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這個城市干活，卻來不及看看這個城市。我們從遙遠的鄉村來，城市對我們來說永遠是神秘的。我們比另一些人幸運，畢竟找到了工作。我的同鄉有的還在城市邊緣流連，他們聚集在簡易的破棚屋內，靠拾破爛為生。但工廠的工作繁重，已經開始傷害我們的身體。
春兒經常頭痛，她說她的頭像被兩隻手撐裂了一樣。那天傍晚，我去接她，想一起到街上看看。她從大門裡走出來，搖搖晃晃的，眼神是呆的。她說有人敲她的頭，頭要炸開了。說著就蹲下來，在地上吐了出來。
我趕忙帶她到醫療室去看醫生。醫生檢查了一下，說她沒什麼問題，是工作太勞累導致的精神緊張，以致於發生植物神經紊亂。她很緊張，問這病會不會死。醫生說不會。春兒又問為什麼會吐。醫生說，跟暈車的道理一樣。她就放心了。我感到她最近在心理上已經垮了，老是想病和死的事情。
可是沒過幾天，她就暈倒在車間。我趕過去，看見她不省人事在躺在地上。我嚇壞了，背她到醫療室，醫生給她注射了葡萄糖水，她就慢慢地甦醒過來。
醫生說，她這是休克。我問為什麼她老是這樣？醫生說，看來她有低血糖的毛病。我說，她過去可不這樣。醫生想了想，說，她太累了。工廠的工作已經超出了負荷。
我想，她不能在廠子裡再乾下去。我得幫她另找個地方。
第二天，春兒又暈倒了。我只好讓她呆在宿舍裡。我去找工頭，說她幹不了了，要辭工。工頭說好啊，可是你這樣炒我們魷魚，我們不能付她全額工資。我說這算怎麼回事啊。工頭說這是規矩。他七除八扣，總有他的道理，拿到錢的時候，我算了一下，等於加班的活全白乾了，她只拿到了正常上班的工錢。
我很生氣。春兒拿著錢就哭。我又回工廠找那工頭講道理。他說沒道理好講，這是規定。我火了，跟他吵了起來。我說你們不是不缺人嗎？你們馬上就可以找到工人，有什麼損失？他說他必須為培訓工人付出代價。
我說不行，我們拚死拚活，拿的錢太少。
他笑了，說，你們這些農村人怎麼還不知足，你們在家賺多少錢？中國什麼都貴，就是力氣不貴，人不貴，明白嗎？我們給你這些錢還是可憐你們了。
他讓我滾出去。我說你們太不講理。他說這裡不講道理，只講法則。他叫了保安要攆我出去，用手狠狠推我。我和保安打了起來，兩個保安都被我撂倒在地上。我對工頭說，我不想打人，求你多給我們一點工錢，因為我們是乾了活的。他說扣除了各項應扣除的款項就剩這麼多錢。我鬧不明白為什麼會有這麼多莫名其妙的扣款，我只認我們乾了多少天，就要拿多少錢。工頭開始大罵我，在保安的幫助下，他用手推我，我倒在地上。他把腳踩在我身上，讓我滾蛋。我和他扭打起來。
我終於忍不住了，揍了他幾拳。馬上有更多的拳頭落到我身上。我被他們拖到一間黑屋子裡，那屋子沒有窗戶，什麼也看不見。有幾個人進來，給我穿了一件像薄羽絨服一樣的東西，然後拳頭就像雨點一樣落到我身上，我痛得滿地打滾，哇哇大叫。我覺得打到我身上的還有皮鞋和棍子。打我的太約有七八個人，全都看不到臉。
他們問我還要不要工錢。我說要。他們又開始打我，我痛得好像骨頭一根一根斷了。他們打累了，又問我，敢不敢打工頭，我說，不是我要打他，我只是來討工錢。他們說，看來你很經打。又開始打我。這回把我扔來扔去，我在牆上撞來撞去。我昏過去了。
我醒來的時候，發現自己被拖到了操場上。這是一個廢棄的操場。那幾個人脫掉了我的羽絨服，察看我身上有沒有傷口。我這才知道他們給我穿羽絨服的原因，是為了打我的時候不在我的身上留下傷痕。他們很成功，我的身上沒有傷痕，連淤青也沒有。他們很高興。其中一個長臉的傢伙問我服不服？我說服什麼？他笑了，你這小子到現在還不知道服什麼？我說我要我的工錢。他說你他媽的要是明白，你就趕緊滾蛋。
他們扒光了我身上的錢，連同春兒的工錢。把我裝上車，載到離工廠幾里外的荒地上扔下車，警告我再胡來就取掉我的肋骨。
車走了。我一瘸一拐地走回工廠。工廠不讓我進去。我就把門衛打倒在地。我見到了春兒，她背著一個馬桶包蹲在地上哭，看見我就撲上來，我們抱頭痛哭。
我讓她趕緊走，到車站等我。我一個人跑到辦公區的大樓裡，奔上四樓，我知道那裡住著廠長。可是我馬上被人認出來了。我連廠長的面也沒見著，又被七八個保安架下來。
他們又把我拖到舊操場裡，那個長臉的傢伙開始狠狠罵我，另外的幾個人給我穿上羽絨衣，把我吊在籃球架上，你一拳我一腿打了我半小時。他們笑著，像開玩笑似的打我，因為我掛得高，他們就像扣籃一樣跳起來打我，又有點像打排球。有一拳打在我背中央，我頭一暈，一口吐了出來。我想，這一拳把我打傷了，我覺得整個心都飛出來了。
你要是不相信會發生這樣的事，說明你不了解人生。我過去也只從小人書上看到這種折磨人的事。但是現在有人為了錢的關糸仍然會這樣作惡。每個時代都有好人，也有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