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回來了，可該怎麼跟朝廷解釋呢？
黃慎是個精明人，這一路上把原來沒想通的事都打聽的差不多了。他毫不客氣，一五一十地把出使情況匯報給了朝鮮高層。雖然他因為出使失敗而被貶官處罰，但這份報告卻被保留下來，送到了北京。
而明使方面，則只有楊方亨先返回北京，副使沈惟敬卻藉口與日本和談未完，暫時留在漢城——到了這時候，這位沈大官人，居然還在醞釀著這麼蒙混過關！
沈惟敬知道楊方亨這個人是君子，沉穩有餘而精明不足，說白了就是君子可欺之以方。他欺負楊方亨不懂日文，告訴他秀吉已經回心轉意接受冊封，您可以放心地告訴皇帝，咱們在九月二日在大阪城已經順利冊封了日本國王，教朝廷不必擔心。
楊方亨一聽急了，這是欺君之罪啊！再說了，按照規矩，冊封完以後，秀吉應該要有一封謝表給萬曆，謝表哪兒弄去？
沈惟敬一拍胸脯：“我在這兒等著他們送過來，你先回去就是。”
楊方亨未必不明白沈惟敬在說瞎話，可他心裡也明白，這次回北京如果說出實情，一頓板子是免不了的。人總是傾向於相信自己願意相信的話，於是楊方亨同意了沈惟敬的計劃。
楊方亨先修書一封給北京，說金印、冕服什麼的已經被日方接受，謝表稍後附上云云，然後留沈惟敬一個人在慶州，自己先回國了。
楊方亨不知道沈惟敬從頭到尾沒說過一句實話；他更不知道，沈惟敬曾經偽造過《關白降表》去欺騙朝廷。
連《關白降表》都敢偽造，再偽造一份《日本國王謝表》，算得了什麼？
沈惟敬很快弄好了謝表，派人送歸北京。自己卻仍舊不肯回國，反而每天往返於釜山與宜寧之間。他打的旗號是與倭人聯絡溝通，其實是已經做好了流亡的準備。這事若是蒙混過去，還則罷了；若是蒙混不過去，他就拔腿投了日本人，當個正牌漢奸。
萬曆皇帝在北京先看到了楊方亨的報告，卻沒看到謝表，已經起了疑心；既而收到朝鮮方面的黃慎報告，更是疑竇大起。
恰好這時候沈惟敬偽造的謝表送到，諸臣一傳閱，被一個小小的兵科給事中徐成楚看出了破綻。徐成楚指出，這謝表裡又沒有年月日，又沒有豐臣秀吉的畫押簽注，粗製濫造，殊為可疑。萬曆看到言官的上書，叫來石星與楊方亨質問，兩個人不明就裡，只得辯解說日本粗鄙不堪尚未開化寫的東西不符合中華體例云云。
又過了幾天，萬曆中止了調查。
因為遼東軍區傳來了一個驚天的消息。在萬曆二十五的正月十四日，加藤清正帶著兩百條船氣勢洶洶地登陸機張，對朝鮮軍控制的梁山一線發起了攻擊。
戰爭，再度爆發！
日本人都打過來了，那麼這份謝表的真偽也就不必研究了。
堂堂大明帝國幾百個精英官僚，居然被幾個宵小之輩欺騙了四年多！那些汗牛充棟的“封貢”大討論，只是毫無意義的鬧劇；冊封使臣的行動，更是淪為一場笑話。自從土木堡之來，大明帝國還從來沒如此顏面盡喪過。
是可忍，孰不可忍！
萬曆和諸多臣僚都怒極發狂，各路彈劾奏章如滔天巨浪朝著石星、楊方亨和沈惟敬撲來。其中罵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工部都水司郎中岳元聲，他把矛頭直指石星，總結出石星的三辱四恥五難七事：
哪三辱？祖承訓在平壤全軍覆沒；李如松碧蹄館喪師退兵；宋應昌密謀受和。
哪四恥？內藤如安到北京過闕不下馬；石星卑辭厚贈；沈惟敬主盟赴約；李宗城夤夜逃走。
哪五難？石星偷偷派人給秀吉置辦了一套蟒衣金幣；沈惟敬帶了三百匹馬過海去討好倭寇；楊方亨捏造軍情；劉綎的駐朝部隊被裁撤；諸龍光被殺，南兵被殺，兇手王保卻繼續高官厚爵。
哪七事？不用贅敘了，就是秀吉的秀七條。
這些罪狀裡有些是石星的責任，有些不是，不過誰也不會在乎這些細枝末節：你是兵部尚書，出了這麼大婁子，不怪你怪誰？
石星面對洶洶的彈劾浪潮，想死的心都有，乾脆自請親自趕赴日本去阻止開戰——這種話都說得出來，說明石星已經是方寸大亂了——萬曆皇帝理所當然地駁回了這個請求，因為馬上會有一個大活動，他身為主角不能出席。
萬曆二十五年三月，萬曆皇帝命令刑部尚書蕭大亨會聚九卿科道諸官，搞一個大會審，徹底查查是怎麼回事。
這次會審大概是有明以來審得最認真最仔細的一次。刑部把這些年來所有的往來文書和都翻騰出來，一封一封地對質，一個細節一個細節地摳，一個人接一個人地提審。小西行長和沈惟敬的計劃本來就是漏洞百出，經不起認真推敲，經過這麼仔細地徹查，他們前後欺上瞞下的種種劣跡終於真相大白。
會審的結果是：楊方亨革職，永不敘用；石星推薦的遼東經略孫礦革職，回職聽勘。
至於石星，他級別太高，蕭大亨不敢自做主張，批了一個革職候旨，請皇上定奪。不過蕭大亨有心替同僚說些好話，在上奏裡認為石星只是輕聽誤國。可是到了首輔趙志皋那裡，味道就變了。
石星的議和活動都是在趙志皋支持下搞起來的，如果要追究責任，趙志皋也脫不了乾系。許多官員早就看不慣這個老東西，彈劾的時候不忘捎帶著罵趙志皋一頓。
趙志皋為了自保，上疏說這些事我都不知道，全是石星一個人偷偷摸摸搞起來的。石星明知道趙志皋落井下石，可是他不敢隨便攀咬。這是官場的潛規則，你自己把責任扛了，妻子家人還能有人罩著；你如果胡亂把別人扯下水，便是個一拍兩散的局。
群臣對石星意見洶湧，首輔落井下石，而皇帝的態度更加堅決。
萬曆皇帝對石星的不滿到了極點。辦事不力，這是能力問題；撒謊撩屁，這就是人品問題了。皇帝不恨無能，不恨貪瀆，最恨的是不忠。本來在開戰之初，石星與萬曆配合的十分默契，第一次援朝時也辦得盡心竭力，怎麼你這濃眉大眼的，也叛變革命了呢？
恰好這時候南原戰敗的消息傳到京城，朝野震動。於是萬曆痛恨交加，給石星罪加一等，說他“諂賊釀患，欺君誤國。”直接下獄論死，家人發配到廣西柳州衛所。那會兒廣西還是遍地土司的蠻荒之所，移居過去對孤兒寡母來說是九死一生。
石星枯坐在京城的監獄裡，自己四十餘年的宦海生涯居然就這麼結束。當年他在北京的旮旯裡翻出沈惟敬的時候，可沒想到這老東西會惹出如此之大的麻煩。石星是個讀書人，不希望被押出去在眾目睽睽之下被砍掉腦袋。他決定體面地結束自己的一生，開始絕食——他這次成功了。
數年前還風光不可一世的兵部尚書，就這麼活活餓死在了監獄之中。
很多人對石星在戰爭前後大相徑庭的表現而驚訝，一個力排眾議堅決開戰的抗日名臣，為何會淪落成一個一味屈意媚日的主和派呢？
他們既高估了石星，也低估了石星。石星對日開戰不是出於高尚的民族覺悟，對日和談也不是出於天生的漢奸賤骨頭，他這一切所作所為看似矛盾，實際都是有一個動機一而貫之——好官我自為之。
石星年輕時候以直言而著名，經過嘉靖、隆慶、萬曆三朝的磨礪，棱角已被磨去，他變成大明朝眾多碌碌官僚中的一員。這些官僚最顯著的特點，是不求有功，但求無過，最好什麼風險都不出，一直到告老乞歸，衣錦還鄉。
六大部委之中，要屬兵部尚書最難做。兵部負責的是打仗，只要一打仗，就一定會存在風險。當初石星被委任為兵部尚書，打心眼裡不願意幹，好幾次請辭都沒被批准。如何規避風險，成了石星在任上的主要課題。
初期石星對日力主開戰，不是出自自己的判斷，而是因為萬曆皇帝力主開戰——緊跟皇帝的決策當然是最安全。當時的石星，其實沒把日本當成多大的麻煩，不然也不會漫不經心地找一個市井無賴沈惟敬去負責和談。在他的想像裡，這不過是一次中等規模的軍事行動，只消明軍入朝打上幾場胜仗，記下幾筆功勳，就足夠了。
可是日軍的頑強遠遠超出了石星的預計。宋應昌、李如鬆在朝鮮戰場表現不錯，可每一場仗都打得危機四伏。作為兵部最高決策者，石星深知其中凶險，他不想冒著崩盤的危險繼續打下去，勝了固然好，若是敗了，他難辭其咎，風險太大。
懲於這種保守心態，和談成了他必然的、也是必須的選擇。所以他的一切矛盾行為——對宋應昌態度的變化，對南軍態度的變化，對沈惟敬態度的變化等等——歸根到底都是為了同一個目的：風險規避。因此即使沈惟敬的謊言漏洞百出，石星也不願意或不敢去多想，只得這麼一條道兒陪著沈惟敬走到了黑……
石星不是個壞人，甚至不是無能之人，作為蕭規曹隨的守成之臣他表現得很出色。如果生逢盛世，石星也許可以安穩地做完兵部尚書，甚至進一步入閣。他落得這麼一個結局，除了要歸咎於性格上的弱點以外，大概也只能說是生不逢時吧。
現在石星死了，楊方亨、李宗誠等人受了懲處，孫礦、謝用梓、徐一貫等相關人員也各有處理。而這起“封貢”鬧劇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現在石星死了，楊方亨、李宗誠等人受了懲處，孫礦、謝用梓、徐一貫等相關人員也各有處理。而這起“封貢”鬧劇的始作俑者沈惟敬呢？
早在萬曆把石星革職的同時，他重新調整了人事佈局，由蕭大亨暫時代理兵部事務，兵部左侍郎郉玠接替孫礦擔當經略一職，遼東布政使楊鎬擔任經理朝鮮事務，與李如松起名的回族名將麻貴擔任禦倭總兵官，各地調集人馬，準備二次援朝。
而邢玠走馬上任的第一件工作，便是捉拿沈惟敬。
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工作。沈惟敬一直呆在釜山附近，有點風吹草動，便能立刻逃入倭營中。一旦讓他投靠了日本人，朝廷最後一點臉面可就掛不住了。當時明軍在朝鮮兵力不多，只有駐守南原的遼東軍楊元和駐守忠州的南兵吳惟忠，其中楊元和沈惟敬比較接近你。郉玠為免打草驚蛇，叮囑楊元要秘密逮捕之。
楊元接了任務，表面上若無其事，暗地裡開始暗暗跟踪沈惟敬的行止。他發現沈惟敬帶著一個三百多人的小營，只在宜寧、慶州附近活動。
楊元決定先解除他的武裝，假借駐軍將領的名義，偷偷以移營、換防為藉口，把他身邊的人更換一空。其實沈惟敬在軍中毫無根基，楊元這麼做只是為了預防萬一。捉拿沈惟敬是頭等大事，不能有一絲疏忽。
日軍此時已登陸半島，開始展開作戰。沈惟敬雖不知楊元到來，但多少聽到些北京巨變的風聲。騙子天生敏感的嗅覺讓他惶惶不安，開始琢磨著投奔小西行長。
小西行長絕對是個講義氣的好哥們儿，他聽說沈惟敬在大明混不下去了，立刻派了柳川調信和五百名士兵，分坐九條船去接應。沈惟敬看到日軍有接應，大喜過望，收拾收拾行李，悄悄離開宜寧駐地，朝著釜山逃亡而去。
這個動向立刻被楊元的眼線偵知。楊元二話不說，率領六名遼東騎兵風馳電掣地追擊而去。遼東軍別的不行，若比起速度，在東亞根本沒有敵手。他們從南原星夜疾馳，一路追過宜寧十里路的丹溪境內，正看到沈惟敬帶著細軟趕著馬車正慢慢溜達著呢。
沈惟敬這幾年可賺得不少，裝了足足一馬車，嚴重影響了逃亡的速度。楊元一見大喜，追趕上去，還有心情弄一出貓玩老鼠的遊戲，假裝問他倭寇情形如何？沈惟敬帶著一絲僥倖回答：“成不得了。”楊元說既然成不得了，幹嘛不到我那兒去回報？
沈惟敬到了這時候還想騙，說加藤清正派了人去慶州談判，我得趕去辦事，怎麼也得呆一個半月吧。楊元玩夠了，面色一變，六名遼東騎兵如狼似虎地撲了上去，沈惟敬一個風燭殘年的老頭子，哪裡抵擋得住，直接被抓了一個正著。
沈惟敬落到明軍手里以後，楊元沒敢多留，立刻打造囚車，派了重兵保護送這位大騙子回遼東。這時候已經是萬曆二十五年七月，朝鮮半島很快就要迎來丁酉再亂的第一次高潮。
令人佩服的是，沈惟敬一直到了這時候，仍舊表現出極佳的心理素質。他沒有像石星一樣失魂落魄，一蹶不振，居然仍舊在積極求生——他不知走了什麼門路，搭上了山東按察使蕭應宮的線，重金賄賂，希望他能給自己說說好話。
蕭應宮和沈惟敬是大鄉，是個見錢眼開的貨，也不問這事有多嚴重，收了沈惟敬的好處以後，便派了一個叫丁應泰的幕僚——這人後來在丁酉再亂裡也掀動起軒然大波，此是後話，暫且不表——到邢玠那裡去求情。邢玠一看，愣住了，見過蠢官，可沒見過這麼蠢的。沈惟敬是朝廷指名要抓的欽犯，這種高壓線他都敢說好話，是嫌命長了麼？
邢玠沒客氣，把求情書信直接上交朝廷。很快御史們就用口水把這個要錢不要命的蕭應宮參倒，削去職銜，滾回家去了。
沈惟敬被押送回北京以後，直接下了錦衣衛的詔獄。所有人都認為，這個騙子死定了。可是沈惟敬在監獄裡，仍舊表現出堅韌的求生意志，他不像石星為了名節寧可餓死，該吃就吃，該喝就喝，只要一天不死，就要掙扎著活下去。
奇怪的是，萬曆一直沒有下達處死他的命令，於是沈惟敬在詔獄裡一呆就是兩年。
這種平靜生活一直持續到了萬曆二十七年四月。取得全面勝利的大明軍隊班師回朝，萬曆皇帝除了祭告郊廟、大賞功臣以外，還搞了一次公開處決，處決對象包括日本俘虜、通倭漢奸和作戰不利的明軍將兵。
沈惟敬赫然列在通倭漢奸名單之首，被判棄市。這位大騙子終於結束了自己的奇妙一生。
諷刺的是，跟沈惟敬同時問斬的，居然還有親手捉拿到他的楊元。而他倒大霉的其中一個關鍵因素，正是因為沈惟敬。
原來沈惟敬被捕之後，對楊元極為痛恨，他偷偷派遣婁國安潛入日軍陣營，告訴小西行長，楊元駐紮在南原城內，總兵不過三千遼東兵馬，附近還有全州兩千明軍，可一鼓而下。這間接促成了丁酉再亂時日軍首先把矛頭指向南原，楊元不能抵擋，被迫撤軍，結果以“棄師”的罪名被梟首示眾，與沈惟敬同時處刑——老沈也算是報了一箭之仇。
如果說沈惟敬之前的遭遇，尚還情有可原的話，那麼這一次密報南原的舉動，把他徹底釘在了歷史的恥辱柱上，是不折不扣的漢奸行為。
沈惟敬是整個抗日援朝戰爭中最有傳奇色彩的人物，他以一介卑微布衣之身，遊走於戰爭之間，依仗三寸不爛之舌把三個國家都忽悠得暈頭轉向，從秀吉、萬曆到小西行長、石星、宋應昌、柳成龍，當世的頂尖人物都被這個小老頭挖了個大坑唬弄過，不愧是明朝——不，是東亞第一巨騙、十六世紀東亞外交史上的一個奇葩。
公平來說，在一開始，沈惟敬自己也沒想到最後會走到這一步。他當初被石星從北京城裡挖出來的時候，確實是盡心竭力，披肝瀝膽，相比起大明其他外交人員的顢頇表現，他已經算得上很敬業了。別的不說，單說單騎闖進平壤城的壯舉，便非常人所能做到。他的努力為李如鬆的進軍爭取到了寶貴的時間，這份功績不容抹煞。
真正悲劇的根源，在於他的身份。市井無賴的烙印，注定了他只是一枚用過即棄的棋子，廟堂之上的人壓根看不起這個低賤的傢伙，沈惟敬只能拼命證明自己有用，才能活下去；而也正因為騙子的身份，讓沈惟敬一次又一次選擇用欺騙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價值。這兩種作用力相互作用，最終讓他走上了一條漢奸賣國的絕路。
當沈惟敬在大阪城向秀吉那屈膝一跪時，他這個人在歷史中的形象，便已經凝固了。可憐，可悲，亦是可恨。
秦相李斯在被腰斬之前，對兒子感慨說忽然很懷念當年在老家上蔡的東門溜黃狗的美好生活。不知沈惟敬在死之前，是否也會懷念起自己當初在京城跟人煉丹胡鬧的日子？
或許沈惟敬一點也不後悔。他死的時候，年紀已經超過七十，已比同時代大多數人活得長。而且他人生最後七年的經歷，遠比此前幾十年的人生，以及大部分人一輩子加起來都要精彩曲折。
如果以萬曆二十一年三月停戰算做壬辰戰爭結束，那麼到萬曆二十五年二月丁酉再亂，恰好是四年的和平時期。
在這四年的戰爭間歇期，大明與日本你來我往地忙活著議和的事，那麼朝鮮人到底都乾了些什麼？
他們沒資格參加談判，所以只好悶在國里，做點正經事——練兵備倭。
朝鮮官軍在整個壬辰戰爭的表現實在是太差了，動輒一潰千里，差到連他們自己都看不過眼。因此早在萬曆二十一年二月二日、戰爭尚未結束的時候，柳成龍便已經明確地向軍方提出了要練兵備倭的口號。
他的這個提議很快便得到了執行，沒遇到什麼大阻力。原因很簡單，朝鮮官軍在壬辰戰爭中幾乎被消耗一空，從基層到高層都死的差不多了……一張白紙，才好做文章。柳成龍把各地義軍重新整編，納入官軍範圍之內。這些義軍經過一年戰爭的洗禮，無論士氣和戰鬥力都比原來的朝鮮軍隊高出一大截。截止到丁酉開戰之前，朝鮮軍的總兵力已經達到七萬到八萬左右，其中一半集中在釜山附近的前線，用來防備倭寇。
練兵分成了兩個層面：一個是精神層面的，一個是物質層面的。精神文明與物質文明，兩手都要硬。
精神層面指的是軍隊的戰法與戰術手段。一支軍隊必須得有自己的一套核心作戰理論和與之相配的戰術，比如日軍的鐵砲戰法，再比如遼東軍的鐵騎戰法，而朝鮮陸軍卻極度缺乏這種理論支撐，基本上還處於“看見敵人掄著大刀一窩蜂就上“的初級階段。壬辰戰爭中朝鮮軍動輒崩潰，就是因為缺乏組織力的緣故。
在這方面，朝鮮人有一個現成的老師：明軍——或者說的更準確一點，是南軍。
南軍出自戚家軍，而戚家軍是十六世紀乃至中國整個軍事史上最講究組織性和戰術性的軍隊，尤其是對倭寇的戰績無出其右。請他們來當老師，真是再合適不過了。
朝鮮人對南軍的崇拜深入骨髓，簡直就是奉若神明。當初李如松撤走，留下了吳惟忠的南兵守衛漢城，讓朝鮮人欣喜若狂。
南軍將領入朝，在壬辰戰爭中並不怎麼重要。但在中朝兩國交流史上，將領大多為武林高手的南軍入朝，卻是一件大事，因為這糾纏出了一起中朝交流史上長達百年的官司。自然，對朝鮮人來說，這是件必須要“辯誣”的大事。
吳惟忠出身於南方軍系，而南方軍系的兩尊大神——抗倭名將戚繼光和俞大猷，大家都知道。這兩位名將是正經的武林高手，大家也知道，戚繼光的《紀效新書》《練兵紀實》，俞大猷的《劍經》，不是隨便什麼武將都能寫出來的。
然而，戚繼光雖然在他的《紀效新書》裡收錄了中國很多種長短武藝，卻惟獨沒收刀法，原因據他自己說，是因為當時的中國刀法雖然很多，但“傳其妙者絕寡”，所以不收，留待後人有發現者增補。而他在軍中所傳的“辛酉刀法”，則脫胎於他得到的日本刀法，因此在他修訂的第二版《紀效新書》裡，刪去了他認為在軍中用處不大的一些內容，譬如拳法，增加了日本刀譜等內容。
與此同時，明朝不少文武雙全的文臣武將和軍事理論家們，如何良臣、宋懋澄、茅元儀等人，都不約而同地在各自記敘及著作裡說，中國唐宋時古軍陣所用的實戰刀劍法，到明已經式微，基本沒人會了，或者乾脆可以說就是失傳了。
毫無疑問，來自戚家軍的吳惟忠，必然精通脫胎於日本刀法的“辛酉刀法”，他們對上了日本武士，這也是件很有意思的事。從朝鮮戰場上的表現看，似乎正宗的日本刀法並沒佔便宜，在白刃戰中，很多時候日軍敵不過明軍。
比之戚繼光，南軍的另一尊軍神俞大猷身上的傳奇色彩，要濃重得多。
俞大猷當年南下平倭時，曾路過少林寺，並與少林和尚們進行了親切會談，之後還教了少林和尚不少武藝——因為他認為當時的少林武藝有不少已經失傳，有必要吸收新鮮血液。
再說他那本武學著作《劍經》，如果只看名字，是人都會認為這是講劍法的，可惜它偏偏就不是。這本書主要講的是棍法，或者說什麼都講了，就是沒講劍法。
寫了一本名叫《劍經》的書，裡面不講劍法講棍法，實在很沒道理。
俞大猷不是沒文化的人，他文化好得很，易學底子比一般文人都好，著作也很多，顯然在這事上，有他自己的道理在。
那麼，到底是什麼道理呢，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呢？
沒人知道。
這是俞大猷留下的一個謎。
最討厭的是，他還不留標準答案，所以到現在也沒個大家能一致認可的權威答案。
不過，線索還是有的，而且還不少，這事不算完全無解。
我們目前知道的資料是，俞大猷本人精通劍法，而且是一種古代雙手劍法——荊楚長劍。這不是劍法的具體名稱，而是指流傳在一定區域裡的一種劍法。他那位劍法師傅在他劍法大成後，曾說他日後天下無敵矣——這話當然不太好當真。不過從他和少林寺的淵源中，可知他確實武藝過人，是當時罕見的高手。
俞大猷南下路過少林寺的時候，進去是一個人，出來卻變成了三個人。他從少林寺帶走了和尚們推選出來的兩個和尚精英宗擎、普從，跟隨他南下學習劍法。在少林寺裡的具體情況，據他自己說，有一千多號小和尚給他表演了少林武術，他看過之後，認為不少真功夫失傳了，於是就跟少林大和尚說了，少林大和尚就讓少林小和尚們選舉了兩個精英小和尚，跟隨俞大猷學武去了。
這事很不對，裡邊肯定有問題。
俞大猷看完一千多少林和尚的表演後，張口就說少林功夫不是真功夫，是花架子，那一千多號少林和尚能服氣？他俞大猷又不是佛祖，能舌燦蓮花幾句就把一千多彪悍的少林和尚全都鎮住。所以我猜測中間過程被他故意略去了，至於具體過程是什麼，他不說，我們沒法知道。如果按武俠小說的套路，必然是俞大將軍打遍少林無敵手之類，最後才能出現這個結局。
記載這事的，是俞大猷應少林寺和尚要求寫的一篇紀少林寺修十方禪院的文章。這篇文章寫好後，被少林和尚帶回去，刻成石碑豎在少林寺。所以其中如果有被俞大猷故意略去的情節，也很容易理解……不能這樣打人臉不是？
話說宗擎、普從兩和尚，跟著俞大猷學了三年多，覺得技藝已成，要回少林寺，走前跟俞大猷請示：我們學了您的劍法，現在準備回少林去，選合適的僧人傳授，以便把這門劍法流傳下去，您看可以不？俞大猷慨然應允。
又過了十三年，忽然門丁來報，門外有一和尚求見。俞大猷請進來一看，卻是宗擎和尚。兩人唏噓完，宗擎告訴俞大猷，那普從和尚已經物化西去，但俞大猷教授的劍法，少林寺中已經有百多僧人精通，可以放心不會失傳了。
這裡我們可以發現一個問題，就是兩位和尚回少林前，特地向俞大猷請示了是否允許他們把劍法傳給少林寺的其他和尚。
中國武術傳承規矩甚多，什麼傳男不傳女之類，兩位大和尚這麼做很正常。而俞大猷的那位劍法師傅李良欽，壽命特別長，一直到九十多歲才去世。俞大猷平倭成功後，還特地上書為他請功過，當然，李師傅以傳統的武林高手姿態，沒要。
這麼一說，大約能理解俞大猷為什麼把書名叫《劍經》，說的卻是棍法了。
和尚要傳給少林其他和尚，尚且要請示俞大猷徵求他的同意，那如果俞大猷把這門劍法直接給印刷成書大肆販賣公示天下，那豈非成了師門逆徒？要是按照武俠小說的套路，接下去多半就是師門追殺這個洩密分子等等曲折情節。
當代武術名家，馬家刀法傳人馬明達先生的解讀認為，《劍經》裡的棍法和其他武術理論，其實隱含了很多雙手劍法在內，因此很可能俞大猷以棍代劍，把他那門劍法給隱藏在《劍經》裡了。
我覺得這是目前最合理的答案。大家如果有空，不妨多去考據、索隱一下《劍經》吧，這可是真正的武林秘籍，也許會練出一個不世高手來——這可不是開玩笑……
俞大猷除了把這劍法教給了少林和尚外，還曾選拔了一千多名能舉兩百多斤的精壯少年，傳授這路劍法，用以平倭。而南軍入朝的部隊中，就有支福建兵，領兵的正是俞大猷的同鄉、游擊將軍許國威。
吳惟忠、許國威、駱尚志這幾個武林高手，入朝之後，對朝鮮軍隊實在是看不下去了，便開始幫著訓練朝鮮軍隊，把從戚繼光和俞大猷那裡學來的武藝兵法等等，傾囊相授。
這下把朝鮮人感動壞了，天將傳授的天朝兵法和武藝啊，朝鮮對此很重視，後來由官方組織，把天將所傳之各種武藝兵法彙編成書，以便日後研究、學習、強國強兵。
這事本來到此為止了，沒什麼好鬧的。
可在大明天啟年的時候，茅元儀那本赫赫有名的巨著《武備志》出版了。在這本書裡，茅元儀和戚繼光等人的意見一樣，認為中國古代用於軍陣的刀劍法已經失傳，然後又說他從一個好事者那裡得了一本來自朝鮮的中國實戰用雙手劍譜，因此起名叫“朝鮮勢法”，合共二十四勢。這本來也沒什麼，要命的是他沒說清楚那好事者是誰，也沒說這“朝鮮勢法”為什麼就是在朝鮮的中國劍法。
這下麻煩大了，朝鮮人知道後不干了，又要辯誣了。
清朝乾隆年間，朝鮮官方彙編了一本《武藝通譜》，特地在序裡開宗明義，對此事進行了嚴肅的辯誣：茅元儀在書裡說中國古代實戰劍法失傳了，又說他從朝鮮找回了一本中國古代劍法秘籍，這事不對，我們朝鮮根本就沒這東西。這劍譜其實就是他自己寫的，圖是他自己畫的，這是他想讓這本書成為暢銷書的營銷手段，故意製造神秘色彩，是赤裸裸的炒作。
別說，朝鮮選手的辯誣水準還是不錯的，這事很有可能。再說了，茅元儀說是從朝鮮得來的，現在朝鮮人說他們那裡壓根就沒這東西，還出示了官方彙編做證據，會有錯麼？
還真有錯。問題就出在朝鮮這本《武藝通譜》上了。
這書裡，確實沒有和“朝鮮勢法”一樣的雙手劍法，但卻有本刀譜，叫《銳刀譜》，是門雙手刀法，一共有二十八勢。如果仔細看，會發現《銳刀譜》裡有二十四勢刀法，和茅元儀《武備志》裡那二十四勢“朝鮮勢法”是一樣的，只不過一個是雙手刀，一個是雙手劍，又多了四勢而已。
如果《武藝通譜》裡不錄這套刀法，這段辯誣就沒破綻了。
我估計是辯誣那位朝鮮選手又捨不得這套劍法，於是只好把劍改成刀，又加多了幾勢，起個大名叫《銳刀譜》混過去拉倒。這不是畫蛇添足麼？你這書比茅先生的晚了那麼多年，打版權官司一定輸的。如果要說茅先生抄了這刀法，回來改成劍法，剽竊版權，那麼請朝鮮辯誣選手直說就是，只要說你居然把我們朝鮮刀法改頭換面說成劍法，拿去忽悠自己同胞，然後把原版刀法拿出來示眾，茅元儀肯定臭大街。
可惜朝鮮選手不但沒有拿出原版刀法、劍法，偏要楞說朝鮮壓根沒這劍法。因為他自己知道，朝鮮根本就拿不出所謂的原版朝鮮雙手刀法，不然早拿出來了，完全沒必要一面說茅元儀造謠矢口否認朝鮮沒有這東西，一面卻放了一本與“朝鮮勢法”一樣的《銳刀譜》進去而不聲張。因此我判朝鮮選手辯誣失敗。
以我想來，這《銳刀譜》要么原本是中國傳授過去，朝鮮選手為了辯誣，於是悄悄改頭換面一番弄成刀法，以便證明茅元儀撒謊；要么是他們從茅元儀書裡抄去後，改頭換面放進書裡——這種可能性有，但實在不太大。總之，不管怎麼來回倒轍，這東西都肯定不是朝鮮的，無論選哪條，最後都只能判定茅元儀說的是真話，這“朝鮮勢法”必然是中國傳過去的。
如果不出意外的話，這應該是南軍將領們留在朝鮮的俞大猷雙手劍法——荊楚長劍，或者是其中一部分。這個結論，是有點不確定的，但我們認為這種可能比較大，或者說非常大。
除了軟件層面，朝鮮軍還著力進行了硬件層面的改進。硬件層面，當然就是武器系統了。
在開戰之初，朝鮮軍的裝備極之落後，還停留在長矛大刀的冷兵器時代，對火器的運用十分有限，跟日本與大明根本無法相比。戰爭打了一年多，大明和日本在朝鮮戰場對火器的運用，讓朝鮮人大開眼界，因此他們也興起了製造火器的心思。
學習火器有兩個老師，一個是日本，一個是大明。
最初朝鮮是想學大明的火砲，因為李如鬆平壤一戰給他們留下的深刻印象，“如果我們也裝備這麼多火砲，日本人一定會嚇得再也不敢來吧”，一個朝鮮將領如此感嘆道。
大明是朝鮮的宗主國，這點小要求是滿口答應，一點不藏私，不搞技術封鎖。朝鮮人一提出要求，時任副參謀長的劉黃裳很慷慨地應承下來，答應替朝鮮人培訓幾千名砲兵。
可惜朝鮮當時把所有的勞力都用來運輸糧草了，根本撥不出人手，只得下令從義州附近的鎮堡調集了四五百名士兵，前往大明學習操炮技術。不過從後來的情況來看，這些人的學習成績恐怕很糟糕，因為明軍在撤退的時候，便留下了許多火砲給朝鮮軍隊，可是卻沒人會操弄這玩意兒，只能棄置在庫房裡。
大型火砲一是要求冶煉技術；二是要求火藥技術；三是要求操炮理論。朝鮮如果要發展自己的火器部隊，不能依賴進口，必須具備獨立的鑄造能力。朝鮮底子太弱，這方面是一點辦法都沒有。
朝鮮國王李昖曾經有一次問李元翼：“大明的火砲鑄造方式跟咱們大將軍炮的造法是一樣麼？”李元翼無可奈何地回答道：“那個做法太複雜了，不可容易學得。”朝鮮在技術方面的窘境，可見一斑。
最後朝鮮從大明引進的大型火砲，只有一種山寨版佛郎機，而且是只適用於水軍，陸軍裝備很少。
引進大型火砲的計劃夭折以後，朝鮮只得退而求其次，尋求製造大明鳥銃之法。朝廷委派了一名叫李自海的官員，糾集工匠，在開城監造鳥銃。
這期間還發生了一件有趣的事。
李昖有一天心血來潮，叫大臣把鳥銃工匠叫過來，想檢驗一下研製成果。於是工匠們拿著新製成的鳥銃，劈裡啪啦地亂放了一通，朝鮮君臣都是外行，聽到聲音震天，就紛紛拍手鼓掌叫好。李昖看完以後，忽然發現遠處有一個人面露不屑神色，心中有些不爽，便派內官過去詢問。
很快內官回報，原來那個人是大明的人，姓周，名字不詳。周先生這天偶爾路過試射場，拿眼睛這麼隨便一掃，便發現朝鮮軍的這些火銃大有問題。李昖一聽，眼睛立刻圓睜，這是一位行家啊！他求賢若渴，趕緊派了幾位高官盛情邀請周先生來當指導。
經過一番交談，李昖發現自己挖到寶了。這位周先生對於火銃的設計、冶煉、裝配、使用等環節無一不精，甚至連火藥的製造與配比也十分熟稔，說得頭頭是道，絕對是一位專家級的人才。周先生告訴李昖，其實鳥銃的技術門檻不高，只要有像我這樣的人監製，很容易就能造出來。
李昖樂得連滾帶爬，馬上召集全國手藝好的鐵匠與火藥工匠，送到周先生那裡去學習，並約定如果他們學得好，以後朝廷的訂單會滾滾而來。
這位周先生的來歷頗為神秘，他自稱是百姓，可李昖不傻，哪個百姓會對火器這麼了解，絕對是有軍方背景。他既然肯留在朝鮮監造火器，又不願意表明身份，估計可能是在軍中犯事逃出來的。
想到這裡，李昖趕緊傳令下去，對周先生的事全面封鎖，絕不能讓大明知道。
除了向大明學習，朝鮮還瞄準了日本的鐵炮技術。日本的鐵炮在十六世紀獨步世界，比大明鳥銃的性能要強，如果能學會便是妙用無窮。
但日本官方是絕對不會把這等機密洩露給朝鮮人，於是朝鮮只有一個辦法：偷學。
戰爭期間很多朝鮮人被日本人俘獲，或被迫或自願地為他們服務。李昖曾經發布過訓令，如果有這些曾經被日本人抓走又逃回來的人，一定要仔細詢問他們鐵炮與火藥的製造方法。
朝鮮對得到鐵炮技術非常急切，甚至因此而赦免一些朝姦和日本俘虜。
比如有一個叫金德澮的朝姦，很早就投靠了日本人，主動為日軍當嚮導，是個標準的朝姦。可他對日軍底細了解甚多，所以當李昖聽說他被抓起來以後，特意叮囑推官要仔細詢問“煙硝鳥銃造作之法”，並答應赦免他的通敵之罪。
還有一個最富傳奇色彩的日軍降人，是隸屬於加藤清正麾下一名叫做沙也可的日軍將領。
“沙也可”被認為是假名，他的真實姓名歷來眾說紛紜，有岡本越後守、阿蘇宮越後守、原田信種等數種說法，出身源流則可能是紀州根來、雜賀眾、阿蘇家臣等——當然，這兩種源流之間並不矛盾，一種可能的解釋是：沙也可本屬雜賀眾，而雜賀眾的鐵炮技術在戰國時期非常先進，他在這期間學到了鐵炮、火藥的生產工藝。
天正十三年，繼承了信長勢力的秀吉開始對雜賀眾進行討伐，首領雜賀孫市被迫投降，很快莫名其妙地去世。沙也可與其他雜賀餘黨在本州已無藏身之地，只得前往尚未臣服秀吉的九州地區。沙也可選擇了肥後的阿蘇家作為主君，繼續反抗秀吉。
可惜的是時勢不由人，秀吉統一日本的步伐沒有這種小人物阻撓片刻。很快，整個九州都淪為秀吉的領土，阿蘇家更被劃歸新興家族加藤麾下。加藤清正為了準備侵略朝鮮，大肆徵發臣從勢力，沙也可大概就是在這時候被調入第二軍團。
沙也可在朝鮮戰場上表現的還不錯，可好景不長。在壬辰年六月十五日，九州爆發了梅北國兼之亂，把島津家、阿蘇家都捲了進去，阿蘇家主惟光甚至因此被殺。消息傳到朝鮮，加藤清正勢必對有阿蘇家背景的沙也可及其麾下另眼相看。在這種猜疑重重的背景之下，沙也可別無選擇，只好選擇了投降朝鮮軍。
沙也可投降以後，總算迎來了自己事業的春天。朝鮮軍對這位級別不低的日軍降人格外看重，把他調撥到金應瑞麾下。此後沙也可表現得異常活躍，與明軍、朝鮮軍並肩作戰，在很多史料裡都留下過痕跡，還曾跟隨麻貴在密陽擊潰過日本小隊，參加過蔚山之戰，作為聯軍代表跟加藤清正交涉過。在朝鮮國仿製日本鐵炮的過程中，他也是貢獻良多。
因為這諸多功績，沙也可破例被朝鮮國王賜名，叫做金忠善。在朝鮮戰爭結束以後，金忠善被調撥往北方，繼續抗擊後金，在甲子適變、丁卯胡亂等一系列戰事中表現卓越，最後以七十多歲高齡得以善終，也算是抗倭戰爭中的一朵奇葩。
西人黨哪里肯放過這個時機，在尹鬥壽的指揮下，開始瘋狂地彈劾李舜臣，大有不把他斬首誓不罷休的勢力。而東人黨自柳成龍以下，都噤若寒蟬，不敢施以援手，因為“放過加藤清正”這個罪名實在太嚴重了，沒人敢在這個關節上出言抗辯。
而在攻擊李舜臣的同時，西人黨也不失時機地推出了繼任者——元均。這時候就能看出尹鬥壽的深謀遠慮了，當初他把元均放到全羅道，正是為了今日做伏筆。同道平調，順理成章，而且元均又有做水軍使的經驗，實在是再好不過的人選了。
結果對李舜臣的判決是，念在之前的功勞上，免去死罪，但剝奪一切職務，以白身隨權慄軍中作戰。這已經是柳成龍能夠做到的極限了。朝鮮軍人聽到這個消息，從都元帥權慄以下無不嘆息。
李舜臣的母親在牙山聽說自己兒子出了事，驚嚇過度病逝，連兒子最後一眼都沒有看到。李舜臣在前往權慄軍中途中本來就很抑鬱，忽然那又聽說這個消息，頓覺天旋地轉，悲痛欲絕，不禁嚎啕大哭起來，幾次哭暈過去。若不是權慄從中勸解，這位朝鮮第一名將恐怕要以自殺來收場。
元均“不孚眾望”地坐到了三道水軍統制使的寶座，他第一個命令，就是廢除李舜臣的一切規矩，把三道水軍搞了一個大換血。在漢城的西人黨也彈冠相慶，慶祝贏得了一場關鍵性的勝利。他們給李昖上書，說之前李舜臣總是竊取元均的功勞，現在無人掣肘，元大統帥必能帶領無敵水師縱橫洋上，令敵人心驚膽寒。
一個無比荒謬也無比諷刺的壬辰戰爭第一大笑話，就此誕生。
關於小西行長這封密信到底是真是假，歷來爭議很多——筆者認為這是小西行長一個徹頭徹尾的謊言。
小西行長寫密信的時候是在萬曆二十五年一月。在那時，小西行長與沈惟敬的驚天謊言已經敗露，小西雖然藉著與淀君的關係得以活命，但政治地位一落千丈，秀吉對他已不復從前信任；而加藤清正在伏見城勇救秀吉，大得寵愛，地位已經回升。兩人一升一降，小西處於極端的劣勢。
在這種敏感時期，小西與加藤的矛盾已經退居次要地位，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如何恢復秀吉的信任。在這時陷害加藤，即便成功了，對他仍是一點好處也沒有；失敗了，卻可能是萬劫不復的局面。小西是商人性格，這種損人不利己還有無限風險的事情，他不會幹。
更何況，在小西送出密信的同時，加藤清正已經完成了渡海動作，屯兵在西生浦。在這個緊要關頭，加藤清正一個陸軍將領，能有什麼要緊事需要繞個大圈子，遠遠地去閒山島海域的小島一住就是七天呢？道理上說不通。
但他確實去了，這一點已經被朝鮮人所證實。
那麼只有一個可能，整起事件根本就是小西、加藤兩個人合謀。面對李舜臣這個日本剋星，小西和加藤這兩個仇敵聯手，不是什麼不可能的事。
可這時候問題來了。
這次陰謀如同一枚智能炸彈，定向極準，無比精確地將目標李舜臣炸得粉身碎骨。
可無論小西還是加藤，收拾朝鮮人沒問題，但他們都不了解朝鮮，尤其是不了解朝鮮政局。如果不對朝鮮政局與運作規律有深刻認識的話，絕不可能設計出如此精確打擊的佈局。能夠設計出這個局面的，惟有深諳黨爭之妙的朝鮮人自己。
從西人黨在李舜臣事發前後搞的一連串小動作，我們能感覺得到，這些都不是獨立的偶然事情，而是一個完整計劃的一部分。它們綿密精緻，陳陳相因，一步步改變李舜臣在李昖心目中的地位，讓這位複國大英雄慢慢變成一個桀驁不馴的節度使。小西密信只是一個引信，真正讓李舜臣失勢的，是李昖本身的猜忌。
因此，我們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很可能是西人黨中的某個人主動與小西行長暗通款曲，指點他按照方略行事。日本人需要李舜臣死，西人黨也需要李舜臣死，於是兩邊一拍即合，炮製出這麼一個截擊加藤的陰謀來。
日本人要李舜臣死，這完全可以理解；而西人黨在日軍大軍壓境的時候，仍舊樂此不疲地自毀長城，不能不讓人感慨，這朝鮮政局已經糜爛到了何等的地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