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十二行知

蔣百里曾帶兩個孩子到德國，一個鄉下老太太對他說：“兒女求學固屬重要，但比這個更重要的是教給他們重視合群生活。青年人最忌產生憂鬱或孤獨的情緒，學習求好了，身子卻弄虛了，精神也被消磨殆盡。這種有學問的人，對國家和社會有何用處？因此之故，除求學外，父母還須注意兒女們的周圍環境，讓她們跟多數人在一起，多過點滑冰、游泳、打球的野外生活。”蔣回頭提醒孩子：“這位老太太的話，就是課堂外極可寶貴的學問。” 1905年，嚴復赴倫敦。時逢孫中山在英，兩人會晤探討中國前途，嚴復以中國民智未開，“為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著手，庶幾逐漸更新乎！”孫中山曰：“俟河之清，人壽幾何？君為思想家，鄙人乃執行家也。” 章太炎晚年，外患日亟。他在講學時著重宣講“行己有恥”，議論時政。蔣介石讓章的金蘭兄弟張繼出面，勸“大哥當安心講學，勿議時事”，章太炎十分生氣，他說：“吾老矣，豈復好摘發陰私以示天下不安？……吾輩往日之業，至今且全墮矣，誰實為之？吾輩安得默爾而息也？”“五年以來，當局惡貫已盈，道路側目。”

在法國戰場，晏陽初從漢字中選出一千個常用字教華工識字，後來創辦了《華工週報》。數月後，晏陽初收到了一位華工寫的信，這位華工為了表示對晏陽初的感激，決定捐出他三年來在法國戰場上冒著生命危險積蓄下來的血汗錢365法郎。 這封信改變了晏陽初的一生，晏陽初說：“我去法國，原是想教育華工，沒想到他們竟教育了我。”他決定：“立志回國以後，不做官，不發財，把我的終身獻給勞苦的大眾。” 二戰末期，羅斯福總統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陽初補充了一條，就是人民要有“免於愚昧無知的自由”。 晏陽初常說：“三C”影響了我一生，就是孔子（Confucius）、基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比較具體的說，是：來自遠古的儒家民本思想，來自近世的傳教士的榜樣和來自四海的民間疾苦和智能。

晏陽初說：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領域內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這樣，你才有作實驗的絕對自由，這是能充分發揮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則，你就會由於放棄原則而失敗。 1945年，晏陽初在一次與蔣介石的會面中說：“我們人民遭受了二十一年的內戰，他們流盡了鮮血。現在該是為農村的大眾乾一些事情的時候了。”蔣介石說：“你是個學者，我是個戰士。”並且說，等他消滅了共產黨之後，要聘晏陽初為全中國鄉村改造運動的領導。晏陽初說：“委員長，如果您只看到軍隊的力量，而看不到人民的力量，那麼你會失去中國。” 1988年晏陽初98歲壽辰之際，裡根總統在給他的賀辭中說：“在我任職期間，最大的報償之一莫過於得知有像您這樣全心全意為他人服務的賢達之士。”1989年布什總統又在給晏陽初的生日賀辭中說：“通過尋求給予那些處於困境中的人以幫助，而不是施捨，您重申了人的尊嚴與價值。”“您使無數的人認識到：任何一個兒童決不只是有一張吃飯的嘴，而是具備無限潛力的、有兩隻勞動的手的、有價值的人。”

在《北大教授剪影》中，講到了這麼一件關於沈兼士的事情：有一次，中文系一年級學生上課時，他正在興致勃勃地講課，忽然有人進來，用點名冊來點名。那人把禮帽放在附近桌子上，沈先生以為是特務，非常討厭，馬上把那人的帽子摔到地上，又大聲說：“這是放帽子的地方？這是放東西的地方？”那人不好意思地拾起帽子戴上，然後面對大家說：“沈先生太過分了！我以前還聽過他的課呢！”然後慢慢推門走了。原來那是註冊科的職員來抽查上課學生人數。一般北大教師是不點學生名的，尤其是二年級以上就更不大點名了。北大當局號召“自由研究”，不願聽本課的，也可以隨便自己回去研究。對剛從中學來的一年級學生要嚴些，但也是抽查點名，不一定抽查哪一班，以致有此誤會。

沈葆楨少時膽子極小，夜裡聽見貓叫都害怕。沈母教以儒家道德觀念，問曰：“你敬仰歷朝歷代的忠臣孝子嗎？”葆楨回答：“當然敬仰。”沈母隨即舉例說古代忠臣孝子九死一生，萬折不撓的故事，問兒子：“你知道他們的膽子從哪來的嗎？”葆楨說：“他們天生大膽。”沈母說：“不對，因為他們做人做事都堂堂正正，心裡想的都是如何孝敬父母，報效國家，所以膽子就大了。”隨後又經常有意讓沈葆楨獨自往返陰森可怕的地方，一來二去，沈葆楨的膽子也就練大了。 費鞏年輕時學成回國曾取道蘇聯，朋友問他對蘇聯的印象，他說：“總的印像還不錯，有不少新鮮的東西，但我不喜歡強制人們必須去接受某一種思想，把思想也標準化。我希望把道理給人民講清楚，由人民自由來比較和選擇。”朋友說：“你是個典型的自由主義者！”費鞏回答說：“不管你說我是什麼主義，我酷愛這種自由的氣氛，我相信每個人自己都長著一個腦子，他們有判斷好壞是非的能力。”

陶行知原名陶文浚，他年輕時信奉王明陽“知是行之始”的主張，因改名“知行”。後來他興辦教育，日益發現“行”的重要，所謂“行而後知”，故又改名為“行知”。他還寫了一首《三代》的打油詩作為說明：“行動是老子，知識是兒子，創造是孫子。” 陶行知注重“啟發式”教育，一次他到武漢大學演講，拎著一個大口袋上台，一上台就從口袋裡掏出一隻大公雞和一把米。他按著雞頭讓雞吃米，雞死活不吃；後來他鬆開手，讓雞自己呆在那裡，雞卻開始低頭吃米。陶行知就此解釋道：“教育就如餵雞，強迫學生學習，學生是不願學的，即使學了，也是食古不化。但是，如果讓學生多發揮主觀能動性，那麼效果一定會好得多。” 陶行知首倡“到農村去”的平民教育，最重手腦並用，適所以矯正用腦不用手之雙料少爺的畸形發展。他曾在南京創辦曉莊學校，成績斐然。學校有圖書館一座，陶親自題寫館名曰：“書呆子莫來館”。此誠別開生面，足令教員肚子裡的應聲蟲退避三舍。

1926年，陶行知為中華教育改進社起草《改造全國鄉村教育宣言書》，提出“要籌募一百萬元基金，徵集一百萬位同志，提倡一百萬所學校，改造一百萬個鄉村。” 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初，胡適第一次坐飛機，寫了一首題為《飛行小贊》的小詩，那位連人力車都不坐的陶行知大怒，也作了一首詩登在報上，歷數造一架飛機需要多少工人的血汗，多少農民的血汗，飛機造好了是為國家服務的，不是為了讓你胡博士當成玩意兒嬉樂的！ 孫中山自幼性格果敢，有擔代。母親讓他挑瓦罐出外擔水，他不願去，便私自將瓦罐撞破，但直承其事，不打誑語，一如華盛頓承認砍倒櫻桃樹一般。他又敢於反對偶像崇拜，他曾把家鄉神廟裡供奉之金花娘娘塑像的手指、足趾一一斷去，以驗證神仙是否流血，令村民大為恐慌。他又常偷食祭品，其母責怪時，他便抗議道：“死菩薩未食，且讓活菩薩先食吧！”

蔣介石留學日本時，常在電車、火車或渡輪上看到日本人閱讀王陽明的，許多人讀一章節，即閉目靜坐，若有所思。蔣大受刺激，遂買了大量王陽明的著作開始研讀。他說：“對於這個哲學，真是一種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一種心領神馳的仰慕……” 梁漱溟認為，“鄉治”是“中國民族自救運動最後的一個新方向”。他因此辭去北大的教職，到山東、廣東、河南等地進行實驗，直到抗日戰爭爆發才被迫停止。 錢鍾書說：“西方的大經大典，我算是都讀過了。”他的名言是：“東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學北學，道術未裂。” 聞一多說：同情心發達到極點，判激來得強，發動也來得強，也許僅僅一點文字上的表現還不夠，那便非得現身說法不可了。所以陸游一個七十衰翁要'淚灑龍床請北征'，拜倫要戰死在疆場上了。

蔣夢麟說自己平生做事全憑“三子”：以孔子做人，以老子處世，以鬼子辦事。鬼子者，洋鬼子也，以科學務實的態度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