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十九革命
1935年的一二·九運動中，胡適對學生的行動持反對態度，他堅持認為學生應該先“把自己鑄造成器”，為此他不惜去揭掉那些熱情洋溢的“通告”。於是有學生寫信給他：“胡先生，我們深切地明白了你的人格！你的人格連一個無知的工友都不如！只有用粗野的手段對付你才合適！你媽的，難道華北賣給日本以後，你還能當北大的文學院長嗎？你把我這熱心的青年學生殘殺幾個，陷害幾個，你心還很痛快嗎？即使你阻止住了我們愛國心的沸騰，於你有什麼好處？於你的良心也過意得去嗎？現在警告你：向後你若再撕毀關於愛國的通告，準打斷你的腿，叫你成個拐狗！勿謂言之不豫也！”之後有一天，胡適去上課，發現只有周祖謨一個學生。多年之後，恰恰是這個周祖謨取得了可觀的學術成就，而那些義憤填膺的學生們卻被自己點燃的火焰吞沒了。
黎元洪被革命黨人擁戴為都督後，起初不肯合作。但他一旦開始合作，就迅速進入狀態。他在接見英文《大陸報》記者時說：民軍的目標是推翻滿族人的統治，並以美國為藍本建立共和製度。他還說：滿族統治者從來沒有公正地對待過漢人，只是一昧地屠殺和鎮壓，因此才爆發了革命。革命成功後，中國將加大對外開放的力度，使外國資本能自由地與中國資本、勞動力結合，以開放中國的資源。該記者驚呼：黎元洪是中國最偉大的改革者。
1903年，鄒容寫成《革命書》，他宣稱革命是“至尊極高，獨一無二，偉大絕倫之一目的”，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是“順乎天而應乎人”的偉大行動。他認為獻身革命是每一個人不可推卸的責任，無論老年、中年、壯年、少年、幼年，無論男女，都要“相存、相養、相生活於革命”。
鄒容撰成《革命軍》一書，與眾同志飲酒誦讀，並說：“我將署名'革命軍中馬前卒'，回上海付印。我為馬前卒，諸君若有文章在此書之中，皆為馬後卒而已。”鄒容還寫道：“海內之士，莘莘濟濟，魚魚雅雅，衣冠俎豆，充軔儒林，抗議發憤之徒絕跡，慷慨悲吒之聲不聞，名為士人，實則死人不若。”
1898年4月，康有為在廣東會館發表演講：“吾中國四萬萬人，無貴無賤，當今在覆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籠中之鳥，釜底之魚，牢中之囚，為奴隸、為牛馬、為犬羊，聽人驅使，聽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變。”他說：“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責，人人有救天下之權！”
康有為反對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說革命無非是“血流成河，死人如麻”，四億人將去掉一半。章太炎逐條駁斥康的論點，認為革命是最大的權威，“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舊俗之未去，即以革命去之”，革命是“啟迪民智、除舊佈新、補瀉兼備的救世良藥。”章直斥被保皇派奉為聖明的光緒帝為“載湉小丑，未辨菽麥”，同時指責康有為已經墮落成為一個“利祿熏心、甘當奴隸、為一時之富貴甘冒萬億不韙而不辭的封建市儈”。
梁啟超說，當光緒、宣統之間，全國有智識、有血性的人，可算沒有一個不是革命黨。但手段卻有小小差異：一派注重種族革命，說是只要把滿洲人攆跑了，不愁政治不清明；一派注重政治革命，說是把民治機關建設起來，不愁滿洲人不跑。
梁啟超與《民報》論戰時期，宣揚說中國人“非有可以為共和國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到清政府預備立憲時，他跟康有為說：“今者我黨與政府死戰，猶是第二義，與革黨死戰，乃是第一義；有彼則無我，有我則無彼。”
1902年，梁啟超以“中國之新民”的筆名撰《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刊於《新民叢報》第18號，文中提到的“麥喀士”即馬克思，梁為第一個在著作中提到馬克思的中國人。
清政府立憲運動期間，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湖南商會會長禹之謨，在獄中就曾以血作書：“要知清政府下詔立憲，專制的兇暴卻有進無已。”
“中華民國”剛成立時，各國稱中國為“Chinese Republic”，伍廷芳認為不妥，認為此意為“中國的共和”，太過狹窄，不如“Republic of China”，以示“共和屬於全中國”。此議遂定。
孫中山早年在廣州學醫，仰慕康有為，曾託人轉致敬意，意欲結交。康有為說：“孫某如欲訂交，宜先具門生帖拜師乃可。”孫不忿而罷，又赴北京上書李鴻章，李不置可否，孫大怒而去，乃赴檀香山組織興中會，這才開始反清革命。
張靜江曾任駐法公使孫寶琦的隨員，有一次在輪船上邂逅孫中山。當時孫剛從倫敦脫險，處事警覺，張靜江直截了當地說：“我知道你是孫中山，我支持你的革命事業！以後你若需要錢，可以找我！”隨後他留下了自己的銀行帳號和三個字，約定若孫中山日後需要錢，可發電報，第一個字一萬元，第二個字二萬元，第三個字五萬元。不久後，孫中山在日本籌劃起義事宜，經費奇缺，想起張靜江的話，便發電報一試運氣，張靜江果然履行約定，將錢彙來，解了革命的燃眉之急。
前清江北提督徐紹禎跟隨孫中山革命，孫為酬功，送給徐100萬公債。徐用2萬元辦了一份《民立報》，又用1萬元遣散了沈佩貞的“女子北伐隊”，然後把剩下的97萬交還給孫中山。孫說：“你可以留著這些錢搞政治！”徐答道：“有錢的人不能革命，我還要跟著你革命，所以不能有錢！”
“二次革命”後，孫中山重組中華革命黨，規定入黨都要按指印、立誓約，絕對服從孫中山。廖仲愷與孫長期交往，友誼甚深，履行了這一手續，其《誓約書》為：立誓約人廖仲愷，為救中國危亡，拯生民困苦，願犧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權利，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務達民權、民生兩主義，並創制五權憲法，使政治修明，民生樂利。措國基於鞏固，維世界之和平。特誠謹矢誓死如左：一、實行宗旨；二、服從命令；三、盡忠職務；四、嚴守秘密；五、誓共生死。從此永守此約，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極刑。中華民國廣東惠陽縣廖仲愷，民國三年五月二日立。
1904年，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一文中說：“中國正處在一場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清王朝的統治正在迅速地走向死亡……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
當中華革命軍在山東發動反袁之前，吳大洲、薄子明到東京向孫中山報告，說：“山東組織起義，現在已有二三千人有把握，只要給我們一筆經費，馬上就可發動。”孫問：“要多少錢呢？”吳說：“至少要1000元。”孫說：“好吧，昨天南洋華僑才彙來1200元，你們就拿1000元去吧。”過了兩天有人向孫說：“吳大洲等說的話靠不住，他們將錢拿到手在外面亂花。而我們在此生活都很困難，先生為什麼輕易信他們的話受他們的騙呢？”孫說：“革命不怕受騙，也不怕失敗。那怕一百件革命事業有九十九件失敗，而只有一件成功，革命就可勝利。”言者為之語塞。
1905年8月，孫中山在東京留學生歡迎會上，駁斥了保皇派那種“由專製而立憲，由立憲而共和”以及在目前“只可立憲，不能革命”的庸俗進化觀點。他說：“且世界立憲，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成為真立憲，同一流血，何不為直截了當之共和，而為此不完不備之立憲乎？！”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會，張繼說，成立之初，參加者不過千人。入會要自己填寫“盟約”，滴以左中指的血，親筆簽名，宣誓後，焚掉盟約。為了防止滿清政府的暗害，有秘密暗號。同志相見，兩人的右手在一起，好像握手而方式不同。同時，一人要問：“什麼事體？”答：“國家事。”又問“什麼人？”答：“中國人。”相符後，才敢談革命事。
孫文一生與錢財無緣，民國建立後，難以逾越的財政危機使革命黨人“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無論是部署繁重而艱鉅的北伐任務，還是維持百廢待興的南京臨時政府日常工作，樣樣都需要經費，虎踞龍盤的南京城卻是“庫藏如洗”。孫回國之前，南方革命陣營就傳聞他帶了巨額華僑捐款，指望能充作軍餉大干一場，許多革命同志與各路將領都是把他當作財神爺而佇候於上海碼頭的。無論是在孫中山登岸之時，還是在他當選臨時大總統之日，都有人直截了當地向他提出同一個問題：帶了多少錢？當他如實回答：“予不名一錢也，所帶回者，革命之精神耳！”聞而失望者不乏其人。
1921年，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問孫中山：“您革命思想的核心是什麼？”孫中山自豪地回答：“中國自古以來就有自堯、舜、禹、湯、文、武以至於周公、孔子相傳不息的道統，我繼承的就是這種道統。”孫中山的追隨者如胡漢民、戴季陶、朱執信、沈定一、廖仲愷等人均接受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及其均分財富的理想，但認為中國的古聖先賢已提出過類似主張，如《孟子》所極力主張的上古井田制度。
辛亥之後，專制復辟勢力對於辛亥革命的反撲數度得逞，使得許多身臨其境者頗有辛亥革命已經失敗的遺憾和痛苦。孫中山說：“夫去一滿州之痛苦，轉生出無數強暴之專制，其為毒之烈，較前尤甚。於是而民愈不聊生矣。夫吾黨革命之初心，本以救國救種為志，欲出斯民於水火之中，而登衽席之上也，今乃反令之陷水益深，蹈火益熱，與革命初衷大相違背……”
1922年，蔡元培、李大釗、陶行知、胡適等十六名學者，在5月14日的《努力週報》上刊發了這篇名文，提出了要建立“好政府”的政治改革目標。文章發表後，引發一場關於“漸進與革命”的論爭，王振鈞、鄭振夏等人問：“是取革命手段呢？還是取改良手段呢？還是先破壞後建設呢？還是在惡基礎上面建築'好政府'呢？”胡適回答說：“我們可以用你們自己的話來做答案：'最好雙方分工並進，殊途同歸'。可改良的，不妨先從改良下手，一點一滴的改良它。太壞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惡勢力偏不容納這種一點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
1923年1月29日，孫中山在《申報》五十週年紀念專刊上發表“中國革命史”一文，他說：“從事革命者，於破壞敵人勢力之外，不能不兼注意於國民建設能力之養成，此革命方略之所以必要也。餘之革命方略，規定革命進行之時期為三：第一為軍政時期，第二為訓政時期，第三為憲政時期。”
康梁革命失敗後，康有為日益保守，從政治革命到君主立憲，又退到保皇，到要求定孔教為國教，他自承：“吾自遊墨西哥而不敢言民主共和，自遊印度而不敢言革命自立焉。”
1923年7月，孫中山因尋求美國支持不得，而向《紐約時報》記者表達了他強烈的不滿。同年12月，孫中山更因要截留廣東海關關餘，又遭遇英、美、法、日、意、葡等國派軍艦赴廣州向他示威。他終於忿然宣布：“我們已不依賴西方，我們將聯合俄國。”
1903年，“軍國民教育會”推舉黃興等回國運動起義。黃興與劉揆一商量辦法，劉說：“種族革命，固非運動軍學界不為功，而欲收發難速效，則宜採用哥老會黨。以彼輩本為反對滿清而早有團結，且其執法好義，……足為吾輩革命所取法。”
1904年，陶成章自日本歸國後，積極奔走於浙江各地，聯絡會黨，策劃革命。他經常日行八九十里，用麻繩束腰，穿著芒鞋，蓬首垢面，慘淡經營，四過杭州，而沒有回家。一次將近除夕，人們勸他回家過年，他說：“幸老父猶健，家計無憂，一至故鄉，恐被人情牽累，不能複出矣！”“既以身為國奔走，豈尚能以家繫念耶！”
朱執信參加革命後，仍留著辮髮，身上穿著他父親留下的長袍大袖的舊式衣服，即如他所說：“衣服襤褸，辮子盤有頭頭。”一般人見了，指為怪僻，看不出他是堅定的革命黨人。革命黨人見之，笑他“頑固”，他則付之一笑，依然故我。好心同伴勸他剪掉，甚至武力強迫，他竟拔出小刀，嚴肅地說：“誰要再要我剪辮子，我就和誰拼命。”朱執信此舉後來反而保護了自己。
許春草有個理想，就是要求正義如大水滔滔，公平如江河滾滾，暢流無阻在祖國大地之上。他原是個泥水工，參加過辛亥革命，討伐袁世凱，討伐陳炯明，抗日等等各個近代史上重要的鬥爭。他有幾句名言，一曰：人民反對暴政不必向政府備案；二曰：有公憤無私仇；三曰：不與魔鬼結盟，不與罪惡擊掌；四曰：對付外國侵略，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無錢無力則出命，“我出命”。
熊成基在失敗被捕“招供”時說：“各國革命之歷史，皆流血多次，而後成功。我此次失敗也，普通社會中人不知附和也。推其不能附和之原因，蓋因自由之血尚未足耳。比如草木，不得雨露，必不能發達。我們之自由樹，不得多血灌溉之，又焉能期其茂盛？”
秋瑾在被捕前得知徐錫麟失敗的消息時，沒有趁機逃走，她對來勸她離開者說：“我怕死就不會出來革命，革命要流血才會成功……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
由於跟北伐軍許崇智產生矛盾，使許春草對武裝革命大大失去信心。從1923年起，他就不再參與國民黨活動，基本上同國民黨脫離關係。回頭來致力於民眾運動，日本特務及台灣流氓多次陰謀暗殺，許春草毫無畏懼。他從來沒有攜帶自衛手槍，更沒有保衛人員。有一次，朋友來告：台灣公會會長陳長福接受任務，非殺許春草不可，勸許謹慎。許春草說：“人的性命在上帝掌中，陳長福無法害我。”
程潛參加同盟會後，從事革命，舉凡辛亥、討袁、護法諸役，莫不為民前驅，其鄉人慶之，其母則說：“男兒以身許國，除暴安良，分內事耳，何以慶之？”為績而不輟，人復勸休止，則又說：“人貴自食其力耳，吾不欲以身暴人。”
陳立夫對沈鈞儒說：“我們是拼了命得來的，你們要憑著圓桌上的空話說了去，哪裡有這麼便宜的事？”中共建政之初，黨內也有很多人對安排民主人士、起義將領當高官，以及中共領袖和民主人士密切來往感到不滿，甚至有“早革命不如晚革命，晚革命不如不革命，不革命不如反革命，小反革命不如大反革命”的說法。
陳獨秀在1919年冬的《新青年雜誌宣告》說：我們理想的新時代新社會，是誠實的、進步的、積極的、自由的、平等的、創造的、美的、善的、和平的、相互愛護的、勞動而愉快的、全社會幸福的。
魯迅說：“'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
自辛亥革命以來，魯迅經歷的革命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他說，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因此，他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說：“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
20世紀30年代，江亢虎提倡“中道主義”，認為“革命不一定用武力”，“不一定要軍隊”，“與聞政治的方法很多，但應走溫良恭儉讓等正當的途徑。”
羅家倫看重全人類和平民的利益，反對暴力革命，他說：“我們與其崇拜大彼得，不如崇拜華盛頓；與其崇拜俾斯麥，不如崇拜富蘭克林；與其崇拜克虜伯的製造，不如崇拜愛迪生的發明……”
李宗仁說，他在清末上陸軍小學時，但見朝野一片朝氣，辛亥革命成功後，則朝氣全失，全國上下但覺一片混亂敗壞。
1929年，楊度加入共產黨，有人譏諷他投機。他駁道：“方今白色恐怖，云何投機？”
章立凡問章乃器：“如果戊戌變法成功了，中國今天會是什麼樣子？”章乃器回答：“肯定不是現在這個樣子！君主立憲是虛君共和，不是專制獨裁，自然有它的道理。英國資產階級革命，國內動亂了40年，最後不得不把王室請回來！清末是改良和革命賽跑，改良太慢，才發生辛亥革命。建立民國後，袁世凱、蔣介石還不是搞獨裁！革命革到現在，還在不斷革命，結果又能怎樣呢？我看改良的代價或許比革命小得多！”章立凡又問：“那我們今天會不會還留著辮子？”章乃器回答道：“那也未必，日本明治維新後就改穿洋裝了。為政之道，就應該是'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不為百姓所好的體制和習慣，總有一天會被淘汰！”
張元濟一直是個“低調子”的漸進改良主義者，“和平改革勿傷元氣”，可以代表他的基本想法。 1948年9月中央研究院院士開會，他在會上說：“倘若沒有戊戍變法、庚子義和團，人民對朝廷的觀念不同，也許不會有辛亥的流血的革命，就不會造成一個袁世凱，演出那一套洪憲的笑話，更不會有後來各省軍閥的火併和割據。經過這一二十年和平的改革，我們當然可以像一個國家。（若當初即和平，）我想並且不會引起日本的覬覦，一步步的侵略逼成了八年的抗戰，使我們貧弱到這個田地。”
錢滿素在《愛默生與中國》中寫道：真正的革命發生在人們頭腦之中，沒有觀念上的革命，社會革命將不過和波浪一樣——只是水面震盪，水下依然如故。
梁啟超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故無從判斷其真正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