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結束之後，我也得到一個“意外的收穫”，許多久已斷了音訊的朋友，好像雨後春筍似的，忽然又“冒”了出來，和我也重新恢復了聯繫。杜運燮就是其中的一個。
說起來已經是三十年前的事了，《新晚報》創刊那年（一九五零年），他是翻譯兼編副刊，和我做了大半年的同事。後來他走了，他編的那個副刊《天方夜譚》就是由我接手的。
雖然是同一個部門的同事，但最初的一個月，我們卻很少交談。他給我的印像是沉默寡言，好像很難令人接近。後來漸漸熟了，發現彼此的興趣相同，我這也才發現，原來我對他的“表面印象”完全錯了。他的熱情其實是藏在“質樸”之中。
我是先識其人，然後才識其詩的。他寫過一首小詩《閃電》，開頭兩節是：
這首詩是一九四八年他在新加坡寫的，四十年代後期，他曾在新加坡南洋女子中學及華僑中學教書。他寫這首詩的時候，也正是他準備回國的時候。大概他是因為看到當時的那個正處於“方生未死”之間的中國有感而發吧？但這幾句詩寫的，不也正是有點像他自己嗎？
他最出名的一首詩《滇緬公路》，寫於戰時，也是充滿激情的：
袁可嘉評論這首詩的特點是把“靜止的公路作為動物來寫，使它進入充分的動態”。詩人是以跳躍的想像，歌頌這條為中國爭取抗戰勝利的公路。
但杜運燮的詩的風格並不限於表面的激情，他更多的詩像冷靜的智者一樣，觀察萬物，用雋永的語言，用機智和活潑的想像來寫。舉他兩首分別寫於少年時期和中年時期的小詩為例：
，一九六二年寫於北京
新奇的比喻，機智活潑的想像，在這兩首小詩中可見一斑。
三十年前，有九個年輕詩人出了一本他們在四十年代所寫的作品選集，名《九葉集》，杜運燮就是其中之一。也因此，他和另外八位詩人——穆旦、陳敬容、鄭敏、王辛笛、杭約赫、唐湜、唐祈、袁可嘉被人稱為“九葉詩人”。艾青在近作《中國新詩六十年》中曾這樣評論他們：“日本投降後……在上海，以“詩創作”為中心，集合了一批對人生苦於思索的詩人，王卡笛、穆旦、杜運燮……等，他們接受了新詩的現實主義的傳統，採取歐美現代派的表現技巧，刻劃了經過戰爭大動亂之後的社會現象。”有一個尚未為外界知道的“佳話”是，艾青這篇文章原是在一九八零年六月在巴黎舉行的“中國抗日戰爭時期文學研討會上”宣讀的論文，在這段評論“九葉詩人”的文字中本來還有一句“這是屬於四十年代後期的像盆景似的園藝”的，後來有人對他提出不同的意見，艾青重讀《九葉集》也發覺這句評論是不大符合事實，因而當他把此文交給北京的《文藝研究》刊出時，就把這句話刪了。
杜運燮是一九一八年在馬來西亞吡叻州出生的華僑作家，在當地讀完初中回國就學，畢業於戰時昆明的西南聯大外文系。一九五一年從香港回到北京，初時從事新聞工作，後來到設在臨汾的山西師範學院外語系任教。 “文革”期間和許多遭受迫害的文化人一樣，被送入“五七幹校”接受“改造”，實則是被打入“牛棚”。有位朋友告訴了我一件在當時被目為“大膽之作”的事，他在受批鬥之餘，悶極無聊，居然敢寫信去給當時也被打入“牛棚”的巴金，問巴金借一部《陸游詩集》。陸游雖然是宋代愛國詩人，但在“文革”期間，陸游也是被列為“右派分子”的（此事甚趣，原來因為陸游寫的一首《釵頭鳳》詞中有句云：“東風惡，歡情薄，一懷愁緒，幾年離索。”因“東風惡”犯了大忌，故而古代詩人亦不免獲罪矣）。巴金也居然寄了給他。
最後要說一說杜運燮的“近況”，他在北京出版的一本以介紹國外知識為主的雜誌《環球》擔任編輯工作。上月（一九八零年九月）廿三日，他接受西德有關方面邀請，赴西德訪問。定期半月，這兩天大概正在回國途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