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逐”日本的政經界人士，是美國當時降伏日本的既定方針。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九日，美國政府對麥克阿瑟下達了“降伏後合眾國的初期對日政策”，同年十一月三日發布題為“對聯合國最高司令下達日本投降後初期佔領與管理基本指令”。 GHQ就是基於這兩項指令開始實行佔領政策的。
美國政府十一月三日發布的這份指令中，就放逐行動賦予GHQ極高的權限。
在製定與實行侵略日本的計劃中，應把那些在行政、財政和經濟等方面製造過重大問題的人，以及大政翼贊會［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的一個極右政治團體，於一九四〇年十月十二日宣告成立，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三日解散］、日本政治會及其機關，乃至繼承這些團體的重要人物一律加以拘留，待今後處置。此外，賦予GHQ放逐任何在位者的權利。另外自一九三七年（昭和十二年）以來，在金融、商工業、農業部門居高位的人，也應被視為法西斯主義（軍國主義）與侵略主義的主導者。
這項指令屬於最高機密，即便是當時與美方總司令部有接觸的日本首腦也無法窺知。
根據這項方針，前所未有的放逐行動在政界和思想界掀起一陣狂瀾。
不過，在實際執行這項放逐行動時，GHQ全體並未達成共識。很快，G2和GS的意見便背道而馳。
關於這一點，馬克·蓋恩［馬克·蓋恩（Mark Gayn，？-1981），一九四五年以特派員身份赴日，觀察日本戰敗後的社會百態，寫成《日本日記》一書］曾提及。
批評家表示，總司令部內部嚴重分裂，全政策立案者分成兩個對立陣營。其中一個陣營（QS）確信日本需要改造，另一個陣營（G2）則基於“保守的日本才能讓我方將來以最佳狀態與俄羅斯鬥爭”為理由反對基本改革。這個陣營認為，日本只需稍微抬頭而已。反對此案的人，列舉出下列論點：①徹底放逐會使日本陷入混亂，甚至可能引發革命。 ②就算真的需要放逐，也應逐步進行。應給予國民休養生息的時間。 ③放逐行動僅限於最高領導者。因為服從命令天經地義，部下除了服從別無選擇。
以諜報部門的代表為先鋒，軍方均反對放逐行動，國務院一些相關人士也贊同這一觀點。支持放逐行動的單位主要是民政局，總司令部也只是零星有幾個單位支持這項行動。 （摘自《日本日記》）
馬克·蓋恩是在一九四五年（昭和二十年）十二月二十日寫下這段文章的。蘇聯當時還算是美國的盟友，但從這裡已可預見日後的佔領政策轉換，這一點倒是頗耐人尋味。
放逐行動，正如美國統合參謀總部對麥克阿瑟下達的指令中所說，目的在於“永久除去那些欺瞞日本國民、妄想征服世界、犯下滔天大錯者的權利與勢力”，對像也設定在這個範圍內。
然而，美國屆防部陚予麥克阿瑟的這項有力的“放逐”武器，日後竟波及與最初對象相反的民主陣營。這是因為世界情勢的變化，也就是美國與蘇聯的對立程度激化，美國為求自身安全，使得GHQ的政策出現大幅變化。換個說法，可說是“深信鎮壓是一種急救外科手術”的威洛比［查爾斯·A.威洛比（Charles A.Willoughby）當時是G2的部長］戰勝“認為小規模改革比使用武方更能贏得支持者”的惠特尼［考特尼·惠特尼（Courtney Whitney）當時為民政局局長，制定日本憲法草案的主導者］。
對於佔領國，美國採取的策略不再像以往那樣靠蠻力壓制對方，而是讓對方漸漸與美國同化。因此，驅逐可能干擾“同化”的舊勢力，也是放逐行動的目的之一。
放逐的意義究竟是“懲罰”還是“預防”，這正是雙方觀點的分歧之處。最初的放逐的確包含這兩種意味。舊勢力的除去，固然是為了預防軍部抬頭和掌權的國家思想死灰復燃，但同時也想通過放逐來懲罰那些名義上說是“誤導日本民眾”，其實就是發動反對美國行動的倡導者。對戰犯施行絞刑就是懲罰的極致表現。
不過，放逐的意義——正如後面提到的——之後出現了大幅度轉變。到那時已不是“懲罰”了，而是更加明顯的“預防措施”。
換言之，這次的目的不是為防止軍部拾頭或國家思想復活，而是反過來，要預防俄羅斯及中共的“同路人”擴大勢力。或者說把重點放在了及早除去可能妨礙對蘇作戰的因素上。
麥克阿瑟的放逐行動最初的目的是徹底破壞日本的秘密警察組織，把一九四〇年以來，曾任警界高層的山崎嚴內相及其他高階警官全數罷免。這項命令在十天之內實施，總共罷免了四千九百六十名內務省官員。然而不知基於什麼理由，這項放逐行動在舊軍部的上層階級中進行得併不徹底。這一點後面再解釋。
GHQ的首腦當初並不清楚究竟該把誰趕下來。
計劃者自己對究竟該達成什麼並沒有明確的想法。此外，也沒有人知道該把誰趕走。而在定義軍國主義和超國家主義、指導性及有力者之際，就產生了極大的分歧。等到麥克阿瑟接獲進一步命令，必須趕走所有未將日本經濟導向和平的重要財經人士時，這種不確定就更明顯了。 （摘自HE懷爾茲［哈利·埃默森·懷爾茲（Harry Emerson Wildes），美國社會學家、歷史學家］所著的《東京旋風》——以下簡稱懷爾茲）
首先，GHQ要求日本政府擬出經濟、新聞、出版、廣播、戲劇等各界的超國家主義指導者名冊。十月七日的指令中又要求交出超過一千二百五十個政治團體的全員名冊。這種做法使放逐計劃I拖一延得比預期更久。因為，日本政府漏掉的名字被逐一發現。據審查委員之一的岩淵辰雄表示，日方希望盡量自行決定戰犯並予以懲罰，遂選出三千名合適人選，把這份名冊呈交給惠特尼。沒想到惠特尼竟大發雷霆，嫌名冊上的人數太少。據說惠特尼還罵說在德國頒布同樣的放逐令以後，有三十萬名納粹遭到放逐，日本就算不能超過三十萬人，至少也該放逐足以匹敵這個數字的人才行。
“誰也不知道究竟放逐了多少人，那份記錄報告原本就不完整，保管情況又不佳，絕大部分都在一場民政局官員直呼不可思議的火災中被燒毀了。根據惠特尼的正式報告，一九四八年六月，針對七十一萬七千四百一十五人進行資格審查後，總計有八千七百八十一人遭到放逐，另外還得加上十九萬三千一百八十名軍人。因害怕被放逐而主動離職者估計有十萬人。”（懷爾茲）
放逐行動不只發生在中央，隨著新憲法的製定與地方制度的改革，從縣長到市鎮村長和地方議會，放逐令逐步擴大使用範圍，甚至連小助理、出納員、農業用地委員都列入考察範圍。
此外，放逐行動光這樣還不算完，昭和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又從官方擴大到公共活動。公益團體、報紙雜誌出版、電影、戲劇等各種表演團體、傳播公司乃至所有報導機構都被納入適用範圍，對像多達兩百四十個，有經濟相關者兩百五十人、新聞相關者―百七十人遭到放逐。繼而連三流報社和五流出版社都被納入，這些原本抱著隔岸觀火的心態旁觀財政界放逐行動的圈子，如今也意外地掀起放逐旋風。此外又添加了一項新規定，那就是嚴禁遭放逐者三代以內親屬擔任公職。
根據《朝日年鑑》（昭和二十四年版）記載，到昭和二十三年五月一日為止，總計有十九萬三千一百四十二人遭到放逐。
放逐行動居然波及三代以內親屬，就連罪大惡極的罪犯都沒受過如此待遇。但惠特尼卻對抗議聲充耳不聞。因為惠特尼接到密信，發現那些被放逐的人依然進出原來任職的公司，甚至依舊保有辦公室，和下屬交談，或讓自己的子女代為出席活動。除了要求日方交出放逐者名冊之外，像這樣通過密信決定的例子也不在少數。不知該放逐誰的佔領軍首腦，迫於情勢只好採取這種方法。這促使日本人使用陰險的手段陷害同胞，同時，一旦被烙上放逐的烙印，人生就算完蛋了，必須設法蒐集無罪證據去證明自己的清白。
當初，日本各界人士都以為放逐是“永久的”，他們做夢也沒想到這項命令竟會在四年後解除。之所以認定為“永久”放逐，只因指令中有這麼一句“永久排除舊勢力”。共同通訊社的加藤萬壽男錶示，民政局的浬比爾議會課長曾經偷偷向他透露，表示這項活動頂多持續四年，並要求加藤不得告訴他人。換言之，放逐行動只有四年的期限，說穿了，就是一項有時效性的立法。如果事先知道這項計劃是有實際預定進度的計劃，那麼日本這些被放逐的人也不至於如此狼狽，並大受打擊了。既然提前知道四年後會復職，自然就可以事先擬定適當對策。正因他們將放逐理解為“永久性”，才會出現前面所說的“同胞相侵，以陰險的方式暗鬥”。
放逐名冊的擬定起先由政府一手包辦，但從昭和二十一年六月起，根據官製成立了“公職是否適合委員會”，這一機構將獨立於政府之外進行審查。委員長是美濃部達吉，成員包括馬場恆吾、飯村-省、入間野武雄、古村唯一郎、寺崎太郎和山形清。放逐行動擴大到地方之後，各地也紛紛成立審查委員會。此外，為了應付異議者的投訴，又另行成立了公職資格請願審查委員會，任命澤田竹次郎等七人擔任委員。
罷免諸多公職人員導致舊秩序瓦解，卻未能促成新秩序誕生。其中有陰謀也有懇求，還有一些例外。不過，“肅清”行動大致上還是按照GHQ的既定計劃進行。
日本人雖然成立了以上兩種審查會，但幾乎都是有名無實。因為一旦發生什麼問題，那些被檢舉人與其拜託這些日籍委員，還不如直接找GHQ投訴更省事。為求脫身，到處都有人托關係求情。此外，還有許多團體明知無法逃過一劫，卻依然喊出“放逐行動本身就是錯的”，並展開激烈的反駁。撇開形式問題，至少能避免實際的放逐行動。當然，若能向美方誇示自己的存在對其有利，或許能免遭放逐。此外，還有人私底下獻出財寶或打美女牌，拜託她們代為說情。
遭到放逐的人，雖然一時間會六神無主，但很快便能看穿美國對日政策的本質。因為有一個窺視孔。
在那些遵照J03（統合參謀總部）命令理應遭到放逐的軍人當中有兩名陸軍中將，分別是曾在希特勒當權時擔任駐德武官、後來被派往馬尼拉擔任投降使節團團長的河邊虎四郎，以及曾任陸軍情報部長的有末精三。這兩個人都不會說英語，便用德語和威洛比交談。威洛比本名是馮·捷佩·溫特·懷登巴赫。
麥克阿瑟保護的第三名軍人是服部卓四郎上校，原本為東條的秘書官，做過參謀總部的作戰課長。在日本海軍以海軍身份歡迎麥克阿瑟的中村龜三郎中將，以及首屈一指的海軍戰略家大前敏一上校則受美方保護。據以美方記者身份被派到這個集團的克拉克·H.河上說，與河邊、有末一起工作的舊日軍等人，奉命都要以原來的軍階稱呼他們。至於其他沒這麼幸運的日本人，包括皇族在內都淪為了普通人。當然，不只是這些本該遭到放逐的軍官享有特權，曾以交換教授身份被派到德國的荒木光太郎教授及他的藝術家夫人，戰時與德國外交官來往甚密，因此也受到遠勝於一般日本人的禮遇。 （懷爾茲）
這位荒木光太郎，是畫家荒木十畝的兒子，他的夫人荒木光子後來分配到一間遊船大樓裡的獨立房間，負責編纂史書。謠傳光子被威洛比如此厚待，其實是“金屋藏嬌”。有別於與凱吉斯［當時的GS次長］過從甚密的子爵夫人鳥尾鶴代，以及學習院［宮內省直轄的貴族學校，戰後才改為接受一般平民入學］的小團體。荒木夫人是以高明的外交手腕贏得威洛比的賞識，鳥尾夫人則是基於愛情和凱吉斯結合。人們普遍相信，楢橋渡［政治家，歷任法制局長官、國務大臣及運輸大臣］正是通過鳥尾夫人向凱吉斯說情，才免於被放逐的。
岩淵辰雄還表示：
我告訴他：“要我們交出三十萬名放逐者當然沒問題，不過這些人並不是該下台才被放逐的，而是要給他們反省的機會。所以，把他們趕下台，做做樣子之後就要立刻幫助他們。如果美國同意這點，我就願意幹。”
吉田馬上去找麥克阿瑟商量。結果，麥克阿瑟說：“我一開始是這麼想的，因為你們沒有主動提，所以我才保持沉默。”遂決定讓吉田成立請願委員會作為救濟機構，同時更換有名無實的委員會結構，成立公職資格審查委員會這個單位。
可是，我與加藤先生，以及現任日本化藥社社長的原安三郎先生一起執行後才發覺不對勁。換言之，吉田直接見麥克阿瑟徵得諒解這件事，令GS的凱吉斯很不是滋味。導致請願委員會再怎麼努力都拿不到Approve（許可）。
眼看昭和二十二年的總選舉即將開始，我們卻放逐了楢橋，對方這才抱怨“請願委員會在磨蹭些什麼啊”，並叫我們“一個星期以內完成對楢橋的重新審查，務必讓他趕上選舉”。在這之前，他們一直不認可請願委員會。成立委員會之前，其實還有這段經歷。 （摘自《日本週報》昭和三十一年四月刊）
當然，把希望都寄託在鳥尾夫人那種人身上的，可不只楢橋一個。不論效果如何，財政界的大人物都在拼命找門路求生。
這些軍人是如何獲得GHQ的工作的？司令部有個單位叫“歷史課”，名義上是編纂戰史的。在這里工作的服部卓四郎說：“雖然編纂麥克阿瑟那段歷史是從政治角度著手的，但其實其內容並沒有那麼政治性，只不過是戰史資料的蒐集罷了。就連人選，也只是挑選那種戰時長期任職於陸海軍統帥部、適合處理戰史相關事務的人。不過，我們之所以會爽快地答應協助蒐集相關戰史資料，是基於與威洛比將軍的情誼。我們之間那種不同國籍但同為軍人的惺惺相惜般的友誼，至今仍讓我銘記在心。”
而威洛比卻在日後否認曾經下令編寫那段歷蟲。據推測，那個部門職員的實際工作，其實是整理有關蘇聯活動的諜報資料。因此，這些戰前已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職業軍人自然是最佳人選。日本參謀總部想來應該擁有西伯利亞至沿海各州的精密地圖與作戰計劃。
日後有關“服部機關［指以服部卓四郎為首的軍人，成立G2的協力機構和情報機構，後通到民政局反對，在麥克阿瑟的指示下撤除］”的謠傳也可佐證此推論。
此外，還有些廣為流傳的謠言稱荒木夫人任職於歷史課時，曾與其他團體一起幫威洛比整理佐爾格事件［一九四一年，德國新聞工作者佐爾格和尾埼秀實等人涉嫌將日本政府的機密提供給蘇聯政府，因而逋到逮捕］的資料。聯繫後來威洛比拿這份資料去對付GS的新正派（New Dealer）（請參照《出賣革命的男人：伊藤律》），便可理解這些職員為何會接受“威洛比將軍的友情”了。這今問題，等後面提到相關部分時會再提及。
荒木夫人是個極富魅力又聰明過人的社交名嬡，很有政治野心，在德國與意大利外交官之間相當吃得開。威洛比對她深信不疑，非常依仗她的建言。不僅給她自由進出辦公室的特權，還將編纂史書這種頗為棘手的工作和財務方面的事全權委託給她。威洛比雇了兩百名日本人協助一批臨時找來的美國人，名義上由荒木教授負責監督。這些人中有五十名陸、海軍高級軍官，還有些人實際參與過作戰計劃，還都是極為核心的人物。這批郵船公司員工既沒有歷史學家，也沒有作家，卻要蒐集日本方面的記錄，編纂官方日本戰史。另外，從威洛比在面對《紐約時報》記者弗蘭克·克拉克宏時一口否認曾編過這種戰史可看出，他們那時的工作被列為機密，嚴防世人知悉。 （懷爾茲）
威洛比會否認，是因為當時有人指責編纂戰史是為了彰顯麥克阿瑟的個人功績。
無論如何，服部卓四郎還是完成了探討日本戰敗原因的《大東亞戰爭史》，全四部。可是，荒木小組在耗費了龐大的人力、財力與時間後，卻以成果不盡理想為由，拒絕將資料公之於世。難怪懷爾茲會說“歷史課的工作其實是整理蘇聯的作戰情報”。
原本應該遭到放逐的軍人不僅成為GHQ的僱員，當初率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相關人士竟也受到他們的僱傭，命運得以起死回生。
馬克·蓋恩在《日本日記》中曾提及去山般縣酒田的情形。
蓋恩和當地分局長的對話如下：
分局長：“我只是一名小警察，不認識特高警察。警局裡雖然有特高組，但組長是縣政府派來的人。”
蓋恩：“那人怎麼樣了？”
“被放逐了。是九月二十三日的事，特高的人全都被解雇了。”
“那個人現在在哪裡？”
“你看，門口不是坐著一個男人嗎？就在美軍步哨旁邊，他就是原來的特高組長。”
“那他現在在美軍宿舍做什麼？”
“他負責聯繫美日雙方。九月二十四日就接獲任命了。”
“其他特高成員呢？”
“這個局裡本來有六個人，其中三人現在在聯絡處替美軍工作。”
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了羅伯特·B.特克斯塔的《日本的失敗》這本書中。
一九四六年，在我所任職的縣市鄰縣任職的隊長告訴我，他有一名非常“珍貴”的部下，專門替他處理最重要的任務，此人原本是有恐怖組織之稱的日本秘密警察組中的高階警官。分隊的某隊員曾驚嘆地表示：“這名前秘密警察對縣內的大小事情瞭如指掌。分隊長有這名得力下屬相助，就連新政派佔領軍與日本人的接觸都能仔細監控。”
面對持有“放逐”武器的GS，G2端出了CIC這個“諜報”武器來對抗。因此，僱用乾練的前特高警察任下級僱員來蒐集情報也不足為奇。在此，美方佔領日本後，首先遭到放逐的特高組織不知不覺已納入G2麾下，被重新組織了起來。
現在言歸正題，遭到放逐的政治家們，不可能忽視的動向。他們很快就注意到G2與GS的對立狀態，進而發覺這是美方管理日本的政策本質。隨著美蘇對立在聯合國安理會等場合日漸明顯，似乎使他們確信跟著G2走才是正道。
這些政治家最後發現，能逃過放逐令的最好方法就是討好G2（他們是指定名單裡GS的死對頭），藉此打敗GS那幫人。縱使他們躲不過被指名放逐的命運，也要在其他方面——也就是本質上——確保享有未被放逐時同樣的權利。
起初，的各單位紛紛各顯神通，企圖放逐更多日本人來博取麥克阿瑟的歡心，各單位都想讓麥克阿瑟看到他們在多麼勤奮地工作。因此，漸漸的，即便是放逐範圍之外的人也被納入名單中，原因就是想在麥克阿瑟面前“爭取印象分”。
不值得被放逐的人也被指名，因此人人自危。相較之下，原本被指名的大人物卻通過上述種種關係躲過了放逐。佔領軍隊對“指名放逐”的無知，導致他們只能懲罰無力的小人物，狡猾的大人物卻繼續為所欲為。
在此，筆者無意也沒興趣討論放逐政治家與官僚的內幕。如果讀者想了解這方面的事，可以找一些過去出版的書籍來讀。我只想講述鳩山一郎［鳩山一郎（Ichiro Hatoyama，1883-1959），日本政治家，二次世界大戰後創立自由黨，擔任總裁，後來被剝奪公職，復職後又成為日本民主黨總裁］的案例。
鳩山的事，部分人深信是與GS交好的楢橋渡搞的陰謀。在《鳩山一郎回憶錄》中，針對當時的情形記載如下：
根據美國記者及隨後那些美國人的敘述，當時，司令部有很多“桃色份子［指略帶共產主義傾向的人］”，據說就是這些人做主將我放逐。我等於是用反共聲明放逐了自己。關於我的放逐，可說是我自己太不小心。再有就是楢橋渡當時大肆宣揚說美國官兵主動提出將我趕出政界。我在自由黨的創立委員會及總務會上都曾發言抨擊政府此舉極為可惡。我捉住楢橋話語中的矛盾點，攻擊他：“如果真有這等事情，為何日本政府不向對方說明根本沒有理由放逐我，這樣坐視不管，豈不是太不親切了？”不過，我只忙著攻擊，完全沒有註意到防禦。馬克·蓋恩便拿《世界之臉》來攻擊我，其實他只是斷章取義地截取了文中的可議之處，譯成英文後分發給記者團。雖然沒看過那篇譯文，但我猜應是照原文直譯。如果不是直譯，不可能有材料可以攻擊我。結果記者團就對我窮追猛打，正如蓋恩自己所寫的，把我逼上了放逐之路。
時至今日，世人皆知鳩山遭到放逐的理由之一是他戰時從歐洲回國後，出了一本可稱為旅行札記的書，談論他對世界各國元首的印象，書名就叫《世界之臉》。書中褒獎了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因此引起禍端。
不過，起初GS對於放逐鳩山一事並沒有那麼積極。鳩山的情況根本無足輕重。逼GS放逐他的，據說是蓋恩這些進步派的美國記者。蓋恩把鳩山約到位於丸之內的新聞俱樂部，拿這本書來圍剿他。我從蓋恩的《日本日記》中摘錄了對當時的描述。
就在這次晚餐之前，我組織了一次政治性審查會。被告是鳩山。身為報社特派員，或許不該介入政治，但我認為，無論從何種角度來看，這都是一項正當工作。身為美國人的我只想幫助日本揪出這個首屈一指的戰犯——此人光是被指定為下一任總理候選人就已極具危險性了。大約一個星期以前，總司令部的某些軍官拿了一本鳩山的遊記譯本給我，那是他結束造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後，於一九三八年回國寫的。書中盡是身為民主日本的下一任總理絕對不該發表的危險言論。那些軍官本來試圖以這本書為由放逐鳩山，沒想到失敗了。於是，他們把這本譯稿交給了我。晚餐開始之前，我把這本書撕成十二份，發給有興趣的中、英、美等國特派員。
沒想到第一彈竟是INS吧的特派員，澳大利亞籍的弗蘭克·羅伯特森發射的。也不知道他是從哪裡弄到書的，總之，他拿著鳩山著作的其中一節，開口問鳩山對此作何解釋。那一節寫於一九三八年，內容是這樣的：希特勒打從心底愛著日本。日本國民應加強精神訓練，萬萬不可辜負希特勒的信賴。這之後，眾人紛紛質問鳩山，現場逐漸火熱。我承認炮火開得的確有點猛。不過，對於那段過去，鳩山除了怨恨自己之外，不能怪罪任何人。
隨著問題益發尖銳，鳩山逐漸陷入混亂。起初他堅稱什麼都不記得了，於是我們引用他書中的文章逼問他，結果他說那本書寫的都不是真心話。但我們的武器可不止那本書。等有人開始提供更多資料時，鳩山已完全喪失了思考的能力，無法與眾人理論，變成一個畏畏縮縮的老人。就在鳩山欣然入座，準備享受一頓愉快的晚餐的八小時後，我們給了他致命性一擊。我迫不及待地想知道總司令部和日本政府（之前審查鳩山後讓他過關了）看到明天報紙的大標題後，會有什麼反應。
不過，正如鳩山在回憶錄中所述，眾人用來討伐他時所用的《世界之臉》是已被拆散了前後順序、斷章取義後的。如果加上中間原有的文章，讀起來或許就沒有那麼觀點不朋了。不巧的是，這部分不是鳩山寫的，而是由評論家山浦貫一代筆。所以鳩山不管被問到什麼，自然都只能說不記得了。顯然，這是利用一些欲加之罪把鳩山逼上放逐之路。
如果真要抓人語病，那威洛比以前寫過的這段文章不知會有何下場。
就在墨索里尼入侵法國前夕，威洛比曾就佛朗哥元帥及日本在中國的行動寫過深表同情的文章。他說：
不受一時情緒影響的歷史判斷，想必會藉由重建白色人種在傳統和軍事上的優越感來抹消敗北記錄，這功績將永遠歸於墨索里尼吧。 （摘自特克斯塔所著《在日本的失敗》）
由於每個黨都無法取得絕大多數勢力，因此當時的政局可以說處於停滯狀態。鳩山打算和社會黨合作，在他看來，事前既已安排好了應該沒問題。沒想到社會黨奪下了九十二席，氣焰大漲，對鳩山的合作案不為所動。同時幣原首相在楢橋書記長和進步黨幹事長犬養健等人的安排下，決定以現職身份接任進步黨總裁。但鳩山―心想與社會黨聯手，絲毫不想和進步黨合作。
如果楢橋暗中搞鬼，放逐鳩山的說法是真的，那麼放逐鳩山應該是為了讓幣原內閣順利連任。可是，這裡的問題不是日本政黨之同的鉤心鬥角和暗算，而是這種勾當竟然是由GHQ一手包辦的。反過來說，其實是利用G2與GS的對立，乘虛而入，以這個矛盾來整垮對手或提升自己的地位。
最有名的例子，就是社會黨某議員天天去司令部說某黨員大佬的壞話，要求將其放逐。這種“打擊對手”的行動不只限於日本人內部，後來還將矛頭對準了GHQ內部的“敵人”。
例如平野力三［平野力三，農民運動家、政治家，曾任農林大臣，後遭罷免。其夫人平野成子也是社會運動家及社會黨參議員］，雖因得罪GS而遭到放逐，但平野夫人卻在平野的“敵人”凱吉斯失勢前後扮演了關鍵性角色。
岩淵：“那背後還有一段秘聞。最後給凱吉斯致命一擊的，其實就是平野先生的夫人。我記得是昭和二十四年吧，有一天，第八軍司令部派哈德森上校去拜訪當時擔任參議員的平野成子，告訴她：'老實說，如果不把凱吉斯趕出日本，佔領政策就無法順利推動，現在雖已有各方證據，卻無人署名，這樣不具效力，所以想請平野夫人簽名。'夫人一聽高興地說：'我現在就簽。'當場就簽了名。”
平野：“那是他放逐我的報應。”
（摘自《日本週報》昭和三十二年四月座談會特刊）
趕走凱吉斯的陰謀，正是通過日本人的情報，由G2主導進行的。 G2擁有CIC這個乾練的謀略機關，做這種工作簡直易如反掌。
與政界的放逐行動同時進行的財經界改革，則由掌管經濟、金融和各實業的ESS（經濟科學局）負責推動。在進行經濟民主化這方面，GS和ESS的步調可說完全一致，來往也很密切。
GHQ最早是由G單位（參謀部）、行政部門（GS）和外事局這三個單位為主導的，其餘單位只能稱為“部”。
舉例來說，日後改為天然資源局的NRS原本就是一個“部”。
負責的業務中包括號稱扭轉了日本命運的農地改革，相當於現在日本的農林省。因此，負責“放逐”的和負責“民主化政策”的NRS之間的關係自然日漸緊密。例如被派到NRS推動農地解放的拉德津斯基，後來卻變為批判GS赤化的藉口，這也是這種集團合作的例證。在民主化方向上，ESS也沒什麼改變。
還有一點非提不可，那就是被稱為Legal Section（LS）的法律局（原本也是部）。在其與GS的密切合作下誕生了特審局。這個特審局的變化過程，如實道出了政策大逆轉的來龍去脈。換言之，特審局讓我們清楚看到了放逐右派轉變為放逐左派的經過。
特審局這個單位是昭和二十九年九月從內務省的調查部發起的。昭和二十一年由部升為局，後來遭到解散，變成總理廳內事局第二局，之後因與內務省解體相關的“麥克阿瑟命令”而逐漸萎縮。
昭和二十三年，司法省變成法務廳，第二局才獲得“特別審查局”這個頭銜，被納入法務廳管轄。
這個特審局的工作是基於波茨坦宣言——“除去日本軍國主義，排除對民主主義的妨害”——負責監視工作，因此與占領軍的關係極為密切。
GHQ起先考慮該局內部職員均從內務省官員中挑選，但內務省的國家主義色彩僅次於軍方，顯然不合適。於是轉而決定從他們認為不具政治色彩的法務廳檢察官中選拔人才。因為在美國，法官深受民眾信賴，如果把這項工作交給與法官同等地位的檢察官，憑其權威與民眾基礎，應可擔起這項重大責任。
第一任特審局長是由片山內閣任命的瀧內禮作，他曾涉及很久之前發生的尾崎法官賄賂案——此案被視為司法部內的赤化事件，曾掀起軒錢大波。當時瀧內是札幌地方法院的預審法官，只因贊同友人尾崎法官的意見，涉嫌賄賂，因此一度被判入獄，判決執行後遂辭去法官之職。片山內閣成立後，律師鈴木義男當上法務總裁，這才提拔這個朋友擔任局長。單看被視為共黨同情派的瀧內都能當上特審局首任局長，便可看出該局的個性。換言之，與其說GS和特審局的關係密切，不如說它其實就是GS的政策執行機構。
因此，內閣一開始組閣，各報的政治組記者便紛紛湧入特審局打聽組閣消息。因為組閣必然以被GHD認可的入選為主，而判斷有無嫌疑的就是特審局。
“哦，你說A氏啊，那人恐怕不行吧。”
特審局課長階層的人隨口說出的一句話，對報社來說就是重要消息了。說穿了，特審局等於是GS和LS這兩派人馬在日本的機構代表（參考司法記者團編《法務省》）。
簡言之，特審局直屬於聯合國最高司令部。諸位負責的事務中也帶有這種外交性。我們與民政局的關係要遵守兩個原則。第一，特審局行事透明，一切都要向民政局報告，絕對不能有所隱瞞，或背地裡偷偷摸摸做事；第二，要保有日本人的良知，即使面對民政局也要不亢不卑，言所當言。同時，為我們工作負責的應是日本政府，因此不能把責任推諉給民政局。外出工作時嚴禁提及司令部或民政局這些字眼……（摘自昭和二十五年十月，吉河特審局局長在人事院五樓講堂對新入職人員所作的訓示）
這一點可說是特審局的特性。換句話說，特審局雖直屬GHQ，表面上卻打著日本政府的招牌，是個典型的行使間接統治權的機構。
有一段關於吉河特審局局長是如何被威洛比發掘的趣談，而這和前面提到GHQ“歷史課”的工作也有關聯。
歷史課的實際工作似乎是整理蘇聯戰略情報，這一點前面已提過。同時，威洛比還在著手蒐集佐爾格的資料。據說整理相關資料的人似乎是荒木夫人及她的小組。
當時的記錄幾乎均毀於空襲，頂多只剩檢察官和法官各自持有的油印複寫本。受到GHQ偵訊的檢察官與警察均隱瞞了負責佐爾格案的檢察官姓名，而此人正是吉河光貞。眾人皆不透露是因為說出名字就一定會被開除，特別是年輕的檢察官，一旦被革職，以後便無法立足，因此才盡量隱瞞。
查不出事件真相的G2只好利用CIC展開鉅細靡遺的調查。但唯獨與佐爾格相關的部分怎麼查都是一片空白。 G2不耐之餘開始對日方施壓，日方最後實在瞞不下去了，只好供出吉河檢察官的名字。吉河光貞至此在G2聲名大噪。
乖乖去G2報到的吉河檢察官，帶著未被燒毀的佐爾格打字稿。這是佐爾格在拘留所中親自用鉛筆校正過的德文稿。如何證明這是逃自佐爾格手下的呢？吉河的回答是：“首先，用鉛筆寫的德文的確是佐爾格的筆記。此外，每台打字機的字體都不一樣，即便是個人用的打字機，也會因多次摩擦而打出這台打字機所特有的字體。這點只要和佐爾格打過的其他文件比較一下就知道了。這份打字稿是把他平時慣用的那含打字機沒收後，命令他打的。”這份珍貴的資料立刻被交到威洛比手上。美國出版的《威洛比報告》中用大字寫著：“這是吉河先生從滿目瘡痍的東京搶救出來的唯一資料”。但他同時利用了這段“發現經過”，篡改、捏造了該書的重要部分。這份《威洛比報告》其實是威洛比用來打擊GS的武器。
在這份報告書中，提到了佐爾格的間諜活動如何擾亂日本作戰。他的策略遠至日本在諾門坎（Nomonhan）敗給俄軍，甚至影響日本軍沒有北攻卻改採南進的戰略活動，非常詳細地架構出“佐爾格自白”的框架。這份報告書中還首次出現了間諜伊藤律的名字，引起一場軒然大波。
當時除了GS，美國政府內部也有“赤色分子”，因此也等於是在警告他們。不過G2的主要目的還是想把新政派從GS徹底趕出去。
吉河光貞學生時代時參加了東大的新人會［一九一八年，東大校內社會主義派學生組成的思想運動團體，於一九五四年解散］，據說因此遲了一年才得以進入司法省，此人可說是左翼通。吉田首相做主，讓他接替瀧內禮作擔任特審局局長，打從一開始就為放逐赤色分子打好了基礎。
前面提到那段吉河局長的訓示是昭和二十五年（一九五○年）的事，實際上，GHQ的政策就是在這一年出現大轉變的。
一旦開始大舉放逐財政界人士，外界的批評不可能不浮上檯面。
美國雜誌《新聞周刊》（Newsweek）就在昭和二十二年（一九四七）一月二十八日這一期刊登了《日本的放逐行動內幕——美國軍人的對立》這篇論文，作者是該雜誌的東京分社社長康普東·帕克南。
這篇論文不只抨擊經濟放逐，指責這是錯誤政策，還挑明了GHQ內部的對立。他的主張是：“由於放逐行動波及財界，日本約有兩萬五千至三萬財界人士失去原職，甚至連親屬都無法就職，所以犧牲者預估超過二十萬人。此舉將導致日本所有的經濟機構喪失功能。如此一來，日本的經濟就將會落入炒新鈔［一九四六年，日本政府為應付戰後通貨膨脹而禁止使用舊鈔，轉而發行新的日本銀行券］的暴發戶、黑市商人和投機者手中。極左派不僅佔盡便宜，還給了虎視眈眈的蘇聯一個機會。有能力、有經驗又有教養的國際階層——他們素來樂於協助美國——將會被徹底斬除。”
文中如此抨擊。
GHQ自然不會對此放任不管，他們顯然認為這篇論文“有害”，不久便以麥克阿瑟的名義反駁，論戰日趨白熱化。麥克阿瑟首先表明，寫這篇報導的人對問題根本一點都不了解。
放逐計劃的細節是慎重決定的，名單上沒有一般的企業家和技術人員（因為這些人並未影響日本政府發動侵略戰爭的政策立案），這樣的行動居然被曲解為違反美國資本主義經濟思想，甚至遭到反對，這實在太可笑了。我接獲命令後，結合各方情勢對實施方法作過周詳的考量，身為司令官我打算從寬處理。之所以馬上作出計對，並不僅僅因為身為最高司令官本該服從基本命令，而是考慮到若採用其他方法可能會引發不必要的爭端，甚至造成新的戰爭。
民政局引用麥克阿瑟這番駁斥言論，強調放逐行動對日本的經濟並未造成任何影響。
然而，帕克南的口誅筆伐仍未停歇且毫不留情，他在四月到五月發表了數篇痛批日本經濟混亂的報導。五月二十六日那期，再度以石橋湛山［石橋湛山（Tanzan Ishibashi，1884-1973）記者、政治家，曾任內閣總理大臣，戰後因進駐軍的經費問題和GHQ對立而遭到放逐］遭到放逐一事公然和GS對立。
大多數佔領軍相關人士都對放逐行動將擴大到何等地步持有疑問，也開始毫不避諱地質疑為何親美派日本人被大刀闊斧地逐一剷除。民政局一直捏造事實，聲稱放逐行動是日本政府乾的。但在東京，人人都知道這場運動其實是民政局指導的，有時甚至還直接下令日本政府動手。
接著，帕克南便以石橋湛山事件為例，詳細揭露了已被日本審查委員會判定不需放逐的人卻遭到惠特尼局長擅自下令放逐的經過。
此外《新聞周刊》六月十三日這一期，又以長達五頁的篇幅刊載《日本的混亂》這篇報導。
放逐行動對美國造成的打擊之大，遠比日本激進派勢力抬頭更嚴重。放逐範圍本應由麥克阿瑟決定，但他全權委託給了民政局局長惠特尼準將，由他擬定放逐行動的施行細則，並強迫日本政府視之為政令。這一切都是為了偽裝成日本人放逐自己同胞。放逐行為充滿左派和反資本主義色彩。東京有許多美國人深信，藏身在民政局內部的激進分子們，偷偷將這種主義運用在放逐行動中。 （摘自住本利男《佔領秘錄》）
由於帕克南如此痛批佔領軍政策，使他成為GHQ的眼中釘，最後終於被趕出日本。不過他在佔領初期的論調雖然當時得罪了GHQ，日後卻正如他所言，GHQ的態度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轉變，說起來實在諷刺。
麥克阿瑟安插在GHQ三名“親信”都很無能，他們只有打仗經驗，其他方面一無是處。
高層無能又無經驗，這已成了常規。舉例來說，佔領軍負責經濟科學方面的少將卻一輩子待在砲兵隊。擔任GHQ民政局局長的少將則是正規的步兵軍官，顯然並沒有監督日本全國民事行政的經驗。在軍政部底下負責所有教育課程的中校，之前不過是在美國南方（眾所周知那裡並沒有進步的學制）某一州的某所無名中等學校擔任管理員。在軍政部底下負責所有民間情報的中校，以前原本是某大型石油公司的廣告宣傳人員……掌管經濟科學的部長，地位應該不低於經濟學者，民事學部長這個職務應該分派給具有行政經驗的人，教育部部長應是具備豐富經驗與見識的教育家，至於情報部長，應該是宣傳或輿論調查專家。而這些職位的接替者必須都是文官。 （摘自特克斯塔《在日本的失敗》）
對於這個人人批判的無能軍方首腦部門，美國政府為何沒有下令撤換呢？答案很簡單，他們太相信麥克阿瑟了，而且“本土軍人”比美國政府的勢力更強。關於這點，只要想想過去日本關東軍有多強勢就知道了。
其中被視為軍事專家的威洛比，就是日後朝鮮戰爭時，由於過分輕視中國軍隊的實力，導致戰敗的罪魁禍首。
威洛比性情粗暴，很喜歡欺凌下屬，頒布的政策朝令夕改，完全不當一回事兒。惠特尼則是把一切都交給凱吉斯，自己花天酒地。馬卡特［GHQ的經濟科學部長］更喜歡在會議上針對最基本的經濟術語問一些無厘頭的問題，使得舉座啼笑皆非。這些無能的首腦，為了爭取麥克阿瑟的“印象分”，在各單位放逐了超過必要人數的人，也難怪日本各界會陷入混亂。加上這當中又摻雜了中傷和陰謀，還有GHQ的下級職員和口譯者的介入，情勢就變得更複雜詭異了。
在這些因素的作用下，最後GHQ的政策不得不大幅度轉變。
這個轉變的重點，就是松本治一郎［松本治一郎（Jiichiro Matsumoto，1887-1966），企業家、日本參議院前副議長，致力於部落解放運動，號稱部落解放之父］遭放逐一事。將半生都奉獻給部落解放運動的松本，何以非得被放逐不可，這一點令人百思不解。但如果把此舉視為GHQ政策轉換的過渡，就解釋得通了。
昭和二十一年一月，松本被列入房主黑名單，但立刻遭到抗議。當時任首相秘書官的福島慎太郎向GHQ陳情，解釋松本不該被列入放逐名單的原因。最終松本得以成為參謀院副議長，在國會開幕式上挑起天皇的拜謁問題。這一點招來保守黨的反感，昭和二十三年九月，GHQ再次追究他的資格問題。昭和二十四年一月二十三日進行總選舉，翌日松本治一郎就遭到了放逐。
松本被視為“右派”而遭到放逐，但他其實是左派分子，可算是這次清共行動的頭號犧牲品。
如果不採取這種看法，就無法了解松本治一郎被放逐問題的本質。
佔領初期，任職於GHQ民政局的多數要員都是思想開明且進步的。他們面對日本的民主化時，打算把在美國本土無法實現的理想政策與激進政策拿到日本實驗一番。正如凱吉斯所說，他們想把日本當做試驗地。
可是，這項民主化政策產生了GHQ沒有料到的效果，那就是共產黨的出現，勞工運動的日益激化。 GHQ不得不自行撲滅自己煽起的火。
在佔領管理這個現實的政治問題上，負責統治或管理的國家總會優先考量自己的利益。因此，朝鮮戰爭爆發後，順應國際情勢的變化，聯合國（尤其是美國）也隨著政治利益的改變而改變政策，這麼一想，修正管理日本的方針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為配合聯合國（尤其是美國）期待日本在國際關係中扮演的角色，日本的國際地位自然也會變化。 （《戰後日本小史》矢內原眾雄編·岡義武稿）
清共之謎至今仍未解開，就連這場旋風的主導者究竟是誰都無法查明。是杜魯門總統？麥克阿瑟元帥？還是GHQ的勞動課？不，難道是當時的政府吉田內閣出的主意？放逐名單的擬定和協助擬定者都是誰？傳媒界人士為何最先被開刀？這些問題都未解開。自一九五〇年夏天起，席捲全國各產業清共行動總共持續了約半年，無論規模還是手段都頗為複雜、古怪。 （《文藝春秋》一九五九年六月《日本的污點·清共》）
昭和二十三年一月的羅雅爾宣言［羅雅爾陸軍長官在舊金山發表的演說中強調：“世界政局出現新的狀況，如果不援助日本，就會被具有侵略性、非民主性的思想吞噬，因此我們必須協助日本，使其充分自立，在安定日本的同肘，也要固守自足，使得今後面對東亞或即將發生的新全體主義戰爭的威脅時，日本能夠發揮屏障作用。”——作者註］，很快便給左派陣營和勞工運動界帶來衝擊。正好那一年三月爆發遞信［日本遞信省工會簡稱。遞信省負責管轄交通、通信和電氣等事務］鬥爭，這是後來階級抗爭的開端，而且是以國家機構中最激進的成員為中心，頗值得日後記述。
這等於是過去只在政府內進行的鬥爭轉入職場和地區，連接成實際民主戰線。這場鬥爭在各地引發浪花效應，罷工頻發，威脅到政府與資本家陣營。這種情勢直接導致政府頒布“公務員無權罷工”這項政策，不過美國顧問胡佛以GHQ公務員制度課課長身份施壓也是部分原因吧。
胡佛企圖在《公務員法》》中明文規定，日本公務員不像美國人，沒有罷工權，也沒有正規團體交涉權。
GHQ勞動課的齊倫課長和胡佛為此發生了衝突，當著麥克阿瑟的面展長達八小時的爭論。但最終齊倫還是輸了，雖然他的任期還剩一年多，卻悄然搭上貨船返回美國。
齊倫在啟程返國的四個小時以前，召集全體幹部，發表了三十分鐘的演說。主旨是：“今後，日本公務員的處境恐怕會很艱難。不過你們擁有可與之抗衡的力量，或許可以抗爭到底。但是，我無法斷言現在釆取行動究竟是好還是壞。”
來事情正如齊倫所言，那一年十二月，《公務員法》被修正，同時制定了公共企業體等勞動關係法。此外，除國鐵和煙草公賣局具有團體交涉權外，在其他部門任職品公務員不享有這項基本權利。自治體相關人士則被二〇一號政令［主要內容為禁止公務員罷工和參加政治活動］綁住，動彈不得。
就這樣，朝鮮戰爭爆發的同時，清共行動的陰影也在逐漸逼近。
官方對因清共行動而被解僱者宣稱，“這是GHQ下達的絕對命令”，並表示“這項命令凌駕於國內一切法令之上”。因此，無論什麼協約，一旦碰上這項命令，就發揮不了任何作用。
最先盯上的是廣播界——不過當時還沒有民營電台，主要是針對NHK。接下來就以NHK為例，略作討論。
NHK早在昭和二十一年十月就發生過罷工運動。那次是為了確立國體交涉權和要求加薪，主要發動者是報紙、通信和廣播界工會。不過報界人士後來全部脫離，結果只有NHK展開了罷工。當時的民主勢力還很強，所以勞方猜想，佔領軍應該不會介入。而資方起先確實採取守勢，中途卻開始轉變態度，那是因為資方發現有佔領軍和政府撐腰。
廣播部門是由CIE（民間情報教育局）的廣播課監督的。該單位的人來到抗爭團體中，勸工人們停止罷工行動，甚至無預警地突然跑到工人的工作地點，威脅對方如果不停止就會有麻煩。此舉讓資方頓時氣焰高漲，這注定了工會的全面失敗。
NHK起先也是不滿戰時的做法，頻頻推出民主化節目，並在這段期間教唱勞動節的歌曲。 CIE的廣播課不時指示他們在節目中討論天皇制的問題，這會給人一種錯覺，認為美國人的做法比較民主。後來，節目中出現了“真相箱”單元，並在播報新聞方面和民主化運動中加強這種傾向。漸漸地，廣播課還通過部課長，要求國會減少激進派在討論會上的發言，這種偏右的新傾向不斷引發工會和資方之間的摩擦。昭和二十四年的春天，工會在位於砧區的廣播技術研究所召開的大會上分為兩派；職場上，“真相箱”和“週日娛樂版”逐漸成為其他員工的眼中釘。接著陸續有人離開，許多人脫離第一工會跑去第二工會，原本有八千人的工會，最後只剩下一百多人。而最終剩下的這些人全部被開除了。
其中編輯部員工早在清共運動開始的那一年以前，就已被全部調到位於目黑區的廣播文體研究所。他們在那裡終日無事可做，相當於被流放荒島。
廣播節目基本上是由新聞和音樂這兩大部分構成的，經過各種變化後還能以廣播劇或其他形式呈現。朝鮮戰爭期間，新聞播報佔了很大的比例。而說到演藝類節目，戰前倒是有落語［落語是日本的一種傳統表演藝術，這個詞最早是指說笑話的人，後來逐漸發展成說故事的人。表演形式是，落語家坐在舞台上，描繪一個漫長而復雜的滑稽故事，服飾和配樂等皆很有講究。與中國的傳統相聲有相似之處，不過落語演出通常只有一人］表演或浪曲［日本曲藝，一種說唱藝術，一個人在三弦琴的伴奏下說唱戲曲故事，類似中國傳統的評彈］演唱，不過這類節目都是“借用現場”，電台其實只負責提供場地，並不提供什麼創意和設計。文藝部也一樣，雖然有久保田萬太郎［久保田萬太郎（Kubota Mantrao，1889-1963），日本劇作家、導演、小說家、俳句詩人，代表作有《女人的一生》、《歌行燈》、《春琴抄》等］擔任文藝部長，但其實文藝並不存在。為此，增田官房長官還曾為播報新聞太民主化向NHK抗議過。
不過，NHK的清共行動和報社不同，很明顯，這裡並非由經營者下令，而是有聯合國最高司令官的指令。
這是因為GHQ負責管理電波，並以駐軍廣播部的名義使用NHK的部分建築。無論是下達作戰命令還是軍令，廣播都是最快捷的方式。即使在國內範圍內，廣播在及時性和廣泛性上也都具有報紙所難以比擬的強大影響為。就這個角度而言，廣播在朝鮮戰爭中扮演的角色，NHK的使命，以及輯社的作用各不相同，所佔比重也不一樣。例如，在朝鮮也聽得到廣播節目，朝鮮人又懂日語，因此GHQ在對廣播的處理上非常謹慎。所以當時的NHK幾乎毫無自主性，可說是由司令部直接管理，對解僱者的通告也是由GHQ直接下令。
這項命令並沒有解僱書，僅用口頭通知解僱者，對方就要在幾個小時以後離開。昭和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早上，GHQ將解僱者集合，要求他們必須在一定時間內離開此建築。
“在清共行動正式開展的那一天，早上十點過後，廣播文化研究所的人都被叫去集合，GHQ以宣讀文書的方式命令他們從現在開始不可進出此建築。所長被GHQ叫去後倉皇歸來，由部課長代為傳達消息，部課長宣讀文書時還不停地發抖呢。就算被追著問，得到的答案也只是“總之，這是上級的命令，這是麥聲阿瑟的命令，我們無法違抗，只得奉命行事”，把責任通通推給麥克阿瑟。據說在大阪，“黑人憲兵全副武裝，連總社大樓都有憲兵拿著槍把守，叫我們快滾。 ”——在NHK工作，並遭到驅逐的某員工如此說道。
說到清共行動的特徵，無論在哪家公司都有以下幾個共通點：
①這是佔領軍下達的絕對命令；②黑名單早已列出；③解僱者一旦接獲通知，必須當場離開辦公室或該建築；④未發生抗爭；⑤幾乎所有公司都有第一工會和第二工會，工會勢力不集中。
有關“清共行動是來自佔領軍的絕對命令”這一條，幾乎在所有案例中都是間接接獲通知的。只有NHK有GHQ代表出面，那是因為電波發送權由佔領軍佔有，而且佔領軍也在使用該建築。其他單位均未採用直接方式，都是通過經營者間接轉達，宣稱這是司令部的指示。例如，“讀賣新聞”就是以社長公告的方式發表如下指令的：
奉聯合軍最高司令官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元帥於昭和二十五年六月六日、七日、二十六日、七月十八日下達的指令及文書指令，將公然破壞日本安全的激進分子從言論機關驅逐，乃自由民主的報紙的義務。此次有相關方面的再三囑託，本報社決定藉此機會，將激進派及其黨羽全部解僱，今日，著令左記諸君立刻辭職。這次的處置優於一切國內法規或勞動協約，此點希望諸君諒解，並繼續平靜完成社務。
基於以上理由，在交給當事人的解僱令上寫著：
本社決定將公然破壞日本安全的激進派及其黨羽一律解僱，因此命閣下今日立刻離職。
這份麥克阿瑟的文書指稱：“激進派是有害團體，他們企圖煽動大眾，發動暴力行為，藉此將和平穩定變為無秩序的鬥爭。”因此，日共中央委員會全體成員都被剝奪了公職；並於六月七日評擊《赤旗》［日本激進派機關報紙，戰時被佔領軍禁止發行，後來改為日刊］為“充斥著虛偽、煽動和反動性的報導與社論”，將編輯部全員放逐，六月二十六日命《赤旗》停刊一個月，七月十八日下令無限期停刊。
各家報社和廣播電台的放逐行動，就是擴大延用對《赤旗》的這項解釋。
遭到指名的社員們有守衛隨伺在側，在主管、局長和便衣刑警的環視下拿到解僱令，儘管社員們齊齊質問“這次究竟是美軍的指示或命令，還是聯合軍的唆使”，局長卻只是含糊其辭，並不多作答复-
接到放逐令的公司有“朝日”、“每日”、“讀賣”、“共同”、“日經、”“東京”、“時事通信”和“放送協會”這八家，其後全國各地方報社也相繼被給予同樣處置。全國總共四十九家，被解僱的員工總數超過七百人。 （《新聞協會十年史》》
GHQ對報紙的監視之前就已有些徵兆。昭和二十四年五月三十日，發動了一場反對公安條例的示威遊行，誰知參加這場示威的東交工會成員橋本金二突然從建築物二樓墜地身亡。而共同通訊社在報導這則新聞時，特意在照片上畫了一條從二樓到地面的虛線。由於這篇報導明顯是在暗示警察的暴行，使得GHQ大為憤怒。當下認定這是社內的激進派在搞鬼，遂把包括理事長伊藤正德在內的東京各大報社代表通通叫去，作出嚴厲警告。結果，共同通訊社把九名激進派領導打入冷宮，從編輯部調至資料室等地。後來伊藤正德自己也在GHQ的施壓下被趕出共同通訊社。這些都是日後清共行動的伏筆。
在可議的清共行動一齊展開的數天前（《赤旗》停刊後的第一個星期），CIE召集各社首腦，下達“立刻將社內激進派及其黨羽解僱”這項重大指示。各社接獲通知後，共同約定於二十日下午三點一齊發布解僱通知。
這對工會來說非常出乎意料，雖說事前隱約已有預感，但工會還是大為震驚。部分勇敢的女性員工面不改色地接過解僱通知，還針對革命後日本的未來慷慨陳詞，叫大家趁早覺悟；也有些男性員工苦苦哀求，直嚷著自己不是激進派，要求收回成命——這正是我在某社看到的情景。不過，被解僱的人雖然拿著解僱書當面質疑，或跑去找工會商量對策，要求公司給個說法，卻都只換來一句：“現在什麼都不能說，等時機成熟，自然會告訴你的。”有些公司甚至還請來便衣或製服警察在一旁待命，時間久了就強迫趕人，不肯離開的會被警察強行拖出去。 （摘自赤澤新一所著《新聞界掀起赤色旋風》，刊於《文藝春秋增刊》昭和二十七年十二月號）
不只報社，其他產業的情況也大致如此。不過資方接獲指令後短短四天內就擬好了解僱者名冊，動作之快令人驚嘆。因此有人推測，這份激進派及黨羽名冊一定是事先就擬好的。
關於這份名單的擬定，可說因社而異。有些公司是將資方、GHQ和特審局三方提出的名單加以比對之後挑出共同人選，也有公司並非如此。當時，激進派要按照團體規定登記身份，因此很容易率先肅清。這是由特審局長官提供的，因此也可說是特審局的名單。 GHQ的指名大致也是由特審局提供的。
此外似乎還進行了不記名檢舉。凡是被單位主管盯上的人都將被列入黑名單，在工會活動中發表過“偏激言論”的都在名單之內。
有些人就算沒那個意思還是被列進了名單。據說宣布名單時不僅當事人錯愕不已，其他人也都感到驚訝。但無論如何，被指名的人不容分說都會被趕出去。
十年前的七月二十九日，東京正下著小雨。在那場雨中，我和二十名同事一起被趕出共同通訊社的大樓。經營者還叫了警察，強迫我們離開。幾十名螫察將我們團團圍住，恐嚇我們如果不走就要動用武力。走出去的街道兩旁也都成排地站著螫察，曾經並桌而坐的同事只能從人縫中揮手向我道別。走出大樓後，我又在雨中走了一陣，緊繃的情緒才開始慢慢放鬆。渾身濕透走在路上的我，猶如一條喪家之犬。 （摘自小瓊廣勝所著《思想》，昭和三十五年八月）
此外，有些人只因為一點小事便被指名放逐。指控曾購讀《赤旗》還算說得過去，有些人只因為家裡有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就被烙上激進派的烙印。也有些人是因為家中有擁護激進派的弟弟，導致高居課長一職的哥哥要被公司開除。還有人是因為在職工大會上批評過上司而遭到放逐。這些放逐行為全都建立在“這是佔領軍的指示”這種“凌駕於司法之上”的絕對命令上，所以當事人無法作任何抵抗。
可想而知，對經營者來說，也想趁機把平時熱衷於工會運動或看不順眼的人列入黑名單中一併剷除。雖然GHQ的新聞課課長殷波登曾發表言論說這項指令被放大解釋了，但對大部分經營者來說，不必引發任何紛爭便可讓“眼中釘”乖乖離職，也就樂得把這項指令視為珍寶。而在主管的勸告下改變主意的人則可以繼續留下。不久前還握著某人的手大加鼓勵的女部長，自從放逐令發布以來，便突然對人不理不睬。此外還有人因為“協助”擬定名單工作而升官變成組長的。
面對這種情形，工會方面大致沒什麼反抗，甚至還有報社工會作出這樣的決定：“一、遵從占領政策；二、根據現有的資料判斷，這次的處置應為不得已。”新聞界的勞工聯盟雖然召開了駐東京中央執行委員會，卻在會上爽快地認可：“這次的處置是秉承抵制激進派素來抵抗民主主義這一基本原則，加上其對朝鮮目前局勢所表現出的態度，我們認定，這次活動並不是為了箝制民主主義和新聞言論界的勞工運動。”不管工會的反應如何，他們都無法抵抗這沆重的壓力。
工會這種不抵抗態度，必須結合當時勞工運動的情勢來研究。國鐵發動定員法［日本政府於昭和二十四年（一九四九）施行的法令，將政府機構的名額固定，超出編制的人員必須裁撤］，並公佈第一批開除名單，工會正要發起抗爭之際發生下山事件［昭和二十四年，失踪的國鐵總裁下山定則被人發現陳屍於常盤縣凌瀨車站附近，由於總裁當時宣布大量裁員造成工會激烈抗爭，在自殺或他殺不明的情況下，種種陰謀論對工運造成極大打擊］；緊接著，第二批開除人員名單公佈後又發生了三鷹事件［昭和二十四年，中央線三鷹車站內的無人電車突然衝撞出軌，造成死傷，檢方懷疑是工會中的激進分子為了抗拒國鐵裁員所做的計劃性犯罪並予以起訴，後來法院裁決為非共產黨員的單一犯行］和松川事件［昭和二十四年，東北本縣松川車站附近發生列車脫軌翻車，被視為工會的共產黨員抗拒裁員之舉，一審和二審都判決有罪，但最後發現被告的自白為虛構，因此最高法院裁定無罪］。由於被渲染得對工會方面不利，導致勞工遭到其他階級的孤立，瓦解了抗爭態勢，政府得以強行進行期待中的行政整頓。相反地，工會的抗爭卻退潮了。雖然日立接著進行了長達四個月的反對企業整備抗爭，但還是以失敗告終，這也使得工會運動再度衰退。這段期間，產別［全日本產業別勞動工會會議的簡稱，是各種產業別工會基於共同抗爭而組成的全國組織，也是二次大戰後勞工運動的核心］旗下各有力工會內部的“民同”［民主同盟派的簡稱，工會運動中的右派］勢力竄起，加速了工會組織的分裂。民同派的有力工會相繼脫離產別，最後結成“總評”［日本勞動工會總評讓議會的簡稱］，產別完全失去主導權，萎縮為無力集團。勞工運動的這種狀態，令日本政府和占領率更有信心強行推動清共行動。
此外，激進派對這次清井行動幾乎毫無作為，這也是造成抗爭意願低落這一被動局面的原因之一。
在這段清共鬥爭期間，激進派的內部鬥爭也在以最拙劣的方式不斷上演。不僅未能將鬥爭組織化，反而將大眾抗爭的努國化為流水。 （摘自齊藤一郎所箸《戰後日本勞工運動史》）
於是，在這種背景下，特審局又在擬定清共名單這件事中插了一腳。特審局原本是昭和二十二年由內閣調查局演變而來的，是負責審查放逐者資格的審查機構。起初成立的目的純粹是依照佔領方針，對秘密軍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