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第二部(2)

有一天克利斯朵夫把高蘭德的謊話當場揭穿了，老老實實提出條件來：要她在他跟呂西安之間挑選一個。她先是設法迴避這問題，結果卻聲言她自有權利保留一切她心愛的朋友。不錯，她說得對；克利斯朵夫也覺得自己可笑；但他知道他的苟求並非為了自私，而是為了真心愛護高蘭德，非把她救出來不可，——即使因之而違拗她的意志也是應該的。所以他很笨拙的堅持著。看到她不回答了，他就說： “高蘭德，你是不是要我們從此絕交？” “不是的，"她回答。 "那我要非常痛苦的。” “可是你為我們的友誼連一點兒極小的犧牲都不肯作。” “犧牲！多荒唐的字眼！"她說。 "幹麼老是要為了一件東西而犧牲別一件東西？這是基督教的胡鬧思想。你骨子裡是個老教士，你自己不覺得就是了。”

“很可能，"他說。 "在我，總得挑定一個。善跟惡之間，絕對沒有中間地位。” “是的，我知道；就為這一點我才喜歡你。我告訴你，我的確很喜歡你；可是……” “可是你也很喜歡另外一個。” 她笑了，對他做著最媚人的眼色，用著最柔和的聲音說：“仍舊跟我做朋友罷！” 他差不多又要讓步的時候，呂西安進來了，高蘭德用同樣甜蜜的媚眼同樣柔和的聲音接待他。克利斯朵夫不聲不響的看著高蘭德做戲。然後他走了，打定主意和她決裂了。他心裡有些難過。老是有所依戀，老是上人家的當，真是太蠢了！ 回到寓所，他心不在焉的整理書籍，隨便打開《聖經》，看到下面的一段： “……我主說：因為錫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項，賣弄眼目，俏步徐行，把腳上的銀圈震動得丁當作響，

所以主必使錫安的女子頭長禿瘡，又使她們赤露下體……"① -------- ①見《舊約·以賽亞書》第三章。 讀到這裡，他想起高蘭德的裝腔作勢，笑了出來，便心情輕快的睡了。接著他又自以為跟巴黎腐敗的風氣已經同流合污到相當程度，才會讀著《聖經》覺得好笑。但他在床上反复背著這偉大的惡作劇的審判者的判決，想像這種事要是臨到高蘭德頭上的情景，不禁象孩子般哈哈大笑了一會，睡熟了。他已經不再想到他新的鬱悶。多一樁也罷，少一樁也罷……他已經習慣了。 他照常到高蘭德家上課，只避免跟她作親密的談話。她徒然表示難過，生氣，玩種種花樣：他始終固執著；兩人都不高興了；終於她自動想出理由來減少課程；他也找出藉口來迴避史丹芬家裡的晚會。

他已經嘗夠巴黎社會的味道，再也受不了那種空虛，閒蕩，萎靡，神經衰弱，以及無理由、無目標、徒然磨蝕自己的、苛酷的批評。他不懂，一個民族怎麼能在這種為藝術而藝術、為享樂而享樂的，死氣沉沉的空氣中過活。可是這民族的確活在那裡，從前有過偉大的日子，此刻在世界上還相當威風；從遠處看，它還能引起人家的幻象。它從哪兒找到它生存的意義的呢？除了尋歡作樂，它又一無信仰…… 克利斯朵夫正想著這些念頭的時候，在路上突然撞見一群叫叫嚷嚷的青年男女，拉著一輛車，裡面坐著一個老教士向兩旁祝福。走了一程，他又看到一些兵拿著刀斧捶打一所教堂的大門，門內是一批掛有國家勳章的先生揮舞著桌椅迎接他們。這時他才覺得法國究竟還有所信仰，——雖然他不知道是什麼信仰。人家告訴他說，政府與教會共同生活了一百年之後，現在要分離了，可是因為宗教不甘心脫離，政府便憑著它的權利與武力把宗教攆出門外。克利斯朵夫覺得這種辦法未免有傷和氣；但是巴黎藝術家的那種混亂的作風使他膩煩透了，所以遇到幾個人為了什麼公案——即使是極無聊的——而打得頭破血流也覺得痛快。

他不久又發見這種人在法國為數不少。政見不同的報紙互相廝殺得像荷馬史詩中的英雄一般，天天發表鼓吹內戰的文字。固然這不過是叫喊一陣，難得有人真會動手。但也並非沒有天真的人把別人所寫的原則付諸實行。於是就有奇奇怪怪的景象可以看到：什麼某幾個州府自稱為脫離法國啦，幾個聯隊鬧兵變啦，州長公署被焚啦，徵收員收稅要大隊的憲兵保護啦，鄉下人燒了開水保衛教堂啦，自由思想者以自由的名義去攻擊教堂啦，普渡眾生的教主們爬在樹上煽動葡萄酒省份去攻擊酒精省份啦。東一處，西一處，幾百萬人摩拳擦掌，嚷得滿面通紅，結果真的動武了。共和政府先是巴結民眾，然後又拔出刀來對付他們。民眾卻是把自己的孩子——軍官與士兵——砍破腦袋。這樣，各人都對別人證明自己理由充足，拳頭結實。你在遠處看，從報紙上看的時候，彷彿又回到了幾個世紀以前去了。克利斯朵夫發見這法蘭西——事事懷疑的法蘭西——竟然是一個偏激若狂的民族。但他不知道究竟在哪方面偏激。為了擁護宗教呢還是反對宗教？為了擁護理性呢還是反對理性？為了擁護國家呢還是反對國家？ ——簡直各方面都是。他們是為了喜歡偏激而顯得偏激的。

一天晚上，他偶然和一個有時在史丹芬家碰到的社會黨議員交談。雖然不是初次談話，他可絕對想不到這位先生的身分，因為他們一向只談音樂。這一回他才不勝詫異的發覺這位交際家竟是一個激烈政黨的領袖。 亞希·羅孫是個美男子，留著金黃的鬍子，說話帶著喉音，皮色很嫩，態度很誠懇，外表相當風雅，骨子裡可是粗俗的，有時會不知不覺的流露出村野的舉止：——譬如當眾修指甲，跟人說話的時候象平民一樣喜歡扯著別人的衣角，搖著別人的胳膊；——他能吃能喝，愛笑愛玩，胃口和興致完全表示他是民間出身，只想掌握權勢；人很靈活，能隨著環境與對手隨時改變態度，說話雖多，可是經過思索的；他懂得聽人家的話，把聽來的當場吸收；既有同情心，資質又聰明，對什麼都感興趣，——由於天性，由於社會的薰陶，也由於虛榮心；在某種限度以內他為人規矩誠實，就是說為他的利益用不著不誠實，或是不誠實有危險的時候，他是誠實的。

他有個相當好看的妻子，高大，勻稱，非常壯健，身腰很美，艷麗的裝束似乎太窄了些，把她肥胖的身體表露得過於明顯；臉龐四周圍著烏黑的鬈髮；又黑又濃的大眼睛；下巴微微往上抄起；胖胖的臉蛋很動人，可惜被睒個不停的近視眼和闊大的嘴巴破壞了。她走路的姿態不大自然，顛顛聳聳，象某幾種鳥；說話很做作，但非常殷勤，親熱。她出身是個有錢的經商人家；思想自由，是那種所謂賢淑的女子：凡是上流社會的數不清的責任，她都像奉教一般的信守，另外還履行她自己找來的，藝術的與社會的義務：家裡有個沙龍，在平民大學①裡宣揚藝術，參加慈善團體或研究兒童心理的機構，——可並不怎麼熱心，也沒有濃厚的興趣，——只是由於天生的慈悲心，由於充時髦，由於知識婦女的那種天真的學究氣，彷彿永遠背著一項功課，非記得爛熟就有失尊嚴似的。她需要干點兒事，卻不需要對所干的事發生興趣。這種緊張忙碌的活動，有如那些婦女手裡老拿著毛線活兒，一刻不停的搬動著針，似乎救世大業就在這一件毫無用處的工作上。並且她也像編織毛線的女人一樣，有那種良家婦女的小小的虛榮心，喜歡拿自己的榜樣去教訓別的女子。

-------- ①平民大學於一八九八年創於巴黎，爾後遍及全國：由各界名流教授夜課。該時因德萊弗斯事件發生，一部分知識分子創此機構，意欲借思想的交流而與其民及工人階級接近。此項運動至一九○四年以後漸趨衰落，不久即告終止。 那位當議員的丈夫心裡瞧她不起，可是對她很親熱。他是為了自己的享樂與安寧而挑上她的；在這一點上說，他的確挑得很好。她長得很美，他為之挺得意：這就夠了，他再沒別的要求；她對他也沒別的要求。他愛她，同時也欺騙她。她只要他愛著她就算了，也許對於他的私情還覺得相當快慰。因為她生性安靜，淫蕩，完全是后宮中的婦女性格。 他們有兩個美麗的孩子，一個五歲，一個四歲，她以賢妻良母的身分照顧他們，那種專心致誌所表示的親切與冷靜，恰好跟她注意丈夫的政治與活動，注意最新的時裝與藝術表現一樣。在這個環境裡，她把前進的理論，頹廢的藝術，社交界的忙亂，和布爾喬亞的感情，一古腦兒放在一起，成為最古怪的炒什錦。

他們請克利斯朵夫上他們家去。羅孫太太是個優秀的音樂家，彈得一手好鋼琴：手指輕巧而紮實，小小的頭對準著鍵盤，兩隻手在上面跳來跳去，活像母雞啄食的神氣。她很有天分，比一般法國女子也更有音樂修養，但對於音樂的深刻的意義是像笨蛋一樣完全不關心的。那隻是她聽著的，或是背得一點不錯的一組音符，一些節奏，一些微妙的調子罷了；她決不探求其中的心靈，因為她本身就不需要這個。這位可愛的，聰明的，其實的，很願意幫助人的太太，對克利斯朵夫像對別人一樣很殷勤。可是克利斯朵夫並不感激，對她也沒多大好感，根本不把她放在眼裡。也許他還不知不覺的責備她，不該明知丈夫胡鬧而甘心情願的和那些情婦平分秋色。在所有的缺點中，俯首帖耳的聽任擺佈是克利斯朵夫最不能原諒的。

他和亞希·羅孫比較親密。羅孫之愛音樂，正如愛別的藝術一樣，方式雖然鄙俗，但很真誠。他愛好一闋交響曲的時候，彷彿恨不得和它睡在一起。他只有一些很淺薄的修養，但運用得很高明；在這一點上，他的妻子對他不無幫助。他對克利斯朵夫發生興趣，是因為看到克利斯朵夫和他一樣是個剛強的平民。並且他很想仔細觀察一下這種怪物，——（觀察人這件事，他永遠不會厭倦的），——打聽一下他對於巴黎的印象。克利斯朵夫直率嚴厲的批評，使他覺得好玩。他看事情也取著相當的懷疑態度，所以能承認對方的批評是準確的。他不因為克利斯朵夫是德國人而有所顧慮，反而以超越成見自豪。總而言之，他是極富於人情的——（這是他主要的優點）；——凡是合乎人情的，他都表示好感。然而這也不能使他不抱另外一種深切的信念，以為法國人——古老的民族，古老的文明——總是優於德國人，所以他不能不嘲笑這個德國人。

在亞希·羅孫家裡，克利斯朵夫又看到些別的政客，過去的或未來的閣員。要是這些名人肯屈尊，他倒很高興和他們個別的談談。和流行的見解相反，他覺得跟這批人來往比他熟悉的文藝界更有意思。他們頭腦比較活潑，對於人類的熱情和公眾的利益更關切。他們能言善辯，大半是南方人，非常愛風雅；個別而論，他們差不多和文人一樣風雅。當然，他們欠缺藝術方面的知識，尤其是關於外國藝術的；但他們自命為多少懂一些，而且往往是真的愛好。有些內閣頗像那些辦小雜誌的文會。閣員中有的寫劇本，有的拉提琴，同時是瓦格納迷，有的塗幾筆劃。他們都蒐集印象派的畫，看頹廢派的書，有心驚世駭俗，對於跟他們的思想不兩立的，同時是極端貴族派的藝術非常欣賞。這些社會黨或急進社會黨的閣員，代表飢寒階級的使徒，居然對高級的享受自稱為內行，使克利斯朵夫看了大不順眼。當然這是他們的權利，但他覺得這種作風不大光明。 最奇怪的是，這些人物在私人談話中是懷疑主義者，肉慾主義者，虛無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而一朝有所行動的時候立刻會變成偏激狂。最風雅的人，才上了台就一變而為東方式的小魔王；他們染上了指揮一切干涉一切的癮：精神上是懷疑派，天生的氣質卻是極端的專制。拿到了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的機構，——那是當年最偉大的專制君主①一手建立的，——他們就忍不住要加以濫用了。結果是產生了一種共和政體的帝國主義，近年來又接種似的加上一種無神論的舊教主義。 -------- ①指路易十四。 在某一個時期內，一般政客只想統治物質——財產，——他們差不多不干涉精神方面的事，因為那是不能變成貨幣的。而那些優秀的人也不理會政治；不是政治高攀不上他們，就是他們高攀不上政治；在法國，政治被認為工商業的一支，生利的，可是不大正當的；所以知識分子瞧不起政客，政客也瞧不起知識分子。 ——可是近來政客和一般腐敗的知識階級始而接近，終於勾結了。一個簇新的勢力登了台，自稱為對思想界有絕對的支配權：那便是些自由思想家。他們和另一批統治者勾結起來，而這另一批統治者也認為他們是專制政治的完美的工具。他們主要的目的不在於打倒教會，而在於代替教會，事實上他們已經組成一個自由思想的教會，和舊有的教會一樣有經典，有儀式，有洗禮，有初領聖餐，有宗教婚禮，有地方主教會議，有全國主教會議，甚至也有羅馬的總主教會議。這些成千累萬的可憐蟲非成群結隊就不能"自由的思想"，豈非可笑之尤！而他們所謂的思想自由，其實是假理智之名禁止別人的思想自由：因為他們的信仰理智，有如舊教徒的信仰聖處女，全沒想到理智本身並不比聖處女更有意義，而理智真正的根源是在別處。舊教教會有無數的僧侶與會社，潛伏在民族的血管裡散佈毒素，把一切跟它競爭的生機都加以殺害。現在這反舊教的教會也有它的死黨，有虔誠的告密者，每天從法國各地繕成秘密報告送到巴黎總會，由總會詳細登記。共和政府暗中鼓勵這些自由思想的信徒做間諜工作，使軍隊，大學，所有的政府機關都充滿著恐怖；政府可不覺得他們表面上似乎為它出力，暗地裡卻在慢慢的篡奪它的地位，而政府也漸漸走上"無神論的神權政治"這條路，不比巴拉圭的那些耶穌會政權更值得羨慕。 ① -------- ①巴拉圭於一六○七至一七六七年間曾受基督舊教中的耶穌會派統治。 克利斯朵夫在羅孫家見過這一派的教會中人。他們都是一個比一個瘋狂的拜物教徒。目前，他們因為把基督從神座上摔了下來而大為高興。打爛了幾個木偶，他們便以為已經摧毀了宗教。還有一般人，把聖女貞德和她童貞女的旗幟從舊教手里奪過來，把聖女貞德獨占了。新教會中一個教士，和舊教會的信徒作戰的將軍，發表了一篇反教會的，頌揚古高盧民族領袖範爾生依多利克斯的演說，同時一般自由思想的人給這位平民英雄立了一座像，認為他是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的第一人。海軍部長為了整肅艦隊，欺騙舊教②徒，把一條巡洋艦命名為"歐納斯德·勒南"。另外一批自③由思想家則努力於淨化藝術的工作。他們把十七世紀的古典文學加以消毒，不許有上帝這個名詞褻瀆拉封丹的。便是在古代音樂里，他們也不許有神的名字存在。克利斯朵夫聽見一個老年的急進黨員——（歌德說過：老年人而做急進黨員是瘋癲之尤。）——因為人家膽敢在一個通俗音樂會裡排入貝多芬頌揚宗教的歌而大為憤慨，一定要人家把辭句更改過。 -------- ②範爾生依多利克斯（公元前72年—公元46年）為高盧族反抗凱撒大帝的領袖。此處言"法蘭西對抗羅馬（羅馬教會）"，乃作者有意諷刺當時的反教會派牽強附會。文中所言立像，乃指一九○三年立於法國南方格萊蒙—法朗城之範爾生依多利克斯塑像。 ③勒南早年為誠信的舊教徒，後研究哲學而不信宗教，著有《耶穌傳》，認為耶穌只是一個非常的人。 還有一般更急進的分子，要求把一切宗教音樂和教授宗教音樂的學校加以取締。一個在當時那群不懂藝術的人中被認為鑑賞力極高的美術司長，竭力解釋說，對於音樂家至少得教以音樂，因為"你派一個兵到軍營裡去的時候，你總得逐步逐步教他如何用槍，如何放射。年輕的作曲家的情形也是一樣，腦子裡裝滿了思想，可是沒法安排"。然而這種解釋是白費的：他對於自己的勇氣也有點吃驚，所以每一句都得附帶聲明：“我是一個老自由思想家"，"我是一個老共和黨人"，才敢接下去宣稱：“我不問班爾葛蘭西的作品是歌劇是彌撒祭樂；只問是不是人類藝術的產物。"——但對方用著專斷的邏輯回答這個"老自由思想家"，"老共和黨人"說：“音樂有兩種：一種是在教堂裡唱的，一種是在教堂以外唱的。”前者是理智與國家的仇敵；為了國家的利益，非取締不可。 要是這些混蛋後面沒有一般真有價值而和他們一樣——或許更甚——狂熱的理智信徒做後盾，那麼他們還不過是可笑而不致有多大危險。托爾斯泰曾經提到控制宗教、哲學、藝術和科學的"傳染病一般的影響"，這種"荒謬的影響，人們只有在擺脫之後才會發見它的瘋狂，在受它控制的時期內始終認為千真萬確，簡直毋庸討論"。例如對於鬱金香的風魔，①相信巫祝，誤入歧途的文學風平等等。 ——理智的宗教也是這種瘋狂之一。而且從愚蠢的到有知識的，從眾議院的獸醫到大學裡最優秀的思想家，全染上了這種瘋狂。而大學教授的入迷比愚夫愚婦的入迷更危險：因為這種風魔在沒有知識的人還容易和一種愚妄的樂天氣息相混，從而減少風魔的力量；知識分子的生命力可是被瘋狂束縛住了，同時，偏激的悲觀主義又使他們明白天性和理智是根本抵觸的東西，所以更熱烈的支持抽象的"自由"，抽象的"正義"，抽象的"真理"，跟惡劣的天性鬥爭。這種態度骨子裡就是加爾文派，揚山尼派，雅各賓黨的理想主義，就是那個古老的信念，以為②人類的邪惡是不可救藥的，只能夠、也應當由受到理智感應的，——就是得到神靈啟示的——選民，憑著他們的高傲來消滅那種邪惡。那真是地道的法國人中的一種，代表聰明而不近人情的法國人。他像塊石子，象鐵一般硬，什麼都鑽不進去；而他碰到什麼就砸破什麼。 -------- ①鬱金香自十六世紀末流入歐洲後，種植鬱金香成為民間極普遍的一種癖好。 ②揚山尼派為十七世紀舊教中的一個小宗派，盛行於法國，根據荷蘭揚山尼主教人性本惡之學說，倡為一種極嚴格的道德及神學宗派。 克利斯朵夫在亞希·羅孫家和這一類瘋狂的理論家一談之下，完全給攪糊塗了。他對於法國的觀念也動搖了。他依著流行的見解，以為法國人是個冷靜的，容易相處的，寬容的，愛自由的民族。不料他發見了一批狂人，沒頭沒腦的死抓著抽象的觀念和邏輯，為了自己的任何一套三段論法，老是預備把別人作犧牲品。他們嘴裡一刻不停的說著自由，可是沒有人比他們更不懂自由，更受不了自由的。無論哪裡，你找不到比他們更冷酷更殘暴的專制脾氣，而這種專制純粹是為了理智方面的風魔，或者是為了要表示自己永遠是對的。 一個黨派如此，所有的黨派無不如此。只要越出了他們政治的或宗教的欽定程式，越出了他們的國家或省分，越出了他們的團體和他們狹隘的頭腦，那就不管是在這方面的還是在那方面的，他們便一律不願意看見。有一般反對猶太人的，痛恨一切有錢人的人，因為恨猶太人，就把自己所恨的人都叫做猶太人。有些國家主義者恨——（逢到他們心地慈悲的時候是瞧不起）——一切別的國家，便在本國之內把跟他們意見不合的人統稱為外國人，叛徒，賣國賊。有些反對新教的人，相信所有的新教徒都是英國人或德國人，恨不得把他們一起逐出法國。有些西方人，對於萊茵河以東的，無論什麼都要排斥；有些北方人，對於盧瓦爾河以南的，無論什麼都表示唾棄；有些南方人，認為盧瓦爾河以北的都是野蠻的；還有以屬於日耳曼族為榮的，以屬於高盧族為榮的；而一切的瘋子中最瘋的，還有那些"羅馬人"，以他們祖先的敗北為榮；還有布勒塔尼人，洛林人，……總而言之，各人只承認自己的一套，"自己"簡直是個貴族的頭銜，絕對不答應別人跟自己不一樣。對於這種民族是無法可想的：你跟他們講什麼理，他們都不理會；他們天生是要燒死別人，或是被別人燒死的。 克利斯朵夫心裡想，這樣一個民族幸虧採用了共和政體，使那些小型的暴君可以你消滅我，我消滅你。可是其中要有一個做了王的話，恐怕誰也沒有多少空氣可以呼吸了。 他不知道凡是多議論的民族自有一種德性來救他們，——就是矛盾。 法國的政客就是這樣。他們的專制主義被無政府主義沖淡了；他們永遠在兩個極端之間搖擺。要是他們在左邊靠思想界的偏激狂作依傍，那末在右邊一定靠思想界的無政府主義者作依傍。因此我們可以看到一大批玩票式的社會主義者，獵取權位的小政客，他們在仗沒有打勝以前決不參加作戰，可是追隨在"自由思想"的隊伍後面，每逢它打了一次勝仗，便一起騎在打敗的人的遺骸上面。擁護理智的人並非為了理智而努力……"理智啊，這不是為了你"……乃是為那些國際化的漁利主義者；而他們興高采烈的踐踏本國的傳統，摧毀一種信仰，也並非為了要代以另一種信仰，而是要把他們自己填補上去。 在此，克利斯朵夫又碰到了呂西安·雷維—葛。他得悉呂西安是社會黨員的時候並不怎麼驚奇，只想到社會主義一定是有了成功的希望，呂西安才會加入社會黨。他可不知道呂西安神通廣大，在敵黨中同樣受到優待，並且跟反自由色彩、甚至反猶太色彩最濃的政客與藝術家結為朋友。 “你怎麼能容留這等人物在團體裡的？"克利斯朵夫問亞希·羅孫。 羅孫回答說：“噢！他多有才幹！而且他為我們工作，他毀壞舊世界。” “不錯，他是在毀壞，"克利斯朵夫說。 "他毀壞得那麼厲害，我不知道你們將來用什麼來建設。你有把握留下的樑木足夠建造你們的新屋子嗎？蛀蟲已經鑽進你們的建築工場了。” 然而社會主義的蛀蟲不止呂西安一個。社會黨的報紙上充滿著這些小文人，這些"為藝術而藝術"的傢伙，裝點門面的無政府主義者，把所有的進身之階都霸占了。他們攔著別人的路，在號稱民眾喉舌的報紙上，長篇累牘的宣傳他們那套頹廢的風雅論調，以及"為生存的鬥爭"。他們有了位置還不夠，還得有榮譽。急急忙忙趕造起來的雕像，頌讚石膏天才的演說，其數量之多超過任何一個時代。一般以捧場為業的人，按其舉行公宴來祝賀自己黨派中的偉人，不是祝賀他們的工作，乃是祝賀他們的受勳：因為這才是他們最感動的。美學家，超人，外僑，社會黨的閣員，都一致同意，受到拿破崙創立的勳位是應該慶賀的。 ① -------- ①法國一般的勳位均稱榮譽團勳位，創始於拿破崙。 羅孫看到克利斯朵夫的詫異不由得笑開了。他並不以為這個德國人把他黨裡的人批評得過於苛刻。他自己和他們單獨相處時也毫不客氣。他們的胡鬧與狡猾，他比誰都明白；但他照舊支持他們，因為要他們支持自己。他私下固然會用著輕蔑的辭句談論民眾，一登講壇卻立刻變了一個人。他提高了嗓子，逼尖著聲音，帶點兒鼻音，每個字都咬得清楚有力，很莊嚴的，一忽兒用顫音，一忽兒哶哶的象羊叫，做著大開大闔，有點抖動的手勢，象翅膀一樣：活脫是個第一流的戲子。 克利斯朵夫想弄個明白，羅孫對他的社會主義究竟相信到什麼程度，顯而易見，骨子裡他是完全不信，他懷疑主義的氣息太重了。但他有一部分的思想是相信的；雖然他明知不過是一部分——（並且還不是頂重要的一部分），——他可把自己的生活與行為都根據了這一點來安排，因為這樣對他更方便，這信仰不但跟他的實際利益有關，並且牽涉到他生存的興趣，生存與行動的意義。他的相信社會主義是把它當作一種國教的。 ——大多數的人都是過的這種生活。他們的生命不是放在宗教信仰上，就是放在道德信仰上，或是社會信仰上，或是純粹實際的信仰上，——（信仰他們的行業，工作，在人生中扮演的角色），——其實他們都不相信。可是他們不願意知道自己不相信：為了生活，他們需要有這種表面上的信仰，需要有這種每個人都是教士的公認的宗教。 羅孫還不是頂要不得的一個。黨裡頭拿社會主義或急進主義作工具的人不知有多少！ ——簡直說不上是為了野心，因為他們的野心也是目光太短，只限於立刻撈錢和重行當選。那些人彷彿真相信有個新社會似的。也許他們從前是相信的；但事實上他們只扒在垂死的社會身上，靠它來養活自己。短視的機會主義替享樂的虛無主義當差。未來的社會福利，為了眼前的自私而被犧牲了。因為要博取選民的歡心，人們把軍隊肢解了，還恨不得把國家都瓜分了。他們所缺少的決不是聰明：大家很知道應該怎麼做，可是因為太費力而不去做。人人都想以事半功倍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上上下下的道德信條都是一樣：花最少限度的氣力博取最大限度的快樂。這種不道德的道德，便是政治混亂的社會中唯一的綱領。政府的領袖們做出無政府的榜樣，政策是亂七八糟的，同時追求著十幾隻兔子，結果是一隻一隻的放棄了：外交部在主戰，陸軍部在高唱和起，還為了肅軍而破壞軍隊，海軍部長挑撥兵工廠工人，軍事教官宣傳非戰論，此外是一般業餘性質的軍官，業餘性質的推事，業餘性質的革命黨員，業餘性質的愛國分子。政治風紀是普遍的解體了。人人希望國家給他們職位，養老金，勳位；國家也的確不忘記敷衍它的顧客，把大家眼紅的榮譽和差事贈送當權的人的兒子們，侄子們，侄孫們，奴僕們。議員投票表決增加自己的俸給。國庫，職位，頭銜，國家所有的資源都被揮霍濫用了。 ——上面既然有了這種榜樣，下面就像淒厲的迴聲一般發生許多怠工的現象：小學教員教人反叛國家，郵局職員焚燒電信，工人把砂土和金剛砂放在機器的齒輪裡，造船所工人搗毀造船所，焚燒船舶，工人大規模的破壞自己工作的成績，——不是損害有錢的人，而根本是損害社會的財富。 最後，一般優秀的知識階級認為一個民族這樣的自殺於法於理均無不合，因為人類愛怎樣追求幸福就可怎樣追求，那是他神聖的權利。一種病態的人道主義把善與惡的區別給取消了，認為罪犯是"不負責任的，並且是神聖的"，應該加以憐憫；它對罪惡完全表示妥協，把社會交給它擺佈。 克利斯朵夫心裡想： “法國是被自由灌醉了。它發了一陣酒瘋之後，不省人事的昏了過去。將來醒過來的時候，恐怕它已經給關在牢裡了。” 對於這種籠絡群眾的政治，克利斯朵夫最氣惱的是，那些最可惡的強暴的手段，竟是一般胸無定見的人很冷靜的干出來的。他們那種游移不定的性格，和他們所做的或允許人家做的粗暴的行為，實在太不相稱了。他們身上似乎有兩種矛盾的原素：一方面是惶惑無主的性格，對什麼都不信；一方面是喜歡推敲的理智，什麼話都不願意聽而把人生攪得天翻地覆。克利斯朵夫不懂那些心平氣和的布爾喬亞，那些舊教徒，那些軍官，怎麼受盡了政客的欺侮而不把他們摔出窗外。既然克利斯朵夫什麼都不能藏在肚裡，羅孫便很容易猜到他的思想。他笑著說： “當然，要是碰到了你跟我，他們的確是要被摔出去的。可是跟他們，決沒有這個危險。那都是些可憐蟲，沒有勇氣下什麼決心，唯一的本領只有回罵幾句。那些智力衰退的貴族，在俱樂部裡混得糊里糊塗了，只會向美國人或猶太人賣俏，並且為了表示時髦，對於人家在小說和戲劇中給他們扮的那種可恥的角色，覺得挺有意思，還要把侮辱他們的人請去做上賓。至於容易生氣的布爾喬亞，他們什麼書都不讀，什麼都不懂，不願意懂，只會起白地把一切批評得一文不值，話說得很尖刻，實際上一點兒效果都沒有，——他們只有一宗熱情：就是躺在錢袋上睡覺，痛恨擾亂他們好夢的人，甚至也痛恨那些作工的人；因為呼呼睡熟的時候有人動作，當然是打攪他們的！……如果你認得了這一般人，你就會覺得我們是值得同情的了……” 然而克利斯朵夫對這些人那些人同樣的不勝厭惡；他不承認因為被虐待的人卑鄙，所以虐待人家的人的卑鄙就可以得到原諒。他在史丹芬家時常遇到那種有錢的，無精打采的，正如羅孫所形容的布爾喬亞： ……愁容慘淡的靈魂， 沒有毀謗，也沒有讚揚…… 羅孫和他的朋友們不但十拿九穩的知道自己能支配這些人，並且十拿九穩的覺得自己盡有權利對他們為所欲為：這理由克利斯朵夫是太明白了。羅孫他們並不缺少統治的工具。成千成萬沒有意志的公務員，閉著眼睛由著他們指揮。諂媚逢迎的風氣；徒有其名的共和國；社會黨的報紙看到別國的君主來訪問就大為得意；奴才的精神，一見頭銜、金線、勳章，就五體投地：要籠絡他們，只消丟一根骨頭給他們咬咬，或是給他們幾個勳章掛掛就得了。要是有個王肯答應把法國人全部封為貴族，法國所有的公民都會變成保王黨的。 政客們的機會很好。一七八九年以來的三個政體：第一個被消滅了；第二個被廢黜了，或被認為可疑；第三個志得意滿的睡熟了。至於此刻方在興起的第四個政府，帶著又①②嫉妒又威脅的神氣，也不難加以利用。衰微的共和政府對付它，就跟衰微的羅馬帝國對付它無力驅逐的野蠻部落一樣，用著招撫改編的方法，而不久他們也變了現政府最好的看家狗。自稱為社會主義者的布爾喬亞閣員，很狡猾的把工人階級中最優秀的分子勾引過來，加以併吞，把無產階級黨派弄成群龍無首，沒有領袖的局面，自己則吸取平民的新血液，再把布爾喬亞的意識灌輸給平民算做回敬。 -------- ①一七八九年以後的三個政體，指第一共和（即大革命以後的，1792—1804年），第二共和（即路易—菲力氣下台以後，1848—1852年），及第三共和（普法戰爭以後，1870年9月起直至二次大戰被德國侵入為止）。 ②此所謂第四個政權，暗指工人及平民階級的抬頭。 在布爾喬亞併吞平民的許多方式中，最妙的一種是那些平民大學。那是"無所不通"的知識雜貨舖。據課程綱要所載，平民大學所教的"包括各部門的知識，物理方面的，生物方面的，社會學方面的：天文學，宇宙學，人類學，人種學，生理學，心理學，精神分析學，地理學，語言學，美學，論理學，……"花樣之多，便是畢克·特·拉·彌朗台爾那樣的頭腦也裝不下。 ① -------- ①意大利的畢克·特·拉·彌朗台爾（1463—1494）為歷史上有名的百科全書式的大博學家。 當然，平民大學初辦的時候的確有一種真誠的理想，有個偉大的願望，想把真、美、善普及大眾；現在某些平民大學也還存著這個理想。工人們作了一天工之後，跑來擠在悶塞的講堂裡，表示他們求知的渴望勝過了疲勞：這是何等動人的景象。但人們又怎樣的利用他們！除了少數聰明而有人性的真正的使徒，用意極好而不善於應付的善良的心以外，多多少少全是一般愚妄的，饒舌的，玩手段的傢伙，沒有讀者的作家，沒有聽眾的演說家，教授，牧師，鋼琴家，批評家，拿自己的出品把民眾淹沒了。各人都在推銷自己的貨物。最能叫座的自然是那些賣膏藥的，那些玄學大師，搬出許許多多老生常談，末了再歸結到一個社會的天堂。 極端貴族的唯美主義，例如頹廢派的版畫，詩歌，音樂，也在平民大學裡找到了出路。大家希望平民對思想界發生一些返老還童的作用，促成民族的新生。可是人們一開頭先把布爾喬亞所有雕琢纖巧的玩藝兒，象疫苗似的種在平民的血裡！而平民也不勝貪饞的吸收進去，並非為了喜歡，而是因為那些都是布爾喬亞的東西。克利斯朵夫有一次跟著羅孫太太到一所平民大學去，在迦勃里哀·福萊的美妙的歌和貝多芬晚期的一闋四重奏之間，聽她對著平民彈奏德彪西。他自己對貝多芬晚年的作品還是經過了許多年，趣味與思想起了許多變化方始了解的；這時他不禁懷著憐憫的心問一個鄰座的人：“你懂得這個嗎？” 那位鄰人立刻把脖子一挺，像一只發怒的公雞似的，回答說：“當然！幹嗎我就不能像你一樣的了解？” 為了證明他的了解，他更用著挑戰的神氣望著克利斯朵夫，哼著一段賦格曲。 克利斯朵夫吃了一驚，趕緊溜了，心裡想這些畜牲竟把民族的生機都毒害了；哪裡還有什麼平民！ “你才是平民！"一個工人對一個想創辦平民戲院的熱心人說。 "我嗎，我可是跟你一樣的布爾喬亞！” 一個幽美的黃昏，軟綿綿的天空罩在黑洞洞的都城上面，像一張強烈的色彩已經黯淡的東方地毯。克利斯朵夫沿著河濱大道從聖母院望安伐里特宮走去。夜色蒼茫中，大寺上面的兩座鐘樓彷彿摩西在戰爭中高舉的手臂。小聖堂頂上的金箭，帶著神聖的荊棘，高聳在萬家屋舍之上。對岸，盧佛宮①的窗子在夕照中閃出最後的微光，還顯得有點兒生氣。安伐里特廣場的盡頭，在威嚴的壕溝與圍牆後面，在氣概非凡的空地上，陰沉的金色穹窿高懸在那裡，彷彿一闋交響曲，紀念那些年代久遠的勝利。高崗上的凱旋門，象英雄進行曲似的，替帝國軍團的行列開路。 克利斯朵夫忽然覺得這些很像一個已經死了的巨人，在平原上伸展著巨大的四肢。他心驚肉跳，停了下來，悵然望著這些奇大無比的化石，想起那個已經絕蹟的，地球上曾經聽見過它腳聲的傳奇式的種族，——安伐里特的穹窿好比它的冠冕，盧佛的宮殿好比它的腰帶，大寺頂上無數的手臂似乎想抓握青天，拿破崙凱旋門的兩隻威武的腳踏著世界，而如今只有一些侏儒在它的腳跟底下熙熙攘攘。 -------- ①哥特式建築的教堂，正面鐘樓上往往有下粗上細的極長的八角形柱作結頂，末梢則為箭形。而八角形的長柱四周飾有樹葉與枝條等作為裝飾，此處稱神聖的荊棘，乃言此種樹葉枝條之裝飾象徵基督荊冠上之荊棘。小聖堂在今巴黎法院側，建於十三世紀，與巴黎圣母院相距不遠。 克利斯朵夫雖然自己不求名，卻也在高恩和古耶帶他去的巴黎交際場中有了點小名片。他的奇特的相貌，——老是跟他兩位朋友之中的一個在新戲初演的晚上和音樂會中出現，——極有個性的那種醜陋，人品與服裝的可笑，舉止的粗魯，笨拙，無意中流露出來的怪論，琢磨得不夠的，可是方面很廣很結實的聰明，再加高恩把他和警察衝突而亡命法國的經過到處宣傳，說得像小說一樣，使他在這個國際旅館的大客廳中，在這一堆巴黎名流中，成為那般無事忙的人注目的對象。只要他沉默寡言，冷眼旁觀，聽著人家，在沒有弄清楚以前不表示意見，只要他的作品和他真正的思想不給人知道，他是可以得到人家相當的好感的。他沒法待在德國是法國人挺高興的事。特別是克利斯朵夫對於德國音樂的過激的批評，使法國音樂家大為感動，彷彿那是對他們法國音樂家表示敬意。 ——（其實他的批判是幾年以前的，多半的意見現在已經改變了：那是他從前在一份德國雜誌上發表的幾篇文章，被高恩把其中的怪論加意渲染而逢人便說的。）——大家覺得克利斯朵夫很有意思，並不妨礙別人，又不搶誰的位置。只要他願意，他馬上可以成為文藝小圈子裡的大人物。他只要不寫作品，或是盡量少寫，尤豈不要讓人聽到他的作品，而只吸收一些古耶和古耶一流的人的思想。他們都信守著一句有名的箴言，當然是略微修正了一下： “我的杯子並不大；……可是我……在別人的杯子裡喝。” 一個堅強的性格，它的光芒特別能吸引青年，因為青年是只斤斤於感覺而不喜歡行動的。克利斯朵夫周圍就不少這等人：普通都是些有閒的青年，沒有意志，沒有目的，沒有生存的意義，怕工作，怕孤獨，永遠埋在安樂椅裡，出了咖啡館，就得上戲院，想盡方法不要回家，免得面對面看到自己。他們跑來，坐定了，幾個鐘點的瞎扯，盡說些無聊的話，結果把自己攪得胃脹，噁心，又像飽悶，又像飢餓，對那些談話覺得討厭極了，同時又需要繼續下去。他們包圍著克利斯朵夫，有如歌德身邊的哈叭狗，也有如"等待機會的幼蟲"，想抓住一顆靈魂，使自己不至於跟生命完全脫節。 換了一個愛虛榮的糊塗蛋，受到這些寄生蟲式的小嘍羅捧場也許會很喜歡。可是克利斯朵夫不願意做人家的偶像。並且這些崇拜的的人自作聰明，把他的行為看做含有古怪的用意，什麼勒南派，尼采派，神秘派，兩性派等等，使克利斯朵夫聽了大為氣憤。他把他們一起攆走了。他的性格不是做被動的角色的。他一切都以行動為目標：為了了解而觀察，為了行動而了解。他擺脫了成見，什麼都想知道，在音樂方面研究別的國家別的時代的一切思想的形式和表情的方法。只要他認為是真實的，他都拿下來。他所研究的法國藝術家都是心思靈巧的發明新形式的人，殫精竭慮，繼續不斷的做著發明工作，卻把自己的發明丟在半路上。克利斯朵夫的作風可大不相同：他的努力並不在於創造新的音樂語言，而在於把音樂語言說得更有力量。他不求新奇，只求自己堅強。這種富於熱情的剛毅的精神，和法國人細膩而講中庸之道的天才恰好相反。他瞧不起為風格而求風格。法國最優秀的藝術家，在他眼裡不過是高等的巧匠。在巴黎最完美的詩人中間，有一個曾經立過一張"當代法國詩壇的工作表，詳列各人的貨物，出起或薪餉"；上面寫的有"水晶燭台，東方綢帛，金質紀念章，古銅紀念章，有錢的寡婦用的花邊，上色的塑像，印花的琺瑯……"，同時指出哪一件是哪一個同業的出品。他替自己的寫照是"蹲在廣大的文藝工場的一隅，綴補著古代的地毯，或擦著久無用處的古槍"。 ——把藝術家看作只求技術完滿的良工巧匠的觀念，不能說不美，但不能使克利斯朵夫滿足。他一方面承認他職業的尊嚴，但對於這種尊嚴所掩飾的貧弱的生活非常瞧不起。他不能想像一個人能為寫作而寫作。他不能徒托空言而要言之有物。 “我說的是事實，你說的是空話……” 克利斯朵夫有個時期只管把新天地中的一切盡量吸收，然後精神突然活躍起來，覺得需要創作了。他和巴黎的格格不入，對他的個性有種刺激的作用，使他的力量加增了好幾倍。在胸中氾濫的熱情非表現出來不可，各式各種的熱情都同樣迫切的要求發洩。他得鍛煉一些作品，把充塞心頭的愛與恨一起灌注在內；還有意志，還有捨棄，一切在他內心相擊相撞而具有同等生存權利的妖魔，都得給它們一條出路。他寫好一件作品把某一股熱情蘇解，——（有時他竟沒有耐性完成作品），——又立刻被另外一股相反的熱情捲了去。但這矛盾不過是表面的：雖然他時時刻刻在變化，精神是始終如一。他所有的作品都是走向同一個目標的不同的路。他的靈魂好比一座山：他取著所有的山道爬上去；有的是濃蔭掩蔽，迂迴曲折的；有的是烈日當空，陡峭險峻的；結果都走向那高踞山巔的神明。愛，憎，意志，捨棄，人類一切的力興奮到了極點之後，就和"永恆"接近了，交融了。所謂"永恆"是每個人心中都有的：不論是教徒，是無神論者，是無處不見生命的人，是處處否定生命的人，是懷疑一切，懷疑生亦懷疑死的人，——或者同時具有這些矛盾象克利斯朵夫一般的人。所有的矛盾都在永恆的"力"中間融和了。克利斯朵夫所認為重要的，是在自己心中和別人心中喚醒這個力，是抱薪投火，燃起"永恆"的烈焰。在這妖豔的巴黎的黑夜中，一朵巨大的火花已經在他心頭吐放。他自以為超出了一切的信仰，不知他整個兒就是一個信仰的火把。 然而這是最容易受法國人嘲笑的資料。一個風雅的社會最難寬恕的莫過於信仰；因為它自己已經喪失信仰。大半的人對青年的夢想暗中抱著敵視或訕笑的心思，其實大部分是懊喪的表現，因為他們也有過這種雄心而沒有能實現。凡是否認自己的靈魂，凡是心中孕育過一件作品而沒有能完成的人，總是想： “既然我不能實現我的理想，為什麼他們就能夠呢？不行，我不願意他們成功。” 象埃達·迦勃勒①一流的，世界上不知有多少！他們暗中抱著何等的惡意，想消滅新興的自由的力量；用的是何等巧妙的手段，或是不理不睬，或是冷嘲熱諷，或是使人疲勞，或是使人灰心，——或是在適當的時間來一套勾引誘惑的玩藝…… -------- ①易卜生戲劇《埃達·迦勃勒》中的主角，懷有高遠的理想而終流於庸俗淺薄。 這種角色是不分國界的。克利斯朵夫因為在德國碰到過，所以早已認識了。對付這一類的人，他是準備有素的。防禦的方法很簡單，就是先下手為強；只要他們來親近他，他就宣戰，把這些危險的朋友逼成仇敵。這種坦白的手段，為保衛他的人格固然很見效，但對於他藝術家的前程決不能有什麼幫助。克利斯朵夫又拿出他在德國時候的那套老辦法。他簡直不由自主的要這麼做。只有一點跟從前不同：他的心情已經變得滿不在乎，非常輕鬆。 只要有人肯聽他說話，他就肆無忌憚的發表他對法國藝術界的激烈的批評，因之得罪了許多人。他根本不想留個退步，像一般有心人那樣去籠絡一批徒黨做自己的依傍。他可以毫不費力的得到別的藝術家的欽佩，只消他也欽佩他們。有些竟可以先來欽佩他，唯一的條件是大家有來有往。他們把恭維這回事看做放債一樣，到了必要的時候可以向他們的債務人，受過他們恭維的人，要求償還。那是很安全的投資。 ——但放給克利斯朵夫的款子可變了倒賬。他非但分文不還，還沒皮沒臉的把恭維過他作品的人的作品認為平庸譾陋。這樣，他們嘴裡不說，心裡卻懷著怨恨，決意一有機會便如法炮製，回敬他一下。 在克利斯朵夫做的許多冒失事中間，有一樁是跟呂西安·雷維—葛作戰。他到處遇到他，而對於這個性情柔和的，有禮的，表面上完全與人無損，反顯得比他更善良，至少比他更有分寸的傢伙，克利斯朵夫沒法藏其他過於誇張的反感。他逗呂西安討論，不管題目如何平淡，克利斯朵夫老是會把談鋒突然之間變得尖銳起來，使旁聽的人大吃一驚。似乎克利斯朵夫想出種種藉口要跟呂西安拚個你死我活；但他始終傷不到他的敵人。呂西安機靈之極，即使在必敗無疑的時候，也會扮一個佔上風的角色；他對付得那麼客氣，格外顯出克利斯朵夫的有失體統。克利斯朵夫的法語說得很壞，夾著俗話，甚至還有相當粗野的字眼，象所有的外國人一樣早就學會而用得不恰當的，自然攻不破呂西安的戰術了。他只是憤怒非凡的跟這個冷嘲熱諷的軟綿綿的性格對抗。大家都派他理屈：因為他們並看不出克利斯朵夫所隱隱約約感覺到的情形：就是說呂西安那種和善的面目是虛偽的，因為遇到了一股壓不倒的力量而想無聲無息的使它窒息。呂西安並不急，跟克利斯朵夫一樣等著機會：不過他是等機會破壞，克利斯朵夫是等機會建設。他毫不費力的使高恩和古耶對克利斯朵夫疏遠了，好似前此使克利斯朵夫慢慢的跟史丹芬家疏遠一樣。他使他完全孤立。 其實克利斯朵夫自己也在努力往孤立的路上走。他教誰都對他不滿意，因為他不屬於任何黨派，並且還進一步反對所有的人。他不喜歡猶太人，但更不喜歡反猶太的人。這般懦怯的多數民族反對強有力的少數民族，並非因為這少數民族惡劣，而是因為它強有力；這種妒忌與仇恨的卑鄙的本能使克利斯朵夫深惡痛絕。結果是猶太人把他當做反猶太的；而反猶太的把他當做猶太人。藝術家則又認為他是個敵人。克利斯朵夫在藝術方面不知不覺把自己的德國曲譜表現得特別過火。和某種只求感官的效果而絕不動心的巴黎樂派相反，他所加意鋪張的是強烈的意志，是一種陽剛的，健全的悲觀氣息。表現歡樂的時候又不講究格調的雅俗，只顯出平民的狂亂與衝動，使提倡平民藝術的貴族老闆大片反感。他所用的形式是粗糙的，同時也是繁重的。他甚至矯枉過正，有意在表面上忽視風格，不求外形的獨創，而那是法國音樂家特別敏感的。所以他拿作品送給某些音樂家看的時候，他們也不細讀，就認為它是德國最後一批的瓦格納派而表示瞧不起，因為他們是一向討厭瓦格納派的。克利斯朵夫卻毫不介意，只是暗中好笑，仿著法國文藝復興期某個很有風趣的音樂家的詩句，反复念道： …… 得了罷，你不必慌，如果有人說： 這克利斯朵夫沒有某宗某派的對位， 沒有同樣的和聲。 須知我有些別人沒有的東西。 可是等到他想把作品在音樂會中演奏的時候，就發見大門緊閉了。人們為了演奏——或不演奏——法國青年音樂家的作品已經夠忙了，哪還有位置來安插一個無名的德國人？ 克利斯朵夫絕對不去鑽營。他關起門來繼續工作。巴黎人聽不聽他的作品，他覺得無關重要。他是為了自己的樂趣而寫作，並非為求名而寫作。真正的藝術家決不顧慮作品的前途。他像文藝復興期的那些畫家，高高興興的在屋子外面的牆上作畫，雖然明知道十年之後就會蕩然無存。所以克利斯朵夫是安安靜靜的工作著，等著時機好轉；不料人家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的幫助。 那時克利斯朵夫正躍躍欲試的想寫戲劇音樂。他不敢讓內心的抒情成分自由奔放，而需要把它限制在一些確切的題材中間。一個年輕的天才，還不能控制自己、甚至不知道自己的真面目的人，能夠定下界限，把那個隨時會溜掉的靈魂關在裡頭當然是好的。這是控制思潮必不可少的水閘。 ——不幸克利斯朵夫沒有一個詩人幫忙；他只能從歷史或傳說中間去找題材來親自調度。 幾個月以來在他腦中飄浮的都是些《聖經》裡的形象。母親給他作為逃亡伴侶的《聖經》，是他的幻夢之源。雖然他並不用宗教精神去讀，但這部希伯萊民族的史詩自有一股精神的力，更恰當的說是有股生命力，好比一道清泉，可以在薄暮時分把他被巴黎煙薰塵污的靈魂洗滌一番。他雖不關心書中神聖的意義，但因為他呼吸到獷野的大自然氣息和原始人格的氣息，這部書對他還是神聖的。誠惶誠恐的大地，中心顫動的山岳，喜氣洋溢的天空，猛獅般的人類，齊聲唱著頌歌，把克利斯朵夫聽得出神了。 在《聖經》中他最嚮往的人物之一是少年時代的大衛。但他心目中的大衛並非露著幽默的微笑的佛羅倫薩少年，或神情緊張的悲壯的勇士，象範洛幾沃與彌蓋朗琪羅表現在他們的傑作上的：他並不認識這些雕塑。他把大衛想像做一個富有詩意的牧人，童貞的心中蘊藏著英雄的氣息，可以說是種族更清秀，身心更調和的，南方的西格弗里德。 ——因為克利斯朵夫雖然竭力抵抗拉丁精神，其實已經被拉丁精神滲透了。這不但是藝術影響藝術，思想影響藝術，而是我們周圍的一切——人與物，姿勢與動作，線條與光——的影響。巴黎的精神氣氛是很有力量的，最倔強的性格也會受它感化，而德國人更抵抗不了：他徒然拿民族的傲氣來驕人，實際上是全歐洲最容易喪失本性的民族。克利斯朵夫已經不知不覺感染到拉丁藝術的中庸之道，明朗的心境，甚至也相當的懂得了造型美。他所作的《大衛》就有這些影響。 他想描寫大衛和掃羅王的相遇，用交響詩的形式表現兩個人物。在一片荒涼的高原上，周圍是開花的灌木林，年輕①的牧童躺在地下對著太陽出神。清明的光輝，大地的威力，萬物的嗡嗡聲，野草的顫動，羊群的鈴聲，使這個還沒知道負有神聖使命的孩子引起許多幻想。他在和諧恬靜的氣氛中懶洋洋的唱著歌，吹著笛子。歌聲所表現的歡樂是那麼安靜，那麼清明，令人聽了哀樂俱忘，只覺得是應該這樣的，不可能不這樣的……可是突然之間，荒原上給巨大的陰影籠罩了，空氣沉默了；生命的氣息似乎退隱到地下去了。唯有安閒的笛聲依舊在那裡吹著。精神錯亂的掃羅王在旁邊走過。他失魂落魄，受著虛無的侵蝕，像一朵被狂風怒卷的，自己煎熬自己的火焰。他覺得周圍是一平空虛，自己心裡也是一平空虛：他對著它哀求，咒罵，挑戰。等到他喘不過氣來倒在地下的時候，始終沒有間斷的牧童的歌聲又那麼笑盈盈的響起來了。掃羅抑捺著騷動不已的心緒，悄悄的走近躺在地下的孩子，悄悄的望著他，坐在他身邊，把滾熱的手放在牧童頭上。大衛若無其事的掉過身子，望著掃羅王，把頭枕在掃羅膝上，繼續唱他的歌。黃昏來了，大衛唱著睡熟了；掃羅哭著。繁星滿天的夜裡又響起那個頌讚自然界復活的聖歌，和心靈痊癒以後的感謝曲。 -------- ①大衛為以色列的第二個王，年代約在公元前一○五五至一○一四年，少年時為父牧羊，先知撒母耳為之行油膏禮，預定其繼承掃羅王位。因以色列王掃羅為神厭氣，為惡魔所擾，致精神失常，乃從臣僕之言，訪求耶西之子大衛侍側彈琴。掃羅一聞琴聲，即覺精神安定。見《舊約·撒母耳記》上卷第十六章。此處將故事略加改動，彈琴易為吹笛，訪求改為偶遇。 克利斯朵夫寫作這一幕音樂，只顧表現自己的歡樂，既沒想到怎麼演奏，更沒想到可以搬上舞台。他原意是想等到樂隊肯接受他的作品的時候在音樂會中演奏。 一天晚上，他和亞希·羅孫提起，又依著羅孫的要求，在鋼琴上彈了一遍，讓他有個概念。克利斯朵夫很詫異的發覺，羅孫對這件作品竟非常熱心，說應該拿到一家戲院去上演，並且自告奮勇要促成這件事。過了幾天，羅孫居然很認真的干起來，使克利斯朵夫更覺得奇怪；而一知道高恩，古耶，甚至呂西安·雷維—葛都表示很熱心，他不但是詫異，簡直給攪糊塗了。他只能承認他們為了愛藝術而把私人的嫌隙丟開了：這當然是他意想不到的。在所有的人中，最不急急於表現這件作品的倒是他自己。那原來不是為舞台寫的，拿去交給戲院未免荒唐。但羅孫那麼懇切，高恩那麼苦勸，古耶又說得那麼肯定，克利斯朵夫居然動心了。他沒有勇氣拒絕。他太想听聽自己作的曲子了！ 為羅孫，什麼事都輕而易舉。經理和演員都爭先恐後的巴結他。碰巧有家報館為一個慈善團體募捐想辦個遊藝大會。他們決定在遊藝會裡表演《大衛》。一個很好的管弦樂隊給組織起來了。至於唱歌的，羅孫說已經找到了一個理想的人物來表現大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