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應熙似乎是一位頗有爭議性的學者。比如說他是否“背叛師門”，又比如說他在學術上的“定位”等等。
但有一點應無異議，他是地道的“港產”學者。中學讀的是“名牌”英皇書院，在香港高中會考中名列榜首；大學讀的更是港人公認為最高學府的香港大學，年年都考第一，獲獎學金。用“港話”來說，即Madenongong，貨真價實。
或曰：“貨真”我無異議，他確是“香港製造”的“好嘢”！但說到“價實”呢——尚無“定價”，“價實”又從何說起？
這是內行人的話。金應熙在學術領域中涉獵之廣，收穫之多，單以史學而言，正如“金門”大弟子陳華（暨南大學退休歷史系主任）所說：“幾十年來，他在中國古代史、中國近現代史，中國哲學史、印度哲學史、中俄關係史、東南亞史、華僑史、菲律賓史、香港史等許多領域都寫下大量論著，作出了重大貢獻。”且還有外文專著《中國古代史綱》《國外關於中國古代史的研究》等等。但方面雖廣，卻又似乎都未達到“成家”的地步。
但也並非全無定評，最少在“香港學”方面，他是當之無愧的開創者與奠基人之一。縱然說到“成家”，言之尚早，整個“香港學”都還是“新生事物”呢。這裡順便說說“香港史”和“香港學”這兩個名詞。 “香港史”是總稱，包含有研究香港的各門專史在內（經濟史、社會史、政治史、法律史、宗教史、文化史、教育史等等）。這些多元化的發展，構成了今天的“香港現象”。 “香港學”是研究“香港現象”的一門學問，它和香港史的研究範圍一致。這是依據“歷史編纂學”所作的註釋。若就一般人的觀念來說，把“史”只限於“歷史事件”的話，前者的範圍就要窄得多了。不過對金應熙來說，不管“通史”也好，“專史”也好，每一方面，他大概都可以應付裕如，尤其在香港經濟史方面。這有《香港概論》可以作證。
他生前有許多銜頭，最後一個銜頭是《香港概論》的編撰員。
“香港為何這樣香？”自從鄧小平提出“一國兩制”以來，許多學者都在探討“香港起飛的奧秘”（借用中國早期的“香港學”學者黃標熊、梁秩森編著的一本書名）。香港在戰後的經濟發展很快，經過五十年代的恢復期，六十年代的工業大發展，到了七十年代，就幾乎全面起飛了（多元化和現代化），種種“奇蹟”令人目為之眩。一般人對“香港現象”的著重點，也在經濟發展方面。
《香港概論》分為上下卷，上卷集中在經濟方面，主要的編撰員就是金應熙。下卷（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出版時金應熙已去世。 “編後記”最後一段說：“在本書下卷編撰完成的時候，我們特別懷念為《香港概論》編撰工程鞠躬盡瘁的金應熙教授。金教授是我國和國際知名歷史學家，也是學識淵博的香港學專家。作為本書的一位主要編撰員，他為本書編撰工作作出了重要貢獻。他以古稀之年，不計名利，不避艱苦，夜以繼日，默默耕耘，務求高質量地完成極其繁重的任務，不幸因急性心肌梗塞於一九九一年六月與世長辭。”《香港概論》的編撰，可以說是香港學的奠基工程。
金應熙在人生的旅途中本來可以有許多選擇，作為史學大師陳寅恪的接班人就是其中一個。如果在學術界作民意調查，相信大多數人會認為這應是金應熙的最佳選擇；雖然創建香港學的價值是否就遜於“陳學”的繼承，見仁見智，也是難說得很。不過，價值縱難言，心願終未了。或許金應熙本人也會興起一點“人生無奈”的感覺吧。
但無論如何，這位Madenoneong的學者，得以為香港而終其一生，也總算是和香港有特別的緣份了。
金應熙和香港有緣，我和金應熙似乎也有點特別的緣份。
我在學術上毫無成就，但平生有幸，倒也曾遇到過不少明師。對我影響最深的兩位，一是簡又文，另一就是金應熙（為了行文簡潔，請恕我省去“先生”二字）。
簡又文和香港關係之深，恐怕還在金應熙之上。雖云“宦海飄流二十年”，最後還是在其香港老家——九龍施他佛道的“寅圃”，完成其名山事業。在學術成就上，他是應無遺憾的。
兩位對我影響最大的老師，相同之處不是沒有，但相異之處，卻更大更多。
首先是輩份不同。簡又文和金應熙的老師陳寅恪是同輩。我拜他為師的時候（一九四四年），他早已是名滿全國的太平天國史學者。而金應熙在嶺大歷史系開始當上講師之時（一九四六年），還只能算是“初出茅廬”的年輕學者；雖然這位年輕學者，已足以令老一輩學人刮目相看（簡又文和冼玉清都曾向我提過他）。老一輩的學人頗重輩份，所以當後來（一九四九年）冼玉清為我引見陳寅恪時，她只介紹我是簡又文的學生，卻沒提及我上過金應熙的課。
其次是信仰不同。簡又文是基督徒，金應熙是馬列主義者。簡又文曾在馮玉祥的西北軍中傳教，人所共知，金應熙在嶺南大學，亦早已以“左傾”聞名。他們都有“包容”精神，或多或少則是另一個問題。
除了這兩點最大的不同之外，我和他們的師生關係也有很大的不同。簡又文是先父的好友，抗戰後期（一九四三年），他避難赴桂，曾在我的家中住了一年多。我是以中國傳統的方式，在先父主持下行拜師禮的。簡又文在他的回憶錄中記有此事。抗戰一勝利，我就跟隨他到廣州求學。兩代交情，他視我有如子侄。
至於受教於金應熙，則又是另一番機緣巧合了。我在嶺大讀的是經濟系，金應熙則是歷史系的講師，經濟系允許學生選讀一科文科課程，我就選了金應熙開的“中國通史”。何以選他，一來因為興趣，二來亦多少有點偶像崇拜的心理也。他是嶺大最年輕的講師，在當時一班要求“進步”的學生群中，又年輕、又左傾的老師是最具吸引力的。
簡又文視我如子侄，金應熙則自始至終把我當作朋友。他不但絲毫不以師長自居，甚至完全泯滅了師生的界限，例如可以互相作對方的戀愛參謀。
初時我還以為他是對我特別客氣，因為我是“帶藝投師”的。後來發現他對比較接近的同學都是如此，而且對任何人亦都是毫無架子。
在他去世後，我在《嶺南校友》讀到一班相識的老同學給他的輓聯：
我不覺潸然淚下。雖然在我大學畢業之後，和金師見面的機會不多，四十多年，大概也只有十來次吧（“文革”期間，更是根本未曾一見），卻也沒有疏離之感。金應熙在我的心目中，始終是一位“亦師亦兄亦友”的良師。
但畢竟是會少離多，許多有關他的事情，都未能向他求證。八七年底他回港工作，我已移居雪梨，如參與商，相見無從。最後一次見面在九一年三月，由於我是匆匆來去，亦無深談機會。見面後不到三個月，他就去世了。所以我所寫的只能是我所認識的金師（主要是在嶺大這段期間）。治史者重視第一手資料。對於他的身後是非，我是沒有資格發言的，有的只是所感所思。而這些感思，也只是憑過去的認識得來。錯否不自知，只能求教於對金師認識更深的智者。金師友朋弟子遍天下，這樣的智者當不難求。
是為正文前的閒話。
金應熙在學術界以“博”著名，對他的看法可能有所不同，對他的博學則是眾口交譽。
我不是他的“本門弟子”，若用禪宗的說法，或勉強可稱“教外別傳”。因此我不想正兒八經的談學術，而是談一些可能被人目為“不務正業”的玩藝。
我在大學時代和金應熙比較接近，有許多原因，“氣味相投”是其中之一。我們有幾樣共同的愛好。第一樣是像棋。我最初是學圍棋的，後來因為圍棋對手難覓，改下象棋，經常廢寢忘餐，自己和自己下棋（擺棋譜）。但迷的程度還不及他。
他在香港大學讀書的時候（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就是著名的棋迷了。有個關於他迷上象棋而失掉留學機會的趣事。三十年代的港大學生，是比較崇尚英國的“紳士風度”的，只有金應熙不修邊幅，經常和街邊“擺棋”的職業棋手下棋。有一次他下得迷迷懵懵，忘了回校的時間。他是寄宿的，回到學校已是深夜，宿舍門已關。他在校園隨便找個地方躺下，沒想到那正是某一洋教授的寓所的門前。第二天一早，洋教授出來，要不是發現得早，幾乎踢著他。教授大不高興。本來他在港大是年年考第一的，按規定應有得到校方保送留學英國的資格，由於該教授的反對，遂作罷論。
我從金應熙的學生“升級”成為他的棋友，說來也有一段趣事。一九四七年，我獲得嶺大象棋比賽冠軍，有一盤棋是我以後手屏風馬打敗勁敵的，甚為得意，遂填了一首詠屏風馬調寄《鷓鴣天》的詞：
詞的起句和結句都和馬的運用有關，“天馬行空”是局法名稱，“雙馬飲泉”是像棋的基本殺法之一。 “銀河浪湧小龍駒”、“控弦並轡雙雙出”兩句則是描寫河頭馬和連環馬。歷來有關象棋的吟詠，都是偏於當頭炮的，專題屏風馬的則難得一見（我孤陋寡聞，尚未見過）。我並不是覺得自己的這首詞寫得好，但似乎還算得是“內行人語”，於是投到校刊發表。金師見了和我說：“原來你也欣賞屏風馬。看過李慶全的對局沒有，他雖然位居之末，但屏風馬用得極好，值得研究。”那天恰巧他有空，我們就下了兩盤棋。
第一盤我先行，以當頭炮猛攻他的屏風馬。他果然名不虛傳，著法綿密，防守得滴水不漏，幾乎給他反先，只好急急兌子成和。第二盤他先行，還以當頭炮。我不上馬而用順手炮對付，他似乎有點詫意，我知道他想問什麼，也不先說，一心專注繼續下棋。中局我試用自創的變著，或許有點出乎金師意料之外，此盤則是我後手反先，不過結果還是成和。
對局終結，他果然就問道：“因何你不用屏風馬？你那首詞——”我這才有機會向他解釋：“金師，你有所不知，我最弱的一環正是屏風馬。我喜歡用進攻代替防禦，所以不論先行、後走，我都是動炮（順手炮或列手炮）。只因那天和我比賽的某君，實在是個勁敵，他熟悉我的順手炮走法，我不得已才使出我從未用過的屏風馬。勝了他，我都覺得僥倖呢，怎敢用來對你這位屏風馬的大行家。”金師哈哈笑道：“我也上了你的當了。我本來準備和你鬥屏風馬的，準備好了的那套，結果白費功夫。”我說：“你熟讀兵書，再下我是下不過你的。”
金應熙的“熟讀兵書”，確實到了驚人地步。他喜歡搜羅棋譜，古今並集。且往往有第一手最新資料（現場抄錄的名局）。一九三九年，“六王奪鼎賽”在香港文園酒家舉行，參賽者既有本地棋王，亦有外來國手，隱隱含有“對抗”意味，更加引入註意。結果由早已擁有“七省棋王”銜頭的周德裕奪魁，董文淵第二，盧輝第三。六王賽不僅轟動一時，對往後棋壇亦有深遠影響。中國象棋史家徐驥在他的專著有紀事詩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