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政局多變
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在上海已略感厭倦酒綠燈紅、脂香粉膩的寶森，為胡雪巖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應春陪著來的。船到望仙橋埠頭上早有一乘綠呢、一乘藍呢的大轎在等候，另外一匹頂馬、兩匹跟馬，四名兵丁，都穿著布政司的號衣，四散排開，擋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寶森登岸。
船家將船泊穩，搭好跳板，船家與岸上胡家的聽差合作，伸出一條粗竹桿，捏穩兩端，高及腰際，寶森以竹桿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頭，立即便有一個穿得極體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來——寶森在上海也見過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齋，捐了個候補知縣，作胡雪巖的清客，專責是接待賓客。
“森二爺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幾天了。森二爺路上還舒服？”
“舒服得很。”寶森舒了口氣，遊目四顧，看過往輻輳的行人，不由得讚歎，“都說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虛傳。”
“森二爺只看到今天的熱鬧，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滿目淒涼，慘不忍睹。”
“長毛”兩番破杭州，被災獨重，善後復興之功，推胡雪巖為首。做清客捧賓客以外，亦須不忘捧東主，但以不著痕跡為貴。聽得這話，寶森連連點頭：“雪巖之有今日，實在是積德之報。”他跟胡雪巖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徑以雪巖相稱。
陶敦甫覷空跟古應春招呼過了，請寶森坐上胡雪巖自用的綠呢大轎，古應春坐藍呢轎，由頂馬引導前行，陶敦甫乘一頂小轎自間道先趕往“元寶街”等候。
“元寶街”滿鋪青石板，足容四馬並行，街中突起，兩頭低下，形似元寶心，因而得名。不過，胡雪巖當初鋪這條街時，卻並未想到這個能配合他的“財神”之號的俗氣的街名，只是為了便於排水，當然，四周的陰溝經過細心修建，暢通無阻，每遇夏日暴雨，他處積水兩三尺，元寶街卻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橋到元寶街，只是一盞茶的工夫，坐在綠呢轎中的寶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見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圍牆牆腳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轎抬入可容兩乘轎子進出的大門，穿過門樓，抬入二門歇轎，胡雪巖已站在大廳滴水簷前等候了。
“森二爺，”胡雪巖拱拱手說，“一路好吧？”
“很好，很好。”寶森扶著他的手臂，偏著臉細看了一下說，“雪巖，一個多月不見，你又發福了。”
“托福，托福。請裡面坐。”
寶森點點頭，已把臉仰了起來，倒不是他擺架子不理人，而是因為胡家的廳堂過於宏敞，必須仰著臉才能看清楚。
未看大廳，先回顧天井，天井有七開間大，而且極深，為的是可以搭台唱戲。大廳當然也是七開間，估計可擺三十桌席，由於高敞之故，堂奧雖深，卻很明亮。正中樹一方藍地金底，四周龍紋的大立匾，窠巢大書“積善衍慶”四個黑字，正中上端一顆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璽，上下款卻因相距得遠，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還是先帝的御筆。
轉眼看去，東西兩面板壁上，各懸一方五尺高、丈餘寬的紫檀掛屏，西面是一幅青綠山水，東面是貝子奕謨寫的《滕王閣序》，旁有兩扇屏門，料想其中當是家祠，旗人向來重禮節，當即表示，理當瞻拜。
胡雪巖自然連稱“不敢當”。
只是寶森意思誠敬，當下喚人開了屏門，點燃香燭，寶森向神龕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個頭，胡雪巖一旁陪禮，最後又向寶森磕頭道謝。
“還要見見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巖說，“家母今天到天竺燒香去了。”
“森二爺剛到，先請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說道，“我來引路。”
於是出了大廳，由西面走廊繞出去，往北一折，一帶粉牆上開著個月洞門，上榜“芝徑”二字，迎門一座玲瓏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東面繞了過去，豁然開朗，寶森放眼一望，但見樹木掩映，樓閣參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陸離，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請過橋來！”
寶森跟著陶敦甫經過一道三曲的石橋，踏上一座極大的白石露台，中間便是三開間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廳”，上懸一方黃楊木藍字的匾額，榜書“迎紫”二字。
進門又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兩開大小的一個長方形房間，裡面是西式佈置，四周紅色絲絨的安樂椅，配著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間一張與茶几同一質料式樣的大餐檯，上面已擺好了八隻純銀的高腳果盤。
等主客坐定，隨即有兩個面目姣好的丫頭來奉茶敬煙，至此才是開始寒暄的時候。
“森二爺這一晌的酒興怎麼樣？”
“很好哇！”寶森笑道，“從天津上船那天起，酒興就沒有壞過。”
“要這樣才好。”胡雪巖問古應春，“森二爺怎麼沒有把花想容帶來？”
“多謝，多謝！”寶森搶著回答，“我到府上來作客，沒有把她帶來的道理。”
原來花想容是“長三”上的“紅倌人”，為寶森所眷，胡雪巖邀他來一賞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寫明，不妨挾美以俱，而寶森卻認為於禮不合，沒有帶花想容來。
接下來便縱談上海聲色與新奇之事，寶森興味盎然地說他開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國的馬戲、東洋女子“天勝娘”的戲法。一面談，一面不斷有丫頭送點心來，寶森喜歡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巖，”寶森是衷心嚮往，“我看當皇上都沒有你舒服，簡直是神仙嘛！”他指著窗外，聳起於假山上的那座“百獅樓”，忽然想起一句唐詩，便念了出來，“'樓閣玲瓏五云起'。”
“森二爺談詩，我就接不上話了。”胡雪巖轉臉說道，“厚齋，你看哪一天，把我們杭州城裡那幾位大詩翁請了來，陪森二爺談談。”
“不，不！”寶森急忙搖手，“我哪裡會做詩？千萬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話，胡雪巖一笑置之，不再多說。陶敦甫怕場面冷落，便即問說：“森二爺，上海消息靈通，不知道劉制台的參案怎麼樣了？”
聽得這話，寶森突然站了起來，“嘿！”他驀地裡一拍雙掌，聲音極大，加以動作近乎粗魯，倒讓大家都嚇一跳，再看到他臉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發奇怪了。
“森二爺，”胡雪巖說，“請坐下來，慢慢談起。”
“談起劉峴莊的參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說道，“我肚子裡的積滯都消了——”
劉峴莊便是兩江總督劉坤一。自從出了盛宣懷的案子，李鴻章便覺得此人在兩江，對他是一大妨礙，而盛宣懷更是耿耿在心，企圖中傷。但劉坤一的官聲不錯，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號稱“都老爺”的監察御史，見聞不足，無法參他，就上折參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見聽。幾經籌劃，認為只有一個人夠資格參他，而且一定見效。
此人就是“彭郎奪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軍水師的領袖。洪楊既平，彭玉麟淡於名利，外不願當督撫，內不願當尚書，於是有人建議，長江水師龍蛇混雜，鹽梟勾結，為害地方不淺，彭玉麟清剛正直，嫉惡如仇，在長江威望素著，不如仿照旗營“專操大臣”的製度，派他專門巡閱長江水師，得以專折奏事，並頒給“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這個差使，一年一次巡閱長江水師，其餘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與他的孫兒女親家俞曲園唱酬盤桓，消閒如鶴。
不過到得彭玉麟出巡時，威名所播，確能使貪官墨吏，相顧斂跡。他所管的事，亦不限於整頓水師紀律，長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順眼的事都要管，職權彷彿明朝“代天巡狩”的巡按御史。曾經在武昌請王命旗牌立斬不法的水師總兵譚祖綸，至於地方官經他參劾，革職查辦的，亦頗不乏人。總之，只要彭玉麟參誰，誰就非倒霉不可。
盛宣懷想到了這個人，李鴻章亦認為可加利用，於是摭拾浮言，激動了彭玉麟的脾氣，真個以密摺嚴劾劉坤一，大致是：第一，鴉片癮大，又好逸樂，精神不濟，無力整頓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見賓客，又縱容家丁，收受門包；第三點最厲害，亦是彭玉麟親眼所見，最感不滿而又是他應該管的事，“沿江砲台，多不可用，每一發炮，煙氣瞇目，甚或坍毀。”
密摺到京，慈禧太后召見軍機，決定派彭玉麟進一步密查，同時內召來京覲見，打算不讓他回任了。據說恭王曾經跟李鴻章商量過這件事，其時陝甘總督改派曾國荃，而曾國荃嫌地方太苦，又怕無法指揮左宗棠的嫡係部隊，一直不願就任，使得朝廷深感為難，不如乘此機會，改派劉坤一當陝甘總督。
至於兩江總督則以清望素著的四川總督丁寶楨調補，遺缺由李鴻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這是李鴻章的一把如意算盤，原來清朝的製度，封疆大吏畫疆而治，總督往往亦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總督、巡撫是有流動性的。這種制度之形成，當然有許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認為各有專責，易於考察，也就是易於駕馭。因此，儘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諭，實際上限制甚嚴，不准有越權的行為。及至洪楊亂起，這個相沿兩百年而不替的傳統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調兵遣將，權皆操之於皇帝，軍餉亦由國庫撥發，統帥功成還朝，繳還兵權，受賞而回本職，並無私有的軍隊。但自曾國藩創立湘軍，而軍餉又須帶兵將帥就地自籌以後，整個情況大變，變成官不符職、守非其地、財難己用、兵為私有。曾國荃進圍金陵時，他的官銜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長官，帶兵打仗，豈非“官不符職”？而打仗又非為浙江守土之責，這就是“守非其地”。
“財難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視越，肥瘠漠不相關，但在左宗棠西征時，卻非希望浙江豐收不可，因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協餉十四萬銀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須另籌財源。
至於“兵為私有”，則以湘、淮兩軍原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遞相率領，成為規例，淮軍的這個傳統，更是牢不可破。
因為打破了疆域與職守的限制，李鴻章才能運用手腕，伸張其勢力於兩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鴻章一直強調，無論籌辦防務或者與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須聯絡一致，不分彼此。話是如此，卻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權，南洋的勢力達不到北洋，因為北洋近在畿輔，得地利之便，可直接與各國駐華公使聯絡交涉，這樣，有關南洋的通商事務，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辦了。同時“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為了在交涉上留有緩衝的餘地，往往先委託北洋從事初步談判，保留著最後的裁決權，這一來使得李鴻章更易於擴張勢力。
如此這般，李鴻章就不能不關心兩江總督的人選了。最好是能聽他指揮，其次也要能合作。像劉坤一這樣，李鴻章就覺得有許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寶楨接任江督。丁寶楨是他會試的同年，李鴻章一直很拉攏他，丁寶楨每次奉召述職時，京中上自王邸軍機，下至同鄉京官都要打點，無不是由李鴻章預備了整箱的現銀。這樣的交情，他相信丁寶楨調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無間。至於李瀚章，除了貪黷之外，別無他能，而四川經丁寶楨整頓以後，是個可以臥治的省份，李鴻章是想為他老兄找個奉母養老的好地方。
這把算盤打得極精，哪知真如俗語所說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複奏到京，大出李鴻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鴻章的至親趙繼元。
趙繼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趙文楷，嘉慶元年的狀元。趙繼元本人也是個翰林，但肚子裡一團茅草，“散館”時考列三等，分到部里當司官。做官要憑本事、講資格，趙繼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顧當司官既不能“掌印”，而兩榜出身雖可派為考官，卻又須先經考試，這一關又是過不去的，不如當外官為妙。
於是他加捐了一個道員，走門路分發兩江。江督正是李鴻章的老師曾國藩，愛屋及烏，所以趙繼元一到江寧“禀到”，立即“掛牌”派了他軍需總辦的肥差。
從此趙繼元便把持著兩江軍需總局，歷任總督都看李鴻章的面子，隱忍不言。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無情地揭發了他的劣跡，復奏中說：“兩江軍需總局，原系總督札委局員，會同司道主持。自趙繼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館，捐昇道員出身，又係李鴻章之妻兄，賣弄聰明，妄以知兵自許，由是局員營員派往修築砲台者，皆惟趙繼元之言是聽。趙繼元輕前兩江總督李宗羲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視，甚至督臣有要務札飭總局，趙繼元竟敢違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趙繼元更大權獨攬，目空一切。砲台坍塌，守台官屢請查看修補，皆為趙繼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開縣人，道光二十七年進士，是李鴻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國藩歿於兩江總督任上，由於李鴻章的推薦，李宗羲竟能繼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鴻章可以遙制，兩江諸般設施，每聽北洋指揮。盛宣懷以直隸候補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當會辦，便是李宗羲任內之事。這樣的一個人，趙繼元自然不會將他放在眼裡。
至於對劉坤一，據彭玉麟在復奏中說：“臣恐劉坤一為其所誤，力言其人不可用。劉坤一札調出局，改派總理營務，亦可謂優待之矣，而趙繼元敢於公庭大眾向該督力爭，仍舊幫理局務。本不知兵，亦無遠識，嗜好复深，徒恃勢攬權，妄自尊大，始則炫其長，後則自護其短，專以節省軍費為口實，惑眾而阻群言。”
彭玉麟說，在趙繼元看，跟洋人如果發生了糾紛，到頭來無非歸之於“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費心血，不過朝廷這樣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節省經費、粉飾表面，也還罷了。實際上浪費甚多，只是當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認為趙繼元持這種論調，是件極危險的事，防務廢弛，盡屬虛文，一旦有警，無可倚恃，必至貽誤大計。最後又說：“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權，歸於總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見聞，不忍瞻徇緘默，恐終掣實心辦事者之肘，而無以儆局員肆妄之心。”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權，即時會將趙繼元撤差革職。
此奏一上，慈禧太后震怒，初攬大權，正想整飭綱紀立威之時，當即批了個“劣跡昭著，即行革職”，再一次為彭玉麟顯一顯威風。
這一來，李鴻章亦大傷面子，不便對兩江總督的人選，再表示意見，那把如意算盤，竟完全落空了。
聽寶森談完這段剛出爐的新聞，胡雪巖便即問道：“這麼說，劉峴帥還會回任？”
“回任大概不會了。”
“那麼是誰來呢？”
“當然是曾九帥。”
“曾九帥”便是曾國荃。江寧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來的，加以湘軍舊部遍布兩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蘇，所以每逢江督出缺，總有人把他列入繼任人選。這一回，看起來真的要輪到“曾九帥”了。
結果卻大出意料之外，在朝廷內研商此項人事時，寶鋆提出反對意見。
“曾九不相宜。”寶鋆說道，“他嫌陝甘太苦不肯去，最後拿富庶的兩江給他，且不說人心不服，而且開挾持之漸，朝廷以後用人就難了。”
寶鋆是恭王的智囊，聽他說得不錯，便即問道：“那麼，你看是讓誰去呢？”
“現成有一個人在那裡，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點頭。
原來左宗棠在軍機處，主意太多，而又往往言大而誇，不切實際，寶鋆一直在排擠他。左宗棠一氣之下，上折告病，請開缺回籍養疴，朝廷賞了他兩個月的假。恭王畢竟忠厚，雖也討厭左宗棠喋喋不休，但擠得他不安於位，也不免內疚神明，如今有兩江這個“善地”讓他去養老，可以略補疚歉，因而深為贊成。
於是九月初六那天，由恭王面奏，說海防之議方興，勢在必行，主其事者是北洋、南洋兩大臣，北洋有李鴻章在，可以放心，南洋需要有威望素著的重臣主持，幾經考慮，認為以左宗棠為最適宜。而且，江南政風疲軟，亦須像左宗棠那樣有魄力的人去當總督，才能大事整頓。
慈禧太后亦很討厭左宗棠的口沒遮攔，什麼事想到就說，毫無顧忌，不過她很念舊，總想到左宗棠是艱難百戰、立過大功勞的人，既然不宜於在朝，應該給他一個好地方讓他去養老，所以同意了軍機的建議，外放左宗棠為兩江總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