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可避免，苦杏仁的氣味總是讓他想起愛情受阻後的命運。剛一走進還處在昏暗之中的房間，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就察覺出這種味道。他來這裡是為了處理一樁緊急事件，但從很多年前開始，這類事件在他看來就算不上緊急了。來自安的列斯群島的流亡者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曾在戰爭中致殘，是兒童攝影師，也是醫生交情最深的象棋對手，此刻已靠氰化金的煙霧從回憶的痛苦中解脫了。
醫生看到死者身上蓋著一條毯子，躺在他生前一直睡的那張行軍床上。旁邊的凳子上放著用來蒸發毒藥的小桶。地上躺著一條胸脯雪白的黑色大丹犬，被拴在行軍床的床腳。狗的屍體邊是一副拐杖。悶熱而雜亂的房間，既是臥室也是工作室，此刻，隨著晨曦從打開的窗子照進來，才開始有了一絲光亮。但只這一絲，已足以讓人即刻感覺到死亡的震懾力。另外幾扇窗子和房間的所有縫隙，不是被破布遮得嚴嚴實實，就是被黑色的紙板封了起來，這更加重了壓抑的氣氛。一張大桌上，堆滿了沒有標籤的瓶瓶罐罐。兩隻已經掉皮的白鏃小桶，籠在一盞紅紙罩的普通聚光燈下。屍體旁邊的那第三隻桶則是用來裝定影液的。到處都是舊雜誌和報紙，還有一摞摞夾在兩塊玻璃片之間的底片，家具也破敗不堪，但所有這些都被一雙勤勞的手收拾得一塵不染。儘管窗外吹來的涼風使空氣變得清新了—些，但熟悉的人仍舊能夠聞到苦杏仁的氣息中那種不幸愛情的溫熱餘味。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曾不止一次地在無意中想過，這裡並不是蒙上帝恩召而死去的合適場所。但隨著時間的推移，他最終揣摩到，或許這裡的混亂無章，也正是遵從了全能上帝的秘密旨意。
一名警官帶著一個正在市診所進行法醫實習的年輕學生，已先行趕到這裡。正是他們，在烏爾比諾醫生到來之前，打開窗子通風，並把屍體遮蓋起來。兩人莊嚴地向醫生致意。這一次，這莊嚴中的哀悼之意多過崇敬之情，因為無人不知醫生和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之間的深厚友誼。德高望重的醫生和兩人握了握手，就像一直以來，他在每天的普通臨床課前都會和每一位學生握手一樣。接著，他用食指和拇指肚像拈起一枝鮮花似的掀開毺子的邊緣，以一種神聖的穩重，一寸一寸地讓屍體顯露出來。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渾身赤裸，軀體僵硬而扭曲，兩隻眼睜著，膚色發藍，彷彿比前一晚老了五十歲。他瞳孔透明，鬚髮泛黃，肚皮上橫著一道舊傷痕，還留有很多縫合時打的結。由於拄著雙拐行動十分吃力，他的軀乾和手臂就像划船的苦役犯一樣粗壯有力，而他那無力的雙腿卻像孤兒的兩條細腿似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注視了屍體片刻，內心感到一陣刺痛，在與死神做著徒勞抗爭的漫長歲月中，他還極少有這樣的感觸。 “可憐的傻瓜，”他對死者說，“最糟的事總算結束了。”他蓋上毯子，又恢復了學院派的高傲神情。去年，他剛剛為自己的八十大壽舉行了三天的正式慶典。在答謝辭中，他再次抵制了退休的誘惑。他說：“等我死了，有的是時間休息，但這種不虞之變還沒有列人我的計劃當中。”儘管右耳越來越不中用，也儘管他得靠一根銀柄手杖來掩飾自己蹣跚的步履，但他的穿著依舊像年輕時一樣考究：亞麻套裝，懷錶的金鍊掛在背心上。他的巴斯德式鬍子是珍珠母色的，頭髮也是，梳理得服服帖帖，分出一道清晰的中縫，這兩樣是他性格最忠實的體現。對於越來越令他不安的記憶力衰退，他通過隨時隨地在零散的小紙片上快速記錄來做彌補，可最後，各個口袋都裝滿了混在一起的紙片，難以分辨，就像那些工具、小藥瓶以及別的東西在他那塞得滿滿的手提箱裡亂作一團一樣。他不僅是城中最年長、聲望最高的醫生，也是全城最講究風度的人。然而，他那鋒芒畢露的智慧以及過於世故地動用自己大名的方式，卻讓他沒能得到應有的愛戴。
他給警官和實習生下的指示明確而迅速。不必解剖驗屍。房裡的氣味足以確定，死因是小桶中某種照相用酸液引起的氰化物揮發，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對這些事十分清楚，所以絕不可能是意外事故。面對警官的猶疑，他用自己典型的方式斬釘截鐵地打斷了他：“您別忘了，在死亡證明上簽字的是我。”年輕的醫生非常失望：他還從來沒有機會在屍體上研究氰化金的作用。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驚訝於自己竟從未在醫學院見過這個學生，但那動不動就臉紅的樣子和安第斯口音立刻便使他明白了：也許這年輕人才剛剛來到這座城市。他說：“要不了幾天，這裡的某個愛情瘋子就會給您提供這樣的機會。”話一出口，他這才意識到在自己所記得的數不清的自殺事件中，這還是第一起不是因愛情的不幸而使用氰化物的。於是，他一貫的口吻有了一絲改變。
“到時候好好留意，”他對實習生說道，“死者的心臟里通常會有金屬顆粒。”
接著，他就像對下屬說話似的同警官交談起來。他命令警官繞過一切程序，以便葬禮能在當天下午舉行，而且要盡可能秘密地舉行。他說：“稍後我會去和市長說。”他知道，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是個極端儉省的人，生活近乎原始化，他靠手藝掙來的錢遠遠超過他的生活所需，因此，在房間的某個抽屜，想必會有綽綽有餘的存款來支付安葬的費用。
“沒找到也沒關係。”他說，“全部費用由我承擔。”
他讓警官告訴報界，攝影師是自然死亡，儘管他相信這消息根本不會引起記者們的絲毫興趣。他說：“如果有必要，我會去和省長說。”警官是個嚴肅而謙卑的公務人員，知道醫生對公事向來一絲不苟，有時甚至因此激怒最親近的朋友，所以很驚訝他竟會如此輕率地為了加快安葬進程而跳過法律手續。他唯一不願做的，便是去和大主教商量，讓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葬在聖地。警官對自己的失禮有些後悔，試圖做出解釋。
“我知道，他是一位聖人。”
“更為罕見的是，”烏爾比諾醫生說，“他是一位無神論的聖人。但這些就是上帝的事了。”
遠處，在這座曾經的殖民城市的另一端，教堂裡響起了召集人們去望大彌撒的鐘聲。烏爾比諾醫生戴上半月形的金絲眼鏡，看了看掛在金鍊上的懷錶——方形的懷錶做工精緻，蓋子是靠彈簧打開的——再不走就要錯過聖神降臨節的彌撒了。
客廳裡有一架底座帶輪子的巨型照相機，就像公園裡用的那種。幕布上用手工作坊的顏料畫著黃昏海景。牆上掛滿了孩子的照片，拍的是各種值得紀念的時刻：第一次領聖體，戴兔子麵具，幸福的生日。年復一年，烏爾比諾醫生就在這裡，在下午全神貫注的棋局中，看著牆壁逐漸被照片覆蓋。有很多次他都心痛地想，在這個由一張張不經意間拍下的照片組成的畫廊裡，就孕育著這座城市的未來：它將由那些性格不定的孩子們統治，並最終被他們毀滅，連一絲昔日榮耀的灰燼也不復存在。
寫字台上，一個裝了幾支水手煙斗的罐子旁邊，是一盤還沒下完的棋。儘管烏爾比諾醫生急於離開，而且心情陰鬱，但還是抵不住對這盤殘局研究一番的誘惑。他知道這一定是前一晚留下來的，因為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每天黃昏都下棋，而且每星期至少跟三個不同的人對弈，但他一向都會把棋下完，然後把棋盤和棋子收進盒子，放進寫字台的一個抽屜。醫生知道他慣執白子，而這一局，白棋在四步以內必輸無疑。 “如果真是謀殺，這裡面一定有不錯的線索。”他自言自語道：“我認識的人中只有一個能布下如此精妙的埋伏。”為何這位向來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從不屈服的戰士，竟沒有完成生命中的最後一次戰鬥？若不調查清楚，他簡直會活不下去。
早晨六點，巡夜人在做最後一圈巡邏時，看見釘在臨街大門上的一塊牌子上寫著：請進，無需敲門，並請通知警察。很快，警官和實習生就趕來了。兩人把房子搜査了一遍，試圖在無可置疑的苦杏仁味之外尋找由其他原因致死的證據。就在醫生駐足分析那盤未下完的棋局的短短幾分鐘裡，警官在寫字台上的紙堆中發現了一封寫給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的信。信封被厚厚的火漆封得嚴嚴實實，為取出信，不得不撕爛信封。為了讓屋裡的光線亮一點兒，醫生拉開黑色的窗簾，先飛快地掃了一眼這沓工工整整寫滿了正反兩面的十一頁紙。而當他開始讀第一段時，就明白自己肯定趕不上聖神降臨彌撒的聖餐了。他讀著信，激動得氣喘吁籲，時而為找回中斷的頭緒往回翻上幾頁。等讀完後，他看上去就好像剛剛從很遠的地方、花了很長的時間回來似的。儘管努力克制，但他的沮喪顯而易見：嘴唇發藍，一如屍體的顏色；而把信折起來放進背心口袋時，他也無法控製手指的顫抖。這時，他才又想起身邊的警官和年輕的醫生來，透過一片沉痛的迷霧，他沖他們笑了笑。
“沒什麼特別的。”他說：“不過是他最後的一些囑託。”這只是一半的真相，但他們卻把它當作事實的全部接受了，因為他們按醫生的指令揭開一塊地磚，果然在那裡找到了一本陳年賬簿，上面記著保險箱的密碼。死者的錢雖沒有他們想像的多，但也足夠應付葬禮並結清一些小額賬目。這時，烏爾比諾醫生意識到，在神甫宣講福音之前，自己也無法趕到教堂了。
“自我懂事以來，這還是第三次錯過星期日彌撒。”他說，“但上帝會原諒我的。”
儘管他幾乎按捺不住想與妻子分享信中秘密的急迫心情，但還是寧願再耽擱幾分鐘，把細枝末節安排妥當。他答應去通知城里為數眾多的加勒比流亡者，因為或許他們會想向這樣一位最受人尊敬、最活躍、也最激進的人表達最後的敬意，儘管很顯然，他最終還是向令人絕望的坎坷屈服了。他還會去通知死者的棋友，無論是傑出的專業棋手還是無名小卒，另外，也會通知其他一些和死者交往不那麼頻繁但也可能想參加葬禮的朋友。在看那封遺書之前，他本決定要做主事的第一人，但讀過信後，他什麼也不敢確定了。不過不管怎樣，他還是要送一個梔子花的花圈，因為也許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在最後一刻表達了悔意。葬禮安排在下午五點，在炎熱的季節，這是一個合適的時間。如果有事找他，他從中午十二點起就會一直待在拉希德斯·奧利維利亞醫生的鄉間別墅，他這位愛徒那天將舉辦豪華午宴以慶祝自己從醫二十五週年。
自從度過最初艱苦奮鬥的歲月，贏得了全省無人能及的尊敬和名望，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便過起了規律的生活，每日的行踪都有律可循。他每早雞鳴即起，並從那一刻開始服用一些秘方：溴化鉀以提神醒腦，水楊酸鹽以緩解陰雨天的骨痛，幾滴黑麥角汁以克制眩暈，顛茄以保證良好睡眠。他在不同時刻服用不同藥物，而且總是背著人偷偷服下，因為在漫長的醫生和教師生涯中，他向來反對為人開具延緩衰老的藥方：對他來說，忍受別人的病痛要比忍受自己的容易得多。他的兜里總是帶著一小包樟腦，沒人看見時便取出來深吸上一口，以消除那麼多藥物混在一起帶來的恐懼。
他會先在書房裡待上一個小時，為星期一至星期六每早八點在醫學院講授的普通臨床課備課，這門課他一直教到了去世前一天。他也是文學新作的忠實讀者，他在巴黎的書商會把書郵寄給他，本地書商也會為他從巴塞羅那訂購，儘管他並沒有像關注法語文學那樣關注西班牙語文學。但不管怎樣，他從不在早晨閱讀文學，而是在午睡後讀上一小時，晚上睡覺前再讀一會兒。備完課，他在浴室裡對著敞開的窗子，做十五分鐘呼吸運動，衝著雞鳴的方向吸進呼出，因為那邊空氣清新。然後，他洗澡，整理鬍子，在正宗法里納·赫赫努貝古龍水的香味中為鬍子上膠，接著穿上白色亞麻套裝，搭配背心和軟帽，以及一雙鞣製的軟山羊皮靴。八十一歲的他仍舊保持著溫文爾雅的風度和振奮的精神，一如當年大霍亂後不久他剛從巴黎回來時的樣子。他的頭髮從中間分開，梳得十分整齊，就和年輕時一樣，只不過顏色變成了金屬色。他在家中用早餐，但食譜是單獨的：一杯用以養胃的大苦艾花茶，外加一頭大蒜，一瓣一瓣地掰下來，就著麵包有意識地細細咀嚼，以預防心臟衰竭。上完課，他很少沒有活動，要么去踐行市民的參與精神，要么去盡教會中的義務，再不就是與他的藝術和社會革新事業有關。
他幾乎總是在家中吃午餐，然後坐在院子的露台上午睡十分鐘。睡夢中，他聽見女僕們在枝繁葉茂的芒果樹下唱歌，聽著街上的叫賣聲，以及海灣里燃油機和馬達發出的轟鳴聲——炎熱的下午，它們排出的廢氣在整座房中瀰漫，就像一個被判腐爛而死的天使在扑騰翅膀。之後，他會花一個小時閱讀新書，特別是小說和歷史書籍。然後，他給家裡養的鸚鵡上法語和聲樂課，這只鸚鵡從很多年前起就是當地的一道風景。四點鐘，他喝下一大杯加冰檸檬水後，就出門去看望病人。雖然上了年紀，他還是堅持不在診所接診，而是繼續到病人家裡出診。自從城市建設得越來越方便，人們可以步行到達城中的任何地方以來，他就一直這樣做。
他第一次從歐洲回來時，是用家中那輛由兩匹泛著金光的棗紅馬拉的四輪馬車代步。後來車壞了，他便改用一輛單匹馬拉的敞篷車。後來，馬車開始從世界上消失，城中也僅剩下幾輛以供遊客觀光或在葬禮上運送花圈，他卻仍舊帶著某種對時尚的輕蔑，繼續使用這輛馬車。儘管拒絕退休，但他心裡很清楚，現在人們只在基本上已無力回天的情況下才請他前往，不過他認為這也是一種專業的體現。只需看一眼病人的氣色，他便知道病情如何。他越來越不相信特效藥，而眼瞅著外科手術得到推廣，他感到非常不安。他常說：“手術刀是藥物無效的最有力證明。”他認為，從嚴格意義上說，所有藥物都具有毒性，而百分之七十的日常食物也會加速死亡。 “事實上，”他常在課堂上說：“只有少數醫生真正了解為數不多的幾種藥物。”他從年輕時的熱血青年變成了他自己所謂的宿命論的人道主義者：“每個人都是自己死亡的主宰者，時間一到，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幫助他們沒有恐懼和痛苦地死去。”儘管擁有這些極端思想（它們甚至都已成為當地民間醫學傳說的一部分了），但他昔日的學生即便已經開了自己的診所，也還是會來向他請教，因為他們視他為當時人們所謂的那種具有“診斷慧眼”的人。總而言之，他一直是位收費昂貴、出類拔萃的醫生，病人都集中在總督區的名門望族。
他每天的工作井井有條，所以在下午出診期間，如果出現什麼緊急事件，他的妻子向來知道該往哪兒給他捎口信。年輕時，他回家前總會在教區咖啡館逗留一會兒，他的象棋技藝就是在那裡同岳父的狐朋狗友以及幾個加勒比流亡者一起精進的。但從新世紀伊始，他便不再去教區咖啡館了，而是試圖組織由社交俱樂部贊助的全國性比賽。而正是在這個時期，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來了，那時他雙膝已經壞死，還不是兒童攝影師，但不到三個月時間，所有隻要會在棋盤上擺弄個一兵半卒的人全都認識了他，因為根本沒人能下贏他一盤棋。對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來說，這是一次奇蹟般的相識，因為那時的他已無法自拔地迷上了象棋，而能使他滿意的對手卻沒有幾個了。
多虧了醫生，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才成為這裡的一員。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成了他無條件的保護人和一切事務的擔保者，甚至都沒去調查一下他是個怎樣的人，以前是做什麼的，究竟在怎樣一場不名譽的戰爭中流落成這副殘廢而茫然的模樣。最後，醫生借錢給他開了一家照相館，而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自從為第一個被鎂光燈的閃光嚇了一跳的孩子拍照以來，像編制繩索般嚴謹地還清了最後一分錢。
這一切都是因為像棋。起初，他們從晚餐後的七點鐘開始下，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的棋藝明顯更勝一籌，所以他合理地讓給醫生幾步。但讓得越來越少，直到最後一步不讓。後來，加利略·達孔特開了第一家電影院，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成了那裡最準時的觀眾之一，二人的對弈便被擠到沒有電影首映的夜晚。那時，他已成為醫生的摯友，醫生甚至心甘情願地陪他去看電影。但醫生從不帶妻子，一方面是因為妻子沒有耐心跟隨複雜的情節線索，另一方面也因為他僅憑敏銳的嗅覺，便能感覺到對於其他任何人來說，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都絕非一個好夥伴。
唯一與平時安排不同的是星期日。他會到教堂去望大彌撒，然後回家，一整天都在院子的露台上休息、讀書。若非極端緊急的情況，安息日他很少出診，而且從很多年前起，除非迫不得已，他也不再在安息日參加社交活動。但在這個聖神降臨節，出於意外巧合，兩件罕有的事趕在了一起：朋友之死和得意門生從醫二十五週年紀念。然而，他並沒有像自己預計的那樣，簽署完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的死亡證明後就直接回家，而是聽任了好奇心的驅使。
一上馬車，他便迫不及待地又看了一遍那封遺書。接著，他命令車夫帶他前往奴隸老區的一個偏僻地址。這個決定與他平日里的習慣迥然不同，以至於車夫不得不確認自己是否聽錯了。確實沒錯：地址很清楚，而且，寫下這個地址的人有充足的理由對它再熟悉不過了。烏爾比諾醫生又翻回到遺書的第一頁，再次沉浸在信中披露的那段不堪回首的秘密往事之中。倘若他能讓自己相信，這些並非一個將死之人的胡言亂語，那麼，儘管到了這把年紀，生活也還是有可能因此改變。
從一大早開始，天空就沒有好心情，陰雲密布，透出陣陣涼意，但好在中午之前還沒有下雨的危險。車夫試著抄近道，拐進了這座殖民城市崎嶇的石子路。有好幾次，為了不讓馬兒受驚，他們不得不停下車，因為從聖神降臨節的慶祝活動中歸來的學生和宗教團體造成了一片混亂。街道被紙花環、音樂和鮮花填滿了，還有撐著各色陽傘、身穿荷葉邊薄紗裙、站在陽台上觀禮的姑娘們。在大教堂廣場上，解放者的雕像被淹沒在非洲棕櫚樹和嶄新的球形路燈之中，幾乎已經辨認不出。教堂的出口處堵滿了汽車，莊嚴而又喧鬧的教區咖啡館裡連一個空位也沒剩下。那裡唯一的一輛馬車便是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的，和城中屈指可數的那幾輛剩餘的馬車區別明顯：它的漆皮頂棚總是閃閃發亮，把手等裝飾物也都是銅製的，以防被硝腐蝕，輪子和車轅則都漆成了紅色，還鑲著金邊，彷彿在參加維也納歌劇院的盛裝演出一般。此外，那個時候就連那些最喜歡裝模作樣的家庭都已經允許司機穿上乾淨的襯衫，可他卻仍舊要求自己的車夫身穿軟塌塌的絲絨制服，頭戴馬戲團馴獸師那般的禮帽，這種做法不僅讓人覺得不合潮流，而且在加勒比地區的酷暑季節，顯得尤為缺乏憐憫之心。
儘管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對這座城市的熱愛近乎瘋狂，也儘管他比其他任何人都更加了解它，但他很少有機會像那個星期日那樣毫無顧忌地來到這片喧嚷的奴隸老區探險。車夫繞了很多圈，打聽了一次又一次才找到地址。烏爾比諾醫生也終於切近地體會到泥沼的陰鬱可怕，它那不祥的寂靜，以及那令人窒息的惡臭，這種氣味曾在無數個不眠的清晨，混著院中的茉莉花香飄進他的臥室，而他卻總覺得它就像昨日的一陣風一樣轉瞬即逝，和他的生活沒有半點關聯。然而，當馬車在街道的泥濘中顛簸，幾隻兀鷲爭奪著被海水裹挾的屠宰場殘渣時，那種曾無數次被他的思鄉情懷美化了的惡臭變成了令人無法忍受的現實。與總督區的石砌房屋不同，這裡的房子都是由褪色的朽木和鋅皮屋頂蓋成，而且大部分建在木樁上，以免西班牙人遺留下來的那些露天污水溝裡的臭水漫到屋裡來。一切都顯得淒涼無助，可那一間間骯髒的小酒館裡卻傳來震耳欲聾的鼓樂聲，那是窮人的狂歡，既無涉上帝，也無涉的誡命等他們終於找到地方，馬車後面已經跟了一群光著身子的小孩，他們哄笑著車夫戲劇式的裝扮，迫使他不得不用鞭子嚇跑他們。本打算做一次私密拜訪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此刻為時過晚地領悟到，沒有哪一種天真比他這個年齡的天真更危險了。
這是一座沒有門牌號的房子，從外表看，除了鑲花邊的窗簾和一扇從某座古老教堂裡卸下來的大門，其餘並沒有什麼能把它和其他更為破敗的房子區別開來。車夫叩了叩門環，確認地址正確後才扶醫生下車。大門悄無聲息地打開了，門裡的昏暗處站著一個婦人，全身上下穿著喪服，耳邊別著一枝玫瑰。這是個黑白混血女人，年紀不下四十，但身材依舊高挑，金色的眼睛有些冷酷，頭髮緊緊地貼在頭上，彷彿戴著一個棉製頭盔。烏爾比諾醫生沒能認出她來，儘管在攝影師的工作室裡，他曾在那些雲山霧罩的棋局間見過她幾次，有一次甚至還給她開過幾服醫治間日熱的奎寧藥方。他向她伸出手，而她用雙手握住，但與其說是為了向他表示問候，倒不如說是為了扶他走進屋子。客廳裡的氛圍讓人彷彿置身於一片看不見的樹林，到處是鳥語花香，擺滿了精緻的家具和器物，每一件東西都在它應在的位置。烏爾比諾醫生由此毫無感傷地想起了上世紀一個秋曰的星期一，他所經過的那^坐落在巴黎蒙馬特大街二十六號的古董商小店。女人在他的對面坐下來，開始用不流利的和他交談。
“醫生，您把這兒當成家裡就行。”她說，“我沒想到您這麼快就來了。”
烏爾比諾醫生瞬間感到自己的意圖暴露無遺。他用心打量了女人一番，注意到她一身素孝，以及她悲痛中的不卑不亢。於是，他明白了，這次拜訪早已註定是徒勞的，因為對於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在遺書中所提到和指明的一切，她比他知道得更多。的確如此。她一直陪伴著他，直到他死前幾個小時，一如她半生都懷著仰慕和謙卑的溫柔陪伴著他一樣。這種情感幾乎與愛情無異，但在這座連國家機密都處於眾人掌控之中的昏睡省城，竟然無人知曉。他們是在太子港的一家慈善醫院認識的，她在那裡出生，而他在那裡度過了最初的流亡歲月。她比他晚一年來到這座城市，聲稱是短期拜訪，但二人心照不宣，都明白她是要永遠地留下。她每星期打掃整理一次他的工作室，可就連那些最愛捕風捉影的鄰居都混淆了表象與真實，因為他們和所有人一樣，都以為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的殘疾不僅僅是無法走路。甚至連烏爾比諾醫生也從醫學的角度合理地做出了這樣的推測。要不是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自己在信中吐露了實情，醫生永遠也不會相信他竟會有一個女人。但無論如何，他還是很難理解，兩個沒有過往包袱的自由的成年人，並且處在這個封閉社會的偏見之外，卻像那些禁忌之愛一樣選擇了這樣一種飄忽不定的方式。對此她解釋說：“他就喜歡這樣。”況且，同這個始終也不曾完全屬於她的男人分享這份秘密戀情，加之兩人都不止一次地從中享受到那種瞬間爆發的喜悅，這在她看來並不是一種難以接受的方式，恰恰相反：生活已然向她證明，這或許倒是一種典範。
前一晚他們還去了電影院，各付各的賬，座位也是分開的。自從那個意大利移民加利略·達孔特在一座十七世紀的修道院廢墟上建起了露天電影院，他們每個月都至少像這樣去兩次。那晚，他們看的是《西線無戰事》，一部由上一年流行的小說改編的電影，那本小說烏爾比諾醫生也讀過，並為書中戰爭的野蠻悲痛不已。之後，他們在工作室會合，她發現他心事重重，悵然若失，以為是電影中受傷的士兵在淤泥中垂死掙扎的殘酷場面所致。她邀他下棋，藉以分散他的注意力。而為了讓她開心，他答應了，但下得心不在焉，當然，他還是用白子。最終，他比她先看出，再有四步自己就要輸了，於是毫無顏面地投了降。這時，醫生才明白，那最後一盤棋局的對手是她，而不是他之前猜想的赫羅尼莫·阿爾戈特將軍。他驚奇地嘟囔了一句：“那盤棋下得真是精妙！”
她堅持說，那並不是她的本事，而是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被死亡的迷霧弄得暈頭轉向，移動棋子的時候心中已沒有了愛。對弈中斷時大約十一點一刻，因為公共舞會的音樂已經停止。他請求她讓他單獨靜一靜。他想給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寫封信。他一直把醫生視作他所認識的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就像他常說的，儘管能將兩人聯繫起來的不過是像棋這個嗜好，但醫生是他真正能夠交心的朋友。在他和醫生看來，下棋與其說是一門學問，不如說是一種理性的對話。於是，她知道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已經走到了解脫的邊緣，他的生命所剩下的不過是寫一封信的時間。醫生對此簡直無法相信。
“這麼說，您早就知道！”他驚呼道。
她證實說，她不僅早就知道，而且還曾懷著愛意幫他分擔過這種垂死的痛苦，就像她也曾懷著同樣的愛幫他發現幸福。因為他生命中最後十一個月的情況就是這樣：一種殘酷的垂死掙扎。 “您的責任應該是把這件事通報給大家。”醫生說。 “我不能這樣做，”她有些震驚，“我太愛他了。”自認為什麼話都聽過的烏爾比諾醫生，卻從未聽誰說過這樣的話，而且還說得如此坦蕩。他全神貫注地直視著她，想把這一刻銘記心中：她就像一尊河神的雕像，眼睛如蛇眼一般，無所畏懼地裹在一襲黑衣之中，耳邊別著玫瑰花。很久以前，在海地一片荒涼的沙灘上，兩人做愛後赤裸地躺在那裡，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突然感嘆道：“我永遠也不會變老。”她把這句話理解為他要與時間的劫掠進行殊死搏鬥的英勇決心，但接下來他說得更為清楚直白：他決定，要在六十歲結束自己的生命。
事實上，他在這一年的一月二十三日剛剛年滿六十。於是，他把聖神降臨節的前一晚定為最後的期限，—對於這座將自己奉獻給聖神的城市來說，這是最大的節日。昨晚發生的事，沒有一個細節是她事先不知道的。他們經常談起它，一同承受著時間流逝的痛苦，可無論他，還是她，都無法阻止這不可逆轉的歲月洪流。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以一種毫無意義的熱情熱愛著生活，他愛大海，愛愛情，愛他的狗，也愛她。隨著死期臨近，他越來越向絕望屈服，就彷佛他的死並不是當初由他自己決定的，而是無情的命運使然。
“昨晚，我把他一個人留在那裡的時候，他就不屬於這個世界了。”她曾想過把狗帶走，但他看了看它在拐杖邊瞌睡的樣子，用指尖輕撫了它幾下，說：“對不起，伍德羅·威爾遜先生得跟我在一起。”他寫信時，讓她把狗拴在行軍床的床腳上，可她卻係了個活扣，好讓狗能夠自己鬆脫。這是她對他唯一的一次不忠，但情有可原，因為她希望今後還能從狗那雙冰冷的眼睛裡憶起它的主人。烏爾比諾醫生打斷了她，告訴她狗最終沒有掙脫。她說：“那就是它自己不想了。”隨後，她又高興起來，因為她寧願如他請求的那樣去紀念這位死去的戀人，昨晚，他寫信時突然停下筆，最後看了她一眼，說：“請用一枝玫瑰紀念我。”
她到家時，剛過半夜。她和衣躺在床上抽煙，不斷用煙蒂點燃另一支香煙，以給他足夠的時間寫信，她知道，那一定是封又長又難寫的信。快到三點時，街上的狗開始狂吠，她把用來衝咖啡的水放到火爐上，從上到下換上喪服，並在院中剪下清晨綻放的第一枝玫瑰。烏爾比諾醫生早就意識到自己有多麼厭惡這個無可救藥的女人的回憶，他認為他自有他的理由：只有沒有原則的人，才會從痛苦中得到滿足。
拜訪結束前，她又對醫生講了很多事。她不會去參加葬禮，因為她答應了自己的情人，儘管烏爾比諾醫生認為，信中有一段話的意思正好相反。她不會流一滴眼淚，不會浪費自己的餘生，在慢火煮燉的回憶的蛆肉湯中煎熬，不會把自己活活埋葬在四面牆壁之間，成日為自己縫製壽衣，儘管這是當地人樂見寡婦做的事情。她打算賣掉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的房子：根據遺書上的安排，這座房子連同里面的一切從現在起都屬於她了。之後，她會像以前一樣繼續住在這座窮人等死的墓穴中，無怨無悔，因為在這裡，她曾體驗到幸福。
回家路上，這句話一直在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的耳邊迴響：“窮人等死的墓穴。”這個評價絕非信口胡言。因為這座城市，他的城市，至今仍處在時代的邊緣：它依舊是當初那座炎熱乾燥的城市，夜晚也仍舊充斥著那些讓他覺得恐怖不已的事，但同時，也仍能讓人感受到青春期那種孤獨的快樂。在這裡，鮮花會生鏽，鹽巴會腐爛。四個世紀以來，除了在凋謝的月桂樹和腐臭的沼澤間慢慢衰老，這裡什麼都沒有發生。冬天，瞬間而至、席捲一切的暴雨使廁所裡的污水漫溢，把街道變成令人作嘔的泥塘。夏天，有一種看不見的灰塵，粗糙得就像燒紅的白堊粉，被狂風一吹，便會從各個縫隙鑽進屋裡，堵得再嚴實也無濟於事。此外，狂風還會掀開屋頂，把小孩拋向空中。星期六，那些黑白混血的窮人們會亂哄哄地離開用紙板和鋅銅合金板搭建在沼澤邊的棚屋，帶著牲畜和吃飯飲水的家甚，一窩蜂興高采烈地去佔領殖民區那佈滿岩石的海灘。直到前幾年，一些上了年紀的人身上還帶著真真正正的奴隸印記，那是用燒紅的烙鐵印在胸口的。整個週末，這些人都毫無節制地縱情跳舞，拼命用自家蒸餾釀製的燒酒把自己灌得爛醉，在梅子叢中交歡。而到了星期日的半夜，他們會以一場血腥的群體爭鬥來結束自己的方丹戈舞。一周的其他幾天，這群風風火火的人則混跡於老城區的廣場和大街小巷，擺起小攤，做起各式各樣的生意，為這座死氣沉沉的城市注入一種散發著炸魚味的集市的躁動：一種新的生活。
先是從西班牙的統治中取得獨立，而後又廢除了奴隸制，這些都加速了貴族的衰落，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便是在這種環境中出生和成長的。昔日的顯赫家族在他們撤消了守衛的城堡裡漸漸歸於沉寂。一條條鋪著石磚的崎嶇街道曾經那麼有效地抵禦了突然來襲的戰爭和登陸的海盜，而如今，雜草從陽台上沿街垂落，石灰和石塊砌成的城牆裂開一道道縫隙，即便是最好的府邸也難逃衰敗的厄運。下午兩點，唯一有點兒生氣的跡象，就是在午休的昏暗中傳來的陣陣無精打釆的鋼琴練習聲。府邸裡，涼爽的臥室中瀰漫著熏香的味道，女人們躲避著陽光，就像躲避某種令人不齒的傳染病，就連在清晨的彌撒中，她們也用紗巾遮著臉。她們的愛情遲緩而艱難，常常被不祥的預兆干擾，生命對她們來說簡直沒完沒了。傍晚，街上車水馬龍，一大群嗜血的蚊子從沼澤中飛起，帶著一股柔柔的人糞氣味，溫熱而感傷，擾得靈魂深處泛起對死亡的堅信。
因此，這座殖民城市的所謂獨特生活不過是記憶中的一種幻覺，年輕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每每在巴黎心生傷感之時，總是把它美化了。十八世紀，這座城市的商業在加勒比地區最為繁榮，尤其是靠著那項令人厭惡卻又得天獨厚的優勢，即它是美洲最大的非洲奴隸市場。此外，它還是新格拉納達王國總督的常駐地。總督們喜歡待在這裡，面對大洋施行統治，而不是在遙遠且天寒地凍的首都，那裡的連綿陰雨會擾亂他們對現實的感知。在這座城市的輝煌時期，每年，滿載著波多西、基多和維拉克魯斯各地財富的大帆船船隊都會在這裡的海灣聚集多次。一七〇八年六月八日，星期五，下午四點，聖何塞號大帆船載著當時價值五千億比索的寶石和貴金屬，剛剛起錨開往加的斯，就被英國艦隊擊沉在港口的入海處，漫長的兩世紀後依舊沒被打撈上來。這批躺在珊瑚叢中的珍寶，連同側著身子漂浮在駕駛艙的船長屍體，常常被歷史學家們提起，作為這座淹沒在記憶之中的城市的象徵。
在港灣另一邊的拉曼加住宅區，坐落著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的家，這裡的一切彷彿屬於另一個時代。房子又大又涼爽，只有一層，室外的露台上有著多利克式的柱廊，站在那兒可以將海灣里瀰漫瘴氣的水域和沈船殘骸盡收眼底。從門口到廚房，舖的是像棋棋盤式的黑白相間的地磚——人們不止一次地將之歸因於烏爾比諾醫生的個人嗜好，卻忘了這也是加泰羅尼亞建築大師們的通病，而在本世紀初，這個地區暴發戶的房子都是由他們建造的。大廳很寬敞，天花板像所有其他房間一樣很高，還有六扇面向大街的落地窗。大廳和廚房之間，由一扇裝飾繁複的巨大玻璃門隔開，上面雕著葡萄藤枝蔓和一串串的葡萄，銅製樹林裡，幾個少女正陶醉在農牧神的笛聲之中。主客廳中的所有家具，連同大廳裡那座像個活崗哨的擺鐘，全都是十九世紀末的正宗英國貨。吊燈上裝飾著水晶墜子，塞弗勒的瓷瓶、花瓶以及以情愛為主題的雪花石膏異教小雕塑也隨處可見。不過，這種歐式風格在房子的其餘地方就見不到了，那些空間混雜著藤製扶手椅、維也納搖椅和當地手工製作的皮凳子。臥室裡除了床，還有張精緻的聖哈辛托吊床，上面用絲線繡著主人的名字，哥特式字體，兩邊還垂著彩色的流蘇。飯廳一側原本是設計用來舉辦豪華晚宴的，後來變成了一個小音樂廳，每逢有著名的演奏家來到此地，都會受邀來這裡舉行私人音樂會。地磚上鋪著從巴黎世博會上買回來的土耳其地毺，為的是讓環境顯得更加幽靜。擺放整齊的唱片架旁是一台最新款的電唱機。角落裡放著一架鋼琴，上面蓋著一塊馬尼拉披肩，烏爾比諾醫生已經有很多年沒彈琴了。整座房子裡，隨處可以看出一個腳踏實地的女人的精明與細心。
然而，沒有一個地方能像書房那樣盡顯莊嚴與肅穆。在衰老將烏爾比諾醫生擄獲之前，那裡曾是他的聖地。在父親的胡桃木寫字台和帶皮製軟墊的安樂椅四周，他讓人用上釉的隔板架把牆壁連同窗子都擋得嚴嚴實實，然後以一種近乎癲狂的秩序，往上面整整齊齊地碼放了三千冊書，每一冊都裝裱著小牛皮，書脊上用燙金字印著書名的首字母縮寫。其他房間都不得不忍受著港口的嘈雜和各種難聞的氣味，書房卻截然相反，永遠瀰漫著修道院的幽靜氣息。加勒比地區的人有一種迷信，以為打開門窗可以將實際上並不存在的涼爽引至屋內。在這裡出生並長大的烏爾比諾醫生和他的妻子，起初也曾因門窗緊閉而感到壓抑，但最終，他們還是採納了羅馬人抵禦炎熱的絕妙法子，即在令人昏昏欲睡的八月緊閉門窗，不讓街上熾熱的空氣鑽進來，等到了晚上再全部敞開，讓涼風入戶。從那時起，他們家便成了拉曼加區炎炎烈日下最為涼爽的處所。先在臥室的昏暗中睡個午覺，然後下午坐在門廊上，望著來自新奧爾良的沉甸甸的灰色貨船和帶木製槳輪的內河船來來往往，簡直是一種享受。一到黃昏，那些內河船便燈火通明，伴隨著隆隆的轟鳴聲，將淤積在海灣里的垃圾捲走。每年的十二月到次年三月，北方的信風會肆意地掀開屋頂，夜裡像飢餓的狼群一樣在房子周圍呼嘯盤旋，尋找可以鑽進來的縫隙。在這種時候，醫生的家也是保護得最好的。從來沒有人想過，安居在這樣一座堅實牢固的房子裡的夫妻，會有什麼理由不幸福。
但不管怎樣，那天早上烏爾比諾醫生在十點之前回到家時，並沒有感到幸福。兩次拜訪攪得他心煩意亂，還不僅僅是因為讓他錯過了聖神降臨彌撒，而是在這樣一個一切似乎都應該塵埃落定的年紀，它們險些把他變成另一個人。他本想在拉希德斯·奧利維利亞醫生的豪華午宴前湊合睡上一會兒，卻趕上僕人們亂哄哄地在捉鸚鵡。那隻鸚鵡趁著人們把它從鳥籠裡抓出來修剪翅膀上的羽毛時，飛到了芒果樹最髙的枝杈上。這是一隻毛羽稀疏且性情怪僻的鸚鵡，別人求它開口，它偏不說，而就在人們最意想不到的時候，它卻說個沒完，而且表達得十分清楚明白，那種條理甚至在人類身上都難得一見。它是由烏爾比諾醫生親自訓練的，這讓它擁有了家中誰都沒有的特權，就連醫生的孩子們小時候都沒有享受過。
它在這個家已待了二十多年，但誰也不知道這之前它還活過多少年。每天下午午覺醒來，烏爾比諾醫生都與它為伴，坐在整個家中最涼爽的地方，院子的露台上。醫生懷著教育家的熱情，借助了最為艱辛的手段，一直訓練到鸚鵡能把法語講得像個學者一樣好。之後，純粹是出於對美德的癖好，他又教鸚鵡學會了拉丁彌撒中的伴唱和從中挑出來的幾段經文，甚至試圖機械地向它灌輸四則運算法則，可惜最終沒有成功。他最後幾回到歐洲旅行時，有一次帶回了城中第一台帶喇叭的留聲機，還有許多流行唱片和他最喜歡的古典作曲家的唱片。接下來的幾個月，他日復一日，一次又一次地讓鸚鵡聆聽上個世紀風靡一時的依維特·吉爾貝和阿里斯蒂德·布里昂的歌曲，直到鸚鵡最終把這些歌都背了下來。唱那位女歌手的歌，它用女人的嗓音，唱那位男歌手的歌，它則用男高音，最後，還用一陣放蕩的笑聲來收場，和女僕們聽完它用法語演唱的歌曲後爆發出的哄笑聲一模一樣，惟妙惟肖。這只鸚鵡美名遠揚，常有一些乘內河船從內陸遠道而來的尊貴客人要求一睹它的風釆。那時期，有很多英國旅遊者乘坐來自新奧爾良的運輸香蕉的船隻途經此地。有一次，幾個英國佬甚至不惜任何代價想要把它買走。然而，鸚鵡最為榮耀的時刻還得數共和國總統馬爾科·菲德爾·蘇亞雷斯帶著他的全體內閣部長來到這座府邸，想親眼證實它聲譽的那天。他們大約下午三點鐘到達，個個頭戴禮帽，身穿呢子長禮服，熱得喘不過氣來。三天以來，他們一直在進行正式會晤，在八月熾熱的天空下始終不曾脫去這身裝束。可最終，他們卻不得不怎麼帶著好奇心來，還怎麼帶著好奇心回去，因為在兩小時的絕望等待中，不管烏爾比諾醫生如何懇求或威脅，鸚鵡始終一言不發，彷彿在說“嘴長在我自己身上，”可就連這句話也絕不宣之於口。醫生當眾出了醜，怪只怪他當初不聽妻子明智的提醒，執意發出了這個莽撞的邀請。
在那次歷史性的無禮舉動之後，鸚鵡仍舊保持了在家中的特權，這充分證明了它的神聖地位。在這個家，除了它和一隻陸龜，不許飼養其他任何動物。那隻陸龜曾消失過三四年時間，大家都以為永遠地失去它了，可它竟又在廚房裡出現。不過，它並不被視作一件活物，而更像是一種礦物質，一個能帶來好運的護身符，且向來沒人能說清它究竟待在什麼地方。烏爾比諾醫生拒不承認自己厭惡動物，相反，他用各種杜撰的科學或哲學藉口來掩飾這一點。這些理由總是能說服很多人，只除了他的妻子。他常說，過分愛動物的人可能會對人類自身做出至為殘忍的事來。還說狗並非忠誠，而是卑躬屈膝；貓則是機會主義者和叛徒；孔雀是死神的傳令官；金剛鸚鵡不過是惹人厭的裝飾物；兔子助長貪婪；長尾猴會傳染慾火；公雞則該遭天譴，因為正是它造成了基督三次被人否認。
與此相反，他的妻子費爾明娜·達薩卻是個熱帶花卉和家養動物的盲目熱愛者。她如今七十二歲了，早已失去年輕時小母鹿一樣的身姿。剛結婚時，她利用兩人間愛情的新鮮勁兒，在家裡養了許多動物，遠遠超出了理性範疇。最先養的是三隻達爾馬提亞斑點狗，分別給取了三個羅馬皇帝的名字。它們為了在一隻母狗面前爭寵，撕咬得你死我活。而那隻名叫的母狗也真無愧于它的名字，剛剛產下九隻狗崽，就又迅速懷上了十隻。之後，費爾明娜·達薩又養了幾隻集老鷹輪廓和法老風範於一身的阿比西尼亞貓、幾隻斜眼的暹羅貓和橘黃色眼睛的宮廷波斯貓。它們像幽靈的影子一般在各個臥室裡竄來竄去。到了發情期，從它們的妖魔聚會上傳來的號叫聲攪擾著夜晚的平靜。有幾年，在院子裡的芒果樹上，竟還有一隻用鐵鍊拴著腰的亞馬遜長尾猴，由於其痛苦的面容、天真的眼神和極其豐富的肢體語言都酷似大主教奧布杜利奧·雷依，常常引來人們的某種同情。但費爾明娜·達薩最後之所以拋棄它，還並不是因為這些，而是因為它有向女人們獻殷勤並自鳴得意的壞毛病。
走廊的鳥籠裡養了各種各樣的危地馬拉鳥，此外，家中還有幾隻未卜先知的石鴴、幾隻黃腿修長的沼澤草鷺和一隻常常從窗外探進頭來啃咬花瓶中的火鶴的小鹿。在最後一次內戰爆發前不久，當第一次有傳言教皇可能會來到此地時，他們從危地馬拉弄來了一隻天堂鳥。可當得知教皇來訪的傳聞不過是政府為了恐嚇圖謀不軌的自由黨人而散佈的謠言時，這隻鳥又被送回了故土，去得比來得還快。還有一次，他們從庫拉索島走私者的帆船上買回六隻關在一個金絲鳥籠裡的香烏鴉，和費爾明娜·達薩小時候起就在父親家養的香烏鴉一模一樣，她希望嫁人以後還能繼續養這種鳥。可它們總是不停地扇動翅膀，弄得家裡充滿了它們身上那種殯葬花圈似的氣味，誰都無法忍受。他們還曾帶回來一條四米長的蟒蛇，為的是用它那死亡的氣息嚇跑蝙蝠、蠑螈，以及雨季裡侵入家中的多種害蟲。儘管也達到了目的，可這位不眠獵手嗤嗤的呼吸聲擾亂了臥室黑暗裡的寧靜。當時正懷著職業道德忙得不可開交，並且醉心於社交和文化事業的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雖然身處這樣一大堆令人厭惡的活物之中，但只要想想他的妻子不僅是加勒比地區最美，而且也是最幸福的女人，他也就知足了。然而，一個雨天的下午，他筋疲力竭地結束了一天的工作，回到家竟撞進一場將他推回現實的災難。從客廳一直到他目所能及的地方，動物的屍體連成了串，漂浮在血泊之中。女僕們都爬到了椅子上，滿臉的不知所措，顯然，是對這場大屠殺驚魂未定。
事情是這樣的：幾隻德國獒中的一隻突然得了狂犬病，發起瘋來，不管見到什麼動物都撲上去咬，最後還是鄰居家的園丁挺身而出，揮刀把它砍成了碎片。誰也不知道它究竟咬過哪些動物，又或者它嘴裡吐出的那些綠色泡沫沾染過哪些，於是，烏爾比諾醫生下令殺掉所有倖存的動物，並把屍體帶到偏遠的曠野焚燒，還請仁愛醫院的工作人員到家裡進行了一次徹底消毒。唯一倖免於難的就是那隻象徵好運的雄性美洲陸龜，因為根本沒人想起它來。
費爾明娜·達薩頭一次在家庭事務上完全贊同丈夫，並且很長一段時間裡都小心翼翼地沒再提過動物的事。她用林奈《自然史》中的彩色插圖聊以自慰，還叫人把這些圖鑲上畫框，掛在大廳牆上。若不是有天清晨幾個小偷打破浴室窗子，偷走了一套五代家傳的銀製餐具，或許她早已斷了念頭，以為再也沒有希望在家中看到動物了。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在窗子的鐵環上裝了雙鎖，各道門也都用鐵閂加固，並把最貴重的物品放進保險箱，還養成了某種遲來的戰時習慣：睡覺時把左輪手槍放在枕頭底下。但他反對再買一條烈狗，無論是否注射過疫苗，也無論是散養還是拴著：就算讓賊把家裡偷個精光，他也絕不同意。
“凡是不會說話的，一律不許進這個家。”
這麼說是為了讓妻子不再為此事糾纏，因為她又固執地想買一條狗回來，可他萬萬沒有想到，這句自己匆忙說出並且意義過於寬泛的話竟會有朝一日要了他的命。費爾明娜·達薩那桀驁不馴的性格隨著年齡的增長有了微妙的變化，她立刻抓住丈夫用詞輕率的疏漏：失竊案發生幾個月後，她又去了一艘來自庫拉索島的帆船，買下一隻帕拉馬里博皇家鸚鵡。雖然它只會說些水手的粗話，但說得竟和真人一模一樣，也算值了十二生太伏的高價。
這只鸚鵡的確品種優良，而且比看上去還要靈巧，長相上唯一區別於熱帶叢林鸚鵡的地方就是它頭黃舌黑，可即使用松節油栓劑也無法讓叢林鸚鵡學會說話。烏爾比諾醫生向來是個輸得起的人，他在妻子的才智面前低了頭，並驚訝地發現，自己也覺得鸚鵡在女僕們的嬉笑中取得的進步十分逗趣。雨天的下午，這只羽毛被淋透的鸚鵡尤其歡快，放開了舌頭，滔滔不絕地說出很多它不可能在這個家裡學到的老話兒，讓人覺得它恐怕比看上去要老得多。烏爾比諾醫生的最後一絲保留終於在某天晚上被徹底瓦解。那天夜裡，幾個盜賊再次試圖從屋頂平台的天窗鑽進屋裡，而鸚鵡用幾聲德國獒的狂吠把他們嚇得落荒而逃，即使是真狗也無法叫得更逼真了，而它一邊叫，還一邊喊著“有賊”、“有賊”，這兩種有趣的救命本事可都不是在這個家學的。自那以後，烏爾比諾醫生就親自接管了它。他命人在芒果樹下搭起棲木，上面放兩個容器，一個盛水，一個盛熟香蕉，此外，還掛了根吊桿供鸚鵡練習雜耍。儘管烏爾比諾醫生懷疑，它的慢性鼻疽病對人的正常呼吸有害，但從十二月到翌年三月，夜晚轉涼，當北風使得鸚鵡無法再在室外待下去時，它便會被放進一隻罩有毺子的籠子裡，接進臥室睡覺。多年來，他們總是為它剪短翅膀的羽毛，放它自在地邁著那老騎士般的步伐，曲著腿走來走去。但有一天，它正在廚房的橫樑上興致勃勃地耍著雜技，卻一下子掉進了燉雜燴的鍋裡，嘴裡還念叨著它那一串嘰里哌啦的水手呼救語。幸而它的運氣足夠好，廚娘用做飯的大勺把它撈了起來。它被燙得全身通紅，羽毛也掉光了，但還活著。從那以後，就連大白天它也被關在籠子裡，顧不上民間流傳的關於籠中的鸚鵡會忘記所學東西的說法了，只有在涼爽的四點鐘，烏爾比諾醫生在院子的露台給它上課時，它才會被放出來。誰也沒有及時發現它翅膀上的羽毛已經過長，而就在那天早晨，大家正準備給它修剪羽毛，它逃到了芒果樹的樹冠上。
他們花了三個小時還沒有捉住它。女僕們在鄰居家女僕的幫助下，用盡各種辦法想把它哄下來，可它依舊固執地待在原地，一邊放聲大笑，一邊高喊著：“自由黨萬歲！他媽的自由黨萬歲！”近來，因這種莽撞的呼號而丟了性命的快活酒鬼已不下四個。烏爾比諾醫生幾乎看不清繁葉中的鸚鵡，他試圖用西班牙語、法語，甚至拉丁語來說服它，而它則用同樣的語言、同樣的重音和同樣的音色回答他，卻始終寸步不離樹梢。烏爾比諾醫生見誰也無法讓鸚鵡心甘情願地下來，便下令找消防隊員來幫忙，這是他作為一名愛國市民，最新搞出來的一項玩意兒。
事實上，直到不久前，火災還是由自發的人們用泥瓦匠的梯子和一桶桶隨便從什麼地方運來的水撲滅的。那種混亂無序的法子有時甚至會造成比火災本身更大的危害。而從去年起，多虧了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擔任榮譽主席的公共改善協會發起的一項募捐，這裡開始有了一支專業的消防隊，外加一輛帶有汽笛、警鈴和兩條高壓水管的蓄水卡車。這些東西紅極一時，甚至每逢聽到教堂敲響警報的鐘聲，學校都會停止上課，好讓學生們前去觀看消防員如何救火。起初，他們唯一的任務便是滅火。但烏爾比諾醫生告訴市政當局，他曾在漢堡看到消防員們救活了一個於三天的大雪後在地窖中凍僵的孩子，還在那不勒斯的小巷裡看見過他們從十層樓的陽台上抬下一口裝著死人的棺材，只因那座樓的樓梯太過曲折，死者的家人無法將棺木抬到街上。就這樣，本地的消防員們開始學習提供其他緊急服務，比如攮開門鎖、殺死毒蛇等等，醫學院還專門為他們開設了一期小事故急救課程。因此，請他們幫忙從樹上捉下一隻像紳士一樣品格高貴的鸚鵡並不能算過分之舉。烏爾比諾醫生說：“告訴他們，是我請他們來的。”說完便徑直走到臥室去換衣服，準備參加午宴。事實上，此時此刻，他正被赫雷米亞·德聖阿莫爾的那封信弄得暈頭轉向，根本無心顧及鸚鵡的命運。
費爾明娜·達薩穿了件寬鬆的絲綢襯衣，下擺長至臀部，並戴了一條貨真價實的長珍珠項鍊，在脖子上繞了大大小小六個圈，腳下一雙緞面高跟鞋，是在極為莊重的場合才穿的，因為年齡已經不允許她經常如此大費周章地打扮了。這身時髦裝束似乎並不適合一個備受敬重的老婦人，但在她身上卻十分得體。她骨架修長，身材依舊苗條挺拔，富有彈性的手上連一塊老人斑都沒有，一頭緊貼臉頰的短髮泛著鋼鐵般的藍色光芒。和新婚時的照片相比，她此刻還能保持不變的就只剩下那一雙清澈的杏核眼和她那民族特有的高傲了，但她因年齡而減損的，又因性格而彌補回來，更因勤勞贏得了更多。她覺得現在這樣很好：那穿鐵絲緊身胸衣、束起腰身、用布片將臀部墊高的歲月已經一去不復返了。身體得到解放，呼吸也變得順暢，原本什麼樣就表現出什麼樣。儘管她已經七十二歲了。
烏爾比諾醫生看見她坐在梳妝台前，在緩緩轉動的電風扇扇葉下，正把一頂飾有紫羅蘭氈花的鐘形帽往頭上戴。臥室寬敞而明亮，英式大床上掛著玫瑰色的針織蚊帳，兩扇敞開的窗正對著院裡的幾棵樹。知了們被即將下雨的徵兆擾得驚慌失措，刺耳的鳴聲陣陣傳進屋來。自從新婚旅行回來後，費爾明娜·達薩便一直根據天氣和場合為丈夫挑選合適的衣服，並在前一晚把它們按順序整齊地放在椅子上，好讓丈夫從浴室出來時能方便地穿上。她也不記得自己是從什麼時候起開始幫他穿衣服，而後又變成完全替他穿。她心裡很清楚，起初她這樣做只是因為愛，而自五年前起，卻是無論如何不得不這樣做了，因為他已經不能自己穿衣。兩人才剛剛慶祝完金婚，誰離開誰都無法生存片刻，甚至每一刻都不能不想著對方，而且隨著年紀越來越老，就越來越是如此。可無論他，還是她，都無法說清這種相互依賴究竟是建立在愛情的基礎上，還是習慣使然。他們從不曾為此問過自己，因為兩人都寧願不知道答案。她早就發覺了丈夫腳步的日益蹣跚，脾氣的反复無常，記憶中出現的裂痕，以及新近養成的在睡夢中抽泣的習慣，但她並沒有把這些當作他最終衰老的確鑿標誌，而是視之為一次幸福的返老還童。她把他當作一個老小孩，而非一個難以伺候的老人。這種自欺欺人對兩人來說或許都是一種上天的恩賜，因為這讓他們避免了互相同情。
如果兩人能及時明白，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災難，日常的瑣碎煩惱更加難以躲避，或許他們的生活完全會是另一副樣子。而如果說，他們在共同的生活中也多少學到了點什麼，那就是智慧往往在已無用武之地時才來到我們身邊。多年來，費爾明娜·達薩一直痛苦地忍受著丈夫每天清晨起床時的快樂。她竭力抓住自己的最後一絲睏意，以免去面對一個新的充滿了不祥之兆的早晨所預示的宿命，而他卻帶著一個新生兒的天真醒來了：新的清晨，意味著他又贏得了一天的時間。她聽著他伴隨著雞鳴醒來，活著的第一個標誌就是一聲無緣無故的咳嗽，好像故意要把她吵醒似的。她聽著他一邊摸索應該就在床邊的拖鞋，一邊嘟嘟囔囔地發著牢騷，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擾得她不得安寧。她聽著他在黑暗中一路跌跌撞撞地摸向浴室，然後，他會在書房待上一個小時，可她才剛剛重新入睡，就又聽見他回來穿衣服，仍舊沒有開燈。 （有一次，在玩沙龍遊戲時，人們問他如何定義自己，他說：“我是一個在黑暗中穿衣服的男人。”）她就這樣聽著他，心裡清楚，這些聲響中沒有一個是必要的。他假裝無意，但其實是有意弄出這許多動靜，就像她明明醒著，卻假裝沒有醒。他的理由十分明確：他從未像這些不安的時刻裡那樣迫切地需要她，需要她活著，並且頭腦清醒。
沒有人比她的睡姿更優雅，一隻手搭在前額上，像一幅舞蹈的素描。但是，若有人打擾了她將醒未醒時淺淺的睡意，她又會比任何人都凶悍。烏爾比諾醫生知道，她正側耳等著他發出哪怕最微小的一絲響動，甚至還會為此感謝他，因為這樣，她就可以把清晨五點被吵醒的責任全部推到他身上了。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有幾次，他由於沒有在老地方找到拖鞋，正在黑暗中摸索，她突然用半夢半醒的聲音說：“你昨晚把它們放在浴室裡了。”接著，她又用憤怒而清醒的聲音罵道：“這個家裡最倒霉的事，就是從來不讓人好好睡覺。”於是，她在床上翻來覆去，對自己不抱一絲憐憫地打開燈，為這一天的頭一個勝利而揚揚得意。事實上，這是兩人間的一種遊戲，神秘而邪惡，但也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重新振奮起來：這是居家愛情的眾多危險性快樂的一種。然而，也正是一次類似這樣的日常消遣，差點讓他們頭三十年的共同生活走到盡頭。事情的起因是有一天，他們的浴室裡沒香皂了。
一切本和平常沒有兩樣。胡維納爾·烏爾比諾醫生從浴室回到臥房，那時，他還能自己洗澡而無需別人幫助。他開始穿衣服，沒有開燈。她則跟往常這個時候一樣，像胎兒似的躺在溫暖的被窩裡，閉著眼睛，呼吸很輕，那隻跳著神聖舞蹈的手臂放在頭頂。她正處於半夢半醒之間、而他心裡十分清楚這一點。黑暗中，漿過的亞麻衣服窸窣了好一陣子後，烏爾比諾醫生自言自語道：“差不多有一個星期了，我洗澡的時候都沒有香皂了。”於是她想起這件事，醒了，然後對全世界都沒好氣地翻了個身，因為她的確忘記往浴室裡放上新的香皂了。她是在三天前發現這件事的，那時她已經站在了淋浴噴頭下，於是想之後再放上，但過後卻忘了，直到第二天淋浴時才又想起。而第三天又發生了同樣的事。事實上並不到一個星期，他這樣說是為了誇大她的錯誤，但三天確實是有的，而且不可原諒。那種被人當場抓住錯誤的感覺讓她老羞成怒。像往常一樣，她以攻為守。
“這幾天我每天都洗澡，”她失態地叫嚷道，“一直都有香皂。”儘管他太了解她的戰術，但這一次卻無法再忍了。他編了個冠冕堂皇的理由，搬到了仁愛醫院的實習醫生宿舍裡去住，只在黃昏出診前回家換衣服。而她每一聽到他回來的聲音，就立刻跑到廚房裡去，假裝在忙著什麼，直到街上再次響起馬車的鐵蹄聲。接下來的三個月裡，每次他們試圖解決分歧，結果都是把怒火越撥越旺。只要她不承認浴室中沒有香皂，他就不打算回來；而她呢，只要他不承認自己為折磨她而故意說了謊，她就不准備接受他回來。
當然，這次事件也讓他們有機會聯想起其他無數個朦朧清晨發生的無數次口角。一陣反感掀起另一陣反感，舊傷疤被揭開，變成了新傷口。兩人都十分驚愕，因為他們痛苦地證實了，在這麼多年的夫妻爭鬥中，他們所做的一切都不過是培養了仇恨。他甚至提出，如果有必要，他們可以去大主教先生那裡做一次公開懺悔，讓上帝裁決浴室的香皂盒裡到底有沒有香皂。這一下，本來還很好地保持了理智的她，終於爆發出一聲歷史性的叫喊：“讓大主教先生見鬼去吧！”
這聲辱罵震動了城市的地基，引起各種各樣難以澄清的流言蜚語，而且像說唱劇中的順口溜一樣變成了民間俚語：“讓大主教先生見鬼去吧！”她意識到自己越了界，於是先發製人，搶在她預料丈夫會有的反應之前，威脅他說，自己要一個人搬到父親的老房子裡去住，雖然那裡現在租出去成了公家的辦公室，但仍舊是屬於她的。這並非虛張聲勢：她真的想走，根本不會顧及什麼社會輿論。而她丈夫及時發現了這一點。他沒有勇氣去挑戰這一有失偏頗的判斷，於是讓步了。當然，他並沒有承認浴室中確有香皂，因為那是對真理的侮辱，而只是接受兩個人繼續生活在同一幢房子裡，但分房住，而且互不說話。於是吃飯時，為避免尷尬，他們巧妙地通過孩子們從桌子一頭傳話到另一頭，而孩子們竟然也從未發現，他們彼此間從不搭腔。
書房裡沒有浴室，這反倒避免了因早晨的聲響而引起摩擦，因為烏爾比諾醫生改為備課後再進屋洗澡，並且小心翼翼，唯恐吵醒妻子。有好幾次，他們睡前撞到了一起，於是便輪流刷牙。四個月後的一天，她從浴室中出來，發現他在他們那張大床上看書（這是常有的事）竟看睡著了。她在他身邊躺下，動作很大，希望能吵醒他，讓他離開。而他也的確迷迷糊糊地醒了，但並沒有起身，而是關掉床頭燈，然後又舒服地倒在了他的枕頭上。她晃了晃他的肩膀，提醒他該去書房了，但此時此刻，他再次回到了祖傳的羽毛床上，感覺是那麼的舒服，寧願繳械投降。
“讓我留在這兒吧。”他說，“的確有香皂。”
當他們步入老年，回憶起這段往事時，無論他還是她，都無法相信這樣一個驚人的事實，即那次吵架竟是他們半個世紀的共同生活中最為嚴重的一次，也是他們唯一一次萌生了放棄的念頭，希望開始過另一種人生。儘管現在他們老了，已經心平氣和，但還是注意不去提它，因為那剛剛癒合的傷口會再次流血，彷如就發生在昨日。
他是讓費爾明娜·達薩聽到小便聲的第一個男人。那是新婚之夜，在那艘載著他們前往法國的輪船的艙室中。當時，她正因暈船萎靡不振，而他那公馬一般的小便聲是那麼的強勁威嚴，這更增加了她對那場一直令她提心吊膽的災難的恐懼。隨著年齡的增長，他那股泉水聲越來越弱，可那段記憶卻頻繁地浮現在她的腦海中，因為她從來都無法忍受他在用馬桶時把池子的邊緣弄濕。烏爾比諾醫生試圖用一個任何有意聽懂的人都能明白的淺顯道理說服她，告訴她這種事故並非如她堅持認為的那樣，是他每天不小心才造成的，而是身體機能的原因：年輕時，他尿得又準又直，在學校裡，他曾是瞄準瓶子撒尿的冠軍，但隨著歲月的消磨，不僅小便的勢頭減弱，而且還歪歪斜斜，分成許多支流，最後變成了一股無法駕馭的虛幻之泉，儘管他每次都做出極大努力想讓它走直線。他說：“抽水馬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