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1993年進入中央電視台，到現在，已經整整過去十七個年頭。十七年，說短也長，把自己從一個二十五歲的青年變成了一個四十二歲的中年，這樣的十七年，說是生命中最寶貴的年華不為過；可十七年說長也短，到2010年，中央電視台建台五十一周年，我的十七年，僅僅佔了三分之一，對於CCTV這艘大船來說，我可以驕傲地說自己是主人，但更清醒地明白自己也就是個過客。主客之間，總有難言的情感縈繞，就從那一個上午說起吧！
2001年9月12日上午，大約十點半左右，一位中年女性很憤怒地推開我辦公室的房門，手指顫抖著指向我的臉，開門見山地質問我：不是說只要有大事就能看到你嗎？昨天為什麼沒有看到你？
這一瞬間來得突然，我沉默著站立，辦公室裡的其他同事也驚呆了，沒人回話，沉默進一步在空間裡瀰漫。這一瞬間顯得格外漫長。
這位大姐看樣並不打算久留，只為不吐不快，話音落地，又盯著我看了兩眼，氣鼓鼓地轉身走了。
那個時候，我們並不在台內辦公，而是在電視台西門對面科技情報所的樓里辦公，樓外沒有森嚴的警衛，樓內還有眾多其他的辦公單位，因此才會有大姐闖入我們辦公室的場景出現。
這位大姐我並不認識，奇怪的是，我之後也沒有再見過她。或許是被指責時的心虛讓我未能記住她的容貌，又或者她只是為譴責而來，平日里並不在這座樓里辦公；甚至，是我根本無法記住她的面容，因為她的話語已經讓我終身難忘。
這指責有道理，我無從還嘴；或者說，她指責的不是我，是我供職的中央電視台。
之所以有這個場面出現，是因為頭一天晚上發生了舉世震驚的“9·11”事件，而在這個事件的傳播中，CCTV除去小小的一條新聞，幾乎失語。與此同時，包括鳳凰在內的媒體卻全程直播，讓CCTV陷入尷尬的境地。
這該是怎樣一種沉默與失語呢？
“9·11”事件發生幾分鐘之後，我在家中，便接到同學從福建打來的電話，他或許是從台灣媒體中獲取的信息，他告訴我：美國發生了大事，火速關注媒體。又問：你們會直播嗎？
我第一時間打開電視，全面搜索了一遍，當時還沒有任何一家媒體開始報導。
我馬上拿起電話，給兩位主任打了過去，一位是時間，時任《東方時空》總負責人，一位是陳虻，時任新聞評論部副主任。
電話很簡短，更像是請戰：美國出事了，看樣是真的，如果要直播，請火速通知我，我已準備好，隨時可以出發。
電話放下不久，電視上開始出現相關的直播報導，上海東方衛視、鳳凰衛視，我印像中還有內地的一家衛視。像大片一樣震動人心的新聞畫面，直白地展現在電視屏幕上，我為此變得更加著急，直覺告訴我：這是歷史性的大事件，按理說，我們不該缺席。
我的家，離電視台五到十分鐘的車程，只要定下直播，我會迅速到位。
然而，電話卻遲遲不響。新聞事件進一步發展，一分鐘的錯過，便意味著新聞快速地死亡，正步入歷史的陣營。這個道理很多人都懂，沉默電話的那一邊，該是另一通電話的此起彼伏，爭取、說服、焦慮、盼望……都是新聞人，都有著同樣的衝動和擔心，我相信時間與陳虻，我也相信中央電視台在面對大新聞時最本質的衝動。
電話依然不響，我打開電腦，網絡上已是眾聲鼎沸，讓人痛心的是：幾乎一邊倒的網上留言都在幸災樂禍。當時，還不知到底有多少生命逝去，也不知這些生命中，會有多少華人。可能是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的事情才剛剛過去幾年，因此，一種憤怒本就無從消解，“9·11”意外地到來，給了很多人一種解恨的感覺。然而，這是多麼可怕的一種情緒，在這種情緒之中，又蘊藏著怎樣的一種對生命的漠然。看著這些留言，我在想：如果一會兒直播，我該怎樣說，又該怎樣去追悼生命？
然而，我注定不會有這個機會，“9·11”事件的直播，將注定不會出現在CCTV的屏幕上，也因此，CCTV將長久背上一個自己根本背不起的重負。
我正在美國紐約進行報導，為了攝像機位，我不得不高難度地站在一個柱子上，因為在我的身後，是“9·11”廢墟的重建工地。 2001年事發時，我們未能同步直播，即使幾年後到了現場，這一課似乎也無法補上。
電話終於響了，這時，各個媒體的直播已經過去半個多小時，電話是時間打過來的，內容同樣很簡短：“洗洗睡吧，沒戲了，不讓直播。”
我聽得出時間的無奈與痛苦，我當然也聽得出CCTV人此前的爭取與請求，但是，一切都必須戛然而止。
作為一家媒體，即使是CCTV，也天然地對新聞大事件有一種直覺的渴望，它自己要放棄這個報導的可能性幾乎為零。後來成為中央電視台主管新聞的副台長羅明，當時正在美國，事情發生後，他迅速確定事實真偽，然後便火速與家里聯系，希望為有可能的報導提供支持。
然而，CCTV必須服從命令，而我更只是一個小小的卒子，請戰也顯得那麼微不足道。或許是有人擔心，我們直播會顯出我們在看美國人的笑話，因此“大氣”一些，不直播吧。但恰恰這一個“大氣”，小氣了許多，也錯過了一段真正的歷史。
當然，論及原因，還有另外多個版本的解釋：主管領導不在國內，聯繫不上，無法自己做主……但不管怎樣的版本，結局都是一致的，我們已經錯過了直播。
那一夜，我幾乎無眠，而我相信，那一夜，在CCTV內部，無眠的人，絕不只我一個。
八年後的2009年，我去做《岩松看美國》，在華盛頓，有一個新聞博物館，裡面的一個展板上，是2001年9月12日，也就是“9·11”發生後的第二天，世界主要國家最主要報紙的頭版。幾乎是同樣的選擇，不管哪一個國家的報紙，頭版都是昨天發生的“9·11”。而唯一的例外，是中國的大報紙，頭版頭條是別的內容，“9·11”只是一個小豆腐塊，藏在其他的文字之中。
這一個“例外”是如此的刺眼。看來，美國人並沒有領我們“大氣”的情，反而對這“例外”迷惑不解。
那是一個發生在美國的“9·11”事件，卻遺留了一些“傷口”在遙遠的中國。然而，也該感謝這“傷口”，讓人們開始集體思考媒體的職責與本分。
文章開頭提到的那位大姐對我的指責，是一種期望之後的失望，是一種超越了自身利益的良知與責任，我將終生銘記，雖然有時，僅僅有我一個人記住是不夠的。
時間到了2003年，剛一開始，人們就已經嗅出伊拉克戰爭的味道，雖然表面上談判與製裁在繼續，但幾乎誰都知道：戰爭在所難免。
也許是因為“9·11”之後，大家對CCTV的指責與不滿太多，又或者，這指責與不滿，讓各個層面的人都在思考併校正著自己的思路，總之，這次伊拉克戰爭的直播很早就已經開始準備。春節剛過，主管新聞的副台長羅明當面向我發出指令：從現在開始，你的活動半徑，就要在以CCTV為中心的十五分鐘車程之內，以便隨時開始伊拉克戰爭的直播。
說這話的時候很輕鬆，然而輕鬆話語背後的決心卻很明確。進入CCTV這麼多年，我從未接到過如此有趣又有味道的指令，不過，我卻非常高興地開始執行。
3月20日上午，伊拉克戰爭拉開大幕，中央電視台迅速開始直播，之後，我便進入了長達二十多天的直播戰爭歷程。當時，還沒有新聞頻道，直播是在寸土寸金的一套裡進行，而這，可是CCTV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直播一場不可預測過程與結局的戰爭，一個同步發生在國外的事件，一個全世界媒體參與其中的傳媒事件。
直播到第三天，接受《南方周末》記者的採訪時，我表達了自己的感受：我們正在直播一場悲劇，這場戰爭很可能既不像人們想像的那麼長，也不會幾天就結束。對於電視直播來說，我們最大的挑戰是：我們必須冷靜地判斷，哪一個信息是真哪一個是假，因為這是場真實的並且有電視介入的戰爭，因此，雙方利用媒體迷惑對方，這便給媒體帶來巨大的挑戰。
但是，真正的挑戰並不在我這兒，我只要堅守和冷靜判斷就可以。更大的挑戰，以一種預想不到的方式，出現在水均益那兒，當時，他已經到達伊拉克很久。
2月上旬，水均益就到了巴格達，之後我倆之間開始製作《直通巴格達》。前方戰爭的陰雲密布，水均益在做大量的報導與採訪，除去傳播信息，也是在為戰爭的直播報導做準備。
然而想不到的是：當戰爭一觸即發時，水均益卻被通知，出於安全考慮，必須撤出伊拉克！通知等於命令，由於來頭不小，幾乎讓水均益和電視台都無法抗拒。
很多人分析這命令因何而發，得出的理由也似乎充分，幾年前美國誤炸中國駐南聯盟大使館，已造成國人巨大憤怒，如果這一次，在冷槍流彈甚至戰爭到來的前提下，被誤傷的是水均益等中國記者們，置身事外的中國，又將怎樣捲入其中？中國民眾又該是怎樣的情緒？
當然，這只是分析中得出的理由，可對於水均益來說，這幾乎像是一場提前到來的“死亡”。他是一名到達戰場的記者，如同戰士，不管怎樣的理由，離開，意味著放棄，像一個逃兵。
這當然是水均益無法接受的。
那些天，每天《直通巴格達》節目結束後，我都和水均益通一番電話，他的焦慮與憤怒已經無法掩蓋。他想了很多辦法，比如說護照丟了，比如現場辭去CCTV公職等，但是，在一個巨大的指令面前，不要說水均益，CCTV也無能為力。
在中國駐伊拉克和中國駐巴林兩位大使的前送後迎中，水均益們一步三回頭地“被押解”出戰爭即將到來的伊拉克。
然後戰爭開始了，水均益有短暫的兩天與我們失去聯繫，而同時，鳳凰衛視的閭丘露薇在巴格達連續報導。網友與觀眾不干了：“水均益當了逃兵！”“女人留在戰場，男人退縮了，還算什麼男人！”
這是我和水均益在1996年1月的合影。和現在相比，首先那時的頭髮都是黑的，現在白的更多；其次，那時很瘦，現在時刻處於減肥狀態；當然，還有一點很不同：那時更多地在憧憬未來，現在卻時常回憶過去。
我們知道事實真相，但我們無法替水均益辯解。
痛苦和絕望中的水均益，卻在伊拉克之外作出了一個大膽的決定。
失去聯繫兩天之後，我突然接到水均益的電話，他告訴我：他們悄悄地又“違規”潛回巴格達，他讓我本人當面去找新聞中心領導，告訴他們這一情況，爭取報導權。
我知道這電話和託付的重量，來不及細問這一路該是怎樣的艱難和危險，我馬上和水均益的同事張郇去找新聞中心主任李挺。
在新聞中心的老審看間，我們找來了李主任，昏暗的空間裡，只有我們三個人，當我把水均益們“違規”返回伊拉克的事實告訴主任之後，李挺第一時間脫口而出：“××，精英啊！”
說完這幾個字，李挺陷入沉默，接下來拿出一顆煙點上，一屁股坐到沙發上猛抽幾口，突然站起來掐掉香煙，“我去和趙台匯報。”
剩下我和張郇焦急地在屋裡等待，前途未卜。畢竟是“違規”之舉啊！
很快，李挺主任趕了回來，他興奮地通知我們，和趙化勇台長溝通了，趙台指示：既然進去了，就抓緊時間報導，但是，過兩天還必須得撤離。
一個比絕望好得多的決定。
很快，我又進了直播間，開始直播。我知道水均益這一趟的不易，到了我和水均益連線報導時，幾乎史無前例地，連線時間超過了二十分鐘，我想充分利用他在伊拉克的每一分鐘，不是想說明什麼，而是為了一個記者的天職。
幾天后，水均益再一次被命令“撤”出伊拉克，人們的指責聲雖然小了很多但依然在，沒人會去關心：為什麼水均益莫名其妙地又出現在伊拉克，而幾天后，又莫名其妙地再一次消失。人們只是在發洩著各自的不滿，而水均益也幾乎無從辯解，因為離開，來自無法拒絕的命令，而再次進入，卻是來自個體內心的驅使，他不想拯救什麼名譽，只是為了讓自己心安一些。
這是伊拉克戰爭直播中一個幾乎不該被放大的小小細節，卻成了太多人難忘的記憶。
又一段日子過後，戰爭雖在拉鋸，但伊拉克遠不像薩達姆所表達的那樣殊死一搏，而只是宣傳部長一個人在扮演著千軍萬馬的角色，估計離尾聲不算太遠了。一天下午，沒有直播，我從台裡開車去中央黨校參加一個講座，然而車開出台裡沒多久，我接到電話：美軍攻入巴格達，要直播，速回。
幾分鐘之後，我回到演播室，開始直播，隨著美軍攻入巴格達，戰爭離結束的時刻真的不遠了。
等我直播結束，再趕到中央黨校，上千名師生已經等候很久，非常時期這非常的遲到，並沒有被人責備，大家充滿理解。
又是幾天過後，伊拉克戰爭的直播結束，CCTV無論是在收視率，還是在口碑上都贏了屬於自己的一場戰役。事實證明，新聞的發展必須尊重規律，在中國日益走向大國的歷程中，對世界上發生的大事已經無法置身其外，直播，已是觀眾與時代的共同需求。
就在伊拉克戰爭結束的時候，在中國，SARS如同一個有智商的幽靈，從南到北，幾乎沒有對手地長驅直入，顯然，一場屬於我們自己的沒有硝煙的戰爭，已經開始了。只不過，那是後話。
這是我在《感動中國》節目中採訪楊利偉的畫面。第一次轉播神舟五號的過程一波三折，由於結果未知，直播計劃在飛船發射的幾天前被叫停。我們只好打擦邊球，以直播新聞的方式來播出，在演播室裡直播了二十多個小時，由於飛船發射成功，後半程監管放鬆，終於才又進入直播狀態，直到神舟五號圓滿完成飛行。
2009年的冬天，在北京一所高校裡，講座之中，一位大學生站起來問我：
“我在網絡上看過你們的《東方紅時空》視頻，好像是你們內部的年會表演，我看了很驚訝，你們怎麼還會唱歌搞笑說粗話？……”
我笑了，這個提問我不陌生，近些年來屢屢被人問起，已經習慣。
我回答他：“我驚訝的不是你問的問題，而是你的驚訝。任何人都不是非黑即白，每一個人都是多元復雜的。如果生活中，我們每一個人也都像主持新聞節目時那種狀態，只能說，生活和我們自己都太無趣了。還好，我們都有另一面，如同每一個人一樣。你看到的是我們新聞評論部一年一度的內部年會表演的節目，那是我們創意的體現。那段日子，是我最懷念的時光。自打《東方紅時空》被上了網並被大家黑白難辯地議論之後，那樣平等而又充滿創意的年會再也不見了。奇怪的是，創造力好像也隨之被帶走了。我很遺憾！”
我的回答是真實的，這個提問，也再次勾起我對那段激情燃燒日子的懷念。
表面充滿惡搞氣息的年會，其實背後充滿著讓人眼前一亮的創意，它自由、平等、民主，成為輝煌時期CCTV新聞評論部前衛文化中特有的一部分。
最初的緣起，與《東方時空》有關。 1993年夏天，慶祝《東方時空》開播一百天時，梅地亞中心舉辦了一個評獎會，那是一群二十多歲的創業者第一次得到承認的聚會。開播百天，好的口碑不斷，讓當時的楊偉光台長非常興奮，不僅率領部分台領導親自參加，而且還讓人去他辦公室拿回幾樣特別的物品當獎品，分發給《東方時空》的員工們。
而到了新年，年會正式舉辦。打一開始，在評論部開放而又自由的空氣中，年會的主基調就已經形成：領導必須與百姓同樂，要堅決忍受一切打擊，好好服務於群眾，自覺接受群眾們的各種刁難。第一次年會上，我們部門的大領導孫玉勝，就非常自覺地趴到地上與員工進行頂氣球的比賽，這以後，在年會上惡搞與“折磨”領導就成為我們的傳統。
想把這樣的年會辦好並不容易，每年臨近年會時，評論部的“精英們”都要會聚一堂，開多次的策劃會，定下當年年會的主基調和充滿創意的表現方式，然後分別落實、執行。以至於離年會還有一段時間，評論部的員工便急切地盼望著這一天的到來，打算在這一天充分“發洩”對領導的不滿（領導不得有怨言）。更具吸引力的是，這一天，能充分感受評論部技高一籌的年度創意，並絕對會成為下一年貫穿始終的話題。
一看就是內部聯歡時的場景。最初在評論部，大多數人並非央視正式職工，於是“招聘”二字的背後，是我們諷刺不平等用工製度、為自己吶喊的一種舉措。借聯歡之機，以搞笑方式向領導“申訴”。
於是，創意變本加厲，甚至員工自己都可能被“陷害其中”。有一年的年會，在北京的郊區召開。在一個平時人跡罕至但參加年會的所有車輛都必須經過的路口，我們的組織者設了一個局，四周埋伏多台攝像機，然後安排一位剛進部里大家還不認識的新人，借來交警的衣服穿上，一輛一輛查評論部來開年會的車。越有名越有職務的越百般刁難，比如讓水均益自己抄寫發動機號，將陳虻、關海鷹等主任的車扣下等等，結果被查者的應對方法各不相同，有給公安部門打電話找熟人的，有吵架的，有默默承受的，比如水均益，就非常配合。
有趣的是，當年會開始時，主持人問水均益：“聽說車被查了？”水均益一副輕鬆的樣子，“沒事，已擺平！”但他沒想到的是，大屏幕馬上播出剛才偷拍到的畫面，他正撅著屁股一筆一畫地給人家抄發動機號呢。這畫面一出，現場笑噴了！
在這之後，利用老電影改詞對口型，諷刺或反映評論部的現實，成為最時尚的選擇。這其中，《糧食》和《分家在十月》，由於準確地釋放出動盪時期評論部人員的心聲而一炮打響，外面的人看熱鬧，評論部的人卻最能品出其中的五味雜陳。
而從另一個角度看，這充滿自由空氣的年會，越來越像是巨大壓力下的內部心理醫師，撫慰著焦慮，釋放著壓抑，溝通著情感，塑造著平等，然後，讓每一個人都從第二天起再度輕鬆地回到競爭的戰場。
輝煌到了頂峰，離下落就已經不遠。
2002年的年會，由《時空連線》承辦，我當時是這個欄目的製片人，自然將其當成大事來落實。崔永元、我、楊繼紅、陳虻這些“惡搞”的主力們早早地湊到一起，開了無數次策劃會，一個又一個創意被提出又被否決，一個大膽的主意終於脫穎而出：根據史詩《東方紅》的結構，全程改詞，製作《東方紅時空》，並全部由評論部內部人員來演出。
大家萬分激動，一路辛苦不表，我們作為承辦的欄目組，設計了從節目單到海報都充滿著波普色彩的絕對現代派作品，最後演出效果達到了空前的巔峰。場面之熱烈，創意之難忘，您大可上網去感受。
然而，這已是最後的瘋狂。
由於此時已進入互聯網時代，內部不知哪位好事者，或許覺得精彩應當與眾人分享吧，便草率地將《東方紅時空》視頻上傳到網絡，問題隨之而來。在一個普遍缺乏幽默感的國度，這個內部的演出成為罪狀，“一點兒正經都沒有”“哪像黨的新聞工作者的樣子”“話裡有話嘛”“自由主義”“為新聞工作者抹黑”……這眾多的話語，一句比一句沉重，也一天比一天讓電視台領導感受到更大的壓力。然而人們從不去想的是：這個團隊一年365天裡，有364天為《東方時空》、《焦點訪談》、《新聞調查》、《實話實說》等欄目在奔波在拼命，在忍並堅持著，只把剩下的一天當做自己的節日，卻錯了！
終於有一天，我們接到指令，所有演出的VCD收回，海報、節目單收回，關鍵是，今後的年會必須陽光燦爛，四平八穩；不能惡搞，寧可不搞。
從此傷筋動骨，年會又回到所有國企或政府機關慣有的模式之中，台上領導端坐，群眾下面鼓掌。有問題以為是後幾排，仔細一查，根子都是主席台。大家心照不宣地又開始習慣已經不太習慣的放之四海而皆準的話語。作為一個原來年會的重要策劃者和參與者，我已經幾年沒參加過這樣的年會，我不想在四平八穩的年會中去體會傷感，體會激情的灰飛煙滅。
2010年年會，我又沒去，不一會兒，接到敬一丹大姐的短信：“再也不是以前的年會了！”
我猜得出來，也感受得到老評論部人心中的那份沮喪，自由、平等、民主的那些空氣，似乎一點一點在打擊“惡搞”的同時被抽走了，大家都心不在焉地繼續著自己的旅程。
然而我並不真的沮喪，因為那樣歡快自由的日子，我們曾經擁有過。就像我安慰年輕的同事，沒什麼可沮喪的，並不是現在不正常，而是現在正常了，過去才不正常，我們恰巧並幸運地趕上了那段不正常的日子罷了。
聽過此番話，沮喪的同事似乎釋然了。
隨著新聞改革在台內又一次轟轟烈烈地進行，我心中蠢蠢欲動，不知道這讓人難忘的年會能不能再度歸來。我也聽到台領導大喊“激情，激情”的話語，或許，那自由與充滿創意的年會，假如再度歸來，帶回的可能不只是笑聲，還有屏幕上的激情與創意吧！
2009年元宵節的晚上，央視新台址配樓突遇大火，火光映天時，我被堵在與它相距三十米的馬路對面，幾十分鐘的時間，我雖然寸步難行，卻被迫看著那火勢從小到大，當然，也看到路邊人群中復雜的表情。
由於那天是元宵節，《東方時空》老《東方之子》節目組聚會，那是我作為電視人成長的最初也是最重要的空間，還是天南海北電視人當初因理想而聚集的地方，所以，大家彼此情感很深，再加上每個人也都有著現實中激情不再的諸種不如意，聚會便更有感召力。
不到八點，由於我晚上有《新聞1+1》直播，不得不戀戀不捨地先行離開，沒想到這一個提前離席，讓我成為大火的一個見證人。
不一會兒，我車行至央視新台址東三環靠西一側的輔路上，突然就走不動了，路邊很多行人表情怪異，我當時以為，大家早早來到街邊，等著看多年來最圓的月亮，但這念頭只是一閃，便覺得不對，似乎有火光照在他們興奮的臉上。
我向左一回頭，驚呆了，大火正從央視新台址配樓的南半側，快速地從下向上燃燒，並夾雜著“啪啪”的聲響。
新台址我還算熟，北京奧運會期間，我就在這大院裡的另一處辦公地點直播了二十天。我們那批人，也成為到目前為止為數不多的在新台址里工作過的央視員工。
燃燒中的配樓，是即將開業的酒店，類似現在老電視台旁邊的梅地亞酒店。另外，這棟樓裡還有一個劇場，或許將來可供央視錄製一些節目。
然而大火改變了一切。
幾十分鐘後我終於衝出重圍，馬上給新聞中心梁曉濤主任打電話，告知火災情形，並希望報導，梁主任告訴我：已派記者趕赴現場，會翔實記錄。
我心急如焚，不僅因為火災，更因為十點就要直播的《新聞1+1》，如此擁堵，直播是天，趕不上節目開“天窗”怎麼辦？
越急越出狀況，到達天安門廣場，恰逢中央領導參加的元宵晚會散場，我又被堵在路邊。沒辦法，向交警求救，聽說要直播，警察幫我挪開鐵圍欄，打開另一通道，我得以沖出重圍，到達演播室的時候，離節目開始只剩四分鐘，有史以來最危險的一次。
我依然在忙亂中心存僥倖：我是大火目擊者，可不可以在接下來的《新聞1+1》中直播報導評論這場火？
大家苦澀地一樂，其實說完我也一樂。我自嘲地和搭檔開了一個玩笑：如果直播，導語我都想好了——“本台最新消息，本台記者報導：本台著火了……”
苦笑……
非常苦澀的笑。
直播結束，短信陸續進來。安慰中有些離譜的，“老白，沒事吧？”還以為我在樓里辦公，其實離搬家還早著呢，而且並不是我們未來的辦公樓，只是配套酒店樓。更多的短信是詢問，然後是諷刺。經典的是：“除夕夜火了小瀋陽，元宵節點了大褲衩，橫批：央視不差錢。”我接到這條快速到達的短信，苦笑加劇，人民怎麼這麼有創意啊！
苦笑還好辦，真正的苦難也隨之開始。從第二天起，先是辦公條件上，抽煙都被禁止了，冰箱不許使了，更要命的是：微波爐都不讓用了。這可真苦了電視人，工作沒時沒點的，採訪回來想吃口熱飯，過去是微波爐一熱，元宵節大火之後只能吃涼的，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現在。
更深的苦在心裡，面對這場大火，央視人對內憤怒生氣，因為大家也是受害者；對外，面對眾人的挖苦與嘲諷，無從回嘴。一場大火，測出了大家對央視的不滿，也加劇了這種不滿，改變它，依然需要我們每一個人的努力。
一場大火，讓搬家事宜無限期地向後推遲了，對於那些很早就在東邊買房住下的央視人來說，推遲搬家就意味著上班的路將繼續漫長無比。比如我，住東五環之外，推遲搬家，就意味著我每天要在北京的大東頭與大西頭之間來回奔波，但是，又有什麼辦法？
最近聽說，搬家最早也要到2011年底，甚至2012年。新樓，原本為北京奧運準備，這一把火，變成倫敦奧運了。
大火之後被抓進去的責任人徐威，在台裡，我與他交往不多，但曾經的一個細節，卻一直讓我對他留下了很久的好印象。那是2000年的悉尼奧運會，奧運會開幕之前，各國電視媒體在場館內外佈線，之後要有自己的人看著，以免出差錯。當時的徐威，是技術部門的一個負責人，有一天中午，我親眼看到，為了讓看線的小兄弟去吃飯，餓著肚子的徐威主動替班。一雙布鞋一個小軍用包，就那麼不顧忌地席地而坐，那一個畫面，讓我對不熟悉的他頓生好感，這是一個心裡有兄弟的男人。
然而八年之後，作為犯罪嫌疑人，他的人生被逆轉，一場大火徹底改變了他的命運。我在想：如果監督和約束足夠，徐威或許還是當年那個穿布鞋挎軍用布包的平靜男人吧。
可是，人生與生活都沒有假設。其實，任何一個悲劇，都不是把責任推到哪一個人或哪幾個人身上就可以完事大吉的。或許，我們都該認真思考，我，如果有機會，是不是也會在現場？是不是也有可能成為事故的責任人？是不是也可能只把原因歸到“點兒背”、“巧合”上？我想，有可能。所以，譴責他們，不如多多自責。
一場冬日里的大火，像一面鏡子，照出了太多東西。當然，也不是壞事，也照出了央視之後該走的道路。大火，或許正是一個另類的新起點。
2009年春天，媒體都在報導：中央電視台將啟動又一輪改革。當然，在媒體的報導中，《新聞聯播》的變臉成為“眾矢之的”。
這不能叫假新聞，可我還是笑了。我明白媒體及專家們對此的熱情，可是，不一定所有的事情，大家都理解。其實，我常常感謝《新聞聯播》，穩住一頭放開一片，一個相對穩定的《新聞聯播》卻為眾多其他新聞欄目的變革提供了最大的空間。從這個角度說，《新聞聯播》雖然常被人說東道西，但它卻以獨特的方式一直為新聞改革做著貢獻。
所以我清楚：《新聞聯播》也許會不斷有小的變化和從善如流的改動，但是，大變臉是不可能的。我理解同行們的用心，是希望藉此，中國媒體能有更大的變革動作，是希望畢其功於一役。
知道《新聞聯播》不會大變，不意味著不期待新一輪的變革。其實，身在其中者，更知道問題何在，更期待向好的變革。
在改革似乎山雨欲來的時候，應報社之邀，我和《南方周末》的記者有了一次長談，將我個人的想法與對改革的期待在這次對話中和盤托出。比如：
“中央電視台的新聞報導應真正尊重現場，更多的報導要來自一手的現場；文風要變，要從空話套話中解放出來；各個中心都有自己的新聞採編隊伍似乎落後了，應當整合；中央台應重新回到重視業務部門的傳統上，而不是行政為中心；駐外記者應當是業務部門管，而不是行政部門管；在觀眾看不到的內部機制上，要有真正的變革；講政治，應當用講業務的方式來講……”
《新聞1+1》是一個我很喜歡的欄目名稱，因為它又簡單又復雜，你可以為它添加很多的聯想與解釋。作為一檔天天直播的評論節目，讓我總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壓力感，不過，即便有風險有壓力，我還是會時常想：它能做多久？它會有助於這個社會變得更好嗎？
自然有人不高興，甚至在報社登完這篇對話之後都能感受到一點兒小壓力，但更多人支持。這麼做的考慮很簡單，作為一個還不算老還有改革衝動的傳媒人，有義務談一些自己的看法，也許不中聽，但如果對將要進行的改革有一些幫助和支持，也算盡了心。而如果等到改革之後，再去馬後砲，沒意義。
幸運的是，在一兩個月之後開始的又一輪改革中，我當初的很多想法居然真的變成了現實，當然與我的建議沒有任何關係，而在於決策者的共識和決心，更在於時代的需求與推動。
前幾年，也曾有兩家很大的國際獵頭公司找我談過，聊天中也都會問到：“什麼可以讓你離開這裡？”或者，更直接地說：“是什麼樣的價碼？”
我的回答也都很直接：起碼從目前看，沒有任何物質的條件，可以讓我從央視離開。
這個回答，不僅僅因為多年的感情或成長的感恩，又或者是冰冷大機構中一個又一個活生生常給我溫暖的同行者，一個很重要的理由是：至少在當下的中國，當越來越多的衛視，由於現實的難題或者更快可以看到的目標，紛紛放棄新聞陣地的時候，想做電視新聞，這裡依然是離新聞與戰場最近的地方。對一個新聞人來說，這就是最大的誘惑，而對於央視自己來說，是否也該意識到這一點？
又一輪改革不過才剛開始不久，過早的鼓掌也許並不恰當，對於央視來說，我們身在其中的任何人都是過客，這是一艘太大的船，調頭不易。其實，CCTV一直沉默、中性，向哪個方向航行，取決於工作在這裡的人們以及相關人士的努力與決定。不過，我想，最終真正起決定作用的還是觀眾與時代。人們的需求與期待，也許不會那麼迅速，但最終會改變一切。
尊重新聞規律，屏幕後面的改革必須跟上，求上進有理想的人要有正面回報，承擔著再大的宣傳任務也要讓觀眾看得進去聽得有味道。該干的堅決干好，別人不干的自己也要幹；不該干的堅決別乾，乾了對自己有利也不能幹。創新精神必須鼓勵，不能原地踏步固步自封……
這一切，都在被看重並陸續在改變中，我看到了決策者和員工們的這種努力，並看到了在未來的很多可能。同時，我也會好奇地觀察：這是上一次以《東方時空》為標誌的改革的餘波，還是和未來有關的新一輪改革的開始？如果是後者，那將是我們與時代的幸事。
在CCTV工作時間長了，我已經習慣了這樣的一種評價與現狀：你幹的事情再好再漂亮，也別指望人家太多的喝彩，因為這是正常的，因為你在央視；而你哪一點幹得不好出了漏洞，就必須接受人們的冷嘲熱諷，因為你在央視，還因為別人認為你在某些領域的壟斷。雖然，這種壟斷並不一定給央視帶來的都是好處，甚至很多是限制，但畢竟有某種壟斷的存在，就很難改變別人對此產生的不滿意。
在中國做新聞，你們為什麼那麼嚴肅？我想回答的是：得給我們一些笑的理由吧？不過，這張照片倒是告訴人們：笑的理由不多，但似乎還是擁有笑的能力。其實，全世界真正做新聞的人都嚴肅。
到了2010年夏天，我又得知：CCTV內部，拿出二十多個部門主任的位置，讓台內眾多有意者直接競聘。這動作是改革的另一種縱深，觀眾看不到，不過或許將來會在屏幕上感受到。我的一位年輕同事打算參加，之前並不太自信地給我打過一個電話，“能真競聘嗎？”我安慰了他：“就當真的……”之後，他競聘成功，我發短信祝賀他，並附上一句：“還是要相信陽光下的東西。”
台內業務領導者的產生，用公開民主的方式來競爭上崗，怎麼說都是好事。雖然我無心參加，但作為民主嘗試的這一變革動作，我當然鼓掌支持，希望競爭者多帶一些理想，多帶一些觀眾的期待，多帶一些憂患和變革的勇氣，因為時代與人並不會給我們太多時間。不主動就會被動，身在央視，我總會有一種莫名的危機感，我想，央視自身，也該有。因為真正的危機感，不僅是一種動力，還是一種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