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夜三點。我醒來的時候，心怦怦直跳，脖子上全是冷汗，半夢半醒之間，我還以為是自己的衣領太緊，拼命去扯。我摸了半天，最後還是躺下了。我喘著粗氣，貼著枕頭，耳朵裡卻好像在轟轟作響。那個夢仍然是那麼清晰：我母親震怒的臉龐，她臨死前那枯槁蒼白的臉色，最可怕的是她那迷惘中帶著一種說不出的恐慌表情。
我母親生病後，很快就去世了，那可以說是她成年生活中最平靜的一段時光。她和我父親早已分居了，但每天還是在麵包店里和他並肩工作。父親搬去跟一個寡婦波瓦太太同住。我還記得，在她丈夫還沒有去世前，她來我們家的麵包店時，每次都很風騷。但對我母親來說，與父親共同生活的日子充滿了恐懼，這樣的安排反而是一種解脫。她突然對外面的世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開始給那些聽眾參與的電台談話節目打電話。告訴我們，你對不同種族之間通婚有什麼看法？你認為應該將大麻合法化嗎？你猜是誰殺了肯尼迪？餐桌上堆滿了各種各樣的舊報紙、舊雜誌，她邊看邊做筆記，為第二天的節目作準備。這就是我的母親，她曾經那麼害怕跨出公寓樓和麵包店一步。如果她哪天下午要離家，她會從一大清早就開始準備，在我滿八歲以後，她就打發我去市場上買東西，自己則盡量待在家裡。而現在，她卻對各種各樣的事件大膽發表著自己的看法，成了我們當地小有名氣的一號人物。她現在奇怪的舉動和之前自閉的行為相差甚遠，我都覺得很難適應。
她嫁給我父親的時候二十八歲，比我父親大四歲。她是家中的第六個女兒，她的父親是一個猶太人聯盟的負責人，母親則是來自科克縣的一個女傭。在她和我父親結婚之後，靠著她的積蓄，父親才得以開了麵包店。母親應該不是為了愛情結婚的，我猜。當時她年齡已經不小了，沒什麼其他的追求者，不得已才選擇了父親。她的個性是那麼極端、那麼怪異，時而興高采烈、興致高昂，時而又安靜沉悶、低落壓抑。有時候，她跟瘋了一樣，動不動就跑到衣櫃前面，把抽屜翻個亂七八糟，一邊在針線盒里東找西找，一邊興奮地發出尖厲的叫聲。她很少離家，她的姐姐們倒是經常來照顧她。這可需要勇氣，因為當我的阿姨們來看她時，我父親總是對她們大吼大叫、罵罵咧咧。如果碰巧他喝醉了，說不定還真的會動手。來得最多的是芙洛阿姨和莎拉阿姨，她們倆膽子都很大，都是很有主見的女人，她們嚴肅的表情和毫不畏懼的態度總是能讓我父親有所收斂，她們面對我父親大概就跟面對一條瘋狂亂叫的野狗一樣吧。她們下定了決心要保護弱者——也就是蘿斯（我媽媽）和我，尤其是我。對我來說，在我的童年時期，這些阿姨就像從天而降的天使。她們給我糖吃，帶我去剪頭髮，給我買衣服。我一直把她們的關心視作理所當然，直到我二十多歲時，我才深深體會到她們的偉大，還有她們的善良。我漸漸開始明白，這世上是有兩個世界的，一個是我母親生活的世界，另一個是她的姐妹生活的世界。我最終意識到，我的世界，也是屬於後者。我的整個青少年時期，我都在對自己說，我的母親不太正常。我也知道，我對她的崇拜純粹是出於一种血肉親情，外人很難理解，我也無法解釋。
如果她現在還活著，我真的會在意她的想法嗎？也許吧！孩子不都是這樣嗎？我甚至感到很高興，幸好她沒有目睹我現在所經歷的一切。在她和我們同住的最後幾個月裡，我們還是住在那個只有一間臥室的小房子裡，巴巴拉不願意搬到別處去。母親睡在客廳的一張沙發床上，很少起來。巴巴拉有時會坐在沙發旁邊的一把木椅上陪她。母親快要去世之前，跟巴巴拉有說不完的話。她靠在枕頭上，臉龐由於疾病的原因瘦得可怕，眼神也開始渙散、黯淡。巴巴拉握著她的手，她們倆喃喃低語著。我聽不清她們到底在說什麼，但那聲音一直沒有停過，就像一盤不停播放的錄音帶。巴巴拉——這個時髦講究的女人，和頭腦已經開始混亂的我的母親相互陪伴著，驅趕著彼此的孤獨。而我，和以往一樣，雖然心中充滿默默的悲傷，卻沒有任何舉動。我站在門口，看著她們。對巴巴拉來說，我母親是一個從來不提任何要求的婆婆；對我母親來說，巴巴拉則是一個永遠不會拋棄她的兒媳婦。有時候，我會頂替巴巴拉的位置，母親會握著我的手。我經常告訴她，我愛她，她會虛弱地微微笑一下，但很少對我說什麼話。在她臨終之前，疼痛難忍時，是巴巴拉給她打止痛劑的。現在，還有幾支藥放在樓下的一個盒子裡，那個盒子是巴巴拉留下來的。盒子裡面是為紀念我母親留下的一些零碎東西，例如，她以前用過的線軸，為準備電台節目時作記錄的索引卡，還有金筆尖的派克鋼筆。
我在黑暗中摸到自己的拖鞋，又從衣櫃裡把睡袍拿出來。我走到客廳，盤腿坐在搖椅上。最近，我又開始想抽煙了，也並不是那麼想抽，只是想在這經常醒來的無聊深夜裡做點什麼。
我和自己玩一個遊戲，遊戲名叫“最可怕的是什麼”，有很多事於我已經無關緊要了。我不在乎我在街上走著的時候，那些女人盯我的眼神；我不在乎我的名聲；不在乎很多人聽到我名字時條件反射的皺眉，哪怕是我的罪名明天都被撤銷，他們還朝我皺一輩子眉頭，也無所謂；我更不在乎如果被定罪，再也找不到律師的工作。我在乎的，是自己這壓抑的情緒、持續的失眠，還有我無法掩藏也無法消除的狂躁和焦慮。最可怕的，還是在深夜醒來時，無法抑制自己的這些瞬間，我覺得這種恐懼永遠也不會結束。我就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著燈的開關，但我永遠都不確定，到底能不能找到它。這種恐慌是最可怕的，隨著摸索的時間越來越長，心中僅存的一丁點希望和堅持也漸漸消退，就像是被投進水里的小藥片，冒著氣泡，慢慢不見了，無邊無際的黑暗開始將我吞沒。
這，就是最可怕的。除了這個，還有我對奈特的擔心。星期天，我們將送他上火車，讓他去參加一個暑期夏令營。按照安排，他將在那裡待上三週，也正好是我的案子預計將要審理的時間。一想到奈特，我悄悄走上樓梯，站在他的臥室門口，在一片漆黑中，我豎起耳朵，聽到了他平穩的呼吸聲，我也努力讓自己的呼吸跟著他的節奏。我看著睡夢中的奈特，一個奇怪的念頭突然冒了出來：我突然想到了原子和分子，想到了皮膚和血管，想到了肌肉和骨骼。有那麼一瞬間，我想把他看作是他身體各部分組合而成的一個整體，但我失敗了。我們都沒有辦法超越自己的理解範圍。我沒有辦法不帶著強烈的情感去看我的兒子，他就和我的激情一樣，是一種很神秘、很複雜的存在。我無法對他進行分析，他是我的寶貝兒子，睡夢中的他是那麼可愛、那麼柔弱，我心存感激，覺得自己的心都要碎了。我感激，在這艱難的人生中，我仍然能體會到如此的柔情。
如果我被判有罪，那就意味著我將失去他。一旦罪名成立，我肯定會入獄多年，一想到他以後成長的歲月我將無法陪伴，我就痛苦得彷彿是被撕成了碎片。奇怪的是，雖然我已經作了最壞的打算，但我對監獄本身並不是很害怕，也沒怎麼擔心進監獄以後可能經歷的磨難。我怕的，是被社會排斥、與骨肉分離。一想到從此將失去自由，生活在一個被束縛的小小世界中，我就坐立難安。
我知道監獄裡的情況是怎樣的。我曾經在魯德亞德州立監獄待過很長時間，所有的謀殺犯都是被關在那裡的。我當時是去詢問證人，但那裡的場景卻讓我不寒而栗。每個牢房門口都是粗粗的黑色鐵欄杆，鐵欄杆後面就是殺人犯。現在想起來，我突然覺得，他們都是那麼相似。黑人犯人大多怒氣沖衝，喋喋不休地說著什麼；白人犯人一般都戴著毛線帽；拉丁美洲犯人則總是用憤怒而犀利的眼神盯著外面。他們基本上都是那種你在馬路上或公交車站裡會躲開的人，是那種在上學時就讓人覺得不可救藥的人。他們的墮落顯而易見，他們被關到這裡也是注定的事，就像一支射向天空的箭，最終還是要落回到地面上。
對這樣的一群人，你很難對他們有什麼好感。我聽過各種各樣恐怖的故事，我也知道，這些可怕的小故事就像是看不見的墨水，時常會染黑我無意識的夢境。對我來說，這和肉體的折磨並沒有什麼區別。我知道，在這裡，有人半夜會被割開喉嚨，有人被迫在澡堂裡、在眾目睽睽之下給別人口交。我知道一個名叫馬克斯·惠特利的人，我曾經在辦“暗夜聖徒”的案子時和他談過話。他在交易毒品時和一個人發生打鬥，後來被關進這裡，又碰到了那個人。他在監獄的健身房健身時，那個人把二百五十磅的兩個槓鈴壓到他身上，活活把他憋死了。我知道這裡百分之十六的人都是殺人犯，一半以上的人都有嚴重暴力犯罪的歷史。我知道這裡的飲食豬狗不如，牢房是四人住一間，到處都充斥著一股刺鼻難聞的排泄物的氣味。我知道，這裡也有拉幫結派的獄霸，他們權勢控制的區域可能連獄警都不敢走過。我還知道，這裡的獄警也不全是正直的好人，有八個人曾經在除夕夜突發奇想，用槍指著十二個黑人犯人，讓他們排成一排，然後用小石頭和磚塊去砸他們，最後，這八個獄警被聯邦法院定了罪。
我知道，像我這樣的人如果被關進監獄會有怎樣的下場，因為我知道有些被我送進去的人的下場是怎樣的。每當我想到這裡，總會不由自主地想起馬西·盧皮諾。馬西是一個普通的美國人，還是一名註冊會計師。他剛開始工作沒多久的時候，曾幫以前的幾個鄰居做洗黑錢的勾當。後來，他的事業越來越紅火了，就想金盆洗手。這時，一個黑幫人物約翰·康特告訴他，這種事不是他想不干就可以不干的，開了頭就不能停止。於是，馬西，這位有頭有臉的註冊會計師、自己孩子學校裡的家長會主席、兩家銀行的董事會成員、在處理客戶賬務時不會出任何差錯的專業人士、一個每天下午都會準時在三點半離開辦公室去打球健身的人、一個各方各面都中規中矩的人，終於在某一天，被一個聯邦探員舉報了。稅務局的調查人員走進大門時，發現馬西正和六七個人在一起處理三百萬美元的賭博投注單。馬西被抓後，思路依然清晰。在過去的兩年，他目睹了黑幫種種見不得人的勾當。他知道，聯邦政府給他的任何懲罰，都遠遠比不上約翰·康特那幫人在十分鐘裡可能會對他做出的事嚴重可怕。他們大概會切下他的睾丸，讓他嚼了吞下去，這絕對不是誇張。
所以，黑幫調查組的麥克·湯森德給我打來電話，他希望我們給馬西一點兒下馬威，讓他供出更多的黑幫內幕。我們對馬西在州法庭提起了訴訟，他被定罪以後，我們把他送到了魯德亞德州立監獄，而不是他原本以為的聯邦拘留所。聯邦拘留所的條件要好很多，那裡每天有蔬菜吃，還可以打網球。如果他去了，可以給在監獄裡念函授大學的犯人教會計課程，還可以每隔三個月讓妻子探望一次，與他過夫妻生活。現在，我們卻把他送到了監獄，他的獄友是一個用鑰匙挖出了親生女兒眼睛的暴力分子。
六個月後，湯森德又給我打來電話，我們一起去監獄看了馬西，看他是否願意以坦白換取從寬處理。我們在監獄的一片泥地裡找到他，他拿著一把鋤頭，正在鋤地。我們又重新自我介紹了一遍，其實並沒有必要，他還記得我們。馬西把鋤頭插在地裡，靠在上面，哭了起來。我從來還沒有見過哪個男人像他哭得那麼傷心，他從頭到腳都在顫抖，臉色變得青紫，眼裡的淚水像是打開了水龍頭一樣，嘩嘩流個不停。一個矮胖禿頭的四十八歲男人，就這樣撕心裂肺地哭著，但他還是不願意坦白從寬。他對我們說了一句話“我的牙齒都沒了”，就再也沒說別的了。
後來獄警跟我們解釋了他的遭遇。
一個名叫多沃的大塊頭黑人想讓馬西當他的男友。多沃是那種別人絕對不敢對他說不的人，即便是監獄裡的意大利黑手黨也不敢得罪他。一天晚上，他跑到馬西的牢房，掏出自己的陰莖，讓馬西給他口交。馬西不願意，多沃便揪住他的頭，使勁往床頭欄杆上撞。最後，馬西的嘴裡連一顆整牙也沒剩下，有些是牙齦鬆動，有些牙齒是直接被撞斷，反正一顆完好的牙齒都沒有了。
獄警說，在監獄裡，也是有規矩的。你受了傷，我們會給你包紮，幫你縫合，但如果你不開口說出實情，那也別指望得到任何特殊待遇。也就是說，如果馬西不說出是誰打了他，那他就別想裝上假牙。而馬西就是不說，他知道自己的處境，他還沒笨到那種程度。那個多沃倒是揚揚得意，他說他這一票幹得不錯，說馬西現在很聽話，說他現在很享受馬西的“服務”，還說他從來沒有這麼爽過。獄警是個很有同情心的人。他對湯森德和我說，在這裡，壞人並不一定會得到報應。
“逃跑吧！”當我坐在黑暗中，想到馬西·盧皮諾的時候，這個念頭總是突然冒出來。我在還擔任檢察官的時候，從來無法理解為什麼取保候審的人會老老實實地待在家裡，等待開庭、審判，最後被送進監獄。但絕大多數人就是這樣，至少從我所經手的案子來看是如此。現在，我的銀行賬戶裡只有一千六百美元，這就是我的全部家當了。如果我偷偷取走巴巴拉的錢，那就足夠我逃亡了，但這樣的話，我就有可能再也見不到奈特了，那我獲得自由又還有什麼意義？就算我跑到了巴西、烏拉圭這些和美國沒有引渡協議的國家，每年暑假讓巴巴拉把奈特帶去，和我偷偷見上一面，我也不知道不懂當地語言、沒有生存技能的我要如何在那裡生存下去。或者，我可以乾脆跑到克利夫蘭或是底特律的中部地區，改名換姓，但這樣，我就再也不能見到兒子了，這兩種生活都是我無法承受的。即便是坐在黑暗中胡思亂想的時候，我想要的也和我那天晚上在尼爾林下公交車時想要的一樣。有時候我們是那麼簡單，又固執得有點奇怪。我坐在那裡，緊緊抱著雙腿，全身發抖，覺得好像聞到了香煙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