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嚴師好友教人憶（二）
懷李叔同先生
距今二十九年前，我十七歲的時候，最初在杭州的浙江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裡見到李叔同先生，即後來的弘一法師。那時我是預科生，他是我們的音樂教師。我們上他的音樂課時，有一種特殊的感覺：嚴肅。搖過預備鈴，我們走向音樂教室，推進門去，先吃一驚：李先生早已端坐在講台上。以為先生總要遲到而嘴裡隨便唱著、喊著、或笑著、罵著而推進門去的同學，吃驚更是不小。他們的唱聲、喊聲、笑聲、罵聲以門檻為界限而忽然消滅。接著是低著頭，紅著臉，去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端坐在自己的位子裡偷偷地抑起頭來看看，看見李先生的高高的瘦削的上半身穿著整潔的黑布馬褂，露出在講桌上，寬廣得可以走馬的前額，細長的鳳眼，隆正的鼻樑，形成威嚴的表情。扁平而闊的嘴唇兩端常有深渦，顯示和愛的表情。這副相貌，用"溫而厲"三個字來描寫，大概差不多了。講桌上放著點名簿、講義，以及他的教課筆記簿、粉筆。鋼琴衣解開著，琴蓋開著，譜表擺著，琴頭上又放著一隻時表，閃閃的金光直射到我們的眼中。黑板（是上下兩塊可以推動的）上早已清楚地寫好本課內所應寫的東西（兩塊都寫好，上塊蓋著下塊，用下塊時把上塊推開）。在這樣佈置的講台上，李先生端坐著。坐到上課鈴響出（後來我們知道他這脾氣，上音樂課必早到。故上課鈴響時，同學早已到齊），他站起身來，深深地一鞠躬，課就開始了。這樣地上課，空氣嚴肅得很。
有一個人上音樂課時不唱歌而看別的書，有一個人上音樂時吐痰在地板上，以為李先生不看見的，其實他都知道。但他不立刻責備，等到下課後，他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鄭重地說："某某等一等出去。"於是這位某某同學只得站著。等到別的同學都出去了，他又用輕而嚴肅的聲音向這某某同學和氣地說："下次上課時不要看別的書。"或者："下次痰不要吐在地板上。"說過之後他微微一鞠躬，表示"你出去罷。"出來的人大都臉上發紅。又有一次下音樂課，最後出去的人無心把門一拉，碰得太重，發出很大的聲音。他走了數十步之後，李先生走出門來，滿面和氣地叫他轉來。等他到了，李先生又叫他進教室來。進了教室，李先生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向他和氣地說："下次走出教室，輕輕地關門。"就對他一鞠躬，送他出門，自己輕輕地把門關了。最不易忘卻的，是有一次上彈琴課的時候。我們是師範生，每人都要學彈琴，全校有五六十架風琴及兩架鋼琴。風琴每室兩架，給學生練習用；鋼琴一架放在唱歌教室裡，一架放在彈琴教室裡。上彈琴課時，十數人為一組，環立在琴旁，看李先生範奏。有一次正在範奏的時候，有一個同學放一個屁，沒有聲音，卻是很臭。鋼琴及李先生十數同學全部沉浸在亞莫尼亞氣體中。同學大都掩鼻或發出討厭的聲音。李先生眉頭一皺，管自彈琴（我想他一定屏息著）。彈到後來，亞莫尼亞氣散光了，他的眉頭方才舒展。教完以後，下課鈴響了。李先生立起來一鞠躬，表示散課。散課以後，同學還未出門，李先生又鄭重地宣告："大家等一等去，還有一句話。"大家又肅立了。李先生又用很輕而嚴肅的聲音和氣地說："以後放屁，到門外去，不要放在室內。"接著又一鞠躬，表示叫我們出去。同學都忍著笑，一出門來，大家快跑，跑到遠處去大笑一頓。
李先生用這樣的態度來教我們音樂，因此我們上音樂課時，覺得比上其他一切課更嚴肅。同時對於音樂教師李叔同先生，比對其他教師更敬仰。那時的學校，首重的是所謂"英、國、算"，即英文、國文和算學。在別的學校裡，這三門功課的教師最有權威；而在我們這師範學校裡，音樂教師最有權威，因為他是李叔同先生的原故。
李叔同先生為甚麼能有這種權威呢？不僅為了他學問好，不僅為了他音樂好，主要的還是為了他態度認真。李先生一生的最大特點是"認真"。他對於一件事，不做則已，要做就非做得徹底不可。
他出身於富裕之家，他的父親是天津有名的銀行家。他是第五位姨太太所生。他父諮?他時，年已七十二歲。他墮地後就遭父喪，又逢家庭之變，青年時就陪了他的生母南遷上海。在上海南洋公學讀書奉母時，他是一個翩翩公子。當時上海文壇有著名的滬學會，李先生應滬學會徵文，名字屢列第一。從此他就為滬上名人所器重，而交遊日廣，終以"才子"馳名於當時的上海。所以後來他母親死了，他赴日本留學的時候，作一首《金縷曲》，詞曰："披髮佯狂走。莽中原，暮鴉啼徹，幾株衰柳。破碎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
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讀這首詞，可想見他當時豪氣滿胸，愛國熱情熾盛。他出家時把過去的照片統統送我，我曾在照片中看見過當時在上海的他：
絲絨碗帽，正中綴一方白玉，曲襟背心，花緞袍子，後面掛著胖辮子，底下緞帶扎腳管，雙樑厚底鞋子，頭抬得很高，英俊之氣，流露於眉目間。真是當時上海一等的翩翩公子。這是最初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他立意要做翩翩公子，就徹底地做一個翩翩公子。
後來他到日本，看見明治維新的文化，就渴慕西洋文明。
他立刻放棄了翩翩公子的態度，改做一個留學生。他入東京美術學校，同時又入音樂學校。這些學校都是模仿西洋的，所教的都是西洋畫和西洋音樂。李先生在南洋公學時英文學得很好；到了日本，就買了許多西洋文學書。他出家時曾送我一部殘缺的原本《莎士比亞全集》，他對我說："這書我從前細讀過，有許多筆記在上面，雖然不全，也是紀念物。"由此可想見他在日本時，對於西洋藝術全面進攻，繪畫、音樂、文學、戲劇都研究。後來他在日本創辦春柳劇社，糾集留學同志，並演當時西洋著名的悲劇（小仲馬著）。他自己把腰束小，扮作茶花女，粉墨登場。這照片，他出家時也送給我，一向歸我保藏；直到抗戰時為兵火所毀。現在我還記得這照片：捲髮，白的上衣，白的長裙拖著地面，腰身小到一把，兩手舉起托著後頭，頭向右歪側，眉峰緊蹙，眼波斜睇，正是茶花女自傷命薄的神情。另外還有許多演劇的照片，不可勝記。這春柳劇社後來迂迴中國，李先生就脫出，由另一班人去辦，便是中國最初的"話劇"社。由此可以想見，李先生在日本時，是徹頭徹尾的一個留學生。我見過他當時的照片：高帽子、硬領、硬袖、燕尾服、史的克、尖頭皮鞋，加之長身、高鼻，沒有腳的眼鏡夾在鼻樑上，竟活像一個西洋人。這是第二次表示他的特性：凡事認真。學一樣，像一樣。要做留學生，就徹底地做一個留學生。
他回國後，在上海太平洋報社當編輯。不久，就被南京高等師範請去教圖畫、音樂。後來又應杭州師範之聘，同時兼任兩個學校的課，每月中半個月住南京，半個月住杭州。兩校都請助教，他不在時由助教代課。我就是杭州師範的學生。
這時候，李先生已由留學生變為"教師"。這一變，變得真徹底：漂亮的洋裝不穿了，卻換上灰色粗布袍子、黑布馬褂、布底鞋子。金絲邊眼鏡也換了黑的鋼絲邊眼鏡。他是一個修養很深的美術家，所以對於儀表很講究。雖然布衣，卻很稱身，常常整潔。他穿布衣，全無窮相，而另具一種樸素的美。你可想見，他是扮過茶花女的，身材生得非常窈窕。穿了布衣，仍是一個美男子。 "淡妝濃沫總相宜"，這詩句原是描寫西子的，但拿來形容我們的李先生的儀表，也很適用。今人侈談"生活藝術化"，大都好奇立異，非藝術的。李先生的服裝，才真可稱為生活的藝術化。他一時代的服裝，表出著一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各時代的思想與生活判然不同，各時代的服裝也判然不同。布衣布鞋的李先生，與洋裝時代的李先生、曲襟背心時代的李先生，判若三人。這是第三次表示他的特性：認真。
我二年級時，圖畫歸李先生教。他教我們木炭石膏模型寫生。同學一向描慣臨畫，起初無從著手。四十餘人中，竟沒有一個人描得像樣的。後來他範畫給我們看。畫畢把範畫揭在黑板上。同學們大都看著黑板臨攀。只有我和少數同學，依他的方法從石膏模型寫生。我對於寫生，從這時候開始發生興味。我到此時，恍然大悟：那些粉本原是別人看了實物而寫生出來的。我們也應該直接從實物寫生入手，何必臨摹他人，依樣畫葫廬呢？於是我的畫進步起來。此後李先生與我接近的機會更多。因為我常去請他教畫，又教日本文，以後的李先生的生活，我所知道的較為詳細。他本來常讀性理的書，後來忽然信了道教，案頭常常放著道藏。那時我還是一個毛頭青年，談不到宗教。李先生除繪事外，並不對我談道。但我發見他的生活日漸收斂起來，彷彿一個人就要動身赴遠方時的模樣。他常把自己不用的東西送給我。他的朋友日本畫家大野隆德、河合新藏、三宅克己等到西湖來寫生時，他帶了我去請他們吃一次飯，以後就把這些日本人交給我，叫我引導他們（我當時已能講普通應酬的日本話）。他自己就關起房門來研究道學。有一天，他決定入大慈山去斷食，我有課事，不能陪去，由校工聞玉陪去。數日之後，我去望他。見他躺在床上，面容消瘦，但精神很好，對我講話，同平時差不多。他斷食共十七日，由聞玉扶起來，攝一個影，影片上端由聞玉題字："李息翁先生斷食後之像，侍子聞玉題。"這照片後來製成明信片分送朋友。像的下面用鉛字排印著："某年月日，入大慈山斷食十七日，身心靈化，歡樂康強--欣欣道人記。"李先生這時候已由"教師"一變而為"道人"了。
學道就斷食十七日，也是他凡事"認真"的表示。
但他學道的時候很短。斷食以後，不久他就學佛。他自己對我說，他的學佛是受馬一浮先生指示的。出家前數日，他同我到西湖玉泉去看一位程中和先生。這程先生原來是當軍人的，現在退伍，住在玉泉，正想出家為僧。李先生同他談得很久。此後不久，我陪大野隆德到玉泉去投宿，看見一個和尚坐著，正是這位程先生。我想稱他"程先生"，覺得不合。
想稱他法師，又不知道他的法名（後來知道是弘傘）。一時周章得很。我回去對李先生講了，李先生告訴我，他不久也要出家為僧，就做弘傘的師弟。我愕然不知所對。過了幾天，他果然辭職，要去出家。出家的前晚，他叫我和同學葉天瑞、李增庸三人到他的房間裡，把房間裡所有的東西送給我們三人。
第二天，我們三人送他到虎跑。我們回來分得了他的"遺產"，再去望他時，他已光著頭皮，穿著僧衣，儼然一位清癯的法師了。我從此改口，稱他為"法師"。法師的僧臘二十四年。這二十四年中，我顛沛流離，他一貫到底，而且修行功夫愈進愈深。當初修淨土宗，後來又修律宗。律宗是講究戒律的，一舉一動，都有規律，嚴肅認真之極。這是佛門中最難修的一宗。數百年來，傳統斷絕，直到弘一法師方才復興，所以佛門中稱他為"重興南山律宗第十一代祖師"。他的生活非常認真。舉一例說：有一次我寄一卷宣紙去，請弘一法師寫佛號。宣紙多了些，他就來信問我，餘多的宣紙如何處置？
又有一次，我寄回件郵票去，多了幾分。他把多的幾分寄還我。以後我寄紙或郵票，就預先聲明：餘多的送與法師。有一次他到我家。我請他藤椅子裡坐。他把藤椅子輕輕搖動，然後慢慢地坐下去。起先我不敢問。後來看他每次都如此，我就啟問。法師回答我說："這椅子裡頭，兩根藤之間，也許有小蟲伏著。突然坐下去，要把它們壓死，所以先搖動一下，慢慢地坐下去，好讓它們走避。"讀者聽到這話，也許要笑。但這正是做人極度認真的表示。
如上所述，弘一法師由翩翩公子一變而為留學生，又變而為教師，三變而為道人，四變而為和尚。每做一種人，都做得十分像樣。好比全能的優伶：起青衣像個青衣，起老生像個老生，起大面又像個大面……都是"認真"的原故。
現在弘一法師在福建泉州圓寂了。噩耗傳到貴州遵義的時候，我正在束裝，將遷居重慶。我發願到重慶後替法師畫像一百幀，分送各地信善，刻石供養。現在畫像已經如願了。
我和李先生在世間的師弟塵緣已經結束，然而他的遺訓--認真--永遠銘刻在我心頭。
作於四川五通橋客寓
悼夏丐尊先生
我從重慶郊外遷居城中，候船返滬。剛才遷到，接得夏丐尊老師逝世的消息。記得三年前，我從遵義遷重慶，臨行時接得弘一法師往生的電報。我所敬愛的兩位教師的最後消息，都在我行旅倥傯的時候傳到。這偶然的事，在我覺得很是蹊蹺。因為這兩位老師同樣的可敬可愛，昔年曾經給我同樣寶貴的教誨；如今噩耗傳來，也好比給我同樣的最後訓示。
這使我感到分外的哀悼與警惕。
我早已確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確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樣。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違教，快要再見，而終於不得再見！真是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猶憶二十六年秋，蘆溝橋事變之際，我從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車，到梧州路去看夏先生。先生滿面憂愁，說一句話，嘆一口氣。我因為要乘當天的夜車返杭，匆匆告別。我說："夏先生再見。"夏先生好像罵我一般憤然地答道："不曉得能不能再見！"同時又用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門口目送我。
我回頭對他發笑。因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總是笑他多憂。
豈知這一次正是我們的最後一面，果然這一別"不能再見了"！
後來我扶老攜幼，倉皇出奔，輾轉長沙、桂林、宜山、遵義、重慶各地。夏先生始終住在上海。初年還常通信。自從夏先生被敵人捉去監禁了一回之後，我就不敢寫信給他，免得使他受累。勝利一到，我寫了一封長信給他。見他回信的筆跡依舊遒勁挺秀，我很高興。字是精神的象徵，足證夏先生精神依舊。當時以為馬上可以再見了，豈知交通與生活日益困難，使我不能早歸；終於在勝利後八個半月的今日，在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說是"抱恨終天"的事！
夏先生之死，使"文壇少了一位老將"，"青年失了一位導師"，這些話一定有許多人說，用不著我再講。我現在只就我們的師弟情緣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與李叔國先生（弘一法師），具有同樣的才調，同樣的胸懷。不過表面上一位做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
猶憶三十餘年前，我當學生的時候，李先生教我們圖畫、音樂，夏先生教我們國文。我覺得這三種學科同樣的嚴肅而有興趣。就為了他們二人同樣的深解文藝的真諦，故能引人入勝。夏先生常說："李先生教圖畫、音樂，學生對圖畫、音樂，看得比國文、數學等更重。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為他教圖畫、音樂，而他所懂得的不僅是圖畫、音樂；他的詩文比國文先生的更好，他的書法比習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生的更好……這好比一尊佛像，有靈光，故能令人敬仰。"這話也可說是"夫子自道"。夏先生初任舍監，後來教國文。但他也是博學多能，只除不弄音樂以外，其他詩文、繪畫（鑑賞）、金石、書法、理學、佛典，以至外國文、科學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遊，因此能得學生的心悅誠服。
他當舍監的時候，學生們私下給他起個諢名，叫夏木瓜。
但這並非惡意，卻是好心。因為他對學生如對子女，率直開導，不用敷衍、欺矇、壓迫等手段。學生們最初覺得忠言逆耳，看見他的頭大而圓，就給他起這個諢名。但後來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愛我們，這綽號就變成了愛稱而沿用下去。凡學生有所請願，大家都說："同夏木瓜講，這才成功。"他聽到請願，也許暗嗚叱吒地罵你一頓；但如果你的請願合乎情理，他就當作自己的請願，而替你設法了。
他教國文的時候，正是"五四"將近。我們做慣了"太王留別父老書"、"黃花主人致無腸公子書"之類的文題之後，他突然叫我們做一篇"自述"。而且說："不准講空話，要老實寫。"有一位同學，寫他父親客死他鄉，他"星夜匍伏奔喪"。夏先生苦笑著問他："你那天晚上真個是在地上爬去的？"
引得大家發笑，那位同學臉孔緋紅。又有一位同學發牢騷，贊隱遁，說要"樂琴書以消憂，撫孤鬆而盤桓"。夏先生厲聲問他："你為什麼來考師範學校？"弄得那人無言可對。這樣的教法，最初被頑固守舊的青年所反對。他們以為文章不用古典，不發牢騷，就不高雅。竟有人說："他自己不會做古文（其實做得很好），所以不許學生做。"但這樣的人，畢竟是少數。多數學生，對夏先生這種從來未有的、大膽的革命主張，覺得驚奇與折服，好似長夢猛醒，恍悟今是昨非。這正是五四運動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師，以身作則，不多講話，使學生衷心感動，自然誠服。譬如上課，他一定先到教室，黑板上應寫的，都先寫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時候推開來）。然後端坐在講台上等學生到齊。譬如學生還琴時彈錯了，他舉目對你一看，但說："下次再還。"有時他沒有說，學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請求下次再還了。他話很少，說時總是和顏悅色的。但學生非常怕他，敬愛他。夏先生則不然，毫無矜持，有話直說。
學生便嘻皮笑臉，同他親近。偶然走過校庭，看見年紀小的學生弄狗，他也要管："為啥同狗為難！"放假日子，學生出門，夏先生看見了便喊："早些回來，勿可吃酒啊！"學生笑著連說："不吃，不吃！"趕快走路。走得遠了，夏先生還要大喊："銅鈿少用些！"學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實在感激他，敬愛他。
夏先生與李先生對學生的態度，完全不同。而學生對他們的敬愛，則完全相同。這兩位導師，如同父母一樣。李先生的是"爸爸的教育"，夏先生的是"媽媽的教育"。夏先生後來翻譯的"愛的教育"，風行國內，深入人心，甚至被取作國文教材。這不是偶然的事。
我師範畢業後，就赴日本。從日本回來就同夏先生共事，當教師，當編輯。我遭母喪後辭職閒居，直至逃難。但其間與書店關係仍多，常到上海與夏先生相晤。故自我離開夏先生的絳帳，直到抗戰前數日的訣別，二十年間，常與夏先生接近，不斷地受他的教誨。其時李先生已經做了和尚，芒鞋破缽，雲遊四方，和夏先生彷彿是兩個世界的人。但在我覺得仍是以前的兩位導師，不過所導的範圍由學校擴大為人世罷了。
李先生不是"走投無路，遁入空門"的，是為了人生根本問題而做和尚的。他是真正做和尚，他是痛感於眾生疾苦而"行大丈夫事"的。夏先生雖然沒有做和尚，但也是完全理解李先生的胸懷的；他是讚善李先生的行大丈夫事的。只因種種塵緣的牽阻，使夏先生沒有勇氣行大丈夫事。夏先生一生的憂愁苦悶，由此發生。
凡熟識夏先生的人，沒有一個不曉得夏先生是個多憂善愁的人。他看見世間的一切不快、不安、不真、不善、不美的狀態，都要皺眉、嘆氣。他不但憂自家，又憂友、憂校、憂店、憂國、憂世。朋友中有人生病了，夏先生就皺著眉頭替他擔憂；有人失業了，夏先生又皺著眉頭替他著急；有人吵架了，有人吃醉了，甚至朋友的太太要生產了，小孩子跌跤了……夏先生都要皺著眉頭替他們憂愁。學校的問題，公司的問題，別人都當作例行公事處理的，夏先生卻當作自家的問題，真心地擔憂。國家的事，世界的事，別人當作歷史小說看的，在夏先生都是切身問題，真心地憂愁、皺眉、嘆氣。
故我和他共事的時候，對夏先生凡事都要講得樂觀些，有時竟瞞過他，免得使他增憂。他和李先生一樣的痛感眾生的疾苦。但他不能和李先生一樣行大丈夫事；他只能憂傷終老。在"人世"這個大學校裡，這二位導師所施的仍是"爸爸的教育"與"媽媽的教育"。
朋友的太太生產，小孩子跌跤等事，都要夏先生擔憂。那麼，八年來水深火熱的上海生活，不知為夏先生增添了幾十萬斛的憂愁！憂能傷人，夏先生之死，是供給憂愁材料的社會所致使，日本侵略者所促成的！
以往我每逢寫一篇文章，寫完之後總要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因為我的寫文，是在夏先生的指導鼓勵之下學起來的。今天寫完了這篇文章，我又本能地想："不知這篇東西夏先生看了怎麼說。"兩行熱淚，一齊沉重地落在這原稿紙上。湖畔夜飲
前天晚上，四位來西湖游春的朋友，在我的湖畔小屋裡飲酒。酒闌人散，皓月當空，湖水如鏡，花影滿堤。我送客出門，捨不得這湖上的春月，也向湖畔散步去了。柳蔭下一條石凳，空著等我去坐。我就坐了，想起小時在學校裡唱的春月歌："春夜有明月，都作歡喜相。每當燈火中，團團青輝上。人月交相慶，花月並生光。有酒不得飲，舉杯獻高堂。"
覺得這歌詞，溫柔敦厚，可愛得很！又念現在的小學生，唱的歌粗淺俚鄙，沒有福份唱這樣的好歌，可惜得很！回味那歌的最後兩句，覺得我高堂俱亡，雖有美酒，無處可獻，又感傷得很！三個"得很"，逼得我立起身來，緩步回家。不然，恐怕把老淚掉在湖堤上，要被月魄花靈所笑了。
回進家門，家中人說，我送客出門之後，有一上海客人來訪，其人名叫ＣＴ①，住在葛嶺飯店。家中人告訴他，我在湖畔看月，他就向湖畔去拜我了。這是半小時以前的事，此刻時鐘已指十時半。我想，ＣＴ找我不到，一定已經回旅館去歇息了。當夜我就不去找他，自管睡覺了。第二天早晨，我到葛嶺飯店去找他，他已經出門，茶役正在打掃他的房間。我留了一張名片，請他正午或晚上來我家共飲。正午，他沒有來。晚上，他又沒有來。料想他這上海人難得到杭州來，一見西湖，就整日尋花問柳，不回旅館，沒有看見我留在旅館裡的名片，我就獨酌，照例飲盡一斤。
①ＣＴ即西諦，鄭振鐸筆名。
黃昏八點鐘，我正在酩酊之餘，ＣＴ來了。闊別十年，多經浩劫，他反而胖了，反而年輕了。他說我也還是老樣子，不過頭髮白些。 "十年離亂後，長大一相逢。問姓驚初見，稱名憶舊容。"這詩句雖好，我們可以不唱，略略幾句寒暄之後，我問他吃夜飯沒有。他說，他是在湖濱吃了夜飯--也飲一斤酒--不回旅館，一直來看我的。我留在他旅館裡的名片，他根本沒有看到。我肚裡的一斤酒，在這位青年時代共我在上海豪飲的老朋友面前，立刻消解得乾乾淨淨，清清醒醒，我說："我們再喝酒！"他說："好，不要甚麼菜蔬。"窗外有些微雨，月色朦朧，西湖不像昨夜的開顏發艷，卻另有一種輕顰淺笑，溫潤靜穆的姿態。昨夜宜於到湖邊步月，今夜宜於在燈前和老友共飲。 "夜雨翦春韭"，多麼動人的詩句！可惜我沒有家園，不曾種韭。即使我有園種韭，這晚上我也不想去翦來和ＣＴ下酒。因為實際的韭菜，遠不及詩中的韭菜的好吃。照詩句實行，是多麼愚笨的事啊！
女僕端了一壺酒和四隻盆子出來，醬雞、醬肉、皮蛋和花生米，放在收音機旁的方桌上。我和ＣＴ就對坐飲酒。收音機上面的牆上，正好貼著一首我手寫的數學家蘇步青的詩：
"草草杯盤共一歡，莫因柴米話辛酸。春風已綠門前草，且耐餘寒放眼看。"有了這詩，酒味特別的好。我覺得世間最好的酒肴，莫如詩句。而數學家的詩句，滋味尤為純正。因為我又覺得，別的事都可有專家，而詩不可有專家。因為做詩就是做人。人做得好的，詩也做得好。倘說做詩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詩，就好比說做人有專家，非專家不能做人，豈不可笑？因此，"專家"的詩，我不愛讀。因為他們往往愛用古典，踏襲傳統，咬文嚼字，賣弄玄虛；扭扭捏捏，裝腔做勢；甚至神經過敏，出神見鬼。而非專家的詩，倒是直直落落，明明白白，天真自然，純正樸茂，可愛得很。樽前有了蘇步青的詩，桌上的醬雞、醬肉、皮蛋和花生米，味同嚼蠟，唾棄不足惜了！
我和ＣＴ共飲，另外還有一種美味的酒肴，就是話舊。闊別十年，身經浩劫。他淪陷在孤島上，我奔走於萬山中。可驚可喜、可歌可泣的話，越談越多。談到酒酣耳熱的時候，話聲都變了呼號叫嘯，把睡在隔壁房間裡的人都驚醒。談到二十餘年前他在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當編輯，我在江灣立達學園教課時的事，他要看看我的子女阿寶、軟軟和瞻瞻--《子愷漫畫》裡的三個主角，幼時他都見過的。瞻瞻現在叫做豐華瞻，正在北平北大研究院，我叫不到；阿寶和軟軟現在叫做豐陳寶和豐甯馨，已經大學畢業而在中學教課了，此刻正在廂房里和她們的弟妹們練習平劇，我就喊她們來"參見"。
ＣＴ用手在桌子旁邊的地上比比，說："我在江灣看見你們時，只有這麼高。"她們笑了，我們也笑了。這種笑的滋味，半甜半苦，半喜半悲。所謂"人生的滋味"，在這裡可以嚐到。 ＣＴ叫阿寶"大小姐"，叫軟軟"三小姐"。我說："《花生米不滿足》、《瞻瞻新官人，軟軟新娘子，寶姊姊做媒人》、《阿寶兩隻腳，凳子四隻腳》等畫，都是你從我的牆壁揭去，鑄了鋅版在《文學週報》上發表的。你這個老前輩對她們小孩子又有什麼客氣？依舊叫阿寶軟軟好了。"大家都笑。人生的滋味，在這裡又濃烈地嚐到了。但無話可說，我們默默地干了兩杯。我見ＣＴ的豪飲，不減二十餘年前。我回憶起了二十餘年前的一件舊事。有一天，我在日昇樓走，遇見ＣＴ。
他拉住我的手說："子愷，我們吃西菜去。"我說："好的。"他就同我向西走，走到新世界對面的晉隆西菜館的樓上，點了兩客公司菜，外加一瓶白蘭地。吃完之後，僕歐送帳單來。 ＣＴ對我說："你身上有錢么？"我說"有"！摸出一張五元鈔票來，把帳付了。於是一同下樓，各自回家--他回到閘北，我回到江灣。過了一天，ＣＴ到江灣來看我，摸出一張拾元鈔票來，說："前天要你付帳，今天我還你。"我驚奇而又發笑，說：
"帳回過算了，何必還我？更何必加倍還我呢？"我定要把拾元鈔票塞進他的西裝袋裡去，他定要拒絕。坐在旁邊的立達同事劉薰宇，就過來搶了這張鈔票去，說："不要客氣，拿到新江灣小店去吃酒吧！"大家贊成。於是號召了七八個人，夏丐尊先生、匡互生、方光燾都在內，到新江灣的小酒店裡去吃酒去。吃完這張拾元鈔票時，大家都已爛醉了，此情此景，憬然在目。如今夏先生和匡互生均已經作古，劉薰宇遠在貴陽，方光燾不知又在何處。只有ＣＴ仍舊在這里和我共飲。這豈非人世難得之事！我們又浮兩大白。
夜闌飲散，春雨綿綿，我留ＣＴ宿在我家，他一定要回旅館。我給他一把雨傘，看他的高大身子在湖畔柳蔭下的細雨中漸漸地消失了。我想："他明天不要拿兩把傘來還我！"
１９４８年３月２８日夜於湖畔小屋
李叔同先生的文藝觀--先器識而後文藝
李叔同先生，即後來在杭州虎跑寺出家為僧的弘一法師，是中國近代文藝的先驅者。早在五十年前，他首先留學日本，把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介紹到中國來。中國的有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是從李先生開始的。他富有文藝才能，除上述三種藝術外，又精書法，工金石（現在西湖西泠印社石壁裡有"叔同印藏"），長於文章詩詞。文藝的園地，差不多被他走遍了。一般人因為他後來做和尚，不大注意他的文藝。今年是李先生逝世十五週年紀念，又是中國話劇五十週年紀念，我追慕他的文藝觀，略談如下：
李先生出家之後，別的文藝都屏除，只有對書法和金石不能忘情。他常常用精妙的筆法來寫經文佛號，蓋上精妙的圖章。有少數圖章是自己刻的，有許多圖章是他所贊善的金石家許霏（晦廬）刻的。他在致晦廬的信中說：
人剃染已來二十餘年，於文藝不復措意。世典亦云："士先器識而後文藝"，況乎出家離俗之侶；朽人昔嘗誡人云：
"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即此義也。承刊三印，古穆可喜，至用感謝……（見林子青編《弘一大師年譜》第２０５頁）
這正是李先生文藝觀的自述，"先器識而後文藝"，"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正是李先生的文藝觀。
四十年前我是李先生在杭州師範任教時的學生，曾經在五年間受他的文藝教育，現在我要回憶往昔。李先生雖然是一個演話劇，畫油畫、彈鋼琴、作文、吟詩、填詞、寫字、刻圖章的人，但在杭州師範的宿舍（即今貢院杭州一中）裡的案頭，常常放著一冊《人譜》（明劉宗周著，書中列舉古來許多賢人的嘉言懿行，凡數百條），這書的封面上，李先生親手寫著"身體力行"四個字，每個字旁加一個紅圈，我每次到他房間裡去，總看見案頭的一角放著這冊書。當時我年幼無知，心裡覺得奇怪，李先生專精西洋藝術，為什麼看這些陳貓古老鼠，而且把它放在座右，後來李先生當了我們的級任教師，有一次叫我們幾個人到他房間裡去談話，他翻開這冊《人譜》來指出一節給我們看。
期許其貴顯，裴行儉見之，曰：士之致遠者，當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章，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見《人譜》卷五，這一節是節錄《唐書·裴行儉傳》的）
他紅著臉，吃著口（李先生是不善講話的），把"先器識而後文藝"的意義講解給我們聽，並且說明這裡的"顯貴"和"享爵祿"不可呆板地解釋為做官，應該解釋道德高尚，人格偉大的意思。 "先器識而後文藝"，譯為現代話，大約是"首重人格修養，次重文藝學習"，更具體地說："要做一個好文藝家，必先做一個好人。"可見李先生平日致力於演劇、繪畫、音樂、文學等文藝修養，同時更致力於"器識"修養。他認為一個文藝家倘沒有"器識"，無論技術何等精通熟練，亦不足道，所以他常誡人"應使文藝以人傳，不可人以文藝傳"。
我那時正熱中於油畫和鋼琴技術，這一天聽了他這番話，心裡好比新開了一個明窗，真是勝讀十年書。從此我對李先生更加崇敬了。後來李先生在出家前夕把這冊《人譜》連同別的書送給我。我一直把它保藏在緣緣堂中，直到抗戰時被炮火所毀。我避難入川，偶在成都舊攤上看到一部《人譜》，我就買了，直到現在還保存在我的書架上，不過上面沒有加紅圈的"身體力行"四個字了。
李先生因為有這樣的文藝觀，所以他富有愛國心，一向關心祖國。孫中山先生辛亥革命成功的時候，李先生（那時已在杭州師範任教）填一曲慷慨激昂的《滿江紅》，以誌慶喜：
仇多少！雙手裂開鼷鼠膽，寸金鑄出民權腦。算此生不負是男兒，頭顱好。荊軻墓，咸陽道。聶政死，屍骸暴。盡大江東去，餘情還繞。魂魄化成精衛鳥，血花濺作紅心草。看從今一擔好河山，英雄造。 （見《弘一大師年譜》第三十九頁）
李先生這樣熱烈地慶喜河山的光復，後來怎麼捨得拋棄這"一擔好河山"而遁入空門呢？我想，這也彷彿是屈原為了楚王無道而憂國自沉吧！假定李先生在"靈山勝會"上和屈原相見，我想一定拈花相視而笑。
李叔同先生的愛國精神
三月七日的《文匯報》上載著黃炎培先生的一篇文章《我也來談談李叔同先生》。我讀了之後，也想"也來談談"。
今年正是弘一法師（即李叔同先生）逝世十五週年，我就寫這篇小文來表示紀念吧。
黃炎培先生這篇文章裡指出李叔同先生青年時代的愛國思想，並且附刊李叔同先生親筆的自撰的《祖國歌》的圖譜。
我把這歌唱了一遍，似覺年光倒流，心情回復了少年時代。我是李先生任教杭州師範時的學生，但在沒有進杭州師範的時候，早已在小學裡唱過這《祖國歌》。我的少年時代，正是中國外患日逼的時期。如黃先生文中所說：１８９４年甲午之戰敗於日本，１８９５年割地賠款與日本講和，１８９７年德佔膠州灣，１８９８年英佔威海衛，１８９９年法佔廣州灣，１９００年八國聯軍佔北京，１９０１年訂約賠款講和。 --我的少年時代正在這些國恥之後。那時民間曾經有"抵制美貨"、"抵制日貨"、"勸用國貨"等運動。我在小學裡唱到這《祖國歌》的時候，正是"勸用國貨"的時期。我唱到"上下數千年，一脈延，文明莫與肩；縱橫數万裡，膏腴地，獨享天然利"的時候，和同學們肩了旗子排隊到街上去宣傳"勸用國貨"時的情景，憬然在目。我們排隊遊行時唱著歌，李叔同先生的《祖國歌》正是其中之一。但當時我不知道這歌的作者是誰。
後來我小學畢業，考進了杭州師範，方才看見《祖國歌》的作者李叔同先生。愛國運動，勸用國貨宣傳，依舊盛行在杭州師範中。我們的教務長王更三先生是號召最力的人，常常對我們作慷慨激昂的訓話，勸大家愛用國貨，挽回利權。
我們的音樂圖畫教師李叔同先生是徹底實行的人，他脫下了洋裝，穿一身布衣：灰色雲章布（就是和尚們穿的布）袍子，黑布馬褂。然而因為他是美術家，衣服的形式很稱身，色彩很調和，所以雖然布衣草裳，還是風度翩然。後來我知道他連寬緊帶也不用，因為當時寬緊帶是外國貨。他出家後有一次我送他些僧裝用的粗布，因為看見他用麻繩束襪子，又買了些寬緊帶送他。他受了粗布，把寬緊帶退還我，說："這是外國貨。"我說："這是國貨，我們已經能夠自造。"他這才受了。他出家後，又有一次從溫州（或閩南）寫信給我，要我替他買些英國製的硃砂（ｖｅｒｍｉｌｉｏｎ），信上特別說明：此雖洋貨，但為宗教文化，不妨採用。因為當時英國水彩顏料在全世界為最佳，永不退色。他只是為了寫經文佛號，才不得不破例用外國貨。關於勸用國貨，王更三先生現身說法，到處宣講；李叔同先生則默默無言，身體力行。當時我們杭州師範裡的愛國空氣很濃重，正為了有這兩位先生的緣故。王更三先生現在健在上海，一定能夠回味當時的情況。
李叔同先生三十九歲上--這正是歐洲大戰發生，日本提出二十一條，袁世凱稱帝，粵桂戰爭，湘鄂戰爭，奉直戰爭，國內烏煙瘴氣的期間--辭去教職，遁入空門，就變成了弘一法師。弘一法師剃度前夕，送我一個親筆的自撰的詩詞手捲，其中有一首《金縷曲》，題目是《將之日本，留別祖國，並呈同學諸子》。全文如下：
河山誰收拾？零落西風依舊。便惹得離人消瘦。行矣臨流重太息，說相思刻骨雙紅豆。愁黯黯，濃於酒。
漾情不斷淞波溜。恨年年絮飄萍泊，遮難回首。二十文章驚海內，畢竟空談何有！聽匣底蒼龍狂吼。長夜西風眠不得，度群生那惜心肝剖！是祖國，忍孤負！
我還記得他展開這手捲來給我看的時候，特別指著這闋詞，笑著對我說："我作這闋詞的時候，正是你的年紀。"當時我年幼無知，漠然無動於衷。現在回想，這暗示著：被惡劣的環境所迫而遁入空門的李叔同先生的冷寂的心的底奧里，一點愛國熱忱的星火始終沒有熄滅！
在文藝方面說，李叔同先生是中國最早提倡話劇的人，最早研究油畫的人，最早研究西洋音樂的人。去年我國紀念日本的雪舟法師的時候，我常常想起：在文藝上，我國的弘一法師和日本的雪舟法師非常相似。雪舟法師留學中國，把中國的宋元水墨畫法輸入日本；弘一法師留學日本，把現代的話劇、油畫和鋼琴音樂輸入中國。弘一法師對中國文藝界的貢獻，實在不亞於雪舟法師對日本文藝界的貢獻！雪舟法師在日本有許多紀念建設。我希望中國也有弘一法師的紀念建設。弘一法師的作品、紀念物，現在分散在他的許多朋友的私人家裡，常常有人來信問我有沒有紀念館可以交送，杭州的堵申甫老先生便是其一。今年是弘一法師逝世十五週年紀念，又是他所首倡的話劇五十週年紀念。我希望在弘一法師住居最久而就地出家的杭州，有一個紀念館，可以永久保存關於他的文獻，可以永久紀念這位愛國藝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