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場戰爭，都有一個動機。
許保儀、陳申、蘇八等人的報告中，對於日本即將開戰的事實描述很多，對於豐臣秀吉為何要發動這場戰爭，卻很少提及。恪於時代限制與身份，他們只能把秀吉的征韓大計，模模糊糊地總結為是倭寇天然的野心。
他們顯然還不夠了解秀吉。
秀吉發動戰爭的理由有很多，這些理由有政治上的、經濟上的，也有個人心理上的，但歸根到底總結起來，就兩個字：煩惱。
豐臣秀吉的煩惱，相當得多。
從秀吉初仕織田家開始，到現在已經過去了幾十年，以往那些係出名門眼高於頂的大名、公卿們，一個個跪拜在他腳下，予取予求。豐臣氏已成為日本列島的“天下人”，在整個日本說一不二，權柄要比當年室町幕府還要大。一個泥腿子出身的傢伙，居然攀爬到了天下的巔峰，這在日本還是從未有過的事。
按道理他已經功成名就，可以頤養天年了。可按照美國超級英雄漫畫的規律：能力越大，責任就越大；而責任越大，煩惱就越大。
他的天下，一半是靠打下來的，另外一半是靠談下來的。打下來的地方好說，我的地盤我來做主；談下來的地方，就得賣人家面子，象德川家、上杉家、毛利家幾家大名，儘管已臣服秀吉，但地位尊崇，實力雄厚，秀吉見了他們也得客客氣氣。
對於這些人的領地，萬萬動不得，就算動，也是要付出相應代價。比如德川家康，秀吉費盡心思把他從老根據地三河攆走，卻不得不把更為富庶的關東地區給他，整個德川家的領土，比豐臣家本身還遼闊。
所以秀吉的所謂“天下一統”，是一個多方勢力妥協的結果，和蔣介石在“東北易幟”後的處境差不多，只是個形式上的全國統一。他所能直接控制的領土並沒多少，許多大名根本是聽調不聽宣。
而追隨秀吉鞍前馬後的那一批文臣武將，如石田三成、小西行長、加藤清正等人，逐漸崛起成為新興勢力。秀吉把自己直接控制的地區，一一論功行賞，分配給了他們。可這點土地，不足以滿足這些人的胃口。
這下可麻煩了。新人要積極上位，老人卻不肯讓賢——日本六十六國，已經不夠這些新舊勢力瓜分。這樣下去早晚要出事，危及到豐臣家的和諧統治。
小兄弟不能不管，老東西不能不防。為了皆大歡喜，豐臣政權唯一的出路，只能走出去，向海外去奪取土地。
對日本來說，只有一條路可走：入侵朝鮮，甚至還有更遠處的大明。
很多學者認為，秀吉發動朝鮮戰爭的原因，是為了打通中日、中朝因寧波之亂、三浦之亂而斷絕的貿易線路。
但我個人覺得，這只是一個次要原因，或者說是一個附帶好處。從全國格局來看，秀吉時代雖然町人已經有了較大的政治影響力，出現了許多豪商集團。他們積極扶植自己在政治上的代言人，迫切地尋求對外貿易。可日本畢竟還不是成熟的商業社會，主要的商業區只是集中在博多、界、長崎等幾個港口，整個國家的經濟結構並沒有發生本質變化。後世像英國那種商業帝國為了貿易開戰的情景，在日本還不具備條件。舉個小小的例證，就是當時的日本連貨幣都無法完善地製造，日本銅錢質量太差不經使喚，沒人愛用。誰也不願意自己掙來的錢一不小心就碎成一地銅渣不是？那會金子、銀子、大明朝的銅錢，才是日本市場上的硬通貨。所以在大明隆慶朝以前，亞洲海上走私者們的一大常規貿易項目，是把大明銅錢販運去日本，從那裡兌換回遠高於明朝比價的銀兩。
因此對那個時代的日本人來說，最重要的，始終是土地。有了土地，就有了人，有了錢，有了可以傳承百代的資本。秀吉的一位老部下加藤光泰，曾經跟秀吉抱怨說他在甲府的封地太小，養活不了家族。秀吉大怒，說現在日本就這麼點地方，你想拿地，就是想造反。等咱們打下大明，再給你解決不遲。
再仔細看一下日軍先發九大軍團的指揮官名單：小西行長、加藤清正、黑田長政、島津義泓、福島正則、小早川隆景、毛利輝元、宇喜多秀家、豐臣秀勝。在這份名單裡，要么是秀吉的親信，如小西、加藤、黑田、福島等；要么是秀吉的親戚，如秀家和秀勝；要么是失地的大名，如毛利、小早川（這兩個其實算是一家）島津等。
向海外開疆拓土犒賞功臣的意圖，昭然若揭。
果然，當秀吉把入侵朝鮮和大明作為解決方案公佈之後，樂壞了一大群人。他的一群親信紛紛響應，七嘴八舌地討論著美好的未來。加藤清正腆著肚子，說打下明朝以後，要至少分二十個縣城給他；龜井茲炬是海賊出身，一直很嚮往浙江台州，說自己做個台州守也就知足了；鍋島直茂更直接，表示只要是封到中國大陸，哪裡都不錯。
日後在朝鮮戰場上，這幾位個個都如狼似虎，都是被這個美妙前景給刺激的。
秀吉看著這一群猴崽子興高采烈，老心大慰。
這些人不知道的是，他選擇對朝鮮、大明開戰，除了開疆拓土以外，還有一個難以宣諸於口的原因。
這個才是他最深層次的戰爭動機。
他太自卑了。
日本人的門第觀念，有甚於中國魏晉。儘管經歷了“下克上”的戰國時代，舊有秩序趨於崩潰。可有些傳統根深蒂固，即便是用卓絕的武力也不可能徹底消除。象秀吉這種一個泥腿子出身的農民，他可以布武天下，可有些事情卻沒法隨心所欲——比如混入貴族階層。在日本史上，這也叫公家和武家的矛盾，也就是傳統貴族和武士集團之間的矛盾。
日本有四大姓氏：源、平、橘、藤原，各地守護大名或多或少都是這四系的源流子嗣。如織田信長，就是平氏之後；武田信玄和德川家康，是源氏苗裔；上杉謙信則是藤原族胤。兩邊來往，必得先對一遍家譜，比一比祖上的風光。
像一些重要職位，比如像徵武家最高權柄的徵夷大將軍，必須要源氏之後才能擔任，別家再有能耐也不行。這是一種潛移默化了許多年的傳統，根深蒂固，無人能去撼動。
秀吉出身太低，家庭成分不好，屢次被人鄙視。為此他削尖了腦袋，拼命也要擠進這四大姓的系譜裡。他不得不挖空心思，編出一整套說法，把自己打扮成平氏的後裔，在中國和朝鮮的史書裡，提到秀吉時會稱其為“平秀吉”，其實是上了這個愛慕虛榮的農民的大當——可惜在日本，沒人會相信他的話。
於是秀吉又認了屬於藤原系的近衛前久為乾爹，勉強擠進藤原氏，這才有資格被授予關白之位。
可這樣還不夠，秀吉又說自己母親曾經得到過天皇的臨幸，血統不凡，因此要在四大姓之外，原創一個姓氏，這就是“豐臣”姓氏的由來。
這種種行為，無不昭示秀吉潛藏在心理的自卑和羨慕，他渴望得到別人真心的認同。
可惜的是，事與願違。秀吉苦心孤詣為自己帖了這麼多金，沒人敢公開反對，但也沒人叫好。大家根本不把這個當回事。那些貴冑表面上對這個鄉下人恭敬有加，轉過身去便會厭惡地抽動鼻子，低聲罵上一句猴子。茶人們和公卿們也會在日記裡偷偷地嘲笑他的種種粗鄙，說他附庸風雅——事實上這位太閣大人也確實有那麼點不風雅，譬如現在日本的國寶，一把楠木五郎入道正宗鍛造的太刀，就是因為落入他手之後，他覺得不怎麼符合自己矮小的身材，生生截短了刀莖來了個“大磨上”，以至原本十分優雅的古太刀姿看上去很是不倫不類。
秀吉對這個問題，一直相當煩惱。
同樣的分析方法，我們也可以用在秀吉身上。通商也罷，領土分封也罷，這些都屬於戰爭起源的外因。這些客觀存在因素可以影響秀吉，但不會左右他。真正能夠促使秀吉決心開戰的，是他因低賤出身而產生的自卑，以及為了彌補自卑而對成功近乎偏執的渴求。這樣的極端心理，在歷史上屢見不鮮，許多國家之間的紛爭，說到底，也不過是這樣的小心思作祟罷了。
比如他曾寫給朝鮮國王一封國書，在裡面秀吉說起發動戰爭的目的，是為了“顯佳名於三國而已。”可見這場戰爭在他心目中，歸根到底，是要實現他個人在其他人心目中的“佳名”，這要比實在的利益更為重要。根據馬斯洛需求金字塔理論，秀吉恰好處於從被尊重的需求到自我實現需求的遷躍期。
秀吉侵略朝鮮、大明的心思，早在天正五年便已經萌發。當時他還是織田信長手下一員大將，在給一封給信長的書信裡，他說道：“君欲賞臣功，願以朝鮮為請，臣乃用朝鮮之兵，以入於明，庶幾倚君靈威，席捲明國，合三國為一，是臣之宿志也。”可見在當時，他已經有了十分清晰的戰略構想。
這個時候的秀吉，還只是給別人打工，因此在這封信裡，他顯得很清醒，語氣也很平淡，像是在匯報一份工作計劃。
但到了天正十三年，情況就不同了。這時候秀吉已經當上了關白，地位高貴，這讓他心理產生了變化。在秀吉寫給一柳末安的信裡，談論起朝鮮、大明之事，口氣已經變成了高高在上的“日本國之事自不待言，尚欲號令唐國。”
天正十五年，興福寺的和尚多聞院英俊在他的日記寫了一件奇事，他聽說豐臣秀吉在統一日本之後，接下來就要去攻打朝鮮、大明，還有南蠻（東南亞）和天竺，秀吉將定都北京，自為天子。這個構想，已經接近於後世大東亞共榮圈的規模了，表明秀吉的野心已經膨脹到了無以復加。
他這時候，已經把自己看成是一位“天下人”——這個天下，已經不只是日本，而是涵蓋了半個亞洲。 “天下人”這個俯瞰四方的自稱，代表秀吉的野心已經衝破了合理的極限，變成了一種狂想。他沉浸在這種狂想之中，已經無法自拔。
天正十八年，秀吉給朝鮮國王寫了一封國書。在這封國書裡，他不停地大吹大擂自己降生時是多麼的高貴，在日本立下的功勞有多麼偉大，接下來攻打大明的理想有多麼高尚，像是一個唯恐別人不知自己多有錢的暴發戶。
從對這封國書文本的分析，能看出秀吉不停地用大量華麗辭藻來讚美自己，努力把自己打扮得超凡入聖，定位成一個“施帝都政化與億萬斯年”的救世主，甚至說出“日光照射到的地方，都是我的統轄”這種瘋話，字裡行間可以看出，他的精神狀態已經十分堪憂。
除了朝鮮，秀吉還到處給鄰居亂發國書。琉球、菲律賓等國，都被秀吉催促著要進貢。琉球小國，不太敢得罪日本，寫了封回函捧了幾句，備了點禮品就算了。菲律賓是西班牙人的殖民地，根本就沒有理睬秀吉的瘋人瘋語。
到了次年征韓令發佈時，秀吉的野心已經遠遠走在了日本戰爭準備的前頭。他宣布讓自己的義子豐臣秀次鎮守日本京都,而自己準備攻入大明，自立為皇帝。
他奮鬥了這麼長時間，已經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可是每個人都畏懼他，卻沒有人尊敬他。自卑一直折磨著這個老人，他必須要繼續證明自己的價值，給所有的日本人一個尊重他的理由。
於是，他想到了朝鮮。
日本列島孤懸海外，不與任何國家接壤。如果有人要謀求向外擴張，攤開地圖，會發現朝鮮半島是他們唯一的選擇，兩國最近處，對馬島距離釜山港只有五十公里，差不多可以隔海相望。其在地緣政治的價值，怎麼高估都不過分。
朝鮮半島就像是一把橫亙在日本與歐亞大陸之間的尖刀，誰獲得這把尖刀，誰就能刺穿對方的柔軟腹部。朝鮮在日本人心中的地位，就像是一把插在石中的寶劍。誰能夠拔出它，誰就是日本的天命之主。
所以，征服朝鮮，成為每一個懷有野心的日本政權必然要選擇的道路，就像是阿瑟王的那把石中劍。只有得到它，才能證明自己是正統的、高貴的繼承者。
早在公元200年，日本出現了一位武則天式的女皇，她是第十四代仲哀天皇的皇后，名字叫做“氣長足姬尊”或者“息長帶姬命”，歷史上叫做神功女皇。這位女王最有名的事蹟，就是三度出征朝鮮，為日本在海外開疆拓土。有意思的是，這位女皇的文化素質實在不高，傳說她在凱旋歸來之際，拿弓柄在巨石上寫下“新羅國大王，日本國之犬也”幾個字，並且強迫他們在朝貢書裡寫明：“成日本之犬，備奉年貢事”，做派和中國的小學生差不多。
神功皇后之後，日本無不以之為楷模。從早期大和國對朝鮮任那地區的反复爭奪到甲午戰爭中吞併李朝的處心積慮。日本對朝鮮半島的野心，持續了一千多年，每一次用兵，都顯得撕心裂肺、義無反顧，大有不撞南牆不回頭的衝勁。對朝鮮的覬覦之心，可以說從一開始就深入日本人的骨髓之中，從來沒有減弱過。
因此，征服朝鮮，將會極大地提高豐臣家在日本的威信。這種征服者的威信，足以彌補秀吉出身低微的羞恥，讓日本真正承認他，承認豐臣這個姓氏的偉大。
我一直覺得，研究歷史，研究的應該是活生生的人。人類社會作為一個整體，依循著歷史規律前行，但作為具體的一個人，每一個歷史人物都有自己的喜怒哀樂，他們會任性，也會犯錯，有著獨特的個性，和內心深處不為人知的小秘密。這種心理因素對具體個人的影響，更甚於外勢，更強於歷史規律的壓力。
有時候，針對一個歷史人物的古怪抉擇，當客觀分析無法解釋他的行為時，試著探查心理狀態，反而能獨闢蹊徑。比如王莽，他的複古改制沒有任何道理可言，從西漢末年的政治、經濟狀況裡也分析不出其必然性，可他偏偏堅持這麼幹，幾乎是一個人與整個社會對著幹。他的動機，我們只有從心理角度入手，才能發現一個隱藏在謙恭背後的狂熱復古主義者靈魂。
從心理學角度來看，越是自卑的人，外在表現越是自傲和狂妄。秀吉是一個相當典型的病例。秀吉這種心理狀態，一方面會拼命誇耀自己，製造虛假的安全或滿足感；另外一方面會極力貶低別人，以此來提升自我的優越感。兩者相輔相承，焦不離孟，孟不離焦。
所以，隨著狂想症的日益嚴重，秀吉對中、朝兩國的評價，也逐漸降低。
天正十五年時，秀吉寫給他的妻子寫信時，談及戰略說：“在我有生之年，盡量把大明領土納入版圖之內。”言辭之間，尚且還保持著一種理性的態度。
等到了天正十九年，秀吉對大明的態度，已經變成了“唐人畏倭如虎。”，沾沾自喜地說：“以我軍之戰力，對付明君，那是大水崩沙，利刀破竹。”
至於朝鮮，那更加不值一提。秀吉身邊有一個流亡日本的朝鮮奴隸，名字叫韓翼。韓翼當過朝鮮的官員，把李朝的兵力部署、將領配備以及朝廷虛實和盤托出，極言李朝羸弱不堪守，柔弱可取。這讓秀吉更加不可一世。根據《九州禦動座記》的記載，在秀吉的戰略構想裡，朝鮮連做日本的藩國都不配，只能作為對馬島的下級行政單位而存在。
壬辰戰爭開始前，秀吉率軍前往大本營名護屋。有人建議他多帶懂中文和朝鮮文的通譯，秀吉不屑地笑了：“學什麼學，讓他們用咱們的文字就是了。”這個時候的他，已經在幻想中篤定了勝局，在他看來，明國和朝鮮只需輕輕一推，便會轟然倒下。
可見秀吉對敵手的蔑視居然到了何等地步。
從一開始冷靜地構想戰略，到野心無節制地膨脹，再到無限制的自我誇大和貶低敵手，秀吉在瘋狂的路上越走越遠。在整個戰爭中，他的情緒隨著戰局起落而數度失控。這種脆弱的精神狀態走到盡頭，就是自我毀滅。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侵朝戰爭，恰好就是豐臣氏自我毀滅的過程。
轟轟烈烈的壬辰戰爭，竟然是由一個沉溺在狂想中的人發動，這實在是件難以言喻的荒誕事情，但卻又是如此真實。
一個狂想者並不危險，不理他就是，但當一個狂想者掌握著絕大權力的時候，其所產生的影響，將是極其可怕的。 “天下人”秀吉正是這麼一個人。伴隨著秀吉不安定的精神狀態，整個日本、朝鮮乃至半個中國都不得不跟隨他的舞步轉動，演出一連串火花四濺的悲喜劇。
天正十五年，秀吉在進攻九州的時候，便已經秘密叮囑毛利輝元埋下了伏筆，在肥前選址造起一座城堡，名叫名護屋。這座城堡於天正十九年開始正式修建，建造者是精通建築學的名將加藤清正。在未來的戰爭中，秀吉將駐紮在這裡，遙控指揮朝鮮戰場。
從這時候起，源源不斷的輜重、兵器、糧草與火器就已經開始集中囤積在九州，並引起了許保儀等人的懷疑。當秀吉終於把日本最後一股反抗勢力後北條壓服，並把日本六十六國重新分配完畢後，他終於把注意力集中到了朝鮮。
天正十九年對秀吉來說，是個不幸的年份。在正月和八月，他的弟弟豐臣秀長和三歲的愛子鶴松去世。這一老一少的離開，對秀吉的精神是兩次極其沉重的打擊。秀長是他的左臂右膀，而鶴松是他的正統繼承人。連續失去兩位至親的打擊，讓秀吉的精神處於一種狂暴的地步，必須要尋找一個渠道宣洩出來。
於是，在可憐的鶴松去世一個月後，這一年的九月，秀吉正式下達了征韓令。所有的戰爭籌備工作，陡然加速。只有在朝鮮的勝利，能夠抵消掉秀吉痛失弟弟與愛子的傷痛。
天正十九年的正月，秀吉下達了水軍徵召令。所有領地臨海的大名，都必須按照石高比例建造大船，然後於次年春季集結在攝津、播磨、和泉的港口。到了三月份，秀吉又下達了陸軍徵召令，要求各地大名按照石高比例派出部隊，向九州集結。四國和九州兩處距離戰場最近，每位大名每一萬石要出兵六十人；中國地區每一萬石，出兵五十名。一些比較偏遠的地區，比如關東和東北地區，只要每千石出二十人，象徵性地意思一下便行了。
後世歷史學家談到這段歷史的日本戰爭準備時，最常引用的是小西行長一位家臣五島純玄家的數字。五島純玄的領地位於長崎，檢地記過是十四萬石，他在領地動員的戰鬥部隊，是一百八十七人；水手兩百人；民夫三百一十八人，一共是七百零五人。戰勤比大約是27：73。
截止到戰爭開始前，日軍已經正式集結起了九個先遣軍團，共十五萬八千人；另外還有七個軍團的預備隊、兩個番外軍團、水軍以及一支秀吉的直屬近衛軍團，總兵力達到了二十八萬一千八百四十名。
按照這個比例粗略統計的話，一線的主力作戰部隊大約有八萬人。但要注意的是，日本實行兵農分離，這八萬人是職業士兵，有相當部分是武士，是長年戰爭累積下來的戰場精英，戰鬥力極其強悍。而隨隊的小者、荒子（指負責收拾戰場的人）、民夫等後勤人員，也隨時可以轉職為足輕，投入戰鬥，所以日本在朝鮮戰場的可戰之兵，應該是在十三到十五萬之間。
這個數字，差不多把日本的青壯年勞力抽調一空，拋下的農田只能交由別人代耕。政府不得不下達命令，要求農民不得讓代耕田荒蕪，否則嚴懲不貸。勞動力的嚴重缺乏，讓整個日本接下來幾年的糧食產量銳減，這一危機的負面影響，會隨著戰爭的推移越來越嚴重。
在天正十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秀吉正式辭去關白職，由養子秀次繼任。他就任太閣一職，移駕名護屋，專心致志開始自己征服亞洲的大業。各地大名也都紛紛開始了集體西移，九州的藩主們朝著名護屋、對馬島和壹歧島等前線基地挪，西本州的藩主們朝著九州挪，東本州的藩主們朝著本州中部挪，一層銜接一層，形成了蔚為壯觀的大場面。
日本海軍經過數年擴充，已經擁有了七百多條戰艦和兩千餘條輔助船隻，它們將為陸軍提供名護屋-對馬島-釜山航線的運輸工作，並在未來肩負著日軍在朝鮮半島補給的重任，最高指揮官是資深海賊九鬼嘉隆，副手們也都是日本各地久經沙場的海賊世家，總兵力達到了九千人。另外在宇喜多秀家和五奉行手裡，還有近八千人的預備隊。
至於攻打朝鮮的策略，日軍也已經有了腹案。提出作戰計劃的是日後德川幕府的開創者德川家康。他針對朝鮮半島的地理環境和國力虛實，提了三點意見：“陸海並進，以強凌弱，速戰速決。”
德川家康不愧是老手，這三條戰略原則刀刀見肉，每一條都砍在了關鍵點。朝鮮多山，陸地補給不易，必須依仗水軍運送糧秣輜重；以強凌弱，拿出獅子搏兔、泰山壓頂的氣魄，才能速戰速決，最大限度保留日軍戰鬥力，以期未來與大明的死戰。
這一邊厲兵秣馬，磨刀霍霍；那麼隔著對馬海峽，另外一側的朝鮮李朝，在做什麼呢？
作者:馬伯庸_汗青提交日期:2011-02-19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