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過《“九一八”，中國軍人在東京的衝冠一怒》，老薩看著《滿蒙事變大寫真帖》雜誌裡面那張中國士官生舉行抗議的圖片，總覺得有點兒異樣。
畫面上，一邊是留著仁丹胡的日本官員，另一邊是表情嚴肅的中國士官生們。可以看到士官生們有人手裡提著佩刀，顯然是準備“擲還”給日本人的。
這種佩刀老薩也收了一口，有著鏤空的護手和牛角雕刻的握柄，造型頗為優美，但並不開刃，屬於一種儀仗刀，沒有殺傷力。難怪那個日本官員一副好整以暇的樣子。
讓我覺得異樣的，是畫面中那名身材矮小，卻怒目直視日本官員的中國士官生，此人雖然個子不高，但腰板筆直，氣宇軒昂，看來便不似籠中之輩。他的這張面孔，總讓我感到有些似曾相識。
搜索記憶之下，一個模糊的人影從記憶裡浮現了出來。
不像？
用PS把他轉個身，和那名士官生的照片放在一起看看，像不像？
同樣彎彎上挑的眉毛，眉毛和眼睛之間的角度，向下抿的嘴角，鼓出的顴骨，樣樣都酷似。特別是耳朵的輪廓也幾乎一樣——對比耳朵的輪廓常常是公安機關確認犯人的一個重要手段呢。
無論從長相還是照片中的位置都幾乎可以肯定，這張照片上的小個子中國軍官，便是此後一個大名鼎鼎的人物——後來的國民政府國防部中將作戰廳長，又被國民黨方面稱為“最大共諜”的郭汝瑰。
郭汝瑰，川軍將領郭汝棟的堂弟，黃埔軍校五期生，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回國後入陸軍大學深造，成為陳誠親信。抗戰時期，參加淞滬戰役，並規劃武漢會戰、長沙第三次會戰等，屢立戰功。因據說擔任國民黨國防部中將作戰廳長期間，為中共提供了許多重要的軍事情報，而被退踞台灣的國民黨部分人士稱為“最大的共諜”。建國後，歷任川南行署委員兼交通廳廳長、南京軍事學院教員、全國政協委員、中蘇友好協會會長等職。 1997年10月23日，因車禍與世長辭，享年90歲。
在“九一八”事變發生時，郭汝瑰正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二十四期工兵科學習，於第三師團工兵大隊實習中得知國變，立即聯合同學到中國青年會館開會，決定申請退學。郭汝瑰是這批退學士官生中和日方交涉的代表之一，以態度堅決著稱，正符合照片中那名小個子軍官在照片中的位置和表情。當時的士官生對日交涉代表不過四人，其中除了郭汝瑰之外若還有一個眉彎個小，嘴角下抿，還長一雙大耳朵的代表，這可能性微乎其微。
當然，這裡面有幾分臆測，比如，薩初時對郭老的身高無從得知，要是出生於四川的郭汝瑰將軍身材不似鄧小平而彷彿毛澤東，那這番推測就完全錯誤了。後來，得知郭汝瑰將軍有個郭矮子的外號，才覺得這個推測的可信性又增加了幾分。
其實，這批日方描述華人在“九一八”事變後反應的照片中，還有一個人讓薩留意。不過，這次不是看照片找人，而是先想到這個人，然後到照片中去找他了。
這個人，就是曾任外交部副部長，周恩來的重要助手之一——王炳南。
要找他的原因是日本《歷史寫真》雜誌上登出了前面那張柏林中國留學生積極進行抗日救亡，對著地圖研究中日戰況的照片。當時，中德之間雖然關係不錯，但到德國的留學生很多是學習軍事的，不穿軍服而又在柏林的，不過區區數十人而已。偏巧王炳南當時正在柏林大學，受楊虎城的資助攻讀政治學，而且在“九一八”事變後立即在當地組織中國留學生開展抗日救亡工作。
總共幾十個留學生，照片上就出現了十三個，當時積極組織救亡運動的王炳南若不在其中，那倒有些奇怪了。
經過仔細觀察，薩認為照片中後排左起二、三、四人均有可能是他，排除掉年齡因素後，後排左起第三人可能性最大。
就是他。
對比一下1934年合家歡照片中的王炳南，長臉，寬額，棱眉，細眼，是不是很相似？
當然，這只能說是一種推測了，要是以後有機會見到王炳南部長的熟人，可以辨認一下，沒準兒根本就是張冠李戴。
當時在柏林還有一個姓王的中國留學生，雖然他似乎不在這張照片上。但後來卻拿出了全部積蓄支援抗戰。這個人叫作王淦昌。
父親病重期間，我回到北京陪伴他。一次，他病情稍緩，我扶著他在醫院附近散步，走過一個路口，父親凝望半晌，嘆口氣，說王老就是在這兒出的車禍。
王老，就是這位當時在柏林的王淦昌，後來兩彈一星的元勳，晚年在北京因為車禍重傷，一年後去世，很多人都覺得惋惜。
跑題了。
從“九一八”事變爆發，已經八十多年過去，當薩試圖追尋那些和郭汝瑰將軍一起回國的中國軍人的名字時，發現，他們的生活軌跡堪稱各種各樣。
傅秉勳，郭汝瑰的老戰友，黃埔軍校五期生，也和郭汝瑰一樣，早年曾加入中國共產黨，1930年因赴日本陸軍士官學校第二十四期學習脫離組織關係，回國後任第四十三軍二十六師七十六旅一五一團團長，曾率部參加淞滬會戰。 1948年敘任陸軍少將。他此後的生命軌跡與郭汝瑰卻完全相反，先是因為“貪污”被蔣介石通緝，隨後又拉隊伍對抗解放軍，在大陸打游擊直到1952年9月26日才在四川黑水兵敗自殺身亡，是國民黨軍在大陸的極少數“忠臣”之一。
苟吉堂，入學前原為商人，憤於兵亂欲學習軍事以圖報國。回國後到綏遠前線十三軍任職，參加過南口血戰、武漢會戰、棗宜會戰、冬季攻勢、湘西戰役、桂柳反攻等，他曾作為湯恩伯的代表，多次與駐山西中共部隊聯絡協同抗日作戰事宜，會見過朱德、彭德懷、徐向前、劉伯承，有“朱彭徐劉個個逢”之語。苟在國民黨軍中官至中將。新中國成立後下放農村勞動，受傷後遭退職失去經濟來源，靠子女接濟為生。 “文革”中復遭批鬥抄家。 1976年病逝。直到晚年，軍人風度儼然，有“我有一點敢向先母保證的，我為民始終是愛國家和社會，而我過去服官二十年中，除僅以滿腔赤誠保國為民之外，從無半點自私”之語。
蔡文治，湖北人，祖父為清末舉人，在武漢第二中學畢業後，棄文就武，自費東渡日本，進入士官學校。回國後插班進入黃埔軍校第九期就讀，畢業分派在陸軍第十三師，又因機緣選送大本營工作。在著名的“台兒莊戰役”中，蔡文治作為具體業務的負責者，作出的建議和計劃，得到上級重視，後參與中、英、美、法四國聯合參謀部在華盛頓召開的亞洲對日作戰計劃的製訂，升任陸軍總部中將副參謀長。電影《開國大典》中曾有他和湯恩伯就長江防線爭吵的鏡頭，此是實情，蔡因此憤恨辭職去了美國。 1980年受葉劍英邀請多次回國，任全國黃埔同學會理事。有意思的是蔡晚年致力國家統一，曾專心幫助解放軍研討攻台策略，有上中下三個獻策之說。
李昊，湖南人，1924年考入長沙明德中學，1930年考入日本士官學校二十四期步科班。回國後任國民黨第十師上尉連長，隨即保送入南京步兵學校第一期，陸軍大學十四期學習。全面抗戰爆發後，在西南游擊幹部訓練班擔任主任教官兼情報室主任，與英國駐華軍事代表團商定合作訓練突擊隊，後任突擊隊第六營上校營長，在邵陽一帶和日軍進行游擊戰。 1944年其調任國民黨暫編三十三師一團上校團長，駐守溫州，率部參加了麗溫戰役。後追隨程潛舉行湖南和平起義，任解放軍第二十一兵團司令部參謀處長。在“反右”運動中受到迫害，後平反。 1995年去世。
海競強，廣西桂林人，白崇禧的外甥。回國後入陸軍大學第十三期深造。抗戰期間曾任桂林行營少將高參，曾參加著名的崑崙關戰役和桂柳追擊作戰，其軍事才能被白崇禧看重，視為接班人。對日作戰頗有才氣的海競強打內戰卻完全外行，1946年在萊蕪戰役中被俘，此戰，電影《紅日》中張軍長有話：“三天六萬人，趕鴨子也沒這麼快。”一八八師少將師長海競強就是“六萬隻鴨子”中的一隻。 1949年4月，因國共和談，中共為表誠意釋放了海競強，他可算是國共和談中唯一的國民黨方受益者。但海不久赴台灣經商，終止了軍事生涯。
胡景通，陝西人，國民二軍軍長，是綽號“不要命”的名將胡景翼的弟弟。去日本前已經是團長，退學回國後任國民黨陸軍師新兵訓練總隊總隊長等職務，全面抗戰爆發後曾任鄧寶珊部騎兵第六師師長。 1949年9月率部隨董其武將軍在包頭起義，參加中國人民解放軍，任副軍長兼師長。 “文革”期間，受到嚴重迫害，蒙冤入獄，“文革”後平反。 1998年病逝。
劉子奇，湖南人，出國前為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警衛團參謀處少校參謀。退學回國後到錢大鈞部下擔任軍官訓練班中校隊長。全面抗戰開始後在陳大慶部下處理參謀業務，參加了多次對日作戰，但在河南戰役的失利中也不無責任。 1947年在米脂戰役中被俘，從此為解放軍從事敵工工作。曾擔任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後勤軍牧部部長。全國政協委員。 1993年病逝。紅軍中也有一個劉子奇。兩人一個是國民黨少將，一個是共產黨少將，不能不說十分湊巧。
儘管命運各不相同，但可以看到，他們在那場衛護國家生存的國戰中，都盡到了一名中國軍人的職責。
中國人之間的戰爭，多半幾代之後都能得個“各為其主”的評價，要是投降當了漢奸，那可真是進不得祖墳的。
寫到這裡，忍不住披露一下寫作這兩篇文章的緣起——那就是在《歷史寫真》中，哥倫比亞的中國留學生們在“九一八”之後抗議的一張照片（參見《地陷》題圖）——照片上那些風華正茂的中國學生背後，橫幅上是一句飽含深情的詞句——Daughters of China（中國的女兒們）。
中國人中，膽小怯懦者有之，內鬥成性者有之，但每逢民族危亡的時刻，總有一些人，無論身在何方，無論這個國家待自己如何，總不曾忘卻自己是——Daughters of China（中國的女兒們）。
也許，這就是中國在那個最黑暗的時刻，仍然不會亡國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