選舉的那一天天氣晴朗。頭天晚上，我和麥克·杜克、拉倫還有雷蒙德一起坐在雷蒙德的辦公室裡，他們覺得好天氣對選舉很有利。目前，黨內已經表示支持尼可了，雷蒙德需要選民真正關注候選人，而不是受黨派意願的支配。過去的這一周，情況有點奇怪。每次出現不利的發展局勢時，你會說，沒希望了，但過後，你還是會充滿希望地向前看。昨天晚上，在雷蒙德的辦公室裡，他們還在討論有沒有贏的機會。 《論壇報》和第三頻道又聯合舉行了一次民意調查，就在波爾卡羅宣布支持尼可的那一天，結果顯示，雷蒙德的支持率只下降了五個百分點。麥克說，他覺得從那之後，情況開始不斷好轉，雷蒙德暫居下風的形勢反而讓他又獲得了一些同情的支持票。我們四個大男人，就那樣滿懷信心地坐在那裡。
在辦公室裡，和往年一樣，隨著選舉的臨近，氣氛卻越來越輕鬆，大家都感覺快要熬到頭了。檢察院的這些人都是擅長陰謀詭計的政客和受僱文人，但在雷蒙德任職期間，卻由於雷蒙德的反對，沒能去參加各種政治活動。以前，曾經有副檢察官在法庭上出售競選活動的門票，大撈了一筆，那樣的日子也一去不復返了。在十二年的時間裡，雷蒙德從來沒有以捐贈的名義向自己的下屬要過一分錢，也沒有請求過任何人幫忙，很多在雷蒙德上任之前就已經在這工作的人，為了保住各自的飯碗，都暗中保持著對黨派的忠誠。十二年前，雷蒙德曾經和波爾卡羅達成一個協議，協議的其中一個內容就是，在選舉的這一天，雷蒙德會給檢察院的大部分工作人員放假一天，這些支持黨派的人會挨家挨戶敲門分發傳單，開車把年紀大的選民送到選舉站，全程跟踪選舉結果，等等。今年，他們做的這一切都將會是為了尼可。
我和其他人倒是沒有什麼特定的任務。我那一天基本都待在辦公室，在這艘即將觸礁沉沒的輪船上繼續擔任大副的角色。還有一些人也在，大多是律師，有的在準備總結材料，有的在收拾桌子。大概有二十多個年輕點的檢察官被安排去配合聯邦檢察院的工作了，或進行反舞弊宣傳，或回答選民提出的問題，或處理應對各種投訴。例如，哪台投票機壞了，哪個投票點有人帶了一支槍，哪個監票員佩戴了一枚支持某個候選人的徽章等。我在辦公室裡，也會偶爾接到打來匯報最新動向的電話，或是媒體打來詢問情況的電話，我會盡職盡責地向他們表示，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暗中破壞民主選舉進程的跡象。
四點半左右，我接到了利普蘭澤的電話。他說有人打開了大廳裡的一台電視機，還有一個半小時投票才會結束。現在，每個人都在故作輕鬆地談論著可能出現的結果。但除此之外，沒有什麼好報告的了。
“他肯定輸了。”利普蘭澤告訴我，“我在第三頻道的朋友看見了他們的初步投票結果。他說，以目前的趨勢看，尼可可能會以八至十個百分點獲勝。”
我的心再一次猛烈地跳動起來，我的五臟六腑都糾在了一起。有意思的是，這一次，我是真的相信了。我看著窗外一排排的法庭大樓，看著市中心一排排建築的瀝青屋頂，看著兩個街區外的小河和河裡污濁翻騰的河水。我已經坐在這棟大樓裡的這個位置差不多七年了，但眼前的景色卻還是讓我覺得很陌生。
“好吧。”最後，我終於沉重地說，“還有什麼？”
“沒了。”利普蘭澤回答，“就是跟你說這件事。”他等了一會兒，又說，“我們還要繼續查卡洛琳的案子嗎？”
“你難道還有別的事要做？”
“沒有。”他說，“沒有啦。今天，有人來我這裡拿走了所有的報告，是給莫拉諾警察局長的，他想看看。”
“那又怎麼樣？”
“我覺得奇怪。你也知道，三年前他丈母娘被持槍搶劫時，他都沒有看過那份報警報告。”
“如果你有個丈母娘。”我說，“你就會明白為什麼了。”利普蘭澤聽懂了我的笑話，他知道，我這是在為我之前的不耐煩道歉。 “他們大概只是想讓尼可知道最新的情況。”我說，“莫爾託大概從一開始就拿到了所有警方報告的複印件了。”
“有可能。有些地方不太對勁，今天施密德親自來了，表情還很嚴肅，像是有人槍殺了總統一樣。”
“他們就是做做樣子罷了。”
“可能吧。我等會兒就要去北區法院，找一找那邊的文件檔案。”利普蘭澤說的是我上次去過三十二區分局以後，我們一直在找的丟失的那份檔案，“他們說五點之前能從檔案室拿到資料。我想早點去。你今天晚上在哪裡？我萬一找到什麼，去哪兒找你？”
我告訴他，我會在雷蒙德的聚會上，應該是在酒店。現在，已經沒有什麼意義急著要一個調查結果了，但利普蘭澤說，無論有沒有發現，他都會來看看雷蒙德，多多少少表達一下自己對他的敬意。
“況且，愛爾蘭人的聚會。”利普蘭澤說，“還是很好玩的。”
利普蘭澤的預計一點兒也沒錯。聚會上有樂隊演奏著震耳欲聾的音樂，有容光煥發的年輕女孩唱著歌，跳著舞，她們胸口掛著印有選舉口號的小牌子，頭上戴著印了選舉宣傳畫的小帽子，都用淺綠色的藝術字寫著“雷蒙德”的字樣。在舞廳前面，空無一人的演講台兩側，豎著兩張三米高的雷蒙德的巨幅照片。我在舞廳裡來回穿梭，和大家隨意打著招呼，感覺卻糟透了。
七點半，我來到五樓雷蒙德的套房，房間裡到處是幫助過雷蒙德參與競選的人。一個梳妝台上擺著三盤冷菜和幾瓶酒，但我沒有喝。三個房間裡起碼有十台電話，所有的電話都在叮叮作響。
到了這個時候，本地的三家電視台都預測尼可會贏得最終的勝利。拉倫法官手裡拿著一杯威士忌，搖搖晃晃地走過來，嘟嘟囔囔地說著投票後民意調查之類的事。
“這是第一次。”他說，“我看見人還沒倒下，就已經被宣布死亡了。”
雷蒙德卻表現得很冷靜。他坐在最裡面的一間臥室裡，一邊看電視，一邊打電話。當他看見我的時候，掛了電話，走過來，給了我一個擁抱。 “兄弟。”他說。我知道，這句話他今天晚上大概已經在其他人面前重複了十幾次了，但我還是很感動，也很激動，為能夠成為這個悲傷大家族裡的一員。
雷蒙德坐在一張沙發椅上，我坐在他旁邊的腳凳上，一瓶打開了的威士忌放在桌上，還有一個吃了一半的三明治。雷蒙德接著打電話，和拉倫、麥克·杜克、喬·瑞利商量著什麼。我還記得以前，我也是這樣坐在我父親身邊，陪他看電視裡的球賽或是聽收音機裡的賽況直播。我在坐到他旁邊之前，總是先要徵求他的同意，那是我們父子之間最溫情的時光。我長大一些後，父親喝啤酒的時候，還會時不時把啤酒遞給我，有時我們也會大聲對球賽評頭論足一番。
最後，話題終於談到瞭如何上演最後的謝幕。雷蒙德是先應該和尼可談談，還是應該先下樓對他的忠實擁護者說幾句？他們決定，還是先和尼可談談。麥克說，雷蒙德應該給尼可打個電話。喬說，發個短信就行了。
“管它呢。”雷蒙德說，“尼可就在街對面。我直接過去，和他握握手就行了。”他讓拉倫去安排他和尼可的會面和演講，然後回到這裡，接受媒體記者一對一的採訪。他讓梅可把採訪都安排在九點半前後，然後，他會在十點接受斯坦利的現場直播採訪。
直到這時，我才發現梅可也在房間裡，她坐在背對我們的一張椅子上，轉過身，對我說了兩個字：“傷心。”
雷蒙德說想和我私下聊聊，我們便走進了更衣室，更衣室位於兩個臥室中間，裡面是一個帶大衣櫃的洗漱間。
“你怎麼樣？”我問。
“還不算太糟，但我會撐下去的。你聽好。”雷蒙德說，“我那天跟你提過的那件事，我去見尼可的時候，會主動提出辭職。我不想再聽什麼廢話了，我也不想讓人覺得我賴著不走。尼可既然這麼想當檢察長，那就讓他當吧。只要金德區的區長同意，他想當什麼都可以。”這真是搞笑。波爾卡羅就是區長，他還是黨內主席，同時還是市長，這個傢伙的頭銜比國際公司老總的頭銜還多。
我告訴雷蒙德，他做的這個決定很明智。我們看著對方。
“我應該向你道歉，拉斯迪。”雷蒙德說，“如果說要我選一個副檢察長接任，你知道，我絕對會選你。我當初就不應該自己參選，應該推舉你的。只是那些人逼我逼得太緊，都讓我再試一把。”
我擺擺手，搖搖頭，沒有讓他繼續說下去。
拉倫把頭伸進房間。
“我剛剛正在跟拉斯迪說。”雷蒙德告訴他，“我一開始就不應該繼續參選，我應該把這個機會讓給他。他是新面孔，又是事業有成的檢察官，不是政治圈裡的人，本應該是大有希望的。你認為呢？”
“嘿。”拉倫法官說，“你再接著說，我很快就會同意你的觀點。”
我們都笑了。
拉倫匯報了他同尼可那邊協商的結果，而和他協商的人正是湯米·莫爾托，他今晚作為尼可重要的第二副手，又重新出現了。他們不想在今晚進行面對面的會談，而是希望安排在明天早上。
“早上十點。”拉倫說，“他就這麼跟我說的，連我的意見都沒問一下。他還說，請確保只有雷蒙德一個人。他就是一個小人，還那麼神氣活現的，你說呢？”拉倫花了好一會兒才平息自己的怒氣，“你現在就應該給尼可打電話，說你不干了。當然，還是要等你自己準備好以後。”
雷蒙德把拉倫手中的威士忌拿過去，喝了一大口。
“我已經準備好了。”他說。
看來一切到此為止了。我不想再聽下去，回到了舞廳。
在吧台附近，我碰到了喬治·梅森，他是雷蒙德的一個老朋友。他已經喝醉了，周圍的人群把我們倆推來擠去。
“好多人啊！”他對我說。
“他在職期間工作很出色。”喬治說，“你們都應該為他感到驕傲。”
“我們確實為他感到驕傲。”我說，“我反正是的。”
“所以，你打算以後怎麼辦呢？去當私人律師？”
“可能會做一段時間吧，我猜。”
“會接刑事案件嗎？”
我告訴喬治，有可能，我會看看再說。喬治給了我他的名片，讓我有空給他打電話。他說他認識一些人，我可以去找那些人談談。
二十分鐘後，雷蒙德來到了舞廳。電視台的記者們衝到他前面，紛紛舉起手中的攝像機、聚光燈、麥克風，讓人都快看不到雷蒙德的臉了。雷蒙德一邊微笑，一邊揮手。他的兩個女兒和他一起站在舞台上，樂隊正在演奏愛爾蘭的吉格舞曲。雷蒙德說了三遍“謝謝大家”，才讓人群安靜下來。就在這時，一個人抓住我的胳膊，是利普蘭澤。他大概是擠過了重重的人群才找到我，看上去一臉不高興。舞廳裡有人跺腳，有人尖叫，有人吹口哨，有些站在後面的傢伙還開始跳起了舞。噪音太大了，我們沒法談話。利普蘭澤做了個手勢，讓我到外面去說，我跟著他朝出口走去。沒想到一走出來，外面竟然是一條小巷。利普蘭澤走到了一個路燈下面，停住腳步。他面沉似水、憂心忡忡，太陽穴旁邊的汗滴在路燈下閃閃發亮。從我站的地方，可以聽見雷蒙德在舞廳裡面說話的聲音，但聽不清具體內容。
“這太奇怪了。”利普蘭澤說，“警局裡很不對勁，非常不對勁。”
“怎麼說？”
“我也不知道。”他說，“但我已經很多年都沒有這種感覺了。我接到通知，說讓我明天早上八點去莫拉諾的辦公室接受問話，問話的人是莫爾托，這就是通知的全部。不是去談話，不是去討論，是去接受問話，像要調查我一樣。另外，還有一件事。我晚上回去的時候，他們告訴我，施密德已經拿走了我這裡所有關於卡洛琳的檔案資料。他們說，如果我有什麼問題，直接去找施密德。”
“似乎他們不再讓你負責這個案子了。”
“好像是這麼回事。”他說，“還有一件事。我是在五點之前就已經在北區分局了，這個通知是我六點半左右收到的，你看我在那邊找到了什麼。”
他把手伸進外套裡的襯衫口袋，拿出四五張資料和文件的複印件。案子的編號我一眼就認了出來，正是三十二區分局丟失的那一份檔案。第一張紙上是案子封面的複印件，上面寫著：對尼奧·威爾斯的公訴書。罪名是公眾場合行為不端，時間是九年前七月的一天，結果是法庭宣布撤銷起訴。
“終於找到了。”我大聲說。
“看這一頁。”利普蘭澤對我說。那是一張判決記錄。在本州，被告如果只是犯了很輕的過錯，那麼他只要在一張保證書上簽名，就可以免交保釋金，獲得釋放。但他必須保證，如果再犯，願意支付按照法律規定不少於五千美元的罰款。從這以後，他必須不能再犯任何錯誤，並且每週要通過電話向法庭的保釋官匯報情況。從尼奧的判決記錄來看，他要匯報的人正是卡洛琳·波爾希莫斯，記錄上還寫著卡洛琳的名字和電話號碼。
“等等，還有更精彩的。”他把最後一張紙扯出來，是一張法庭記錄的複印件，即撤銷該案的登記表。最上面，用大字寫著“撤案決議”。簽署決議的是在任的檢察官——“金德區檢察長，雷蒙德·霍根”，他的名字印在表格的最下方，處理該案的檢察官還要在空白處簽名，一開始，我沒有看清那個簽名寫的是什麼。後來，我看清楚了，是“莫爾托”。
利普蘭澤和我站在街燈下，愣了一會兒，然後又去看那張紙，我們都沒說話。從酒店里傳來一陣巨大的歡呼聲，然後又聽到樂隊開始演奏了。 “是《愛爾蘭人的笑眼》那首歌。”看來，雷蒙德已經接受了失敗的命運。
我想安慰利普蘭澤。我告訴他，堅持下去，目前還不能確定什麼。
“你拿著這個。”他把那些複印件從文件夾裡都拿了出來。
我朝舞廳走回去。利普蘭澤一個人走了，他走過巷子裡的垃圾桶和殘磚廢瓦，走進了一片漆黑之中。