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臉多年來縈繞在我的心頭；那雙不可思議的眼睛，那頭髮在額上躍躍彈跳，還有那想必在他二十來歲已滄桑畢露的美，曬傷的皮膚黝黑，太陽下的頭髮近乎白色。”瑪麗·瑞瑙特（Mary Renault，1905-1983）在1960年代末寫給一個牛津大學同窗的信件中這樣談起亞歷山大大帝，彷彿他是自己的一位故人。他的確是故人。瑪麗始終記得四十多年前秋季的一天，她在牛津唸書，參觀了校內的阿什莫爾博物館，被內中幾件著名文物的複製品深深打動：腰身細巧的克里特島跳牛者、金發的城邦青年（Blond Ephebe），還有雅典衛城出土的亞歷山大頭像。帶著這些不可磨滅的記憶，瑪麗經歷了畢業、幾年的獨自漂泊、護士生涯、首次出書和“二戰”的砲火。後來她和伴侶朱莉·穆拉德離開寒冷保守的英國，到陽光燦爛的南非居住。她再也沒有回去。在南非海濱，瑪麗的希臘靈感才終於從種子長成參天大樹。終其一生，她出版了八部考據紮實、想像馳騁的長篇歷史小說，其中洋洋千頁的亞歷山大三部曲是扛鼎之作。
1905年查倫斯醫生夫婦生下長女瑪麗時，料想不到她會成為不凡的作家；他們也不贊成女性拿寫書當職業。查倫斯娶了牙醫的女兒，婚姻門當戶對，屬中產階級，家中有僕役多名，但夫婦倆個性扞格，常爭吵不休。瑪麗早早顯露踰矩的性格，既活潑奔放又嗜書如命，尤其喜歡牛仔故事並在遊戲中搬演，離母親期許的淑女相去天壤。成為作家的瑞瑙特，回憶起童年的家庭生活，說“不記得有哪個時期是我不盼著走出去的”。失和的父母、疏離的孩子，這些心靈創痕將來會成為她作品裡反复演繹的主題。
中學寄宿時，瑪麗在校圖書館發現柏拉圖的英譯本，畢業前讀完了全部《對話錄》。蘇格拉底及其弟子們生活的動盪世界在她腦海中潛伏浸潤數十年，方釀出傑作《殘酒》（The Last of the Wine）和《阿波羅面具》（The Mask of Apollo）。因成績優異，她進入當時專收女生的牛津大學聖休斯學院，主修英語。
“牛津造就了我。”後來瑞瑙特喜歡說。然而當時男女分隔的牛津大學也不免給她帶來揮之不去的邊緣感。無論如何，她在牛津遇到影響她一生的兩位老師：希臘學教授吉爾伯特·默雷（Gilbert Murray）和後來以《魔戒》的中洲成為一代文豪的語言學教授托爾金（JRRTolkien）。托爾金在學生們面前朗誦史詩《貝奧武甫》，使瑞瑙特感到這部陌異的古英語詩篇一句句都是活的。默雷的講課則使她重燃對柏拉圖的熱情；熏陶之下，她建立了對希臘文所謂arete（個人卓越）的信念——人各有異，天賦參差，但每個人都必須努力做出最好的自己。
畢業後瑪麗不顧父母反對，過了幾年邊打工邊筆耕的生活，終因營養不良而病倒，被迫回家休養。 1933年夏，一籌莫展的她做了個改變終生的決定。徒步旅行重訪牛津時，她在毗鄰母校的拉德克利夫醫院門外歇息，省悟到她寫作的挫敗是由於缺乏人生體驗，而在這所古老的醫院中，生老病死永恆地上演著。她當即謁見院長，說服讓她留下學習護理。這年她28歲。
工作繁重、戒律森嚴的護士學員生涯，對一個牛津畢業的姑娘是屈就，但是瑪麗堅持了下來。日後讀者會在她描寫男孩亞歷山大的（Fire from Heaven）中看到斯巴達式鍛煉，領會早年的紀律約束無論是對揮劍的亞歷山大還是揮筆的瑪麗，都同樣必要。在拉德克利夫，瑪麗邂逅見習護士朱莉·穆拉德，兩人情投意合，後來相伴終生。
穆拉德女士晚年接受訪談，說她和瑪麗都是雙性戀，各自跟男性發生過戀情，但最終選擇了彼此。瑞瑙特自己講過：“我想許多人的性慾望是居間的……就像從白到黑的色差，中間是各種各樣的灰。”她的早年作品多以女性為第一主角，轉型寫歷史小說後，敘述者“我”總是男性而效果逼真，導致讀者常認定“瑪麗”是男作家的化名。 《波斯少年》（The Persian Boy）的敘述者是一個性別曖昧的閹人。伍爾夫（Virginia Woolf）提出“偉大的心智雌雄同體”，瑞瑙特則說：“我從來不是女性主義者，因為這些年來我的內在自我都不加區分地佔據著兩種性別，以至於不可能參與性別之戰。”她自由化入各種性別身份的能力，足證此言不虛。
完成學業後，瑪麗從事護理，利用工餘和假期寫小說。她用筆名“瑞瑙特”登上文壇，頭兩部小說出版於戰雲密布的倫敦。 “二戰”爆發，瑪麗和朱莉響應政府動員令，先後在多地醫院照料傷兵，並一度返回拉德克利夫服務。醫院中做勤雜工的良心反戰者（conscientious objector）與士兵之間的衝突和友誼給瑪麗帶來震動，戰爭塵埃落定後被她寫入《御者》（The Charioteer，1953）。
戰後她離開護理行業，專注創作。迄移居南非為止，瑞瑙特共寫成五部小說，都是當代題材，背景多少涉及她熟悉的醫院和醫務人員，致力刻畫他們的內心世界，不乏駭俗的性意識。 《相好的姑娘們》（The Friendly Young Ladies，1944）是半自傳性的輕喜劇，書中人有作者和朱莉的影子。 《歸向夜晚》（Return to Night，1947）贏得米高梅獎金。 1948年，這筆錢讓瑪麗和朱莉踏上遠渡南非的航程。
南非是作家瑞瑙特步入成熟的里程碑。在這個新國度，她和朱莉舉辦派對，結識了大群的年輕演員和舞蹈家，不少是來自英國的退伍軍人，多數是男同性戀者，他們的聚散離合激起瑪麗的靈感，寫出現代同性戀文學史上的名作——“二戰”愛情故事《御者》。書名採自柏拉圖《斐德若篇》（Phaedrus）的一個意象，喻示靈魂中騷動和駕馭的矛盾。這部以古典燭照現實的作品成了瑞瑙特創作的分水嶺；其後，她沿著歷史長河繼續回溯，在音聲已希的古希臘世界上岸。
第一人稱回憶錄體的《殘酒》（1956）以希臘文明悲劇性的漫長內耗——伯羅奔尼撒戰爭（431 BC-404B.C.）為背景，是雅典青年阿列克西亞的成長故事。他與呂西斯的關係再現了雅典所崇尚的男同性戀習俗：較年長的“愛者”（erastes）要擔當他傾慕的少年“所愛”（eromenos）的精神導師。瑞瑙特自言是《御者》導向《殘酒》。前一本書中，現代同性戀者面臨醫學、法律和道德的裁判，被迫轉入地下生活，難以獲得靈肉兼備的滿足，而《殘酒》的兩位男主角則生活在一個他們可以共同追求光榮的時代：在蘇格拉底身邊受教，在練身館競技，一起參加地峽運動會，為抵抗斯巴達並肩作戰。在性議題上，瑞瑙特說她反對“性的部落主義”（sexual tribalism），覺得現代人糾結的性身份問題本不應成為問題：“希臘人問的是一個人有何優點，而希臘人是對的。”
《殘酒》不僅是個愛情故事，它更是雅典由盛而衰的畫卷：書中戰爭與和平交替消長，寡頭與暴民輪番上台。在瑪麗和朱莉登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年，南非國民黨（National Party）贏得大選，隨即頒行種族隔離的政策。瑞瑙特目睹政黨利用非理性的民眾情緒而控制國家，進一步激化了原已復雜的種族矛盾。儘管她奉歷史現實主義（historical realism）為圭臬，從不為藉古喻今而曲解史料，但是在私人通信中，她坦言自己在寫三十僭主操縱雅典社會時，常聯想到她的此時此地。 “歷史並不重複它自己，其韻腳卻每每相同。”這句歸於馬克·吐溫名下的話看來有點道理。
《殘酒》受到嚴肅書評人和讀者的一致讚賞，奠定了瑞瑙特歷史小說家的地位，其成功並非偶然。她不是古典學者出身，拉丁文頗有功底，希臘文卻全憑自學，常讀的是希臘文和英文對照的洛布（Loeb）古典叢書。然而她一絲不苟，研究兩年方才動筆，初稿寫好後遠赴希臘實地旅行，以求細節無誤，最終做到“對一個時代的風俗習慣的真正神入（empathy），這是把想像力，把一種深沉的人道精神，極致地應用到史料知識上，以至它化為本能的結果。”
希臘之旅中，瑞瑙特踏足克里特島，觀看了阿瑟·伊文思修復的希臘史前文明遺跡——克諾索斯王宮，重睹近三十年前在牛津打開她眼界的文物，這次是真品。據說，這裡是雅典王子忒修斯勇闖迷宮，殺死牛頭怪的地點。身臨其境，她悸動不已。回到南非，便根據歷史學者的理論和考古學的成果，剝除忒修斯傳奇中的荒誕之辭，寫成兩部小說。那神話中看似超常的元素全都有了富於心理深度的詮釋。 《國王必須死去》（The King Must Die，1958）和《海裡來的公牛》（The Bull from the Sea，1962）都是忒修斯第一人稱的“自述”，早在希臘古典時期已淪為童話的忒修斯，形像從未這樣血肉豐滿。相傳忒修斯身材魁梧，但瑞瑙特認為那是後起的附會，而把他寫成一個彷若出土的跳牛者壁畫中那種細巧靈活的人——祭獻給牛頭怪彌諾陶彌斯（Minotaur）的雅典少男少女，在小說中是跳牛者。無獨有偶，史載亞歷山大大帝個子也不高。亞歷山大剛柔相濟、泛性戀（pansexual）的人生，跟忒修斯只愛戀女子卻排斥自身“阿尼瑪”（anima）的傾向，恰成對比。
在南非開普敦，瑪麗和朱莉在一棟木屋住了多年，她們命名為“提洛”（Delos），原是愛琴海島嶼，傳說中阿波羅的誕生地。 “提洛”俯臨大海，遠眺平頂的桌山（Table Mountain），雄奇壯美。帶鹽味的輕風、滑翔的海鷗、遠遠的航船和勇敢的衝浪少年，都跟她筆下的另一個海洋文化——古希臘一樣充滿生機，不啻是她理想的寫作環境。但外面的世界毫不自由，甚至這對伴侶日常散步的海灘，也豎起過“只許白人入內”的牌子（被瑪麗用螺絲刀趁夜摘除）。 1960年代，瑞瑙特一度捲入政治生活：上街遊行反對種族隔離，參加抗議團體，到社區為政黨拉票。然而政治講求集體行動，處處需要妥協，與作家對“個人卓越”的信念相違。因此，她雖然在勸說下出任了國際筆會（PEN）開普敦分會的會長，並跟圖書審查長年鬥爭，但年事的增長、對政治的失望，令她逐漸淡出運動，重投想像世界。
《阿波羅面具》（1966）以一個周遊列邦的演員為敘述者，以劇場黃金時代的一件遺物——阿波羅面具——為良知的象徵，展現了柏拉圖實踐治國理念的故事。在西西里的敘拉古城邦，強人僭主用密探施行恐怖統治，死後國家陷於混亂，跟瑞瑙特身處的非洲現實若有交集。但作者強調她寫的不是影射小說：“哲學家赫拉克利特那句話含有深刻的真理：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永遠奔流的人性之河，由於所經過的土地而不斷改變，成為淺水、漩渦、瀑布和湖泊。或許歷史唯一具有的真正價值，就在於考量這種本質和個案之間的永恆變化的互動。”
瑞瑙特對柏拉圖終身保有仰止之情。 “在他身上，亞歷山大熾熱的想像力會找到一個解人、一個嚮導。”柏拉圖兩度遠赴敘拉古，輔佐不成器的二世僭主做“哲學家國王”而慘淡終局，令人扼腕。他死時，馬其頓王子亞歷山大年約八九歲。假設柏拉圖來得及教導亞歷山大——假設是他而非亞里士多德做了亞歷山大的教師，歷史又會是怎樣一番面貌？藉著《阿波羅面具》敘述者的口吻，作者抒發了自己的悵恨：“一台悲劇……其悲哀在於主角們從未相遇”。
亞歷山大三部曲（1970）、《波斯少年》（1972）、《葬禮競技會》（Funeral Games，1981），加上一部傳記《亞歷山大的本性》（The Nature of Alexander，1975），花費了瑞瑙特最後十幾年的大部分時光。歷史上，亞歷山大是個順應時代潮流的巨人，在城邦制走到絕路之時橫空出世。羅素在中就說，馬其頓崛起前，各自為政的城邦之間長年爭鬥，令希臘文明危機四伏，而亞歷山大的政策“給有思想的人們的頭腦帶來四海一家的觀念；以往對城邦的忠誠與（在較小程度上）對希臘民族的忠誠看來已不合時宜了。在哲學上，這種世界主義觀點始自斯多葛派，但在實踐上它開始得較早——始自亞歷山大”。瑞瑙特對希臘文明的回顧，從《殘酒》到《阿波羅面具》再到亞歷山大系列小說，寫作次序和歷史發展恰好一致，各書脈絡也相互貫通。 1960年代以來西方反戰的呼聲很是強烈，到瑞瑙特寫亞歷山大時，她很清楚這位征服者是個逆潮流的題材。然而令她最著迷的大概並非亞歷山大的軍事才華，而是他無畏無懼、闖蕩四方的自由——她自己不是從記事起就渴望“走出去”嗎？中，作者用一個虛構的情節塑造他那無畏的心性。少年亞歷山大首次廝殺前感到膽怯，在晨曦中向赫拉克勒斯申訴，聽見神告訴他：“人的不死並非在於永遠地活著，那願望源自恐懼。令人不死的是每一個超脫於恐懼的瞬間。”
歷史學家霍蘭（Tom Holland）指出瑞瑙特亞歷山大小說的特色在於她對亞歷山大能切身認同（self-identification），這在中尤其顯著。亞歷山大跟作者一樣，父母的關係劍拔弩張。這種家庭張力是以像徵手法烘託的。歐里庇得斯晚年作於馬其頓的《酒神女眾》（The Bacchae）把人性中文明理智和本能迷狂的兩極衝突予以戲劇化，它在小說中有一台演出。這部戲象徵著崇拜酒神的奧林匹婭斯對兒子亞歷山大的影響；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讓他相信自己是“神之子”。另外故事開始時，纏繞五齡童亞歷山大腰間的蛇，是母親捆縛他的、他後來努力掙脫的紐帶。小說結束時鷹蛇廝鬥，則是藉自（第十二卷）的意象，小說中蛇代表母親，鷹（宙斯的神鳥）代表男性因素。荷馬的詩裡，大蛇咬傷鷹的胸脯，使之鬆開腳爪翔離，的鷹蛇搏擊卻勝負未定，暗示父母雙方的烙印在亞歷山大餘生中將繼續起伏消長，造成他一些悲劇性的過錯。
然而不是悲觀的，故事明暗交錯，亞歷山大始終是希望之光。他是荷馬史詩在精神上的最後一個傳人，以阿基琉斯為榜樣，寧舍長壽而追求光榮，要用戰鬥來證明自己猶勝乃父。他師從大哲亞里士多德學習治國、倫理和科學，但比亞里士多德更富於想像力和熱情，又能在實踐中超越老師的種族偏見。他情感細膩，卻由於父親性放縱的反激作用，秉持著近乎禁慾的節制。家庭張力使他從小向外尋求友誼：從衛隊的營房、馬厩的僕役、波斯流亡者那裡增長見識，得到安慰；受英雄情誼的熏陶，他與赫菲斯提昂更成了生死相隨的伴侶。正如朱莉陪伴著瑪麗度過不少艱難歲月，友情是亞歷山大一生的救贖。
阿里安在《亞歷山大遠征記》中頻頻使用pothos（希臘文“渴求”、“熱望”）一詞，解釋亞歷山大為什麼永遠向前，決心走到世界的盡頭。 《波斯少年》借敘述者巴勾鄂斯之口，多次點明亞歷山大這種不知疲倦的探險家性情。作者又讓亞歷山大告訴巴勾鄂斯：“什麼是快樂？……當人把整個心智和身體伸展到極限，當人把思慮全部用於下一瞬間要做的事，這樣的時候，回想起來就是快樂。”我們可拿這書當旅行記來讀，追隨亞歷山大從里海之濱走到今日阿富汗，到印度旁遮普，到沙漠，到伊朗，寫實之中又有一種異域奇幻的色彩，令人想起托爾金是瑞瑙特的老師。
《波斯少年》從被征服者——波斯人的視角看待亞歷山大遠征，這是文學的創舉。作者曾說，馬其頓人對波斯人充滿偏見，是她不想用的視角；同時她希望在書中容納波斯人對馬其頓人懷有的一些偏見，展現亞歷山大如何克服它們。敘述者巴勾鄂斯的身份極不尋常，他是被波斯末代君主和亞歷山大先後寵幸的宦官。由一個異族的陰柔者說出最勇武的戰士的正傳，顛覆了兩千年來的主流敘述方式，也開闊了讀者的眼界。用內廷宦官的觀點敘事，代價是亞歷山大一生的幾場大戰都只能用遠景鏡頭或轉述來呈現（作者出於和平主義立場，也許本就有意簡寫戰爭，而且屢借巴勾鄂斯的眼睛凸顯戰爭的慘象），優勢則在於讓護士出身、對肉體富有第一手知識的作者，能夠無微不至地描寫健康和傷病時的身體，因為巴勾鄂斯在亞歷山大生命中扮演的常常就是護士角色。當他憐惜地端詳亞歷山大佈滿傷疤的肉體，或在戰場外遙遙注視國王受傷的過程時，瑞瑙特筆力千鈞。巴勾鄂斯和亞歷山大的愛情，其實很大程度上是他對國王的奉獻式的愛，令人想起和瑞瑙特年齡相仿的奧登（WHAuden）的詩句：“If equal affection cannot be，/Let the more loving one be me.”（若愛情無法平等，/讓我做那更深愛的人。）它不同於赫菲斯提昂和亞歷山大荷馬式的同袍之愛，也不同於《殘酒》的雅典男風。但亞歷山大進入波斯後短短數月便採取東方化的政策，巴勾鄂斯的影響是顯而易見的；小說中亞歷山大的話是：“從愛你開始，我學會了愛你的民族。”瑞瑙特寫下這些文字之際，南非正因其種族隔離政策而被國際社會孤立。作者褒揚亞歷山大超前的同時，也對某些現代人倒行逆施作了含蓄的批評。
如果說亞歷山大軍事才能近乎超凡，他的治國手腕則顯出人性的弱點。在《波斯少年》裡，他有志建立一個種族平等、選賢舉能的帝國，但任用官吏偶爾也所託非人，而馬其頓將士們以勝利者自居的驕矜，更多次阻礙他推行民族融合的政策。瑞瑙特暗示他悲劇性的一面既有個人因素，又是其思想超出時代的必然結果。到了三部曲的終篇《葬禮競技會》，亞歷山大便以缺席來顯現他的偉大：各懷私利的將軍和王族女眷全都缺乏他全面的天才，挽不住帝國分裂的狂瀾，也大多難逃血腥的下場。
《葬禮競技會》類似編年史的結構，似乎打破了作者自《御者》以來始終運用的成長教育小說（Bildungsroman）模式。比如《波斯少年》就既是亞歷山大正傳，也是巴勾鄂斯個人的成長史，寫出他如何從童年的劫難中解脫出來，長成一個覺醒的、善用生命的強健人物。然而《葬禮競技會》的一種讀法，是把它看成歐律狄刻的成長故事。她是瑞瑙特歷史小說中絕無僅有的女主角，生為天潢貴冑，自幼習武，她唯一的moira（希臘文“天命”、“命運”）是像亞歷山大一般以武功和權力實現自我；卻野心有餘，願景不足，有一時之勇而無亞歷山大在嚴酷的成長教育中煉成的魄力；女性身份也孤立了她，最終從權力高峰墜落。瑞瑙特不迴避歐律狄刻的幼稚和自私，但也予以同情。或許她意識到，以她童年要做牛仔的志願、以她少女時期壯懷激烈的白日夢，倘若生於古代，她本來也可以是歐律狄刻。就事論事，歐律狄刻在歷史舞台上的七年只能說是夭折的成長史。 《葬禮競技會》是一支輓歌，角色的明暗呼應像是以對位法（counterpoint）譜成的旋律：亞歷山大的賢妻斯塔苔拉對惡妻羅克薩妮；他視若母親的、情深義重的波斯太后對他毒辣的生母奧林匹婭斯王后；歐律狄刻的怯弱對她傻丈夫的勇敢……使得這暗黑的故事也偶爾閃現人性的高貴。亞歷山大的幽光如同一輪午夜太陽投射在戰火紛飛的疆域上，連這太陽也快要沉落了。但是全書最後一句卻描寫亞歷山大陵寢的屋頂上月桂葉的金環，它“在地中海的微風中輕輕顫動，栩栩如生”，喻示他生命雖短，他的pothos會活在人類的記憶裡。
瑞瑙特晚年寫道：“我們走向過去，也許是為了尋回自己，也許是為了解放自己。必然的是，直到掙脫大都市的脆弱包裹，久久回望那條把我們帶到今天此處的崎嶇長路之後，我們才可能理解自己。”古希臘文明構成了瑞瑙特小說世界的底色；即使在她那些當代題材的故事中，人物也常被希臘神話和文學的光束所映照。不同於許多文人對古希臘懷有單純而美好的嚮往，她的古希臘遠非世外桃源，而是和她生活過的時代一樣戰亂頻仍、社會激盪。無論她的主人公是開闢新天地的英雄如忒修斯、亞歷山大，抑或流徙不定的士紳、演員、頌詩人，還是平凡的傷兵、醫生、護士，幾乎每一位都努力在掙脫環境的掣肘，塑造自我，尋求自由，如同他們的創作者從家庭，從英格蘭破繭而出，尋求自由一樣。希臘人的理想——光榮、自尊、卓越、節制；阿波羅的理性和狄奧尼索斯的沉醉——在瑪麗·瑞瑙特的作品中無處不在。 《御者》裡，體驗著成長之痛的主人公想起蘇格拉底與斐德若的那篇對話：“現在它不再代表飽滿完整的東西了，而是充斥著困惑與不定與痛苦與悲憫，和一團亂麻的倏忽人生。但是，他轉念一想，這本書也正是為了這樣一個世界而寫的。”瑞瑙特崇敬地稱蘇格拉底為“我的主保聖人”；在他看來，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去過。捧讀瑞瑙特的日日月月，對於我就是一趟得以審視生活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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