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2章 環境逼人去做官
又出場一個新人，叫做週霄。對於這位週霄，我們所知甚少，只能大概確定他是魏國人。
週霄向孟子提問題：“古代的君子做官嗎？”
這問話我們也不知道上下文，看上去似乎是周霄覺得君子不該做官，是覺得官場污穢還是別的什麼原因，我們就搞不清楚了。
孟子會怎麼回答呢？按照一般的想法，如果他理直氣壯回答說“做官”，而且說“君子理所當然應該做官”，這好像有點兒齷齪，俗話說“好男不做官，好女不坐檯”，又有陶淵明那樣“不為五斗米折腰”的典範，如果赤裸裸地表明自己渴望當官，確實讓人鄙視呢。
可是，如果這是個君子的操守問題，你老孟為什麼滿世界亂竄，到處跑官呢？
孟子的回答是：“古代的君子是做官的。書上說過，孔子要是三個月還沒有應聘到工作，就會急成熱鍋上的螞蟻。孔子每離開一個國家，隨身一定帶著會見別國君主所需要的見面禮。公明儀也說過：'古人有這樣的習俗：如果三個月沒得到君主的任用，別人就要去慰問他，對他表示深切的同情。'”
週霄大驚：“這也太過分了吧？！才三個月就這樣，應屆畢業生還有一年都沒落實工作的呢，那還不得自殺去！”
孟子說：“三個月並不短啊。你哪裡知道，士人失掉了官位，就如同諸侯失去了國家，能不著急嗎？禮書上說：'諸侯親自參加耕種，是為了生產祭品；諸侯夫人親自養蠶繅絲，是為了準備祭服。如果牛羊不肥壯、糧食不干淨、祭服不完備，都是不敢用來搞祭祀活動的。士人如果沒有了生產祭祀用品的田地，那也是不能參加祭祀的啊。'如果哪位士人牛羊、祭服等等都沒多少，沒法參加祭祀，那也就沒法參加聚會，都慘到這份兒上了，難道大家還不應該去慰問他一下嗎？”
——現代人可能不容易理解，不就是參加不了祭祀嗎，那有什麼了不起？人家去祭祀，你在家打電遊不就完了嗎？
事情可不是這麼簡單。前面講過，當時的社會，正所謂“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整個國家一共就兩件事是大事：祭祀和打仗。祭祀你要是膽敢不去，那你就完蛋了！而且，換一個角度說，如果你不是膽敢不去，而是想去卻沒法去（正如孟子說的那種情況），那就說明你已經有問題了，不是離監獄不遠了就是已經在監獄裡了。所以我們推己及人（“梁惠王篇”一再論述的孟子的重要邏輯），想想當年那些因為失去了產業、失去了政治身份而無法參加祭祀活動的士人，他們能不提心吊膽、處心積慮地整天琢磨著怎樣來擺脫現狀嗎？
咱們再仔細看看孟子這段話，什麼叫“諸侯耕助”？
提示：諸侯耕助和金田一耕助沒有關係。
回憶一下前面看過的《甫田》和《大田》兩首詩，古時的天子和諸侯是會像徵性地參與一下農耕活動的。老百姓們很感動：看啊，天子和諸侯都親自來耕田啦，我們更要努力勞動啊！其實天子和諸侯們只是拿著農具擺幾個pose（動作）而已，旁邊早有記者狂拍照片，這就是第二天報紙上的頭版頭條。天子真要耕田大家還真受不了，一個人推小車旁邊得過來二十人扶著，不把禾苗踩壞才是怪事。
理論上說，天子和諸侯們的田地產出不是為了自己享受，而是為了供奉祭祀。所以，由此推理，士人的田地產出也不是為了個人享受的，和天子、諸侯們一樣，也是為了供奉祭祀，這個目的是神聖的，是非常非常神聖的。這點很容易讓人想起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資本家們為了神聖的宗教目的來辛勤工作，雖然家財萬貫卻往往死於營養不良。但是，週人真是這樣的嗎？我在前面已經講過週人的天命觀了，各位應該還有印象吧？
當然，這層神聖的窗戶紙誰也別去捅破。
現在我們把整個邏輯線索梳理一遍：
祭祀是最神聖的事情，也是最重要的事情，士人是不能不參加祭祀活動的；
想要參加祭祀活動，就必須有完備的祭品、祭器和祭服；
想擁有完備的祭品、祭器和祭服，就需要有足夠的供給祭祀的田地（也就是前文說的“圭田”）；
想有“圭田”，就必須做官。
所以說，古時的做官並不是後世所謂的“千里求官只為財”，而是為了能夠有資格參加祭祀活動——至於那些跑官的人心裡究竟是怎麼想的，我們就存而不論好了。至少我們可以相信，孔子和孟子他們跑官的目的還是好的。
週霄又問：“你還說：'每離開一個國家，隨身一定要帶著會見別國君主所需要的見面禮。'這又是什麼道理呢？”
孟子回答說：“士人做官，就好像農民種地，只是社會分工不同，本質都是一樣的，你見過農民出國的時候不帶著自己農具的嗎？”
——我們一定要記住這是在兩千多年前啊，想想前邊那位神農派的高手許行，帶著幾十人來到滕國，不就都是隨身攜帶農具的嗎？所以說，作為一名劍客，要“頭不離肩，刀不離身”；作為一名農民，要“頭不離肩，農具不離身”；作為一名士人，要“頭不離肩，禮物不離身”。
週霄又說：“我們魏國也是一個有官可做的國家，我可從沒聽說過跑官跑到這麼著急的。就算你說得對，跑官就是要著急，那麼，君子卻不會輕易做官，這不是很矛盾嗎？”
孟子說：“這就和人才交流市場一樣，大把的求職者在找工作，一個人可能要投遞幾十份簡歷，也有公司主動在招人，可是，你見過有人隨隨便便就胡亂找一家公司上班的嗎？你知道有多少人鐵了心，非世界五百強不去呢。”
孟子接著說：“男孩子從一出生，父母就會操心給他討老婆的問題；女孩子從一出生，父母就會操心給她找婆家的問題，誰家的父母不是這樣的心情呢？看來找個對像是件很要緊、很緊迫的事吧？”
週霄嘟囔著：“有什麼緊迫的？歲數差不多的時候讓組織給安排一個不就完了，不就是搭伙過日子嗎？”
孟子說：“這事雖然要緊，可是，如果不經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年輕男女就自己鑽牆洞、扒門縫互相窺探，更有甚者還翻牆幽會，如果這樣，無論是父母還是街坊鄰居，都會看不起他們。所以說，古人不是不想做官，但他們一定會尊奉禮制的規定來求官做，如果不顧禮法，不擇手段地去跑官，那不是和方才所說的年輕男女鑽牆洞、扒門縫的行徑一樣嗎？”
——大家都很熟悉的那句古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可是《孟子》的原文。這句話被批判了這麼多年，看來它的出處還是既古老又經典的。其實，我們大可不必站在現代立場來想像古人，當時的情況是：首先，對於貴族階層而言，婚姻的意義絕對不局限於男女青年兩人而已，而是關係到兩個家族的，除了立時可見的效益之外，生育家族產業的繼承人是重中之重；其次，古人的婚姻年齡比現代人小得多，大家自己想像一下，即便拿到現在，你的兒子或女兒要在十六歲的時候成婚立戶，你是放心他（她）自己去自由戀愛呢，還是更放心由自己這做父母的包辦？
孟老師使用這個比喻，意思是說：君子愛官，取之有道。
我們都知道儒家主張“君子愛財，取之有道”，其實他們對做官也是這個態度。典型的反面教員就是商鞅和蘇秦、張儀他們，愛官愛財，但是取之無道，並不像孟子這樣有一套自己堅定的主張到處遊說諸侯，而是無所謂什麼主張，只要君主喜歡，那就投其所好。商鞅當年初到秦國的時候也是和孟子一樣鼓吹仁政的，滿嘴的堯舜禹湯文武，後來看秦孝公不待見這一套，馬上就變了腔調，立刻開始鼓吹霸業，這才在秦國得到了重用。孟子的跑官是為了自己的“主義”，而商鞅他們的“主義”卻是為了跑官。
到了後世，儒家幾乎一統天下的時候，學習孔孟之道就有機會升官發財，那麼，有多少人熟讀孔孟是仍然是為了“主義”，又有多少人熟讀孔孟只是為了求官呢？這事就真說不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