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頭看去,這一年對我們夫婦似乎算不上多美妙。回到日本,成了超級暢銷書。也是因為一直身在國外不大了解情況,過了許久回國一看,原來自己已成為名人,為之瞠目結舌。看報紙上的暢銷書排行榜,的銷量在任何書店都名列第一。講談社的辦公大樓堂而皇之地垂下紅綠兩色幕布。我有事必須不時沿江戶川橋至護國寺的大街通過,看了實在不好意思,總是佯裝不見。秋天出版的也順利地成了暢銷書。 可是——這麼說自知冒昧和傲慢——我無論如何未能從某種苦悶中解脫出來。苦悶什麼說不清楚,反正就是苦悶得不行,覺得去哪裡都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覺得自己一下子失去了許許多多。書賣到五十萬冊時,自己當然是高興的。自己寫的東西被大範圍接受,對於作家來說沒理由不高興,不過坦率地說,較之高興,我感到的更是吃驚。我想像不好五十萬這個數字是怎麼回事。作為讀者想像不出,作為單純的“人數”也想像不出。十萬人我好歹可以想像,而五十萬已無能為力。後來更加不得了,一百萬、一百五十萬、二百萬,這些對我來說無非是不具實體的“龐大數字”罷了。對於傳媒界人士,處理這個程度的數字或許是家常便飯,而我則受不了。越想腦袋越亂,所以也曾嘗試不去多想——十年來我基本上是作為小說家混飯吃的,數字與我沒什麼關係,暢銷不暢銷不外乎時運,問題是那裡邊出現了類似無法置之不理的空氣那樣的東西。 說起來甚是匪夷所思,小說賣出十萬冊時,我感到自己似乎為許多人喜愛、喜歡和支持;而當賣到一百幾十萬冊時,我因此覺得自己變得異常孤獨,並且為許多人憎恨和討厭。什麼原因呢?表面上看好像一切都順順利利,但實際上對於我是精神上最艱難的階段。發生了幾樁討厭的事、無聊的事,使得自己的心像掉進了冰窖。現在回頭看才明白過來——說到底,自己怕是不適合處於那樣的立場的。不是那樣的性格,恐怕也不是那塊料。 那一時期我心力交瘁,老婆病了一場。我沒心思寫文章。從夏威夷回來,整個夏天一直在搞翻譯。自己的文章寫不出,但翻譯還是可以做的。一字一句翻譯別人的小說,對於自己不妨說一種治療行為,這也是我搞翻譯的一個緣由。
8月,我把老婆留在日本,重返羅馬。從羅馬去巴爾幹半島、小亞細亞,目的是為新潮社採訪阿索斯山和土耳其。這次旅行一共花了一個半月。我和攝影師松村君、編輯O君冒雨在阿索斯半島的崇山峻嶺中爬來爬去,接下去同松村君兩人駕駛三菱帕杰羅去土耳其腹地轉了一個月。有各種各樣的遭遇,肉體也大受考驗,但心情反倒由於體力的極度消耗而變得十分暢快。多餘的脂肪去掉了,臉也變得漆黑。完了返回羅馬,第二天去機場接老婆。 10月間的事。 這樣,在羅馬的生活重新開始了。 不過恢復——作為一個寫小說的人真正得以恢復——恐怕是在翻譯完蒂姆·奧布萊恩(Tim O'Brien)的《原子時代》(The Nuclear Age)之後。上面說了,翻譯對於我是一種治療行為。進一步說,這本《原子時代》的翻譯對於我純屬精神再生(rehabilitation)。翻譯過程中我一再為之感動受到鼓舞。這部小說中蘊藏的熱能從最底層溫暖了我的身體,骨髓裡的冷氣也因之排放出來。假如不譯這部作品,說不定自己已隨波逐流漂去另一個方向。 譯罷這部作品,我有了再寫一本小說的心情。我想,人的存在證明大概是在長久存活並持續寫作這一行為之中。縱使那意味著持續失去什麼、持續為世界所憎惡,我也只能那樣活下去。那便是我這個人,那便是我的場所。
以上就是1988年4月到10月之間發生的事情的概括。 1988年10月,再有三個月即是我四十歲生日。我必須重振旗鼓。 這樣,我又一點點寫起了隨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