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飛快地看了她一眼。 “你是在開玩笑？這種情況根本沒有預後，而且永遠不會有。從身體的角度來說，那麼除了維持他的生命外已經沒有任何別的辦法。從智力的角度來說，雖然我不是精神病專家，但我可以肯定他的大腦已經一片空白，他永遠不會再有片刻的清醒和寧靜。他惟一的希望就是我們給他注射麻醉劑，讓他到死也不會知道自己是誰，而為了他好，我們都應該希望他早點死。”
施皮爾曼大夫看了一眼自己的手錶，是一塊非常漂亮的勞力士。
“你們有很多問題要問嗎？我今天值班。”
“他的血液裡有沒有藥品殘留？”德博拉問。
施皮爾曼哼了一聲。 “殘留？真見鬼，那傢伙的血液就像雞尾酒。我以前還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什麼藥都有的情況，全都了為了讓他保持清醒，同時又讓他身體上感覺不到疼痛，免得那麼多摘除手術要了他的命。”
“切口處有沒有什麼特別之處？”我問他。
“那傢伙受過訓練，手藝相當精湛，世界上任何一所醫學院都能教會他這些。”他舒了口氣，臉上閃過一絲歉意的笑容。 “有些傷口已經癒合。”
“大概是什麼時間範圍？”德博拉問。
“從開始到結束，四到六週，他至少花了一個月的時間才完成整個過程，每次一部分。我實在想像不出比這更可怕的事。”
“他是在鏡子前幹的，”我說，“好讓受害者目睹整個過程。”
施皮爾曼眼睛裡流露出驚恐的神色。 “我的上帝啊，我很想給你們提供一些幫助，可是我真的幫不上什麼。那位先生，呃，切斯尼？”
“丘特斯基，”德博拉說。
“對，是這名字。他來過這裡，建議我做一個視網膜掃描，然後將結果與弗吉尼亞的某個數據庫進行比對，查找這個人的身份。我昨天收到了一份傳真，上面有受害者的身份。我這就給你們拿來。”
他站起身，走進了過道。不一會兒，他拿著一張紙回來了。 “這就是，名字叫曼努爾·博爾赫斯，祖籍薩爾瓦多，從事進口業務。”他將紙放到德博拉的面前。 “我知道這提供不了多少情況，但相信我，只有這些了。”
天花板上的一個對講喇叭說了句什麼，好像是呼叫某位醫生。施皮爾曼側過頭，皺起眉頭，說，“我得走了，希望你們能抓住他。”他出了門，消失在了過道裡。
我看了德博拉一眼，知道受害者的姓名似乎並沒有讓她感到特別鼓舞。
她搖搖頭。 “收穫不大總比沒有收穫要強得多。”她望著那份傳真，“薩爾瓦多，與一個叫法郎戈的組織有聯繫。”
“那是我們這一邊，”我說，“就是美國支持的那一邊，我上網查過。”
“太棒了，這麼說我們剛剛查到了早已掌握的情況。”她站起身，向門口走去，速度快得讓我一直追到停車場門口才趕上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