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我是被嚇壞了，”我說，“而且我認為，現在仍然心有餘悸。但不管眼前的霧有多濃，我都不會放棄我的允諾，我會掃除這些障礙，討回公道。”
“你什麼都沒告訴警方嗎？”
“我有意誤導他們，沒有說我知道非常關鍵性的信息。我坐在那兒回答有關吉姆印刷生意的問題，完全明白了他為什麼會被殺。那名殺手犯了個天大的錯。這和滿月牽動潮汐之類的古怪氛圍無關，他受命槍殺一名中年男子，卡其褲，防風外套，和紅色馬球衫，他的確殺了一個這樣的人。”
“這你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因為這會關係到我和米克·巴盧，把我們兩個一起扯入這宗連環殺人案調查的漩渦中。他們會追問屍體埋到哪裡去了。而這可不是說出來就沒事的，我會被控有意隱瞞肯尼和麥卡特尼被殺一案，並且參與了屍體的遺棄過程，我們到米克農莊的後園挖土坑的那天晚上，已經違反了一系列法律了。”
“你會丟掉你的執照。”
“這是最輕的，我可能立刻被起訴。”
“我沒想到這個。”
“我想我應該是犯了好幾條重罪，”我說，“而且我們載著放在後車箱裡的屍體越過了州界，所以極可能聯邦都會起訴我們。但即便如此，如果說向威斯特坦白會對事情有益的話，我想我會甘冒被指控的危險講說出來。”
“這又不能讓吉姆活過來。”
“當然不指這個，而是說有其他任何的益處，也不可能因此就逮到兇手。吉姆只是誤闖了這場幫派火併的無辜局外人而已。”
“真的是這樣嗎？幫派的利益傾軋。”
“看起來是這樣，從新澤西庫房那邊的狀況看起來是這樣。如果早知道這樣，當時我就會退出這件事情。”
“我希望你別太自責。”
我沒有回應，這話她說過不只一次了，但我仍然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說，“很多案子警察很在行，但牽涉到幫派之間的仇殺則不同了，就算他們走運，碰巧知道了是誰下的令，是誰扣的扳機，他們仍無法立案送交法庭。”
“我想他們對組織性的犯罪束手無策。”
“也還不至於完全束手無策，組織犯罪調查條例賦予他們相當的權力，過去這些年來他們也因此辦了好幾宗大案子，清除了不少黑幫分子。他們可以找個人戴上隱藏式錄音機蒐集罪證，他們也可以說服某人出賣他的老闆，但立刻會幾個聯邦調查局官員大聲抱怨，說再也沒有好的消息來源。這種抱怨通常很有效，他們所掌管的臥底工作也開始實施，比如租個雜貨店，開始收集贓物來，接著便是抓住那些進來賣貂皮和電視機的傢伙。”
“他們這麼做的時候也一定會面臨很多壓力。”
“我相信這正是他們喜歡這樣做的原因之一。但好在警方也在做同樣的工作。也許有些和我同輩的警察不同意這一點，但我認為紐約市警局的表現比我在職那時候好多了，他們幹得有聲有色，只是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就能順利逮到殺吉姆的兇手。”
“看得出來，”她說，“你對他們有所保留，這讓你很困擾。”
“我想如果告訴他們我會更加困擾，那我就得解釋很多事情，包括我帶的這把槍從是哪兒來的。”
“我正在想這個問題，沒有人問起嗎？”
“我不是嫌疑犯，沒有理由查我。我外套拉鍊始終是拉著的，餐廳和街上都挺涼，但中城北區分局的小格子房間裡卻又悶又熱，我一直等著威斯特跟我說，把外套脫下來吧，這樣舒服點。但他一直沒說。”
“但如果你告訴他們你才是兇手預定的目標……”
“那他們馬上會問我幾百個問題，那就什麼都得說了，包括這把槍。'這把槍是吧？嗯，你們已經得到凶器了，我這把是點三八，不是你們要的點二二，你也看得出來這把槍最近並未用過，我還沒去辦理登記，因為這時我兩天前才從揍我肚子的一個小子手上弄到的。'”
“對了，你肚子情況如何？”
“差不多好了。”
“但一定也空了，你沒吃晚飯，中午之後你就粒米未進。”
“我不想吃。”
“好吧，如果你非要這樣。”
“怎麼這種表情？”
“我只是在想，你把自己餓成這樣，吉姆會怎麼說。”
“他會說別這樣，”我說，“但我不覺得餓，現在一提到食物，我的胃裡就翻騰起來。”
“如果你改變主意的話——”
“我會跟你說的。對了，有現成的咖啡嗎？喝杯咖啡我倒還受得了。”
“真正讓我感到困擾的是，”我說，“我毫不考慮地就決定不說實話，這已成了我的第二本能。”
我們坐在廚房餐桌旁，我喝咖啡她喝草藥茶。此時我脫去了防風外套，取下了槍和肩帶，之前我還脫了馬球衫，卸下防彈背心，然後再將馬球衫穿回去。防彈背心被我掛到椅背上，槍和肩帶則暫擱廚房整理台上。
我說：“我當了很多年警察，然後當了多年的無照私家偵探。最後我拿了執照，只因為這樣工作起來方便一些，而且工作的收入也較合理。但還有一個原因，這純粹是我個人私下的理由，有了執照我會體面一點。”
“你以前從沒提過。”
“是的。”
“我們結婚時，”她說，“我說過幾句話，你還記得是什麼嗎？”
“前幾天我剛剛才重新想過一遍，你說我們都不必因此有所改變。”
“因為我們一直這樣在一起，那一張婚約為什麼要造成改變呢？你一直以來就是個體面的人。”
“可能我的用詞不恰當，應該說我拿執照是希望自己合法化，成為正常社會的一分子。”
“結果呢？”
“這正是我始終做不到的事，”我說，“你也知道，在我當警察那些年裡，我對這個系統的很多幻想早就破滅了。有人說如果你在肉品工廠工作過，你一定不敢再吃任何香腸。警察工作跟這很像，你很快就被教導怎麼去違反規定。我學會了抄近路，學會站上法庭宣誓完就做偽證，我也收賄賂，洗劫屍體。但我知道還是有某種東西，在我的個人道德逐步腐蝕的時候，還是存在著某種東西，這可能跟警察工作有某種關聯，但我知道這並非直接來自於我對這個系統的關注和理解。
“之後我遞了辭呈，退了出來，”我繼續說下去，“你也很清楚，這件事我做得決然，前一天還是警察，第二天就不是了。但從另一層意義來說，一切仍是延續不變的，我在內心裡仍是個警察，區別只是我沒有了警徽和納稅人付的薪水而已。我仍用同樣的眼光看這個世界，我記得紐約五個區的每一個警員，我自己接案子自己調查並收取報酬；我也付錢給在職警員以換取資訊，把他們當成我的線民。”
“這我都記得。”
“唉，這麼多年就這樣一晃而過，”我說，“警察局那些我記得的人不是死了就是退休了。喬·德金是目前唯一在職的真正朋友，但他並不是我當警察時就認識的。我當私家偵探好幾年後才和他結交，而現在，連他都動不動把退休掛在嘴上，他也遲早會這麼做的。”
“如果今天是他而不是威斯特問你這些問題呢？”
“我是不是還會撒謊？可能吧，我不知道我還能怎麼做。我可能因為對他撒謊而覺得不好，也可能他會比較容易察覺出我有所隱瞞。說到這裡，我想威斯特也可能早就察覺出我有所隱瞞。”
“太複雜了，不是嗎？”
“非常複雜。我是不容易被理解的一個人。'我叫馬修，我是個酒鬼。'這兩句話我說過多次了，讓我自己都開始深信不疑了。但除了這一點之外，我還是有一些我自己都不容易明白的地方。這麼多年來，我抄近路，照自己的規矩行事，我學會怎麼做這些事，但一直沒學會怎麼不做這些事。我謹慎地違犯法律，但我同時又用我的手來執行並維護法律，我自己充當法官和陪審團，有時，我甚至覺得自己在扮演上帝。”
“你做每件事都有理由的。”
“誰都不難為自己找到個理由，重點在於我做過非法的事。我為罪犯工作，跟罪犯合作，但我一直不認為自己真是個罪犯。”
“呃，當然不用這樣想，你根本就不是個罪犯。”
“我都不能確定到底是不是了。我告訴自己，我所做的事是正當的，但我不知道我為什麼可以這樣斷言。我心裡浮現的說法是'道德界線'，但我知道自己並不確定所謂的道德界線究竟該劃在哪裡，也不確定是否真的有所謂的道德界線存在。”
“你當然有，親愛的。但世界一直在變，不是嗎？”
“我唯一賴以生存的信念是，”我說，“'別喝酒，並且參加聚會。'吉姆說如果我能做到這一點，其他所有的事就自然會正確，會自己上軌道。”
“你做到了，事情也的確像吉姆說的。”
“嗯，吉姆的話是對的。他還告訴我，事情總是會有結果的，上帝的意志總是會實現。我們便是通過這種方式來發現上帝的意志，你安心等待，靜觀其變。”
“你以前就引用過吉姆說的這句話。”
“我一直很喜歡這句話，”我說，“我猜，這是上帝的意志，他要吉姆今晚死去，要我活下來，否則事情不會是現在這樣，對吧？”
“對。”
“有時，”我說，“你很難知道上帝真的在想什麼，往往你還懷疑他根本就沒用心留意過。”
我們談了很長一段時間。很久以前，生命中的另一段歲月裡，她是個應召女郎，我則是個已婚的警察。我之所以走近她，很大一部分是因為她是個很好的說話對象。從某種程度來說，我猜那是她行業的部分專業要求。畢竟，身為應召女郎，總得讓付錢的男性覺得好交談才行。但對我們兩個而言，事情似乎遠遠不止於此，我感覺在她面前我可以完全做我自己，她喜歡的真的是我這個人，而不是我裝扮出來的另一個人，更不是我以為這個世界要我扮演的另一個人。
也許，這同樣也是她專業要求的一部分。
談到吉姆時我喝著咖啡，她在一邊喝著草藥茶。我說到我戒酒初期時的往事，那是我和她中斷聯絡多年且尚未重新發現彼此的時候。 “剛開始，我只覺得他是個很和善的人，”我告訴她，“而我只祈禱他不要花心思在我身上，因為我並不准備真把酒完全戒掉，他最終會是個又對我失望的人罷了。然後，我開始希望在聚會中能看見他、想找到他，這時我知道他其實就是匿名戒酒協會的化身，是代表清醒的聲音。而事實上，他參加戒酒只比我早不到兩年時間，我戒酒滿九十天時聽了他兩週年的心得感言。現在回想起來，兩年哪算什麼？一個人戒酒兩年不過才剛剛清理掉他腦子裡纏繞的蛛絲罷了。所以說，當時他也不過剛剛上路而已，但從我當時的感受來說，他已滴酒不沾到讓我有壓力。”
“那現在他會跟你怎麼說呢？”
“他現在會怎麼說？他不會再跟我說話了。”
“如果他還能說呢？”
我嘆了口氣，“'別喝酒，參加聚會。'”
“你現在要去個聚會嗎？”
“已經趕不上休斯敦街的午夜聚會了。凌晨兩點時還有一個，但對我來說太晚了一點，所以，不去了。我不想去，但也不想喝一杯，因此我想這應該算是平衡了。”
“他還會跟你說什麼？”
“我可不會讀心術。”
“那當然，但你可以運用想像力，他會說什麼？”
我勉強地說，“'繼續你現在的生活。'”
“然後呢？”
“什麼然後？”
“然後你會聽他的話，繼續這樣下去嗎？”
“繼續我現在的生活嗎？我還有其他的選擇，是嗎？但這也不容易做到。”
“為什麼不容易？”
“那天晚上我告訴那兩個襲擊我的傢伙，說我不會再為巴盧工作了，我也對米克說了同樣的話，但事情還是這樣。”
“但？”
“但我也知道事情不會這麼簡單地了結，”我說，“否則我不會去那家槍械店去買了這副肩帶。我對自己說，我只要遠離米克，老實待家裡一陣子，他們會把我給忘了，然而很明顯他們決定殺了我，今天晚上是他們找到的第一個下手機會，便毫不猶豫就動手了。”我皺了皺眉，“這改變不了事實。哦，我對吉姆的遇害非常憤怒，我絕大部分的怒氣是向著我自己，因為我害死了他，但——”
“你沒害死他。”
“是我把他送到槍口底下。該不該怪罪，這很難說得清。他死，是因為某人他將誤認為我，之所以這樣是因為我和他約了一起吃晚餐，更因為我讓某個人想致我於死地。”
“我可以跟你爭論這一點，但我不想。”
“很好。就像我剛說的，我絕大部分的怒氣是向著我自己，但剩餘的部分則是衝著開槍的兇手，以及那個派他來殺我的混蛋。”
“這是兩個不同的人嗎？”
“至少有兩個人。某個人做了決定，可能那個披直發的傢伙，也可能另外一個跟他一起執行命令的。有人等在我們大廈外面，從家裡跟踪我到中餐館，這人可能是那個直發傢伙或者他那個同夥——他們兩人要認出我很容易——也可能有第三個人，某個不必擔心會被我認出來的第三個人。”
“如果真這樣，那也許他和開槍的人是同一個。”
“可能，但我打賭不是同一個，我認為他一路跟我到餐廳，然後轉身過到對街去，用他的手機聯絡——”
“現在好像人人都有手機。”
“每個人，除了你和我。連米克都有一個，信不信由你。前幾天晚上他從車上打到農莊，通知說我們正在路上，就是用手機打的。”
“要他們留盞燈，還有把鏟子擺後門。”
“這個跟踪者通知了那個殺手，殺手上了車，趕到現場。他們在街口碰頭，負責跟踪的那個指指幸運熊貓，'紅馬球衫，黃褐外套，卡其褲，球鞋，'他說，'你認這些就不會錯了。'
“說完換他坐上駕駛座，除非這名殺手是另一個人送他過來的，總之不管是誰都先將車子開到附近等著，不熄火，殺手帶著槍進了餐廳，空著手出來，跳上車溜之大吉。”
“就這樣死了一個人。”
“是的，死了一個人。”
“很可能是你。”
“理論上應該是我。”
“但上帝有別的想法。”
這是看待此事的另一種方式。我說，“前天晚上第九大道上那兩個，下令殺人的是第三個人，負責跟踪我到幸運熊貓的是第四個人，以及走進去扣扳機這第五個人，可能還得加上負責開車接應的第六個人。”我看著她，“要對付的人還真不少。”
“你真打算這樣？”
“不由得我要不要，”我說，“這要爭論起來可沒完沒了，但我想我這是最本能的反應，甚至是純生理性的本能反應是'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人類歷史都是這樣。”
“看看波斯尼亞。”
“但這就是五到六個人了，而且就像我說的，我甚至還不知道他們是誰。我當然不能讓自己相信吉姆的陰魂在高喊著復仇。畢竟如果說人有某個部分是死後依然存在的，我傾向於相信那不會是私人情感用事的那部分。你不是問現在吉姆會跟我說什麼嗎？我想他絕不會說，帶把槍出去，把那人宰了替我報仇。”
“不會的，這不像吉姆說的話。”
“安心坐下來，讓他們去吧。這是我此刻最痛恨的想法，”我說，“但我真的不知道不善罷甘休又能如何，隨著年歲的增長，我越來越不敢相信這樣的說法：沒有我的推動，這世界就走不下去。”
“這是經常有的錯覺，”她說，“而人的宗教性越強，這樣的錯覺也往往越強烈。他們相信，如果說這個世界有什麼東西可被稱為最本質的，那就是，上帝的工作並未完成，需要他們接過來完成它。他們的上帝是全能的，但他卻什麼也做不成，除非大家伸手幫他。”
我喝了口咖啡，說，“懲罰他們不是我的職責，我並沒有任命自己為法官兼陪審團，而我根本也沒任何意願涉入這場火拼，我告訴他們我退出此案，我也告訴米克同樣的話，吉姆的死並不會改變我說過的這話，我仍然想退出此案。”
“感謝上帝。”
“但這有個問題，你知道的，我不認為我可能退出。”
“為什麼不能？”
“前兩天晚上我就退出了，”我說，“但這對我沒有一點好處。他們的回應方式是，再派個人來殺我。只要他們仍然認為我在參與此案，也可能他們根本不在乎我怎麼決定，不管退出與否，我都是踢過他們屁股的混蛋。很可能現在你唯一可做的事是去找，讓她把你的名字繡在她的圍巾上，因為無論怎麼做，我的名字都在死亡名單上，吉姆的死並不能讓我從此除名。”
“也就是說，即使你什麼事也不做……”
“我的額頭上依然烙著死亡的印記。現在，他們可能知道自己殺錯人了。就算現在不知道，最遲也不會超過明天早上，我也許會愧疚，吉姆因我的罪過而喪生，但他們絕不會接受吉姆可以替我死這個提議。”
“你的名字仍在圍巾上。”
“恐怕是這樣。”
她直直地看著我，“所以，我們能做什麼呢？”
我們能做的是做愛，但也沒有成功，因此我們只是相擁著。我講著吉姆的一些故事，有她以前聽過，有的是第一次聽到，其中有兩個挺有趣的，我們也都笑了。
她說，“我也許不該這麼說，但它一直浮現在我腦子裡，不說出來我會瘋了。我對吉姆出這樣事非常非常難過，我為吉姆難過，我為貝弗莉難過，當然，我也為你感到難過。
“但難過不是我全部的感受，我也很高興是他而不是你。”
我沒說話。
“我發現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一直這麼想，”她說，“每次我讀報紙上的訃告時，腦子裡總響著這樣的聲音，甚至有時我懷疑這才是我所以讀訃告的真正原因。無論是誰，只要是看到與年紀相當死於乳腺癌的，我就會說，'還好是她不是我'；如果哪個可憐的傢伙猝死在高爾夫球場上，我也會說，'還好是他不是馬修'；還有地震死的、淹死的、得傳染病死的、空難死的，'還好是他們不是我們'。不管他們是誰，他們出了什麼禍事，全都是'還好是他們不是我們。'”
“這是很自然的反應。”
“換作是其他人也一定會這樣，不是嗎？因為誰會碰上這種事，誰不會碰上，是說不准的，如果當時去洗手間的是吉姆，留在座位上的是你——”
“那可能事情就完全不同了，殺手走進來時我正面向著他，而且我也有槍。”
“但你有可能及時開槍嗎？”
如果門打開時我抬起頭來，我看見的會是一個陌生人，一個黑人。這可能與那兩名白人忽然冒出來讓我措手不及的情況不同，但前提是抬頭看了，我也很可能在埋頭看菜單，或在看吉姆的雜誌。
“也許，”我說，“但也可能來不及。”
“所以我說還好是他不是你。我一想到貝弗莉心就痛，我一想到她究竟如何熬過這場災難便腸胃都翻攪起來，但還好是她不是我，這不是什麼高尚的情操，是吧？”
“我也不認為是。”
“但上帝知道，這是真心的，而且親愛的，你也得有一樣的感受。因為儘管你會一再告訴自己，坐位子上的應該是你，倒在血泊中的也應該是你，但事實上那不是你，在你內心深處也很慶幸那不是你，我對了，不是嗎？”
“是的，”過了半晌，我回答，“你想你說得對，我真希望事情不是這樣，但你說得對。”
“親愛的，這只是代表你很慶幸自己活了下來，如此而已。”
“我想是吧。”
“這不一定是壞事情。”
“我想也是。”
“你知道，”她說，“這甚至不會讓人難過得掉眼淚。”
就連這一點她也可能是對的，但事實如何我們並沒深究下去。我自己最後一次掉淚是在很久以前的一次聚會中，我首次承認自己是酒鬼並當眾說出來，那次掉淚連我自己都嚇了一跳。之後，我的眼睛始終是乾的，除了偶爾看電影時。但我認為為那個不算，那不是真正的眼淚，就像真正的害怕不是你在看恐怖片時的害怕一樣。
因此，我沒能哭，也沒能做愛，甚至沒能睡覺，曾經有一度快睡著了，但立刻又清醒過來。最後我放棄了，下床穿好衣服，我在襯衫底下加了防彈背心，並在上面掛了肩帶，我把防風外套的拉鍊拉起來，掩蓋住那把槍。
我走到隔壁房間，撥了電話。
註釋： 中的人物，她把貴族的暴行編織成不同的花紋記錄在圍巾上，渴望著復仇。
註釋： 中的人物，她把貴族的暴行編織成不同的花紋記錄在圍巾上，渴望著復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