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兩名日軍士兵的合影，在一名士兵的下方還注有“柳江義見”四字，令人注目的是照片側面有一行鉛筆標註，細細辨認，是“王明貴匪討伐陣亡”字樣。還可依稀看出“克山駅（即日語車站之意）”。在照片背面還有一些標註，說明照片是由右側的日本士兵日比野純（即相冊的主人，原駐紮在東北的侵華日軍成員）採用自拍功能拍攝，他與左側的日本士兵柳江義見同屬日軍某部隊第一中隊。此外，還有柳江義見家“遺屬”的地址，看來柳江應該是日本岐阜縣人，推測其在克山和“王明貴匪”的作戰中陣亡。
由於日本老兵日比野的所屬部隊不明，本來還想對這張照片進行進一步的考證，但是在一名日本友人家中看到一冊當年“滿蒙開拓團”成員的回憶文集《啊，滿洲》（滿洲回顧集刊行會，1965年），意外在其中發現多篇關於王明貴將軍的文章，於是忍不住動筆了。畢竟，敵人的評價，無論“獰猛”還是“千軍萬馬中縱橫”，對於一名中國將軍來說，都表達了他們心中的敬畏。
王明貴，1955年開國少將，原東北抗日聯軍第六軍第三師代師長、第三支隊支隊長，新中國成立後擔任黑龍江省軍區副司令員。
一看這相貌就不是個善茬啊。
在我國公開文獻中搜尋關於王明貴將軍的描述，大多注重這名猛將在東北剿匪戰場的戰績，似乎沒有完全反映出他在抗日戰爭中的風采——在東三省特別是黑龍江的日軍和移民中，王明貴的名字是地地道道的噩夢。在1938年黑龍江省境內東北抗日聯軍遭到極大挫折，殘存部隊大多在此後撤入蘇聯境內的時候，王明貴率領的部隊卻一直活躍在東北戰場的白山黑水之間，雖然他的部隊也會出境休整，但不久之後肯定又是一次刁鑽兇猛的襲擊。王明貴用兵善於長途奔襲，而且戰術意圖隱蔽，令日偽軍防不勝防，時時顯示著抗聯的存在。
這個噩夢一直持續到1945年日本投降，《啊，滿洲》中記載有日本人在戰敗後見到活著的王明貴時那種複雜的心態。
照片中陣亡的日本兵柳江義見，很可能是在1940年9月東北抗日聯軍攻占克山縣城時被擊斃的。克山縣是日偽在平原地區重要據點之一，有“鐵打的滿洲國，模範的克山縣，大東亞共榮圈”之說。當時王明貴率三支隊在松嫩平原活動，借日蘇諾門坎事件發生後，北滿日軍主力大部西調的機會，與馮仲雲、邊鳳祥等合三支隊，九支隊之力一舉將其攻克（王明貴是此戰的總指揮）。拿下縣城後，城西駐紮的日軍守備隊乘汽車趕來瘋狂反撲，遭在蘇聯更換了新式武器的三支隊痛擊，傷亡慘重而敗退。柳江很可能就是在這個時候陣亡的。
關於攻打克山的具體時間沒有查到，但大體應在1940年9月下旬，而柳江和日比野的合影拍攝於“九月三十日”，使我懷疑抗聯攻打克山的日期其實要晚一點，或者，這是兩名日本兵前一年的照片。
我方記載此戰俘虜一百多名偽軍，繳獲四門迫擊砲、一千多支步槍和幾萬發子彈，擊毀三台日本軍車，從監獄解放出三百多人，有一百多人參軍。
連克山這樣平原上的縣城都說攻克就攻克了，在各地的日本“開拓團”對“王明貴匪”沒法不怕。加藤豐隆的《滿洲警察小史》中提到，竟有被打毛了的日本人把“斯大林，毛澤東，楊（王）明貴”並列，這雖然聽來哭笑不得，但想來也合理，與遠在莫斯科、延安的斯大林、毛澤東相比，不斷在其身邊出現的王明貴顯然是更直接的威脅。
但攻占克山只是王明貴的戰績之一，日軍和日本僑民對“王明貴匪”到底是怎樣的看法，讓我們來看一看中他們寫下的回憶，無疑是件有意思的事情。
其實，記載王明貴部隊作戰的日方資料並非《啊，滿洲》一部。比如加藤豐隆的《滿洲國警察小史》第273頁就記載了王明貴所部三支隊乘黑龍江結冰插入偽滿黑河省、北安省、龍江省、興安西省“煽動住民，組建地下網絡，不斷進行游擊”。偽滿黑河省省長（兼警務廳長）長野為此下令“全力討伐”，並且針對王明貴的部隊搞出了一個《討匪作戰指揮官五要條》，包括“第一，討伐隊無論如何疲勞，均必須堅決不躊躇地投入作戰；第二，在處置失措的情況下，仍必須不放棄地繼續攻擊……”
儘管如此，日軍在作戰中仍然不斷遭受損失，《滿洲國警察小史》在同一頁便記載了1941年1月31日，日軍鍬田討伐隊在和王明貴交戰中吃了大虧。
其實，這一仗我方也有記載，而薩知道這一仗的契機還有一點特別。
曾聽朋友講起一次對王明貴將軍的採訪。據說那位記者跟王司令員聊了半天，忽然覺得老爺子瞅自己的眼神兒有點兒不對。
看老爺子的照片，我想大家也能想明白這位眉毛一擰斜著眼瞪你那是什麼感覺——王明貴幾次負重傷愣活到九十五，那是閻王爺都頭疼的煞氣啊。
這眼神兒當年嚇毛了日本人，記者雖然是中國人估計也得一哆嗦。再三探問之下，老爺子終於翻著眼皮說實話了——我怎麼覺得你這不是要採訪我，是要寒磣我嘛。
記者說咱哪兒敢寒磣王司令呢，咱就是問抗聯當年多艱苦，多頑強……
老爺子說了，你幹嗎老問我挨凍受餓，讓鬼子追得有多慘呢？
實話告訴你——
那時候鬼子吃啥老子吃啥，他倉庫裡有的，老子打關東軍一個汽車要什麼有什麼。
山上飛的水里遊的，除了老虎沒吃過，啥山珍野味老子沒吃過？
你也是當兵的，你說，整天挨餓，一點兒希望都沒有的仗，谁愿意給你當兵？我能擴軍嗎？
還有，你幹嗎老纏著我問庫楚河那一仗？
老子那一次西征興安嶺，大小十六仗，除了這一仗，哪一仗讓狗操的佔過便宜？
你專追著我問老子吃敗仗那一回，你什麼意思？ ！
記者傻眼了。他也沒辦法，因為上頭讓他採訪抗聯，就倆主題：一個犧牲，就是要多慘有多慘；一個艱難，就是要多苦有多苦。他也是有組織的人，不能跟上級對著幹不是？
最後那次採訪不了了之，好像連發稿都沒發成。
按照薩的了解，東北抗日聯軍的歷史雖然艱苦卓絕，但這些剛強的中國人並不是整天一臉苦大仇深的樣子，他們的堅韌同樣體現在他們看待生活的態度上。
在發現的一路軍陳翰章將軍日記中，看到一段有趣的記錄——1939年4月6日，陳翰章既聽取返回的侯國忠副師長的匯報，又召開高級幹部會，討論和日軍作戰的問題，制訂了發動奇襲以阻止日軍向西方增援（似乎那邊有友軍在活動）的作戰計劃，下午還講了兩個小時“群眾常識”的課，又參加了一個討論會，本來疲勞已極，但是，一直到夜裡十一點前後才能夠就寢，自述“原因是他們放留聲機放得太吵了”。
1939年，抗聯的部隊居然在聽留聲機，簡直不可思議。
然而，這並不是孤證，抗聯老戰士李敏回憶，他們在撤退到蘇聯的時候，還曾在出境前埋了一台留聲機，可惜新中國成立後再去找，卻沒有找到。這台留聲機還頗有來歷，是著名的“十三省”中的“三省”、六軍十二團團長耿殿君從繳獲敵人物資中發現的“破爛”。
楊靖宇將軍在犧牲前，始終帶著一隻口琴。
這一切，不禁讓人想起新中國成立後發現的一條刻在大樹上的標語——“抗聯從此過，子孫不斷頭”。
沒有對生活子孫的熱愛，焉有誓死決絕的剛毅？
那段採訪的片段，很容易讓人對王司令的形象產生誤解，其實連日本人都知道，王明貴講得一口流利的日語，而多年在蘇聯的生活，又讓他精通俄語。這熟悉三國語言的優勢，就是王司令員不想當兵了，進外交部跟陳毅元帥搭伙去也會是一把好手。
只有在戰場上，王明貴是一個地地道道的“李雲龍”。他唯一那次不大光彩的仗，也打得可圈可點。這一戰三支隊被打散，王明貴帶著身邊的人員且戰且退，打到黑龍江邊只剩二十幾騎，卻陷入了敵軍伏擊，帶隊伏擊王明貴的，就是前面提到的鍬田討伐隊。
然而，被日軍稱為“袋中之鼠”的王明貴卻乘鍬田分兵試圖合圍之際，果斷率部直撲敵討伐隊指揮部，發起了主動的決死進攻。猝不及防的日偽步兵才發現機動中在雪地上和騎兵交手近乎自殺，打打不過，追追不上，逃逃不了。激戰中七八倍於王明貴部的鍬田討伐隊被打得落花流水，《滿洲國警察小史》記載，包括討伐隊隊長鍬田德次郎（警正，相當於日軍中隊長）、副隊長井澤壽一（警佐）、偽警察隊長劉霖（警尉）在內的三名指揮官一個也沒能跑掉，全部被擊斃在戰場上。
王明貴率部過江而去。
那一仗，中國將軍王明貴讓日本人明白了什麼叫“十三檢點回馬槍”。
那一仗，王明貴身邊的24騎，戰死13騎，撤回蘇聯境內基地的僅餘11人，半數帶傷。壯哉！
可以看到當時抗聯部隊已經換穿蘇式軍裝並佩帶蘇軍軍銜。他們同時擁有三個番號——東北抗日聯軍教導旅、東北抗日聯軍國際旅和蘇聯遠東紅旗軍第八十八獨立步兵旅。
多重的番號反映著這支部隊在遠東反法西斯戰場上獨特的地位。
王明貴當時擔任該旅教導第三營營長。
這段經歷還引出後來一段“王明貴被周總理批評”的趣事。有人這樣描寫這段事情——“那一年，週總理陪同當時的朝鮮最高領導人來訪問，王明貴組織儀仗隊在機場迎接，敬禮，報告，歡迎，一切組織的井然有序，完畢，上去摟住這位領導人的脖子，說，老金，可想死我了。在東北抗聯過境部隊改編的抗聯教導旅，這位領導人是一營營長，王明貴是三營營長。後來，週總理批評了王明貴，因為這位領導人不再是當年的營長，而是國家元首。這位領導人回國後，給王明貴發來兩車皮蘋果，王明貴都分給部隊了。”
入蘇這段經歷對王明貴影響應該不小，對蘇聯正規部隊環境的熟悉，使王明貴一度擔任解放軍最早的步兵學校副校長，不過後來因為這個挨整那又是另外一回事兒了。
一度作了校長，王明貴應該也可以算是“儒將”了，但是，這位將軍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形象遠沒有那樣溫文爾雅，他們對他的評價竟然是——“獰猛”。
在今天的日語裡，這是個通常用來形容史前怪獸的詞兒啊。
在《啊，滿洲》一書542到543頁，原日偽海倫—湯原營林署參事北里留寫有一篇《官行採伐事業和匪賊》——這裡面的“匪賊”，指的就是東北抗日聯軍和其他抵抗力量。北原在1943年（昭和十八年）曾帶營林署的採伐隊到湯旺河負責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煉。
北里在文中描述他們這些日偽林業官員的生活是“夜晚到來的時候，不但機槍手要徹夜不眠地全心警戒，而且全體人員都把手槍放在枕頭下面才能入睡。事務所的外面是盡可能加厚的土牆，上面開有槍眼，無論晝夜，森林警察隊的警戒都和在戰地一樣”。 “進行森林采伐，單靠日本軍隊的討伐是不夠的，故此專門建立了三千人的專屬森林警察隊進行護衛……儘管有這樣的護衛，對採伐隊和我們來說，所謂'安心'也是不可求的，一言一舉手之間都可能發生讓人神經緊張的事情。”
之所以造成他們這樣緊張，原因是“在諾敏河和湯旺河之間，是獰猛的'匪賊'的巢窟，儘管在森林警察隊警戒之外，在（森林采伐和松脂焦油的提煉）作業期間也要求日軍前來駐屯，但是'匪賊'的行動'神出鬼沒'，仍不時發動夜襲，慘殺掠奪給我方帶來巨大的損失”。 “用獰猛都不足以形容的王明貴率領部下數十人就是以這里為根據地的，奉命到這裡執行開發任務，我的感覺如同'火中取栗'，這條生命隨時可能像湯旺河畔的露珠般消逝。”
結果，在王明貴等抗聯部隊的不斷襲擊下，最終北里雖然十分努力，“血枯，肉削，幾度昏倒”，但是任務“到底完遂不可能”，“如此苦心生產的木材，在還沒能供軍隊使用上的時候，就戰敗了”。在哈爾濱國立飯店聽到天皇宣布戰敗的“玉音放送”，百感交集的北里等人忍不住趴在地上“號泣”起來。
其實，王明貴將軍要是活著，聽到這個日本人的話恐怕要大呼冤枉。
因為1942年抗聯的作戰方針已經發生了很大的轉變。隨著趙尚志的犧牲和對最新敵情的了解，抗聯逐漸意識到在日軍將數十萬關東軍主力調集北滿，又大搞開拓團和集團部落的情況下，重建較大規模的根據地已經不現實。因此，抗聯教導旅主力的工作重點，已經轉入以小部隊入境襲擾和諜報活動，特別是實施對蘇滿邊境日軍陣地配置情況、兵力部署等的偵察，加強地下組織，以便配合盟軍未來對關東軍的作戰。
在這些小規模的入境作戰中，王明貴、劉雁來、徐澤民等都十分活躍，但其具體行動至今尚無完整記述。湯旺河地區是王明貴將軍早年戰鬥的地方，他率領小部隊入境的時候，在這裡建立秘密基地並活動不奇怪，但要對付的主要目標肯定不是日本人這個林業工作隊，摟草打兔子地打幾仗，干擾一下敵人的開發活動，順便弄點兒給養恐怕是有的，把北里等人逼到這種地步大概王明貴自己也沒想到。
對王明貴部隊這一階段活動地描述，也見於其他日本官員的回憶。偽滿林業部浜江區專員中村貞成在他的回憶文章《滿鐵林務區的足跡——大興安嶺》（《啊，滿洲》第549頁）中，也寫道：“冬天的興安嶺，與西伯利亞來的寒流白魔和狼群搏鬥都毫無懼色的山中男兒，最感恐懼的卻是大東亞戰爭（即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開始，為擾亂我方經濟在當地出沒的王明貴匪賊之橫行。有他們的存在，冬天荒山的可怖為之倍增，令現場工作的人員萬分緊張。”
北里1938年開始在諾敏河林區任職，當時周圍還有馬占山餘部在活動。但是，到了1940年以後，當地就只有抗聯在抵抗了。以少數兵力就牽制住三千森林警察隊，對於這位“獰猛”的中國將軍，儘管站在對立的立場，北里仍然表現出了由衷的欽佩。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殘存的'共匪'只有湯旺河的王明貴等少數，但這都是千軍萬馬中縱橫的強者，以其得意的游擊戰術令（日本）軍無可奈何。”
很多人認為東北抗日聯軍的活動在1940年楊靖宇將軍殉國後便銷聲匿跡。實際上，這是一個完全錯誤的認識。他們始終在敵後孤獨而頑強地戰鬥著。說他們孤獨，是因為抗聯從1935年就失去了和黨中央的聯繫，說他們頑強，是因為抗聯在東北境內的抵抗直到1945年8月15日抗日戰爭勝利實際上從未停息。例如，在《啊，滿洲》的第691頁，日偽“滿洲開拓研究所”所長中村孝二郎的回憶文章《通河縣副縣長尾原勢一君的最後時光》中，就曾提到1945年春，抗聯在通河縣發動的大規模武裝起義，給當地的日偽軍以沉重打擊。根據我方資料，這次起義的領導機關，便是趙尚志將軍親自部署潛伏，由楊春、楊振瀛父子兩代經營的抗聯北滿（通鳳）交通總站。起義部隊一度佔領通河縣城，並放出被關押的義勇軍首領“滾地雷”等，與日軍周旋甚久。雖然起義遭到敵軍鎮壓最終失敗，但部分起義者一直堅持戰鬥到日本投降。
在日本戰敗之後，中村貞成才第一次親眼見到了他眼中的“可怖”的王明貴。
王明貴將軍所在的抗聯教導旅在盟國對日的最後一戰——蘇聯紅軍進攻東北之戰中，共有三支部隊參戰：第一部，分成57個小組，以空降等方式攜帶電台於蘇軍之前率先攻入東北境內，作為突擊隊對敵後方發起大縱深襲擾（因為人員不足，連李敏這樣的女戰士都參加了這支部隊）；第二部預先滲透入境，潛伏在日軍陣地後方，在蘇軍對日軍各要塞和部隊布防情況進行偵察，攻擊發起時實施砲兵引導，甚至直接滲透攻擊日軍要塞陣地；第三部擔任嚮導和翻譯，隨蘇軍先頭部隊行動。王明貴將軍在戰鬥打響時在海拉爾方面，攻占齊齊哈爾後，被任命為齊齊哈爾衛戍副司令。
很感謝一位當時在齊齊哈爾的朋友提供了當時目擊的情況——“1945年9月前後，抗聯戰士協助蘇聯紅軍痛殲日寇關東軍後，進駐齊齊哈爾市，全副蘇式裝備，一看就是中國人，在蘇聯軍隊中十分顯眼。他們精神抖擻，步履矯健，舉行了簡單入城儀式，旋即開拔，向南進發，收復祖國失地。”
與中國人的光復之喜相對的，便是日本人的黯然失色。而中村就是這時候見到的王明貴將軍。
中村回憶：“八月底，作為被拘留日本人的代表，我們被命令到齊齊哈爾公會堂報到。軍政府向我們傳達施政方針。做演講的是王明貴參謀長（注：王明貴實為衛戍副司令）。他本人精通日語，但這一天的演講卻是通過翻譯的，滔滔不絕地向我們講述了日本人的未來道路。他的出現，對我來說是件令人恐懼的事情。從（偽滿）建國以來一直頗為平靜的大興安嶺，從昭和十六年（1941年）之後大為改變，再三在滿鐵林管區內出沒，令我等陷於驚恐之洪爐的，就是這位被稱為王匪的首領啊。就是他用亂戰法破壞了大東亞戰爭安穩的後方基地……和他居然在齊齊哈爾見面了……”（《啊，滿洲》第888頁）
其中，可以看得出中村的百感交集。
然而，也許中村的百感交集還有另一個原因。薩在採訪居住於大阪的日本“歸國者”（即戰後滯留中國，後經兩國政府協調返回日本的原開拓團成員）古川修時，聽他講起，1945年冬天，因為日本開拓團成員在戰後還打下了一架蘇聯飛機，引起蘇軍憤怒，切斷了從哈爾濱向南的道路，造成正在南下逃難中的北滿日本開拓團成員大批徘徊於延壽、方正等地，由於無衣無食，那年冬天僅僅方正周圍，因為凍餓而死的日本人就有五千多人。
古川修所在的開拓團原址在扎蘭屯附近，撤退到齊齊哈爾後也被迫滯留於此，由於在開戰之後開拓團成員中的男性青壯年大多被補充進關東軍作戰，這批人多是老弱婦孺，而且路上被蘇軍亂兵洗劫一空。但是，他們這批到達齊齊哈爾的日本人比在延壽、方正的要幸運得多。
由於飢寒交迫，他們硬著頭皮去找當地的政府機關幫助。當時蘇軍軍紀不佳，日本開拓團內部甚至做好了犧牲多少女人來求得糧食的準備。可是，接待他們的一個“八路副司令”說“女人和孩子沒有什麼罪，不打仗了往後好好過日子吧”。不但撥了一批糧食給他們，還讓人送給他們六百件棉襖。
當時滯留齊齊哈爾的日本人大約兩千戶，六百件棉襖解決了很大問題。在中國生活了40年，早已經不把自己當日本人的古川操著濃重的東北口音說：“一家子輪流著穿，還是咱們中國人仁義。”
某次回國，偶然聽抗聯後人說起，王明貴將軍在齊齊哈爾任上，曾遇到兩個日本和尚來求助，請求援助快凍死的開拓團“婦女子”，他看著也覺得可憐，就發了一批棉衣給他們，有意思的是王明貴將軍生前回憶這件事，還憶起出庫時要在衣服上作標記，一時找不到合適的印章，結果，每件衣服的里面都蓋了“王明貴”的章。
當時聽了覺得似曾相識，過後才想起會不會和古川修說的是一回事兒呢？返回日本以後去訪問古川家，只見到了他的弟弟啟一先生，也是從中國回來的“歸國者”，但比他哥哥回國要早得多。啟一先生在日本戰敗時只有六歲，所以，實在回憶不起來那位“八路副司令”的身份了，只說那是一個“仁將”。
無法證實之下老薩忽然靈機一動——當時老百姓是分不清抗聯和八路的，但是至少說明這個副司令是中國人。齊齊哈爾當時有幾個中國副司令呢？
打電話到北京去問抗聯問題專家史義軍先生，史先生說：“那還能有誰？就一個中國副司令啊，就是王明貴啊。”
看來，就是他了。
忽然想起，有朋友提到王明貴將軍在談到不喜歡記者總採訪抗聯的敗仗時，開口便是：“我是一個軍人……”
在王明貴將軍心中，只怕，軍人就是為打勝仗而生的。
而在齊齊哈爾面對飢寒交迫的日本婦孺，這位將軍為何會說出“女人和孩子沒有什麼罪，不打仗了往後好好過日子吧”這樣的話呢？
中國的武道中有云：仁者無敵。
中村貞成寫文章的時候，是到了上世紀60年代，他在齊齊哈爾應該也是知道這批棉衣的事情的，“匪賊”和“仁將”的形象放在一起，難怪他會如此糾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