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宋天楊，出生在一九七九年一個五月的傍晚。那是槐花盛開的季節，一屋子的甜香。奶奶聽著我元氣十足的哭聲，愉快地想：女孩子屬羊，怕是不大好吧。 生產過程是順利的。那疼痛足夠讓我媽媽這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記住生育的艱辛，又沒留下恐懼的印象。夕陽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很安詳地進來，我想那個場景沒準就和里媚蘭生產的鏡頭差不多。婦產科主任——我的奶奶，在夕陽下瞇著眼睛看我像條紅色小昆蟲一樣蠕動，直到她聽見那個剛畢業沒多久的小護士的驚呼，還有手術器械慌亂地掉在盤裡的聲音。血從我媽媽那個蒼白而敏感的女人的身體裡噴湧而出，像日出一樣生機勃勃。這場景於是由變成了《急診室的故事》。於是，我媽媽死了。 後來父親就離開家，參加了援非醫療隊。經年累月地遊蕩在那塊遙遠又苦難的大陸上。什麼病都看，甚至給女人接生，還給一個中非還是西非的很著名的游擊隊首領取出了肚子裡的彈片。這些都是爺爺跟我說的。我從小跟爺爺奶奶一起住，爺爺每年會從新華書店抱回新版的非洲地圖，告訴我爸爸現在在哪個國家。都是些很有意思的地名：馬里、索馬里（我總是把它們倆搞混）、剛果、布基納法索、坦桑尼亞……當然還有剛果河、東非大裂谷、撒哈拉沙漠。奶奶有時候會在爺爺抱著我看地圖的時候嘆一口氣，“他這是怨我呢，怨我把我兒媳婦的命給弄丟了。”還好奶奶不是一個像祥林嫂一樣沒完沒了的女人，奶奶永遠端莊而安靜，白髮梳得整整齊齊，每到換季的時候都買回來一塊新衣料。

我就是在兒童醫院里長大的。我家的樓離住院部只有一牆之隔。我喜歡看人家曬中藥，藥草鋪在石板地上，散發著一種香味。我也喜歡病房裡消毒水的氣味，很清澈很凜冽。於是我就站在住院部的大門口，面朝著曬中藥的空地，這樣我就可以聞到喜歡的兩種味了。直到爺爺從裡面走出來，帶我回家。我們家的人都是醫生，爺爺、奶奶、爸爸——媽媽死的時候是醫學院的研究生，一個單調的家庭。所以我小時候最討厭人家問我：“天楊長大以後想幹什麼呀？也當醫生吧。”我惡狠狠地說我才不。我倒是沒說錯，我沒當醫生，我當了護士。而且就在這間兒童醫院，成了爺爺的同事。現實令人沮喪，不過我們都該知足。 沒錯，知足。這是我每天走在那條熟悉到爛熟的路上去上班時告訴自己的話。下三層樓梯，推開單元門，右轉，再走四百米就到了。小時候我曾經無數次地在這條四百米的路上想方設法地拖延時間，以便在進家前吃完手裡的雪糕——那是被奶奶禁止的“臟東西”。初二時我在這條路上的一個相對僻靜的拐角里第一次接吻，現在我睡眼惺忪地走在這條路上，往事撲面而來。實在不是我濫情，而是我二十五年的生命裡，有二十一年天天都要經過它。要不是因為我在另一個地方念過大學，恐怕這條路就會像我的一條胳膊或腿一樣理所當然，這絕不是什麼有趣的事——因為我很容易就會失去對另一種生活的想像力，甚至忘記了還有其他的生活。

我大學是在上海念的。那時我像所有十八歲的、虛榮且天真的女孩一樣愛上了那裡的繁華。是醫學院，護理系。實習時第一次穿上護士服就引來一片驚呼，那是互聯網開始蓬勃的時候，因此我擁有了一個網名：“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要畢業了，天使也得蓬頭垢面地準備絕無勝算的考研，一臉諂笑地準備註定碰壁的求職，目光淒楚地準備理所當然的失戀。我很幸運地把這三種滋味一一品嚐。身心疲憊的時候，奶奶打來電話說：“回家吧。”於是我知道，除了家，沒有多少地方能心甘情願地接納我——不管我自認為自己有多了不起。 要知足。我告訴自己。白衣天使不是誰都能做的。在這個糟糕的城市裡——空氣永遠污濁，天空永遠沉悶，冬季永遠荒涼，春季永遠漫天黃沙，一個生病的人在這樣一個地方遇上你，魔鬼身材的白衣天使，笑容燦爛（我是說如果我心情好的話），你極有可能成為他或她記憶中的奇蹟——如果他或她心裡還殘存一點夢想。所以，我對自己說，你過得不錯。想想人才交流中心的人山人海，想想因為自己和愛人都下崗了才來我們家做鐘點工的劉阿姨，尤其是，想想你每天面對的那些孩子們。

終於說到我的工作了。我照料一些患白血病的孩子們。一些浪漫或自以為浪漫的人會說：“見證那麼多的生離死別——這工作有些類似神父牧師什麼的——不過好像不適合神經纖細的人吧。”我告訴你，這揣測善意得有點偽善。我也曾經這樣揣測過，第一天上班的時候，我對著鏡子左照右照，自認為比《珍珠港》的女主角還要正點。 “從現在起，”我對自己說，“你就是命運送給那些受盡苦難的孩子們的，唯一的善意。”但我很快就明白了自己的矯情。當你一天已經工作了十五小時，你聽見危重病房裡爆發出一陣呼天搶地的號啕，憑你神經再纖細也會重重地皺一下眉，心裡想：“靠。”——因為這意味著你的下班時間又有可能推遲。沒錯，又一個還沒綻放就凋落的小傢伙。可是你累了，你的身體和大腦都在卑微地要求一個熱水澡和一場睡眠。我們，這群被稱為“白衣天使”的人們，對生命的敏感和尊重——因為見得太多所以麻木——比一般人要低上起碼五個百分點。

病房裡的空氣二十年來都是一樣的味道和質感。剛才在二樓的時候我碰上早已退休的老院長。很多年前他是爺爺奶奶的大學同學。他驚喜地說：“哎呀你已經長成大姑娘了，你就在這兒上班？好好好。”我懷疑他是否真的知道我是誰——他三年前就患上了老年癡呆症。果然他說：“你媽的身體現在還好吧？告訴她要鍛煉。”我笑容可掬地說我一定轉告。然後看見楊佩站在樓梯口沖我擠眉弄眼。 “你大小姐還真有愛心，”她最喜歡做的事就是取笑我，“跟那麼個老糊塗聊得津津有味，夠閒的。我可快累死了。你知道嗎？昨天晚上那個皮皮發病危通知了，折騰了一夜。我骨頭架子都散了。”“病危？”我說，“昨天我看著還好好的。怎麼樣了？”“沒死。”她把化妝盒放進坤包裡，“救過來了，人都醒了，不過我看他媽是快瘋了。”她拍拍我的肩膀，“寶貝兒我走了，回頭小鄭來了你讓她把堡獅龍的優惠卡還我。”

她走了以後的這間休息室還真是安靜。我從櫃子裡拿出我的白衣。它曾經是雪白的，現在已經變成了象牙白。不知不覺間，我穿了三年。我照例把該給的藥送到每一床。那些父母往往像孩子一樣沖我脆弱地一笑，倒是躺在床上的那些孩子，才七八歲甚至更小眼神就已漠然到一種境界。我走到皮皮跟前，他在輸液，閉著眼睛。他媽媽，那個說是三十歲看上去足有五十的農村女人拘謹地跟我打招呼。 “皮皮，”她說，“叫阿姨呀。”“別，”我打斷了她，“讓孩子睡吧。”“他不睡，”她有些緊張地笑笑，“剛才他還說他不瞌睡呢。”這時候皮皮睜開了眼睛，他是個眉清目秀的小男孩。 “阿姨好。”他說。 “皮皮，”我俯下身子，“今天天氣特別好，阿姨幫你拉開窗簾吧。”——我跟孩子們說話的語氣一向被楊佩批判為“矯揉造作”。他輕輕地笑了笑，“不用。太陽晃眼呢。”然後又閉上了眼睛。

我走出去，現在我要到樓梯對面的另一間病房。皮皮他們那間是給十歲以下的孩子的，我現在要去的這間住著十到十四歲的孩子們。我比較喜歡來這一間，因為這兒住了兩個活寶：龍威和袁亮亮，都是十三歲，一對相逢恨晚的難兄難弟。常常交流黃色笑話，也常常互相嘲諷對方做骨髓穿刺的時候表現得像個娘們儿。 “美女你好。”他們每天都這樣跟我打招呼。 “美女，”龍威指指袁亮亮，“他剛才居然說你長得像舒淇，我十分氣憤，怎麼能拿你跟拍三級片的相提並論呢。打他！” “小點聲。”我笑著，“省得陳大夫聽見了又罵你們。” “已經罵過了。”龍威說，“你來之前就罵了。也不知道今天怎麼了，大清早的。” “準是昨天晚上跟他老婆不和諧。”袁亮亮坏笑。陳大夫就在這時無聲無息地出現在病房門口，非常戲劇性。 “小宋，”他說，“葉主任叫你。”

我出來的時候他跟我說：“我真不明白這兩個孩子，哪點兒像得癌症的？”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在心裡說，日子再艱難，人也找得到快樂。這跟勇敢和樂觀什麼的不搭界，這是本能。我倒是真希望他們倆能在這住久一點，這樣工作就沒那麼辛苦——每一天都是千篇一律的，一樣的步驟，一樣的程序，一樣地從早忙到晚，說不定再過兩年，連說話用的詞都懶得換了。日子倒是好打發，很快，已是晚上十點。 這個星期是楊佩的夜班，不過她大小姐遲到是家常便飯。我先去看了看皮皮，他睡得很好，不止他，整整一病房的孩子都已經睡著了，他們睡著的臉龐沒有白天那麼早熟。我再轉到隔壁的加護病房，去給那個叫方圓的小姑娘量體溫。她是個敏感的孩子。當然，這裡的孩子都很敏感，但她更甚。漆黑的眼睛，懂事地看著你，才八歲就有了種嫵媚的表情。陳醫生斷定她最多還剩三個月，我信。她眼睛閉著，睫毛卻一扇一扇的，她媽媽，那個清秀瘦弱的小學老師站起來。 “您坐下。”我說，“不累吧？”“不累。”她笑笑。 “要是累您就在這張床上躺會兒。”我指指另外那張暫時沒病人的空床。 “我知道。”她又笑笑。我離開帶上門的時候她攤開膝蓋上的童話書，幾乎是小心翼翼地問她的女兒：“還聽嗎？”

現在我終於要去龍威和袁亮亮他們那兒了，這令人輕鬆愉快。果然，偌大一個病房，一些陪床的父母都在打盹了，就剩他倆還醒著。龍威居然把他的語文練習冊擺在膝頭，一本正經地用功。 “從良了？”我壓低了聲音逗他。他沒理我，倒是袁亮亮一如既往地接茬儿，“這叫故作'與病魔鬥爭'狀。”“《滕王閣序》，”龍威自言自語，“誰寫的？”“王勃。”我說。 “哪個'勃'？”他問。 “勃起的勃。”袁亮亮說。 “睡吧。”我說，“別太累了。”“就是，”袁亮亮接口，“人都快死了還管什麼《滕王閣序》。” “操，你他媽的給老子閉嘴。”龍威瞪起眼睛。 “小點聲，”我說，“趕緊睡。等會兒楊佩來了可就沒我這麼客氣了。”“真是的，”龍威嬉皮笑臉，“要是每天都是你值夜班該多好。”“每天，”我把他的書放到床頭櫃上，“那還不得折騰死了。”“說，”袁亮亮換了一個嚴肅的表情，“誰'折騰'你了？是不是陳大夫？我早就看出來他對你圖謀不軌。”“你——”我本來想說“你去死吧”——那是我的口頭禪，不過咽了回去。

楊佩的高跟鞋終於清脆而空曠地敲擊著走廊。我走出去，看見她神采飛揚地把外套扔到休息室的桌上，“你信嗎？”她說，“我從早上一直睡到剛才，真過癮。不過這樣一來就沒時間跟我們小杜瘋狂一把了。”她做了個鬼臉，這時候有人按鈴。 “真煩。”她這樣說。 我呆呆地坐在桌前，覺得大腦已經滿得沒有一絲縫隙。桌上那堆凌亂的郵件裡有封航空信，不用說是父親寫給我的。不過我現在懶得拆開。其實我對父親的印象實在說不上深刻。他一年只回來一兩次，皮膚曬得黑黑的，明亮的眼睛裡全是異鄉人的神情。小時候他總是把我高高地舉起來，說：“讓爸爸看看天楊又變漂亮了沒有。”吊燈就懸在我的頭頂上，我在他漆黑的瞳仁里看見了有點膽怯的自己。父親在非洲一待就是十年。我十二歲那年，他因為多年來在非洲的出色工作得到了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一個什麼獎學金赴法國深造，幾年後就留在那裡，不過每年仍然會把至少三分之一的時間耗在非洲。這之間他結過婚，又離了，我有一個從未謀面，今年才五歲的小弟弟，不大會講中文的混血寶寶——就是這場婚姻的紀念。我把那封信放到包裡，站起來。把白衣扔進櫃子。腿腳酸疼，真恨不得把鞋脫下來丟進垃圾筒。走廊上的日光燈永遠給我一種超現實的感覺。我喜歡這寂靜。慢慢地走，踩著自己的腳步聲。從童年起，夜晚醫院里安靜的走廊就讓我心生敬畏。不止走廊，醫院裡的很多場所都讓人覺得不像是人間。比方說爺爺的辦公室，那是我小時候最喜歡去的地方之一。爺爺是放射科的主任，給人的身體內部拍照片。他站在一個碩大無比的鏡頭後面，對病人說“不要動”或者“深呼吸”之類的話，只是從不說“笑一笑”。他把X光片抖一抖，夾到燈板上。 X光片抖動的聲音很好聽，脆脆的，很凜冽，可是不猙獰。 “這是心臟。”他指指一團白得發藍的東西，戳戳我的小胸口。 “是藍的？”我問。 “是紅的。”爺爺說。

我經常在下班的路上胡思亂想，這是一天中最愜意的時刻。其妙處相當於學生時代星期五的傍晚。感覺好日子剛剛開始，有大把的清閒可以揮霍。 我看見了周雷。那一瞬間就像夢一樣。但的確是他。儘管我還不清楚他怎麼會突然出現在這兒。他站在走廊的盡頭，有點羞澀地沖我一笑。還是和上次見面時一樣：笨笨的登山鞋，碩大的雙肩包。 “嗨——”我將信將疑，“怎麼是你。” “我剛下火車，”他答非所問，“就到你家去，可是沒人，所以我來這等你。” “我爺爺奶奶到廈門旅游去了。可是你——怎麼說回來就回來了？也不打個電話。” “太突然，”他笑笑，“我被老闆炒了。也巧，身上的錢剛好夠買一張火車票。” “那你爸媽——” “就是不想見我爸媽才直接來找你的。要是老頭子知道我又丟了工作，不揍我才怪。怎麼樣？收留你虎落平陽的老同學兩天行嗎？你知道剛才我敲不開你家門的時候有多絕望呀……” 我終於有了真實感。 “餓了吧？”我問他，“火車上的東西又貴，你肯定吃不飽。” “真了解我。”他作感動狀。 我不僅知道他沒吃飽，我還知道他不打電話的原因：躲不過是手機因為欠費被停了。認識他二十年，這點默契總是有的。 走廊裡空蕩蕩的夢幻感因著他的出現而蕩然無存。我回到了現實中，腿依然酸疼，但很高興，三年沒見這個傢伙了。生活總算有一點點新意，暫時不用想明天還要上班這回事。 那時我還不知道，他的這次從天而降，給我的生活帶來的變化，用“翻天覆地”來形容，不算過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