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在八月二十五日占領了全州以後，死性不改，又搞了一次大規模的屠城。這一次屠城相當之慘烈，整個全州城為之一空，不遜於晉州大屠殺。
事實上，日軍在丁酉之亂的表現，和以往大為不同。壬辰期間，他們好歹還會打起安民的旗號做做樣子，這一次連樣子都不做了，無論是左路軍還是右路軍，在全羅道的行軍路上都是一路燒殺一路血痕，以至於聯軍都可以從村鎮被焚的煙火來判斷日軍部隊的動向。在各方史料中，“盡焚家舍”、“入山抄掠”、“屠戮村所”之類的記載比比皆是，日軍隨軍的僧侶在日記裡感慨，說整個全羅道簡直變成了“赤國”。
日軍把這些被屠殺軍民鼻子割掉，用鹽浸好，作為軍功送回日本。秀吉在大阪城附近的大佛寺旁邊立了一座鼻塚，向來訪之人炫耀。
日軍這種殘暴行徑只說明一件事：無論秀吉是怎麼做夢的，日軍的將領和下層士兵們對朝鮮戰爭的前途早已經喪失了信心，他們不再考慮日後佔領的問題，只是單純地趁機會發洩獸慾，掠奪軍功，為日後歸國張本。
這是壬辰戰爭與丁酉再亂決定性的不同之處。一個是處心積慮地佔領，甚至還有興趣搞八道國割，建立統治秩序；一個則是徹底地喪心病狂，純以破壞為目的。這個特點，就注定了日軍的攻勢不會持續太久。
閒話少提。且說日軍佔領全州以後，按照事先制訂好的方略，讓小西行長停止北進，轉向全羅道沿海地區，徹底掃清朝鮮水師勢力；其他日軍則兵分兩路，同時向京畿道和忠清道進軍，務必在九月中旬前拿下漢城。
日本人殺氣騰騰的攻勢，讓朝鮮君臣回憶起了壬辰戰爭中的慘劇。他們嚇的手忙腳亂，打點行李又要往平壤跑。麻貴當時在漢城手裡只有八千兵馬，自度防守太難，也有棄守的打算。
楊鎬當時在平壤籌糧，聽到朝鮮人又要跑，當即快馬加鞭，在九月三日單騎闖入漢城。李昖一聽楊鎬來了，不喜反驚，低著頭嘟囔著說這兵荒馬亂的，楊經理您跑漢城來多危險啊，萬一有個閃失可怎麼辦，還不如回平壤呆著呢。李昖嘴上說的是楊鎬，心裡想的其實是自己安危。
楊鎬到了漢城以後，先找到麻貴，批評他消極避戰，還帶來了邢玠的命令，要求明軍不許從漢城後退半步。麻貴心裡有些委屈，不是他不退，而是朝鮮人實在不配合。整個全羅道就靠明軍撐著，朝軍連影子都看不到，前頭潰敗的潰敗，投敵的投敵，後頭哭哭啼啼整天無心防守，光靠他手裡頭八千多人，這仗真沒法打。
很快麻貴不委屈了，因為他發現有一個人比他還慘。楊鎬給李昖帶來一封來自邢玠的咨文，李昖打開一看，臉色登時變了。
在這封咨文裡，邢玠一改從前客客氣氣的態度，把朝鮮君臣從上到下罵了一個狗血淋頭，尤其是對李昖的小聰明罵的格外狠：'若自親社稷，竄伏草莽，求緩須火，中國豈得代為爾戍？即當還師境上，自固定封疆，爾東西南北自在也。該國自計歸著之地，務吐由衷，從實詳答，勿持兩端，誤我軍機”。
我們大明為你們浴血奮戰，你們就這麼配合的？再說逃跑的屁話，我們回國，你愛滾哪兒涼快滾哪兒涼快去！
可見楊鎬申飭麻貴，不過是個鋪墊，只是為邢玠痛斥李昖張本。這一篇咨文罵將下來，把堂堂朝鮮國王罵的無地自容，羞憤交加，捂著臉說：“予何以堪支？唯欲入地而已，55555555”。
一個大明官員在咨文裡用這種口氣罵外藩首腦，十分罕見。邢玠之所以敢這麼說，一定是出自北京的授意。這個小細節表明，北京的萬曆皇帝對朝鮮如此無能的表現，也已經很不耐煩了。
李昖想通了這一點以後，不敢再提什麼北逃的事兒，乖乖跟明軍配合，打一場漢城保衛戰。
此時在一線的明軍，只有兩萬不到，漢城附近不過一萬，多是宣大、保定薊鎮、延綏遵化的部隊，李如梅、李芳春、祖繼訓等遼東軍還在趕來的路上。面對日軍的虎狼之師，聯軍只有先行固守，才好伺機反攻。
此時朝鮮軍的精銳都被甩在了慶尚道，留在漢城附近的只有數千人，算上平安、黃海兩道的勤王部隊，也沒超過一萬人。他們戰鬥力有限，麻貴不敢把他們派往前線，只能將其分成兩部分，一部分交給李元翼，通過鳥嶺靠近清州地區，保護漢城側翼；另外一部分交給柳成龍，負責把守漢城附近關隘津口與漢江上游。
至於主戰任務，還得靠明軍自己。
作為與李如松齊名的大將，麻貴知道如果等到敵人殺到漢城城下，一切都完了。但固守不是死守，不是龜縮在漢城等敵人悠哉游哉地過來。明軍必須主動出擊，及時遏制敵人的攻勢，才能打亂其部署，給後續部隊集結爭取到足夠時間。
在十六世紀，全羅道連接忠清道與漢城只有一條坦途大道，即從全州一路往北，經公州至忠清道的天安，再向北至平澤、鳥山、水原，最終連接到漢城。天安位於這條樞紐大道的中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如果日軍攻克天安，那明軍的活動空間將被極大壓縮，別無選擇的麻貴只能在水原背靠漢江禦敵。
計議再三，麻貴派出了解生、牛伯英、楊登山、頗貴四員健將，連夜秘密南下，前往天安駐屯。他又覺得不放心，又派了擺賽帶兩千騎兵從後面接應，前往葛院、介川一線。
解生、楊登山、頗貴、擺賽，三個蒙古人一個漢人，號稱“宣大四將”，是麻貴的嫡係部隊，這一次麻貴一口氣全派出去了。
把宣大四將撒出去之後，麻貴親率明軍主力，進軍水原以為漢城屏護。他的思路非常清晰，要在漢城以南打一場運動防禦戰，在稷山、介川、水原之間設置多道防線，對日軍進行層層阻截。
作為配合，楊鎬甚至還打算請李昖御駕親征，也去水原鼓舞士氣，這個建議嚇得李昖抱著柱子死活不放手，最後只得作罷。
就在明軍心急火燎地南下時，日軍也在心急火燎地北上。
走在最前面的，是第三軍團黑田長政。在左路與右路軍全州會師以後，黑田擔當北上先鋒，一直追著陳愚衷屁股後面窮追猛打，一路佔領了公州，渡過錦江，逼近天安。在壬辰戰爭初期，黑田沒參加軍中二寶的那場極速狂飆，走的正是從天安到水原這條路，這次也算是故地重遊。
最先抵達天安地區的，是明軍。不過他們到了位於稷山山麓的金烏坪之後，就不走了，沒急著進天安城。解生知道自己這點兵力不足以抵擋日軍兵鋒，與其在城內呆著，不如利用稷山的險要地形與敵周旋。這個決定，完全符合麻貴的動態防守策略。
解生勘察了一圈地形，跟幾位同僚一合計，覺得稷山是個適合打埋伏的地方，應該把戰場選在這裡。於是他們把位置擺在了素沙坪以北，將部隊分成三協，左右兩協分別埋伏在西山附近的柳浦、靈通，中間一協當大道而立。素沙坪以南是一條小河，叫弓溪，倭寇只能通過河上小橋通行，才能進入素沙坪。如果能派別動隊把橋砸斷，那就是甕中捉鱉。實在是個打埋伏的好地方。
這雖不符合兵力集中的原則，不過解生等人的兵力本來就十分有限，集中了也無大用，還不如分散以壯聲勢。
明軍剛擺完陣勢，日本人就到了。
九月初七清晨，黑田軍出現在稷山南側的全義館，他對於天安小城毫不放在心上，扔給後隊毛利秀元去解決，自己引軍北上，先派遣了大將黑田圖書助、栗山四郎右衛門和毛屋主水去稷山，帶領兩千人先期抵達素沙坪。
這一千人都穿著白色軍服，當道的明軍士兵這麼一看，還以為是從戰場上潰退下來的朝鮮士兵，不以為意。栗山四郎倒是第一時間反應過來了，不過他看到大道上只有一協兵力，不由得鬆了一口氣，也懶得回報黑田長政，下令士兵舉槍射擊，驅散這一小撮擋道的傢伙。
一聽到鐵炮聲響，明軍都跳起來了。這不是朝鮮軍，是如假包換的倭寇！
怎麼辦？
打！
明軍左右兩路同時從兩側殺出，搖旗吶喊，弓弩雨下，還用預先設置好的各種口徑大砲對大道上的日軍進行轟擊。日軍只顧著注意大道上的明軍，被兩翼突襲殺了一個猝不及防，隊形登時大亂。在遮天蔽日的砲火壓制下，日軍士兵只能趴在地上瑟瑟發抖，根本顧不上反擊。
硝煙尚未散盡，急促的馬蹄聲又由遠及近地傳來。日軍驚恐地抬起頭，發現有數百名驍勇騎兵從大道沖了出來，憑藉著強大的突擊力，一下子就突破了日軍的隊形。左右兩協也毫不示弱，四將一馬當先，英勇地亮出武器，跟兇殘的倭寇展開白刃戰。
面對突如其來的埋伏，黑田軍毫無心理準備，在大道上亂成一團，進不能進，退不能退。黑田圖書助和栗山四郎右衛門位列“黑田八虎”，此時也都傻了眼。多虧了毛屋主水腦子反應快，一把抓起面大旗跑到高坡上，拼命搖晃，給混亂的部隊一個明確信號。總算黑田軍士兵紀律性也不錯，雖亂不潰，依照毛屋主水的指揮勉強收攏隊形，暫時退後。
這一次接觸戰中，日軍傷亡不少。明軍四將裡，頗貴自己斬落三級，楊登山和解生也各自獲得兩級，主帥收穫都如此之豐，這一仗勝得可謂乾淨利落。
三員日軍將領帶著殘兵敗將一路後退，其他兩個人覺得敵眾我寡，不如趕緊與黑田本隊合流再打。毛屋主水卻有不同意見：“我參加過許多次戰役，見過人數最多的就是信長公對勝賴公的長筱之戰。我們剛才遭遇的兵力，比長筱之戰的人數還多！。敵人人多勢眾，咱們要撤的話，肯定要被他們追殲。我看不如一齊出動，拼死一戰，說不定還有勝機。”
黑田與栗山忙問怎麼打，毛屋主水大手一晃：“明軍都配備有鐵盾，用鐵炮造不成多大傷害。咱們應該用鐵炮齊射吸引敵人注意，再派人趁亂突入排盾的守備範圍，砍腳不砍腦袋。”黑田與栗山一拍大腿，說咱們打！
他們按照毛屋主水的戰術反撲，明軍一下子沒適應過來，暫時往後撤了撤。不過這種退卻是暫時的，很快解生就反應過來日軍是外強中乾，他派了一支小分隊，繞過日本人把素沙坪南的弓溪小橋給堵上了。這一下子，日軍先鋒陷入了進退兩難的窘境，瀕臨崩潰。
這時黑田長政在遠處聽到槍砲聲，問左右到底是碰到敵人了，還是在打鳥？探子很快回報，是在打人……
黑田長政一聽，趕緊帶著本隊三千人匆匆趕了過來。大將黑田三左衛門大嚷說如果讓敵人把先鋒殲滅再過橋來打我們，咱們兵力太少，只有死路一條！他一馬當先沖上橋頭，驅散了正在毀橋的明軍小分隊，及時打通了道路。
黑田長政一看敵人勢大，趕緊命令後藤基次循西山一側前進，他自己則大張旗鼓登上東山以迷惑敵人。這個策略起到了效果，明軍主力被吸引到了東山附近，後藤基次、母裡太兵衛兩員猛將乘時突擊，擊退了解生對日軍先鋒的圍攻。黑田長政觀察局勢，發出了“敵兵十倍而我五後繼，不可不死戰”的感慨。
過了一會兒，解生又捲土重來。原來明軍來了一支後繼部隊，指揮官是李益喬、劉遇節。兩處合兵以後恢復了戰鬥力，重新把後藤、母裡隊壓了回去。
黑田長政見狀，不得不投入本部主力。這時另外一員將領竹森新右衛門建議說，敵人數量太多，硬拼難以支撐。不如我帶一支部隊從敵人右翼轉過去，吸引他們的注意力，您再帶本隊攻擊其側翼，才有勝機。
黑田同意了這個提案。果然明軍被竹森的誘敵部隊成功地吸引走，整個陣形向右側旋轉，把左側暴露給了黑田本隊。一番衝突之下，明軍不得不再次後退。這時趕上太陽落山，雙方結束了在稷山的這一場戰鬥。
歷史在這裡，又一次呈現出了它特有的魅力。
以上對這場戰役的描述，全部取自於《黑田家記》，這是諸多史料裡描述最為詳盡的。根據這本書的記錄，整個稷山之戰可以分為六個階段。
第一階段，黑田圖書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與明軍的遭遇戰，不敵後退。
第二階段，黑田圖書助、栗田四郎聽從毛屋主水的建議，用鐵炮和迫近戰打破了明軍的排盾陣，明軍被迫後退。
第三階段，黑田長政本隊三千人聽到槍砲聲，催馬急進。明軍派遣別動隊截斷了素沙坪以南的小橋，把日軍先鋒堵在素沙坪，使後續部隊不能前進。黑田圖書助、栗田四郎、毛屋主水三將行將崩潰。
第四階段，黑田三左衛門強行渡河，重新佔領小橋。後藤基次與黑田長政分據兩側山頭，母裡、後藤隊與解生、牛伯英、楊登山所部發生衝突，擊退之。
第五階段，明軍李益喬、劉遇節援兵抵達，與解生會師，再度反擊。日軍被擊退。
第六階段，黑田長政本隊開始進攻，以竹森新右衛門的策略使明軍暴露出左翼，予以痛擊。這時毛利秀元所部趕到，明軍不得不全線後撤。
明、朝史料對於九月七日這一場戰鬥，記載都不是特別詳細，只是簡單地記錄為“察賊未及成列，縱突騎擊之”和“一日六合，賊勢披靡，日暮各歇兵屯聚。”
這裡的“一日六合”，應該就是《黑田家記》裡提到的六個階段。
在《黑田家記》的描述裡，對整個過程中日軍的英勇極盡描摹之能事，對明軍的反擊卻是寥寥幾筆帶過，輕描淡寫。這是日本史料一貫的誇大其詞，不算什麼新鮮事。可我在閱讀這段史料的時候，會有一種奇怪的感覺，總覺得哪裡不對勁。
再仔細一想，終於發現了到底哪裡出了問題。
這段記載將黑田長政與麾下眾將在稷山的表現，描繪成是一場日軍以寡敵眾、幾度瀕臨絕境、最後依靠勇氣才擊退敵人的慘烈勝利。
前面提到了，毛屋主水赫然以長筱之戰的規模來比擬明軍陣容。而長筱之戰織田軍是三萬人出陣，武田軍是一萬五，也就是說毛屋認為對面的明軍總兵力至少是數万人的規模。
接下來在反复六次的拉鋸戰中，日軍將領也多次發出“大兵勝逾橋，我恐難支，是吾死所也”、“敵軍十倍而我無後繼，不可不死戰”、“彼多兵而我寡”的感嘆。一直到天黑，黑田軍也未能取得決定性勝利，僅僅只是把明軍打得“擾亂不能成備”，最後全靠毛利秀元後軍趕到，“敵餘軍不敢戰而退”，這才罷兵。
包括《黑田家記》在內的各種“家記”史料對戰爭的記敘有個規律：如果是日軍取得勝利的場合，會極力誇耀殺傷明軍數量之多，明軍如何一潰千里；如果是日軍戰況不利的，就極力擴大明軍兵力，然後誇耀日軍將領之武勇。說白了，贏了就是“屢戰屢勝”，輸了就是“屢敗屢戰”。
以前有個解放戰爭時期的笑話，說地下黨從嚴密封鎖的國統區報紙上，仍舊可以判斷出內戰局勢。只要看到哪裡國軍“英勇奮戰”，就意味著國民黨在這裡吃了虧。如果是“不顧犧牲英勇奮戰”，就意味著有一場大敗；如果是“不顧犧牲英勇奮戰匪不敢追”，就意味著有一場大潰敗。古今一轍，可以互相印證。
明白了這個規律，再回頭看《黑田家記》，會發現主筆者不遺餘力地讚美黑田諸將多麼勇氣十足，多麼驍勇善戰，多麼能在逆境中保持戰意。這本身就暗示了一個關鍵問題：稷山之戰對黑田長政來說，確實是一場苦戰。
與之相反的是，主筆者一提到稷山之戰中的明軍，則只是淡淡地形容說“驚頓”、“敗走”、“不敢戰”云云，這恰好反證了明軍損失很小，小到一貫擅長誇大其詞的《黑田家記》都沒法吹牛，不然他們早就吹噓殺得明軍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了。
應了那句話，沒有態度，也是一種態度。
問題在這裡出現了，明軍到底有多牛逼，竟能把一代名將黑田長政逼到如此地步。
讓我們來看一看雙方參戰人數。
黑田長政的第三軍團在壬辰戰爭時期的總兵力是兩萬五千人，經歷了戰爭損失，再加上原屬三軍團的島津義弘被分出去獨立成軍，到了丁酉再亂開戰時總兵力下降到一萬人。這一萬人裡，包括了黑田長政的五千人本隊，毛利吉成的兩千，還有島津忠豐、高橋元種、秋月種長、伊東佑兵和相良賴房的三千人。
丁酉再亂的日軍雖然仍以軍團區分，但大多數時候卻是隨意調配。全州會師以後，毛利吉成和島津、高橋、秋月等部沒有跟隨黑田成政北上，而是分散到全羅道和忠清道的其他幾路中去。跟隨在黑田長政身後的，只有八軍團的毛利秀元。
而稷山之戰毛利秀元只趕上一個尾巴，參與戰鬥的實際上只有黑田長政本隊，五千人。
黑田軍在日軍中也算是擅戰之軍。他們打得如此悲壯，屢次發出敵眾我寡的悲鳴，那麼明軍數量應該是在日軍之上，即使沒有日本人說的十倍那麼誇張，怎麼也得有一兩倍。
那麼稷山之戰在九月七日時的參戰明軍，到底有多少人呢？
參戰的四位將領中。解生麾下大同騎兵兩千，牛伯英帶的是薊鎮兵馬六百，頗貴帶的宣大騎兵三千，楊登山帶的宣大騎兵一千一百，總兵力是六千七百人，這個數字看起來很合理——但是不要忘了，這是他們入朝的總兵數，而不是前往稷山的人數。
《再造藩邦志》和《宣廟中興志》裡記載，麻貴“夜挑選各營精壯兩千人，驍將十五人，使解生牛伯英頗貴楊登山領之，遣於天安而諸將莫知。”也就是說，麻貴派遣部隊至稷山是一次秘密行動，沒多少人察覺。既然是秘密行動，肯定要掩人耳目，兩千人可以悄悄拔營而走，如果是六、七千人齊動，都多是騎兵，絕不可能不驚動其他將領。
真正抵達稷山的實際兵力，比兩千人要多。因為解生、頗貴與楊登山是從漢城領命出發，但牛伯英在八月底被派去接應從全州逃出來的陳愚衷，一直駐留在公州、天安等處，沒有返回漢城。他是在半路與解生所部會合，然後前往稷山。
也就是說，解生在九月初六的總兵力，大約是在兩千六百人左右。
在當天中午前後，李益喬、劉遇節前來支援。這支明軍不是麻貴的嫡系，而是楊鎬從平壤帶過來的，總兵力是一千兩百九十人。算上他們，明軍的總數達到三千八百九十人。
讓我們再把估算的範圍放大一點。在南原失守以後，陳愚衷帶著兩千人從全州撤到公州，與牛伯英合兵一處。楊鎬九月初三入漢城以後，把楊元、陳愚衷拿下治罪。此時軍情緊急，不可能把這兩千人都叫回漢城，正確的程序應該是楊鎬派人行文到軍中，拿回陳愚衷，陳所部則暫時交給牛伯英代管。
這樣算來，牛伯英與解生會合的時候，自己已經帶著兩千六百人。他與解生會合後，兵力為四千六百，再與李益喬合兵，達到五千八百九十人。
這個數字，比較符合常識。在日軍數万大軍面前，麻貴如果只派兩千人前往阻截，未免太過兒戲。他的真實意圖，應該是從漢城派出解生兩千，與孤懸在外的牛伯英兩千六百人會師，再加上楊鎬又派出一千，這才有足夠的兵力與日軍周旋。以往史料只記錄了漢城出發的兵力，往往忽略了牛伯英所處的位置。
無論是兩千人、兩千六百人、三千八百九十人還是五千八百九十人，明軍的總兵力最少不過是黑田軍的一半不到，最多也只是與黑田軍持平。黑田長政五千人對上相同數量的明軍，卻被打的叫苦連天，不得不誇大敵人數字來掩飾自己的痛腳，這戰鬥力實在是可堪玩味。
在九月初七的晚上。解生摩拳擦掌，準備在次日大干一場，把敵人徹底逐出天安地區，他勉勵部下說：“今看賊勢，明當決死以退。努力敢死，毋坐軍律。“同時還告誡同僚“但狡賊走，必由山路，騎步異勢，不可窮追。”可見他信心十足，連日本人戰敗逃跑時的應對辦法都策劃好了。解生還順便向後方的麻貴求援，麻貴命令原本埋伏在介川的擺賽火速率領兩千騎兵前進，去協防稷山。
與此同時，黑田長政也沒閒著，他派人去向後面的毛利秀元求救。毛利秀元的總兵力高達三萬，此時雖然沒有帶在身邊，但起碼一兩萬人也是有的。只要他一到，大局可定。
到了九月初八一大早，雙方都怕對方的援軍提前抵達，索性早早開打。這一次不再是分批抵達的遭遇戰，而是一場貨真價實的正面作戰。
援助朝戰爭打了這麼久，明軍在平壤、在碧蹄館、在慶尚道，在南原等地的戰鬥，要么是城市攻防戰，要么極端條件下的撤退戰，要么是以南兵為主的戰鬥，一直沒有機會發揮出北兵的真實威力。稷山之戰，算是第一次大明騎兵、砲兵與日本步兵在相對公平的戰場進行勢均力敵的較量。
在這一戰中，明軍騎兵終於可以酣暢淋漓地發揮出自己的威力，他們來自宣大邊關，騎兵戰鬥力絲毫不遜於遼東軍。這一場戰鬥的過程不必多說，因為史書裡的描寫已經足夠華麗，姑錄一下：“翌日平明，賊兵齊放連炮，張鶴翼以進，白刃交揮，殺氣連天，奇形異狀，驚惑人眼。天兵應炮突起，鐵鞭之下，賊不措手，合戰未幾，賊兵敗遁。合戰未幾，賊兵敗遁，向木川清州而走”
這段文字出自朝方的記載，而《黑田家記》裡對這一次戰鬥避而不提，只是說了一句“毛利秀元兵亦至，敵餘軍不敢戰而退，我兵亦綏。”算是間接承認了日軍的敗北。
頗貴在戰鬥後，曾不無自得地對朝鮮國王說：“倭寇很凶悍，前面死了後面還往前衝。老夫我五十多歲，跟周邊蠻族打了幾百場仗，還從來沒見過比倭寇更難對付的——不過只要我軍鐵騎發起突擊，他們也就完蛋了。”可見大明騎兵給日本人造成了極大的麻煩。在戰鬥中，明軍還擊斃了一名叫做葉一枝的日本將領，其他穿著金盔、金甲者的小頭目，也殺死二十多名，算是給死在南原的同僚報了仇。
戰鬥結束以後，黑田長政不得不向著清州方向退卻。明、朝史料裡說解生本來要追擊，但因明軍連續三天急行軍及戰鬥，過於疲憊遂大軍休兵，別遣分道追之，日軍退遁。我們猜測，追擊的部隊應該是擺噻的部隊，因為只有他的部隊是生力軍。而日方史料，則說因為毛利秀元大軍趕到，明軍不敢打，直接轉身跑了。
我們認為第二天戰鬥的實際情況，是黑田長政抵擋不住敗退，途中碰上毛利秀元的援軍，調回頭來找場子。解生一看日軍幾萬生力軍撲過來了，遂主動撤離了戰場，把天安和稷山讓給了日軍。
日本人說解生在打完仗以後，過了三天送了一頭白鷹給黑田長政，向他乞和。 《毛利家記》寫的更懸乎，說明軍被日軍殺得四散而逃，不得不爬上山去。面對日軍重圍，他們派人對毛利秀元說：“我們被派來援助朝鮮是奉命行事，跟你們沒什麼仇怨。以後我們也不打了，把旗給你蓋個戳作為印記，放我們一條生路吧。”毛利秀元於是在明軍軍旗上打了印記，放過了這些人——這些小故事蹟近演義，頗具戲劇性，在我們看來，其實真假關係都不大。
整個稷山之戰，雙方各自的損失是多少呢？
綜合各方記載，日軍的傷亡人數約為五百人到六百人，近黑田本隊的十分之一。明軍損失不明，但從解生等部在隨後幾場作戰的活躍程度來看，傷亡不會很大，最多不會超過兩、三百人。這個傷亡比例，比較符合騎兵對步兵的損失比，也比較符合明軍對日軍的損失比。
也許有人會覺得怎麼打了兩天傷亡才那麼點？事實上，冷兵器戰爭中最大的傷亡多出現於潰敗發生後，真正在戰鬥中傷亡的人數不會太多。隨便舉個例子，漢將李陵帶五千步兵出塞，與匈奴十萬遭遇，激戰八天，殺傷匈奴萬餘。算下來一天也就殺傷千餘，而且這還是漢軍大規模使用弩進行陣地防禦戰的結果。
那麼這場仗到底誰勝了？從戰術和數字上來看，明軍佔據優勢，但從雙方的戰略目的來看，最終日軍佔領了天安、控制了稷山，明軍被迫後撤，似乎日軍才是最後的勝利者。以往許多史論者，都是持這一觀點。
這其實是一個認識上的誤區。要知道，佔領天安、稷山是手段，不是目的。日軍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是北上漢城；明軍的戰略目的是什麼？是阻止日軍北上漢城。
黑田長政和毛利秀元在佔領稷山之後，沒有繼續進軍，因為稷山大戰中明軍鐵騎給他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而黑田長政更是第二次在野戰中對上了明軍騎兵，前一次則是和李如鬆的碧蹄館大戰。他對這一帶地形很熟悉，知道從稷山到漢城一路是少有的坦途，道路寬廣，地勢開闊。若換在平時，自然是條好路，但在前面大明鐵騎的威懾下，他不得不重新考慮。
如果日軍北上，明軍騎兵可以在進軍途中輕鬆自如地來回馳騁，想戰則戰，想走則走，不受任何阻礙。他們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發起攻擊。按朝鮮人的說法，明軍騎兵稷山之戰中“槍槊電飛，馳突亂砍”“出入如飛”，那麼從天安到漢城這一百五十里的寬闊大路，會不會成為大明騎兵的樂園、日軍的地獄呢？想到這個可能，黑田長政一陣寒顫，在解決這個問題之前，絕不能北上。
日本人一直說，朝鮮戰爭他們經歷過三次大戰：平壤之戰，幸州山城之戰，還有就是稷山（素沙坪之戰）。足見是戰對日軍指揮官的影響之深。
於是結論就很明確了，稷山之戰的勝利者，是大明。解生等將領在素沙坪的奮戰，成功地阻止了日本軍隊的繼續北上，安定了漢城軍心——事實上，稷山是丁酉再亂中日軍兵鋒所及的最北端。從那以後，以稷山為起點，明、朝聯軍正式轉入反攻階段，下次再等到日本人越過稷山殺入京畿道，要等到幾百年以後的甲午了。
在本章結束時，順便說一個趣事。
稷山之戰的勝利傳到漢城，免於二度放棄漢城的朝鮮人非常高興，他們在記錄裡不吝用極華麗的文字來描述這場戰鬥。可是，在這一片歡騰之中，卻有一個人保持著沉默。
誰呀？李朝的中流砥柱——柳成龍。
柳成龍戰後寫了一本《懲毖錄》，回顧整個朝鮮戰爭。這本書寫到丁酉年九月初的漢城危機時，只寫了六個字：“賊從京畿還退”，對稷山之戰隻字不提。對他這種行為，別說我們，連當時的朝鮮人都無法理解，《青野漫錄》充滿嘲諷地評論說：“楊鎬於我國有再造之功，而懲毖錄全沒其事，有若倭奴自退者然。素沙之捷，塗人耳目，而猶以私怨沒之，此為成龍之大疵痛。”
跟李如松合作時，柳成龍在《懲毖錄》避而不談實際困難，一味指責李提督怯懦避戰，甚至污衊明軍在碧蹄館之戰中因日軍刀利而無一人敢前；跟楊鎬合作時，他又因為有私怨而故意隱其事蹟，抹其趕赴漢城鎮壓人心功績，對稷山之捷更是一字不提。跟大明前後兩位主官都鬧出彆扭，又在自己撰寫的書裡故意抹黑或者無視，柳成龍在這事兒上，實在是非常不地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