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死巷》——心胸如山寬闊，眼裡不容沙粒
按理講，米涅·渥特絲應該也讀過前輩約瑟芬·鐵伊的才是。畢竟她們都是英國推理小說有數的拔尖分子，而且同為女性；更引發我們這麼想的是，渥特絲這部《死巷》的故事框架和鐵伊的昔日名著實在有像，小說的爆發點更幾乎一模一樣——故事都像壓力鍋般封閉在幾近與世隔絕的小區內（鐵伊是自成天地的小鎮，渥特絲選的則是半自生自滅的所謂“酸臭之路”的窮小區），起因也都來自洛麗塔似的賣弄風情未成年小女孩的失踪事件，事情都經由小報或三姑六婆流言的渲染放大，都有單純但底層心思不一的正義感被挑起，都失控成為暴民式的返祖私刑，都不可避免讓無辜的人受苦受害，最終，倒也不稀罕的是，風波都在宛如經歷了一場城市巷戰之後破案收場。
如果更要比照的話，堅定立於如此風暴中心力挽狂瀾的人，都是證照性的專業人士，鐵伊用的是小鎮律師，男性；渥特絲則是年輕女醫生，但拼體力動拳腳的主要工作則多一名年輕、才服刑下來的黑人幫手——我並不全然認為這只是書寫者的偶然選擇巧合，毋寧更接近某種象徵，畢竟，什麼才足以對抗一種原始的、不加節制的激情呢？什麼東西最讓人清醒？最簡單的答案大概就是某種必要科學性訓練的、講究程序一板一眼的、以專業尊嚴來挺住脊梁骨獨立判斷不隨風起舞的人。儘管，放眼我們熟悉的周遭社會真相，鐵伊和渥特絲的選擇很顯然都太抬舉了這兩種所謂的專業人士，醫生和律師，今天在坊間流行笑話中逐漸取代僧侶和政府官吏主角地位的人，社會大眾很無奈寓憤怒於娛樂的焦點對象，仍對他們有信心的人請舉手。
我們不好否認，專業的修習訓練，嚴格程序的講求和遵循，的確有部分可能“內化”為人格，澆熄相當程度的本能激情。但我們把事情弄清楚，這裡我們讀的是血肉真實的社會之事，可不是語文課程的反義字測驗，社會激情的反面真的是冰嗎？對抗狂暴不知節制的人性本能真的是遠在另一端的、不知世事也無意於世事的冷漠嗎？應該不會吧，是非的追求，或更嚴重來說，某種真相真理的追求，不會自動顯現於預設框架的簡單程序之中，它當然仍得仰賴人超越性的信念、正確合宜的熱情，以及人不厭其煩不饜精細的判斷，是這些，而不是醫學院法學院那一套，才讓人有機會成為史懷哲醫生和丹諾律師。真正冷漠如冰的人並不挺身對抗，他們的高級住宅都有很好的防盜門鎖、保安系統和二十四小時值班警衛，以及很棒的隔音設備，他們最容易做的便是關好門，把那個麻煩的世界隔離在外頭，喝杯紅酒翻翻新來的專業雜誌，或更常見的好好打個盹。
讀過鐵伊的人都曉得，這本來是十九世紀發生於英小學鎮的一樁真人實事誘拐事件，是標準“重寫社會新聞”的小說——小說書寫者對抗著“訊息快餐業者”的大眾傳媒，通過他們行業特許的虛構和想像，以“真實還原”社會悲劇，掘出隱藏的真相和隱藏的問題來。
從如此角度來看，我們便很難說渥特絲的這部小說係單純襲自於鐵伊，或甚至不同意或不滿足於鐵伊小說內容的再次重寫較勁行為。比較正確的猜測是，儘管事隔百年以上，但我們看過報紙看過電視的人全知道，諸如此類的案件以及由此被誘發出的人類愚行仍然依舊，不但沒隨所謂社會民智的增長、社會基本財富的增長而絕跡，反而還更有水漲船高的意思；而且，我們也不難察覺，問題的基本類型容或雷同，但仔細看它的強度、它的內容細節、它所運用的社會工具和配備、它所結合的社會潛在問題，以及由此暴露的社會脆弱面和死角等等，都會有所更替有所側重——因此，問題總是源遠流長而同時又是特殊的。
源遠流長，這顯示了問題飽經時間焠煉的韌性，就像蟑螂乃至於細菌病毒般幾乎不可能真正剿滅，我們得時時保持如此警覺才行；至於問題的當下特殊性，其最富意義的是，可供我們檢視社會新事物和生活每一處聯結點的必要縫隙，這些縫隙的存在是不該諱言的，我們社會新事物新配備新工具的出現及其利用，如新的交通工具、新的通訊器材、新的傳媒形式，或直接舉例就像網絡這類的新東西，其成立與否通常只取決於技術開發因素和經濟因素（其中經濟因素又遠比技術因素具決定性，通不過經濟因素考驗，即便技術上可行，仍只能存於實驗室無法普及），沒有人真能預見當它們異物般侵入我們真實生活時，會真正引發怎樣的排斥、摩擦和誤用等諸多副作用，會如何喚醒那些我們才拼命製壓住的老問題如揭開惡魔的封印，會如何讓那些既有的問題得到新的強度、新的面貌和新的滲透能力。這些結果大體上皆是用過了才會知道，因此，事先排拒新事物是沒意義的，除非它的荒唐是明白而立即的；但事後抗拒反省和檢驗也是不負責任的，因為新事物從不來自天國，既美善又透明，既對我們無事不幫助又對我們毫無影響，像傳說中長翅膀的好心天使那樣的怪東西。
我們尤其要小心提防的是後者。畢竟，我們當前的社會仍普遍受控於某種不假思索的“進步”意識形態，並得著流行和民粹現象的強大支持，因此，很自然成為權勢、利益和聲名的薈集所在，召來掠食性的魚群。在這裡，披“進步”外衣在言論伸展台上走秀的人多了，充斥著一堆最懶、最沒講理能力和習慣、也從沒耐心去查問追踪實際應用後果、最不管他人死活的人（你不覺得“披件外衣”是最省力的改換自身形貌的動作嗎？），方式可以簡易到只需動用一個字：“新”——新經濟、新生活、新夢想、新人類、新天國……老實講，這我們每個人也都會，只要你願意，畢竟，遲不過小學二年級，我們誰都老早認得也會寫這個“新”字了不是嗎？
這裡，我們似乎無意中得到一個准定義了——那些喜歡在萬事萬物前加個“新”字而且從不反覘新事物負面影響的人（對不起，那種“所以我們要有新的經濟思維——”“我們要有新的自由——”“我們要有新的規範——”的空洞搪塞語法，這可不是反省，這是胡言亂語），他們的真實身份只是推銷員，不管他們的樣子、架勢、說話語調和頭銜，多麼像一個知識分子、像一個動用思考的人。
“重寫社會新聞”，不止這部《死巷》，事實上，這差不多就是渥特絲一貫的小說書寫方式——她的故事，通常總是在最開頭便高懸著某一件公開性的駭人案件，並輔以“客觀形式”的新聞報導文字、警局調查報告、剪報檔案資料或相關人士的證詞和書信云云，像一個挑釁的問答題，而我們即便沒聽過米蘭·昆德拉的話，也都從自身的生活經驗中或過往推理小說的閱讀中知道，事情絕沒這麼單純，“事情遠比你想像的複雜”——
然而，小說家不真正是四下採訪為業的第一線記者，不是嗅著靈敏鼻子到處聞的獵犬，也不是“作賊一更，捉賊一夜”、耐心守候在某豪門別墅外說來也挺辛苦的可惡狗仔隊，當然，必要的時候上述行為他也都可能做，但絕大多數時候，他還是坐書房或某某咖啡館的人，安靜對著電腦、打字機或慢慢成為出土古物的一沓稿紙想東想西自尋煩惱，也就是說，他通常不見得比報導此事的記者擁有更多的第一手數據，那他憑什麼可駁斥人家事情沒那麼簡單？他憑什麼可動用數以十萬計的文字來重寫人家數百字的報導？
這裡，我們別被“重寫社會新聞”中那個“新”字給唬弄了，對小說書寫者而言，這六個字中真正關鍵性的一個，是立於最醒目位置的“重”字，意思是重新、反复、再次開啟，用本雅明的話，這是個看著過去的字——站在當下，面朝過去，未來則在茫茫不可見的背後。
也就是說，相對於“新聞直擊”“新聞最前線”“新聞第一現場”等等的記者報導，小說家則是過去的人，他用以對抗的真正優勢是過去、是記憶——我們曉得，而且至少從古希臘時代就曉得了，當下只是其薄如紙的時間一層，接近於數學平面的無真實厚度一層，因此，當下只有流逝和遺忘，不負責積存任何東西；而過去，卻是時間三維中惟一的豐厚實體，所有實時性的事物被沖刷到這裡腐爛分解，化為養料，層層疊疊積存起來。事實上，這種單薄和厚實的形態對比，也不盡然全屬偶合地體現在兩者書寫的載體外貌之上，記者是用後即棄的單張報紙，而小說家則是動輒數百頁的書籍。
這裡，一定要稍加說明的是，我們如此對比並沒絲毫詆毀嘲諷記者這個可敬行業之意（沒辦法，我有太多幹記者或曾經乾記者的朋友，不交代清楚會死得很慘），這只是兩種不同的行業，在不同的時間層面上工作，從而決定了兩種不一樣的行為和瞻望成果。事實上，這兩種不同的身份和書寫是可以統一在同一個人身上的，人可以既幹記者也書寫小說，這不僅有憲法保障，而且在人類小說史上，幹過記者的小說家極可能不少於沒幹過的，如加西亞·馬爾克斯，如海明威，如格林。 （記者朋友們，這樣講可以了嗎？）
沒更多的第一手資料，卻能數百頁煞有介事地寫個不停，光是這個數量規模就夠讓人好奇了，顯然單憑胡謅是撐不了這麼久的，他一定另有來源另有出處——這裡，小說書寫者無償取用且大量取用的便是記憶這個公共財產，像陽光空氣水般，因為，正如我們講過的，問題總是源遠流長的，罪惡從不會只出現一次，人心和社會的幽黯死角像工廠生產線，總持續產出類似的產品，而罪惡也像原核、真核生物，會不斷複製自身。用宗教者的語言來說，魔鬼的模樣總是似曾相識的，它有特殊的印記，會被記憶力好的人認出來，化成灰都認得出來。
也就是說，記者報導的是一次完成的嫌疑凶手，小說家真正追索的卻是在背後支使的永生魔鬼——既然寫的是魔鬼，那當然就不是三言兩語的事了，無怪乎小說家可以一寫數百頁，而且總有言猶未盡之感。
當然，也有另一種動輒數百頁的寫法不發生在書房或咖啡館裡，而是像一個更徹底、更盡責的記者那樣子工作，並學用人類學者到斐濟、到非洲某部落某原住民家庭中蹲點記錄的調查手法，讓自己完完全全浸泡在單一的“犯罪部落”之中，好挖掘未出土的更多第一手數據來。由於這樣單一罪案的田野調查報告篇幅往往太巨大了，一般報紙吃不下來，因此往往以書籍的終端形式面世，這是重寫社會新聞的另一類方式。
這種單一罪案的田野調查報告，不屬於小說，在分類上，正如倫敦的專業謀殺書店“一級謀殺”，把它們集中在標示著“真實犯罪”（True Crime）的單獨書架上。
這類一樣服膺著“事情遠比你想像的複雜”的書寫者，一般而言比小說家更執拗更瘋狂，像某種單食類生物；也比小說家更不信任報紙更不信任社會的既成結論。重寫社會新聞的小說家通常並無意推翻此一新聞的框架性外貌，甚至不懷疑凶手就是大家講的那個人，他要補充、詮釋或顛覆主要在於我們看待此一新聞的角度，以及我們對於此一新聞的解釋方式，把業已“新聞化”的其中人物再次還原成人，讓不干我事的版面報導轉變成我們可感知、可熟悉、可參與的對話，並由此爭取我們對陷身其中的人乃至於就是兇手的同情。重寫社會新聞的田野調查者不大一樣，他們比較像不請自來的偵探，相信某些直接的真相只是不當地被遮蓋起來，遮蓋的迷霧又往往起自於社會性的利益糾葛、機構性的懶怠無能以及擁有權力之人的惡意操控。因此，他們的追索行動隱含了較直接的對抗意味，得起而行不能只是單純坐而言，帶著幾分堂·吉訶德式的熱情，也往往自備了一些堂·吉訶德式的長矛盔甲配備。
歷史的著名懸案尤其吸引了此類的田野調查者，像美國的林白案、英國的開膛手傑克案或俄國末代沙皇的女兒幼子的生死之謎，但這裡也不乏深沉嚴肅的作品，像小說家卡波蒂的名著就是，這原是一樁美小學鎮的駭人滅門慘案，讓這位聰明絕頂有神童之名的美國東岸小說家毅然暫別他的小說之筆，大步探入此一血淋淋的案件核心。
小說中，福爾摩斯是熱切渴望有新謀殺案發生的人，這樣視人命如草芥只想換得自己大展身手炫耀機會的冷血之言，我個人猜想，既暴露了書寫者柯南·道爾的某部分價值心性（柯南·道爾的確有著那種令人討厭的老帝國主義貴族氣），也大致反映了他的肺腑書寫困境——為什麼犯罪的人總不肯多動點腦筋、多放點創意進去？他們為什麼不能像人家廣告公司般設個創意小組、雇個創意總監什麼的？怎麼老是令人膩味的粗魯、重複、抄襲、有樣學樣如瘟疫流行般的殺人犯案？這種笨罪案如何可能幫助小說家書寫呢？
仰賴著不可操控且開發不易的全新罪案發生，召喚著史無前例新謎團的由天而降，這遂成為某些小說書寫，尤其是柯南·道爾所在英國式推理破案小說的必然困境，有自作自受的味道。
全新的事物全新的罪案本身當然就是個謎，一種的確讓人忍不住熱血賁張的興奮之謎；但事物的重複發生，罪案的重複執行，甚至形成規律，構成循環，這更是個謎——而且還是個更深沉、更富意義、也更真實待解的謎。因為它大幅消除了特例性、偶合性的機率，顯示了某種結構性的必然。我們曉得，在人類思維的諸多領域中，解破謎團得到真正的進展，基本上不發生在興奮魯莽的第一時間第一現場解釋某一新現象，新現象通常會被耐心地暫時擱置起來，直到它再三發生無法抵賴，它才會得到正視並要求必要的解釋。
或者我們應該這麼講——這兩種不同的謎，各自吸引並滿足了兩類不一樣行業的人。新的謎團基本上比較接近一種傳播現象，牽動和傳播相關的人，以及和傳播密切相關一部分小說家；源遠流長的謎團則隸屬於思維的領域，是思維者的工作場域，當然也包括另一部分把傳播效應不擺首要位置的小說家。
在《死巷》的末尾，渥特絲通過一名老太太之口，提出一個大致上和福爾摩斯形成對比、可分別歸屬於我們上述兩種分別的罪案感受——她由衷欣賞那位堅強的女醫生和年輕黑人：“心胸如山一般廣闊，眼裡卻容不下一粒沙子。”
有趣的是，渥特絲所塑造的這兩個人，其實並沒那麼百分百擔當得起如此讚語，但這的確是很好的讚語——心胸如山廣闊，才裝得下時間重重堆疊的一切；眼裡也的確得有容不得沙子的熱情和正義感，才能在當下的現實工作，而不是在事物的反复循環中昏昏欲睡並自認沒有責任。
這兩句話讓我們想到約瑟芬·鐵伊，當然還有其他很多了不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