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仍記得第一次見到李西閩時，他給我留下的印象。這個從神秘的閩西山區走出來的作家，身材矮壯結實得像拳擊手，嗓門洪亮，渾身散發著閩西鄉村男子常見的粗獷氣息。與他交往一兩次，你就知道他是個性情中人，疾惡如仇，具有與朋友肝膽相照的俠義胸懷，隨時可能爆發出驚人的力量；而且不止於此，在他粗獷的相貌後面，他還是一個柔情似水的男人，對生活中的弱者，他同樣擁有悲憫的情懷和富有良知的痛苦。
最近幾年，他以令人驚嘆的速度和激情連續出版了《好女》《蠱之女》《血鈔票》和等多部長篇小說。而更為令人嘆服的是，他寫作這些小說用的是兩套路子：一套是恐怖小說的路子，一套是嚴肅現實主義文學的路子。他的恐怖小說使他贏得了“中國恐怖小說大王”的美譽，他的嚴肅文學的成就也同樣令人刮目相看。
李西閩作為一個與眾不同的小說家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從何而來？
據我所知，他是在閩西出生，在閩西長大的。他迄今為止的創作一直未曾脫離他的故鄉，閩西客家人居住的鄉鎮幾乎構成了他每一部小說的故事背景。因此，我想，閩西山區一定是一片盛產奇譎而恐怖的傳說故事的沃土，不然他怎麼會有取之不盡的非常本土化的、神秘而詭異的意象和故事呢？他肯定從小仰慕英雄豪傑，仰慕孤膽好漢直來直去的豪爽行事作風——“痛快地死或痛快地生”，所以他才會有從軍二十一年的經歷；也所以，他在寫作的時候、與朋友交談的時候才會採用那種簡潔直爽、不加虛飾、去皮見骨的語言。另外，他小時候肯定是一個非常敏感的孩子，他的本名中就有一個“敏”字，即使在他已經成為名作家的今天，他也會偶爾露出一些內斂的屬於少年人的羞澀。最初他寫小說的時候，讓他強烈感到需要表達出來的，幾乎全都是他童年時代耳聞目睹的發生在故鄉土地上的悲歡離合或淒艷絕美的故事和傳說。在我看來，他的敏感肯定是與生俱來的，是先天地繼承自他所隸屬的那個古老族群——中國歷史上因為戰亂從北方遷徙到南方的最大族群——客家人。異域他鄉的坎坷生存之路，培育了客家人世世代代對環境、對現實的極度敏感，並使這種精神氣質深深紮根在這個族群的眾多後裔的血液和性格之中。這個敏感的族群為中國當代文學培育了兩位出色的作家，一位是曾經進行先鋒文學創作，後來轉向信仰文學寫作的著名作家北村，另一位就是這個既寫恐怖小說又寫嚴肅文學的雙棲作家李西閩。李西閩曾經講過，他和故鄉閩西之間存在著一個神秘的通道。我想，他所說的神秘通道應該就是他對故鄉閩西的記憶和傳承自客家族群的敏感性格。
對作家來說，無法逾越的文學主題之一就是死亡。但李西閩的作品給人印象最深刻的卻是他嗜好描寫死亡。這樣說，絕對不是誇張。無論是他早期描寫“我的野豬坳故鄉”的作品，還是他近幾年的恐怖小說，或是這部長篇小說，死亡就像一個永不退場的戲劇主角，轟轟烈烈地貫穿其中。對於李西閩，死亡彷彿一個揮之不去、抒寫不完的情結。這個頑固的情結與他自身的成長經歷息息相關。按照他本人的說法，在他的成長過程中，他耳聞目睹了太多的死亡，那太多的死亡使他脆弱的敏感的內心根本無法承受，猶如夢魘一樣纏繞著他，他只能通過文學的抒寫來撫慰那些在黑暗深處掙扎、徘徊的幽魂。
今年春節過後，李西閩和他一個從小住在上海的朋友結伴回了一趟閩西故鄉。當他們乘坐的長途汽車行駛在閩西山區的公路上時，他們遇見了一幕車禍，被汽車撞死的是一個中年婦女，死者身下的血沿著公路流了一大片。當時李西閩的座位緊靠車窗，就在看得見死者的那邊。死者的慘狀深深銘刻在他的腦海裡，一連數個夜晚，他都會不由自主地陷入恐怖的夢魘。在一次次讓他驚醒的噩夢中，那個慘死的婦女總是以一個奄奄一息的痛苦者的形像出現，彷彿在呼喚：“為何不救救我？為何不救救我？”在李西閩講述這段可怕經歷時，我從他毫不誇張的語氣中分明可以聽出親眼目睹的死亡帶給他的震撼。他血液中的敏感彷彿已經賦予他某種靈異的感應力，即使是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的死亡也會帶給他超常的震撼。這種震撼將會長久地沉積在他的內心，直到有一天凝結成為他的某一部小說的創作靈感，讓他用文字抒寫出來。
因此，在我看來，他之所以執著地在小說中描寫死亡，與其說是出於文學自身的需要，不如說更主要的是因為現實生活中的死亡事件賦予了他太多的非同一般的強烈體驗，寫作則成了他疏解這種內心體驗的最佳通道。
李西閩從2000年開始恐怖小說寫作，時間雖然不算很長，但卻顯示出了一發而不可收拾的強勁勢頭，《蠱之女》《血鈔票》等，幾乎是一年一部新作。恐怖小說的一大特點就是離不開對死亡的描寫和渲染。死亡是人類最基本的恐懼，所有恐怖小說都是圍繞著死亡的不可知、死亡的迫近、死亡的詭異、死亡的慘像等來製造恐怖氛圍的。因此，一旦闖進了恐怖小說領域，李西閩就變得如魚得水，彷彿一下子找到了可以悠然自如地展示形形色色死亡情景的操練場：隱喻夭折少女的綠螞蚱浮出了記憶的水面（）；噩夢中漂浮著碎屍的下水道成為精神錯亂少年的日常意識，夜夜尖叫不止的象徵死神的老鼠竄來竄去（《血鈔票》）；故鄉傳說中的毒蟲之王“蠱”在現代都市中重現，帶來一連串的詭異死亡（《蠱之女》），等等。但是在他的小說中，詭異、恐怖的死亡意像從來不是超驗的、憑空虛構的，而是深深地植根於他的閩西故鄉的經驗中。從文學的角度來看，這是充分挖掘本土化的恐怖元素；但從李西閩個人心理的角度去看，則是一種對記憶充滿快感的宣洩。
如果只是從恐怖的角度抒寫種種詭異的死亡經驗，李西閩可能會使自己的寫作永遠拘囿於恐怖類型的小說，而無法超越自我。好在他的文學追求是多樣化的，他觀照死亡的角度也不只是恐怖一種。在他的精神中，比“鑽入腦髓裡的螞蟻”、“暗夜中的紅毛老鼠”、“毒蟲之王——蠱”、“停屍間一閃而過的死者眼睛裡的綠光”等象徵死亡的恐怖之物更為恐怖的，是赤裸裸的社會現實的冷酷。這一切跟他出生於上世紀六十年代，經歷過苦難的鄉村生活密切相關；這也致使他的文學寫作常常超越恐怖的視角，撇開一切誇張和虛飾，轉向對現實生活更為直截了當的嚴肅抒寫。
這些年，一些上個世紀六七十年代出生的作家、導演紛紛在他們的作品中抒寫起他們親身經歷過的七十年代的中國社會生活，比如小說《西北偏北》《紮根》《兄弟》，電影《我的兄弟姐妹》《孔雀》等。那個時期的普通人的生活充滿了艱辛、友誼、歡樂、荒誕、苦澀，甚至苦難。李西閩的長篇小說正是一部非常典型地反映他這一代人所經歷的七十年代鄉村生活的作品。與眾不同的是，他選擇的進入那段生活的角度不是一般的或苦難，或荒誕，或溫馨的回憶，而是實實在在的死亡。在這部書中，他一口氣寫了二十多起死亡事件，死亡就像一條崎嶇的山路，將那個時期發生在鄉村的典型事件聯結成了一個完整的圖景。文化批評家朱大可說：“它是客家人的死亡譜系，或說是一份客家人生命的年表……不僅維繫著我們對於生命的掛念，而且成為心靈史中最堅硬的部分。”但在我看來，這部絕非一般意義上的鄉土文學的小說，所展示的不僅是客家人的死亡譜系、生命年表，而是在更廣泛的意義上展示了一個時期中國鄉村民眾生生死死的全息圖景，那些像梅雨季節連綿的雨水一樣既普通又稠密的死亡事件，勾畫出一個時期中國鄉村的逼真圖像，那些在苦難和荒誕的現實中艱難生活的普通人的生存狀態盡在其中得到呈現。
死亡是李西閩這部小說的主角，而讓我們看到死亡的種種表演的則是一個過早喪父的少年——黑子。失去父親後（失去庇護的象徵），黑子跟著母親來到異鄉曲柳村（無疑象徵了所有的中國鄉村）。於是，透過黑子童稚的眼睛，一幕幕真正屬於鄉村的死亡和與之相對的生命，詭異的、卑微的、誇張的、悲劇的、荒誕的，浮出歷史的水面：因破傷風死去的無賴少年老四；因不堪忍受惡婦而將自己活活累死的懦弱丈夫李來福；被造反派像殺死一隻豬一樣用殺豬刀捅死的王時常；為了讓家人快樂，患了絕症的李遠新的父親一天吃一隻雞而死；為了除讓兒子心滿意足地娶到心儀的姑娘，飛身往車輪下撞去的李文魁；因為不被所愛的人接受而最終跳河自盡的美麗盲女碧蓮；春天來到曲柳村，秋天就被倒塌的泥屋壓死的右派知識分子朱碧濤；代表人間正義、仁慈，象徵大地母親的赤毛婆婆的圓寂……少年黑子就是伴隨著這些意義非凡的、不斷衝擊著他的敏感心靈的死亡事件而成長起來的。黑子彷彿是每一個經歷過鄉村生活的人的化身，他所經歷的這些死亡事件會讓你產生似曾相識的感覺，而閱讀這部小說會讓你情不自禁地重溫過去的經驗，撫摸成長過程中每一個珍貴的記憶。因此，黑子參與、觀察、記錄的這些像鄉村的野草一樣常見的生與死，其實就是一部沉重的心靈成長的歷史。
李西閩寫作這部書的雄心是顯而易見的。正如他所說，“我們在記錄一些崇高的死的同時，也應該記錄那些卑微的死，是太多卑微的人的死構成了我們民族的心靈史。”但是，他在小說中極少直接表達自己的思想，而是只陳述事實。這也是為什麼這部小說採用了更具話本風格的敘述方式。這種敘述方式快捷直接，使整部小說像一部文獻，一部記錄歷史的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