、槍和兩個證人。好了，你想幹什麼？”
我對他說：“我想要的很多。您也能提供，探長。好吧，您可以慷慨一把。我想知道您是否在那把槍上找到了指紋。我想知道蔡平是否解釋了他為什麼要把謀殺策劃得如此業餘，他可是專業人士。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和蔡平聊聊。如果您能為我安排——”
克拉默笑了。他說：“我還想和蔡平聊聊呢。”
“好，很高興為您傳話。”
他抽了口雪茄，再把它從嘴裡拿出來，直截了當地說：“告訴你吧，古德溫，我倒真想坐在這兒和你閒聊，但今天是星期日，我很忙。所以，聽好。首先，即便我讓你見蔡平，你也得不到什麼。這瘸子倔得像頭驢。昨晚我在他身上花了四個小時，我向上帝保證，他連年齡都不願告訴我。他不說話，除了他妻子，他不和任何人說話。他說他不想要律師，事實上，我們問他想讓誰來，他什麼都不說。他妻子來看了他兩次，他們倆的話誰也聽不到。你知道我在潤滑舌頭方畫還是有點經驗的，可他絕對是牙關緊咬。”
“是呀。您掐他了嗎？我不外傳。”
他搖搖頭。 “沒碰他。聽著，昨晚和尼祿·沃爾夫通過電話後——我想你聽到了我們的談話——我就料到你們會想見他。我決定不作為。他就是說得天花亂墜，也沒門兒。想想我們是怎麼抓住他的，我不明白你們怎麼還會對這個感興趣。見鬼，沃爾夫這輩子就不能處在下風一回嗎？等等，你不必提醒我沃爾夫對我可不薄，有一兩筆人情債我還欠著他。等我找到合適的人情，會還他的，但不論這瘸子在我面前如何守口如瓶，我還是小心點兒吧。”
“好吧，不過是再多費點兒周折罷了。沃爾夫會通過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安排的。”
“讓他去。他要這麼做，我不會插一槓子。依我看，只有兩個人能見蔡平，他妻子和他的律師。他沒有律師，要讓我說，也沒什麼妻子。聽著，既然我已拒絕幫你，幫幫我怎樣？告訴我你為什麼要見他？嗯？”
我笑了。 “您絕對想不到。我是要問問他，在他有機會親自處理之前，他希望我們如何處置安德魯·希巴德的殘骸。”
克拉默盯著我，哼了一聲：“開玩笑。”
“做夢也不敢呀。當然如果他不開口，也許他不會告訴我該怎麼做，但我或許能找到什麼方法打開他的話匣子。您看，探長，您總該有些人性吧。今天是我生日，讓我見見他。”
“沒門兒。”
我站起來。 “他什麼都沒說，這多大可信度？”
“這可是實話實說。我們什麼也探不出來。”
我說對他的善意我萬分感激，然後告辭。
我上車向北開去。我並沒垂頭喪氣。雖然沒什麼成果，可我本來也沒什麼奢望。想想昨晚保羅·蔡平坐在伯頓家門廳裡的樣子，我可是看到他那張面具似的臉了。克拉默發現他不健談，這我絲毫不感意外，即便我見到了他，估計也聽不到什麼。
我把車停在第十四街，去煙店給沃爾夫打電話。 “又說對了，他們得問他妻子，他是喜歡白肉還是紅肉，他連這都不說。他對律師不感興趣。克拉默不讓我見他。”
沃爾夫說：“好極了。去找伯頓夫人。”
我回到車裡，繼續向北開。
我在樓下大廳等著，他們打電話通知伯頓家，古德溫先生來了。希望她這一夜沒有胡思亂想。沃爾夫曾說、最指望不上女人的，就是信守諾言。但她沒改主意，我被請上了電梯。上得樓去，一位我沒見過的女傭又請我去了昨晚那個房間——我估計她是管家庫爾茨夫人。她很不友好而且頑固。我很高興，關於鑰匙等問題，用不著問她。
伯頓夫人坐在窗邊的椅子裡，臉色蒼白。如果剛才有人陪著她，也被她打發走了。我對她說我就不坐了，只想替尼祿·沃爾夫問她幾個問題。我開始念記事本上的第一個問題：
“除了您已經告訴我的，昨晚保羅·蔡平是否還對您說過些什麼？如果是，他說了什麼？”
她說：“沒有，什麼都沒有。”
“克拉默探長給您看了打死您丈夫的那把槍。您在多大程度上能肯定那是您丈夫的槍，是他放在抽屜裡的那把槍？”
她說：“很肯定。槍上有他的名字縮寫，是朋友送的。”
“昨晚，朵拉在房間裡待了五十分鐘，這期間她是否去了或者有機會去書房？如果是，當時書房裡是否有別人？”
她說：“沒有。”突然，一片陰影飄進她眼裡，“等等——是的，她去了。她剛來，我就讓她去書房取本書。我想當時那兒沒別人。我丈夫在他的房間換衣服。”
“最後一個問題。鮑恩先生是否有機會單獨在書房？這您清楚嗎？”
她說：“是的，有機會。我丈夫到我房間裡來問我一個問題。”
我把記事本裝進兜，對她說：“您能否告訴我是什麼問題？”
“不能，古德溫先生，我想不能。”
“也許很重要，不會見報的。”
她的眼裡又飄過一片陰影，但只是片刻猶豫。 “好吧。他問我，我是否很喜歡埃斯特爾·鮑恩——她是鮑恩先生的妻子——甘願為她作出很大犧牲。我說不是。”
“他跟您解釋他是什麼意思了嗎？”
“沒有。”
“好吧，就這些。您一夜沒睡？”
“沒有。”
通常只要有時間，我就會說個不停，但對於當時的情況，實在沒什麼好介紹的了。我說了謝謝，她點了點頭，但實際上頭沒動，這聽起來不太可能，但我發誓她就是這麼做的，然後我就告辭了。穿過門廳時，我稍作停留，留心幾個細節，比如室內門旁開關的位置。
去市中心的路上，我又給沃爾夫打了個電話，告訴他我從伯頓夫人那裡得到的信息，他說他在和安德魯·希巴德玩紙牌。
我到佩里大街時是十二點二十分。因為是星期日，沒什麼人，便道上很空，整個街區只停著兩輛車，二〇三樓前停著輛出租車。我把車停在對面的馬路上，下了車。我注意到了出租車的車牌號，也看到了駕駛座上的司機。我轉過去走過人行道，他的頭歪靠在車窗框上，閉著眼。我一隻腳踩在踏板上，探身進去說：
“早上好，斯科特先生。”
他嚇了一跳，看著我，眨了眨眼。 “哦，”他說，“是小尼祿·沃爾夫。”
我點點頭。 “名字無所謂，不過我叫阿奇·古德溫。生意還好？”
“親愛的朋友，”他的嗓子裡發出些噪聲，朝左邊便道上吐了一口，“生意很好。我上次見到你是什麼時候，星期三？才四天。你很忙吧？”
“還行，”我又往前探了探，“聽著，皮特尼·斯科特，我不是來找你的，但碰到你很高興。尼碌·沃爾夫聽說你一周前就認出了安德魯·希巴德，卻不要五千美元的懸賞，他說你的幽默感真令人欽佩。要知道，為了把那五千美元搞到手，找個藉口可太容易了。我不會像他那麼說話。不過沃爾夫沒惡意，只是古怪而己。既然看到你，我想該告訴你，你的朋友希巴德正在我們那兒做客。昨天我帶他去那兒吃晚飯。如果對你沒什麼影響，他想再躲兩天，直到我們把事情都搞定。如果你突然變得貪財了，保持你的幽默感不會讓你損失什麼。”
他咕噥道：“這麼說你們找到安迪了。你們只需兩天時間就能把事情搞定。我還以為所有的偵探都很笨呢。”
“是啊，我們是夠笨的。我笨得連你昨晚是不是送朵拉·蔡平去了九十街，又把她送回來都不知道，正要問你。”
“好吧，問吧。我會說不是我。”他的嗓子又發出噪聲，吐了一口——一個總想喝一杯的人再次向喉嚨裡想像中的擁堵物發起無用的進攻。他看著我，接著說：“要知道，兄弟——原諒我這麼隨便——你們找到了安迪，我挺窩火，但也很佩服，你們還算聰明。無論如何，羅雷·伯頓是個相當好的人。他死了，保羅·蔡平又進了大獄，不好玩兒了，再也不好玩兒了，連我都覺得不好玩兒了。關於我的幽默感，尼祿·沃爾夫說得沒錯，的確令人欽佩。我是個人物，喜歡挖苦人，”他又吐了一口，“不過去他媽的吧，昨晚我沒送蔡平夫人去伯頓家，她自己開車去的。”
“哦，她自己開車。”
“當然。夏天，她和她丈夫去郊外野餐。這事兒現在看起來真是好笑，我想他們不會再去了。我不知道她今天干嗎用我，除非是她不想把車停在'墓地'前——她來了。”
我下了踏板，後退一步。朵拉·蔡平出了二〇三樓門口，朝出租車走過來。她換了一件外套和圍巾，但臉還是一樣，小灰眼睛也一樣。她拿著一隻長方形鞋盒大小的盒子，我想裡面是為她丈夫準備的星期日盛宴。她似乎沒看到我，更別提認出了我；她一腳踩上踏板，突然回頭直勾勾地盯著我，我第一次在她眼裡看到一種我能叫出名字的眼神，可不是喜悅。你可以說是邀請，如果你能接著說出來她要邀請我做什麼。管他呢，我走上前說：
“蔡平夫人，能與您同行嗎？我想告訴您——”
她上了車，砰的一聲關上門。皮特尼·斯科特一踩離合器，掛上擋，開走了。我站在那兒，看著出租車遠去，情緒不太高，因為我就是來找她的。
我走到街角，打電話告訴沃爾夫我不回去吃午飯了。我並不很介意，反正我還沒想好拿十點鐘買的雞蛋、奶油和香腸怎麼辦。我買了份《紐約時報》，回車裡舒舒服服地待著。除非她有什麼克拉默探長所不知道的吸引力，否則他們不會讓她在“墓地”待很久。
就這樣，我等了將近一個半小時。快兩點了，我正在想要不要去弗雷德·德金這周經常光顧的熟食店看看，當第八十次聽到汽車聲抬起頭時，我看到出租車緩緩減速。我已想好了怎麼做。朵拉的眼睛如此虎虎有生機，我琢磨著要想在樓下和她見面，然後一起上樓，估計得不償失；我要等她進樓，再勸皮特尼·斯科特帶我上去。有他在旁邊，她或許會讓我進去。又沒機會了。皮特尼·斯科特沒把車停在門門，而是又往前開了幾碼，然後他們倆一起下車，進了樓。我盯著他們，罵了幾句，決定不再等。我下車，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進了二〇三樓。我上了電梯，對電梯工說五層。他對我略微有些懷疑，很正常，但沒問什麼。我在五層下電梯，按“5C”的門鈴。
對那天下午在保羅·蔡平家發生的事，我無法裝出很自豪的樣子。這事兒的結局不比蔡平案好多少，並非我的錯，“不過你對此事的看法完全取決於你的角度”。沃爾夫後來對此作的那一兩句評論似乎暗示我很傻，但要讓我真心實意地承認可不成。廢話少說，事情是這樣的：
朵拉·蔡平來開門，我跨了進去。她問我要幹什麼，我說我要問皮特尼·斯科特點兒事。她說他過半小時就下去，我可以在樓下等，接著就要關門，都碰到我的腳了。我說：
“聽著，蔡平夫人，我還想問您些事。您以為我是您丈夫的敵人，但我不是。我是要幫他。這是實話。他沒剩幾個朋友了，無論如何，聽我說說對您總沒什麼損害吧。我有話要說，我可以對警察說，而不是對您，但相信我，您不會喜歡我那麼做的。讓我進去。皮特尼·斯科特在這兒。”
她把門敞開說：“進來。”
也許她的態度轉變應讓我有所懷疑，但我沒有。我只是以為我嚇住她了，而且更加確信如果她丈夫沒殺伯頓大夫，就是她殺的。我進屋，關上門，跟著她穿過門廊、客廳和餐廳，到了廚房。房間挺大，家具齊備，看來日子挺紅火。坐在廚房一張釉面桌旁的是皮特尼·斯科特，正在吃一塊焦黃的炸雞，盤裡還有四五塊。我對朵拉·蔡平說：
“我們要不讓斯科特先生獨自享受他的美味？”
她沖一把椅子點點頭，指著雞說：“還有好多呢。”然後轉向斯科特：“我給你倒杯酒。”
他搖搖頭，嚼嚼，嚥下去。 “我都十天沒喝酒了，蔡平夫人，不開玩笑，真的。咖啡煮好，我想來一杯。來——你說你叫古德溫，對吧——幫我一起吃。蔡平夫人說她吃過了。”
我餓了，我得承認雞肉看起來不錯，這意味著我應該一起吃。更別提沙拉了，裡面加了青椒。我坐下，斯科特遞來盤子。朵拉·蔡平走到爐邊，把咖啡壺下的火關掉。她的脖子後面還有不少繃帶，剃掉頭髮的地方挺難看。那天在辦公室我沒覺得她有這麼高——相當高大。她去餐廳拿東西，我咬了兩口雞肉，吃得更歡了，跟斯科特攀談起來。過了一會兒，朵拉·蔡平回來了，拿著咖啡杯和一碗糖。
肯定就在咖啡裡，也許她直接放進了咖啡壺，可我沒嘗出味道有什麼異常。咖啡挺濃，挺好喝。不過，她一定是把能找到的所有安眠藥片還有別的什麼東西都放裡面了，天曉得，勁兒真大。我給斯科特遞煙時，開始有所感覺，同時我也看到了他臉上的表情。他比我要早幾秒鐘。朵拉·蔡平又出去了。斯科特看著她出去的那扇門，想從椅子里站起來，卻不能夠。我真正記住的最後一個場景就是這個，他想從椅子里站起來，雖然此後，我一定又做了什麼，因為我醒來時，身在餐廳，距離通往客廳的門還有一半路程。
待我甦醒過來，天已黑了。這是我意識到的第一件事，有好一陣，我只知道這件事，因為我動不了。我努力睜開眼。我可以看到在我右邊，似乎很遠的地方有兩片昏暗的光，長方形，面積挺大，我努力思索那是什麼，猛然意識到那是窗戶。我所在的房間很黑，而街燈已經亮了。接著我努力思索我在哪個房間。
我的意識恢復了，但亂成一團。我還是不知身在何處，儘管已經絞盡腦汁。我在地板上翻了個身，手碰到一個金屬東西，挺尖，我把手縮回來，跪在地上，開始爬。我撞到一張桌子，一兩把椅子，終於撞到了牆。我沿著牆爬，肩膀抵著牆，繞過家具，爬兩步，就停下來摸索一番，終於摸到了門。我想站起來，但不行，只好摸摸我的上方，找到開關，按下，燈亮了。地板上有東西，我爬過去，伸展額頭和太陽穴的肌肉，以使眼睛睜開，剛才嚇了我一跳的金屬東西是我的鑰匙串。我的錢包也在地上，記事本、鉛筆、折刀、鋼筆、手絹——都是我兜里的東西。
我抓到一把椅子，想撐起來，但動不了。我試了試，摔倒在地。我想找部電話，屋裡沒有，我爬到客廳，摸到門邊的開關，打開燈。電話在對面牆邊的架子上，看似遙不可及，我真想躺下，就此放棄。這個願望如此之強烈，我有心大喊永不言棄，以鼓勵自己，卻喊不出聲。終於我爬到架子旁，靠著架子坐在地板上。我夠到電話，拿起話筒，放到耳邊。我聽到了一個男人的聲音，很微弱。我告訴他沃爾夫的電話號碼，聽到他說他聽不清，於是我大喊一遍，這回氣夠足了。過了一會兒，我聽到另一個聲音，我喊道：
“我找尼祿·沃爾夫！”
另一個聲音含含糊糊，我告訴他大點聲，問他是誰，然後明白了是弗里茨。我讓他叫沃爾夫接電話，他說沃爾夫不在，我說他瘋了，他含含糊糊地說了許多，我讓他再說一遍，大點聲，慢點說。 “我是說，阿奇，沃爾夫先生不在家。他去找你了。有人來找他，他跟我說他去找你。阿奇，你在哪兒？沃爾夫先生說——”
電話拿不住了，掉在地上，全完了，我的頭掉到手心裡，閉上眼，我想人們將我的行為稱做哭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