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在思想國網站上設計了一個問答，“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是一個微乎其微的測試，但是我希望從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分析。
相關留言林林總總。比如，集中營是“用來關押革命黨人的”，“用來上政治課的”，“關押被視為死人的人的地方”，“集中關押人的思想，扼殺每個人的幻想”，“集中營不過是把人生按了一個快進鍵而已”，“用思想體系殺人”，“孕育仇恨與敵意”，“讓活人變成殭屍的場所”，等等。
當說，上述回答各有精彩。不過，如果大家細心一點，就會發現多數回答都不約而同地“站到了施虐者的一邊”。我是說，答問者沒有從被囚者的角度來思考“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而這一缺失，正是本文之關鍵所在。
或許有朋友會辯解說，“我們並沒有被關在集中營裡。”顯然，這一解釋並不成其為理由。畢竟，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們也沒有參與集中營的建設。
從傳播學的角度來說，如果我們將施虐者比作信息發送者，將集中營比作媒介，將囚徒比作信息接收者，那麼，只考慮施虐者“拿集中營做什麼”無疑是不全面的。就像我們被問及“報紙是用來幹什麼的”時，有人會站在發行商的角度說“報紙是來賣廣告的”，也有人會站在讀者的角度說“報紙是用來獲取信息的”。正因為此，我強調在回答“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時，不能忽略被囚禁者的立場。
當然，有人會說，買報紙的人是主動的，進集中營的人卻是被動的。這種反駁無疑是有力的。然而，誰又能說我們不是在有限的選擇中最後被動地買了報紙呢？從某種意義上說，人生便是一種逆境，誰不是被扔到這個世界中來的？所謂“積極生活”，亦不過是超越了被動與困境，在別無選擇中積極選擇罷了。如果我們只是將集中營當作人生的一種境遇或人的條件，我們便更應該考慮在此環境中囚徒要做些什麼，而不是環境在做些什麼。
進一步說，面對“集中營是用來幹什麼的”這一問題時，如果我們局限於復述集中營的某種罪惡，以為這是它的全部，而忽略了囚徒的生活（信息反饋），那麼這種回答就是一種消極回答，至少它是不全面的回答。而這種被人們不經意間忽略了的“信息反饋”，我認為是最重要的，我把它理解為“在逆境中（積極）生活或抵抗”。
眾所周知，沒有反饋的傳播是不完整的，反饋使信息接收者變成了信息發送者，使受動者變成施動者。當這種反饋是積極的時候，我們可以將此解釋為人在接到源於逆境的改造信息後，開始以自己為信息源，試圖改造逆境。換句話說，在集中營裡，囚徒變成了信息發送者，納粹軍警變成了信息接受者，此時，集中營變成了一種為囚徒所用的媒介。對於囚徒來說，從解碼到反饋（編碼），他至少有兩次積極生活的機會。
如前所述，從自由或人生的角度來說，無論生活在怎樣一個國家或時代，人的一生都像是在“集中營”裡度過，集中營是人的境遇或條件。法國人說，“生命是一次沒有人能夠活著逃出去的冒險”，似乎也給我們的生活罩上了某種末日情緒——逃出去了也是死。然而，當我們試著樂觀地看待這一切，不難發現許多人仍然活著逃了出來。否則，為什麼每當我徜徉在巴黎的奧塞博物館裡，總能在《吃土豆的人們》裡面聞到文森特?凡?高先生的鼻息呢？當然，如你所知，這裡逃出來的不是肉體的凡?高，而是凡?高的積極生活。積極生活是凡?高生命的一部分，正如我關於這個世界的思考與寫作也是我生命的一部分一樣。
盧梭雲，“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我的朋友黃明雨先生最近在給我的信裡更進一步，“人心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肉體的枷鎖之中。”在我看來，人生不過是一次漫長的大逃獄。我之所以說它是一次大逃獄，是因為它實際上包含著無數小逃獄。關於這一點，或許我們更應該將敬意投向朋霍費爾先生那樣的人物，只有他在獄裡獄外，都能自由生活。朋霍費爾雖是個教徒，但他關心地上比關心天上多。他積極參與各種社會生活，冒險犯難，將宗教生活還原到人的內心。在納粹橫行時，朋霍費爾從美國回到了柏林，甚至參與了謀殺希特勒的行動。朋霍費爾是在盟軍解放的前幾天被絞死的。臨死前，同室的囚徒去向他道別，他說：“這個終點對我來說，是生命的開端。”殉道者的一生，一天一天，勇敢而平靜。
或許同樣是出於渴望自由的天性，我時常在平凡而蕪雜的生活中，留心蒐集一些關於集中營或監獄生活的影片。儘管獄卒或軍警的惡行令人觸目驚心，時常撞傷我的眼簾，然而我真正關心的，是一個囚犯如何積極生活或抵抗。所以，在所有同題材影片中，更讓我心動與感恩。在我心中，這部電影甚至會讓《勇敢的心》變得黯淡無光。
由梅爾?吉普森執導並出任主角的《勇敢的心》取材於歷史，描述的是蘇格蘭民族英雄華萊士反抗英格蘭的殖民統治的英勇事蹟。影片結尾，讓人無限傷感，英勇的華萊士高喊“Freedom”被殺了頭；敘述的則是一個入了冤獄的銀行家如何前後花了十九年的時間挖地道出逃的故事。從某種意義上說，場面宏大的《勇敢的心》敘述的是集體解放，明修棧道，終於功敗垂成；而敘述的卻是個體自救，暗渡陳倉，善惡有報。
談到個體自救，有人可能立刻會想到索爾仁尼琴的有關批評，“魚群從不會為反對捕魚業而集體鬥爭，它們只是想怎樣從網眼裡鑽出去。”當然，我並不低估散兵游勇的魚各自穿越網眼的價值。顯而易見的是，索爾仁尼琴的批評並不適合銀行家安迪——他出逃後不但沒有一走了之，而且撕破了整張漁網。
人類充滿艱辛勞苦，不時在希望中走向悲愴。從集中營到古拉格群島，不難發現，一個國家的群體解放若不是建立於個體自救與精神獨立的基礎之上，難免會將這場解放異化為在不同監獄之間轉移人民的遊戲。就像喬治?奧威爾筆下的一樣，儘管拿破崙豬趕走了人，解放了曼納莊園的動物，宣布了所有動物一律平等，但是用不了多久，有權有勢的拿破崙豬便會學人一樣直立行走、高談闊論，把曼納莊園變成一座“美麗新監獄”。事實上，從納粹覆滅到蘇軍進駐，東柏林人便是經歷了這樣一場“獄間轉移”。
“你們自由了，這是西德領土。”1989年11月9日，柏林牆倒塌。當許多西方政治家與特工沾沾自喜，吹噓自己的貢獻時，柏林人卻置之一笑——對於他們來說，柏林牆見證的不是冷戰等宏大的字眼，而是數以萬計小人物穿越網眼的故事。從主觀上說，他們各救自身，但在客觀上卻起到了集體衝破漁網的效果。柏林牆之所以倒掉，是因為即使是那些實施“庸常的邪惡”的衛兵，都要跳到西邊去。如有論者指出，正是無數小人物以自己的生命和覺悟，書寫了人類歷史上最偉大的傳說，而這個傳說的名字就叫“自由”。只有此時，你才能明白，人們對自由的追逐，不僅解放了被囚禁者，也解放了綁架者。對自由的追逐因此不是一場胜負歸零、你死我活的遊戲，而是尋求共同解放的偉大征程。在上帝死去之後，人因為對自由的求取與不懈的自救使自己成為神明。
德國影片《隧道》很好地還原了歷史。當無數家庭和戀人被柏林牆阻隔在自由與不自由的兩個世界裡時，哈里、弗里希、弗雷特、貝克等人為了把滯留在東德的親人帶到西柏林，在柏林牆下挖掘了一條長145米的地道。正是這種群起的、不約而同的自救，讓“有史以來的第一堵不是防範外敵，而是防範自己人民的牆”（肯尼迪語）變得千瘡百孔，弱不禁風。
“今天，我們都是柏林人”，肯尼迪的聲音猶在耳邊。同樣是今天，在柏林牆倒塌了十五年之後，當我再次路過柏林牆舊址，那片陰鬱的歷史早已煙消雲散，我所見到的只有舒適閒散的日常生活。當年崗哨森嚴、禁止偷渡的護牆運河上面，漂泊著幾艘鏽跡斑斑的遊船，而運河兩岸，早已長滿了綠草鮮花。
有位叫楊篤生的青年，在聽說廣州起義失敗後給馬君武寫了封絕命信，然後跳江而死，胡適的朋友任叔永的弟弟也因為生活艱難投井。兩位青年的自殺，讓胡適感慨不已，“此二君者，皆有誌之士，足以有為也，以悲憤不能自釋，遂以一死以解，其志可哀，其愚可憫也。餘年來以為今日之急務為一種樂觀之哲學，以希望為主腦，以為但有一息之尚存，則終有一毫希望在，若一瞑不視，則真無望矣。”胡適一生是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他寫的蘭花草一詩，標題即為“希望”。
人，應該在希望中棲居。但是，為什麼我們總是習慣站到施惡者一邊去想集中營能做些什麼呢？相反，我認為人應該思考的是自己要做什麼，而不是逆境要做什麼。或許，這才是給予觀眾的最大收穫。 “有一種鳥是關不住的，因為它的每一片羽毛都閃著自由的光輝。”一個熱愛自由與幸福的人，一個把自己的一生當作遠大前程的人，應該始終如一地保有一種“關不住”的精神，為那自由的春色，在人生的逆境之中，勇敢地紅杏出牆，關心自我實現，追逐自己的命運。勇敢的人，應當對罪惡視而不見。
在索爾仁尼琴筆下，有一種出牆者是“堅定的逃跑者”。
“堅定不移的逃跑者！”索爾仁尼琴寫道，“這是指那些堅信人不能住在籠子裡的人，而且對這個信念一分鐘也未曾動搖過的人。這種人，不管讓他去當個有吃有喝的監獄雜役，把他放在會計科或文教科，還是安排在麵包房乾活，他都始終想著逃跑。這是那些從被關起來那天起就日夜思念逃跑、夢寐以求逃跑的人。這是鐵了心決不妥協的人，而且是使自己的一切行動都服從於逃跑計劃的人。這樣的人在集中營裡沒有一天是隨隨便便度過的，不管哪一天，他要么是在準備逃跑，要么正在逃跑，或者就是被抓住了，被打得半死躺在勞改營監獄裡。”
真正的逃跑者永遠在路上，而且永不絕望。
論及永不絕望，我們就不得不提到心理學家馬丁?塞里格曼（Martin Seligman）的一個實驗（1975）。
在這個著名的實驗中，塞里格曼先生把狗分為兩組，一組為實驗組，一組為參照組。
第一程序：實驗者把實驗組的狗放進一個籠子裡，在這個籠子，狗將無處可逃。籠子裡面還有電擊裝置，給狗施加電擊，電擊的強度能夠引起狗的痛苦，但不會傷害狗的身體。實驗者發現，狗在一開始被電擊時，拼命掙扎，想逃出籠子，但經過再三的努力，仍然發覺無能為力，便基本上放棄掙扎了。
第二程序：實驗員把這隻狗放進另一個籠子，該籠子由兩部分構成，中間用隔板隔開，隔板的高度是狗可以輕易跳過去的。隔板的一邊有電擊，另一邊沒有電擊。當把經過前面實驗的狗放進這個籠子時，實驗者發現除了短暫時間的驚恐外，實驗狗一直臥在地上，接受電擊的痛苦，在這個原本容易逃脫的環境中，實驗狗連試一下的願望都沒有了。
然而，有趣的是，當實驗員將對照組中的狗，即那些沒有經過第一個程序實驗的狗直接放進後一個籠子裡，卻發現它們都能逃脫電擊之苦，輕而易舉地從有電擊的一側跳到沒有電擊的另一側。
塞里格曼將這種絕望稱為“習得性無助”。由此可知，我們日常生活中所遇到的絕望，不過是一種積習，它更多是來自過去，而不是明天，甚至也不是現在；它只緣於我們疲憊的內心，而非完全是因為環境。所以，樂觀的人會說，“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絕望的人”；郝思嘉會說，“畢竟，明天是一個嶄新的日子。”
盤旋在肖申克監獄上空的費加羅舞曲，猶如沾在飛鳥羽毛上的光輝，它之所以讓我們感動不已，是因為那一刻我們相信，即使是身處獄中，囚徒仍可以積極生活，就像《美麗人生》裡給孩子做遊戲的意大利父親基多一樣。自由，何等驚心動魄！而希望，對於一個人的生活來說又是何等重要，它讓囚徒可以隨時隨地抵抗阿倫特筆下的“庸常的邪惡”，讓他們不被絕望體制化，不像實驗狗一樣趴在地上，在遭受數次挫折之後，從此懶得動彈，任憑無休無止的電擊。對於安迪來說，肖申克監獄注定只是他生命中的過客，只有自己才是生活的主人。即使像基多那樣不幸身死，我們又有什麼可悲嘆的呢？他積極生活，是集中營裡真正的主人。
唯有自由思想，才能使我們不必依仗權勢。
如馬斯洛在《洞察未來》中寫道，就算是面對死亡，每個人仍然擁有自由意志，“精神病學家布蘭特?貝特海姆和維克多?弗蘭克爾的回憶錄都證實，即使是在納粹集中營裡，一個人仍然可以很好地做自己的事情，或者過得非常糟糕。一個人仍然可以保持自己的尊嚴或者完全相反。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個人仍然可以有發揮最大能力或根本不能發揮能力兩種狀態。即使處在死亡的邊緣，一個人仍然可以成為積極主動的人，或者是軟弱無助、牢騷滿腹的小卒。”馬斯洛將幸福區別於淺薄的享樂主義。在他看來，痛苦同樣是快樂的源泉，因為在我們經受的痛苦裡面，同樣凝聚著我們全部的人格力量。由此出發，我們說，幸福不過是一個人完善自我、保持心性自由與精神獨立時的額外所得。
所以我想對那些正在努力或試圖改變自己或時代命運的人說，不要在意周遭對你做了什麼，關鍵是你自己在做什麼。你想的更多的應該是自己做什麼，而不是逆境對你做什麼。換句話說，當我們操心積極生活多於操心那不如意的環境，也許才更有意義呢！
好了，我現在來回答我前面提給大家的問題——“集中營是用來做什麼的？”不瞞諸位，我早先有個答案，“集中營是用來逃跑的”。當然，如果你願意，也可說“集中營是用來摧毀的”、“用來挖地道的”或像《美麗人生》一樣是“用來做遊戲的”。其實，這些答案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談到集中營有什麼用處時，要和那些渴望自由、積極生活的人站在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