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件和報告在前面，證人證詞在後面。”傑米·肯普一邊說，一邊把一個沉重的紙箱放在了胡桃木會議桌光滑的桌面上。此時，我們都坐在桑迪·斯特恩辦公室的小會議廳裡，斯特恩目前是我的代理律師，肯普是他的下屬。在七月的炎炎烈日下，肯普搬著這箱文件，走了兩個街區，從區政府辦公樓走來，已經是滿頭大汗，他把領口淺藍色的領帶解開，頭上一縷金色的頭髮也濕濕地貼在太陽穴上。他滿頭金發的造型很有北歐王子的風格，大概從很早以前，他就是這樣子了吧。
“我要查一下我的電話留言。”肯普說，“然後再回來和你一起看文件。你記住。”肯普指著我，“別慌，千萬別自亂陣腳，這可是打官司的大忌。”
“怎麼說？”
“就是說，當你看到檢方的證據時，可能心裡會非常慌張。”肯普笑著說，他認為我還能開得起玩笑，這讓我很高興，“但其實這些證據並不是定論。”
今天是七月十四號，是我被控訴殺害卡洛琳·波爾希莫斯後的第三週。今天下午，我將參加高級法院艾迪·莫菲瑞法官主持的傳訊。根據州法典對刑事案件證據的規定，在對被告提起刑事訴訟、進行傳訊之前，必須要讓被告知道檢方即將呈堂的全部物證以及人證名單，包括證人證詞的複印件，也就是這個紙箱裡的所有東西了。我盯著紙箱上貼著的標籤，那麼熟悉，上面寫著：州檢察院訴拉斯迪·薩比奇案。我的心頭突然又湧上了一種感覺，這一切不可能是真的吧。我坐在舒服的會議室裡，看著周圍深色的牆壁和一排又一排深紅色封面的法律書，產生了一種熟悉的感覺，有一點兒害怕，期待著一切快點過去。
箱子的最上面是一份公訴書的複印件。我盯著正文裡“以暴力襲擊”那幾個字。以暴力襲擊，這是一個很常見的法律用語，幾百年來，人們就是用這個詞來起訴犯下了暴力罪行的人。在很多地方，這個詞或許已經過時，已經很久沒人用過了，但在我們州的法典中，它卻是一個很重要的名目。如今，我在自己的公訴書上看到它，讓我生出一種奇怪的感覺。我也成了一名犯罪分子，成了和約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3—1934］，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美國大蕭條時期，活躍在美國中西部地區的銀行搶匪和黑幫成員。——譯者註）、青須公（青須工是美國舊民間傳說中亂娶妻妾然後將她們殺害的男人。——譯者註）、開膛手傑克（Jack the Ripper是一八八八年八月到十一月，在倫敦東區一帶，以殘忍手法連續殺害至少五名妓女的兇手，其真實身份和犯案原因至今仍是個謎。——譯者註）一類的人，這世界上有成千上萬的罪犯，有的是因為半瘋半傻，有的是因為飽受虐待，有的是遊手好閒的惡棍，還有很多是一時衝動才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就在那一瞬間，他們發現自己被某個瘋狂的念頭、被內心陰暗的一面操控了。
在經過媒體兩個月沒完沒了的流言蜚語和諷刺挖苦之後，我原本以為，正式公訴書的下達會讓我解脫，但我錯了。在那前一天，尼可給斯特恩特地提前送來了一份複印件。我第一次看到它的時候是在樓下斯特恩的辦公室，在那一刻，我的心、我的五臟六腑彷彿都要爆裂了，全身劇烈的疼痛讓我馬上就要失控了。我感覺到自己臉上血色全無，我知道，我一定顯得特別恐慌。我努力讓自己的聲音保持冷靜，並不是想假裝堅強，而是我突然意識到，這是我唯一的選擇。
斯特恩坐在我旁邊的沙發上，我對他說：“如果我說我不敢相信這一切，會不會聽起來很老套？”我問，“聽起來會讓人感覺我沒搞懂狀況，會讓人感覺我發火發得莫名其妙？”
“你當然不敢相信了。”斯特恩說，“怎麼敢相信呢？我在這里當刑事律師已經有三十年了，我也沒法相信，而在你這個案子之前，我還以為我什麼都已經見識過了呢。拉斯迪，以前我有一個客戶，當然，他的名字我就不便說了，他曾經把價值兩千五百萬美元的金條放在你現在坐的這個地方，全部都是金條，堆了半米多高。你說，我還有什麼沒見過？但現在，我晚上坐在家裡的時候，就會自己想，真的，你這件事真是太不尋常，太讓人感到害怕了。”
從斯特恩的嘴裡說出來，這些話有了一種特別的感覺，傳達著一種真正的智慧。他略帶西班牙口音的溫柔語氣，讓他平常說話都帶著一種高雅的味道。他的這種高雅讓我覺得很平靜。漸漸地，我發現，我就像是個陷入愛河的情人，別人每一個禮貌的舉動都能讓我倍加觸動。
“拉斯迪。”斯特恩一邊對我說，一邊摸著我拿在手裡的文件，“你還有一件事沒有說，是一件好事。”
“什麼事？”
“他們沒有提到第五條款。”
“啊！”我突然全身打了個顫。在我們州，如果檢方准備對被告提出死刑起訴，就必須在下達公訴書時提前通知。過去這幾個月來，我一直費盡心思揣度尼可的意圖，壓根兒都沒有想過他會想置我於死地。聽到這句話時，我想，我的表情可能是有點尷尬，甚至是有點屈辱，我居然早已忘了從專業的角度來審視這套程序了。 “對啊！”我輕聲說。
“是的。”斯特恩微笑著，“我們都是這樣。”他說。
根據斯特恩的建議，巴巴拉、奈特和我在這段時間去了斯開墩鎮附近的一個度假小屋暫住，小屋的主人是巴巴拉父母的一個朋友。在晚上，你可以聽到一英里外皇冠瀑布的流水聲，而在這裡釣的鮭魚也比我以前任何一次垂釣的收穫都要豐厚。
但是，我當然也不會忘了四百英里之外的麻煩事。在公訴書下達的第二天，《論壇報》的喬治·萊納德不知道從哪裡搞到了我們小屋的電話號碼，打來電話問我有沒有什麼話要說，我讓他去和斯特恩談。過了一會兒，我走進屋，聽到巴巴拉正和她媽媽講電話。她講完電話後，我也不知道怎麼回事，就覺得我應該問問她，我問道：“到處都是嗎？”
“到處都是。電視上，報紙上，全部的頭版頭條，都是你的照片，你的老同事拖拉王什麼亂七八糟的話都說了。”
這大概還只是巴巴拉在輕描淡寫。我的案子已經成了街頭各種小報的重磅新聞：副檢察長被訴謀殺，曾與被害人有婚外戀情。這可是金德區集性醜聞、政治、暴力於一體的大消息。不僅是我們市的媒體連續多日進行了報導，就連全國性的媒體也被吸引來了。我完全是出於好奇，也去看了這些報導。尼爾林的社區圖書館有各種報刊雜誌，正好我這些天也閒得很。根據斯特恩的建議，我並沒有辭去副檢察長的職位，而是請了無限期長假，照樣領薪水。於是，我在圖書館裡待的時間遠遠超過了我的預期。我和一幫老頭、老太太坐在涼爽安靜的圖書館裡，仔細看著全國各大報刊雜誌對我罪行的各種報導。 《紐約時報》的文章照樣是乾巴巴的事實陳列，每個人的名字後面都加上了一個先生或女士的稱呼，然後是對整個事件的背景分析。出乎意料的是，《時代雜誌》和《新聞周刊》這些全國性的新聞雜誌倒是不遺餘力地把整件事情說得非常詭異恐怖。兩本雜誌上配的都是同一張照片，應該是幾天前我看到的一個潛伏在路邊草叢的記者拍下的。聽我們鄰居們說我們全家在斯開墩避風頭時，記者已經在我家門口蹲點蹲了一個多星期了。那天，斯特恩終於忍不住了，他建議我走到外面，讓記者們一次拍個夠，這個方法確實很有效。
其實拍不拍並沒有什麼區別。我作為副檢察長的十二年，處理過區裡各種轟動的大案子，報紙和電視台都有我的照片和視頻資料，他們完全可以讓我的形像出現在市區的每個角落。這些日子，在尼爾林，無論我走到哪裡，都能看到自己的臉。大家對我的態度開始發生了一些變化，在和我打招呼之前，彷彿都會走神那麼一兩秒鐘。很少有人安慰我，即便是安慰，有些話也顯得可笑又不恰當。我在家裡，清潔工會跟我說“就當放大假吧”。我去加油站，十來歲的小員工會問我是不是真的是報紙上的那個人。幸好，圖書館裡不允許說話，這大概也是我喜歡圖書館的另一個原因吧。
那麼，我是如何面對突如其來的打擊的呢，一夜之間從模範市民到階下囚，我有怎樣的感想呢？老實說，無法用言語準確表達。其實也可以用言語表達，但千言萬語也說不清楚。我的心情時刻在翻滾反复，我總是處於焦慮之中，心煩意亂，既生氣，又不敢相信所發生的一切。但絕大多數時候，我是麻木的，像是一種放縱的逃避。我擔心奈特，不知道這一切將會對他的未來有什麼影響，但即便是在擔心他的同時，我也會想，這一切最終還是發生在我身上了，我才是最可憐的受害者。在某種程度上，我卻又能夠忍受。我繼承了我父親宿命主義的觀點，我從來都不相信理性和秩序。生命只是一種經歷，我們都在努力生活，但個中緣由，可能自己也並不清楚。有時候，我會很驚訝，自己居然會在這裡。我過人行道的時候，會盯著自己腳上的鞋，我知道我正在走路，我要去某個地方、做某件事情，但在某些時候，又會冒出一些奇怪的念頭，連我自己也嚇一大跳。在歷經種種磨難之後，生活依然神奇。
很多時候，我和現在一樣，感覺自己彷彿飄浮在遙遠的時空之中。當然，也會經常思考到底為什麼會發生這一切。但我發現，有時候，我的分析能力已經開始在消退。我總是會去想一些陰暗可怕的情形，疑神疑鬼、擔驚受怕。我知道，在某種程度上，我已經無法再繼續忍受了，於是，我不再去想。我開始想這一切什麼時候會結束，結果將是怎樣。我希望這一切從未曾發生過，我希望生活能回到過去的樣子，回到我認識卡洛琳之前的樣子。接著，我又會止不住地擔心奈特，他會怎麼樣？我要怎麼保護他？怎麼保護他不受到外界的影響？我怎樣才能不至於讓他成為半個孤兒？這種憤怒的失落、無能為力的挫敗感、想哭又哭不出來的感受，是我最無助的時候。到了上週，有那麼一兩次，我又突然產生了一種很微妙的感覺，輕飄飄的，比空氣還輕，比微風還輕，是一種沒有來由的希望，讓我覺得自己已經有了抵抗力，已經有了往前走的勇氣。
看完紙箱裡的所有材料，我發現對我的指控都是很直接的。尼可找到了十來個重要的證人，且一半以上的證人都和他打算呈堂的物證及鑑定結果有關。利普蘭澤也會出庭，顯然是要說，我曾經讓他不要去查我家的電話記錄。克拉波特尼可太太也表示，她曾經在卡洛琳所住的公寓樓見過我，但她不能確定我是不是卡洛琳被殺當晚她見到的那個陌生人。證人中還有一個住在尼爾林的女傭，她在她故弄玄虛的證詞中說，她有一天晚上曾經見過我坐在從市區開往尼爾林的公交車上，而那一天就是在卡洛琳被殺前沒多久。同樣被列為證人的還有雷蒙德·霍根、湯米·莫爾托、我的秘書尤金妮亞、我去看過幾次病的心理醫生羅賓森，還有其他幾個科學鑑定專家，包括熊谷醫生。
然而，這些顯然都是間接的證據。沒有人親眼見到我殺死了卡洛琳·波爾希莫斯，也沒有人會直接指證我（除了莫爾托，他在證詞裡顯然把我在四月的那個星期三對他說的氣話當真了）。這個案子的核心是各種各樣的物證：一是留下了我兩個指紋印的玻璃杯，和我在十二年前剛剛成為副檢察官時留下的指紋記錄是一致的；二是我家裡的電話記錄，記錄顯示我在卡洛琳被殺前的一個半小時還從家裡給她打了一個電話；三是卡洛琳的陰道抹片，抹片證明，在卡洛琳外陰發現的精液血型和我的血型是一樣，而潤滑劑的使用則表明她死前的性交是雙方你情我願的行為，並不是被強姦；最後是在卡洛琳衣服上和屍體上發現的地毯纖維，和在我家提取的地毯纖維是相同的。
最後這項證據是三個州警在我家搜查取證的結果。那是那個黑色星期三（也就是我在雷蒙德辦公室得知自己成了嫌疑犯的那一天，我和巴巴拉把它叫黑色星期三）之後的一兩天。門鈴響了，我去開門，來人是湯姆·萊斯蘭斯基，他擔任檢察院的傳訊人已經有六年多的時間了。我還沒有完全明白自己當時的狀況，見到他的第一反應居然還有些開心。
他開口說話了，“我也不想來這兒”，然後遞給我兩張大法官的傳票，一張是要求蒐集物證的，還包括採集我的血樣，還有一張是提起訴訟的。他還帶來了一張剛剛簽發不久的搜查令，表示州警有權採集我家裡各處的地毯纖維，以及我所有外套的纖維。巴巴拉和我坐在客廳裡，看著三個穿棕色制服的人拿著塑料袋和剪刀從我們家的一個房間搜到另一個房間。他們在我的衣櫃裡倒騰了一個小時，從每件衣服褲子上剪下線頭線腳。尼可和莫爾托很聰明，他們沒有讓州警搜查凶器。他們知道，我作為一個執法方面的專業人士，肯定不會把凶器藏在家裡。如果他們下令搜查了凶器但又沒有找到，那麼檢方在法庭上就必須承認沒有找到凶器這一事實。
“我們家的地毯是蘇格蘭麥芽色的嗎？”趁著州警在樓上搜查時，我悄悄問巴巴拉。
“我也不知道，拉斯迪。”巴巴拉似乎正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和平時一樣，她有點不高興，但也不至於很生氣，好像這些州警不過是幾個深夜還在玩鞭炮的十三四歲的孩子。
“那是化纖的嗎？”我又問。
“你覺得我們買得起羊毛地毯嗎？”她回答。
後來，我給斯特恩打了電話，他讓我把他們採集的所有證物都列了一份清單。第二天，我主動去了警局讓他們抽血，但沒有去錄口供。斯特恩和我曾經激烈地爭論過這個問題，斯特恩一再強調，開庭前的口供會讓檢方做好反駁的準備。斯特恩提醒我，我在雷蒙德辦公室的那次發火已經造成了不好的影響。所以，現在的任務是，不能讓那個瘋狂的插曲影響到我的名譽。如果我能按兵不動，行使法律賦予我的沉默的權利，拒絕給出任何證詞，那麼這件事大概都不會留下記錄，只是檢察院裡的每個律師大概會知道，而一半的普通老百姓也可能會聽說，但也就是僅此而已。血型檢查的結果出來以後，斯特恩又堅持認為，這只能說明最後一個見卡洛琳的人碰巧也是A型血，這種巧合的概率大概有十分之一。但我明白，我能夠迅速脫罪的最後一個機會已經沒有了。莫爾託的態度非常堅決，於是，在五月一個陰沉的下午，我和我曾經鄙視過的那些嫌疑犯一樣，灰溜溜地走進了大法官辦公室，接受傳訊。那是一間沒有窗戶的小房間，像個小型劇院，法官向我提出了三十六個不同的問題，我的回答統統都是一樣，“根據律師的建議，我拒絕回答所有可能對我不利的問題。”
“那麼。”斯特恩問我，“從另一個角度來看世界的感覺如何？”我還在埋頭看紙箱裡的資料，完全沒有註意到他走進了會議室。他站在門口，一隻手握著門把手。斯特恩個子不高，有點胖，穿著一套相當高檔的西裝，亮鋥鋥的腦門上，只有幾縷頭髮，手上還夾著一支雪茄煙。斯特恩只有在辦公室才會讓自己這樣享受一下，在公眾場合抽煙已經是不文明的行為，而他的妻子克萊拉也不准他在家裡抽煙。
“這麼快就回來了。”我對他說。
“馬格紐森法官的日程安排得太滿了，我們的聽證被放到了最後面。”他說的是他目前在處理的另外一個案子，顯然，他已經在法庭上等了很久，但案子一直遲遲沒有定論，“拉斯迪，如果肯普和你一起去參加聽證，你介不介意？”他開始給我解釋原因，但我打斷了他。
“沒問題。”
“太好了。現在，我們先看看你的老朋友尼可送過來的這些東西吧。你一般叫他什麼？”
“拖拉王。”
斯特恩顯然有點意外。他不知道我為什麼要這樣叫尼可，但又不太好意思問我原因。他脫下外套，讓秘書送杯咖啡來。秘書把咖啡端來了，還拿來一個大的水晶煙灰缸。
他說：“我們現在清楚尼可到底是想立什麼樣的案子了嗎？”
“我認為清楚了。”
“那好，說來聽聽。如果你是尼可，用三十秒鐘說說你打算怎麼做開庭陳述。”
我那天從雷蒙德的辦公室出來以後，不到三四個鐘頭，就找到了斯特恩，我讓他當我的辯護律師。他告訴我他的收費標準是預付款兩萬五千美元，庭外諮詢的收費是每小時一百五十美元，出庭的收費是每小時三百美元，如果最後打贏了官司，餘下的錢款會歸還給我，這只是對我個人的優惠。他讓我不要再對任何人說起案子的事，尤其是不要對檢方再口出惡言。他讓我盡量躲開記者，同時堅持不要辭職。他說，這一切都非常可怕，讓他想起了自己在拉丁美洲度過的童年時期。他還告訴我，根據我過去的經歷背景，他有信心這一切都能順利解決。但是，桑迪·斯特恩，這個我曾經共事過十二年的人，這個無論大小事情都會聽取我建議的人，卻從來沒問過我，到底卡洛琳是不是我殺的。他問了我很多細節問題，有一次，還非常突然地問我有沒有和卡洛琳發生過性關係，我直接地回答他有。但是，他卻從來沒有問過那個最重要的問題。在這一點上，他和其他人倒是都一樣，就連一直表示堅信我清白的巴巴拉也從來沒有直接問過我那個問題。大家都讓我堅持到底，他們都很小心，甚至是有點躲避，但沒有人有膽量問出那個問題。其實我知道，那個問題盤旋在每個人的腦海之中。
對斯特恩來說，這種不直接的態度倒很像他一貫的作風，他總是用這種嚴肅把自己包裹起來。但我知道，原因不僅僅在於此。他不想問，也許是不確定我會給出什麼樣的答案。在刑事案件中，大家都知道，被告是很少會說實話的，這就像重力定律一樣，是個常識。警察、檢察官、被告律師、法官，大家都知道，被告會撒謊。他們撒得一本正經，但手心還是會出汗，眼睛還是會亂轉。他們經常裝出小學生一樣的無辜表情，彷彿是不敢相信居然有人會懷疑自己。他們用撒謊來保護自己，保護自己的親朋好友。有時候，他們撒謊就是為了好玩，又或者是因為他們一直生活在謊言之中。在大的事情上，在小的細節上，在誰想了什麼，誰做了什麼，誰應該負責等問題上，他們都會撒謊。這是所有被告的通病。對警察撒謊、對律師撒謊、對審理案子的法官撒謊，如果被定了罪，對保釋官要撒謊，對牢裡的獄友也要撒謊。要不斷宣稱自己的清白，讓所有人都對自己是否真的有罪將信將疑，也許事情有一天會出現轉機。
所以，斯特恩如果毫無保留地相信了我所說的一切，那也是有違他的職業敏感的，所以，他選擇不問。這還有一個好處，如果我們找到了新的證據，而這新的證據與我曾經對斯特恩說過的話是直接矛盾的，那麼，按照律師的道德操守，他可能要阻止我上庭作證。因此，在斯特恩詢問我之前，我最好是先了解檢方掌握的一切證據。在這樣一個人人都會撒謊的體制中，斯特恩是在利用一切可能的機會，而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夠讓自己的庭上陳述更理智一些。他不想被我誤導，也不想被任何匆忙中作出的決定所約束。隨著審理過程的進一步深入，他會需要知道更多的信息，到那個時候，他大概就會問我那個問題了，而我也絕對會告訴他答案。目前，斯特恩認為，最有效的方法還是旁敲側擊。
“尼可大概是這樣想的。”我說，“拉斯迪一直瘋狂地愛著卡洛琳，他無法對她忘懷，所以他給她家裡打電話說他一定要見到她。那天晚上，他知道他妻子會出門，所以他打算悄悄去見卡洛琳，他打了電話，哀求要見她，卡洛琳終於同意了。兩個人重溫了一下過去的美好時光，但後來，事情出了差錯。也許是拉斯迪嫉妒卡洛琳和別人在一起，也許是卡洛琳說他們以後都不應該再見面了，不管是什麼原因，拉斯迪想要的卡洛琳給不了，拉斯迪就發瘋了。他用一個很重的東西打了卡洛琳，然後把現場佈置成強奸案的樣子。拉斯迪自己是檢察官，他知道，這樣警方的懷疑對象就會大大增多。他把卡洛琳綁起來，又把門窗打開，讓現場看上去像是有人偷溜進來然後又走了，最後也是最殘忍的地方，他把她陰道裡的子宮帽拿了出來，這樣，就沒有證據能夠證明卡洛琳死前的這次性關係是雙方你情我願的了。當然，就像所有的壞蛋一樣，拉斯迪還是犯了幾個錯誤。他忘記了他一進屋喝過酒，把酒杯忘在了吧台上。他還沒有想到，也許是沒有意識到，化學鑑定居然能查出殺精劑的成分。但我們都知道，是他殺死了這個女人，否則他不會撒謊，他從來沒有說過在謀殺案發生的當晚自己到底在哪裡。所有的證物能夠證明，他就是兇手。”
說完這番話，我反而覺得輕鬆了。對於案件的冷靜分析早已經是我的生活、我的思維的一部分，在說這些的時候，我一點兒都不緊張，甚至都沒有感到擔心。刑事犯罪案的世界自有一套冷漠無情的法則，我說完這番話，感覺自己又重新活了過來，又成了一名司法執法人員，就像是用顯微鏡研究病毒的科學家。
我繼續說了下去。
“這大概就是尼可的想法了。在犯罪動機的問題上，他可能還會大做一番文章。他可能會說，拉斯迪一開始就打算，如果卡洛琳不肯同自己重修舊好，就把她置於死地，所以，他會選擇自己恰好有不在場證據的那天晚上。他大概是這樣想的：如果我不能得到你，那你也別想活下去了。不過這還要取決於證物。他可能不會把話說得這麼絕對，但基本的意思差不多。你認為我說得對嗎？”
斯特恩盯著自己的雪茄煙。幾週前，他曾經告訴我，他抽的雪茄都是古巴產的，他以前的一個客戶送給他的，他沒有問是怎麼買到的。煙外面的包裝紙是深棕色的，燒得很乾淨，有時還能看到煙灰裡有菸葉的葉脈。
“很有道理。”他終於開口說話了，“關於犯罪動機的證據還不是很充分。在一個主要是間接證據的案件中，動機往往是最關鍵的。而你在政治上可以說是尼可的對手，這實際上對檢方就更加不利了。你大概認為自己並不是政治圈的人，法官可不像你這麼想。為了我們自己，我們也不應該對法官這麼說。況且，還有證據表明你和新任檢察長之間關係很緊張，因為你曾經親自開除了他。但如果尼可不是自己在處理這個案子，這件事倒也不是很重要了。”
“不可能！”我說，“尼可絕對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出風頭的機會。”
斯特恩抽了一口雪茄煙，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
“我也這麼認為，所以，我們還有些優勢。這些事實會讓任何一個有理智的人產生疑問，而在一個只有間接證據的案子中，這樣的疑問非常關鍵，你我都知道，法官對這樣的案子是沒有任何偏向的。但不管怎樣，拉斯迪，老實說，目前的證據總體來講對你很不利。”
斯特恩又接著說了下去，但他最後的那句話，卻讓我心頭一緊，我曾經也對自己說過同樣的話，但這話從他嘴裡說出來，讓我更加清醒了，證據對我很不利。
“我們必須小心行事。我知道，這個案子讓你壓力很大，很難受，但是，拉斯迪，你現在必須用理智思考。你要告訴我這個案子裡的每一處錯誤，每一個經不起推敲的弱點。我們必須認認真真地分析每一項證據、每一個證人，一遍又一遍。我們不能從明天開始，我們必須從今天、從現在就開始。我們找到的薄弱環節越多，贏的機會才越大，尼可需要解釋的越多，他也就越難解釋清楚。你要從你專業的經驗來分析，你要記住，尼可解釋不清的每一處細節都會增加你無罪釋放的機會。”
雖然我已經很堅強了，但他這段話中的一個詞還是讓我深深震撼。那個詞就是：機會。
斯特恩讓傑米·肯普參加了我們的討論。為了幫助我節省律師費用的開支，斯特恩同意讓我幫肯普做一些研究和調查，但我必須在他的監督下行動。我和肯普一起分析了各種證據，結果我出乎意料地發現，我很滿意這樣的合作。肯普是斯特恩的助手，工作才一年左右，我後來慢慢了解到他的經歷。他曾經是一個小有名氣的搖滾樂隊的吉他手，他們說他還出過唱片，辦過巡演，後來名氣下滑，他就去考了耶魯法學院。我曾經在檢察院和他合作過兩三次，都很順利，不過大家都說，他還是有點冒冒失失、驕傲自大，大概是對自己帥氣英俊的外表和一輩子的好運氣很有自信吧。儘管他樂觀得有點天真，但我還是很喜歡他。
“首先。”斯特恩說，“我們必須解釋好不在場證明。”這是毋庸置疑的。我們將會正式通知檢方，我曾經在雷蒙德的辦公室明確說過，在卡洛琳被殺的當晚我在自己家裡。但在理論上，這一立場大概也就讓我失去了一個絕佳的藉口，我不能再說我當晚曾經出於別的原因見過卡洛琳了。一連幾週，我都擔心斯特恩會想出什麼理由，不讓我堅持這一不在場證詞，但後來我放心了，斯特恩顯然也已經意識到，現在再改變立場已經太困難了。我們還必須想出一個很好的理由，來解釋我在那個黑色星期三的失常表現——我為什麼會撒謊，我為什麼對我的老闆、我的朋友，還有兩個新上任的檢察官大發雷霆。
斯特恩把紙箱拖過去，開始整理裡面的文件，他從最上面的物證資料開始。
“我們先來看看最關鍵的。”斯特恩說，“就是那隻玻璃杯。”肯普找來了指紋驗證報告的複印件，我們三個一起看著，計算機房的人是在選舉的前一天得出指紋比對報告的。當時，波爾卡羅正和尼可暗中勾結，莫拉諾和他們也是一夥，這份報告一定是直接被送到了莫拉諾那裡，然後尼可也知道了。所以，那個星期三在雷蒙德的辦公室，尼可說他在選舉期間就已經掌握了重要的證據，但並沒有公開。我猜，他是想最後關頭再製造轟動。
報告中簡要地說，從杯子上驗出了我的右手大拇指和中指的指紋，還有一枚指紋則不知道是誰的。不是我的，也不是卡洛琳的，很有可能是最先到達犯罪現場的某個人的：比如，接到報警後首先到卡洛琳家的巡警，他們總是喜歡在兇殺案警察到達之前碰碰這個，摸摸那個，也有可能是首先發現屍體的公寓管理員，或者是醫療急救人員，甚至可能是個記者。但不管怎樣，尼可如果真要解釋清楚這個細節，也不會那麼容易。
“我想看看那隻玻璃杯。”我說，“說不定能想起些什麼。”
斯特恩指了指肯普，讓他列一張要求查看物證的法庭申請。
“還有。”我說，“我們還得看看所有的指紋鑑定報告，他們在卡洛琳公寓的每個角落裡都採集了指紋。”
斯特恩讓我自己寫這份申請，他遞給我一個便箋本說：“申請查看所有鑑定化驗的結果，包括所有尚未公開的報告、照片、表格、化學分析鑑定結果，等等，你應該比我清楚。”
我作了記錄，斯特恩提出一個問題，“你以前去卡洛琳家的時候，肯定也曾經喝過酒吧？”
“當然喝過。”我說，“她雖然不是很愛打掃衛生，但不至於一隻杯子六個月都沒洗吧。”
“那倒是。”斯特恩說。
我們都沉默了。
肯普突然冒出一個想法。
“我認為我們應該找來卡洛琳家所有物品的清單。那個潤滑劑是放在哪裡的？還有，這個化學鑑定報告裡說的那些東西都是在哪裡找到的？難道不是應該都放在她櫃子裡嗎？”他看著我，希望我能支持他的想法，但我只是搖搖頭。
“我都不記得我曾經和卡洛琳討論過什麼避孕的問題了。你可以說我很大男子主義，但我從來不會問她到底是用什麼方法避孕。”
斯特恩又開始思考，空氣中飄著雪茄煙的煙霧。
“我們得注意了。”他說，“這些想法都很好，但我們不能讓尼可發現他之前可能遺漏了的地方，所以，無論我們提出的申請是什麼，都必須隱晦一些。你要記住，檢方如果發現了任何有利於我們的證據，按照規定，他們都必須告知我們。而如果我們發現了任何可能對他們有利的證據，我們可以隻字不提。”斯特恩斜著眼看了我一下，有點頑皮的樣子。他顯然很喜歡這種昔日敵人變戰友的感覺。又或許，他是想到了他以前從來沒有讓我發現的某個證據吧。 “我們最好自己去調查，而且不能透露出我們真實的意圖。”他指了指肯普，這次輪到他寫申請報告了，“再寫一份申請，要求查看死者房間裡所有物品的清單，並請求讓我們去看一看死者的房間，那個房間應該封起來了吧？”他問我。
“應該是。”
“還有。”斯特恩說，“你說到卡洛琳的習慣，讓我想到一件事。我們應該傳訊她的醫生。如果她的醫生已經去世了，那麼醫患保密的協議就應該不存在了吧？說不定我們能發現什麼呢，說不定發現她一直在用什麼藥物呢？”
斯特恩還是和往常一樣禮貌地問我聽沒聽說過卡洛琳某個醫生的名字。我說沒有聽說過，但所有區政府的職員都是有醫保記錄的。我建議，對所有的醫生都進行傳喚，一定能發現不少信息。斯特恩也表示贊同。
我們接下來又開始分析電話記錄，都是從卡洛琳家和我家打出的電話，有兩三厘米厚的一沓複印紙，全是十四位的號碼。我把紙一張一張遞給斯特恩。在三月五號、十號和二十號，都有一通一分鐘長的電話是從我家打到卡洛琳家的。看到四月一號的記錄時，我看了很久很久，我把手指放到晚上七點三十二分打出的那通電話記錄上，那通電話有兩分鐘長。
“我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合理的解釋。”斯特恩思考著的樣子就像在追著一縷煙霧，或是在觀察慢慢被拉長的影子。他的口音讓他把“一定”兩個字強調得恰到好處，我知道我該怎麼做了。
他抽了口煙。
“你在家照顧小孩的時候，一般都乾什麼？”他問。
“工作啊，看看起訴書、案件資料什麼的。”
“那你一定會經常給其他檢察官打電話，商量商量案情了？”
“有時會。”
斯特恩說：“你有時會需要問他們一些問題，或是約一個開會的時間。在這麼多電話記錄中。”斯特恩拍了拍文件，“肯定會有很多這樣的電話，是你打給除卡洛琳之外的其他檢察官的。”
我不斷點著頭。
“還有很多種可能。”我說，“那個月，我記得卡洛琳在辦一個大案子，我打給她是想了解一下她的工作進度。”
“很好。”斯特恩說。他又看了看謀殺案當晚我的電話記錄。他咬緊嘴唇，看上去有點煩惱。
“七點三十二分之後就沒有任何電話了。”最後，他指著那條記錄，終於開口了。
換句話說，電話記錄不能證明我在那之後還在家裡。
“不妙吧？”我說。
“確實不妙。”斯特恩終於大聲說，“那天晚上有人給你打電話了嗎？”
我搖搖頭，我記得應該沒有，我知道我目前的處境了。
“我會好好想一想。”我說。我把四月一號的電話記錄拿過來，又研究了很久。
“這些東西能不能做手腳？”肯普問，“就是這些電話記錄？”
我點點頭。
“我也在想這個。”我說，“檢察院拿到了電話公司送來的電話記錄複印件，某個檢察官或是其他什麼人，想做點手腳，完全可以把某條記錄剪掉，再貼上去，重新復印一份，沒有人能看出問題來。”我又點點頭，看著肯普，“這些東西確實是可以偽造的。”
“那我們應不應該繼續查一下？”斯特恩問。他的語氣中是不是帶有一點點指責的味道？他看著自己襯衫袖子上的一截線頭，但當他的眼神從我身上一掃而過時，我卻感覺就像鐳射激光一樣犀利。
“可以考慮一下。”最後，我說道。
“嗯，嗯。”斯特恩彷彿是在自言自語，他的表情非常嚴肅，他指著肯普，讓他作一下記錄，“我覺得，在州檢察院那邊的證據尚未定論之前，我們暫時不應該往這個方面查。我不想讓他們認為，我們對這些文件記錄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而最後又發現這種懷疑是錯誤的。”他這番話雖然是對著肯普說的，但顯然，是要讓我明白其重要性。
斯特恩又伸出手，拿來了一沓文件。他看了看表，那是一塊超薄的瑞士金表。我的傳訊四十五分鐘後就要開始了，斯特恩要提前到達法庭。他建議，我們抓緊時間把證人的情況簡要說一說，我大致說了我看完證人名單後的想法。我說，莫爾托和尼可暫時還沒有提供任何證詞，但另外兩個證人，也就是我的秘書尤金妮亞和雷蒙德已經給出了證詞。斯特恩心不在焉地讓肯普再起草一個申請，他已經把他龜殼的半框眼鏡戴上了，認真看著證人的名單。
“你的秘書。”他說，“我倒是不擔心，原因我過一會兒再告訴你。老實說，我擔心的是雷蒙德。”
斯特恩說到這裡，我倒是很吃驚。
“有些證人。”斯特恩解釋道，“尼可是一定會讓他們上庭的，無論他們對他多麼不利。拉斯迪，你當然也清楚這一點，比我更清楚。利普蘭澤警官就是一個例子，在選舉結束後的那一天，莫爾托找他問話時，他就非常坦誠地說，是你讓他不要去查你家的電話記錄的。這一點對檢方很有利，所以，無論利普蘭澤上庭後說你多少好話，尼可也一定會讓他上庭。而另一方面，雷蒙德作為證人，我認為，應該不是那種檢方會很喜歡的證人。所有的陪審員都認識他，大家都很信任他，讓他出庭作證檢方冒著很大的風險，除非……”斯特恩停了下來，又拿起了自己的雪茄煙。
“除非什麼？”我問，“除非他的證詞是對我不利的？我不相信雷蒙德會對我落井下石。我們在一起工作了十二年。再說，他能說些什麼呢？”
“說什麼倒不是那麼重要，重要的是怎麼說。我猜，他是要去證明選舉後那一天你在他辦公室裡說的那些話。我原本以為，如果尼可非要挑一個證人的話，他會去找梅可，至少她過去這十二年來還不算是盡人皆知的大人物。但另一方面，如果雷蒙德作為尼可政治上的對手、作為你十幾年來的好朋友和好上司，都站在了檢方那邊，那結果真是非常不樂觀。你和我都知道，就是這種細微之處，才往往改變了一個案子的走向。”
我直直地盯著他，“我不這麼認為。”
“我明白。”他說，“有可能你是對的。或許我們遺漏了什麼地方，如果能知道雷蒙德會說出什麼樣的證詞，那這些遺漏的地方可能就清楚了。不過。”斯特恩想了想，“雷蒙德會願意見你嗎？”
“為什麼會不願意？”
“那我給他打個電話看看吧！他現在在哪裡？”肯普想到了雷蒙德現在可能在的地方，包括六家律師事務所、全國律師聯盟，還有其他的一些文化團體，這六家事務所是歐葛來迪事務所、斯坦伯格事務所、馬可尼事務所、斯里波維奇事務所、傑克森事務所，還有瓊斯事務所，“我們應該盡快和雷蒙德見一面。”
很奇怪，這是斯特恩第一次說到一件事讓我既完全出乎意料，又無法不去思前想後。確實，自從四月的那一天我從雷蒙德的辦公室走出來以後，我們就再也沒有聯繫了，但他應該有很多自己的事情需要操心：找新的工作，換新的辦公室。更重要的是，他也是一個經驗豐富的刑事辯護律師，他知道，如果我們聯繫了，那麼，我們之間的對話必須要非常謹慎小心。他的沉默，在我看來，是出於一種職業上的安全考慮。直到現在，連我都在懷疑這一切是不是新檢察官用來陷害我的一場陰謀，因為這確實很像莫爾託的作風。
“如果他已經打算讓莫爾托上庭作證，那為什麼還要叫雷蒙德呢？”我問。
斯特恩說，從原則上來看，莫爾托很有可能不會出庭。尼可已經多次暗示過，會讓莫爾托負責審理這個案子。在同一個案子中，律師不能在辯護的同時又擔任證人的角色。但無論如何，斯特恩還是提醒了肯普，說我們應該提出申請，如果莫爾托要出庭作證，那麼法庭方面應該撤銷他律師的身份。如果無意外，這將會給檢方一個措手不及，而我曾經對莫爾託說過的那句話也就不能作為證據了。斯特恩和我都覺得尼可不太可能會把那句話真的搬上法庭，但它確實對我很有殺傷力，所以，我們最好先發製人，免得到時候被動。
斯特恩往前探過身。 “這個，我就不明白了。”他說，他舉起那個女傭的證詞，她在證詞中說，她曾經在卡洛琳被殺之前沒多久的那個晚上，看到我坐在從尼爾林開往市區的公交車上，“尼可讓她來說這些話，到底是想證明什麼？”
“我們家裡只有一輛車。”我解釋說，“我敢肯定，莫爾托查過了。那天晚上，巴巴拉開車出去了，所以，我必須以別的方法去卡洛琳家，那就是乘坐公交車了。我敢打賭，他們至少讓警察在尼爾林的公交車站蹲點了一個星期，才找到這個認出了我照片的人。”
“我覺得這個很有意思。”斯特恩說，“他們顯然承認了巴巴拉當天晚上確實把你一個人扔在家裡。我也明白，他們為什麼會相信是她開走了你們家的車，她們大學附近發生了好幾起深夜搶劫案，女人一般都不會深夜自己一個人乘坐公交車的。但他們為什麼會相信的呢？檢方應該不願意承認被告居然是坐公交車去殺人的，聽起來怎麼都不像那麼回事。他們一定查了出租車公司和租車公司的記錄，什麼都沒有找到。我猜，他們也找到了一些證據，證明巴巴拉當晚確實是不在家的。”
“大概是她學校的進出記錄吧。”我說，奈特和我曾經去過她的辦公室，“計算機上會顯示她使用機器的時間，而且她一到辦公室就使用計算機。”
“哦。”斯特恩說。
“那是什麼時候？”肯普問，“不會太晚吧？她應該知道在謀殺案發生的那天你在家啊，或者至少在她出門的時候，你是在家的，對不對？”
“嗯，她登錄計算機的時間應該是八點，從家裡出發的時間大概是七點半，最遲也就是七點四十左右。”
“那奈特呢？”斯特恩問，“他那天什麼時候睡覺的？”
“差不多也是那時候，一般巴巴拉在出門之前都會先把他哄上床。”
肯普問：“那奈特睡覺以後會經常起來，還是睡得很沉？”
“睡得很沉。”我說，“但我絕對不會趁他睡著，就留他一個人在家裡。”
斯特恩輕輕咳了一下，我明白，我們沒法證明這一點。
“不過。”斯特恩說，“這些情況對我們還是很有幫助的，根據布蘭迪法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檢方所掌握的全部證據。”這個法則是說，如果檢方知道了某項證據能夠證明被告的清白或是能夠減輕他的罪行，那麼檢方必須向被告告知，“我們必須再提出一項申請，要求查看他們所有的證據，言辭要激烈，語氣要憤怒。這也交給你了，拉斯迪。”他微笑著說。
我記下了。我告訴斯特恩，只有一個證人我還想說一說，我指著羅賓森的名字。
“他是一位心理醫生。”我說，“我去見過他幾次。”我敢肯定，把我的心理醫生列為證人一定是莫爾托搞的鬼，但他這一招確實戳到了我的痛處。我以前也曾經對別的被告做過同樣的事，這一舉動就是要讓他們明白無誤地知道，我已經掌握了他們生活的各方各面。上個月，莫爾托調查了我的銀行賬戶記錄。那家銀行的行長是巴巴拉已逝的父親的一個老朋友，現在我去銀行，他連看都不敢看我。毫無疑問，莫爾托是從我的賬戶記錄中找到了羅賓森的名字。
我說完這話，斯特恩的回答倒是讓我出乎意料。
“是的，羅賓森醫生。”斯特恩說，“他在起訴書下達後立刻就給我打了電話，我忘了跟你說了。他在報紙上看到我是你的代理律師，他說他打電話來只是想讓我知道，他已經被列為證人，警方想找他問話，他不想告訴你這件事是不想煩你。無論怎樣，他告訴我，他哪怕是上庭也不會說出任何不利於你的證詞，因為他要遵守醫患之間的保密協議。我反复確認了這一點，然後告訴他，我們會在庭上提出反對意見。”
“反不反對都無所謂。”我說。我不在乎，和過去幾個月發生的一切相比，這不過是一個很小的插曲。
“作為你的律師，我命令你，你不能無所謂。尼可和莫爾托絕對是希望我們在庭上表示反對的，他們認為，這個醫生大概會說，以你的精神狀況，不太可能會犯下殺人的罪行，但如果我們提出反對，反而顯得自己心虛了。”
“我敢打賭，醫生肯定會那麼說的。”
“還有一件事。”斯特恩說，“我之前說過了，這個案子裡，犯罪動機是一個薄弱的環節，我認為你對尼可思路的總結很到位。你也說了，拉斯迪瘋狂地愛著卡洛琳，無法釋懷。但你看過尼可送來的這些資料後，你告訴我，這裡有證據能證明你和卡洛琳之前發生過性關係嗎？就憑幾個電話？那有可能是為了商量公事。這裡沒有你們雙方任何人的日記，沒有送花時的卡片，也沒有情侶之間的書信往來。這大概是他們讓你的秘書上庭作證的原因，要讓她補充一些關於你們之間關係的信息，不過我猜，她也說不出什麼。”
“她確實說不出什麼。”我說。斯特恩是對的。作為一名檢察官，我居然沒有看出這個大漏洞。但有時，當你面對紛繁複雜的各種證據時，就是很難洞察一切。不過，我還是壓住了自己放鬆的心情和重新點燃的希望。我不敢相信尼可會在這麼大的問題上出紕漏。我指著電話記錄單，“去年十月下旬，有幾個從卡洛琳家打到我家的電話。”
“是嗎？那又怎樣？你在那個月之前剛剛接了一個很重要的案子。案子雖然結束了，但肯定還有很多需要跟進的地方。我還記得，案子中關於那個男孩的監護權問題，還有不少爭議，那個男孩叫什麼來著？”
“溫德爾·麥克加芬。”
“對，就是溫德爾。你是副檢察長，上班的時候很忙，可能忘了這些事，所以才會在下班後和卡洛琳通過電話討論。”
“那麼，我為什麼不讓利普蘭澤去查我家的電話記錄呢？”
“這確實比較難解釋。”斯特恩點點頭，“不過可以這麼說，一個完全清白的人會下意識把自己排除在嫌疑對象之外，所以，才不想讓已經很忙碌的警察浪費時間。”他這樣一說，我彷佛是被施了什麼魔法一樣，立刻釋然了。
“那克拉波特尼可太太呢？”我又問。我猜，她出庭作證一定是要說曾經在卡洛琳家附近見過我。
“你和卡洛琳當時在一起辦案子，有很多事需要一起討論。當然，如果你不想待在令人壓抑的辦公室，還能去哪呢，總不能去你家吧。我們並沒有否認你曾經去過卡洛琳家，我們也承認，畢竟，玻璃杯上有你的指紋。”斯特恩露出一個頗有拉丁風情的微笑，很有深意。他的辯護詞在逐漸成形，而且還很有說服力，“還有。”斯特恩說，“尼可現在不能給你打電話，也不能給你妻子打電話，所以，他會面對很多難以解釋的問題，拉斯迪，我敢肯定，金德區的每一個律師都在懷疑你和卡洛琳之間的婚外情，但這些流言蜚語在法庭上是沒有效力的。檢方又沒有任何證人可以確切地證明這一點，所以，他們找不到你犯罪動機的證據。我是抱著很大希望的。”斯特恩說，“不過你的證詞，是個問題。”他用他那雙深邃、嚴肅的大眼睛迅速和我對視了一眼。他說的，是我是否要上庭作證的問題，“但這是以後的事了。畢竟，我們的目的只是要提出質疑。所以，當尼可總結陳詞時，我們要讓陪審團感覺到，你有可能只是因為各種巧合，才背上了殺人的黑鍋。”
“或者讓他們感覺我是被陷害的。”
斯特恩是一個理智而審慎的人，我的這句話讓他流露出了嚴肅的表情，他顯然並不希望讓我產生不切實際的希望。他看了一眼手錶，快到我們上場的時間了。我伸出手搭在了他的手腕上。
“如果我告訴你，卡洛琳一直在查檢察院內部的一樁受賄案，你有什麼想法？而且，涉案的檢察官就是莫爾托。”
斯特恩半天沒有回答，他的表情很緊張。
“你詳細說說。”
我告訴了他關於B類檔案的事。我解釋說，這應該是屬於機密，直到現在，我還不是很想把這件事說出來。
“那麼，你調查的結果是什麼？”
“什麼都沒有，我離開的那一天就停止了調查。”
“我們必須想個辦法繼續查下去。如果是平時，我會建議找個私家偵探來。不過，你也許還有別的什麼想法。”斯特恩掐滅了雪茄煙，他小心地把煙頭按下去，有那麼一瞬間甚至是有點虔誠地盯著煙頭，他嘆了一口氣，站起身，穿上外套，“拉斯迪，我們想出來的攻擊檢方的策略很好，但有沒有效就不得而知了。我之前說到的那些事，比如你和尼可在政治上的對立，你曾經開除過他的事實，都是一些能夠影響到他信譽的因素，這些事能夠幫助我們解釋為什麼檢方會在證據不足的情況下就匆匆提起訴訟。但如果我們真要冒險對檢方提出質疑，那首先必須非常謹慎地考慮清楚。你也知道，通過質疑檢方的起訴動機而打贏官司的先例，少之又少。”
“我明白。”我說，“你放心。”
“那好，我也明白了。”
“只不過。”我說，“我總是認為，這一切不僅僅只是一個巧合。”突然，我湧起了一種衝動，我終於說出了之前自己的自尊一直不允許自己說出的那句話，“斯特恩，我真是無辜的。”
斯特恩伸出一隻手，拍了拍我的手背，他也只能這樣了。他的表情很深奧，還有點悲傷，但彷彿是很有經驗的那種悲傷。當我看到他的眼神和表情時，我明白了，斯特恩作為全市最好的辯護律師之一，大概已經聽過太多次這種發自內心的坦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