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李白性格中入世的這一側面，說功名心強也好，急於用世也罷，都是學院氣味的說法。用老百姓的語言，一句話就說得更通俗易懂，而且透徹：“這人太官迷了！”
不管是為了天下，為了蒼生，還是為了自己，為了家族——在中國知識分子身上，這兩種目的往往緊密結合，很難分開，所以不必深究——總之，官迷就是官迷。迷的程度很深，非常難以自拔。說李白最後的死和長期飲酒有關，其實除了飲酒過度會導致酒精中毒，長期的對仕途的熱望，也會導致一種嚴重的身心症狀，可以稱之為“官中毒”。
“官中毒”有他自己的詩句為證，失意時的愁苦抑鬱，得意時的欣喜若狂，都是毫不掩飾的。他對仕途的熱望非常執著，前後兩次所謂的“重要的政治活動”失敗之後，獲罪流放夜郎，途中遇赦，喜出望外是人之常情，但是冷酷的現實沒有讓他清醒，他立即陷入幻想，覺得朝廷是看中了他的才華，又要重用他了，於是他在江漢一帶逗留多時，又在洞庭、瀟湘一帶遊蕩了一年，就是在等待朝廷的好消息，而且他再次“低顏色”地請求別人代為吹噓、舉薦。作為詩人，他反复在詩文中寫到自己在長安供奉翰林時的風光，引以為榮，直到晚年還這樣回憶：“天門九重謁聖人，龍顏一解四海春。……當時笑我微賤者，卻來請謁為交歡。”陸游就曾經對此表示不屑，有所譏評，這種譏諷對於李白是不冤枉的。
既然以謫仙人自居，應該榮華富貴全不在眼裡，但是又是那麼想充當君王輔弼，想飛黃騰達，這就導致了他行動上的飄忽怪誕：忽而以“黃金白璧買歌笑，一醉累月輕王侯”清高自許，忽而又有“生不願封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荊州”、“一別蹉跎重回顧，青雲之交不可攀”這樣的急迫、低微；忽而標榜“我本楚狂人，鳳歌笑孔丘”，忽而悲嘆“大道如青天，我獨不得出”。
對於這種表現，郭沫若認為是一種雙重性格，“又庸俗而又灑脫，這就是李白之所以為李白。”另一些學者則認為“一方面要做君王的輔弼，一方面要做超凡的神仙，這樣就形成了他貫穿一生的入世與出世的矛盾”，同時指出“積極入世是李白思想的主流”。 （復旦大學古典文學教研組編《李白詩選》前言）
一面狂放飄逸，一面庸俗不堪，詩人這樣的兩面，到底孰表孰裡，孰輕孰重，哪一面佔據主要地位？
我認為，李白是貌似灑脫，其俗在骨。他不是仙人，而是凡人，雖然他是天才，但是天才與靈魂的高潔、人品的清貴並不能畫上等號，甚至沒有必然的聯繫。入世極深、熱衷功名是他一生的主流。他有時其實承認這是個缺陷，他的妻子不贊成他追隨永王東巡，李白回答：“歸來倘佩黃金印，莫見蘇秦不下機”，這是反用了蘇秦家人對他前倨後恭的典故，意思是：如果我能做了大官回來，你不要看到我這個庸俗的蘇秦而不肯理睬吧。
既然如此，為什麼要在人前、在詩中表現得非常灑脫呢？其實這和功成身退，名留青史一樣，是中國傳統文化中的一種類似“終極理想”的情結，我把它叫做“三顧茅廬情結”。官是要做的，也是無論如何想做的，但是僅僅如此，缺乏一點個性，缺乏一點美感，如何才有美感？首先要擺出一種姿勢，不要做官的姿勢，我是拿定了主意就做個布衣，就做個酒徒，自甘貧賤，不求聞達。然後等那愛才的人找上門，最好是皇帝，不然也要是他身邊的重臣，來請出山。當然是不去的，山人粗鄙，懶於應世，不想攪那渾水。但是請的人更固執，而且人家不用重金名馬，不用豪宅田地，人家流著淚說：先生不出，如蒼生何！話說到這個地步，才長嘆一聲，也罷！飄然出了仕。李白雖然官中毒，但是他畢竟是詩人，要求比一般人高，他要做官，還要形式上的美感，要心理上十足的滿足。
李白的官癮始終未能得到充分滿足，但是這並不是什麼懷才不遇。根本就不存在懷才不遇。他沒有實現自己仕途上的希望，但同時他並不具備一個傑出政治人物的才能；他在等待和煎熬中成了一個詩人，恰恰使他身上最天才的部分大放光彩，並且至今不曾暗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