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章 入閩督師
左宗棠在同治三年十月底，交卸了兼署浙江巡撫的職司，在杭州全城文武官員，鳴炮恭送之下，啟程入閩督師。
在此以前，援閩之師分三路出發。西路以幫辦福建軍務的浙江按察使劉典所部新軍八千人為主力，會同記名按察使王德榜的兩千五百人，由江西建昌入汀州，中路記名提督黃少春，副將劉明燈兩部共四千六百人，由浙江衢州，經福建浦城、建寧入延平，東路由署理浙江提督高連升會同候補知府魏光邴，領兵四千五百人，過錢塘江由寧波乘輪船，循海道至福州登陸。
這三路軍隊的目標都是閩南——李世賢踞廈門之西的漳州，丁太洋在福建、廣東、江西三省交界的武平，而汪海洋則在閩南的東西之間流竄。左宗棠的打算是，決不能讓他們出海，由北、西、東三面收緊，壓迫敵人南竄。
福建之南就是廣東。兩廣總督毛鴻賓與廣東巡撫郭嵩燾，見此光景，心知不妙。左宗棠如果驅賊入粵，則援閩之師，隨賊而至，會形成長毛與“友軍”交困的窘境，所以非常著急。
可是由兩員副將方耀、卓興而率領的粵軍，不過八千之眾，福建延建邵道康國器，雖是廣東人，新統一軍，亦多粵籍，卻不能算粵軍，因為是左宗棠的部下，並不聽命於廣東大吏。毛鴻賓與郭嵩燾迫不得已，一面派方耀、卓興入閩會剿，明阻長毛，暗擋左宗棠，一面打算奏請起用守鎮江的名將馮子材督辦東江軍務，自求振作。
當援閩之師未到以前，福建陸路提督林文察已與李世賢接過仗。林文察是台灣彰化人，咸豐八年以助餉剿淡水的土匪，授職游擊，做了武官，他所統率的台勇擅用火器，剽悍善戰，助林文察當到總兵，獲得“巴圖魯”的名號。王有齡被困杭州時，曾奉命援浙，而阻於衢州，以後歸左宗棠節制，很立了些戰功，補實為福建福寧鎮總兵，不久擢升為福建陸路提督，隨即提兵回台，在他家鄉平亂。
亂黨的首領，是原籍漳州龍溪的戴潮春，他是中國歷史上陰魂不散的老牌亂黨白蓮教的餘孽。在彰化名義上辦團練，實際上與長毛是勾通的。
咸同之交，浙江淪陷，在福建的官軍，多調閩北浙南，戴潮春認為是起事的好機會，三月間由其黨羽林戇晟在大墩起事，五天以後，佔領彰化，台灣兵備道孔昭慈被殺。戴潮春自稱“東王”，“南王”是林戇晟，此外還有“西王”與“北王”。下面的官職有“大國師”、“左右丞相”、“六部尚書”等等。
這個略仿太平天國建制，沐猴而冠，彷彿戲台出將入相的場面，由於東南戰局正在緊要關頭，朝廷只應糧道丁日健的力請，派了六百人去攻剿，因而得以維持一時。及至同治二年秋天，左宗棠收復浙江，已有把握，才派林文察回台，號召舊部，福建巡撫徐宗幹，亦派久官台灣的丁日健領兵赴援，並授為台灣兵備道，督辦全台軍務。
於是到了十一月初，彰化收復，繼攻下鬥六，到了年底，戴潮春被擒於張厝莊、林戇晟敗死於四塊厝，局面可以算是穩定下來了。
不過肅清殘餘亂黨，亦很費力，尤其是當李世賢佔據漳州以後，戴潮春的餘黨準備接應會合，圖謀再舉。左宗棠深恐李世賢、汪海洋等人出海，正就是為此。
林文察見此光景，深感為難，一方面要防止死灰復燃，放不得手，另一方面以福建陸路提督為一省最高武官的地位，對於收復漳州、汀州等地，責無旁貸。仔細考慮下來，還是應該回福建，因為能夠消滅李世賢，彰化的亂黨便失去憑藉與指望，不戰而自潰。
打定主意，倉猝內渡，同船隻帶了兩百親兵。他與李世賢交過手不止一次，不敢輕敵，原意到了福建，先作部署，然後出擊。哪知李世賢早有準備，在萬松關設下埋伏，專等他入網。
而林文察則又改變了主意。因為他自感兵力孤單，一路收容了許多散兵游勇，雜湊成軍，如果糧餉充裕、時間從容，而又有得力的幫手，當然可以將此輩漸漸練成勁旅，否則就只有利用他們急於追求出路，或者懷忿報仇的心理，淬厲士氣，作背城借一之計。林文察老於兵事，默察情勢，認為不得不速戰速決，拖下去徒耗糧餉，且難部勒，將不戰自潰。
本來左宗棠的檄令，是責成他“力保泉廈”，這是很難的任務，因為漳州以東，直到廈門、泉州，地勢平衍，易攻難守，而況彼此兵力眾寡懸殊。就方略講，應該以攻為守，就利害關係來看，以少攻多，雖然吃力，但與其守而敗，不如攻而敗。因此，在十月初便由泉廈而進，在萬松關上紮營。
萬松關又名萬松嶺，在漳州以東二十五里的鳳凰山上，為由泉廈渡江入漳的孔道。紮營剛定，李世賢派一隊人馬來攻，用意在試探虛實，哪知副將惠壽不中用，竟讓長毛踩了營盤。林文察迫不得已，退扎叫做玉洲的地方，隔了兩天出隊攻擊，小胜而回。
就在這時候又接到左宗棠的劄子，指示他“深溝高壘，勿浪戰求勝，俟浙軍到後，協力規复漳州。”林文察這時不能不聽命了，駐營在萬松嶺上，靜候援軍，另由水師總兵曾玉明，在九龍江近海澄縣地方的海口鎮，結紮水營，以為掎角之勢。
這樣守到十月底，左宗棠還未進入福建境內，而先行出發的浙軍，三路合圍之勢，將次形成。李世賢原來是在萬松關以西設下埋伏，專候林文察入網，見他按兵不動，而浙軍又已入閩，不能不急著打開一條出路，因而在十一月初三，發動突襲。
突襲是分水陸兩路進行。襲擊水營的長毛，皆以煙煤擦臉，有意扮成猙獰可怖的鬼相，同時亦用作為“自己人”的識別。曾玉明的水師，猝不及防，除了用砲艇上的小砲轟擊以外，其餘各營，都垮了下來。
在西面萬松關上的林文察所部，本是越拖越壞的散兵游勇，聽說後路被襲，未戰先亂。副將惠壽、游擊許忠標，壓不住陣，只有溜之大吉，林文察卻不肯逃，結果中槍陣亡。潰散下來的亂兵，勉強集結在九龍江東岸，算是保障泉州門戶。
三月以後，左宗棠到了浦城，正式進入福建境界，預定就以此為行轅。行轅所收到的第一件戰報，便是林文察兵敗殉職。
這不是馬到成功的徵兆，左宗棠大為不悅。在他看林文察是挫了浙軍的銳氣，也傷了他的威名，雖非死有餘辜，卻是決不可原諒的。因而出奏時，便不肯專敘此事，只用一個“督師行抵浦城，現籌剿辦情形”的案由，在折子中斥責林文察不聽調度，致有此失，幸虧高連升一軍已由福州趕到閩南，泉廈可保無虞。至於林文察的卹典，申明另案奏請，但可想而知的，卹典不會優厚。
不過局勢很快地穩住了。左宗棠最擔心的，就是李世賢向東南橫竄入海，所以只要高連升一軍，能自福州南下，及時攔堵，先擋得一陣，等蘇軍郭松林、楊鼎勳領兵航海而來，肅清腹地便有十足的把握了。
為此，左宗棠定下東守北攻西壓的策略，最先收復閩南偏北的龍巖，接著會同粵軍方耀所部，收復閩粵交界的永定。
這兩場胜仗打下來，士氣大振，指揮更加靈活，左宗棠開始“驅賊入粵”，首先是由毗連江西的汀洲、連城一帶，將汪海洋部下的長毛，往南攆向與廣東交界的武平、上杭一帶。其時援閩蘇軍已陸續到達，與浙軍高連升，黃少春所部，劃分防區，而以進取漳州為目標，蘇軍守漳州之南，浙軍守漳州之北。這一來，李世賢出海之路是徹底被阻斷了。
到了四月中旬，浙蘇各軍由南北同時出擊，會攻漳州，到了四月廿一，漳州克復，可是李世賢卻開西門而走，與汪海洋會合在一起，成為“困獸”了。
當時的形勢是東南方面泉、廈、漳沿海一帶，兵力最厚，西北永定有七千餘人防守，東北的漏洞，亦已及時防補，唯有西面最弱，左宗棠幾乎毫無佈置。
西面就是廣東的大埔、饒平一帶，雖有粵軍方耀防守，可是絕非李世賢、汪海洋的對手，是誰都看得出來的。然則，左宗棠之意何居？明眼人自然看得出來。
這個明眼人是遠在京城裡的軍機章京領班許庚身，在五月十二那天，看到發下來的一個奏摺，大為詫異，這個奏摺是李鴻章所上，作用是在表功，所以案由是“援閩蘇軍，會合浙軍分路進逼，於四月二十一日克復漳州府城”，奏報進攻情形中，有一句話說：“侍逆李世賢潛開西門而遁。”這與同時收到左宗棠的戰報，情況不符。
左宗棠的奏摺，案由是“進逼漳西大捷，現籌辦理情形”，並未提到漳州克復，更未談到李世賢由漳州西門而遁，只說“李逆世賢經官軍迭次擊敗，勢日窮蹙，圖由漳北小路繞犯安溪，以抄官軍後路。其計未成，又圖勾結同安土匪，內訌滋事，經郭松林抽帶所部兩營馳赴同安，會同道員曾憲德將西塘、上宅、滸井各鄉匪巢洗盪。”
再看拜折的日期是四月廿六，拜折的地點是福建省城。福州離漳州不過兩三日路程，廿一克復漳州，在福州的左宗棠不應該到廿五還不知道。如果已經知道，廿六拜折何以不報捷？
這是莫大的一個疑竇，但稍作參詳，不難明白，左宗棠只為李世賢“漏網”，不肯報捷，先說他想“繞犯安溪”，又想“勾結同安土匪”，最後說由郭松林如何如何，是打算將李世賢“漏網”的責任，輕輕推到郭松林頭上。
至於左宗棠想“整”郭松林的緣故，亦可以推想得到。原來從林文察陣亡以後，福建陸路提督一缺便補了福山鎮總兵的郭松林。雖為署任，總是升官，而如沒有左宗棠的奏請蘇軍援閩，這個武將中最高職銜的提督，未見得輪得到郭松林。照左宗棠的想法，郭松林的升官，既由援閩而來，而所升的官，又是福建的缺分，則不論感恩圖報，還是循名責實，都該照建制歸隸他的部下。無如郭松林雖經福建巡撫徐宗乾一再催促，始終不肯到任。以福建的武官在福建打仗，卻自居於客將的地位，在左宗棠是頗難容忍的，只是當郭楊兩軍航海南來之前，李鴻章特為聲明：郭松林不履任，他亦“不勸駕”。左宗棠曾經同意，此時不便出爾反爾！但又有所憾於郭松林，因而此時先作一個伏筆，一方面隱約其詞地表示，追擊李世賢是郭松林的責任，另一方面可以看將來的情況，果真同安土匪一時不易收拾，便可正式奏請將郭松林留在福建——以本省的提督剿本省的土匪，天經地義，名正言順，朝廷不能不准，李鴻章不能不放，郭松林不能不留。
了然於左宗棠暗中的鉤心鬥角，再來看李鴻章的“援閩獲勝，會克漳州府”一折，才會恍然大悟，除表功邀賞以外，還有預先為蘇軍留下卸責餘地的作用。因為折中鋪敘戰況，對於郭楊兩軍的防區及部署，說得特別詳細，一則謂：“東山在漳州城南十里，系通漳浦大路，郭松林以八營扼之，又十里為鎮門，系東山、海澄、石碼適中之地，楊鼎勳以五營扼之。海澄縣為兩軍後路，有山徑可通漳浦，复派三營分佈縣城內外，防賊抄襲。”
再則謂：“總兵劉連捷、臬司王開榜在西北，提督高連升、黃少春等軍在東路。自蘇軍扼扎東山，南路已斷。”
三則謂：“敗逆向南靖一路紛逃，各營追剿數里，當會同高、黃等軍，折回東南，將東關外放子橋、東嶽廟及附近南門新橋各賊壘一律蕩平。”處處可以看出，郭楊兩軍無論防守還是攻剿，都以擔當漳州南面為主，東面其次，然則李世賢開西門而遁，責任誰屬？不問可知。這樣反複分析下來，許庚身認為左宗棠是在玩弄可怕的權術。從軍興以來，各省帶兵大員，以驅賊出境為慣技，而左宗棠則似乎有意以鄰為壑，包藏著什麼禍心。此非早作糾正不可。
因此，他向恭王與文祥等人，指陳利害，奏明兩宮太后，擬發“廷寄”，首先指出李鴻章已有奏報，漳州克復，“侍逆潛開西門而遁”，接下來便說：“漳州雖經克復，而渠魁仍未授首，必將與汪逆合謀，計圖复逞。現在東南兩路局勢既尚穩固，東北一路亦有劉明燈等聯絡扼守，而西面之漳浦、雲霄、詔安、平和等城，均為賊踞，該逆必思由此路竄走，已無疑義。粵省饒平、大埔一帶，雖有方耀等軍防守，尚恐兵力不敷分佈，左宗棠等仍當分撥勁旅，繞赴西路，會同粵軍，迎頭攔截，杜其竄越之路。”
到此地步，左宗棠知道攆走郭嵩燾的時機成熟了。在此以前，他曾為蔣益澧下過一次伏筆，並用李鴻章作為陪襯，來提高蔣益澧的地位。這一伏筆，下在九月初，瑞麟與郭嵩燾交惡之時，而於“懇請收回節制三省各軍成命”的奏摺中，附帶一提：“恐兩廣兵事，尚無已時，若得治軍之才如李鴻章、蔣益澧其人，禍亂庶有豸乎！”意思是最好將李鴻章調為粵督，而以蔣益澧升任粵撫，這是隱約其詞的試探，朝廷即令沒有明確的反應，但蔣益澧可當方面之任的印象，卻已在西宮太后與軍機大臣的腦中留下了。
此時當然還不能明保蔣益澧升調廣東，是用夾片的方式，在“陳明廣東兵事餉事”中，攻郭保蔣。首先就說：“廣東一省兵事實足觀，而餉事亦不可問。軍興既久，名省兵事或由弱轉強，粵則昔悍而今駑矣！各省餉事或由匱而漸裕，粵則昔饒而今竭矣！”光是這兩句話，便將近兩年的督撫一起攻擊在內，當然，郭嵩燾的責任應更重於瑞麟，因為他在任之日比瑞麟久。
接著便專責餉事，而此正是巡撫的職責，其中並無一語提及郭嵩燾的名字，而大部分的攻擊卻集中在郭嵩燾身上，特別提到廣東富饒之區的潮州厘稅。
左宗棠是這樣指責：“臣抵大埔，接晤潮郡官紳士民，詢及潮郡厘稅，合計雜貨之厘、洋藥之厘、汕頭行厘、船捐，每年所得，共止三萬餘兩，是一年所入，不足六千人一月之餉也。潮州為粵東腴郡，而厘稅之少如此，外此已可類推。”
這是有意歪曲事實。從錢江創設就貨徵稅的釐金以來，最難辦的就是廣東，當郭嵩燾蒞任之初，就曾會同總督毛鴻賓奏明。廣東辦厘的情形，有異於他省，主要的原因是洋人的牽掣。廣東的形勢，“澳門據其西，香港繞其東，所有省河扼要海口，其地全屬之洋人，而香港尤為行戶屯聚之地。一二大行店皆移設香港，以圖倚附夷人，便其私計，一切勸捐抽厘，從不敢一過問。其有意規避捐輸者，亦多寄頓香港，希圖倖免。統計出入各貨，凡大宗經紀，皆由香港轉輸。是他省但防偷漏之途，而粵東兼有逋逃之藪。”
其次是廣東的風氣與他省不同。廣東的士紳，往往包攬稅捐，釐金開辦之初，亦由劣紳承包，任令侵漁中飽。而公私交受其病。其後收為官辦，則原來包厘的劣紳，因為失去特權，心有不甘，從中煽動搗亂，聚眾搗毀厘局之事，不足為奇，官府膽怯怕事，不敢懲辦禍首，反而撤去委員，或調動府縣地方官，以求妥協。而結果是越遷就，越棘手。
從郭嵩燾到任後，以剔除中飽，講求合情合理的宗旨整頓厘捐，頗有成效，從未設局的瓊州府、廉州以及惠州的河源等地，次第開辦。至於潮州，就廣東而言，偏處東隅，久成化外，直到汪海洋逼近廣東邊境時，方由潮嘉惠道張銑，設法開辦，數目雖少，但總是一個開端。潮州的民風，因勢利導，好話說在前面，無事不可商量，強制硬壓，則偏不服從。張銑的意思是，只要潮州肯承認厘捐，以後可以陸續增加，而況賊勢方急，官府與紳民之間，為此先起爭執，是件極危險的事。這個看法，郭嵩燾深以為然，但左宗棠有意抹煞事實，只強調每年只收得三萬銀子，卻不說這三萬銀子來之不易，而只要能收此三萬，以後三十萬亦有希望。
最惡毒的是，左宗棠又誇大廣東海關的收入：“聞海關各口所收，每歲不下二百萬兩，其解京之數，無從稽考。此項若能由督撫設法籌辦，於正供固期無誤，而於該省籌餉大局，實裨益匪淺。特此為二百年舊制，非外臣所敢輕議。”
接下來便是保蔣益澧了。他說：“臣率客軍入粵，偶有聞見，自不敢不據實直陳。至兵餉兼籌，任大責重，非明幹開濟之才，不能勝任。浙江布政使蔣益澧，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若蒙天恩，調令赴粵督辦軍務，兼籌軍餉，於粵東目前時局，必有所濟。”
這就是所謂力保。力保之“力”，端在一句話上：“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以節制三省軍務的總督，如此推崇，分量實在太重了。
左宗棠以諸葛武侯自命，目空一切，竟這樣降心推崇，也實在不類他的為人。因此有人傳出來一個內幕，說是閩浙總督衙門主章奏的幕友，受了蔣益澧一萬銀子的紅包，力主加這“才氣無雙，識略高臣數等”十個字，如果流言屬實，算起來是一字千金。
不過，行賄之說，雖不可知，而就事論事，卻非有此十字不可。蔣益澧的才具如何，軍機大臣大都了解，無不以為他難當方面之任。是故雖經左宗棠在奏摺中暗示，他可代郭而為粵撫，並利用李鴻章作陪襯，來抬高他的身價，而朝廷始終裝聾作啞。現在左宗棠的這十個字，分量之重，如雷貫耳，那就裝不得聾，作不得啞了。
不過，裝聾不許，卻可裝傻，朝廷有意不理左宗棠的暗示，只如他表面所請，在同治五年正月初八降旨：“著浙江布政使蔣益澧，馳赴廣東辦理軍務，兼籌糧餉。”
當保薦蔣益澧的奏摺拜發之時，左宗棠對克復汪海洋所盤踞的嘉應州，已有把握。在十二月十二發動總攻，一仗大捷，汪海洋為亂槍所殺，十天以後，克竟全功。左宗棠在年底拜折：“收復嘉應州城，賊首殲滅淨盡，餘孽蕩平。”
這一下等於肅清了長毛餘孽，左宗棠本人班師回任，各軍遣歸本省，然則蔣益澧“馳赴廣東”，辦何“軍務”，籌何“糧餉”？如果有力者作此一問，蔣益澧的新命，就可能撤銷。左宗棠當然早就計議及此，於是藉題發揮，對郭嵩燾逼得更緊了。
所借的題目是“高連升帶所部赴任”。高連升的本職是“廣東陸路提督”，如今左宗棠節制三省軍務的任務告一段落，自回本省，則高連升亦應在廣東履任。提督到職，除本標親兵以外，無須另帶人馬，而左宗棠卻囑咐高連升盡攜所部赴新任。表面上的理由是大亂初平，民心不定，“以資鎮壓”，實際上是有意給廣東出難題，因為高連升所部有五千人，每月至少亦要三萬多銀子的餉銀，當然歸廣東負擔。
可是，廣東歡迎高連升，卻不歡迎高連升的部隊。於是左宗棠上奏指責廣東，大發牢騷，說是“臣捫心自問，所以為廣東謀者，不為不至，而廣東顧難之。欲臣一概檄飭高連升所部旋閩。茲則臣所不解也。如謂高連升軍餉仍應由閩支領，則試為廣東籌之，應解協閩之餉，約尚有三十餘萬兩，此次資遣各省難民及嘉應州、鎮平縣賑恤平糶米糧及臣均撥鮑超一軍軍米價銀，應由廣東解還歸款者亦約五萬餘兩。即以此款悉數移充高連升軍餉，以閩餉濟閩軍，約足一年之需，一年之後，諸患漸平，陸續裁撤此軍，亦未為晚。”
各省協餉，哪一省虧欠哪一省，是筆永遠算不清的賬，反正能打仗就有理，打勝仗更有理。左宗棠對這一層了解得最透徹，所以能夠侃侃而言，氣壯更顯得理直。
左宗棠的折報，常在最後發議論，此折亦不例外，因為打擊郭嵩燾的緣故，殃及廣東，亦被惡聲：“伏思海疆之患，起於廣東，中原盜賊之患，亦起於廣東，當此軍務甫竣之時，有籌兵籌餉之者，應如何懲前毖後，以圖自強？若仍以庸暗為寬厚，以諉卸為能事，明於小計，暗於大謀，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也。合無請旨敕下廣東督撫熟思審處，仍檄高連升帶所部赴任之處，出自聖裁。”
這個奏摺，像以前所保蔣益澧的奏摺一樣。左宗棠幕府中得了紅包的人，密抄折底，寄達浙江，蔣益澧雖是粗材，但畢竟也還有高人，告訴他說：高升之期已不在遠，蔣益澧喜不可言，隨即刻印了廣東巡撫的封條，準備打點上任了。
這個奏摺最厲害之處，是在藉瑞麟以攻郭嵩燾。事由瑞麟一諮而起，左宗棠的咄咄逼人的筆鋒，在前面亦都指向瑞麟，這是暗示，如果攻郭無效，便要轉而攻瑞了。瑞麟在廣東的政績如何，朝中大臣，盡人皆知，而恭王與文祥，較之道光、咸豐兩朝若干用事的滿洲權貴，雖不知高明多少，但亦認為瑞麟必須保全，因為第一，軍興以來，督撫十分之九為漢人，此是清朝開國以來所未有之事。眼前亦僅只湖廣、兩廣是旗人，倘或左宗棠對瑞麟參劾不已，逼得朝廷非調不可，一時卻沒有適當的旗下大員，可以承乏；其次，瑞麟有慈禧太后的奧援，動他不得；第三，瑞麟雖是庸才，但很聽話，尤其內務府的經費，跟粵海關有很大的關聯，能有個聽話的粵督在廣州，諸事方便。
因此，朝廷就必須安撫左宗棠，不但為了保全瑞麟，亦因為由“恐未足紓朝廷南顧之憂”這句話而起了警惕。所以上諭中責備瑞麟，措詞相當嚴厲：“左宗棠凱旋後，粵省安插降卒，搜誅土匪，善後之事方多，正當留扎勁兵，以資鎮壓。瑞麟既諮催高連升赴廣東提督本任，何以反令左宗棠將其部曲檄飭回閩？倘閩軍凱撤，而降卒土匪又復滋生事端，重煩兵力，該署督其能當此重咎耶？”
接下來便是悉如左宗棠所請：“高連升所部五千餘人，計每月餉需不過三萬餘兩。即著左宗棠檄飭該提督帶所部赴任，月餉由瑞麟、郭嵩燾按月籌給，不准絲毫短少虧欠，致有掣肘之患！”
瑞麟受這頓申斥，當然很失面子，但前程是保住了，保不住前程的是未受申斥的郭嵩燾。
朝廷的意思是決意保全瑞麟，犧牲郭嵩燾來換取左宗棠的“忠誠”。不過上諭於“用人行政“，動輒申明，“一秉大公”，而廣東軍務的貽誤，督撫同罪，不該一個被黜、一個無事。所以運用“打而不罰”，“罰而不打”這個不成文的“公平”之理，對瑞麟嚴加申飭是已打不罰，而對郭嵩燾之不“打”，正是將“罰”的先聲。
不過七八天的工夫，有關廣東的政局，一日連發兩諭，一道是由內閣“明發”，“著郭嵩燾來京，以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另一道是僅次於“六百里加緊”的緊急軍報的“廷寄”，分飭浙江、廣東及福建，寫的是：
馬新貽奏：巡視海口情形，酌議改造戰船，粵省軍事已定，藩司蔣益澧應否前往各一折。官軍搜捕洋盜，全賴船械得力，方能奏效。馬新貽見擬改造紅單廣艇三十號，合之張其光原帶廣艇十隻，共計四十號，分派溫州等處各要口，併購買外國輪船一兩隻，以為游擊搜剿之用，所籌尚屬週妥，均著照所請行。仍著馬新貽督飭沿海各將弁，就見有師船，認真巡緝，搜捕餘匪，以靖地方，毋得稍涉疏懈。本日已明降諭旨，授蔣益澧為廣東巡撫。即著蔣益澧趕緊交卸起程，前赴新任。蔣益澧經朝廷擢膺疆寄，責任非輕，到任後務將軍務吏治及籌餉各事宜，力加整頓，以期日有起色，毋得稍蹈因循積習，致負委任。將此由五百里各諭令知之。
左宗棠驅逐郭嵩燾是為了想占得廣東這個地盤。這個目的在表面看，算是達到了，其實不然。
朝廷接納左宗棠對蔣益澧的力保，雖說是要挾之下，不得不然，但到底集眾人之力對付獨斷獨行的左宗棠，畢竟有其深謀遠慮的過人之處。沒有多久，明眼人都可以看得出來，到頭來是朝中用事的人，棋高一著。
第一，朝廷已有初步的打算，還要重用左宗棠，因而藉他力保蔣益澧這件事上，特加詞色，以為籠絡；第二，廣東的富庶，早就有名，而且一向是內務府公私需索之地。十多年來，洪楊荼毒遍東南，但廣東受災極輕。不過早年為了籌餉，廣東督撫不得不遷就膺專閫之寄的曾國藩的保薦。事平以後，情況不同，收權之時已到，但一則礙著曾國藩，再則以郭嵩燾的出身與居官的績效，如無重大過失，不能隨便調動，尤其是有瑞麟在，相形對比，如說要整飭廣東吏治，首先該調的應該是瑞麟而不是郭嵩燾。即令退一步來看，至少亦該瑞郭同調，否則諭旨中一再申明的“用人行政，一秉大公”等等冠冕堂皇的話，就變成欺人之談了。
難得左宗棠力攻郭嵩燾，卻好可用來作為收權的途徑。黜郭不易，要黜蔣益澧容易得很。因為論他的出身資望與才具，都不適方面之任，將來一紙上諭，輕易調動，絕不會有人說閒話。
再有層好處，便是有蔣益澧的比照，瑞麟當兩廣總督，便顯很夠格了。所以八月間降旨，瑞麟的兩廣總督真除，由署理變為實授。
同一天——同治五年八月十七，另有兩道上諭：一道是陝甘總督楊岳斌奏：“才力不及，病勢日增，懇請開缺”，調左宗棠為陝甘總督。
另一道說：“楊岳斌於人地不甚相宜，辦理未能有效，眷顧西陲，實深廑系。左宗棠威望素著，熟諳韜略，於軍務地方，俱能措置裕如，因特授為陝甘總督，以期迅掃回氛，綏靖邊陲。”是特為表明，賦左宗棠以平服西北的重任。
照歷來的規制，封疆大臣的調動，往往先將預定的人選召赴到京，陛見稱旨，方始明發上諭，然後“請訓”出京。如果不經這一番程序，直接降旨調補，那麼新任就該自請陛見請訓，意思是此一調動，必含有除舊佈新的整頓之意在內。朝廷的希望如何，必先探詢明白，所以應該請訓。當然，亦有例外，例如軍情緊急，不容耽誤，便可在上諭中明示：“即赴新任，毋庸來京請訓。”對左宗棠的新命，即是如此。
不過，這是表面的看法，實際上另有文章。因為左宗棠由東南舊任赴西北新任，繞道京師，由山西入秦隴，並不算太費事，而況回亂勢緩，已經歷相當時日，與防患將然，深恐一發不可收拾，愈早撲滅愈好的情況不同。而所以阻止他赴京請訓，只為左宗棠的手段，軍機處及各部院都領教過了，要餉要人，需索不已，一旦到京，非滿足他的要求不到任，豈不麻煩？所以索性不要他上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