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一五九一年、大明萬曆十九年、日本天正十九年，那是一個春天，有一個叫豐臣秀吉的日本老人在朝鮮半島附近畫了一個圈。
此刻的整個日本，變成了一個巨大的工地：沿海隨處可見造船的工坊，平均每天都有一條新船滑入大海；鐵炮工坊里火星亂濺，無數工匠揮汗如雨地打造著鐵炮；巍峨的名護屋天守已初見雛形，只待工匠們的最後修飾；來自全國各地的軍隊排著長長的隊列，高舉自家的家紋，從家鄉朝著九州匯聚而來，他們的身後則是一眼望不到頭的糧草與輜重車隊。
這一切古怪的異動，引起了一位中國人的注意。
這個人叫做許儀後，又名許三官，大明江西吉安人，行商為生，跟後世名人許三多沒有任何血緣關係。許儀後在隆慶五年外出作生意，結果在廣州附近海域陷入倭手，幾經輾轉被賣到了日本去。
當時被倭寇擄掠到日本的中國人很多，在官方分類裡，被稱為“逋逃之種”。在“逋逃之種”裡，許儀後算是運氣比較好的，他精通醫術，沒怎麼受到虐待。一次偶爾的機會，他憑藉醫術救了薩摩藩島津家的小孩，大為感激的藩主島津義久把他留在了身邊，擔任御用醫師。於是許儀後便定居在薩摩，娶妻生子。
許儀後這個人，天生古道熱腸。雖然他已經脫離了倭寇的威脅，但每次看到自己同胞受到倭寇欺凌，他都恨得咬牙切齒，一心想為他們做點什麼。
秀吉進攻九州之時，島津義久見無法抵擋兵威，便身披僧衣開城投降。他去覲見秀吉時，許儀後也隨侍左右。見到秀吉之後，許儀後作了一個出人意料的舉動：他咕咚一聲跪倒在地，哭著把自己的經歷講述了一遍，懇求秀吉下重手懲治倭寇。
秀吉對許儀後的這種膽量十分欣賞，正好他有意為日本海商掃平海道，便做了個順水人情，下達倭寇取締令，發兵剿滅海賊。從此島津義久對許儀後刮目相看，愈加重視，覺得這傢伙有膽識有魄力。
進入萬曆十九年以後，許儀後發現最近薩摩藩變得十分熱鬧，出現了大量外藩武士與足輕。從這些人的穿著與旗號判斷，應該是屬於本州、四國等地的諸家大名。他久居島津家，接觸的都是藩內高層，政治嗅覺十分靈敏。日本在形式上已經統一，再無戰事。如此大規模地厲兵秣馬，唯一的解釋就是對海外用兵。
日本列島孤懸海外，對海外用兵唯一的可能，就是攻打朝鮮。
朝鮮是大明的藩國，倘若朝鮮被攻擊，大明勢必要出手相助。而如果大明與日本發生碰撞，那將是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許儀後雖只是個醫師，卻擁有不凡的政治眼光。他意識到，一場大規模戰爭迫在眉睫，必須得做點什麼。於是，許保儀利用自己在島津藩的地位，不動聲色地開始展開調查。
調查的結果讓他大吃一驚，秀吉的目標不是朝鮮，而是大明。小小的日本，居然作起了鯨吞中華的春秋大夢。
許儀後雖已定居日本，娶妻生子，可一顆熾熱的愛國之心卻從未冷，對故國仍舊心懷眷顧。加上許儀後自己也是倭亂的受害者之一，無論從公從私，他都不能對這一異動坐視不理。
他知道，大明對於日本這個小國的了解近乎於零，如果只是簡單地把秀吉的計劃傳遞過去，未必會引起重視。因此，許儀後決定要準備一份務求詳細的報告，要把日本國情原原本本地詳述，以便祖國參考。
這位愛國者開始不動聲色地收集情報，利用御醫的身份四處探聽。在調查過程中，他發現自己在政治、經濟方面駕輕就熟，可一涉及到軍事，他這個行外人就顯得力不從心，因此必須得找一個幫手——這個幫手必須是中國人，而且要知兵。
於是，整個壬辰戰爭中最神秘也最富戲劇性的人物出現了。
這個人的名字，叫做郭國安，福建人，在薩摩藩擔任下級軍官。他究竟怎麼去的日本，又是如何混入島津家軍隊的，已經謾無可考。但從他能夠在薩摩藩擔任軍官一事，可以看到郭國安是頗有才幹的，而且心思深沉。他後來參加了侵朝戰爭，衍生出許多精彩故事，我們留到壬辰戰爭中再說。
郭國安利用自己在軍中的影響力，暗中配合許儀後。兩個人忙碌了很久，最終把第一手情報匯聚一處，總結成了一份報告。
這份報告大約五千多字，裡面分成了六部分：一陳日本國之詳；一陳日本入寇之由；一陳禦寇之策；一陳日本關白之由；一陳日本六十六國之名；复陳未盡之事。林林總總，涵蓋了日本國的方方面面，內容極之詳盡，其中除第三部分可能出自郭國安手筆外，其他皆是許儀後的心血寫成。報告裡甚至推算出了日本出兵的詳細日期——壬辰年三月一日。
報告是寫完了，但怎麼送到大明手裡，卻是一個問題。許儀後本來打算“親奔告陳”可他身為島津藩御用醫生，家裡又有老婆孩子，根本無法脫身，只能從來日本做生意的明商身上打主意。
萬曆十九年九月三日和九月九日，許儀後先後找了兩批商人，讓他們代為傳達。可這兩批人都不太靠譜儿，他們離開以後，許儀後生怕自己的心血白費，天天晚上睡不著覺，夙夜憂嘆，這時候，他的一位弟子挺身而出，拍著胸脯說我可再去送一次信。
這個人是許儀後的江西同鄉，名字叫朱均旺，江西撫州人。他本在南海販賣布匹，結果遭遇了倭寇，被擄至薩摩藩福昌寺替人抄寫經文。恰好許儀後去寺裡燒香，聽到朱均旺說家鄉話，大為欣喜，通過島津義久的關係把朱均旺解救出來，收為弟子，留在身邊抄寫藥方。
朱均旺對許儀後感激涕零，看到他這麼憂愁，便毅然站出來，主動要求當信使。
這一趟差使可不容易，且不說海外風高浪急，單是政治上的風險，就相當之大。秀吉那時候已經採取了一定的管制措施，所有往來明商都不許下船，生怕洩露情報，一般人很難混上船去。就算一切順利上了船，等回到大明，也可能被官府以通倭之罪抓起來——總之是趟九死一生的差使。
但朱均旺為報許之恩，對這些毫不畏懼，許儀後大為欣喜。信使的問題解決以後，接下來，要解決的就是如何把朱均旺弄出日本國。
許儀後經過奔走聯絡，找到了一位漳州商人林紹歧，他表示可以把朱均旺偷偷帶走，但是得等這船貨物在日本賣完，才能拔錨啟程。許儀後沒奈何，只能耐心等候。這一等，卻等出了一樁大禍事。
他之前四處奔走蒐集情報的舉動，背著日本人，卻沒瞞著中國人。這些旅居薩摩的中國人中，偏偏有那麼幾個人，不知出於什麼動機，把這件事捅到了秀吉的親信淺野長政那裡。
淺野長政一聽還有這樣的事，不敢怠慢，立刻匯報給了秀吉。秀吉正做著征服大明的春秋大夢，陡聞有人要壞他的事，還是自己施過恩的許儀後，不禁勃然大怒，聲稱要狠狠地整治一下這個忘恩負義的混賬東西。
這一場禍事，當真不小。許儀後被關到監獄裡，知道自己這次必然無幸，但他一口咬定全是自己籌劃，沒有吐露出郭國安、朱均旺或者林紹歧任何一人的名字。
對於許保儀的罪名，淺野長政本來裁定為“越度”之罪——就是非法出境——可秀吉不甘心，放出了狠話：“咱們不是新鑄了幾口大鍋嗎？就把許三官那小子擱鍋裡煎死算了！”
許儀後出事以後，急壞了島津義久。他跟這位御醫感情十分深厚，又是自家救命恩人。往大處說，歲久本人對於秀吉這場戰爭毫無興趣，許儀後投書大明之事，其實正合乎他的心意。
可是這事出在薩摩藩，島津家不能找秀吉直接求情，說不定人沒救出來，反被扣了頂“失察”的帽子。思忖再三，義久搬出了一位大人物——德川家康。
德川家康是秀吉最頭疼的也最看重的大名，他從未在戰場上被秀吉打敗過，坐擁關東二百萬石，是日本豐臣氏之後的第二大政治力量。他的面子，秀吉不會不賣。
而德川家康自己也有盤算，打算藉這個機會市恩於島津氏，為以後的爭奪天下埋下一點伏筆。
於是，德川家康給秀吉寫了一封求情信，這封信寫的很藝術，充分顯示了家康的情商。他沒正面為許儀後辯解，而是先批評了一通許儀後通敵之罪，然後話鋒一轉，說現在不光是許儀後，在日的中國人都對政府不滿，如果把他處罰，反顯得咱們小肚雞腸。如果太閣你把他赦免了，顯出寬闊的胸襟，大家就會感佩您的度量，說您是仁德之人。
家康是最了解秀吉的人，這封信完全號住了太閣大人的脈：秀吉內心最想要的，是別人對他的尊重。果然不出家康所料，秀吉接到這封信，深以為然，加上家康面子大，便不再追究許儀後洩密之罪，只是像徵性地申飭了一下，趕回了薩摩藩。
許儀後死裡逃生回到薩摩，卻一點也沒被嚇到，依然不改前志，繼續為朱均旺的出行奔走。一直到了萬曆二十年年初，林邵歧終於要揚帆回國了——這時候，偏偏又節外生枝。
那時候距離開戰已不足三個月，日本的備戰進入最緊張的時刻。時任藩主的島津義弘下令封鎖港口，不許閒雜人等進出。林紹歧的船也被扣了下來，藏身船中的朱均旺束手無策。
在危急時刻，許儀後又一次不避嫌疑，挺身而出。他利用自己在島津家的地位，去見義弘，說商船是用來做買賣的，如果擅自扣留，以後怕沒人肯來做生意了。義弘想想有理，便應允了，放林紹歧離開。
做完這些事情之後，許儀後如釋重負，臨別之前，他寫了首詩贈別朱均旺，把臂相泣。兩個人知道，這輩子他們沒什麼機會再相逢了。這首詩是這樣寫的：
難域萍逢幾度週，一朝分首作遐遊。
殷勤囑咐忠君事,盡意叮嚀滅寇仇。
知汝歸成蘇子景,豈宜還作李陵秋。
霜台若問塵中事,惟道斯民苦尚憂。
詩句情真意切，其中“殷勤囑咐”、“盡意叮嚀”等語，無不浸透許儀後拳拳愛國之心。他以蘇武自況，即便身險蠻夷之地，志向不改，他不求名亦不求利，唯一的心願，正是詩中最後一句“惟道斯民苦尚憂”。
許儀後一輩子沒取得過任何大明的功名，也沒被授予過任何大明官職，羈旅海外的他卻擁有令許多大明官員汗顏的愛國情懷。他對大明所付出的一切，都是自發的，是對故國樸素真摯的熱愛，沒有指望過會有任何回報。談及壬辰戰爭，各路史家都會擺出汗牛充棟的史料，津津樂道於戰事攻伐，或是政治上的折樽衝俎；但我們也不該忘記，在戰爭前夕，曾經有這麼一位中國人，以布衣之身，當國難之前，默默地為他的祖國立下絕大的功勞。
許儀後、郭國安、朱均旺的事蹟證明，無論海內還是海外，中華民族永遠不缺仁人誌士。
萬曆二十年一月十六日，林紹歧離開薩摩藩。朱均旺怀揣報告，藏在船艙底部，生怕被人發現。這一路風高浪急，朱均旺苦不堪言，這種生活他一過就是四十多天。一直到了二月二十八日，這條船終於抵達福建大岞灣。
這時距離朱均旺離開大明，已經有十五年了；距離日本向朝鮮正式開戰，還有四十四天。
朱均旺登陸之後，顧不得身體虛弱，徑直去找福建軍門張汝濟，把許儀後的報告遞交給大明官方。
這份報告對大明朝廷來說，極其重要。報告裡不僅介紹了秀吉意圖吞併朝鮮、入侵大明的計劃，而且給出了詳細的出兵路線圖、動員兵力、戰爭起因與日本諸藩對戰爭的態度。更可貴的是，許儀後——或者是郭國安——還專門提及了日軍的作戰方式和應對策略。
報告裡說對付倭寇，應該用“水陸互攻,日夜並殺。斯時也,倭不及飽食,麗不及為應,途分主客,後無援兵,不習水戰,不敵火攻。”這個建議，對大明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與後來朝鮮戰局的進展驚人地相似。日軍的失敗，正是由於“不習水戰”，後勤補給困難，才在中朝聯軍“水陸互攻”的攻勢下一路潰敗。
這份報告獲得了大明官員的盛讚，說“預說今日之事,合如契卷內中所云”。這份報告傳到朝鮮後，朝鮮人也說“所論倭賊用兵之事，驗之多重。”，還一直追問大明使者，問許儀後有沒有繼續更新。
許儀後、郭國安的故事，並未到此完結。這兩個人一直活躍在日本陣營，之後又做出了許多驚天動地的大事，上演了一場公元十六世紀的精彩諜戰。跌宕起伏之處，比之後世不遑多讓。此處先埋一筆不提。
許儀後他們，也並不是孤軍奮戰。在同一時期，還有許多華人像許儀後一樣，奮不顧身，盡力將日本即將入侵的陰謀通報大明，從而讓明廷有了足夠的心理準備。
這些遠羈海外的大明子民，甚至有些因為各種原因最終成為了日本國人，沒有再踏上大明的土地，但他們卻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生於大明，並且一直在為大明默默地奉獻，用埋藏在身體深處那顆跳動著的灼熱的心捍衛著自己的故鄉。
也許，他們會寂寞，但他們永遠不會孤獨。因為他們永遠都不會是一個人在戰鬥。
有一位叫蘇八的漁民，是浙江台州人。萬曆八年，蘇八被擄至日本，賣給了寺院當奴隸，後來又轉賣給了海商——諷刺的是，這些海商都是漳州來的中國人——他的運氣不好，沒碰到許儀後這樣的熱心人，只能咬著牙苦捱。這種苦日子過了足足八年，他才攢夠了錢，為自己贖身。
雖然蘇八恢復了自由，但沒什麼正規渠道回國，便在日本平戶港定居下來。恰好秀吉率軍征討九州，蘇八加入了平戶島主松浦鎮信的軍隊，為豐臣家效力，據說還親眼看到過秀吉本人。
中國人當日本兵，這在當時屬於很正常的情況。在後來侵略朝鮮的日軍中，也有相當數量的中國士兵，他們廣泛地擔任軍隊裡的各種職位，以至於大明甚至動過招安的心思。
其實這些中國人，絕大部分是在嘉靖、萬曆兩朝沿海倭亂時流落日本的，成分無外四種：一是像王直那樣的武裝走私犯，也就是現在歷史研究中常說的武裝海商。明朝在永曆之後、隆慶之前，是禁海的，凡是民間從事海上貿易者，在官方史書裡，就只有一個稱呼：海盜。還有一個錯誤比較多的稱呼：倭寇。因為明朝幾乎將所有和明朝作對的海上貿易者，都叫倭寇，事實上並非如此。真正意義上的倭寇數量相當少，數量最多的是王直這種驅使倭人的中國武裝走私集團。在倭亂被平以後，這些人相當部分都留在了日本。之前說到的那位郭國安，我懷疑就是此類人，因為他們大都具備一定的軍事能力。
二是被倭寇和海盜擄掠去日本的有一定職業技能的中國良民，譬如許儀後。
三是純粹的運氣不好被倭寇和海盜擄掠去的無辜苦力，譬如蘇八。
四是純粹的經商人士，不過對明朝來說，他們還是走私犯，為了避免風險，他們大多在日本置辦了家產以為後路。
萬曆十八年，豐臣家在歷經長達四個月的圍城後，終於攻下了日本最後一個反豐臣的堡壘——後北條家的小田原城。戰爭結束後，秀吉命令九州諸藩開始動員軍隊，著手準備征服朝鮮事宜。
松浦鎮信身為九州大名之一，也接到了動員令。在松浦軍中的蘇八注意到了軍隊的異動，略加推測便發現了事情的真相：秀吉打算對朝鮮和大明用兵了。這比許儀後足足早了一年。
蘇八是個普通老百姓，不比許儀後受過高等教育，寫不出花團錦簇的文章。他只有一張嘴，唯一的辦法，只能是親身逃回大明，回到自己的妻兒身旁。
歷史上沒有記錄他是怎麼逃回去的，只說得到了漳州商人的幫助，不知道跟買他當奴隸的是不是同一批。總之，他最後奇蹟般地回到了浙江台州。蘇八這個決策絕對是英明的，因為如果他繼續留在日本，肯定要跟隨松浦鎮信出征，而鬆浦鎮信在戰場曾經與明軍數次交手死戰，屆時蘇八便會險入極其尷尬和危險的境地。
蘇八回到台州跟妻兒團聚以後，主動前往參將衙門，說明自己的身份。當地官員震驚之下，把他送去了杭州。官府安排了一位書吏，邊說邊記，錄成一份供述書，提交給了時任浙江巡撫的常居敬。
常居敬看完這份報告，眼皮有點發跳。
因為在蘇八的這份供述書裡，提到了一件事，說秀吉一直在拉攏琉球和朝鮮，打算三國聯手，對付大明。
琉球姑且不論，朝鮮和大明從明初開始，就是敦睦之鄰。這一兩百年以來，朝鮮一直表現良好，從無逾越跋扈之舉，為何突然就起了反心？倘若這是真的，這麼多倭寇，再加上朝鮮人的配合，這仗……怕是有得打了。
關乎藩國，茲事體大，何況這事跟自己管轄的浙江隔得有點遠。於是常居敬大筆一揮，把這份報告送至京城。這些事情，就讓朝廷裡的老爺們去頭疼吧。
蘇八的供述書抵達北京後，直接送到了兵部和內閣大學士許國手裡。許國展卷一讀，差點以為書吏拿錯了。因為數天之前，他接到過一份奏章。發帖人名字不同，內容卻跟這份差不多。
那封奏章來自福建，發帖的樓主是福建巡撫趙參魯。在奏章裡，趙參魯說琉球國來了一位使者和海外華商，向天朝通報一件令人震驚的消息，說日本招誘琉球與朝鮮，有意與中國開戰。差不多是蘇八的翻版。
原來在萬曆十八年的年初，秀吉接見了一次來自琉球的使節。在接見過程中，秀吉跟使節誇口說“明不聽我言，我當發兵伐之。”要求琉球臣服於日本，為我做攻打大明的前驅。還告訴琉球的使節說：“我都跟朝鮮說好了，打大明，就讓高麗兵作為先導；等到我打下北京，就讓中國北方人做先導，去打江浙一帶。”說的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一樣。
琉球一向奉大明為尊，對日本從來虛以委蛇。這次聽到秀吉這麼直白地袒露心聲，琉球國有點吃不消。消息傳回國內，琉球國王尚寧犯了愁。您有什麼侵略計劃，您自己知道就得了，現在非要告訴我，您說我是舉報呢還是不舉報呢？
秀吉送走了琉球使節以後，覺得這些人態度曖昧，有點琢磨過味兒來了。於是他下了一道命令，讓琉球停止遣使入貢，省得自己家虛實被探聽出來，便宜了大明。
通知一到，琉球國一下慌了手腳。尚寧發現秀吉原來是認真的，戰爭已經不可避免，事情有點鬧大了。
這事不上報大明吧，有失屬國義責，天朝之怒可承受不起；要是上報大明吧，又會得罪近鄰日本，尚寧沒天真到盼望大明會派水師來救他。琉球國實在太小了，夾在兩個大國之前，里外都不是人。於是這事兒就一直擱置沒辦，一拖就是一年多。
恰好在這時候的琉球，住著一位大明商人，叫陳申，是福建人。陳申這個人挺倒霉，他三年前乘船過琉球做生意，結果船觸礁沉沒，就被困在了琉球。好在琉球國有一位長史叫鄭迥，也是福建人，對這個老鄉挺照顧，平日經常走動聊天。
一次喝酒閒談，鄭迥把琉球國碰到的這件為難事告訴了陳申。陳申聽完大驚，表示這等大事肯定要報給朝廷才是，怎麼能隱瞞不報呢！他當即表示，就算琉球不報，他自己也要設法回國，通知朝廷。
鄭迥也是中國人，聽了陳申一席話，深受感動，便連夜去請示琉球國王尚永。尚永同意了陳申、鄭迥的意見，派了通事鄭迪，以貢使的名義前往中國。陳申也隨船出發。
到了福建以後，陳申二話沒說，直奔福建巡撫府邸，把自己所知的內情悉數相告然後鄭迪走官方渠道，也正式把這個警告知會大明朝廷。就這麼瞻前顧後、拐彎抹角著，琉球國總算把日本入侵的情報轉達給了大明朝廷。對於這個警告，趙參魯很是重視，也修書一封，星夜送往京城。
大學士許國接到陳申報告和琉球國的警報後，心中有些猶豫。
這封報告裡提及日本利誘朝鮮、琉球為先導，對大明有不軌之心，這是非常嚴重的指控。但琉球國和朝鮮國畢竟都是藩國一員，外交無小事，處置不可不慎，不能輕信一面之辭。
許國一向老重持成，與其說他不敢輕信，倒不如說是不願輕信。內閣如今正風雨飄搖，朝廷與皇上因為太子的事情吵成一團，在這個節骨眼上，外藩可千萬別再添亂了吶。
正在他猶豫來猶豫去的時候，蘇八的報告也送到了。
無論是歷史考據還是刑偵，都有所謂“孤證不鐵”“孤證不立”的說法。孤立的證據不能說明什麼，只有形成完整的證據鏈，才能得出定論。陳申、蘇八兩份報告分別來自福建和浙江，彼此獨立，裡面關於日本招誘琉球、朝鮮以攻大明的情報卻幾乎一致，可以互相印證。證據確鑿，不由得人不相信。
於是在萬曆十九年七月二十日，許國把這兩份報告正式呈遞給了朝廷。對於日本的開戰動機，許國解釋說是因為今年大明的邊患不少，北方的女真人西邊的蒙古人還有南邊的緬甸人都在鬧事，所以讓倭人覺得有可乘之機。
至此，在全東亞各地的民間愛國志士努力之下，日本的侵略計劃正式進入大明王朝的視野。此時距離壬辰戰爭的爆發，還有九個月。
我們除了李如松、鄧子龍等等名將之外，還必須記住許儀後、郭國安、朱均旺、陳申、蘇八這幾個名字，向這些幾乎被歷史埋沒和遺忘的中國普通百姓致敬，並將他們的故事一直流傳下去。
因為，他們是我們民族最堅強的脊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