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仿照維新派風雲人物梁啟超的自由文風寫出了熱情洋溢的文章。但是國文教員袁大鬍子，“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做文章半文半白” ［29］。
袁還說毛澤東在自己每篇文章的最後都標上日期是傲慢自大。有一次，袁當著全班同學的面，將他寫有日期的那一頁文章撕掉了。毛澤東站起來，抓住袁的胳膊，問他到底想幹什麼，要拉他到校長辦公室去“評理”。 ［30］
奇怪的是，這個對很多管束都進行反抗的青年卻接受了古典文風對他的塑造。 “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31］，他有點不坦率地說。實際上，他在心理上還是傾向於古文形式的，特別喜歡無神論學者韓愈(768—824）的行文技法。
22年後，毛澤東對埃德加·斯諾說：“所以，多虧袁大鬍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如果需要”，這句話含有諷刺意味，因為，毛澤東這時已開始對其他人用古文寫成的文章大張撻伐了。）
因此，當毛澤東在政治上比改良派還激進時，他的文學風格還是落後的。他在文風崇古和政治革命兩方面雙雙背離梁啟超。
他開始注意自己的健康狀況。在1919年給蕭瑜的信中他寫道：“胃病折磨我好多天了”；“注意健康很重要，一個人只有身患惡疾時才知道健康的幸福”［32］。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所受的教益主要來自道德哲學和報紙———這是他持續終生的兩個愛好。
和絕大多數青年一樣，毛澤東也從他的榜樣和道德訓誡那裡學到了一樣多的東西。從1915年起，他的道德楷模是一位很善於吸收門徒的人物，這位具有過激精神的紳士因為提倡寡婦再嫁而震動了整個長沙，這就是楊昌濟，他是一根往舊中國的軀體中輸入新鮮血液的導管。
楊昌濟的生活方式是傳統的———人們稱他“老夫子”。他講課照本宣科。但是他在渴求生命意義的一代人的心靈中播下了會結出激進果實的種子。
楊昌濟尊崇宋明理學(始於10世紀），但也花了四年的時間在英國和德國研究康德、格林（G．H．Green）和其他歐洲思想家的理論。使二者結合在一起的是他對心靈和意志的信仰。慎思、勇於任事、心之力能使世界改容。無疑，這是個人主義，但這是著眼於整個社會進步的個人主義。
沒有哪位良師———三四十年代遙遠的斯大林除外———能比這位在愛丁堡取得中國哲學博士學位的中國人對毛澤東產生過如此深刻的影響。毛澤東對楊先生的倫理學課程有濃厚的興趣，他讀了新康德派哲學家泡爾生（F．Paulsen）著的僅10萬字的《倫理學原理》一書後，竟然寫了12 000字的批註。一到星期天，毛澤東和其他幾位得寵的學生就帶著敬畏的心情到楊家拜訪，並在那裡吃午飯。後來毛澤東和楊昌濟的女兒結了婚，毛澤東最初遇到她就是在一次拘謹的周日午餐時。作為老師、朋友、岳父，楊昌濟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別人無法相比的。
毛澤東用文章回報了楊先生的德育觀。一篇充滿激情的文章《心之力》得到了一個奇異的分數：100+5分，這使毛澤東很興奮，他把這事告訴了許多人。
“一位道德高尚的人。”這位昔日的學生後來多次這樣評價他的教授。 ［33］這是一種難得的讚揚，因為它已擺脫階級分析的桎梏。
晚上，毛澤東常在學校圖書館全神貫注地讀長沙和上海的報紙直至深夜。其他學生都到他這兒來聽他講一周來中國的動盪局勢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最新動向。
對每一則來自歐洲的花絮新聞———凡爾登，興登堡的權術，巴黎保衛戰中的出租汽車的用途———毛澤東都能從中國歷史上找到類似的例證。他成了比較“活歷史”（他常用這個詞來描述報紙）的顧問。
任何一位同學來找毛澤東，都會有人告訴他：“可能在報紙閱覽室。”［34］
毛澤東用家裡給他的一點錢中的一部分訂了一份自己的報紙（他父親說他這個習慣是“把錢浪費在廢紙上”）。 ［35］他常把報紙周圍的空白處剪下來釘成小本子，仔細一看就能發現，他在這些紙條上寫著城市、河流、山脈的名稱。毛澤東在讀新聞時，手邊總放著一本中國地圖冊和一本世界地圖冊，新聞中提到的每一個地理名字，他都在地圖上找到並記下來。
楊昌濟致力於他的精巧構思：對社會進行道德治療；毛澤東則瀏覽報紙，這一通往社會行動的門徑後來使他超越了楊昌濟的道德範疇而走向暴力生涯。暫時的，對於這位仍坐在圖書館裡的青年來說，德國的理想主義和熱切的公民意識已很好地結合在一起了。
為了使毛澤東遵循自己的路前進，楊昌濟指引毛接近“船山學社”（王船山名夫之，17世紀的愛國者和關心民瘼的哲學家）和《新青年》———一份用尖銳的現代西方思想抨擊中國僵化的傳統的雜誌。
和楊先生一樣，毛澤東從未完全脫離中國自身文明。如果說他欣然接受西方的思想，也只是把它作為醫治病入膏肓的中國政治的藥物。楊在一篇文章中寫道： “國家為一有機體，猶人身之為一有機體也，非如機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可裝置之也。”［36］毛澤東對此深表同意。
楊昌濟是現代中國發生轉折時期的人物。他在長沙出門時坐四人小轎，但是他也堅持冷水浴和不吃早餐。雖然毛澤東對他坐轎子這樣的封建色彩行為表示反對，但還是從他的身上汲取了一種信念：通過非凡的努力來實現新生。
楊昌濟熱衷於體育運動，認為這是把從反叛導向社會變革的第一步。力踐“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的口號，他堅持冷水浴，以便不再坐轎子。
毛澤東（和朋友們一起）去長沙附近爬山，在冰涼的池塘里游泳，有好長一段時間一天只吃一頓飯，曬日光浴———他認為這會給他的身體帶來能量———有大半年的時間不在宿舍就寢而在學校院子裡睡覺。這都是為了使他的身體更加健壯。 ［37］
毛澤東把這些叫做“體格鍛煉”，在西方這種方式也是不同尋常的，在中國則更是如此。對毛澤東來說，鍛煉身體不僅僅是一種獲得健康的方式。為什麼他迎著狂風高聲朗讀唐詩？這當然不只是在練嗓子，而是在體驗隨意和任何抵抗力競爭的愉悅。
毛澤東在日記中寫道：“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
以上是愛彌·蕭的回憶錄中的英譯說法，但是中文原文裡還有第三句，這一句被具有馬克思主義思想的編輯刪去了：“與人奮鬥，其樂無窮!”其意思是不僅要有強壯的體魄，更要有社會鬥爭的堅強意志。一天夜裡，雷電交加，毛澤東渾身濕淋淋地來到和他思想相近的朋友蔡和森的家，原來他剛從岳麓山巔跑下來。問他原因，他說，這是為了體會一下《書經》上“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的境界。 ［38］
在第一師範的第二個暑假，毛澤東和愛彌·蕭的哥哥蕭瑜———一個瀟灑穩重的青年———一起作了一次遊學，走遍了湖南的五個縣。這次“遊學”是受他讀的《民立報》上一則消息的啟發，消息說兩名學生徒步走遍了中國，甚至遠到西藏。 ［39］
毛澤東和他的朋友不帶一文錢，他們給當地的鄉紳寫巧妙的對聯換取食宿。這次遊學歷經六個星期，步行近千華里，讓毛澤東更多地了解了湖南。
22歲的毛澤東可謂是文武雙全了。他的第一篇文章《體育之研究》在《新青年》上公開發表，署名為“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個字繁體共計二十八畫）。 ［40］
文章明快有力：“運動宜蠻拙。騎突槍鳴，十盪十鳴。暗鳴頹山岳，叱吒變風雲。力拔項王之山，勇貫由基之禮。其道蓋存乎蠻拙，而無與於纖巧之事。”
文章三環相扣，有理有據。意志是聯繫身體和精神的紐帶，運動是意志的體現，鍛煉身體歸根到底就是為了戰鬥。毛澤東認為：“夫體育之主旨，武勇也。”健康的體魄、勇敢的意志和樂觀的態度都是拯救中華民族所需要的。
“國力苶弱，武風不振”，毛澤東文章的第一句這樣起筆，整篇文章都是闡述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的。 ［41］
在毛澤東的生活慾望中還沒有政治，他只是以自己普羅米修斯式的情感去面對需要更新的中國之現實。 “自信人生二百年”［42］，這是他後來回憶起曾經在這個時期抒發過的豪言壯語。
在第一師範這幾年的生活裡，毛澤東始終是一名學生組織者。從1915年起，他就是學友會［43］中一名出色的活動家。 1917年，有34名學生（學生總數為400）被選進學友會，得票最多的毛澤東主持學友會的工作。 ［44］為了增加學友會的經費，他在街上賣過小吃。 ［45］
他鼓動學友會與學校的清規戒律和迂腐頑固的校長作鬥爭———毛澤東稱他“復古派”［46］———為此他還險些被開除（袁大鬍子等人都幫助、保護過他，毛澤東的果斷剛毅贏得了人們甚至包括那些被他傷害過的人們的尊重）。他還動員學生抑制湖南軍閥和北洋軍閥對學校的騷擾。
在毛澤東的帶領下，學友會舉行了反對日本的“二十一條”和其他外國列強欺凌中國的抗議活動。現在毛澤東看到了日本的黑暗面，他讀了一本關於日中危機的書《明恥篇》，在這本書的封面上他寫道：“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在給一個朋友的信中他質問：“擁有四萬萬人的民族豈受三千島國之欺？”［47］在1916年另一封給蕭瑜的信中毛澤東預見到了在對日作戰中中美之間親密的伙伴關係。 ［48］
他以學友會的名義為長沙的工人辦起了一所夜校。 “我們不是木頭石頭，我們是人。”他在貼在大街上的招生廣告上寫道，“有了文化，我們就能挺直腰桿做人”。一種學習方式已按照他自己的經驗考慮出來了，“每次上課，衣服聽便，不必求好”，廣告補充道，“筆記本和所有教材都不要錢”［49］。
毛澤東沒想到沒有幾個人能讀懂他那高深的啟事。 ［50］他又到工人家去招收學員，即使這樣，夜校也只持續了幾個月。毛澤東在頑強地維持著，當物理課效果不佳時，他向學員們許諾說：“方才所講，不過發端，將來如電燈之所以能用，輪船火車之所以能速，其理必皆告汝等知之。”［51］
在第一師範的最後一年，毛澤東的一個行動顯露了他的自信，也是他政治抱負的第一次表現。他後來帶點誇大地回憶說：“我感到自己心胸開闊，需要結交幾個親密朋友，於是有一天我就在長沙一家報紙上登了一個啟事，邀請有志於愛國工作的青年同我聯繫。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啟事的最後一句是引用上的一句：“嚶其鳴矣，求其友聲。”［52］也許經常孤獨的毛澤東一直就在尋找朋友，他在1915年11月給黎錦熙的信中透露說他的生命中從來沒有朋友。在同年8月給蕭瑜的信則說“我朝夕憂心”。 ［53］
* 其他材料上寫得清楚，毛澤東只是把他的廣告貼到長沙街上的一面牆壁上，一家報紙認為它有刊登的價值，就把它採用了，毛澤東在他的原稿上加了標題：“二十八畫生徵友啟事”。
毛澤東只得到“三個半回音”。 （“半個”是李立三，李後來成為著名的共產黨領導人，並與毛髮生過衝突。毛回憶時，只是冷冷地提及李的“不明確”的答复，說：“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展到友誼。”）然而，這個表面上看來顯得天真的徵友啟事使這些愛國青年開始了重要的活動。毛澤東組建了一個純政治性的組織“新民學會”［54］，它是湖南上空升起的第一顆紅色信號彈。
“世界上有兩種人，”一天，毛澤東對愛彌·蕭評論說，“一種人善於做具體事情，一種人善於做組織工作，前者要多於後者。但是，每個人都有他的長處。” ［55］
毛澤東感到，一位組織家的天才，就在於能把各種人的長處融合起來，他不應當揭露挑剔別人的弱點，而應鼓勵所有積極因素的聯合。他的父親沒有做到這一點，而他將會成功。
1918年6月，毛澤東從第一師範畢業了。和他圈子裡的人一樣，他在社會上仍無立足之地，是個持不同政見者，思想裡充滿了矛盾。他在畢業前夕給黎錦熙的信中這麼說：“對於如何對待宇宙、人生、國家或是教育我全無想法，我覺得這些極為混亂，且混亂之因必生混亂之結果。”［56］
1890年的改革者們也是持不同政見者，但是當時的社會有他們的思想的土壤。梁啟超雖然在知識界被視為外人，但他的乖僻和好發宏論在當時則是同好者眾。
對毛澤東這一代人來說，舊中國已不再是一統江山———甚至就要遍地烽煙了。在軍閥時代，傳統已失去了意義。同時，毛澤東又不能在西方化的中國人身上找到認同，如在檀香山受過西方教育的孫中山。現在，他既不是一條小魚，也不能算是一隻雄鷹。
毛澤東的生活已發生了根本的變化，他不再受他人幻想的鼓動，已經能自我控制。
毛澤東在第一師範學業優異。楊先生把毛澤東列為他在長沙教過的幾千名學生中的第三位———蕭瑜第一，毛澤東的另外一位朋友，後來成為中國共產黨一顆流星的蔡和森居第二。第一師範的最後一年，同學們在人品、膽識、口才和文章等幾方面把毛澤東作為學校的楷模（校長當然不會這樣做）。一個學友稱他為“奇才”，還有一個稱他為“智囊”。 ［57］
毛澤東正在形成自己的思想，他看重中國的尊嚴，他信仰個人自由，他已拋棄了他以前心目中的英雄梁啟超和康有為的改良主義。他感到，在風雷激蕩的社會變遷中，需要有新的東西產生。
新民學會在蔡和森家裡成立時，毛澤東說：“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之託爾斯泰（Tolstoy）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新思想。”［58］但是，新思想能帶來一個新的社會嗎？
在這幾年，毛澤東很少講“革命”這個詞，即使談到它，也僅指掃除一切舊的東西。他畢竟才24歲，可塑性還是相當大的，以至於一位老師的影響———且不說楊昌濟，就是袁大鬍子———也能在他的心靈上留下烙印。
毛澤東的風格是不斷完善自己，與任何放縱自滿都格格不入。在任何情況下，他都是把利刃，他將挑戰、探索、鑑別、反抗。
在第一師範的五年半時間裡，毛澤東在書邊空白處或筆記本中寫了不少於百萬字的分析、觀點評註。他常在書的空白處寫上“荒謬”或“不通”等批語。 ［59］
他喜愛“學問”這個詞，“他曾對愛彌·蕭說，學習就是探索”［60］。當他和他徵友啟事的“三個半”回應者見面時，一開始不是寒暄客套，而是直截了當地問對方最近在讀什麼書。
一天，他到一位富裕的“新民學會”朋友家去。交談中這個年輕的主人突然停下他們的政治談論而把僕人叫來囑咐其去買豬肉，並交代清楚價格和買什麼樣的肉等。毛澤東對這位朋友竟以家庭瑣事來干擾談論中國前途這樣的大事感到極為惱火，他一氣之下起身離去，再也不與這位富家子弟來往。
毛澤東同樣嚴於律己。他養成了一種習慣，常拿著書到離第一師範不遠的南門那嘈雜喧鬧的大街邊去看，以此作為考驗，培養自己的注意力。這是成為英雄的一條小徑。如果說他還無力按照自己的想法改造周圍世界的話，那麼他至少已經能夠塑造他自己了。毛澤東當時是漫無目標的，但他不是單槍匹馬。在東山時他就與眾不同，但同時他感到孤立、淒涼。到1918年，他更鶴立雞群，他與別人之間的距離卻增加了他的號召力。他的怪僻成了魅力，別人樂意追隨他。他從一名學生成長為一名領袖人物。
毛澤東是百折不撓的，他也超越了時代。即使在第一師範，傳統和權威也被踩在腳下，因為這位不安分的未來精英已不再相信這些東西了。毛澤東僅僅是學生領袖，他的激進也只是表現在洗冷水浴。但是，時代的性質決定了一種也許毛澤東本人還沒有察覺到的聯繫：教育、體格與政治革命。
以上三者是互相關聯的。因為，要再造中國，首先需要賦予中國民眾以知識，接著便是行動，而行動將意味著流汗作戰。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在第一師範就成為一名學生叛逆和一個體育鍛煉的狂熱者，按照其自身的邏輯，下一步就是接受馬克思主義，雖然在1918年毛澤東的頭腦中還沒有一點馬克思主義的影子。
可以肯定，他處於矛盾之中。紙面上的變革方案醫治不了社會生活中的頑症，傳統和現代不可長期同床共枕。難道一個有教養的精力充沛的青年到頭來僅僅是撞向中國痛苦之牆的一隻蒼蠅嗎？
未來，他將從這些矛盾裡鍛造出一把利劍。同時毛澤東還有自己的信條，這在他讀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所做的筆記中表現了出來：“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61］泡爾生曾經寫過如果所有的痛苦和困難都被克服了，那麼奮鬥戰爭也就被排除了。毛澤東則在空白處寫道：“人類不能久無變化。” ［62］
1918年4月，毛澤東的母親患了結核性淋巴炎，大弟澤民帶著她從韶山來長沙就醫。小弟澤覃這時已住在長沙，毛澤東把他安排進入第一師範的附屬小學讀書。
次年10月份，文七妹病逝，享年52歲。毛澤東回憶起他母親的去世時說：“從那以後，我更不想回家了。”［63］為了給母親下葬，毛澤東短暫地回了一次韶山，當時有很多人參加了葬禮。
許多年以後，毛澤東對他的一位護士說：“在我母親去世前，我告訴她我不能忍受看見她痛苦的臉。我要在心目中保留我對她的美好印象。所以她臨終時我會躲開。我母親同意了。”最後的時刻，毛澤東沒有在韶山。他後來說他對自己在母親的葬禮上以及此後對母親流露出的感情有很深的印象。
毛澤東為母親寫了一篇文言祭文，其中佛教和儒家的思想成分各參其半：
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遐邇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致，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
毛澤東陷入了更具體的回憶：
“病時攬手，酸辛結腸；但呼汝輩，各務為良。”［64］
後來毛澤東提及他的母親：“作為她的兒子我是不合格的，在她活著時我對她不完全忠誠，在她去世時我未能盡孝———我就是這種人。”［65］
1919年10月文氏病逝。毛澤東晝夜兼程從長沙趕回韶山守靈，並和淚寫下一篇情深義長的《祭母文》。圖為《祭母文》抄件。
毛澤東在《祭母文》中追念母親：“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遐邇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致，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整飭成性，一絲不詭。手澤所經，皆有條理。頭腦精密，劈理分情。事無遺算，物無遁形。潔淨之風，傳遍戚里。……病時攬手，酸辛結腸。但呼汝輩，各務為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