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4章 《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第六天，進入一間美麗的侯根屋

這首誦歌，席勒曼告訴我們，出自說話的神之口，是納瓦霍人為他們的侯根屋祈福的歌。侯根屋必開向東方，迎接每天黎明的日光，相傳，中國人很早很早以前也是這樣做，黎明迎日，昏暮迎月，甲骨文中的“夙”字，原來就繪著一個跪坐的人伸長兩手向著月亮的寫真圖。那時候的人，想必是活在一片無限大的土地之上，每天完整地置身於太陽和月亮的亙古循環之中，那樣，人的空間感必定是不一樣的，太陽和月亮會相對的大，甚至會因為人的專注凝視而成為絕對的大，人於是會比較少低頭看到自己；那樣，人的時間感也必定是不一樣的，時間的形狀會是渾圓的、回返的，因此消弭了某種流逝感，從而也去除了人的某部分急躁，甚至，時間於是變得可等待乃至於可召喚，遠古和當下可並存於相同的日月位置沒有離開，時間顯現了某種可觸可感的厚度，遂更像個實體；還有，睡眠於是和死亡成為相似或相同的東西，夢境也更像某種深刻、超越了死亡的記憶，無怪莊子會分不清自己是莊周還是蝴蝶了。

阿茲特克印第安人這麼說：“不是真的，不是真的，我們來此居住，我們只是來睡覺，我們只是來做夢。” 我在想，應該就因為是這樣子吧，才讓納瓦霍人險險地克服了死亡——納瓦霍人奇特地懼怕幾乎一切和死亡相關的事物，怕見到屍體，不能說到死者的名字，沒有死後靈魂可去的清淨靈界，甚至還沒有生命循環、轉世重生的概念，這樣單線不逆轉的生命路線，接近某種未經處理的死亡，人其實很難不爆發某種存在危機的。 然而，在此同時，納瓦霍人卻對生死有著超乎我們的豁達，他們懼怕死亡的事物，卻不害怕死亡本身，我想，他們大約是從人的酣睡得到慰藉，那麼舒服的沉眠姿態，生途悠悠，多艱多苦，辛勤勞動的疲憊之人，最快樂的莫過於在太陽也落下休息之後吐口大氣躺下來吧。

“噙敵”便是沒有正確酣睡的不安靈魂，在永恆的黯黑之中掙扎、哭號，這是納瓦霍人最怕的。 這段誦歌，讓納瓦霍人不必辛苦地發明（無神論的博爾赫斯認定神和天堂是人最大的發明）、直接讓他們的侯根屋就成為美麗的休憩之所，成為不假外求靈界的誦歌，在這部《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書中，這誦歌是吉米·契走進老印第安人艾席·比蓋的侯根屋時心中默念的。這間侯根屋是比蓋老人最珍視的過冬之屋，連初次到此的吉米·契都感覺到它的祥和與完美無缺，“侯根屋的周遭乾淨整齊，屋旁有精心種植的矮灌木叢，一座相當新的蒙特馬利式倉庫，以及放在焊接管架上的汽油桶——比蓋用來儲存他的飲用水；此外他還修建了一個小棚堆放牲口的飼料。真是個好地方。晨光穿透侯根屋後面的黃松，照亮了灰濛蒙的聖胡安盆地，呈現出一派金光燦爛的氣息。這得天獨厚的放牧地點生長著各種植物——野牛草、牧草、山艾、濱藜及蛇草——襯托著船岩高聳入雲的哥特式黑色尖頂。五十里開外，四角發電廠的煙囪柱子正冒著煙。契被眼前的景色迷住了，眼前壯闊的天地鼓舞了他的士氣……這兒不但位置好、視野佳，還在無垠的天地中遺世獨立——在普埃布羅族人和白人眼中的孤單寂寞，卻是納瓦霍族人的至寶。”

這間獨立於海拔八千尺以上高處的侯根屋，尤其是滿懷心事的契尋訪至此、隻身探入的那段，是我個人最喜歡的部分，而在這間侯根屋中，也果然藏放了寶物，那就是艾席·比蓋老人的“四聖山藥袋”。 那些“非納瓦霍”的納瓦霍人 “四聖山藥袋”，納瓦霍人的無價之寶，是一種什麼東西？就物質成分而言，就只是些藥草和礦石而已，但這是榮光之族指定的藥草和礦石，得分別到四座聖山辛苦採集回來，不相混淆地裝在四隻小鹿皮口袋之中，再集中置於一個稍大的鹿皮袋子裡——契也擁有自己的聖山藥袋，那是他念新墨西哥大學三年級時花一整個夏天採集來的，“去泰勒山和聖弗朗西斯科群峰沒有問題——有路通往山頂的林務局防火哨。但想要去位於基督之血山脈的布蘭卡峰和白銀山脈的金星峰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在比蓋朝聖的那個年代，到山上的路根本沒開通，他所受的考驗想必一定是更加艱難嚴酷。”

可以沉睡在這樣美好的侯根屋之中，擁有著無價的四聖山藥袋，我們該說像艾席·比蓋老人這樣的納瓦霍人其實是遠比我們這些看起來什麼都有的現代台北人更富裕更幸福嗎？我曉得會有不少珍視靈魂的人比方說孟祥森先生或我的好友小說家吳繼文會在第一時間點頭稱是；我也堅信比蓋老人的的確確比我們這些擁有更多物質卻不真的有任一件珍稀的、實在的、有精神意義的、可在哪一天慎重傳交子孫之物的人要滿足要快樂。但我個人對這樣的答案總是很猶豫的，只因為這是個令人哀傷的問題。 一如《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或更正確地說，一如席勒曼這系列的所有故事，都總是哀傷的，不因為它們都是謀殺故事（這方面我們其實是快樂地期待它發生，這是我們作為推理讀者的合理冷血特權），總有無辜或至少罪不至死的人倒下來，而是因為它們發生在納瓦霍國，這個席勒曼謀殺故事的永恆現場和背景，一個異質而悲傷的地方。

很容易注意到，在席勒曼的謀殺故事之中，往往會出現一種不會有什麼好下場的人，那就是那些“外來”的納瓦霍人，“非納瓦霍”的納瓦霍人，“白人”的納瓦霍人，不管從喬·利風或吉米·契，我們總看到幾乎是同時發生的警覺和同情——警覺，除了因為利風和契身為警察的職業性敏感之外，也因為納瓦霍國奇特的透明性，在這片地廣人稀卻“誰都知道別人的所有事情”的土地上，任何陌生人的進入，都像石頭擲入平靜的湖水中一樣驚擾人且漣漪不絕；同情，則是暫時還可以依靠四面圍擁聖山保護的利風和契，會以純正納瓦霍人的價值悲憫著這樣的人，因為他們或者再沒有家庭和親族，或者縱使仍有著一兩個血緣族人，卻完全斷去了聯繫，只剩生物性的基因關係，如同單獨一隻離巢雄蜂般的絕望存在。

我們所欣羨的那些納瓦霍世界的非物質性富裕，跟這些人是完全無緣的，榮光之族不識得他們，“變化之女”的教誨和叮嚀傳不到他們耳中，聖山只是遙遠無邊的山脈起伏風景或必須繞行的大自然交通阻絕而已，納瓦霍國的存在，再次還原成一方尋常的不毛大地。 這裡，喪失的不只是我們現代人或覺得可有可無的狹義宗教感而已，也不是吃飽喝足之餘打嗝用的所謂精神慰藉而已，這是人和社會整體複雜綿密的必要聯繫，讓人的生命本身變得“有效”，從而人的全部努力和忍耐才有意義，所有我們所說的道德、價值信念、責任乃至於榮譽才取得了真實的內容，這也就是印度裔小說家奈保爾在他的《世間之路》書中說的：“只有當民眾更為自己真正負責時，'背景'才有意義，因為背景中包含了秩序和價值，包含了努力以求完美。我們卻並不以這樣的意義為自己負責，有太多東西從我們手上被剝奪了。我們沒有背景，沒有過去，對我們大部分人而言，我們的過去只能追溯到祖父為止；祖父之前就一片空白。”

他們身上的納瓦霍成分，真正剩下的就只是一張納瓦霍人的面容，而這不管到哪裡都恰恰是異鄉人的標誌；另外，就是有限的納瓦霍語言，但這是被抽去了神性、抽去了價值和一切深奧的殘破語言，僅僅能使用於問路、交易等等最浮面的交談。 因此，與其說這樣的人容易犯罪，不如說犯罪遲早總會找到他，本雅明所說：“不管往哪條路上走去總是通往犯罪。”描繪的正是這樣喪失了價值、被一切秩序所排拒、並無力為自己負責的人，也就是說，犯罪已不只是個人的道德抉擇問題而已，而幾近是結構性的，是人難以逃脫的整張社會性羅網，如此帶著不由自主成分的犯罪於是總髹著一層讓人悲憫的哀傷色澤。 當年貫穿了北美大陸遷徙而來的納瓦霍人，選擇在這片土地居停下來，這圍擁他們的四面高聳山脈很自然成為他們每日極目所及的風景界線，並隨著時間流淌，由巨大堅實的實體存在，昇華而成像徵。

這我們差可想像一下——首先，這四座大山，和他們居家所在滿是岩塊沙漠的平坦大地不同，有不尋常而且為數更多的各種植物生長，有更多不一樣的大小動物棲息，有平地所見不到的珍稀礦石，還有隨海拔起伏的更複雜天候變化和雲霧雨雪景觀呈現（如果你閱讀這組小說的原文版，最需要查字典的部分就是這裡，你會不斷碰到一堆怪怪的植物、動物、礦物以及地理學、地質學和氣象學單字）。這樣的豐碩、不尋常、珍稀和神秘，對應於平坦而重複的尋常生活，遂成為納瓦霍神話的溫床，更成為他們的神祇國度。我們在之前的引介文字曾大致講過這四座大山的來歷，納瓦霍人以為這四座山並不是大地原有的，它們全是創造物，系“第一個男人”和“第一個女人”奉神祇之命並得神祇的助力建造起來的，並用各種最珍貴的植物、動物、寶石和雨雲閃電不吝惜地裝飾它們，好讓不毛的第五世界大地華美壯麗宜於人居，而這四座大山當然也就是最多榮光之族的神祇居住之所。

於是，這四座山便不僅僅是納瓦霍人生活空間界線而已，它同時還是時間的界線、想像的界線、人界和靈界的界線；或者倒過來說，歷史、神話和生命的各種悸動猜想全被空間化了，就連昔日從迢遙西北海岸的具體遷徙記憶，也不再經由山外的路徑而來，它幻化成由一個一個不同的地底世界盤旋而上的此時此地神話之旅。 這鑄造了一個完整的、至大無外的、包含了一切時間和空間的惟一納瓦霍國，並如同列維施特勞斯說的：“封閉性孕育了獨特性。”也鑄造了納瓦霍人獨特的生活方式及其生命價值，如果它不被侵入、不被打擾的話，大概也會遵循它的獨特路徑走下去，但人類的歷史顯然不這樣子來，四面聖山構成的封閉界線終究是思維性的、象徵性的，它們不真的是不可逾越的嚴密高牆，連地理學上的所謂盆地都不是。

陌生的人進入納瓦霍國或許無所遁形，就算你有一張純正納瓦霍人的臉亦然；但有更多異質的事物比人更透明更細微更不具實體，簡直就跟空氣中眼不可見的分子般無聲無息地瀰漫進來，人很難對如此不具形體又隱藏於自然生活行為中的事物產生有效的敵意，因此，也就難以持續性地監視抵抗。 這類侵入的事物式樣種類繁多，我想舉個“有趣”的實例來直接說明——前些年台灣曾出版過一本名為《變臉中的印第安人》，作者陳佩週跑遍了美國各個印第安保留區和社群，當然包括人數存留最多的納瓦霍國。在納瓦霍這個章節中，作者附了一張納瓦霍小孩的照片，照片中五六個小孩，因為不正常肥胖的關係，長相很奇特地變得一模一樣到幾乎是一個模子印出來，作者的解釋是這正是麥當勞漢堡和可樂文化產生的結果。 還有，作者也指出，納瓦霍人的酗酒現象相當普遍，形成相當麻煩的社會問題，尤其是治安。 不管是美式垃圾食物還是酒精，都是極具社會性意涵和文化性意涵的事物，它們直接侵入便是納瓦霍人的生活底層，改變的正是納瓦霍人獨特的生活形式，以及依賴這些獨特生活形式才得以存留的最根本生命價值；其次，不管是垃圾食物或酒精所引發的肥胖問題或社會失序問題，表像上來說都並不致命，不構成明白而立即的危機，因此總是最容易被放任，了不起就是幾聲人心不古的搖頭嘆息而已。 這有點像病理學家對病毒的討論。曾經一度讓世人聞之喪膽的伊波拉病毒，大概是已知最暴烈最可怖的一種，它原本沉睡於幽黯的中非剛果黑森林里數百萬年之久，不意被入侵的人們喚醒，通過空氣傳布，空窗期短，致死率幾達百分之百，更可怕的是病發時大量出血如身體爆開，怵目驚心。然而，伊波拉的“缺點”也正在於它的樣子太暴烈太可怕，你不警覺都不行，讓人類早早如臨末世大敵，拼命研發對付它的抗體疫苗，果然也很快就被控制下來；相對來說，像艾滋病這種傳染力不強又非立即性致命的病毒，卻因為它潛伏期長，病徵極不明顯，安然躲過人類第一時間的狙擊，而成為真正的世紀首號惡魔。 昔日的納瓦霍國，慘烈地捱過美國騎兵隊的肆虐殺戮存活下來，但今天，他們還得對抗看不見的西方文明病毒。 在《聆聽大地的女人》書中，席勒曼帶領我們參觀了一處極其隱秘的湖底洞窟，那是昔日納瓦霍的智者，在面臨戰爭可能滅絕的威脅時，刻意為族人存留正確沙畫、好保護傳統儀式不墜的地點；而在這本《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末尾，我們也看到契翻閱著一份納瓦霍巫醫的名冊，榮光之族教給納瓦霍人至少六十種以上的儀式，一部分在薩姆納堡的囚居歲月失傳，但也在他們返回納瓦霍國之後持續流失，其中，知道如何正確吟誦“高視闊步之祭”的只剩兩人，其一正是契的舅舅法蘭克·山姆·納凱，會“鬼魂之祭”的也只剩兩個，同樣這兩個垂垂老矣的納瓦霍巫醫。 所以契的舅舅告訴他：“現在你能了解為什麼我們需要你了吧。我們漸漸遺忘了所有的事情，以後不會有人知道怎麼治病，我們再也做不成納瓦霍人了。” 同樣是遺忘，同樣是失傳，在戰爭中，那是因為時間忽然不夠，是情非得已；而在納瓦霍國的悠悠歲月之中，則是人們覺得不需要了，或覺得不划算，學習正確的儀式要投資大量的時間心力，而請人誦唱總是為期幾天幾夜之久的儀式也得耗費不少金錢。 已經有幾千年之久了，很早就有聰明的人發現，許多神秘的鬼神之事，許多的宗教性儀式或禁忌，都可以用極素樸的生活經驗來解釋它，就像納瓦霍人不可呼喚死者姓名怕招來靈魂，可以被理解為生者對死者的必要告別和遺忘，好讓生者從喪慟的哀傷走出來；或像納瓦霍人不敢觸碰屍體甚至看見屍體，也可以解釋為是防止疾病傳染的經驗變形，這類的素樸人情經驗解釋非常自然舒服，還能把人從黑暗的恐懼中拉回到朗朗的光天化日之下，因此也就十分誘人，包括契自己都是這麼做的，在《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書中，契安慰不意闖入死者之屋的納瓦霍勇敢少女瑪格麗特，他的理由便是：“很多宗教都會規定人哪些事情不能做，哪些東西不能吃，諸如此類的。比如說禁止穆斯林吃豬肉，那是因為智者們當初在撰寫經文時，許多疾病都是經過豬肉傳播的。因此這種限制在當時是很明智的。猶太教裡同樣也有關於食物的禁忌。除此之外，大多數宗教和我們納瓦霍教一樣，都有亂倫的忌諱。家人彼此間不能有性關係，否則近親繁殖會帶來惡果。而我族的黑神和變化之女也曾教導我們遠離死過人的地方，這也很有道理，因為這樣可以避免天花、黑死病這類疾病的擴散。” 因此，有了現代的醫院和醫療機制，我們還需要納凱這樣的巫醫和復雜難學的治病儀式嗎？ 有了現代的衛生常識，我們還需要那些威嚇性的死亡禁忌嗎？ 答案看起來幾乎是自明的，然而，當瑪格麗特不無狐疑地反問“所以鬼魂不過是病菌罷了”時，契自己反而猶豫了——是啊，鬼魂真的就只是細菌嗎？納瓦霍的儀式誦歌、禁忌和價值信念，可以就這麼簡單和現代事物畫上等號並予以代換嗎？ 也很早就有更聰明更審慎的人拒絕做這樣素樸的片面解釋和代換，蘇格拉底就是一個（他在《斐多》篇中，拒絕把奧瑞茜婭被北風神帶走的傳說，解釋為奧瑞茜婭在懸崖遭北風吹落墜死的素樸解釋）；現代的人類學者，也普遍不同意馬林諾夫斯基功能學派的單調功能性解釋方式，不是不承認或有現實功能性存在，而是察覺到其間有更深奧更複雜的文化意涵。 納瓦霍的儀式、誦歌、禁忌和神話傳說，不僅僅只是功能的偽裝，也不只是歷史經驗的單純變形，它們同時是納瓦霍人看待世界和生命整體的特殊方式，孕育出納瓦霍人獨特的生命價值和生命態度，否則，我們無法解釋納瓦霍人在此貧瘠不毛的土地上卻真實擁有著富裕和自由的弔詭事實。 就連吉米·契這樣的人—— 然而，這也恰恰構成了納瓦霍國的脆弱性，成為納瓦霍人的阿喀琉斯腳跟，席勒曼故事揮之不去的哀傷便在於我們不斷察覺到此一脆弱性。 納瓦霍的“貧窮/富裕”，其實只在一線之間，簡陋的侯根屋因為神族的祝福和黎明男孩的駐臨而美好無匹，尋常的花粉和礦石因為採自遙遠難行的聖山而無價，他們的豐盈和驕傲不真的來自物質，而是來自納瓦霍文化所孕生的生命價值和生命態度，這也就是說，一旦這樣的價值觀瓦解，生活的方式改變，納瓦霍人的物質匱乏和生計的艱辛必將暴露無遺。 而今天，難以逆轉的嚴酷事實是，被四麵包圍於美利堅合眾國的納瓦霍國，是弱勢文化的一方，異質事物的侵入是持續而綿密的，時間並不站在納瓦霍這一邊。 文化的成品，像納瓦霍人的鑲松綠石銀飾、陶器、岩畫、沙畫（理論上沙畫是儀式結束就得毀去不可存留，但現在誰管啊？）云云，都可放入恆定溫度和濕度的玻璃櫃中好好保護起來，但文化本身不能這樣，它直接依附在真實的生活方式之上，你如何去保護納瓦霍人的生活不改變？你如何忍心或說有權力要求納瓦霍人不尋求實質上更舒適更方便的現代生活？儘管你完全知道某一個美好的文化、美好的價值和充滿智性的生命態度會就此杳逝不返。 這不是罵誰一句“墮落”能解決的事，侵入的異質事物那麼多，總有人性上難以抵禦的——我們就以吉米·契這樣一位有高度納瓦霍意識、甚至立志成為誦歌者的人而言，他的誘人異質事物，便是來自東岸威斯康星的美麗白人女孩梅莉·蘭登，至少到這本《消失在納瓦霍的證人》為止的狀況是，如果契要娶這位心愛的女孩為妻，他便得放棄納瓦霍人的生活，成為聯邦調查局的一員，住進白人的世界，讓他和梅莉·蘭登的小孩能念白人的學校，在不虞匱乏的白人文明世界長大—— 也許契會選擇他的納瓦霍國而痛苦放棄這份情感，也許他和梅莉·蘭登會找出夾縫中的兩全其美方法，這我們還不知道，但退一步來說，以契這樣幸運擁有一位納瓦霍國寶的舅舅、而且又有志傳承納瓦霍文化的人而言，到此為止他從法蘭克·山姆·納凱那裡學會了哪些儀式和誦歌？他花在年輕生命的戀愛之事上頭的時間和心思，不是明顯多過他的納瓦霍學習嗎？他會不知道他的舅舅已垂垂老矣時間滴答作響嗎？ 然而誰能說契不可以理直氣壯追尋他的情感？這是人性，也是每個人生而為人不可讓渡的堂皇權利不是嗎？ 這一天我們話講多了，就不再講納瓦霍神話故事了，願侯根屋的美麗，能暫時安慰我們的悲傷，晚安，這是第六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