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星期三，3月22日星期五，3月25日星期一
“馬薩諸塞州對梅麗莎·香農”無需看他的備審案件訴訟表，曼寧·巴克斯特法官就知道自己今天要審判他一生中最著名的刑事案件之一。作為米德塞克斯縣高等法院的副大法官，他被選派來審理梅麗莎·香農謀殺一案。挑選陪審團的程序已經結束了，這讓他很寬慰。這個程序已經耗費了整個審訊過程中的兩天時間了。當他穿上長袍走進法庭時，巴克斯特提醒自己，今天聽眾席上坐著的，可不單單是原告、被告、律師、和前來聽審的人——還有那些臨時來的市民，他們想看看法院是如何體現公正的。
法官們知道，謀殺案的審理總是會吸引社會上一些醜惡的人。他們因兇手而感到開心，他們對暴力事件的細節也特別感興趣。那些“擾亂法庭的人”今天不准進入法庭。巴克斯特一邊想，一邊用手指把長袍防護襯下面的帶子係得更舒適些。今天，還會有人闖入法庭來，想親眼看看這位通過謀殺別人來為愛人的自殺報仇的女人。巴克斯特法官的同事們已經提醒過他了，哈佛學術社區的人也會來的：受害人的同事，朋友，還有管理層的領導。
他們來出席，為的是目擊整個公正的審判過程。毫無疑問，他們也希望給犯人定罪和宣判，以阻止更多類似的致命行為的發生。
雖然這會讓他們很不幸地承受一些壓力。
州政府的代表是桃樂絲·諾蘭，米德塞克斯縣的助理檢察官。三年前，她被地方檢察官任命了這一職位。在那之前，她從法學院畢業了，並擔當了一位聯邦法官的書記。就像在地方檢察官辦公室工作的許多律師一樣，她的政治目標比她現在的職位要高得多。如果贏了這場官司，她作為辯護人將聲名遠揚。而且，實現這個願望的一路上也沒有什麼障礙。對梅麗莎·香農的審判將是通向更高職位的墊腳石。就為了這個，她就有充足的理由來努力準備今天的審判。但是，另外還有一點，諾蘭相信她的訴訟事實。證據有充分細節但卻無法證實。這是她最大的訴訟困難。
但在她自己心中，她堅信香農殺害了莫里森·貝爾。這就是被告要被審判的案件。由於貝爾謀殺案比貝瑞特謀殺案的證據要充分些，因此，地方檢察官決定先起訴前面一件案子。
諾蘭太太在劍橋城法庭主要的對手是詹姆斯- 瑞裡。他是劍橋城一家專門打刑事案的小律師行的律師。瑞裡在當地法院很受尊重。吸引眾人眼球的案件總是能吸引優秀的律師，儘管這件案子裡的被告梅麗莎·香農經濟狀況很一般。瑞裡向他的同事們預測說，打贏這場官司是有可能的。他幾近吹牛地說，她會被無罪釋放的。如果梅麗莎·香農被宣判無罪，他就不可能和警察，還有貝爾一家人交上朋友了，但是，這會讓公眾注意到他們律師行了不起的本事。這比任何廣告都好。而且，和梅麗莎·香農接觸了一段時間後，瑞里相信她是無辜的。
亨利·斯皮爾曼最初決定不去旁聽這次審判。在哈佛，他在學期中的工作是很繁重的。而且，他準備去加利福尼亞，到那裡的加利福尼亞大學洛杉磯分校和斯坦福大學做論文；回來後，按照計劃，他要去美國國會，在聯合經濟委員會前作證。而且，他還要寫他每月的專欄。但是，卡爾文·韋伯和斯皮爾曼談過了。
他請斯皮爾曼去旁聽這次審判。至少今天去一趟，因為丹頓·克萊格今天應該會出庭作證的。
米德塞克斯縣的法院是劍橋城最高大最現代的建築之一。
這座建築是在20世紀70年代，在一片對其建造過程中出現的經濟違規的醜聞和爭議中開放的。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高貴典雅的裝修所花費的錢已經從媒體的記憶中消退了。大理石和柚木開始激起這個地區的居民對它的讚賞。這座建築裡的法庭是半圓形的。把法庭設計成這種結構不大符合司法上的傳統，倒是更符合聽覺原理。米德塞克斯縣法院的工作人員對它的設施頗感自豪。他們相信，在波士頓，它同司法部那乏味的裝飾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出席審判的人當中，只有一人不用特地趕往法院大樓。她就是梅麗莎·香農。為了最大限度地確保犯人的安全，監獄就設在法院大樓的頂層。從一條有保護措施，沿途還專門安排有保安的走廊走下去，乘坐限制使用的電梯，獄警把梅麗莎·香農從她的牢房帶到了審判庭。她無需特地從外面趕往法院。
“你以前來過法庭嗎，亨利? ”當和其他的聽眾在法庭外面等待著入場時，卡爾文·韋伯很隨便地問道。他們是和丹頓'克萊格一起的。丹頓是原告方的證人。
“只有一次。那是很多年前的事了，那時候我還是一個助教。
我必須說明的是，我當時的證詞並沒有派上大用場。 “
“為什麼呢? ”克萊格懷著一種快要作證的興趣問道。
“涉及太多經濟學的專業東西了，而且年代也太早了，”斯皮爾曼回答說，“他們說，我的證詞現在可能更能被接受。”
“因為你更出名了，當然。”克萊格試探性地問道。
“不，不是因為我更出名了，而是因為經濟學更加為人所知了。你可能也知道的，在法律的教學中進行了一場革命。而經濟分析刺激了這場革命。不知道你注意了沒有，現在每個重要的法學院中，都有一名經濟學家在那里當教員。對經濟學家的這種需求是很讓人驚訝的。現在，對於去法學院工作這樣的機會，我們一些最優秀的經濟學研究生都會給予慎重的考慮。而現在，苦惱也會降臨到進入哈佛法學院學習或是在其他地方學習的本科生的身上。因為他們忽略了微觀經濟分析。過去，律師不得不學習修辭學；而現在，他們必須盡力學好成本曲線。”斯皮爾曼這樣說道。對於在同事面前說的這些話，他非常得意，而他也毫不掩飾這一點。
“很明顯，你知道那裡所有的人都是懂得成本曲線的。亨利，還是回到你說的作證那件事吧。你說你當時作為一個證人沒發揮什麼作用。你是不是在接受對方詢問時被困住了? 別人告訴我要注意這一點。”克萊格回答說。
“我完全被困住了，因為別人完全不理解我的證詞。一位律師讓我在一起個人傷害案中出庭作證。案情是這樣的：一位母親被一個喝醉酒的司機撞倒了，因為這個，她將近一年不能做家務活。她的丈夫不得不僱人來家裡幫忙，他因此支付了五千多美元的工資——在那個時候，這是相當多的一筆錢了。司機投保的保險公司提出只支付這五千美元，他們爭辯說這是一位家庭婦女一年所做服務的金錢價值。我受邀以專家的身份前來作證，評估這個數目。”
“那麼，那些錢不夠公平嗎? ”韋伯一邊問著，一邊眼鏡向下瞥了瞥他的朋友。 “我的意思是說，如果那就是那個傢伙要付的錢……”
“這是否公平我說不上，但是，這些錢肯定抵不上這位家庭婦女所做的服務的價值。有一件事我還沒有告訴你們，但是當然，我在審判過程中說清楚了的。那就是，這位婦女是位註冊會計師，儘管出車禍的時候，她並沒有在做會計工作。我估算了一下，像她那種受過培訓並且有經驗的註冊會計師一年可以掙一萬美元。
對於這個家庭來說，一萬美元才是這個婦女作為家庭主婦提供的服務的價值，而不是五千美元。這不過是基礎經濟學的知識。但是恐怕，這些與法庭的理解是大相徑庭的。 “
斯皮爾曼看著他的兩位朋友。他們臉上神秘的表情讓他不得不繼續往下說。 “法庭是像會計師那樣來看待成本的。它只會問丈夫要支付的工資是多少。而經濟學家——提醒你們一下，甚至是剛開始學經濟的學生——把成本看作是放棄了的最高成本。
任何事情的成本都是你所放棄的最可取的選擇。而對於這位婦女來說，則是一萬美元。作為家庭婦女，她和她的家人自願放棄一萬美元——這是她作為註冊會計師能獲得的收入。這就是她留在家裡的價值。而一旦她失去了提供服務的機會，這就是她應該獲得的賠償。但是法官聲稱他無法理解我的證詞。儘管我盡了自己最大的努力，但是我還是說服不了法庭。這家人僅僅得到了五千美元。 “斯皮爾曼停頓了一下，”從此，我再也沒有作為專家證人出庭作過證了——雖然我知道我們經濟系的許多同事在各種各樣的案子中作過證。坦率地說，我聽說一些死守傳統的沒有創新的律師對經濟學家闖入了他們的領地而感到十分傷心和失望。 “
“我不會為他們流一滴眼淚的，”卡爾文·韋伯自告奮勇地說道，“在和我——也許我可以這樣說——同齡的人中，你找不出很多對律師有好感的人。我一直很欽佩塞繆爾'約翰遜博士所說的關於律師的話。”
“他說過什麼? 我沒聽說過。”克萊格面帶微笑地說。
“約翰遜在一群互不相識的人群裡。其中一個人離開了。沒有走的一個傢伙問約翰遜他是否認識那個人。約翰遜說，'我並不喜歡在別人背後說他的壞話，但是我可以肯定，那位紳士是個律師。'”聽了這句妙語，斯皮爾曼和克萊格都咯咯地笑了。對於克萊格，這很好地幫他緩和了作證給他帶來的緊張心情。
“我現在才學經濟學太晚了吧。”克萊格說，他注意到，法庭監守官允許聽眾進入法庭了，“還有什麼建議要給我嗎? ”
“說出實情，所有的實情。除了實情，什麼都不用說了。”
韋伯十分風趣地說著。
當巴克斯特法官走進法庭時，大家都站了起來。然後，案件開始審理了。斯皮爾曼面無表情地看著控辯雙方的律師做開場陳述。在桃樂絲·諾蘭的陳述中，她強調了原告方是如何證明梅麗莎·香農肯定有罪的。在陳述過程中，她的聲調一直是不高也不低，抑揚頓挫，鏗鏘有力。她不溫不火地對陪審團說著。諾蘭認為出於策略上的考慮，她應該直接指出，這個州的大多數案件都是證據無法得到證實的。但是她據理力爭說，證據經常都是無法證實的，但卻是令人信服的。她還告誡陪審團不要相信其他說法。
接著，詹姆士·瑞裡告訴陪審團，他的開場陳述是很簡短的。他說原告方已經替他作了陳述了：原告方控告梅麗莎·香農有罪，並沒有憑藉什麼合理的懷疑。因此，在這個案子結束的時候，陪審團也會有滿腹的疑問：為什麼州政府在證據不可信的情況下要起訴他的當事人呢? 他的當事人失去了未婚夫，已經是萬分悲痛了。他認為，從策略層面上來說，應該坦率地指出在自己的辯護中最不利的部分：在貝爾死亡的時候，沒有人和香農在一起，也沒有人看見她。香農是一個人住的。她也會辯解，瑞裡解釋說，她那天上午在睡覺，因為她那天不用上班，而且前兩個晚上她睡得都不好。
然後，桃樂絲·諾蘭開始了她的主要訴訟。她站在放著她的文件和證物的桌子旁邊。她那灰棕色的羊毛套裝和她的棕色頭髮相稱得當。這位助理檢察官直接傳召了她的第一位證人：縣驗屍官。然後是逮捕梅麗莎·香農的警察。當韋伯看著諾蘭時，他覺得，有這麼一個和貝爾一樣，對穿著打扮都那麼挑剔的人來做貝爾謀殺案的原告律師，真的很合適。
審判的這一部分對於大多數觀眾來說，就像一齣戲劇或是電視劇。但是隨著驗屍官那坦白的證詞，審判變得生動些了。他很坦率地描述了一下貝爾頭部所受到的襲擊，正是這次襲擊可能致他昏迷了。然後驗屍官又從臨床上描述了一下貝爾胸部中的那一刀。那一刀要了他的命。很明顯，驗屍官的描述讓所有的聽眾都痛心疾首，驚恐不安。法庭上，只有律師們看上去對驗屍官的證詞無動於衷。
“你能確認那把你宣稱殺害了貝爾教授的刀嗎? ”瑞裡在交叉詰問中這樣問驗屍官。
“不能。正如我在我誠實的證詞中所說的，我們沒有找到那把刀。”
“在死者身上沒有找到刀？”
“對。”
“就目前你所知，殺人凶器，如果是刀的話，還沒有找到，是嗎? ”
“不是……我的意思是說是——也就是說，是的，凶器還沒有找到。”
“你能確定那把你宣稱要了死者命的刀的樣式嗎? ”
“不能。如果你指的是牌子的話，我說不出牌子。可能是一把普通的廚房用刀，或者是中等長度的切肉刀，或者是長點兒的削皮刀。”
“你檢驗過梅麗莎·香農的廚房用刀了嗎? ”
“我本人沒有。但是那些刀都被拿到了實驗室，並在我的監督下進行了檢驗。”
“你檢查出什麼了沒有? ”
“沒有檢查出什麼能證明這些刀是凶器的東西。但是，在被告所擁有的刀裡面，有一些刀可能會造成我所描述的刀口。”
“我並沒有問你那個，先生，”瑞裡反擊說，“既然你主動說了，那就讓我問問你吧。你家廚房的刀也會造成那樣的刀口嗎? ”
“會，”驗屍官停頓了一下，“瑞裡先生，你們家廚房的刀也會的。”
“但是你並沒有能夠找到或是確定那把你宣稱殺害了貝爾教授的刀? ”
“是的，我不能。”
瑞裡轉向法官席，簡潔地說：“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沒有問題要問這位證人的了。”
原告律師詢問那位逮捕梅麗莎·香農的警官是否告知了被告她的米蘭達( 米蘭達法定權：美國律法，被捕者有權聘請律師並保持緘默以避免作出自證其罪的詞。) 權利。警官的回答十分確定。 “警官先生，當你逮捕梅麗莎·香農並告知了她的權利時，她說了些什麼。你能一一告訴我們嗎? ”
“反對! 這是傳聞證據。”瑞裡打斷了。他站了起來，陳述自己的觀點。
“反對無效，”巴克斯特回答說，“被告的精神或是身體狀況不應算作傳聞證據。你可以坐下了，瑞裡先生。”
警官回答了：“她說她希望另外兩個人也盡快死去。”
“其他兩個人也盡快死去。'她還說了什麼別的了嗎? ”
“沒什麼了。她只是反复地說兩位教授都死了，她很開心，並且希望另外兩個也會加入他們。”
“她有沒有說她所謂的'另外兩個'是誰? ”
“沒有說出他們的名字，沒有。”
“但是她對她所說的堅定不移。這一點你記得清楚嗎? ”
“噢，是的。這一點上毫無疑問。那就是她說的話。”
“你能描述一下她在那個時候的舉止，還有情緒狀態嗎? ”
“可以。她那時候憂心忡忡的。”
“她在喝酒嗎? ”
“在我看來，是的。”
瑞里站起來，開始詢問這位警官。到這個時候，除了那些很明顯可以看出的穿著打扮上的不同，所有的觀眾都注意到了被告方律師和原告方律師的差異。瑞裡穿著很厚重的橡膠套鞋，雖然那天並沒有下雨。他在夾克下面還套著圍巾，雖然法庭裡很熱。
他裝扮出一幅上個世紀馬薩諸塞州最偉大的辯護律師——魯弗斯·喬特的模樣。喬特並不在意穿著，但是也不會邋遢得太過分。
就像喬特一樣，瑞裡也有意識地慢慢像那樣打扮。他不願意陪審員把他看作傻子，但是他真的希望他們認識到：他完全投入到了他的當事人的這件案子中，以至於在他看來，穿著打扮都無關緊要了。就好像他的衣服也在作證似的，“不要注意我。我並不重要。我當事人的案子才重要呢。”
這位警官證詞的效果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了。因為瑞裡從他的話中引出：這位警官已經在不止一次的辦案經歷中碰到了這樣的情況：表面上看起來憂心忡忡的人並沒有做過他們宣稱的事或是他們話語中所指的事。
當警官離開證人席時，斯皮爾曼和韋伯都透過法庭的弧形門注視著維勒莉·丹澤和丹頓·克萊格。他們兩個人肯定經常在想像導致貝爾和貝瑞特死亡的情境。但是，他們避免了同樣的命運。
下一個被請到證人席的是丹頓·克萊格。他的證詞是關於哈佛晉升程序的類別和步驟：為什麼在這樣一所著名的大學裡，晉升為在職教授會不可思議地成為如此重要的一件事；而對於那些直接受此影響的個人來說，委員會的決定有多大的影響。
克萊格表現得泰然自若，這讓前來出席的教員和管理層的領導很是高興。當他描述那些步驟時，他看上去很放鬆，甚至留心找機會插入辯詞和理由。瑞里以這些與此案無關為理由反對克萊格的證詞，他一次又一次地用莊重地語調說道：“尊敬的法官大人，這和證明我的當事人有罪有什麼關係呢? 我們之所以到這裡來，不是來研究一個年輕人的自殺的。我認為我們來這裡是因為我的當事人被指控謀殺! ”
在交叉詰問時，瑞裡問起克萊格院長有關戈森的投票情況被洩漏一事。諾蘭表示反對，因為這超出了對克萊格進行直接詰問的範圍。但是，根據馬薩諸塞州的證據法，她希望巴克斯特允許交叉詰問不要超出直接證詞的話題。巴克斯特同意了。諾蘭認為這對她後來的辯護有利。瑞裡反复地追問：“通常情況下，職稱和終身製評定委員會的商議結果是不是應該保密? ”“直到今年，委員會的商議結果在以前都是保密的，對嗎? ”“對投票情況保密對你很重要嗎? ”“投票的結果被洩露了，對此你怎麼解釋呢? ”“在你看來，這次違規是很嚴重的嗎? ”“哈佛的學生已經知道了那些投戈森反對票的人了嗎? ”“市民們都知道了嗎? ”“看過新聞的人有沒有不知道這事的呢? ”“梅麗莎·香農承認知道這個消息，那她有什麼不尋常的嗎? ”
克萊格平安度過了交叉詰問的這個環節。他對瑞裡的每一個提問對答如流，其表現出來的品質讓教員們很喜歡他。 “看，我主持的委員會在保密方面出現了違規行為。我相信委員會的委員們並沒有辜負我對他們的信任。我怕是我辦公室裡某個很關心戈森自殺的人，在情急之下泄漏了此次投票的情況。辦公室裡有一些人是知道這些情況的。但是，瑞裡先生，假如真的是那樣的話，這些事情就到此為止吧，讓我來承擔責任吧。如果你要追查那位要為洩漏出是貝爾、貝瑞特和丹澤投了反對票的事情負責的人，那也讓我來承擔吧，到此為止吧。”
“克萊格院長，還有一件事我想問問你，”在看了很久放在他面前桌子上的筆記後，瑞裡這樣說道，“我不是哈佛人。據我所知，巴克斯特法官也不是。對於我的無知，請你耐心一點。先生，請你告訴我，在哈佛，教員們的關係一直都很融洽嗎? ”
克萊格似乎對這個問題感到很吃驚。他想了想，回答說：“我並不想用融洽這個詞來形容教員們的關係。教員們經常要作為一個團體在一起工作——我認為職稱和終身製評定委員會就是這樣一個例子。但是，教學和做研究的性質要求他們經常單獨完成工作。並不需要融洽。”
“也許你並不明白我這個問題的中心意思。讓我換種說法吧。
在哈佛那些學識淵博的教員中間，曾經出現過關係緊張、相互不信任或是相互妒忌的情況嗎? “
“當然，會有明顯的意見不一致的時候。每一個知識分子集中的地方都會有這種情況的。”
“我不是在問你明顯的意見不一致的情況，克萊格院長。我問的是妒忌——如果要讓我為你詳細解釋的話，那就是憎恨，極度的討厭。像莫里森·貝爾或是福斯特·貝瑞特這樣的教員，可不可能在他們的工作中樹敵呢? 會不會有同事極度地討厭他們呢? ”
“噢，那是可能的，我想。我不想用'敵人'這個詞。總會有個性之間的衝突的。學者並不是沒有感情的人，這一點我相信你是知道的，瑞裡先生。是的，我們有我們的差異。但這並不能構成謀殺的理由，如果你是想暗示這點的話。”
“克萊格院長，也許你完全沒有走出象牙塔，我不大清楚。
但是，在這個鎮上，就有人因為停車誰先誰後的爭議而在大街上被殺。作為教員，貝爾教授可能遇到的事情和矛盾，會不會引發不那麼嚴重的後果呢? “
“瑞裡先生，你在不經意間撞到了一個痛處。在大多數大學裡，停車場收費是如此的高，為了爭一個車位，教員們可能會去殺人。”克萊格微微地轉過頭去，笑著對法官說，“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當然是在開玩笑了。我的觀點是：在知識分子這個圈子裡，人們信奉的指導原則是通過爭論和辯論來解決爭議，而不是通過暴力的方式。”
當克萊格離開證人席時，巴克斯特院長宣布了休庭。在大廳裡，韋伯和斯皮爾曼正在與維勒莉·丹澤和奧利弗·吳交談。
審訊過程中，斯皮爾曼並沒有看到吳教授。現在在法庭看見了吳教授令他頗感吃驚。因為一月份的時候，通過數次的觀察，他發現貝爾和吳教授並不是朋友。
“你們相信是梅麗莎·香農殺的人嗎? ”吳教授問其他三個人。
“我所知道的就是，他們逮捕了那個女人後，我一直活著，沒有喪命，，'丹澤回答說，”謀殺已經被制止了。 “
“要說服陪審員，單就這個理由還不夠，”吳教授回答說，“我相信，對於陪審團來說，謀殺已經被制止了這一個事實是不能被接受作為證據的。那對他們做決定起不了什麼作用。記住，這不是一個哈佛陪審團。從劍橋城市民中隨便找出12個人來，也許你會發現其中有一些人巴不得對哈佛教授們的謀殺能夠繼續F 去。”
“那麼，我冒險說一句，她會被無罪釋放的。”韋伯很堅定地說。這一句話讓每個人都吃了一驚。
“卡爾文，你現在做出這樣的推論還為時尚早吧? ”斯皮爾曼詢問道。因為這位經濟學家知道，在這一點上，他自己並不能夠得出任何結論。
“梅麗莎·香農有兩樣東西可以幫助她——這兩樣東西都是她所需要的。一是她的性別。在美國，謀殺犯是女性，這一點我們不能接受。看看我們的文學作品，我們的電影，我們的戲劇吧。
女性殺人是很少發生的，發生這樣的事近乎是失常。 “
“你立論的第二個根據是什麼? ”吳教授問道。
“她有一個好律師。而且在英美法系中，判定無罪要經過很長的過程。還記得吉伯特與蘇利文的《幕後裁決》嗎? 有首歌是這樣的：所有冒險偷我錢的小偷都得指望我說的話，
而我把許多竊賊都送回到了
他們的朋友和親戚那裡。
梅麗莎·香農會被無罪釋放的，你們等著瞧吧。 “
“嗯，”斯皮爾曼低聲說道，“記住，卡爾文，這首歌說的是被放回去的竊賊。對於謀殺犯，事情可能會不一樣。”
斯皮爾曼原先以為在克萊格作證後，他就會回家去了，但是他卻和一些教員到商業區的餐館吃午飯了。吃飯時，他聽說原告方下午會傳喚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出庭作證。在克萊格作完證後，到午飯休息之前，桃樂絲·諾蘭傳喚了三位證人。他們都和梅麗莎．香農很熟。諾蘭要質詢他們梅麗莎'香農與丹尼斯'戈森的關係。他們分別都提及了他們倆要結婚的計劃。諾蘭不斷提出一些問題，一些能證明在他們看來，戈森的晉升對梅麗莎'香農有多重要的問題向他們施壓。一位證人透露，如果戈森晉升了，他和香農將去歐洲旅遊，並將得到更高的工資。另一位證人證實了，晉升將會讓他們最終確定買房的計劃。他們三個都很清楚地說明，梅麗莎和她的未婚夫一樣，都非常依賴戈森的晉升。
證人們還無一例外地證實了，因為戈森的死，梅麗莎'香農心情十分低落。
瑞裡對這些證人的交叉詰問十分簡短。事實上，他讓他們承認了，由於未來配偶的死而心情低落是十分自然的事情，並沒有什麼特別。 ''他們難道不會有同樣的感覺嗎? “他問。他們每一個人都主動說到，一個人為配偶在職業上的成功而充滿信心並不奇怪。
※※※
每一個律師，在準備對證人的質詢時，都熱忱地期待著一件事：沒有意外。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出現什麼大的意外。雙方律師都有理由對審判的進行過程感到滿意。在下午兩點，星期三中午的休庭剛剛結束後，原告律師傳喚了她的最後一位證人。
“請克里斯托夫·波可哈德出庭作證。”
在斯皮爾曼看來，這位郵票商人比他以前看起來老了些，臉色也更加蒼白了。當他宣誓時，他的聲音有些不穩定。下午的審訊，維勒莉·丹澤坐在了斯皮爾曼和韋伯的中間。她向他們評論說，波可哈德看上去是多麼的沒把握——相比驗屍官，警官，克萊格院長，還有香農小姐的熟人，他是多麼的困窘呀。
“波可哈德先生，”在證人宣誓並確定身份後，原告律師開始了質詢，“我想問你關於此案中的被告梅麗莎·香農小姐的一些問題。你認識她嗎? ”
“是的。”
“你能在這個法庭中把她指認出來嗎? ”
“能。她在那裡呢。”證人一邊說著，一邊用他左手的食指指向了被告。
“你是怎麼認識她的? ”
“她是我的僱員。”
“就這些了嗎? ”諾蘭更深人地問道。
“我們也是朋友。”
“你們的友情是什麼性質的? 我的意思是說，是愛情——或者是柏拉圖式的——僅僅是朋友——或者是什麼呢? ”
波可哈德猶豫了，他沒有馬上作答。桃樂絲'諾蘭面無表情地站了起來，等待著她這個問題的答案。當試圖徒然地控制住自己的感情時，證人流露出了逃避的目光，嘴唇也皺了起來。他那蒼白的臉也改變了顏色，漲紅了。由於緊張，他的手指把玩著證人椅的扶手。巴克斯特法官很疑惑地低頭看著波可哈德。 “我們是朋友，好朋友，就這些了。”最後，他這樣回答道。
瑞裡努力掩藏住了因證人的回答而感到的吃驚，他在面前的黃色便籤上亂寫一通。波可哈德情緒的表現說明他是在說謊。
“作為朋友，你注意過她的穿著嗎? ”
“有時候是的。”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想使用一下早些時候威格斯警官在證人席上提到過的A證物。”
“可以。”巴克斯特一邊說著，一邊指了指放在桌子上的證物。
“波可哈德先生，我給你看的這件證物是莫里森·貝爾死亡那天，在他家外面的灌木叢中找到的。你能確認一下嗎? ”
“看上去像是女人的手套。”
“你能告訴我，你以前見過這雙手套嗎? ”
波可哈德又一次停頓了一下。他延遲作答足有一分多鐘，在聽眾們看來似乎有一個小時。他一臉愁苦的表情，看著被告。
“我以前看梅麗莎·香農戴過。這是她的手套。”
維勒莉·丹澤轉向韋伯說道：“你的預測可能是錯的。生活並不總是在模仿藝術。”
韋伯，跟其他人一樣，對手套所有者的揭露感到大吃一驚。
“波可哈德先生，你指出你和梅麗莎·香農是朋友。也就是說她不僅僅是一名僱員。你曾在社交場合見過她嗎? ”
“是的。”
“不止一次嗎? ”
“是的。”
“不止兩次嗎? ”
“是的，不止兩次。”
“我可以說'經常'嗎? ”
“經常。”
“在這些場合中，你知道你的朋友兼僱員要結婚了嗎? ”
“反對。”瑞裡喊了一聲。
“反對無效。”巴克斯特法官說。
“波可哈德先生，在你和香農小姐非工作的交往中，你能告訴我你最後一次和她去的地方嗎? 你最後一次在社交場合中看見她是什麼時候呢? ”
“讓我想想。應該是在1 月7 曰。她陪同我參加了一個為克萊格博士準備的慶祝聚會。”
“是在哪裡舉行的? 在克萊格家嗎? ”
“不，是在斯皮爾曼博士的家。”當聽到自己的名字在審判中被提起，亨利·斯皮爾曼的後背僵硬了。 “那天晚上，他們邀請我去介紹一張送給克萊格博士的郵票。香農小姐和我一同前往是很正常的，因為那天晚上和郵票有關。”
“你是在那個時候才知道梅麗莎·香農已經訂婚了的? 不，打住這個問題。香農小姐的未婚夫丹尼斯·戈森先生那一晚出現在聚會上了嗎? ”
“當然沒有，”波可哈德說，“他為什麼要出席呢? ”
“讓我問你些問題，波可哈德先生，”諾蘭很溫和地責備道，“我聽到的你的回答僅僅是沒有。你能告訴我誰出席了嗎? ”
“不能，我並不認識那裡的每一個人。”
“那麼讓我試著幫幫你吧，”諾蘭說，“我猜丹頓·克萊格院長在吧。”
“是的，我說過了的。”波可哈德生氣地回答道。
“那晚，莫里森·貝爾教授也在嗎? ”
“是的。”
“梅麗莎·香農那晚見過貝爾教授嗎? ”
“是的，她見過。”
“你知道事實是這樣的嗎? ”
“是的，當時我和她在一起。我自己也是第一次見到貝爾。
她和他說的話比我和他說的多一些。我記得他們在談論鳥兒。貝爾先生確實提到過他在家裡養鳥的事。我記得說的是在他的後院。我沒怎麼留意他們的談話。我很有禮貌地站著。坦率地說，如果鳥兒不是在郵票上或是餐盤上，我對它們是沒什麼興趣的。 “
“香農小姐那晚也見過福斯特·貝瑞特教授嗎? ”
詹姆斯·瑞裡很快站了起來。 “反對，尊敬的法官大人。這個問題無關緊要。''被告律師的反對無效，證人要直接回答這個問題。
“是的，他們見了面並談了一些話。”
“你也和他們交談了嗎? ”
“是的，我們談起了我們的俱樂部。貝瑞特和我是波士頓同一傢俱樂部的會員，雖然我不是很了解他。噢，對了，我們都了解到，按計劃，我們今年春天要去英國旅行。或者說我們本應該去的。我們談到了航行。只是閒聊，就那些事。”
“在你們談論俱樂部的時候，梅麗莎·香農也在場。那麼你們談論到俱樂部的晚餐時刻表了嗎? ”
“是的，我們都是單身漢，我們談起了俱樂部在周日晚上不開門的事情。在我看來，這是俱樂部的失敗。我並不喜歡週末自己做飯吃。但是貝瑞特教授說他非常喜歡在周日晚上做飯。”
“你們談話時還有其他人在場嗎? 還是只有你們兩個? ”
“還有一個人和我們在一起。姓吳的。我以前不認識他；他不是一個集郵者。我們和貝爾談話的時候他並不在場。”
“還有其他人嗎? ”
“我記不起還有別人了。”
“波可哈德先生。這個可能是我的最後一個問題。從1 月7 日那一晚開始，你還見過或者是和梅麗莎·香農在一起過嗎? ”
“我那週見過她的——許多次——在我的店裡。但是當她星期五知道自殺的消息後，她就離開了。她很心煩，正如大家可以想像到的。用震驚這個詞比較恰當。她不想見任何人。不管家人還是朋友。我周末試著給她打電話，但是接不通。如果要回答你的問題的話，我是從11日早上就沒有見過她了。直到今天。”
“尊敬的法官大人，我的問題問完了。”說完這些，諾蘭宣布案件審理的主要部分已經結束了。
當巴克斯特法官同意瑞裡休庭的請求時，陪審團迴避了。
坐在法官席上，他詳述了證據，並指出政府已經確定了一個表面上證據確鑿的案件。他告訴瑞裡先生當第二天審判繼續時，他要準備為被告辯護。在下午四點半的時候，米德塞克斯縣高等法院關門了。
亨利·斯皮爾曼第二天沒有去法院繼續看審判。但是當地的新聞界對法院審判的進行非常關心。當布里奇向他傳達整個審判的新聞報導時，這位經濟學家很仔細地聽著。
“據晨報說，香農小姐上了證人席，並宣稱貝爾被殺的那天上午她在家裡的，她非常沮喪。但是聽這一部分，亨利：她承認她那天早上什麼人也沒見到過，她也記不起有過什麼電話。她甚至也說不出那天電視上播過什麼。”
“關於她的手套，她是怎麼說的? ”亨利問道。
“她說手套是她的，但是她說她以前就弄丟了。她說她不知道手套怎麼到了貝爾家的。她甚至否認了她對警察說的那些話的意思。但是她至少承認說過這些話的。”布里奇·斯皮爾曼端起她的茶杯，開始瀏覽報紙的其他部分。
“結果怎麼樣呢? ”她的丈夫問道。
“我們暫時不知道。報上說律師向陪審團作了結案陳詞，而陪審團沒有馬上做決定。我認為換成是我的話，不會花很多時間的。”
※※※
星期天．陪審團只用了不到兩個小時。然後他們回到了法庭，巴克斯特法官問他們是否已經達成了決議。在這個時候，法庭裡的每雙眼睛都注意到了陪審團裡的第一個人身上。這位中年人是個麵包師。
“是的，我們做出決定了，尊敬的法官大人。”
陪審團判定梅麗莎·香農二級謀殺罪名成立。一旦判定有罪，懲罰會依照馬薩諸塞州的州法執行。當哈佛的學者們聽說梅麗莎·香農由於謀殺莫里森·貝爾而被判終身監禁時，他們都鬆了一口氣。維勒莉·丹澤和丹頓·克萊格的朋友特別高興。因為他們相信他們的朋友不會再有危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