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說袁紹之所以選擇這個時候起兵，是因為新年號與自己的字（袁紹字本初）有相合之處，便認為起兵一定能獲成功。
別責備袁哥唯心，後世人也大多信這個，美國總統就職演說的最後一句就是句固定台詞：“上帝保佑美國！”
沒想到在袁紹最初起兵渤海，聲言討伐董卓進軍洛陽的時候，第一個作戰對象竟然是自己的頂頭上司冀州刺史韓馥。
對頂頭上司開火一般人們都樂意做，不過玩明的不多，那是要冒絕大風險的，上司們對直接下屬大多也是如此心態，但風險係數要小得多。
韓馥是從東漢文化重鎮潁川走出的士人，是董卓進京後，週毖、伍瓊這兩個無間道高手，為將來拾掇董卓向冀州這個戰略要地佈下的一顆棋子。而人一旦做上了官與想當官時的心情是大大不相同的。
漢末的冀州兵精糧足，士民殷盛，以如此之勢來面對中原凋敝，優越感便油然而生。在洛陽朝廷中，韓馥可以做他的清流，寫一些官樣的文章，喝喝小酒，發發牢騷，抒發一下自己對社會的不滿，在士林中博得一個直言的美名。但是成為冀州刺史後，韓馥這個士人就發生了變化，現在他已集一州的軍政大權於一身，到手的富貴谁愿意輕易丟掉？
一個既得利益獲得者不會再有先前的作為了，逼人的社會現實，已經使激情躍出筆端，變成他日常要應對的地方行政。他必須傾其才智，為自己以及與己相關的群體利益盡心謀劃，稍有不慎，冀州刺史這頂官帽就會被他人搶走，現實的殘酷，正侵蝕著韓馥的身心。
他不能也不敢再去實踐一個憤青的社會理想了，做一個果敢的勇士，去奔赴國難。即使有冀州的強大實力為後盾，但要與董卓那支橫暴的涼州軍相抗衡，韓馥還沒有那個膽量，道義的光環不能當飯吃，慢慢地褪去了它的色澤是必然趨勢，受制於理想與現實的雙重壓迫，韓馥進退兩難！在袁紹首倡義兵討伐董卓時，則更是難到了極點。
袁紹自與董卓反目之後，便來到了冀州，而此時朝中名士們正在為他斡旋，使他免遭董卓的毒手。在周毖、伍瓊、何顒等人的遊說下，加之袁氏在朝中顯赫地位，董卓也“大度”地許給了袁紹一個渤海郡太守的官職，還封他做了邟鄉侯。
而漢末地方行政職權的劃分，已經與前大不相同了，一州刺史不再是只執行監察權，而是統攝一州軍政，這就使得袁紹成為了韓馥的下屬。
但韓袁之間還有一層關係，袁氏四世三公，其門生故吏遍布天下，韓馥就是袁氏眾多門生之一，作為東漢的一則慣例，門生一旦發達，總會對自己宗師的後代眷顧有加，韓馥對袁紹是端不起什麼長官的架子來的。而且，袁紹又怎會把一個“小小”的渤海郡太守放在眼中？
袁紹逃離洛陽的目的，就是要避開董卓的鋒芒，糾集武裝，反攻洛陽，有沒有官銜，並不重要。之所以他要接受董卓的這份“恩賜”，無非想行事方便些，以漢官的名義討伐漢朝叛逆，當然是合乎情理而又名正言順了。
袁紹現在明目張膽地造反了，韓馥卻改變了初衷。
剛才說過，韓馥離京就任冀州刺史，是周、伍裡應外合討伐董卓計劃中的重要一步，韓馥理應起兵。但是，在聽說袁紹到了渤海，要樹立義旗、興兵伐董的時候，韓馥卻慌忙派遣手下親信以州官的名義前往渤海，看住袁紹，不准革命！
只是，這起不了什麼作用，士人以武力來對抗強暴是大勢所趨，袁紹樹立義旗只是一個時間早晚的問題，幾個從事小吏又怎能阻攔得住呢？況且，韓馥如果一味設置障礙，只會將自己扯進泥潭，遭到來自於士人方面的鄙棄，而不會獲得董卓的好感。而做一隻孤雲野鶴，卻又不是韓馥所甘心的。
袁紹起兵在即，冀州眼看就會因此被捲入一場無望的戰爭當中，韓馥剛剛得到的殷實資本可能會化為烏有，這可如何是好？
恰恰就在這時，一紙三公移書使得韓馥脫離了煩惱。雖然這紙文書實際上是由東郡太守橋瑁假借三公名義發往州郡的。本是州郡起兵的訊號，但在韓馥眼中卻成了幫助他擺脫無形利害糾葛的救命稻草。
有了它，韓馥就可以聽任袁紹起兵，去解消士人們必然的責難。同時，拿著這紙文書，又可以避免事後可能出現的董卓對他的責難。
但這並不等於韓馥從此就可以像瑞士那樣成為中立國了，由袁紹起兵所激發的士人奔赴國難的熾烈情感，也在不同程度上感染了韓馥的心情。
不過，他仍舊很苦惱，在讀完三公移書後，韓馥問手下文武，說：“現在我是幫助袁紹，還是幫助董卓呢？”
冀州大吏治中劉子惠答說：“此番興兵是為國除害，何言袁、董！”
韓馥無語。
深深了解韓馥眼下兩難處境與心情的劉子惠馬上表示了對韓馥處境的體諒，他寬慰韓馥說：“打仗可不是件什麼好事，您切記不可出頭露面，做什麼統帥；當務之急是應該派人去觀察其他州郡的動向，一旦群情奮起，成了氣候，您再參與進去也不遲。”
劉子惠的體諒，實際上是讓韓馥隔岸觀火，明哲保身。
這種思想的形成，是基於對冀州實力的權衡之上的，但他卻沒有真正化解韓馥此時的苦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