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爾·特羅伊卡決定咬住克里斯蒂·科利。他注意到，在國會聽證委員會詢問有關原子彈爆炸事件的情況時，科利作證說，有那幾天內外交困的時間裡，他們優先考慮處理了有國際影響的劫機事件，但不幸仍然還是發生了，特羅伊卡發現這之中有個時間間隔，克里斯蒂·科利在白宮舞台上不見了踪影，他這期間去哪兒了？
他們不會從科利口中掏出實情，這毫無疑問。但是在那種危急關頭能使科利分身的一定是某件極其重要的事情，他會不會是去哪兒審訊格里斯和蒂勃特去了呢？
這件事情特羅伊卡沒跟他上司金茨眾議員商量，他打電話給蘭姆勃蒂諾議員的高級行政助理伊麗莎白·斯通，約她去一個不引人注目的飯館去吃飯碰頭。在原子彈爆炸事件之後這一個來月裡，他倆在公眾事務和私生活中都已結成了一種夥伴關係。
第一次約會是由特羅伊卡提出的，當時他們即達成了共識。
伊麗莎白·斯通在她冷漠、矜持的美色底下實際上燃燒著熊熊的慾火，不過她的腦子還是像塊冰冷的鋼，她說的第一句就是：“咱們的老闆到十一月都得滾蛋，我看你、我應該對將來有個安排。”
索爾·特羅伊卡十分吃驚，伊麗莎白·斯通是一名出名的對國會領導人忠心耿耿的助手，怎麼口出此言？
“較量還沒完呢。”他說。
“早就有結果了，”伊麗莎白·斯通說，“咱們老闆想彈劾肯尼迪，但肯尼迪現在是這個國家自華盛頓以來最大的英雄，他會狠狠收拾他們的。”
特羅伊卡本能地對他的主子比較忠心，不是他有這種高尚的品質，而是他覺得自己非常能幹，不願意承認自己是處在失敗的一方。
“唉，我們還得等些日子，”伊麗莎白·斯通說，“不能讓人看我們象棄船而逃，我們應該想辦法弄得好看一點。不過，我能給咱倆找到更好的工作。”她淘氣地向他笑笑，這一笑攝走了他的魂兒，笑中既含著輕鬆愉快的心情，又透露出似有似無的狡詐，還似乎嘲笑他不能討她歡心，他是個笨伯。他傻呵呵地回了一笑。
甚至特羅伊卡自己也這麼認為，他身上有股兒膩膩歪歪的、像豬一樣的魅力，竟往往能打動一類女人，這真是使別的男人、也使自己感到意外。男人們佩服特羅伊卡是因為他狡猾聰明、精力過人、處事麻利，但他這種招來女人的本領也真是好羨慕煞人。
他問伊麗莎白·斯通：“如果我倆結成了伴兒，是不是說我可以乾你？”
“如果你承擔責任的話。”伊麗莎白·斯通說。
在英語中特羅伊卡最煩聽到就是這兩個詞，一個是“責任”，另一個是“關係”。
“你的意思是我們應該有種真正的關係，相互互擔對對方的責任，象愛情，是不是？”
他說，“像你們大南方以前的黑鬼對他們的白人主幹的關係，嗯？”
她嘆一口氣：“你這頭公驢的大男子主義還真成問題。”她說，“我給咱倆安排了個地方。我在副總統的政治生涯中給她幫了大忙，她欠我的情。現在你得面對現實，金茨和蘭姆勃蒂諾會在十一月大選中給宰掉；
海倫·杜波里準備重新招兵買馬，我要成為她的一名高級顧問，我給你準備個位子，做我的助手。 ”
索爾樂了：“好哇，把我降級了。不過你要是能像我想的那樣混出個名堂來，我可以考慮。”
伊麗莎白·斯通不耐煩地說：“因為你會失業，所以根本談不上什麼降級。等我先爬上去之後，你也會跟著沾光，你可以作為一名副總統的高級助理擁有你的工作班子。”
她停頓了一下，“聽著，”她說，“在參議員的辦公室裡我們吸引了對方，也許不是愛，但第一眼當然是充滿了慾望。我聽說你和你的助手在辦公室幹，我理解這個，我們工作都很緊張，沒有時間尋找真正的社會生活或愛情生活。但我討厭僅僅因為我孤獨而跟別人幹，我想有種真情實意的關係。”
“你太心急了。”特羅伊卡說，“不過，若是做了總統高級助理……”他聳聳肩，然後咧咧嘴笑笑，表示他是開玩笑。
伊麗莎白·斯通又給他一個笑容，確切地說是個不動聲色的冷笑，但特羅伊卡覺得這一笑很迷人。 “肯尼迪家族禍不單行，”她說，“沒準兒副總統會成為總統的。行了，說點正經的。為什麼我們不做個夥伴呢？如果你願意這麼叫的話。我倆誰也不想結婚，誰也木想要孩子，我們就不能一邊各過各的，當然，保留各自的房子，一邊一塊兒生活嗎？我們有夥伴關係、性關係和同事關係，可以既滿足我們做人的需求，又高效率地工作。如果行，那是種很大的默契；如果不行，那就散伙。我們可以從現在試到十一月。”
當晚他們上了床，伊麗莎白·斯通著實給特羅伊卡展示了一個奇蹟，象許多靦腆、內向的人一樣，她在床上真正是激情如火而又溫柔如水。他們是在伊麗莎白·斯通的市內住所裡，把他們的伙伴關係推向了完美和極致。特羅伊卡因為發現了個秘密愈發興致更高，他不知道她原來這麼富有，她是個真正的Wasp，他想，但她隱瞞了這個事實，要是他的話，早該吹噓一番了。特羅伊卡一眼看出這所在市內的房子特別合適讓他們倆住在一起，比他自己窄巴巴的公寓強多了，在這兒他和伊麗莎白·斯通甚至可以辟一間辦公室，而且這兒有三個僕人，他再也用不著為洗送衣服、買食品飲料之類的瑣事而發愁了。
儘管伊麗莎白·斯通是個堅決的女權主義者，但在床上她表演得就像傳說中的某些高等名妓，服服帖帖任他宰割。不過，特羅伊卡想，女人頭一次都像這樣，就像她們第一次來求職應試一樣，然後再也不像當時那麼漂亮了。然而在隨後的一個月時間裡，他證明他錯了。
他們建立了一種幾乎完美無缺的關係。每天，在緊張地工作了一天之後，金茨和蘭姆勃蒂諾回了家，他倆一起出去吃頓晚飯，然後睡覺、做愛，第二天早上又一起去工作。這樣的生活真是愜意極了，他一生中頭一次想到了結婚，但他本能地知道這不是伊麗莎白想要的事情。
他們過著心滿意足的生活，對工作、對他們的伙伴關係、對他們之間的愛無不感到滿意，他們也確實真愛起對方來。但最好和最令人陶醉的時刻是他們在一起籌劃商討國內外大事時，兩人都認為肯尼迪會在十一月再次當選為總統，伊麗莎白肯定說國會和蘇格拉底俱樂部現在對肯尼迪加緊的攻勢注定會失敗，特羅伊卡則木那麼肯定，認為還有不少牌可玩呢。
伊麗莎白恨肯尼迪，這不是個人恩怨，而是對她認為的一個獨裁者的堅決反對。 “最重要的是，”她說，“不能讓肯尼迪在下次大選中弄進一個他自己的議員，這是原則問題，從肯尼迪的競選演說中明顯可以看出，他準備要改變美國的民主結構和製度，這可能會帶來非常危險的歷史性的後果。”
“既然你現在這麼反對他，幹嘛還準備在大選之後到副總統手下任職呢？”索爾問她。
“我們不是決策者，”伊麗莎白說：“我們是行政管理人員，給誰幹都行。”
這樣，在兩人親熱了一個月之後，當索爾打電話要伊麗莎白一起上飯館去碰頭時，她覺得奇怪，他們蠻可以回到她的住所舒舒服服地說話，現在那地方就像是他們兩個人的家，但索爾堅持要到外邊去見面。
在他們第一次約會的餐館，他們碰了面，伊麗莎白說：“什麼要緊事，為什麼不回家去說話？”
索爾一副深思、嚴肅的模樣，“你知道，我正在研究危機這段時間以來的一些檔案文件，我注意到，司法部長克里斯。科利是個非常危險的人物。”
“嗯？”伊麗莎白應聲道。
“他也許在你的房子裡裝了竊聽器。”索爾說。
伊麗莎白笑了，“你是不是偏執狂？”她說。
“是，也許有點。”索爾說，“不過，想想這個，克里斯蒂把那兩個小伙子格里斯和蒂動特逮了起來，卻沒有立即審訊他們，他本來有這個功夫。而且有人向兩個小伙子預先傳遞了消息，告訴他們在他們家人找來律師之前什麼也不要講。還有，雅布里不也是這麼回事嗎？科利把他藏匿了起來，任何人不能探視他和跟他講話。
科利砌了一道石牆，而肯尼迪做他的後台老闆。我覺得科利簡直無所不能。 ”
伊麗莎白·斯通想了想說：“你讓金茨弄一個聽證委員會傳訊科利。我可以在蘭姆勃蒂諾這邊做同樣的工作。我們要引蛇出洞。”
“肯尼迪會動用行政豁免權，禁止他作證，”他說，'哦們會沾上一屁股屎，指也揩不淨。 ”
伊麗莎白常常被他說的下流話逗得發笑，特別是在床上，但她這次沒覺得逗。
“他要是動用總統特權這樣做，就會毀了他。”她說，“報紙、電視不會輕饒了他。”
“那好吧，我們就這麼幹。”索爾說，“不過，咱們先去看看阿德布拉德·格雷，把他拉過來怎麼樣？我們不能讓他站出來講話，但也沒準兒，他是個實心眼兒的理想家，或許在心理上對科利這麼拙劣地讓原子彈爆炸感到震驚和噁心，說不定他還能提供實情呢。”
這真是不幸，他們先拿格雷開刀。格雷很不情願見他們，但伊麗莎白·斯通與海倫。
杜波里副總統的密切關係起了決定因素，格雷非常尊敬杜波里。
索爾·特羅伊卡開門見山：“司法部長克里斯蒂·科利在原子彈爆炸之別就抓到了那兩個年輕人並把他們關了一段時間，但從他們身上沒掏到任何情況，這是不是有點兒蹊蹺？”
“他們有他們受憲法保護的權力。”格雷謹慎地說。
特羅伊卡不動聲色地說：“科利不是一向很嚴厲、很有辦法嗎？
格雷斯和蒂勃特這兩個小孩子怎麼能招架得住他？ ”
格里聳聳肩說：“你永遠搞不明白科利是怎麼回事。”
伊麗莎白·斯通把問題直捅到底，“格雷先生，”她說，“你是否清楚，或至少有理由相信司法部長曾秘密拷問過那兩個年輕人？”
格雷對這個問題木禁勃然大怒，可是等等，他媽的干嘛要護著科利，他想，無論如何，在紐約被炸死的大多數是黑人。 “這沒有任何證據，”他說，“而且我也會作證否認這件事情，科利在秘密審訊的時候，關掉了錄音設備，沒有任何記錄，也許有過最壞的事發生，你們可以這麼認為。但你們必須相信，總統沒有參予這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